窦娥冤的作者是谁

　　窦娥冤的是谁推荐文章1：《窦娥冤》里的蔡婆

　　：孙娟（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元杂剧《窦娥冤》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戏曲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位列我国十大悲剧之首；演艺界亦尊为艺术经典，多种剧种一直反复移植演出；研究者也一直对它怀有很浓的兴趣，几百年来长盛不衰，仅新时期就有200多篇论文；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之前我们解读《窦娥冤》悲剧的原因主要是制度的黑暗、官吏的贪赃枉法、地痞流氓的猖狂和封建礼教的束缚等。近年来，人们讨论《窦娥冤》的证据和法理问题，并引发了一些争论。大家普遍认为，当时的审讯方式和没有强有力的自然科学技术、实证科学研究传统与职业传统的支持，悲剧是必然的；也有人认为，对于借助鬼神来作为裁判的依据，丧失了法律的独立性。但是，无论是法学家还是文学史家，在研究《窦娥冤》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蔡婆，把她作为弱者看待而深深地同情她。实际上，蔡婆才是这个悲剧的起因。

　　我们知道《窦娥冤》的第一个也是很关键的焦点是高利贷。楔子里说：“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窦秀才只说贫难，没得还我。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显然剧作家也是将蔡婆放高利贷作为故事的起因。窦天章因为不愿错过三年一次的科举，不得已借蔡婆的高利贷；又因为还不上蔡婆的高利贷，才忍痛将女儿卖给蔡婆八岁的儿子作童养媳，所以才有后来的悲剧发生。

　　元代放高利贷是合法的，放贷者里有商人、军官等个人，也有书院、寺观等集体。由于利益诱人，所以放高利贷的风气很普遍。但元代高利贷的利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元英宗时代修订的《大元通制》以及《明史·刑法志》上明确指出：“举贷于民者，取与俱罪之。诸称贷钱谷，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息，有辄取赢于人，或转换契券，息上加息，或占人牛马财产，夺人子女以为奴婢者，重加之罪，仍偿多取之息，其本息没官。诸典质，不设正库，不立信帖，违例取息者，禁之。”一本一息就是按借款金额的10%支付利息。但是我们看蔡婆的利息，是百分之二百，借二十两，要还四十两，这样的放贷明显违法。而且看上窦天章的女儿，提出作为交换要窦娥作童养媳，属于夺人女儿，连窦天章自己也说好似卖女儿一般。按照法律规定，罪上加罪，应该严惩。

　　不仅如此，蔡婆在道德上也有明显问题：当窦娥心疼她违心承认下毒以后，她采取默认态度，一言不发，和窦娥“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形成鲜明对比。轻易代窦娥答应张驴儿父子的婚事，说什么喜事冲冲的，而和张驴儿父亲厮混在一起。当蔡婆出现怀孕征兆的时候，如打呕、想吃羊肚汤等，客观上刺激了张驴儿，也给张驴儿提供了下毒的机会，所以蔡婆在法律上有罪，道德上有明显过错。

　　梼杌太守贪污受贿、严刑逼供，是案件的裁定者，也是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张驴儿父子为非作歹、抢劫投毒，也是悲剧的参与者和制造者。梼杌太守接受张驴儿的贿赂，贪赃枉法，内外勾结，固然在程序上、法理上有值得指责的地方，在证据上的处理也明显违法。

　　《元史·刑法志》说：“诸有毒之药，非医人辄相卖买，致伤人命者，买者卖者皆处死。不曾伤人者，各杖六十七，仍追至元钞一百两，与告人充赏。不通医术，制合伪药，于市井贷卖者，禁之。”作为毒死张驴儿父亲的毒药是哪里来的？按照元代的法律，需要搞清楚，致死人命，应该买者卖者皆处死，但是梼杌太守完全不问毒药的，直接判处窦娥死刑，明显贪赃枉法。

