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什么体

　　文心雕龙是什么体推荐文章1：回味经典 | 多次被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文心雕龙》是本什么书

　　回味经典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重读经典著作，坚持在读书学习中夯实理论功底、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增强看家本领……浙江党建特辟专栏《回味经典》，撷取部分经典著作、学习体会、摘编精华、读书笔记等，和每一位党员干部进行重温交流，汲取思想力量，更好地指导实践。

　　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文心雕龙》中的名言来说明文艺创作的规律和指导思想。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文艺精品奉献人民。什么是精品？如何锤炼精品？刘勰《文心雕龙》中崇尚文学精品的文论思想，对于今天锻造文艺精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心雕龙》是南北朝时期梁代作家刘勰创作的一部体系完整、结构严谨、形式优美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共50篇，系统地探寻了文学的起源和本质，分析了各类文体的特征，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文心雕龙》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和优美的表现形式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了一门蔚为壮观的学问，号称“龙学”。

　　作家风格之“精约”

　　刘勰崇尚“精约”的作家风格。什么是“精约”？“精约”之“精”并非单纯的“少”，而是从“多”中提取、结晶、熔炼出来的“少”。“精约”之“约”亦非单纯的简单，而是包含着精华的简明、简洁、简约。两者合在一起，“精约”包含有“至精、至简，至明、至微”的意思。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个性不同，文章风格也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色和魅力。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刘勰将作家的风格分为八类：“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八种风格是无数种风格的八类代表，各种风格都可以归入这八类之中。有学者认为八种风格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如黄侃说：“彦和之意，八体并陈，文状不同，而皆能成体，了无轻重之见存于其间……略举畛封，本无轩轾。”刘勰虽然承认八种风格存在的合理性，但“心里还是有一杆秤”，对于“八体”的态度有所差别，不喜欢“繁缛”和“轻靡”，对于“精约”却“情有独钟”。刘勰解释说：“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在语言表达上，核实字义、节省字句，对事物的剖析准确、细致入微。引申开来，“精约”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语言表达尽可能丰富充实的思想内容，用简洁、精炼的形式表达精深的思想内涵，是内容充实和形式简洁的结合体。刘勰在《宗经》篇这样评价经书：“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辞约而旨丰”就是“文辞简约，意蕴丰富”。刘勰在《铭箴》篇中说：“义典则弘，文约为美”，就是说：文章的道理正确，才能说服人，文辞简洁精炼才显得优美。无论是从“枢纽论”“文体论”，还是从“创作论”来看，《文心雕龙》论文思想中“尊精贵约”的思想都非常鲜明。

　　思想内容之“精深”

　　刘勰崇尚“精深”的思想内容。他在《原道篇》中说周文王写的繇辞“符采复隐，精义坚深”，即文采丰富含蓄，义理精深。《征圣》篇中形容《周易》时说“四象精义以曲隐”，就是其中的四种卦象义理精深而含蓄曲折；形容圣人的文章说“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就是要求把雅正的语言和精深的含义结合起来使用。他还说，“精理为文，秀气成采”，精深的道理和精秀的文采结合才会形成精品。“义”属于思想内容的范畴，“理”同样属于思想内容的范畴。作家要掌握精深的“义理”需要广博的识见和专注深入的思考。刘勰在《神思》篇中说：“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作家创作既要博采众长，广泛涉猎又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才能锻造出精品。对于艺术创作而言，精深的思想内容源自于对生活丰富的体验、认真观察以及深入地理性思考。没有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思考，没有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没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就不可能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就锻造不出来艺术精品。

　　表现形式之“精炼”

