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推荐文章1：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毛爷爷的文字好可爱

　　记得2010年左右，我在天涯上追天下霸唱的小说《鬼吹灯》，小说第一部开头说了这样一段话：

　　“盗墓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我当时就觉得这段话特别有趣，忍不住默念几遍，把它背了下来。

　　于是就激发了读下去的兴趣。

　　小说果然精彩得很，奇闻异事，古今怪谈，历史神话，上山下乡，真是看得我欲罢不能，茶饭不思。

　　在那年的暑假，这本书帮我度过了很多燥热的午后和难眠的深夜。

　　那段时间，这本小说和孔二狗的（黑道风云20年》、萧红的《呼兰河传》成为我休闲娱乐三大宝书。

　　几年后才知道，天下霸唱的这段话，并不是他原创，而是改编自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告》中的一段话。

　　文章的原话是：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霸唱不过是将“革命”换成了“盗墓”，立即就让这个小说变得生动可爱起来。

　　我的感触有两个：

　　一是毛主席真有才！

　　诗词自不必说，就是一篇严肃的政论文章都被他说得这样新鲜脱俗，生动可爱。果然，伟人的伟大是多方面的。

　　第二，这段话可以作为很多文章的开头。

　　我们只需要像霸唱那样把“革命”换成任何一个他想表示的工作的词，比喻“做快递”“刑侦工作”“做早点”“建房子”“开饭店”“考大学”……放在文章开头，都很自然流畅，而且会立刻让文章生动、鲜活起来。

　　闲来无事，信笔写来。没有主题，不成体统。

　　海涵海涵！见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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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推荐文章2：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选》中的斗争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句话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告》中所提出的著名论述，用以强调革命的激烈性质和斗争的必要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光听就带着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它简单明了，却蕴含深刻哲理。放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解读，不仅仅是政治层面，更是人生的思考、行动的准则，以及对世界本质的认识。

　　

1. 革命的本质：从舒适中跳出来

　　“请客吃饭”是我们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事情。温馨的饭桌，客气的寒暄，大家客随主便，这是一种舒适、从容的社交状态。而毛泽东的这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直接把革命的本质划了个大叉——革命从来不可能是舒舒服服的，也不可能是体面优雅的。

　　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种哲学：一切改变都是痛苦的，一切创造都是伴随破坏的。生活中，当你想改变现状，比如跳槽、创业、减肥、学习一项新技能，这些事情是不是都充满了挑战和痛苦？想象一下你每天熬夜学习新东西，还是想着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日子，有哪一天会像在家追剧那么轻松？没有！改变的过程从来是撕裂的、不舒适的。这个道理，正是革命的本质。

　　

2. 阶级对立：旧规则的打破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句话直接点明了革命的终极目标——打破旧有规则。旧的东西总是“看起来”顺理成章，它们根深蒂固，可能是社会制度，也可能是你脑子里的固有观念。

　　但是要知道，任何新生事物想要诞生，旧的东西必须让位。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科技进步，无数新产品、新技术在颠覆老产业，比如电子商务让传统零售业逐渐式微、人工智能正在取代部分体力劳动甚至脑力劳动。这一切的背后，不也是一种“革命”吗？破旧立新是规律，但“破”的过程必然带来摩擦、阵痛，甚至剧烈的冲突。

　　

3. 行动哲学：温良恭俭让行不通

　　毛泽东强调，革命不是“文质彬彬”的事，也不是“温良恭俭让”的事。这句话在哲学上说的是什么？是行动的直接性和果敢性。很多时候，我们总是陷入“完美主义陷阱”——纠结于一切细节，害怕冒犯别人，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我们希望每件事都按部就班，不出差错，但结果往往是停滞不前。

　　试想一下，一个人想追求梦想，却每天坐在办公室“等机会”；一个企业想创新，但害怕失败而不敢冒险；一段关系需要改变，但双方都不愿迈出第一步。这些例子，不都是“请客吃饭”式的假和平吗？革命教给我们的是：与其担心失去，不如直接行动。

　　

4. 现实意义：革命精神永不过时

　　今天，这句话还能教会我们什么？革命的背景虽然是阶级斗争，但“革命”的内涵已经超越了时代和领域。放到当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革命”。

　　在个人成长上：想要突破自我，就得有勇气改变，拒绝妥协。比如，你长期被一份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但又害怕辞职后的不确定性，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一场“心理革命”——摒弃对稳定的迷恋，勇敢去追求理想。

　　在社会层面上：面对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敢于发声、敢于行动。这种革命精神体现在无数普通人的努力中，比如推动环境保护、推动社会改革，这些并非靠“温温吞吞”的谈判能实现的，而是靠坚定不移的行动。