　　我国从西周开始实行秋决制度，但元代没有这样的讲究，而是规定及时处决，直到后期才规定需要有司推问。《新元史·刑法志》说：“宪宗时，世祖在潜邸。驻跸桓、抚二州，燕京断事官伊啰斡齐与布智儿等，一日杀二十八人……及即位，颁建元诏书内一款：凡犯罪至死者，如府州审问狱成，便行处断，则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案牍繁冗，须臾断决，万一差误，人命至重，悔将何及。肤实哀之。今后凡有死刑，仰所在有司推问得实，具情事始末及断定招款，申宣抚司再行审复无疑，呈中书省奏闻，待处决。中统四年，中书省奏准条画：鞠、勘罪囚，仰达鲁花赤、管民官一同研问，不得转委通事、必阇赤人等推勘……”由此可以看出，元代处决犯人并没有时间规定，所以六月处决符合法律。

　　窦娥临死前发了三桩愿：“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结果显示，窦娥的这三桩誓愿都应验了。这三桩誓愿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也是古代人们表达冤枉时习见的方式。和窦天章断案苦于没有证据时鬼魂登场一样，利用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虚构，一方面是中国古代承认鬼神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古代天罚神断传统的延续，所以在当时没有什么瑕疵。戏剧的题目叫作《感天动地窦娥冤》，中国人信奉天人感应，认为人世间的事都会在天象上表示出来，窦娥冤感天六月里飞雪，动地楚州三年不下雨，正好和题目切合。感天动地实际上是对梼杌太守和整个楚州的惩罚。之所以用白色，因为殷商以来，白色就表示庄重、严肃和纯洁。

　　中国的诗歌、戏剧、小说的悲剧在末了往往出人意料地体现出美好的结局，譬如《孔雀东南飞》之化鸟，《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等，成为中国文学的特色。

　　《光明日》（ 2020年03月16日13版）

　　窦娥冤的是谁推荐文章2：《窦娥冤》：一个男权文化中无法避免的悲剧

　　《窦娥冤》是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主要讲述的是窦端云(卖给蔡婆婆以后改名为窦娥）苦难而又短暂的一生。

　　窦娥的悲剧，我想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她最终不得不死的悲剧结局，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叫“男权文化”。

　　这种男权文化，让窦娥一次又一次无法逃离死亡的指引。男权文化下，窦娥的悲剧无法避免。且看：

为了前程窦天章卖女——窦娥是追求功名的垫脚石和牺牲品。

　　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窦天章对功名有着一份天然的痴迷心。满腹经纶的窦天章，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科考时是非常意难平的——“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争奈时运不通，功名未遂”“况如今春榜动……正待上朝取应，又苦盘缠缺少”。因此他最终把女儿送给蔡婆婆作童养媳，这样一来抵消了他之前同蔡婆婆借的高利贷；二来“亲家”蔡婆婆会再送给他些许盘缠支持他进京赶考。

　　在卖女这件事上，作为父亲的窦天章虽然有纠结（“儿呀！我也是出于无奈”“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得亲儿在两处分”），但是在封建男权文化中男子还是要光宗耀祖的，而考取功名是下层男子比较容易走的那条路。为了实现作为男人的价值，在亲情和功名的抉择中，窦天章选择了后者。

　　从封建男子价值实现角度看，窦天章是非常优秀的，他后来考取了功名并做了大官；而从父亲的这一角色角度看，窦天章可以说是非常自私的，他用女儿一生的幸福做筹码换的锦绣前程，而他的这个自私的选择为窦娥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

失位的丈夫——年轻的寡妇注定一生悲剧

　　被卖入蔡婆婆家里的窦娥，就像一个人不能选择出身一样，她的婚恋生活也是不由她自己选择的。窦娥自七岁卖与蔡婆婆，十七岁与其子成婚，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至于窦娥的婚姻生活是否如意，关汉卿没有做交代，一来是因为杂剧体制短小（一本四折一楔子），不容太多旁枝蔓延；二来作品的用意在于突出窦娥被冤，因此情节也多集中于此。但是窦娥丈夫早逝，窦娥与放高利贷的婆婆相依为命，即便没有张驴儿父子添乱，窦娥婆媳的处境也是相当艰难的。且不说前面蔡婆婆到赛卢医那里收账险些被勒死，来看一下窦娥的唱词：

