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是谁写的

　　世说新语是谁写的推荐文章1：《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著书者说】

　　：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竹林七贤图范增

　　近日，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笔者编纂的《世说新语》（全文全注全译全解）。这是一个与学界论著不同，面向大众的读物。

　　所谓“全文”，是指本书选取了《世说新语》原书的全部原始文字。“全注”，是指本书没有采用《世说新语》原书中的梁代刘孝标注，而是针对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古文时可能遇到的障碍，如重要人名、地名和典章制度乃至艰涩的古汉语词汇等，重新做注释。“全译”，是指该书为全部原文做了白话文翻译。而“全解”，笔者认为是本书的亮点——在每一条故事后面，加上点评和导读，这些点评、导读，是笔者多年来研究《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的心得。能够把这些原本深藏在学术象牙塔的成果，以通俗的语言与大众分享，可谓幸甚。

　　“名士教科书”

　　《世说新语》（全文全注全译全解）宁稼雨著安徽文艺出版社

　　为什么在《世说新语》问世已逾一千多年，且现有图书市场上已有琳琅满目的关于该书的作品时，还要继续推出其全文全注全译全解版呢？笔者思索，这也许与今天的编纂者对该书的期待有关。

　　大约70年前，翻译家傅雷先生给他远在欧洲学习音乐的儿子傅聪写信时，说过这样的话：

　　“你手头没有散文的书（指古代散文，注），《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它当成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化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摘自《傅雷家书》）

　　作为一位一生致力于译介西方文化典籍的中国翻译家，给自己学习西方音乐的儿子写信，却特别强调《世说新语》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这除了能够说明父子二人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之外，还说明傅雷这位文化大家认为——《世说新语》所代表的两晋六朝风流，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那么，《世说新语》是一部什么书？它果真具有这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吗？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编纂的一部笔记体小说，它可称为一部东汉至魏晋文化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书中主要收录东汉至东晋之间士族文人的言行轶事，内容大都采集汉魏以后的笔记小说和诸子、史传散文中的故事成分，广泛反映了当时的风尚习俗。尤令人瞩目的是，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载了魏晋文人的清谈玄学和人物品藻的活动。与玄学和清谈活动相关，书中还记载了很多魏晋文人在苦闷的精神状态下的放达行为和奇妙玄远的言行，反映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人生态度和鲜明个性。这些言行，代表了魏晋文人的精神，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以至于鲁迅也认为，它是一部“名士教科书”。

　　与风流共鸣

　　《世说新语》（全文全注全译全解）所依据的底本——光绪十七年（1891）思贤讲舍刊本

　　按照文化批评的观念，在当前多元化的世界，单一的生活内容和重复的行为方式，足以使人们生理厌倦和审美疲劳。然而，用什么去抚慰疲劳、冲淡厌倦，却见仁见智。

　　魏晋名士风度，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滋养我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诚然，积极理想、远大抱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主要色块。然而，对于较多青年朋友们来说，缺少的并不是正面积极的人生引导和理想抱负教育。笔者认为，他们比较缺少的，倒是遇到坎坷和挫折之后的一份承受能力，一份平衡自我心态的素养，甚至遇到重大变故的应对能力，尤其是面对人生福祸荣辱的一份平常和超然心态。魏晋风度，或许刚好可以成为自我意志和精神建构的补充。

　　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魏晋名士的独特群体人格精神。其主流价值取向就是，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驭；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这些特征固然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所需要全盘吸收和继承的品质，但它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中国古代士人曾经有过的骄傲，其参照和借鉴价值还是不言而喻的。

　　何晏王弼之谈，出神入化。王谢大族堂前，簪缨不绝。刘伶轻狂、阮籍醉酒，竹林名士放诞不拘。顾恺之写照传神，谢道韫巧对诗句，东晋名士大展才艺……

　　这些脍炙人口的魏晋人物故事，历代为人们青睐，千百年来广为传诵，本不足为奇。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与魏晋时期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人们对魏晋风流向往的风潮和力度有增无减。这恰恰说明，我们在心灵深处与魏晋风流有共鸣。

　　渴望自由是人类的天性，然而任何人类社会对自由的许可容纳都会采取必要的限制。如果说，封建社会对人的自由限制多半基于专制管理需要，那么现代社会的限制则是出于对人们环境安全的考量。物理的限制是一方面，心灵上的痛苦（亦可视为“限制”）则更为多见。于是，受到限制时寻求自由则成为古今乃至中外人们的共同之处了。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的人们青睐魏晋名士的洒脱不羁，并非没有缘由。

　　“道优于器”现于言行

　　我们还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太有才了！”“有才”，其实也是一种时代心声：现代社会的进步，对个人的才华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渴望才能、欣赏才能、实现才能是每个时代弄潮儿的愿望。以有才之士的能力、行为、故事作为榜样，分享其成功的愉悦、体味其过程的艰辛，也是时下的常见之举。何况，王羲之、顾恺之、谢道韫这样的风流名士，比起当今某些领域的明星，更为德才兼备呢？

　　当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财富的认知。人们在拥有物质财富之后，如何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和富有呢？一个人物应该有怎样的内涵、气质和举止呢？被誉为“名士教科书”的《世说新语》里，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然而，笔者想说的是，表面可见的风流，仍不过是魏晋风流的皮毛。魏晋风度的内在魅力，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优于器”和“得意忘言”的高深哲学理念，演绎成一种具体的人生实践过程。