　　在文化层面上：每一种新潮流的崛起，背后都是对传统的颠覆和重构。比如短视频时代的到来，它一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倒逼了各行业转型。这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文化变革。

　　

5. 我们每个人的革命使命

　　最后，毛泽东这段话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指出了改变本质的不可逃避性。你可以选择不参与，但你无法逃避革命的结果。革命，不仅仅是推翻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更是一种敢于突破现状、改造世界的态度。

　　对每个人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提醒我们：不舒适才是生活的常态，拒绝躺平，拒绝逃避，用行动去创造自己的世界。无论是学习一项新技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还是直面难题，都要有一股革命的劲头——哪怕流血流汗，也要走向新生。

　　这句很有力量的名言不仅属于毛泽东那个时代，也属于每一个渴望改变的人。它告诉我们，改变从来不会是平和的、舒适的，它是一个打破平衡、重新构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勇气、行动力，还有敢于“撕裂”的革命精神。

　　人生的每一步，都可以是一场革命。只要我们有勇气迈出那一步，愿意去付出代价，未来的世界，就会因为我们的“革命”，焕然一新。#毛泽东诞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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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推荐文章3：孙中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没钱连饭都请不起

　　1905年东京赤坂区的一间和室里，孙中山掏出一叠泛黄的电汇款单铺在榻榻米上。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骨干看着这些来自旧金山、槟城、河内的凭证，终于低下骄傲的头颅。他们开始明白为何这个被清廷悬赏30万两的"孙大炮"能屡败屡战。此刻，革命的理想主义第一次与生存现实主义正面相撞。

　　这不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浪漫革命，而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资本游戏。当慈禧太后用白银买他人头时，孙中山用更强大的筹款能力为革命续命。他的故事证明：

　　改变世界不仅需要理想，更需要让理想落地的面包。

　　

一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房间里坐着卖杂货的邓荫南、养牛的孙眉、教书的许直臣——这群华侨不是天生的革命家，而是精明的生意人。

　　据《革命逸史》记载，孙中山当时承诺，"每捐1美元，将来可抵10元国债。"随后的时间里，邓荫南抵押店铺捐出1.3万美元（相当于今35万美元），孙眉后来还把牧场牛羊尽数变卖。这群华侨押注的不仅是革命，更是一场高风险投资。

　　后来，南京临时政府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早期投资者确实获得5倍收益。

　　这种将革命证券化的智慧，比华尔街早醒了半个世纪。

　　

二

　　1896年伦敦的清使馆绑架事件，本是孙中山流亡生涯的至暗时刻。但当英国老师康德黎将事件捅上《地球》头版后，剧情陡然反转——这个东方革命者突然成了国际媒体宠儿。

　　日本黑龙会的内田良平看到道，连夜带着三井财阀的资助承诺渡海而来；加拿大致公堂收到孙中山写成的《伦敦蒙难记》后，当月汇款激增300%……

　　孙中山借势推出"革命优先股"：承诺资助者未来可享关税特权。

　　这种将政治危机转化为融资契机的操作，连当代危机公关专家都要叹服。

　　

三

　　190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街头亲自兜售"金币券"。这种面值10-1000美元的债券（实物现存台北国父纪念馆），印着"中华民国元年"字样，防伪技术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亲自监督。

　　据《华侨革命开国史》记载，越南米商黄景南，每天收摊后把零钱倒进陶罐，两年攒下8000银元全数捐献。

　　这些散落全球的"蚂蚁雄兵"，在1911年前累计贡献140万港元（相当于清廷年收入的0.5%）。

　　孙中山深谙"流量池"运营之道：给捐款者颁发"优先国民"勋章，定期寄送革命明信片，把单向输血变成双向情感联结。

　　

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枪响时，孙中山正在丹佛中餐馆刷盘子。但历史给理想主义者留了后门——他凭借多年积累的信用额度，三通电调动巨资：

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0万日元（抵押品是想象中的国家海关，见《日本外交文书》）致电南洋陈嘉庚24小时内筹得20万新加坡元提取香港韦玉账户的秘密存款

　　这种"空手套白狼"的胆识，让袁世凯都发电惊叹：

　　"孙文实乃支那第一融资高手。"（《袁世凯未刊书信》）

　　最让人值得敬佩的是，孙中山执掌南京临时政府时经手千万两白银，个人账户却常年不足百元。1912年辞职时，他留给继任者的不是债务而是信用资产：用个人声誉担保的外债，后来成为北洋政府唯一承认的合法借款。

　　

五

　　站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的保险柜前，看着那些泛黄的借款凭证，突然明白这个"理想主义创业者"的现代性。当代创业者总抱怨"资本寒冬"，却忘了孙中山在真刀真枪的寒冬里，用华侨网络对抗清廷，用伦敦蒙难记当路演PPT，用身家性命作信用担保。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预言中国将成为全球资本枢纽时，或许早已参透：