　　刘勰崇尚“精炼”的表现形式。文章内容是“本”，形式是“末”，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刘勰在《情采》篇中详细论证了文章内容和形式之间的本末主次先后顺序。“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形式主义文风的根本问题是颠倒了内容和形式的本末关系，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为情而造文”，而是“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了情感表达的需要而写文章，真情自然流露，形式自然会简约。形式为内容服务，且要契合内容，不能超出内容需要的限度，要精炼。在《风骨》篇中，刘勰说：“炼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鲜明有力，刚健遒劲的感情，精炼的文辞才会形成有“风骨”的文章。文辞不精炼，内容不充实，就会造成“瘠义肥辞，繁杂失统”的现象。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极为不满。为了改变浮华、浮诡的形式主义文风，刘勰“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没有深入体验生活、没有深入思考、没有真情实感，仅仅凭借艺术才能，写作技巧，创作不出伟大的作品。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情感，不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自然就写不出奉献人民，为人民所喜闻乐道的文艺精品。充实的内容、尽善尽美的形式，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文学精品。

　　写作过程之“精雕细琢”

　　刘勰崇尚“精雕细琢”的写作过程。《文心雕龙》之所以取名为“雕龙”，是因为自古以来写文章都要精雕细琢。《序志》云：“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精约”的文章通常不是“急就章”，往往要进行精细地打磨、反复地修饰、适当地增删。《熔裁》篇详细地论述了精雕细琢的道理和方法。“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根据文体的要求炼意；根据内容的需要炼辞，好比用绳墨丈量、用斧头砍斫一样，把多余的内容和形式删除。凡是不能为中心思想内容服务的形式、文辞，都应该毫不留情地忍痛割爱地删去。“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此外，刘勰还在《声律》《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章中，探讨了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推敲声律、运用修辞、使用典故、斟酌字句等问题，体现了刘勰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文学创作过程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瑕疵，有时如白璧微瑕，即便如此，在《指瑕》篇中刘勰主张也要慎之又慎，“斯言一玷，千载弗化”，用语的错误过了千年，也改变不了。

　　文学精品是精深的内容和精炼的形式的完美结合，是作家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最后达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崇尚文学精品的文论思想，对于今天锻造文艺精品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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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是什么体推荐文章2：《文心雕龙》是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

　　：吴中胜（赣南师范大学教授）

　　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目前学界各有分说，意见比较集中的有“魏晋南北朝说”和“南宋说”两种。前者以中山大学的吴承学先生为代表，后者以复旦大学的王水照先生、四川大学的祝尚书先生为代表。这个问题很值得认真讨论，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更关乎中国文章学的本体特征、文体范围及理论体系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定在魏晋南北朝较合适，成立的标志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吴承学先生著《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一书已从文章之士地位的确立、文章论著出现并成熟、文章志与文章总集等几个方面作了论述。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阐述：

　　文章学意义上的“文章”一词的广泛运用。

　　“文章”一词在魏晋以前就大量使用，但内涵复杂，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首次在文章学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郭英德在《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一书中指出，东汉时期人们已明确把诗歌、辞章统称为“文章”。魏晋以后，人们更是广泛地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章”一词了。如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常著文章自娱。”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章”专论。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书名就鲜明标识“文章”一词。据陈书良统计，作为文章学的集大成论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共用“文章”一词26处，除了几处表示“典章制度”“德行”意思外，大多表示“文辞、作品的泛称”“文采、声律”，这是在文章学意义上广泛使用“文章”一词了。

　　高度重视文章艺术。

　　文章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探讨如何写好文章，所以讲文章艺术是文章学的根本要义。魏晋南北朝文论追求文章艺术，辞采要求漂亮，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要求“其遣言也贵妍”（《文赋》），萧统选文的标准是“义归乎翰藻”（《文选序》）。刘勰《文心雕龙》著书的出发点即探究“为文之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即如何写好文章，所以对文章艺术非常重视。刘勰专门设有“丽辞篇”，主张“丽句与深采并流”（《文心雕龙·丽辞篇》），当然这主要是对骈体文的要求。对于其他各式文体，刘勰也强调文采。他说圣贤文章也是讲究文采的：“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文心雕龙·情采篇》）经典为后世文章“树表”“启疆”，是“群言之祖”（《文心雕龙·宗经篇》）。所以，学习圣贤文章，一方面要学其雅正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学其漂亮的辞采。刘勰又设“章句篇”“练字篇”“附会篇”，专门探讨文章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等方面的技巧问题。可以说，重视文章艺术是魏晋南北朝文坛的普遍风气。