　　于是，那种放诞不拘、潇洒飘逸、旷达超远的气质风采，也就不仅是一种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兰亭序》那样的审美价值和永恒魅力。当人们为现实得失而烦恼、为理想暂时失落而沮丧时，当人们得意忘形时，魏晋风度永远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心灵深处的尘埃，使我们精神得到荡涤。从他们那里，我们不仅能得到美的享受，更能得到人生的给养。这也就是历代文人不绝如缕地倾倒于魏晋风度的理由吧。

　　《光明日》（ 2021年11月29日15版）

　　： 光明网-《光明日》

　　世说新语是谁写的推荐文章2：魏晋风流的《世说新语》为什么不可复制

　　编者按

　　王羲之的曲水流觞，王子猷的雪夜访戴，谢太傅一家的《咏雪》词，嵇康的《广陵散》，王安丰夫妇的“卿卿我我”……《世说新语》中一幕一幕似曾相识的小剧场，也是原汁原味的魏晋士人生活群像。这里没有“背默男子天团”，此间的人们更擅长探索生命的活色生香。

　　《世说新语》中记述了大量的人物言行和逸闻趣事，其间又包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婚丧嫁娶、社会风气乃至改朝换代。读者可以从这些碎片化的场景中，拼出一个时代景致的轮廓，也不妨仔细品读，看到时代背后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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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是一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书，产生于南朝刘宋时代，内容主要记述从东汉末到东晋上层社会名士的言行。

　　一部著作能够被称为经典，必须在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价值，必须容载了丰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信息，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世说新语》是一部采辑旧文编理而成的书，内容又只是分门罗列篇幅短小的人物故事乃至名流的片言只语，它何以可置于经典之列呢？

　　简单地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性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在这一时代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士族阶层则是魏晋社会的中坚。而《世说新语》一书正是通过汇辑各种有关文献资料并加以修饰整理，集中呈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从而反映了魏晋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

　　它的内容分别而言，大概全部是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但是，不仅原来收录那些资料的书籍大多散佚，而且，如果不是经过编撰者有选择地博采群书重加整理，上述效果也并不能如此显明地体现出来。正是作为魏晋思想文化的集中载体、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世说新语》具备了成为经典的条件。

　　另外需要补充一句：当我们谈论《世说新语》的价值时，是把刘孝标注包含在内的；因为刘注在征引各种资料对原书加以补证时，客观上也起到了与原书相同的作用。

　　士族的兴起

　　士族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大概地说，士族是由地方性势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过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巩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

　　一般认为，曹丕建魏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标志了国家对士族特权的认可，同时也标志了门阀政治的成立，而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则形成于东晋。在门阀政治时代，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过的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行存在、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皇权虽然在理论上仍被视为最高的权力、国家的象征，但事实上它并不能取消和超越士族的权力；在有的年代里，皇权实际上成为一种虚设的东西，对国家重大事务完全失去了控制。原因很简单：在除了魏晋之外的朝代，官僚权力是由皇权派生的，士族权力则完全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

　　当我们说“魏晋士人”这个概念时，并非专指士族阶层中人；它的意思要模糊一些，范围也大很多。譬如“单门寒士”也是“士人”的一部分，他们在许多情形下和士族——又常常被称为“世家大族”——正好是对立的。但魏晋时代士族作为社会的中坚，他们的思想和趣味必然会影响和支配整个“士人”群体。鲁迅认为，从《语林》《郭子》到《世说新语》，这类“志人小说”的流行，与普通士人需要模仿高级士族的谈吐举止有很大关系，这是可信的。

　　在汉王朝趋向崩溃、士族势力不断成长、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中，作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儒学也逐渐衰微。当然，儒学并没有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退出，儒学的某些内容（如关于“礼”的探究）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前代。但它的独尊性的权威地位已不复存在。自东汉后期以来，在对儒家经典加以新的阐释的同时，老庄学说不断兴盛，佛教思想流布日广。所以，魏晋成为自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异说并存的时代，因而也是思想史上创获尤其丰富的时代。《世说新语》虽然并不收录长篇大论，但它所记人物言行，却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代上述重要特色。

　　《世说新语》常常被称为一部记录魏晋玄学清谈的书，这虽然不够全面，但也揭示了这部书的基本特点。所谓“玄学”，是一种会通儒道、进而又融合佛学的学说，流行于士族社会。它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究其根本，可以说玄学具有浓重的形而上性质，它关注宇宙本体，追究物象背后的原理，并且经常对人类自身的思维规则及语言表达提出质疑。“玄”这个概念，常常和虚、远、深、微妙等形容词相联系，而玄学即使在讨论具有现实政治背景的问题——如“名教与自然”——时，也喜欢从抽象原理的层面以逻辑论析的方式展开。

　　所以，尽管自古以来指斥玄学不切实用者不乏其人，甚或加以“清谈误国”的罪名，它其实代表了古人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思想方法上的重要进步。而《世说新语》不仅保存了许多魏晋玄学清谈的名目和若干重要内容，描述了清谈展开的具体场景和氛围，而且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记录了魏晋士人经清谈风气熏陶而呈现的各种机智有趣的言论。

　　文学艺术的自觉

　　研究者普遍重视魏晋时代个体意识的觉醒，认为这一现象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强调社会伦理对个人意志和欲望的抑制，历来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人尽管必须结为群体谋求共同的生存，因而必须遵守一定的群体生活原则，却在根本上又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性的存在。“除了我，就不是我”，我们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句子描述一个独立的精神主体与整个世界的对峙关系。