　　伟大事业需要两种燃料——燃烧理想的激情，与照亮现实的资金。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没钱连饭都请不起。孙中山踏踏实实的筹款为革命续命、为革命蓄力，在今天的启示再直白不过：

想改变世界？先学会为理想定价。会讲故事很重要，会算账更重要。

　　那个总被嘲笑"孙大炮"的理想主义者，最终用真金白银炸开了千年帝制。这提醒每个心怀星辰的人：

　　通往星辰的路上，记得备好燃油和计算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推荐文章4：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推荐文章5：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参加过“挺进大别山”的老战士说，挺进大别山的困难，超过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也超过了抗美援朝。

　　

01

　　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能掐会算，预知一切，羽扇纶巾，轻轻松松就能打败各路敌人。对这种描写，鲁迅先生很不以为然，认为太过夸张。他说：《三国演义》简直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无所不知，料事如神，一切尽在掌握，这不但不是智慧，反而有了“妖气”。

　　常见的中国革命史叙述似乎有类似问题。在这些叙述中，革命固然有种种艰难险阻，但革命者似乎已经预知了最后的胜利，所以，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们。无论多么困难，革命者都能神奇地找到正确道路，他们要做的，只是在正确道路上坚持走下去，一直走到革命胜利。

　　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会知道，实际做事时，最困扰人的，恰恰是“我正在走的路是对的么？我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么？”如果能确定方向是正确的，必将通往最终的胜利，那么，很多人都不在乎艰难险阻。但问题就在于，根本没人能确定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于是，也就不能确定自己的付出和牺牲，到底是英勇顽强，还是在冒傻气。

　　革命、解放的大方向，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那只是遥远的大目标。可选择的革命道路是很多的。到底哪一条是正确的？众说纷纭。革命领袖要做的，就是在一片迷雾中，带领大家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但革命领袖也不是预知一切的神仙。他的认知也是在实践中逐渐摸索而成。

　　也就是说，正确的革命道路，一定是在迷雾中摸索出来的。谁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预知一切。

　　好的革命史著作，应该把这种“在迷雾中苦苦摸索，终于找到成功道路”的过程描写出来，而不是把革命的胜利，简单归功于某些人的智慧，仿佛他们有“锦囊妙计”，危急时只要打开锦囊，拿出妙计，就能化险为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02

　　最近看到一本好书。《大别山岁月——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是两名军人。这本书好就好在，写出了真实的革命斗争。

　　写出真实的革命斗争，就是写出了革命者在当时当地面临的真实的困难处境。这样一来，人们才能真正理解革命者的做所作为，人们对革命的理解才是立体和丰满的，而不是概念化和符号化的。

　　刘邓大军“千里大跃进，挺进大别山”这段史实，广为人知。但为什么要在那时做出这个决策？恐怕真正理解的人就不多了。

　　在大家的印象里，“挺进大别山”的目的在于，出一支奇兵，直指南京等国民党政府的核心区，从而一举扭转战局，取得战场主动权。

　　这个印象不能说是错，但这是典型的“以后面的胜利来论证之前的决策”。既然解放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那么，“挺进大别山”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当然正确无比。

　　可问题在于，毛主席等决策者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难道说在延安的窑洞里看看地图就想到了这一招？这个决策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如果出奇兵直指南京效果这么好，为什么解放战争一开始不这么干……

　　种种问题，都要回到当时当地的真实环境中去理解。

　　

03

　　解放战争是1946年6月爆发的。之前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从抗战结束到解放战争爆发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党是真心想要和平的。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那时没有人能想到，接下来短短几年，国民党就会一败涂地。作为弱势一方，共产党当然不想立刻打仗。

　　一直想打起来的，是国民党，是蒋介石。他们当时的实力确实很有优势。大家都认为，国民党只要下决心，就能从军事上彻底战胜共产党。蒋介石对此很自信。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以后的战况，似乎证明蒋介石的这种自信很对。当时，在各条战线上，国民党军队都是节节胜利，解放军则是且战且退，不但所有的大中城市都丢了，根据地也被国民党军战略合围。

　　1947年2月，蒋介石志得意满地说：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事实的确如此，到1947年3月，延安都被他们占了。

　　现在讲解放战争，对这一段的说法是：我党存人失地，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目标，不以死守某地为目标。战略上比国民党高明得多。

　　这又是“以后面的胜利来论证之前的决策”。如果“失地”真那么好，那何不开战就把地盘全都丢给国民党？再说，这个道理，国民党就不懂么？

　　这件事，放到当时的真实环境中去看，才能真正看清楚。

　　