　　自成体系的文章学著作。

　　一门学问如果仅仅是散发式的片言只语，那还是处于不自觉的萌芽阶段，只有上升到自成体系的理论层面，才标志着这门学问真正成立。在魏晋以前，《史记》《汉书》等也有不少地方谈及文章，但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不成体系。曹魏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文章学论述。曹丕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中国文章学史上第一篇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任昉的《文章缘起》是专门的文章文体学论著。这些专论虽然篇幅不多，但从其所涉内容来看，俨然是中国文章学的专门论著。据史载，南朝宋明帝刘彧也曾热心撰写文章志：“（帝）好读书，爱文义，在潘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宋史·明帝纪》）也可见当时文坛风气。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体大思精”的文章学巨著，其内容包含文章本体论、文章文体论、文章创作论、文章批评论。哪怕以今天的学术体系标准来衡量，《文心雕龙》也是当之无愧的体系完整严密的文章学理论著作。这是常识，无需赘言。清代纪昀评《文心雕龙》：“论文之书，莫古于是编，亦莫精于是编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20）评论确当。

　　文章学理论及实践的深远影响。

　　一门学问的成立，不仅要看它何时出现，还要看它对当时和后世有没有影响。如果只是曾经出现过，随后销声匿迹，只是昙花一现，那这门学问并没有“立”起来。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世文章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文章（包括骈体文和散文）的兴盛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章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分不开。理论上，比如唐宋古文运动讲文道关系，从“文以明道”到“文以载道”，再到“作文害道”，这实际是《文心雕龙》“道术之辨”的延续。也许有人要问，唐宋古文运动不是反对骈体文吗？其实，唐宋诸大家并不一概否定漂亮文辞，只是反对片面追求华丽辞藻。黄侃说得好：“唐人所不满意，止于大同已后轻艳之词，宋人所诋为俳优，亦裁上及徐、庾，下尽西昆，初非举自古丽辞一概废阁之也。”（《文心雕龙札记》）这跟刘勰“文丽而不淫”（《文心雕龙·宗经篇》）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实践上，说唐代骈体文继承魏晋南北朝，恐怕没有人有异议。但要说唐代散文也传承了魏晋南北朝的艺术基因，认同的人可能不多。其实，古代就有人认识到唐代文章与魏晋南北朝文章的传承关系，这里略举数例以说明之。清代袁枚说：“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选》理者，不独杜少陵也。韩、柳两家文字，其浓厚处，俱从此出。”（《随园诗话》卷七）刘熙载：“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许梿说：“三唐奥窔，未有不胎息六朝者。”（《六朝文挈原序》）上面三人的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唐代文章成就之所以如此之高，离不开魏晋南北朝文章学的滋养。

　　总之，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时代应定在魏晋南北朝，成立的标志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南宋说”弃魏晋南北朝文章学兴盛不顾，也无法合理全面解释唐宋散文兴盛的原因。南宋时期的确出现过一批文章学论著，但只能说是中国文章学的深化和细化，而不是成立。

　　《光明日》（ 2021年05月17日13版）

　　： 光明网-《光明日》

　　文心雕龙是什么体推荐文章3：《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

　　诗性智慧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的经典著作，其思维结构和话语方式最富于民族特色——理性与诗性相结合。《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是由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用“文化遗存”的观念来解释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它可能长期地影响到这些习俗或者技艺如涓涓细流，绵延不绝，从这一代继续传到下一代。它们像巨流一样，一旦为自己冲开一道河床，就成世纪地连续不断流下去。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始文化》）中国文化具有超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几千年来从未发生文化的断层，因而用“文化遗存”的观念来解释中国文化也最恰当。

　　中国文化极富诗性特质，《文心雕龙》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诗性基因，无论在文化资源、思维方式等深层次上，还是在言说方式、话语范畴等表面层次上，都弥漫着浓厚的诗性智慧，主要体现在诗性之源、诗性文体和诗性言说这几个方面。