　　【油葫芦】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偢？

　　窦娥的丈夫，可谓是“活在台词里”的那种人，他虽然没有出场，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的家庭概念中，男性是主体，女人则居于从属的地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窦娥的丈夫，不仅是窦娥的天，也是蔡婆婆的天——蔡婆婆是早年丧夫的。

　　那么，这位家里的顶梁柱的英年早逝，给窦娥婆媳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在男权文化中，女人是要依附于男人才能生活的，尽管蔡婆婆放高利贷看似生活无忧，但是家里没有男人却成为张驴儿父子为霸占窦娥婆媳的不要脸行为的遮羞布。

窦娥的贞洁坚守——封建男权对女性的标准期待

　　在几千年的封建时期，贞洁坚守早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标杆。窦娥不仅要求自己遵守，还对有再嫁想法的婆婆加以阻拦，成为贞洁观的自觉遵守者与坚决维护者。当窦娥看到婆婆要招张驴儿父子上门时，她的许多唱词中充满了尖酸刻薄：“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张驴儿设计毒死蔡婆婆未遂，反倒害死了自己的父亲时，根本来不及悲伤就立刻想到新点子占有窦娥。假惺惺的张驴儿询问窦娥这场杀人案究竟是想要“官休”还是“私休”，所谓官休，就是张驴儿要告窦娥，而私休就是窦娥嫁与张驴儿以此抵消。窦娥这样回绝：“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

　　男权文化中，女性的贞洁坚守不仅是一种道德，甚至成为男性对女性美的期待的组成部分。你看，义正言辞拒绝的窦娥在张驴儿眼中反而更具魅力——“美妇人我见过万千向外，不似这小妮子生得十分惫赖”“我今生今世不要她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

窦娥冤案的前前后后——男权话语的集中体现

　　面对张驴儿的诬赖和逼婚, 窦娥选择见官, 可是在男权的高压控制下, 她的话语权微乎其微。

　　张驴儿的几句话就让赛卢医（卖给张驴儿毒药的那位）成了证人，同属男性阶级的楚州太守桃杌一味听从张驴儿、赛卢医的诬陷, 对于窦娥的诉冤置若罔闻，进而言行逼供。甚至后来所谓“清官”窦天章初次接触这个案子的时候，不等窦娥的魂魄辩解首先斥责了一番。封建时期的女子的话语权可见一斑。

　　面对太守的严刑拷打，窦娥依然相信只要自己不招认，正义还是会战胜邪恶的。（见第二折：“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得我肉都飞，血淋漓！”)而男权统治者太守说如果她不认罪便要打蔡婆婆时，窦娥便坚持不住了，最终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取婆婆的安全。

　　后来窦天章成为了“清官”，窦娥的魂魄便刻意让父亲审阅她的案卷，最终案件得以重新审理，窦娥终于得到了清白。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案件的前后，可以看出当时的法治环境特别恶劣，只能寄希望于人治。而人治之人，也是男人，窦娥的亲生父亲。可见，男权社会中, 女子的抗争只能借助于男性力量才能取得胜利。

　　至于窦娥死前一定要发那三桩誓愿——“血溅白练”“飞雪六月”“亢旱三年”，借助非现实力量表示自己的反抗、证明自己的清白，无非是对着现实失望到底，“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的悖论一直纠结在她脑海中：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因此她只能寄希望于往生——这辈子一定要是清白的，来生或许就不会如此苦命了。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在对现世生活的种种失望下，她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渺茫的来世，这是在精神麻木之下选择的一种“解脱”方式。