04

　　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共产党是武装反对党。作为执政党，当然要以占领和守住土地为目标。否则，你这个政府还有合法性么？还有何颜面继续统治？政府军打内战，当然要逐渐“收复”和控制国土。难道政府军可以像游击队那样打完就走么？那你们又何必来打仗呢？

　　作为武装反对党，共产党没有这个“执政包袱”。土地，占得住就占，占不住了，可以放弃，以后再说。所以，“存人失地”这个战略再好，国民党政府也是不能用的。

　　虽然共产党没有这个“执政包袱”，可以为了战略主动“存人失地”，但其实，共产党也不想失去土地，尤其不想失去那些大中城市。谁都知道，有了土地，才有兵有粮，城市则是财富聚集之地。占据了大中城市，才能保持财源。

　　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规模比江西苏区时候大得多，已经是个规模不小的国家机器了，要养活的人要多得多。土地都丢了，大家吃什么？

　　放弃土地，终究是无奈之举，至少不是上上策。所以才有林彪惨烈的“四平之战”。开始是想要坚守四平的，不想放弃，无奈损失太大，最后只好无奈放弃。

　　除了无奈放弃所有大中城市和大片土地以外，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还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那就是，可能重蹈当年中央苏区的失败。

　　1930年代，在中央苏区，国民党先后五次“围剿”共产党。前四次围剿，国民党都失败了，第五次围剿，国民党赢了。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这种叙述，给人的印象是：第五次的失败，很可惜，如果战略战术得当，完全可以胜利。其实，中央苏区的失败是很难避免的。

　　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围剿，是把苏区团团围住，把战火烧到苏区里面去。每次围剿，都是对苏区的大损耗，党组织、军队、人民受到一轮轮人员和财产的破坏。村里的房子，被烧光了，鸡牛猪粮食，都没了。村里的人，死走逃亡，也快耗尽了。国民党只要坚持“围剿”，无论失败多少次，坚持到苏区资源耗尽，共产党只有失败。

　　

05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沿用当年围剿苏区的战略战术，用大量军队把晋察冀等根据地包围起来，把战火烧到根据地内部，打消耗战。

　　这些根据地本来就不是富庶之地，打来打去，各种资源早晚枯竭。而国民党有江南等广大富庶地区提供资源支持。无论国民党军打了多少败仗，只要战火一直在根据地内部烧，共产党的失败，就是时间问题。

　　更要命的是，1946年、1947年，好几个根据地都出现了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局部甚至出现了饥荒。可解放军在打仗，持续需要粮食等物资。因此，根据地民众的经济负担大幅增加。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其危险性，不问可知。

　　对这种严峻局面，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充分认识。

　　刘伯承说：“冀鲁豫养83万军队，财经极度困难，人民负担非常严重，济源地区人民开始逃亡，造成中央苏区实有可能。”

　　邓小平说，晋冀鲁豫解放区经过一年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入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

　　粟裕说：“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了。”

　　陈再道说：“前几个月在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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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当时对共产党来说，就是“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怎么办？

　　

06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跳出内线，打到外线去”，也就是不能继续在根据地里和敌人打来打去，要把战火烧到根据地以外。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战略包围，才能避免“资源耗尽、军事失败”的结局。

　　这就是“挺进大别山”的真实背景。

　　那么，这种情况，蒋介石看不到么？他为什么不预先做防备呢？

　　蒋介石确实很难想到共产党会“挺进大别山”。这是因为，从正常角度看，“挺进大别山”根本不可能，说狠一点，和自杀差不多。

　　第一，刘邓大军孤军进入，挺进大别山。孤军深入本来就是军事上的大忌，几乎没有胜算。孤军深入，无后方作战，后勤、补给、战场救护等等都是问题。而且，大别山地区不但不富庶，而且很贫困。十多万大军进入，基本的吃穿都是问题。

　　其次，大别山的一些地方，虽然是革命老区，但也正因此，当年红军离开以后，这里的民众遭到国民党军和本地土顽的残酷复。现在，解放军再来，当地民众想的是：你们无家无业，来得快去得也快。等你们走了，我们可就又要倒大霉了。所以，大别山的群众基础很差。这让无后方作战的刘邓大军更加艰难。

　　第三，大别山区，山高路陡，道路崎岖，重装备基本无法通行。刘邓大军此前作战缴获的火炮等重武器，进入大别山后，丢失殆尽。部队战斗力大减。

　　还有，大别山区靠近国民党核心区，抗战期间被桂系军队管理经营，国民党在这里反而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很多地方武装、民团等等，都积极反共。而且，因为距离近，国民党政府可以迅速调集大量部队来“围剿”。敌我军力悬殊。

　　种种困难之下，怎么看，“挺进大别山”都不是明智之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共产党领导人，敢于下决心命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么？

　　（未完待续）

　　葛红国、裴志海：《大别山岁月——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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