　　所谓“诗性之源”，《文心雕龙》的开篇《原道篇》，面对“河图”“洛书”这些“玉版金镂”“丹文绿牒”，刘勰自问自答地说：“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对于“人文之元”进行了玄理与诗意的拷问，认为极妙的“神理”主宰着天地之心、万物之文。他的回答空灵活泛，给我们无限遐想的空间。对于《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我们也要问一句：“诗性文心，你从哪里来？”《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当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它是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先民们生产、生活经验的积淀，是中华文化自古就有的诗性禀赋的浸染，诸如阴阳五行、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这些诗性文化因子继继绳绳、代代相传，被刘勰吸纳而化成文心文理。

　　《文心雕龙》书影。资料图片

　　元代至正刻本《文心雕龙》。资料图片

　　所谓“诗性文体”，《文心雕龙》探讨的文体涉及范围很广，大至军国大事，如《祝盟篇》《封禅篇》《檄移篇》所涉及的文体，小至平常日用，如《书记篇》提到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可见，在刘勰心中，文学与生生不息的天地同在，与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同在，与日新日日新的人文世界同在，天文、地文、人文抑或声文、形文、情文，归根结底都是“道之文”。在刘勰看来，文体无论所涉范围大小、地位轻重，每一种都根源于久远深广的文化积淀，都附着有生动鲜活的诗性文化气息。文体即文化，透过文体的生成、运用和文体特征分析，我们可以管窥其中蕴含的久远的诗性文化气息，可以领略到历代文人传承和发展诗性文化的生动景象。这里有诗、乐、舞不分的原生语境，有祭祀等原始宗教文化的印迹，有兵戎、铭刻记事、官府行政的早期形态，总之，透过刘勰“体大思精”的文体逻辑体系，我们可看到《文心雕龙》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诗性光环。

　　所谓“诗性言说”，刘勰用生动的言辞曰：“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篇》）生动的言说不仅言辞要漂亮，而且生发出“意”和“韵”来。限于篇幅，本次讲座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展开。我们主要从文论的生命化、以水喻文、金玉之喻、五官体验性等几个方面来谈《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

　　生命化

　　对天地万物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赞赏和向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而贵生乐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中国哲学十九讲》）这种贵生乐生的文化精神，于中国文化久远深厚的“万物有灵”观念，这一观念在中国文论中广泛存在。

　　作为六世纪以前中国文论的集大成之作，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大量存留着这种文化观念。《文心雕龙·原道篇》开篇就说“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把文学与生生不息的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文化观念的具体体现。在刘勰心目中，天地万物都是生命的存在，与人类文化学所谓的“万物有灵观”有妙合之处。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相生相续，宇宙万物都是活泼泼的生命体。所谓“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宇宙天地间，花草树木、云海河山、飞鸟爬虫、一片叶子、一滴水，甚至一粒沙石，都生机妙流，有情有义，有生命的精灵存在。它们一如人类一样，有生命有情感，这是富于诗性智慧的生动体现。在刘勰心中，天地有“辉光”“神理”在。（《文心雕龙·原道篇》）“鉴周日月，妙极几神”（《文心雕龙·征圣篇》）。《文心雕龙·序志篇》：“肖貌天地”“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把日月比作上天的耳目，把风雷比作上天的声气，这正是维柯所说的“把自己当作衡量宇宙的标准”的诗性思维。（《新科学》）在这里，上天像人一样，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刘勰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情感互赠、心灵互通的过程，所谓“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篇》）既然万物都有生命的精灵，那么作为万物之中最富灵性的文学，继而到最富文学意味的中国文论，其生命化就在情理之中了。

　　钱锺书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的生命化，突出表现在概念术语及思维方式等方面。从概念术语来说，关于人体的基本术语，身外细到毛发，体内深及骨髓，所谓“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文心雕龙·序志篇》）大致都可以在《文心雕龙》中找到。比如“脉”这一概念，《文心雕龙》就有两处用到：“内义脉注。”（《文心雕龙·章句篇》）“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文心雕龙·附会篇》）血脉是人的生命线，也是文章的生命线，所以要求文章血脉贯通，不能堵塞，否则，不通则痛，把文学当作一个义脉贯通、血液畅流的生命体。建立在基本概念和术语人化基础之上的《文心雕龙》，其思维方式更能反映其生命化的倾向。我们这里主要就整体思维略做介绍。以整体思维观照文学，也是《文心雕龙》的一贯理路。刘勰视文学为生命有机整体，所谓“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文心雕龙·章句篇》）在文学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上，刘勰认为，“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文心雕龙·原道篇》）这样看待文学，才真正把握了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实质，才真正把握了文学与天地万物血肉相连的精神纽带，也才真正秉承了人类自从原始社会就有的物我不分的诗性智慧。