　　而从本质上看, 窦娥的誓言最终也不过是仅仅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张驴儿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从根本上说其实并没有动摇到男权文化的统治地位。誓愿的实现与窦天章最终为她翻案也不代表窦娥果然就是胜利了, 因为，她是没有逃离死亡的命运的。

　　可以说，窦娥之冤是在封建男权文化中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窦娥冤的是谁推荐文章3：窦娥冤，她死前为何发下毒誓：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

　　窦娥是元朝剧作家关汉卿的作品《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的人物，窦娥在剧中是一位善良、朴实，但是一生又充满了命运悲剧的底层妇女。

　　《窦娥冤》是关汉卿一生最为杰出和脍炙人口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悲剧作品演绎的极致。故事本身取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

　　关汉卿通过剧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乃至无以复加，让元蒙统治下现实社会的残酷、混乱与黑暗昭然若揭。

　　

《窦娥冤》的主要故事情节

　　窦娥自幼丧母，其父窦天章是一个穷书生。父亲因为上京赶考没有盘缠，无奈将她卖与蔡婆婆家做童养媳。

　　不幸的是，窦娥来到蔡家两年后，丈夫就暴病死去，婆媳二人从此相依为命。

　　当地有个地痞张驴儿，欺负婆媳二人无依无靠，逼迫蔡婆婆嫁给了自己的老爹张老儿，张婆婆性子软弱，最后委曲求全。哪知张驴儿得寸进尺，随后又胁迫窦娥与他成亲。

　　窦娥宁死不屈，痛斥张驴儿。张驴儿因此怀恨在心，在窦娥给婆婆做的汤里偷偷下毒，想要毒死蔡婆婆后逼窦娥就范。可是，阴差阳错之下，张驴儿毒死了自己的父亲。

　　一计不成的张驴儿恼羞成怒，把杀人之罪栽赃给窦娥，告到了楚州衙门。

　　衙门的知府是个贪官，暗地里收受了张驴儿的贿赂，在衙门里不断折磨窦娥，试图屈打成招。

　　窦娥原本宁死不屈，然而歹毒的知府不惜痛打一把年纪的蔡婆婆，逼得善良、孝顺的窦娥最后含冤招供。

　　在刑场上，临死前，窦娥都有冤无处申，有苦说不出。于是，她发下了三桩毒誓，想让老天爷睁眼，为她辩辩自己的冤屈。这三桩毒誓分别是：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

　　我们可以看出这三桩毒誓的对象由己及人，范围从小到大，程度也是不断递进加深。这三桩毒誓蕴含了太多刻意而为之的寓意。

　　

为什么要发毒誓“血溅白练”？

　　“血溅白练”是窦娥的三桩誓愿中为自己而发的一桩。故事中，窦娥在临刑前对监斩官提出：要一领干净的席子，又要丈二白练（也就是两丈白绫），挂在旗枪上。如果自己真的含冤莫白，刀过头落时所有的热血便都会沾在白练上。

　　窦娥真的有预感死后会血溅白练吗？窦娥自己也不知道。只是通过窦娥在唱词中提到两个典故：苌弘化碧、望帝啼鹃。我们可以看到窦娥在悲剧命运里最后的愿望，她希望死得悲壮，以一个英雄主义的结局来昭示自己的冤屈，就像历史上的苌弘和望帝一样。

　　苌弘化碧的典故出自《庄子·外物》: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

　　春秋时期，苌弘是周敬王的臣子。他忠心侍主，却在政治斗争中遭到诬陷和迫害，被流放到了蜀地。心灰意冷的苌弘为此愤愤不平，最终选择自杀。蜀人为他的耿耿忠心而感动，将他的血藏于柜中，三年后，化为碧玉。

　　望帝啼鹃也是一个类似的典故。相传，战国时期的蜀王杜宇称帝，号望帝。他不舍昼夜，一心治水，为蜀国解决了多年的水患，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他手下的宰相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奸诈之徒。他设计毒死望帝，还夺走了皇后。