　　因此，对个体意识的压抑乃至抹杀，势必造成人性的扭曲和人的创造性才智的萎缩。从东汉中后期以来，社会的动乱、皇权地位的降低、国家意识的淡薄、士族社会身份的提高，都为士族文人的个体自觉提供了条件。

　　所谓个性意识的自觉，从内在的底蕴来说，是强调以个人的体认为真理的标准，以一己之心定是非；从外在的表现来说，是处处要显示一己的独特之所在，纵使不能优越于他人，也要维持自具一格。殷浩答桓温：“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便是此意。所以《世说新语》所记人物言行，每有标奇立异、惊世骇俗之事，若同于流俗，便恐为人所讥；像士大夫的手持粉帛，行步顾影，在后世以为荒唐可笑，在当时却是一种上流社会自我标榜的风尚。

　　中外一些研究者还把魏晋时代的思想文化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这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两者都存在文学艺术的兴盛与个体自觉的强化相互关联、大致同步的现象。众所周知，魏晋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音乐、绘画、书法乃至围棋，大致也都是在魏晋时代产生了质的变化并呈现前所未有的兴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联呢？因为，虽然文学也可以用于宣传、教化，虽然音乐、绘画之类也可以作为富贵者日常玩赏的对象，但它真正的价值是个人才智与创造力的显示，是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的途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文学艺术的创造主要不是由自身的精神需求决定的，它也许会有技艺上的成就，而生命力和感染力却只能是有限的。而魏晋时代正是由于士人个体意识的强烈，导致他们对文学艺术热烈爱好，同时也引发了它的兴旺成长。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与文学、音乐、绘画、书法有关的优美的故事，譬如嵇康奏一曲《广陵散》从容就死的记载。

　　总而言之，《世说新语》主要反映了东汉末和魏晋士族文人的精神风貌。如果我们说士族享有政治特权是不合理的，作为一种贵族文化的士族文化必然有很多缺陷，这当然没错。然而换一个视角来看，正因为士族是一个对国家对皇权均少有依附性的特殊阶层，他们在历史上较早地体验了、并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了就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个人尊严的价值、自由的必要、自由与尊严的代价、生命的虚无与美丽，等等。

　　《世说新语》当然是一部内涵很丰富的书，全书各部分的价值取向也并不是严格统一的。但如果要求笔者以最简单的语言归纳其主要的精神价值所在，可以说它体现了魏晋时代士人对尊严、德行、智慧和美的理解与热爱。

　　一代人物的风韵情致

　　在上面的论析中，我们强调了《世说新语》的时代特征。要说到这部古小说的艺术，也完全和它的时代特征分不开。在魏晋时代的贵族社会里，一个高级人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其优雅高贵的气质和风韵，所以《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关注也以此为中心。它描绘人物，多从细处着笔，却又往往托意深远，令读者在感到亲切的同时油然而生钦羡。

　　汉末以来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人物品藻往往是通过人物的比较来定高下辨是非的，所以《世说新语》描绘人物多用对比方法，借一方为另一方作衬托。从汉末清议到魏晋玄学清谈，言谈的机警、隽永和出人意料的趣味为世人所重，《世说新语》所记人物言谈，自然多妙言俊语，令人心旷神怡。受此种风气的影响，连带地在叙事写景时，书中文笔也以言约旨远为胜。

　　这里没有必要对《世说新语》的艺术特点做条分缕析的交代，只是想通过以上几个要点，看出它基本的特征。玄学风气下一代人物的风韵情致，虽相隔千载，而历历可见，这就是《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了。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续仿者甚多。大约而言，唐代有刘肃《大唐新语》、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宋代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明代有何良俊《何氏语林》、焦竑《类林》，清代有王晫《今世说》，至民国初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总共有数十种之多。这构成了一种著作类型，其特征就是以人物逸事为主要内容，性质介于小说与杂史之间。

　　从文体上说，《世说新语》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它的简约玄澹、富于韵致、既讲究精炼又不避口语的特点，有时被称为“世说体”，不仅对上述续仿之书深有影响，还影响到其他散文与小说的写作。

　　不过，也正是由于《世说新语》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在社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之后，它特有的魅力已不可能被复制。所以尽管续仿之作甚多，却没有一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骆玉明 ：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

　　世说新语是谁写的推荐文章3：“网红教授”戴建业讲《世说新语》，给现代人看的心灵解脱书

　　解读人：戴建业

　　：早晚读书

　　戴建业

　　被《人民日》盛赞的“有趣灵魂”，千万网民眼中的“别人家的语文老师”，将古典文学再次带回生活的“隐秘”国学大师。作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今日头条“2018年年度人物”，“2018超星最具影响力年度名师”，百度百家号2019“影响力”，他在抖音一周流量破3000万，当国学传承只剩下音乐与服装时，是他将古典文学再次拉回了人们视野。调侃而不搞笑，通俗却不掩格调，如果说济公让佛教变得有趣，那么他则是让古典文学变得有趣起来的另一位大师。

　　戴教授已经精研《世说新语》3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戴建业精读世说新语》也已在今年7月问世，讲《世说新语》，戴教授可是真正的大师。

　　漫漫人生路，早晚要读书，我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解读的就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在中国的历史上，一问世就成了名著，很快就有人给它做注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世说新语》为什么好，我和大家讲一下。

　　1957年傅雷先生的儿子，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跑到了英国，忘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傅雷先生就通过批准，给他寄了三本书到英国，这三本书中间，就有一本书是《世说新语》，可想而知《世说新语》在傅雷先生的心目中间有多高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鲁迅吧，鲁迅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他的老乡叫许寿裳。许寿裳叫鲁迅给他儿子推荐十本中国的好书，鲁迅先生推荐的十本书之一就有《世说新语》。