　　以水喻文

　　春秋时期老子谈“道”，玄妙之极、无形无名也无法言说。有意思的是，老子还是想方设法用人们最常见的“水”作比，让人们去体道悟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这样，本来无法把握的“道”虽不可言传也大体不难意会了。中国文化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化沃土，古代中国人对水有更深切的理解和体悟。《文心雕龙》以水喻文，就是这种理解和体悟的反映。

　　文学艺术和山水之间本无瓜葛，但在刘勰看来，文学艺术和山水虽异质而同妙，所以《文心雕龙》中有许多以山水喻文的言说。如以“山川焕绮”“泉石激韵”原文章的自然之道（《原道篇》）；以“太山遍雨，河润千里”比经典的广泛影响（《宗经篇》）；以“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说明文学想象跨越时空的特点（《神思篇》）；以“水性虚而沦漪结”来说明“文附质”的道理（《情采篇》）；以“皓如江海”比典籍事类丰赡（《事类篇》）；以“川渎之韫珠玉”“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比“隐之为体”（《隐秀篇》）；以“酌沧波以喻畎浍”喻“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的文学鉴赏道理，以“沿波讨源”以比“披文以入情”的欣赏过程（《知音篇》）；以“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以讽“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位卑多诮”的不公平社会（《程器篇》）；以“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以喻文学“与世推移”的关系（《时序篇》）等。

　　其中又有许多文论范畴、概念如“源”“流”“清”“深”“浅”“渊”“浮”“滥”“润”“溢”“游”等，都是把文学艺术拟水化的暗喻，毫不夸张地说，关于水的基本术语，大多可以在《文心雕龙》中找到。假如孤立地看，这些片言只语似乎随意性很强，不足挂齿；然而我们一旦把它们集中起来，就不难发现这并非随意巧合，而是反映了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思维路向和文学观念，即把水的存在状态，作为文学艺术结构形式的象征，即“以水喻文”。

　　《文心雕龙》从艺术构思、文学风格到审美批评等系列流程都有“以水喻文”的体现。艺术构思上，文学家们要得“江山之助”（《物色篇》），投身于大千世界千山万水的怀抱之中，从中获得山水灵气和创作的冲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神思篇》）水给人们无尽的创作灵感和思想启迪。《文心雕龙》以水喻文，反映了刘勰对自然美的追求，对行云流水、天地运化之妙境的向往，反映了刘勰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与山川自然、天地万物之运行相呼应相沟通的思想。水德与文道相近相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刘勰看来，有某种奇妙的“神似”。文心通水机，文与水，形虽异而心机同。

　　金玉之喻

　　金，从大自然矿物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金属；玉，只是自然界中一种漂亮的石头而已。用许慎《说文解字》的话来说，“玉，石之美。”但在古代中国文化语境中，金玉却被赋予特有的文化品格，成为珍贵永恒价值、至尊至上人格的象征。