　　死后的望帝因含冤而魂魄不散，化为杜鹃鸟，在春日里昼夜悲鸣，直到吐血死去。

　　这两个典故都用来比喻忠贞之人蒙冤致死，窦娥以此自比，希望自己死后能成为一个传奇，好让自己莫大的冤屈昭示天下。

　　

为什么要发毒誓“六月飞雪”？

　　古代的人在骨子里是迷信的，他们敬畏神仙佛祖，敬畏那些超自然的现象。

　　窦娥所处的那个时代充斥着种种政治灰色地带，官吏对底层百姓的欺压永无止境，法律只为有钱的人服务，地痞恶棍在民间大行其道，地狱空荡荡而恶魔在人间。

　　社会制度依然没有公正可言，法律无法捍卫老百姓心中的正义，他们只好把希望寄托给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上苍。超自然的力量的救赎是他们最后一息尚存的希望。

　　因此，窦娥说，希望自己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自己的尸首。

　　一方面，这说明临死前的她对世间是绝望的，她只好带着卑微和愤恨，祈求老天睁眼，还自己一个清白。一方面，雪是纯洁的象征，而她周围的一切都是污秽的。

　　窦娥希望雪能掩埋自己的尸首，也是一种对“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沟渠”的愿望。再者，六月飞雪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如果真的发生，也是影射了这个世界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这也是窦娥在临死前对这个世界的嘲讽。

　　

为什么要发毒誓“大旱三年”？

　　大旱三年是窦娥的三桩誓愿里面最为狠毒，持续时间最久，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桩。

　　在古时候，天灾是比人祸要可怕得多的东西。因为那时候人们对自然科学的很多现象都无法解释，人类创造还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准，因此抵御灾害的能力是很薄弱的。

　　古代当官的人，最害怕的就是遇上天灾。一方面，他们在天灾面前往往束手无策，只能看着百姓身处水深火热。另一方面，对那些贪官污吏而言，一旦遇上这种灾年，他们就无法从百姓身上抽到更多的油水，朝廷也会给他们施加压力。

　　这桩誓愿就体现了窦娥对整个社会的愤恨。地痞张驴儿欺凌弱小固然可恨；知府收受贿赂、助纣为虐则更胜一筹；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完全不讲求公正的社会，做一个好人的信念就这样一点点消解。

　　其实窦娥最初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子，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幸和困顿，她很少抱怨，只是安分守己地和婆婆二人相依为命。并且，她善良到什么地步呢？她在受刑前，还请愿不要让婆婆蔡氏看自己的尸首，因为她怕老人家悲痛。

　　就是这样一个连死都不愿意牵累家人的善良女子最后发出了这样狠毒的誓言，可见当时的社会是多么阴暗，把这样一个心底纯良的女子逼上绝路，不给一个好人一条活路。

　　故事的最后，三桩誓愿全部实现是窦娥反抗的最终结果。这种超现实主义描写手法赋予了这个悲剧掷地有声的力量。窦娥的死也是给世人留下的一曲对抗社会不公和黑暗的回肠荡气的悲歌。

　　END.

　　窦娥冤的是谁推荐文章4：

　　窦娥冤的是谁推荐文章5：说到元曲，你只知道关汉卿的《窦娥冤》？

　　提到元曲，你是不是只知道关汉卿的《窦娥冤》，或者王实甫的《西厢记》？

　　的确，相比起唐诗这样每个人都能脱口而出几个著名诗人或背诵整首诗来说，元曲没有那么流行，大部分人只是知道一些知名的作品。

　　.图片于网络

　　诗词曲分别在中国的唐宋元三代达到其自身发展的顶峰，然“词为诗余，曲为词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可见。

　　文人往往偏爱诗词，较少关注曲，也许是因为“曲”更多的是供舞台演出、平民观赏，多“下里巴人”而少“阳春白雪”之故。不过，曲更率直、更俚俗，没有像诗词那样被完全雅化，这也是它生命活力之所在。