　　正因为有《世说新语》，才让我们知道历史上还有那么多有趣的灵魂。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潇洒，什么叫旷达，什么叫真率，什么叫自然，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什么叫荒诞。《世说新语》里面很多人很荒诞，荒诞到让你感到吃惊的程度。

　　朋友们，我现在介绍一下《世说新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世说新语》产生于南朝的宋，它的在历史上一直都写为刘义庆，这本书主要是把东汉末年一直到魏晋这两百多年时间里的贵族的平时的言行、做事的派头、做事的内容，全部都记载下来。

01应该传承的贵族精神

　　我今天准备从书中挑几个主题讲解，首先是贵族。贵族在我们的汉语中间差不多成了个贬义词。我在这里反复的强调一下，贵族肯定有很多劣根性，我们可以不需要贵族，但我认为还是应该保留我们这个民族的高贵和贵族精神。

　　其中一个故事，晋朝的建文帝对卞壶说：“卞壸，你如果要亲自上阵，你一定要备几匹良马，失败了以后好逃跑。”卞壸在朝廷上说：“皇上，我家世代身受国恩，在我这一代，如果国家首都晋城被攻破了，我要良马何用。”他根本就不要良马，当天下午，他带着两个儿子，父子三人战死沙场。其实他是可以不上战场的，但他不仅上了战场，还把两个儿子也带上了战场，这就叫贵族精神，是担当意识。

　　我顺便说一下，二战的时候，英国的伊顿公学百分之五十五的中学生战死沙场，这就是如果你是贵族，你就要为国家做出贡献，为国家负责，与国家共存亡。贵族精神不仅是担当意识，还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我们来看《世说新语》中王子猷这一则。王子猷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他也是大书法家，是个典型的雅士，他身上有才气，有雅气，有贵族气，但也有痞子气，像个痞子。

　　桓子野又叫桓伊，他是个大军事家，在当时已经当了将军，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战役——淝水之战里，总指挥是谢玄，他是副总指挥。同时，他又是著名的音乐家，他的笛子吹的特别的好，而且他也是个情种，一听到外面有人唱歌，就激动得没办法。

　　王子猷有事离开首都，在首都郊区的一个地方，刚好遇上了桓子野，他马上就叫他手下转告桓子野说，听说你的笛子吹得好，能不能给我吹一曲。桓子野早就知道王子猷的大名，马上就下马，在胡床上给他连吹三曲，一吹完他就走了，王子猷连谢谢都没有说。

　　这是一种真正的知音，两个人心灵高度的沟通，深刻的理解。当然，这里面当然也有贵族意识，因为王子猷的地位太高了，就像微信圈一样，他们是一个微信圈的。我再跟大家讲，你的微信圈是些什么鬼人，你就是什么鬼人。

　　而且还更重要一点，不是王子猷亲自去请。桓子野当时是将军，王子猷叫手下的人去说，桓子野居然就吹了。为什么？桓子野这个优美的笛声，它需要有高度的鉴赏。

　　例如说我写了好文章，我希望有真正懂文章的人说，戴教授的文章写的真好，他哪怕骂我一顿，我心情也舒服。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就是骂，骂的准确那也漂亮。它是两个人高度的文化修养，高度的深刻的理解，而且两个人都完全忽略了世俗的客套，这叫君子之交淡如水，根本没有什么别的关系。贵族的精神，我相信将来肯定会发扬光大，我们既有担当意识，也有高度的文化修养。

02真正的贵族会讲话

　　同学们，我们讲下一节，我们讲《世说新语》的机智。我们看一则：“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晋武帝大家都知道是司马炎，山涛就是山巨源。大家在中学课本上有一篇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其实也是个政治家，是个老手，当了宰相以后，晋武帝每次给他赏赐的东西，总是赏赐的很少，到了好多年以后，大家还在议论这个问题。

　　有一天谢安就把他几个侄儿、儿子找来，他说你们几个小家伙说一说，晋武帝为什么每一次赏赐东西给山涛总这么少呢？谢玄就说，我敢肯定，是山涛为人淡薄，不在乎多少东西，他根本不想要东西。所以弄得晋武帝每次都忘了赏赐他的东西赏赐的太少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晋武帝为了成人之美，大臣不喜欢要东西，我就给他少赏赐点，使他在历史上有美名，这样一来，皇上也高贵，大臣也高贵。谢玄这叫什么？这叫机智，会说话，这叫真正的贵族会讲话。

　　那么我再讲一个“机智”的例子，就是孔融。孔融从小就以神童著称，真的是很聪明。在孔融十岁的时候，他随他的父亲到了洛阳。当时的李元礼有盛名，他去看李元礼，门卫不让他进去。孔融就说，我和你们的李元礼先生是世家通好，关系很深。马上那个门卫就吓到了，马上就通告。一进来那个元礼就傻了，说从来没见过他，他怎么和我通好的呢？

　　孔融怎么说，他说我家先辈与你家里有师资之尊，这里面有个典故，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相传孔夫子向老子问过礼，老子姓李，叫李聃，那等于说老子就是孔夫子的老师，孔融姓孔，李元礼姓李，那么他们两家不是世家通好吗？