　　基于古人漫长久远的金玉崇拜文化语境，《文心雕龙》也喜好以金玉喻文学，许多地方直接用金玉或相关字眼。文学的雕刻琢磨、至尊地位、永恒价值、伦理法度、人格精神等，都可以金玉的特质来作比，从而形成以金玉喻文的独特言说方式。《文心雕龙·原道篇》谈到人文之初时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近乎神话的人文诞生故事，竟然与金玉有不解之缘。这样说来，金和玉是中国最古老的书写材质，参与了古代中国最初的文化建构。在古代中国文化语境中，金玉是可以沟通神灵的；而在古代中国文论的语境中，金玉则是至尊至贵品格的象征。古代中国文化的言说方式中，有一种普遍现象，这就是，凡是世间珍贵之物，都用“金”“玉”喻之。如“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原道篇》）球，指玉磬。又：“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原道篇》）刘勰常用镂金雕玉的生产经验来比喻文章写作，具体体现在生产用词的直接移用和相同的精神追求两大方面。生产用词的移用，显而易见的是“雕”一词。“雕”字本字为“琱”，《尔雅·释器》：“玉谓之雕。”又《说文解字》：“琱，治玉也。”可见，《文心雕龙》书名用“雕”字，有玉生产的文化烙印。《文心雕龙》大量用“雕”一词比拟写作。“雕琢”本是打磨玉器的生产用词，却与文学写作相联系。文学写作，遣词造句，一如一块原生态粗糙石料，经过精雕细刻，却成为人们赏玩珍藏的玉器。《文心雕龙》以玉喻文，更重要的当然不是前述词语的使用，而是相同的精神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永恒价值的追求。因其自然品格的不易变质性，金玉成为后世价值永恒的象征物。人生的永恒价值，是刘勰的不息追求。刘勰说：“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序志篇》）人生有限，文章不朽。生命脆同草木，声名超越金石。刘勰用金玉比文章声名，金玉价值永恒，文章声名流传更久远。（二）完美境界的追求。古代先民们对于玉的打磨、雕琢，体现的是对至美境界的不断追求。《文心雕龙》中的以金玉喻文，也体现了对至美境界的追求。刘勰对于完美作品、美好事物，也常用金玉作比。如“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征圣篇》）“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辨骚篇》）等。《文心雕龙》褒扬美好的事物用金玉，批评不足或有欠缺的事物则用“瑕”“玷”，原意指玉的斑点。一正一反，呈现的都是玉器生产经验和审美体验。正是基于浓郁的金玉崇拜文化传统，刘勰喜好以金玉喻文，把文章写作比作镂金雕玉，以金玉至尊至上品格比拟文学创作的完美追求。《文心雕龙》独特的以金玉喻文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古代中国文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五官体验

　　《文心雕龙》从范畴概念、话语方式到思维方式，都有很强的感觉体验性。

　　《文心雕龙·总术篇》云：“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这里的“视”“听”“味”“芬芳”等概念，原来是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的用语，今引之以论文，似乎文学也视之有色，听之有声，品之有滋味，闻之有香臭。这种五官感觉用语的化用及其思维的体验性最富于原始感觉，也是最富于诗性特征的。

　　眼睛是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眼睛虽小，却能看到整个世界。外部大部分信息是通过视觉被人感知的，所以人对外界的视觉观感类概念也比较多，比如形状、大小、颜色、高低、疏密、肥瘦、远近、方圆等，都是视觉类概念。刘勰正是通过观察天文地理悟出文学之道，《原道篇》就是通过“丽天之象”和“理地之形”来体悟“道之文”，这也是刘勰所谓的“形文”（《情采篇》），这是基于视觉体验的文象。天地万物千变万化，人的视觉体验也丰富多彩。基于道通万物的诗性思维，古代先民们自然把对万物的视觉感受转移用来比拟文学，于是文学也有形有色、有疏有密、有肥有瘦。人们的视觉审美往往比较注意醒目、突出者，所以出类拔萃的作家、作品自然引人注目，评论家们也往往褒奖有加。例如，刘勰多处用“颖”一词称道作家。如“根盛而颖峻”（《文心雕龙·隐秀篇》）、“贾谊才颖”（《文心雕龙·才略篇》）等。颖，就是事物最突出的部分。多彩亮丽的颜色往往招人喜欢，所谓“辩丽本于情性”（《文心雕龙·情采篇》）。《文心雕龙》频频出现“丽”一词，并专门有《丽辞篇》。《体性篇》中所谓“八体”之中就有“壮丽”一体，其尚丽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刘勰推崇“丽”是有原则的，他提倡“雅丽”“清丽”“丽则”，反对过度的“丽”，即所谓“淫丽”“巧丽”“靡丽”“绮丽”“缛丽”“诡丽”等。