　　小知识

　　广义的曲包括杂剧与散曲。狭义的曲单指散曲。散曲又有套数、小令之分。套数又名套曲，是同一官调中一些相近曲子的连缀以表现一个内容；小令又名“叶儿”，是以一只曲子为表现单位；有的小令还可取同一官调中两三个音律近似的曲调衔接为一首新曲，又称“带过曲”。

　　—— 吴家荣 选编《元曲》

　　作为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元曲除了前文提到的这些名作之外，还有许多散落于民间未被发掘或是并不那么出名的作品。

　　有一本书叫《孤本元明杂剧》，里面收录的元明杂剧有200余种，其中孤本及鲜见之本就有144种。在这之前，当时人们了解的元明杂剧只有几十种，这些作品的发现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本书的出版，却是几经波折：

　　1938年正值全国抗日战争硝烟弥漫之时，沉埋已久的“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重现世间，这一包含了众多孤本元明杂剧作品选本的发现，对中国戏曲研究者来说意义重大。

　　自郑振铎于坊间书肆发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并极力促成出版起，至由张元济亲自主持，郑振铎、王季烈、姜殿扬等参与整理校订，时间跨度三年有余，经历了商务印书馆员工罢工等重重困难，最终将这部珍贵的戏曲选本以《孤本元明杂剧》的面貌推出，创造了现代出版史上戏曲文献整理校订的佳话。

　　一本珍贵的信札集

　　从1938年开始商讨借印到1941年印刷发行期间，张元济与郑振铎、王季烈、丁英桂、姜殿扬等十余人及相关机构写信讨论了整理出版的诸多细节。这些信件，都被收录在《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一书中。信札原书藏于上海图书馆，线装七册，竹纸装裱，存手迹348件、录副122件（含重复者），时间起于1938年6月22日，迄于1941年12月10日。

　　2017年，上海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对原书进行整理考辨，并于2018年再次影印出版《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

　　信札往来者人物简介

　　郑振铎，民国间曾供职商务印书馆、燕京大学、暨南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历官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著名的文学家、收藏家。

　　张元济，曾任南洋公学总理、译书馆馆长，后入商务印书馆，建立编译所和涵芬楼，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1949年以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上海博物馆馆长等。

　　丁英桂，历商务印书馆出版部、图书馆、总务处、业务科等，任善本书保管委员会助管员，为张元济辑印古籍之助手。1949年后，仍从事出版工作，为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主持影印事务，后任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商务印书馆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组组长等。

　　王季烈，民国初曾任京师学务局长，曲学专家。

　　姜殿扬，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时任刊选孤本元明杂剧曲本之编辑、初校工作。

　　——摘选自《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附录

　　想了解《孤本元明杂剧》的出版经历了多少波折，其中又有多少故事？答案都在这本《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里。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商务印书馆 2018年版

　　再版缘起

　　2017年恰逢张元济诞辰150周年及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2017年2月底，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胡坚接到了一份任务，需要将原《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整理明晰，并交由商务印书馆将再次出版这一书籍。

　　从2月底接到任务到5月底交稿，只有短短3个月的时间，胡坚需要将原本杂乱无序的470封信件理顺，考辨信札的写寄时间、写寄人、收受者和写信事由，并按照写寄时间先后编列信札，分析与合并手迹或录副、正件或附件，依信札内容拟写事由项，编制目录和附录等。

　　.胡坚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整理者

　　“难度大，时间紧”是这项工作的最大特点。

　　一封信一般由写寄时间、写寄人、收受者和写信事由组成，看似很简单，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出差错都会导致整封信或事实被曲解。为此，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考证。比如下图中，写寄者落款“龚”，如果你很自然地认为“龚”不就是写寄者的姓氏嘛，那可就要出问题了。