　　所有的宾客都很惊奇，说这个小孩太了不起了，反应这么敏捷，说的这么圆融，说的这么好。那个姓陈的老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突然说一句，他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的时候很了不起，长大了未必了不起。这搞的这个小孩子怎么坐得住，孔融马上就反应出来了，他说，想君小时必定了了。大家听懂了没有，姓陈的老兄说，小的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聪明，孔融对他说，我想你小的时候大概就很聪明，言下之意你现在就不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再讲一节，深情。所谓魏晋风流就是玄心，就是有治学头脑、洞见，还要有深情。那我们看看他们的深情。魏晋贵族把生死看得最重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大家记得吧？他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他说人生死生是最大的事，怎么不痛苦？桓温作为将军，在京城看到他当年种的树一人也抱不了了，他看到那棵树长大了，眼泪就直流，他说树犹如此，人何已堪？意思是我种的树都长这么大了，我怎么能不老？我年轻时候读不懂这句话，我这次到深圳去，一个学生设宴欢迎我，宴会上我说你现在在哪个地方工作？他说戴老师，学生不才，现在退休了。我大吃一惊，我就想到，学生尚如此，老师何已堪？

　　再说魏文帝曹丕，我们印象中曹植特别有才华，但我告诉大家，曹丕也很有才华，文章也写得很好。要在曹丕和曹植之间交朋友，我可能更愿意交曹丕，现在说的“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说是曹植说他哥哥的，但我觉得曹丕即使想杀他的弟弟，也不会用这么蠢的方法，对不对？

　　当时，“建安七子”的王粲死了，曹丕很痛苦，就给王粲送葬，这场送葬，是世界上最别开生面的送葬场面。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曹丕当时是太子，给王粲送葬，是为王粲举行国葬。大家一听，一想到送葬就想到我们现在的葬礼对吧？送葬就是伟大的什么家什么家，与世长辞，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一点变化都没有。而曹丕一上来就说，王粲先生生前好驴子叫，现在在座的送葬的各位，各作一声驴子叫而送之，我带头。

　　当时所有人对生死都看得很重，对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打个比方说嵇康有个朋友是个大哲学家，嵇康这个家伙有一个很怪的爱好，他喜欢打铁，他一打铁他这个哲学家朋友，就开始给他拉风箱。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每一相思，是千里命驾，就是一想到要去看嵇康，上千里路马上就赶着马车去看嵇康，看一眼就回来了。

03诗意就是毫无目的地行事

　　下面我再和大家讲一下旷达，要怎样才是诗意的栖居？就是所有的行为都是没有目的的，只要行为有目的，那就没有诗意。比如说我在这讲课，要是说戴建业你到这来了，一分钱都不给，我说好啊，那太好了，那就叫诗意。所有的事只要有目的，你有功利性的目的，它就和诗意已经跑远了。

　　我现在讲这个小故事，一个就是张翰，西晋的权贵，他本来是南方人，在洛阳当官。见西风已起，张翰就想到了江浙一带的莼羹菜，他想得要命，那他怎么干？他写了一个辞职告，说首长我不干了，人家说你为什么？他说我想吃家乡的莼羹菜，于是就回去了。我告诉你，魏晋很多人活的很真率、活的有诗意，也包括你们很熟悉的陶渊明，陶渊明县令当得好好的，突然说，当官当得这么苦，深愧平生之志，跟我一辈子追求的东西隔得太远了，不干了，于是就回去了。你知道回去得多苦，自己种田，他自己去淘米，而且更搞笑的是，他把淘米也写到诗中间去了，要是我淘米我绝不写诗，但是他写了，而且写得很有趣。

04三国最有智慧的男人——曹操

　　我们再讲讲机诈。机诈这一节我主要是以曹操为代表来讲，在汉魏之交、三国时期，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最有智慧的人不是诸葛亮，而是曹操。最会打仗的人也不是诸葛亮，而是曹操。诸葛亮一辈子就没有打过一个什么像样的胜仗，就是罗贯中误导了我们，以为他特别会打仗，其实诸葛亮的确才智过人，但诸葛亮并不会打仗。曹操一辈子打了很多胜仗，最有名的是官渡之战，在官渡这个地方两军相逢，打了接近一年仗，杀得血流成河，曹操以2万多的兵力打败、歼灭了袁绍20多万大军，一举定乾坤，这叫男人。

　　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世说新语》中间就有他和袁绍，因为曹操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他在洛阳长大的，和袁绍小时候就认识，两个小伙子，听说他们那个街坊上有一家娶的媳妇特别漂亮，就约好了要把这个新娘抢到手。那怎样抢？两个人就躲到那家里面的花园去，曹操出了个鬼点子，突然一喊，花园里有小偷，闹洞房的人都跑出来了，抓小偷，他们两个人就冲进去，把那个女孩子一绑，开始逃跑。跑到半路上袁绍掉到一个坑里，坑里周边都是刺，袁绍就说曹操你把我拉上来。曹操说我不能拉，我背着这个姑娘，后面追兵到了，我要放她了，人家把我也捉了。

　　曹操这个时候要跑了，那就太不够意思了。你们说这个时候曹操要想个什么办法把袁绍弄出来？曹操突然一喊，小偷就在这里，袁绍脸都吓白了，哪还管什么刺，就爬上来了。从小袁绍跟曹操一起玩，就从来没有玩赢过曹操，曹操很狡猾，他的聪明之处还不仅仅是一个，曹操虽然说他是奸诈，但老实说，曹操的每一个奸诈我都喜欢。一个人要坏，坏得可爱，那也是了不起，其实他并不坏，他是一个正面人物，我真的爱死他了。