　　与视觉体验相比，《文心雕龙》中的听觉体验也很丰富，我们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尚“响”意识。刘勰要求，文学作品用字造句铿锵响亮，《文心雕龙》多处用“响”一词，特别提倡所谓“正响”：“淫辞在曲，正响焉生？”（《乐府篇》）、“黄钟之正响”（《声律篇》），即黄钟大吕之音。刘勰提倡大雅之音，一种充满人间正气的声音，而不是靡靡之音、俚音俗曲。其二，和韵意识。刘勰提倡“中和之响”（《乐府篇》）、“宫商大和”“瑟柱之和”（《声律篇》）、“折之中和，庶保无咎”（《章句篇》）等，都是这一意识的具体体现。

　　味觉方面，《文心雕龙》把人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体验与人们品读诗文的精神体验相结合，使“味”一词既有日常生活的生动体验性又有精神体验的超越性。“味”范畴的主要内涵在《文心雕龙》中都有表现，如《宗经篇》认为五经“余味日新”。其他如“信有遗味”（《史传篇》）、“吟咏滋味”（《声律篇》）、“精味兼载”（《丽辞篇》）等，总之，刘勰希望文学作品要含义丰富、余味无穷，所谓“味飘飘而轻举”是也。（《物色篇》）

　　除了以上视觉、听觉、味觉体验之外，《文心雕龙》中还有其他感觉体验。如“佩之则芬芳”（《总术篇》）、“情采芬芳”（《颂赞篇》）、“《七略》芬菲”（《诸子篇》）等，其中“芬芳”“芬菲”就是嗅觉体验的用词。文论还经常用软、硬、细、粗、轻、重、尖、锐、钝、平等词语，这是触觉体验用语的援用，就不赘例了。总之，《文心雕龙》五官感觉词语的化用可以说是感觉体验性和精微性的完美统一。

　　小结

　　研究《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回到古代文论的诗性语境，理清《文心雕龙》的民族根性、流变脉络及文化品质，探究其民族特色生成的诗性源流，在中西文论平等对话的前提下坚持本土文论的精神实质和诗性所在；从现实价值来说，现代社会中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也一定程度上面临挑战。我们于文学上留恋诗性，时代召唤民族特色，这恐怕也是关注《文心雕龙》诗性智慧的人文情怀和现实立足点。

　　吴中胜 文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教授、全国优秀教师，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江西省“双千计划”人选、赣江英才、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发表论文140多篇。

　　《光明日》（ 2022年03月19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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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更为合乎实际的说法呢？笔者以为，较之“诗文评”和子书说，明清一些学者的认识可能更为符合《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明人张之象论《文心雕龙》有曰：“至其扬榷古今，品藻得失，持独断以定群嚣，证往哲以觉来彦，盖之章程，艺林之准的也。”这里不仅指出其“意笼百家”的特点，更明白无误地肯定其创为新说之功，从而具有继往开来之用；所谓“之章程，艺林之准的”，则具体地确定了《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那就是写作的章程和标准。清人黄叔琳延续了张之象的这一看法，论述更为具体：“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所谓“艺苑之秘宝”，与张之象的定位可谓一脉相承，都肯定了《文心雕龙》作为写作章程的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同时，黄叔琳还特别指出了刘勰“多所折衷”的思维方式及其对“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的特点，从而认为《文心雕龙》乃“缀文之士”的“津逮”，舍此而别无所求，这样的评价自然也就不“与宋、明杂说为伍”了。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则有着流传更广的一段话：“《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这段话言简意赅，历来得到研究者的肯定，因而经常被引用。但笔者以为，章氏论述较为笼统，其中或有未必然者。从《诗品》和《文心雕龙》乃中国文论史上两部最早的专书（即所谓“成书”）而言，章学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仅止于此而已。其“论诗”和“论文”的对比是并不准确的，所谓“《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这样的类比显系未搞清六朝“诗”“文”概念的泛泛之谈。《诗品》确为论“诗”之作，且所论只限于五言诗；而《文心雕龙》所论之“文”，却绝非与“诗”相对而言的“文”，乃是既包括“诗”也包括各种“文”在内的。即使《文心雕龙》中的《明诗》一篇，其论述范围也超出了五言诗，更遑论一部《文心雕龙》了。