　　这个“龚”字可能是姓，也可能是名，又或者是字。所以到底是谁写的这封信，就要结合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查找相关文献进行考证了。

　　胡坚表示，当一封信的要素都齐全且清楚的时候，他一天可以整理10封信， 但要是碰到像上述这种情况，好几天才能整理出一封信。

　　另外，信件中的手写字及信上的涂改也给考辨工作带来了难度。原信札中还有不少附件散落其中，都需要与相应的信件一一对应起来。

　　.涂改较多的信件

　　治学精神

　　胡坚在本书的《整理前言》中写道，“整理校订、编次提要等方面，为《校剧信札》的主题，所存信札300 余件，约占总数的90%，其中未刊者尤多，研究价值甚高。”

　　关于斟酌书名，就有多封信函往来。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致王季烈函：

　　再書名“孤本”兩字，擬依鄭振鐸君所見，易爲“脈望館”三字。

　　同年八月十二日张元济致王季烈函，说道：

　　前屬館中函陳，擬用“脈望館”三字代擬定“孤本”二字，緣此時不欲發售預約，不能將全部書名發表在此，數月之中或有人將我所選印者忽然印出數種，則於“孤本”二字於出書之時不免有所抵觸。未知卓見以爲可行否？

　　八月十四日丁英桂录王季烈于《破窑记》校样上的附注，以为书名用“脉望馆”有三不妥：

　　標題“孤本”二字改“脈望館”一節，鄙意覺未盡善。此雜劇爲脈望館、絳雲樓、也是園諸家所遞藏，而非脈望館之刊本，僅舉“脈望館”，不足以賅諸藏家，一不妥也。脈望館所藏雜劇不止此數，今僅選印百餘種，而冠以“脈望館”之名，二不妥也。書名當使人人易知，方可暢於行銷，脈望館去今已四百年，惟藏家及研究板本者熟知其名稱，普通喜雜劇傳奇之人未必知也，不如“孤本”二字之足以使人注意，三不妥也。請諸君再細酌之。

　　.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丁英桂录王季烈于《破窑记》校样上的附注

　　严谨的治学态度从这些信函中便可略见一二。此外，还有关于商借立约等方面的往来信函，让我们看到了整理者工作的邃密以及出版家和学者高度的敬业精神与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强烈责任感。

　　信札，真实生活的反映书信，自然也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胡坚说，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不少信函都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比如下面这一封，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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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音字表〉打成清本及挍史餘硃，均承任心翁同日先後送到。此等朱錠大概舊製者，方法、工料均精。現購於市者，年不如年，以料惡工粗、膠重性暴，損筆易禿，半由不善調朱，膠固於筆，半由洋帋損鋒，一掃即成退筆。

　　信中讨论朱砂制的墨锭好不好，新的好还是老的好？笔又怎样？就像我们说以前的圆珠笔容易漏油，不好写，现在工艺精进了，圆珠笔写起来更顺滑。生活细节和时代的发展都在信件中展现出来。

　　你还能看到当时的邮戳和信纸的样式等等。

　　.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王季烈致张元济函

　　书中可以了解到20世纪30、40 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时局世态，这些都是中国出版史、文学史和社会史等研究领域的宝贵资料。

　　推荐理由

　　2018年版《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由商务印书馆合并为一函六册、以线装形式影印出版。内容与原书一致，无增减。

　　书中谈及对元明杂剧的探讨并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因此对中国戏曲和历史有研究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从这3年多的往来信函中，我们能看到当时社会生活的细节，近距离地了解张元济等大家；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战争烽火中想方设法抢救珍贵古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的重大贡献。

　　古籍是历史和文化的智慧结晶，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本书的再版，亦是对古籍的一种保护。

　　2018版《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以线装形式出版，内页为宣纸，装帧精良。喜欢古籍和装帧的朋友，也不妨前来翻阅。

　　介绍了这么多，如果你想对这本书有更多了解的话，欢迎来上海图书馆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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