　　魏晋的很多人都很可爱，也有故事，以上就是我为大家解读的《世说新语》。

　　书到用时方恨少，祝贺你，又听了一本名著。

　　（以上内容节选自“早晚读书”邀请“网红教授”戴建业先生讲读的《世说新语》。完整版请关注早晚读书获取~）

　　世说新语是谁写的推荐文章4：文史刘勃：《世说新语》呈现最舒展的一面，遮蔽更痛苦的一面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和我们今天社会最接近的是《水浒》。因为《水浒》很大程度上（写的）是一个游民社会，我们也有很多人是离开家乡到大城市闯荡的，也是游民。”在日前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文史刘勃谈到，“可是，今天的读者恰恰最难接受《水浒》的价值观，无法接受其中李逵等人的嗜血和残忍。”

　　相较于残忍的《水浒》，《世说新语》则可以说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这是鲁迅的评价，并称此书“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在刘勃看来，虽然今天大多数读者都是平民，《世说新语》写的是古代贵族，读者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心灵的寄托。

　　“读书不是为了找和我们之间不能兼容的东西。在那一瞬间被打动了，就说明我们有人类共同的情感。当然也感谢现代文明，让我们作为平民也可以有更丰富的内心和更细腻的感受。”那么，《世说新语》究竟可以为现代人提供怎样的心灵寄托呢？

　　雪夜访戴的故事是《世说新语》名士故事的典型之一。夜里大雪纷飞，王子猷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命令仆人上酒，忽然想到了戴逵。当时戴逵住在剡县，王子猷即刻连夜乘小船前往。经过一夜才到，到了戴逵家门前却又转身返回。有人问他，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在他看来，魏晋时期之所以能出现《世说新语》这样的作品，是因为那个时代社会流动性很弱，读书人各方面的保障非常好。“这种特殊的舒展感是后世文人很想获得但又很难达到的。”《世说新语》受到古人喜爱，便是因其有一种“寤寐思服而不得”的状态，“后世的文人大家都活得比所谓的名士们压抑得多。”

　　但刘勃也在《世说俗谈》中看到了这一故事的另一面向——对于半夜不得不起来的厨子、划了一夜船又不得不继续工作的船夫来说，雪夜访戴完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世说新语》是在把最舒展的一面呈现给我们看，而更痛苦的一面却被遮蔽了。”刘勃谈到，他对高度紧张对立的两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感触，“撕裂感”是他对《世说新语》及其时代最深的感受。

　　在社会的一端，士族大家谢灵运写《山居赋》，称自己“抱疾就闲，顺从性情”，表达了做官辛苦、宁愿山居消磨岁月的心境。在另一端，嵇康的朋友赵至出身“士家”，这意味着他一出生就注定要当兵，士家的地位低于士族，甚至低于一般的平民，连与平民通婚都很少。

　　刘勃认为，赵至意识到自己在战场中一定是炮灰，孝顺的他不希望连累父母，所以假装发疯，用火烧自己，表现得好像一点儿不知疼的样子，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因无实用价值而没有出现在官方统计中的人。之后隐姓埋名，游历四处，凭本事当上了官吏。之后赵至悄悄回到老家，父亲向他隐瞒了母亲的死讯，让他一心当官。很久之后赵至再次回家，才知母亲已经去世，他痛哭而死。

　　刘勃自问：“如果我也是一个世家子弟，身边有赵至这样特别轴、特别狠，能够那样虐待自己的人出现在身边，可能会害怕，并且要和他保持距离。”但正因为他在阅读中遇到了赵至，拉开了距离，反而能够理解，生出一些体谅。

　　《世说新语》的名士风流似乎必须要身居高位、拥有大量的物质滋养才能培养。当今天的大多数读者并非琅琊王氏或者谢灵运这样的贵族，还能与魏晋名士产生共情吗？

　　刘勃谈到，“如果因为我们是现在的平民，他们是古代的贵族，所以我们无法和他们共情，那么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基本上可以丢得差不多了。”他说，不仅仅是魏晋时期的名士，哪怕是唐代的诗人，身份地位也是与我们悬殊的，何况是西方文学，那我们就没有几本书可以读了。“在受到了更丰富的物质精神文化滋养之后，人类细腻的感受是相同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和魏晋时期的名士共情。”

　　世说新语是谁写的推荐文章5：描写魏晋名士风流的《世说新语》是依据什么完成的？

　　原文丨宁稼雨

　　摘编丨安也

　　在《世说新语》所依据的蓝本中，《魏晋世语》《名士传》《语林》和《郭子》是主要而有代表性的四种。从这四种书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人们对魏晋文人精神变迁的认识如何由浅入深、由模糊到清晰。

　　《与魏晋风流》，宁稼雨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5月。

　　《魏晋世语》对于《世说新语》仍有借鉴作用

　　《魏晋世语》的为郭颁，他所生活的西晋时期还处在玄学清谈的发展变化过程当中，所以他还不可能对清谈玄学中文人的整体精神风貌做出概括和总结，从而加以表现。由于该书至宋代已经亡佚，所以原书与《世说新语》的传承关系已经难以知晓，但现存佚文可证《魏晋世语》对于《世说新语》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内容上看，似乎是在以令史的身份来撰写魏晋两代的历史逸闻。其中多为与军政风云变幻有关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从部分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出正始时期（240—249年）部分文人鉴于汉末清议运动失败而产生出与时政分离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和精神面貌。如该书记载李丰欲以夏侯玄代司马师事泄后夏侯玄被捕的情景：

　　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邪？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之曰：“不当若是邪？”钟会年少于玄，玄不与交，是日于毓坐狎玄，玄正色曰：“钟君，何得如是！”（《世说新语·方正》“夏侯玄既被桎梏”条刘孝标注引）