　　与章学诚的论述相比，清人谭献《复堂日记》论《文心雕龙》可以说更为精准：“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诗品》之不得不“让能”者，《史通》之所以“失隽”者，盖以其与《文心雕龙》原本不属于一个重量级之谓也。其实，并非一定要比出一个谁高谁低，更不意味着“让能”“失隽”者便无足轻重，而是说它们的论述范围不同，理论性质有异。所谓“寡二少双”者，乃就“文苑之学”而谓也。《文心雕龙》乃是中国古代的“文苑之学”，这个“文”不仅包括“诗”，甚至也涵盖“史”（刘勰分别以《明诗》《史传》论之），因而才有“让能”“失隽”之论；若单就诗论和史论而言，《明诗》《史传》两篇显然是无法与《诗品》《史通》两书相提并论的。章学诚谓《诗品》“思深而意远”，尤其是其“深从六艺溯流别”，这便是刘勰的《明诗》所难以做到的。所以，这里有专论和综论的区别，有刘勰所谓“一隅之解”和“万端之变”（《文心雕龙·知音》）的不同；作为“弥伦群言”（《文心雕龙·序志》）的“文苑之学”，刘勰的《文心雕龙》乃是“寡二少双”的。

　　令人遗憾的是，当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传入中国之后，我们对《文心雕龙》一书的认识渐渐出现了偏差。鲁迅先生《题记一篇》有云：“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这段论述颇类章学诚之说，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肯定和重视，实则仍有不够准确之处。首先，所谓“篇章既富，评骘遂生”，虽其道理并不错，却显然延续了《四库全书》的思路，把《文心雕龙》列入“诗文评”一类。其次，《文心》与《诗学》的对举恰如《文心》与《诗品》的比较，如果后者的比较不确，则前者的对举自然也就未必尽当。诚然，《诗学》不同于《诗品》，并非诗歌之专论，但相比于《文心雕龙》的论述范围，《诗学》之作仍是需要“让能”的。从而，第三，所谓“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这四句用以评价《文心雕龙》则可，用以论说《诗学》则未免言过其实了。

　　鲁迅先生之后，传统的“诗文评”演变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心雕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文学理论或文艺学著作。197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在昆明成立，仅从名称便可看出，中国古代文论已然等同于西方的所谓“文学理论”，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文心雕龙》也就成为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点研究对象。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周扬先生对《文心雕龙》作出了高度评价：“《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它确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一方面是给予了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把《文心雕龙》限定在了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对《文心雕龙》一书性质的认识。显然，较之《文心雕龙》一书的实际，较之刘勰自己的定位，这一认识既非刘咸炘、刘永济等人的子书说，更不是张之象、谭献等明清人的说法了。

　　实际上，《文心雕龙》以“原道”开篇，以“程器”作结，乃取《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意，前者论述从天地之文到人类之文乃自然之道，以此强调“文”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者论述“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强调“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从而明白无误地说明，刘勰著述《文心雕龙》一书的着眼点在于提高人文修养，以便达成“纬军国”“任栋梁”的人生目标，也就是《原道》所谓“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因此，《文心雕龙》的“文”，比今天所谓“文学”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其地位也重要得多。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序志》篇所说的：“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即是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仪节，都离不开这个“文”。如此之“文”，显然不是作为艺术之文学所可范围的了。因此，刘勰固然是在“论文”，《文心雕龙》当然是一部“文论”，却不等于今天的“文学理论”，而是一部中国文化的教科书。我们试读《宗经》篇，刘勰说经典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即恒久不变之至理、永不磨灭之思想，因为它来自对天地自然以及人事运行规律的考察，“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即深入人的灵魂，体现了文章之要义，所谓“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故可以“开学养正，昭明有融”，以至“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犹如“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这一番论述，把中华优秀文化的功效说得透彻而明白，其文化教科书的特点也就昭然若揭了。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戚良德，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17ZDA25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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