　　当时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不仅在政治倾向上是势不两立的冤家，而且在思想观点上也分立为两个不同派别。“正始间曹魏集团中人善谈玄理，司马氏周围的人则推重名教”（罗宗强《玄学与士人心态》，第69页）。作为曹魏集团和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夏侯玄是提倡“自然”，抵制“名教”的核心人物。袁宏《三国名臣序赞》评论夏侯玄说：“君亲自然，匪由名教。”夏侯玄曾明确地将“自然”作为“道”的代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正因如此，他才对身为司马氏死党、以纲常名教作为统治和陷害别人工具的钟氏兄弟横眉冷对。

　　故事表明，从正始年间开始，文人依其政治和思想派别不同，形成不同的营垒：在野的文人名士崇尚“自然”；在朝的则讲究“名教”。二者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由此也产生了文人名士疏离政治、醉心自我身心自由的精神追求。这一新的社会精神动向不仅受到郭颁的注意，而且也同样受到刘义庆等《世说新语》的的充分关注。这样，《魏晋世语》所萌发的表现士人崇尚自然、疏离政权的精神追求就成为《世说新语》等六朝志人小说的普遍题材。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尚不能最后确定，但可能性却十分大。叶德辉曾根据刘孝标注中往往以引证《魏晋世语》文字来与《世说新语》原文互证异同的现象，推测“则临川此书或即以之为蓝本也”（《世说新语佚文》序）。尽管类似故事在《魏晋世语》的佚文中并不多见，说明反映这种精神变迁的工作未必被当作撰著其书的主要目的，但它对《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以反映社会精神主潮变迁为己任的做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启示作用。

　　从形式上看，《魏晋世语》也采用后来《世说新语》按内容分类的方法。《三国志·魏志·裴潜传》裴松之注在引用韩宣的一些故事后说：“按本志，宣名都不见，惟《魏略》有此传，而《世语》列于《名臣》之流。”这就表明，《魏晋世语》也选取了这段故事，而且列在《名臣》一门内。那么，与《名臣》并列的，应当有另外一些门类。这很可能就是《世说新语》采用的以类相从的门类体制。而这种体制不仅仅是归纳魏晋文人精神气质的细腻层次、将魏晋文人的精神气质定格入类的新颖方法，还反映了当时人对精神分野评价的新鲜认识，其对当时及后来人的认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世说新语》

　　可见《魏晋世语》对《世说新语》的成书大约有两点贡献：一是它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角度，引发了人们对正始以来文人精神状态的注意，从而启发了后来《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将魏晋玄风作用下的人的精神面貌作为反映主体的方式；二是它的按内容分类的方法对《世说新语》的分类体制产生影响，又为后人划分和认识魏晋文人精神气质的层次奠定了一定基础。这些为魏晋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在《世说新语》中得到确认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袁宏《名士传》所取当时名士风流的风采可谓先声

　　汉魏以来，由于门阀世族力量的迅速壮大和名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日益显赫，社会上谱牒学和传记的写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部分传记作品（尤其是那些以文人名士为主角的传记作品如《名士传》《高士传》《海内名士传》等）由于有相当的故事性和文学色彩，以至被人们视为小说作品。袁宏的《名士传》就是其中的代表。

　　袁宏（约328年—约376年），字彦伯，小字虎，时称袁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玄学家、文学家、史学家。

　　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正始玄学清谈发端以来的名士作为表现的主体。刘孝标说：“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书中所取当时名士风流的风采，可谓《世说新语》的先声：

　　阮籍丧亲，不率常礼，裴楷往吊之，遇籍方醉，散发箕踞，旁若无人。楷哭泣，尽哀而退，了无异色，其安同异如此。（《世说新语·任诞》“阮步兵丧母”条刘孝标注引）

　　王烈服食养性，嵇康甚敬信之，随入山。烈尝得石髓，柔滑如饴，即自服半，余半取以与康，皆凝而为石。（《文选》卷二十二何休文《游沈道士馆》诗李善注引）

　　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世说新语·文学》“刘伶著《酒德颂》”条刘孝标注引）

　　三则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是因与司马氏政见不同而放诞任性、不拘礼法、追求超越现实人生的出世人生态度者的中坚分子。其中阮籍母丧期间的表现反映其目无礼法、不同流俗的精神追求；嵇康和刘伶的故事则反映出文人由于政治苦闷而在服药和饮酒中寻求精神解脱的状况。《世说新语》继承《名士传》的，正是这种全面反映魏晋文人精神整体变迁的初衷意图。

　　裴启《语林》以小说形式描绘清谈活动

　　《魏晋世语》和《名士传》对《世说新语》的影响是潜在的，它们二者主要还是采用了一种史家的笔法，因此对《世说新语》的影响有限；《语林》和《郭子》对《世说新语》的影响则不仅有形式方面的，而且还有它们二者较为纯粹的小说家笔法。

　　《语林》的编撰时间为晋哀帝隆和年间（362—363年），当时许多清谈大师仍然健在，他们的绰约风姿还余音绕梁，但清谈风气的高潮已过，客观地认识和描绘清谈者的风采已经成为需要并存在可能。加上裴启“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所以以小说形式描绘清谈活动的任务就落在了裴启身上。檀道鸾《续晋阳秋》云：“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世说新语·轻诋》“庾道季诧谢公”条刘孝标注引）

　　由于该书能够将当时人们还相当熟悉的人物逸事和言语记录成册，所以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热烈的轰动效应，“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世说新语·文学》），“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世说新语·轻诋》“庾道季诧谢公”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至于它后来因为谢安的诋毁而遭到冷落，纯粹是谢安个人的原因，与《语林》其书本身并无关系。《世说新语》将《语林》的不幸遭遇作为书中的内容，说明编撰者对《语林》内容的肯定和对《语林》不幸遭遇的同情。

　　如果拿《语林》现存佚文和《世说新语》的文字做一对比，可以发现《语林》一百八十多条佚文中，大约有一半以上为《世说新语》所袭用。《语林》被《世说新语》采用的文字多为反映魏晋名士放达人生的精彩片断，不仅是《语林》的闪光点，也成为《世说新语》的精华所在。如表现王徽之（子猷）任诞旷达风貌的两则故事：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九引作《语林》；《世说新语》收入《任诞》篇）

　　王子猷居山阴，大雪夜，眠觉，开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轻船就戴，经宿方至。既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艺文类聚》卷二、《初学记》卷二、《太平御览》卷十二均引作《语林》，文字小有歧异；《世说新语》收入《任诞》篇。）

　　故事表现王徽之有情而不为情所累的人生态度，正是玄学家王弼等人关于应物不累和以性制情观点的体现。这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故事受到裴启和刘义庆等人的特别关注，正好说明魏晋文人精神变迁受到注意和肯定的历史过程。另如《语林》所载王蓝田性急事（《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引作《语林》，《世说新语》收入《忿狷》篇）、曹操以崔琰代己见匈奴使事（《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和七百七十引作《语林》，刘知几《史通·暗惑》言此事为裴启虚构。《世说新语》收入《容止》篇），以及石崇与王恺等人争豪夸富的几条故事，均为《世说新语》所取。《语林》没有被《世说新语》采用的故事，或者系缺乏故事性，或者带有怪异和游侠色彩，与《世说新语》记载清谈活动为主的宗旨略有偏离。但也有部分与魏晋时代风气相吻合者，如：

　　桓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司马宣王、刘越石一辈器；有以比王大将军者，意大不平。征苻健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刘越石妓女。一见温入，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问：“我何处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宣武于是弛冠解带，不觉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六引）

　　在人物品藻盛行之时，人们普遍希望得到外界的较高评价。《世说新语·品藻》载：“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可见人物品藻对士人心理和行为具有的重大影响。风气所及，桓温即十分在意外界的评价。刘惔曾称他“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世说新语·容止》），他便因此而十分自负。上引文中自比刘琨（字越石）而受到奚落，便反映了他的求名心态。

　　今人余嘉锡曾怀疑《语林》这条记载虚妄：“余谓温太真识温于襁褓之中，闻其啼声，称为英物，则其声必不雌。刘真长许为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则其雄姿可想。亦何至眼小面薄，如《语林》所云者？此盖东晋末人愤温之自命枭雄，觊觎神器，造为此言，以丑诋之耳。”（《世说新语·容止》“刘尹道桓公”条余嘉锡笺疏）这里余氏只是猜测，并无实据。况桓温此类事情并非一例，他征蜀时曾得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遂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意欲自比诸葛亮。吏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见《续谈助》本殷芸《小说》引《杂记》）正与《语林》所记异曲同工。说明人物品藻活动中人们求名心切的精神状态。尽管这个故事未被《世说新语》吸取，从中却也能看出东晋人对人物品藻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已经有了相当清醒的认识。

　　《郭子》对魏晋以来文人名士精神领域的巨大变迁认识得更为清醒

　　郭澄之的生活年代比裴启大约晚半个世纪。与《语林》相比，《郭子》对魏晋以来文人名士精神领域的巨大变迁认识得更为清醒。《语林》书中那些缺乏故事性和带有怪异游侠色彩的故事在《郭子》中几乎荡然无存，说明郭澄之已经把以故事形态反映人物品藻和清谈玄学风潮作为自己编书的唯一目的。其中很多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清谈活动的精彩场面：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语，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毛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飧。殷方语孙卿曰：“公勿作强口马，我当并卿控。”孙亦曰：“卿勿作穴鼻牛，我当穿卿颊。”（《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七百三引）

　　张凭举孝廉，出京，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真长，乡里及同举者咸共哂之。张遂径往诣刘，既前，处之下坐，通寒暑而已。真长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接。良久，张欲自发，而未有其端。顷之，王长史诸贤来诣，言各有隔而不通处。张忽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便足以畅彼我之怀。举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遂清言弥日，因留宿，遂复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前去，我正尔往取卿，共诣抚军。”张既还船，同侣笑之曰：“卿何许宿还？”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至，遣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既同载，俱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语，咨嗟称善，数日乃止，曰：“张凭劲粹，为理之窟。”即用为太常博士。（《北堂书钞》卷六十七，《艺文类聚》卷四十六，《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七、二百二十九引）

　　从这些故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谈活动的具体过程和人们对它的热衷迷恋程度。因而这些故事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世说新语》的重头戏无论是内容方面，还是艺术表现方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广大妇女从精神气质到生活行为的崭新面貌，是整个魏晋时期精神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王夫人的“林下风气”胜过顾家妇的“闺房之秀”，就可以看到那种循规蹈矩、温文尔雅的闺中淑女形象在魏晋时期已经成为陈旧的俗套，能够与竹林名士风范等量齐观的新女性风采才是备受瞩目的新潮。这一认识在《郭子》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书中收录了许多敢于和传统礼教和女训背道而驰的新女性故事，如贾充女（或云陈骞女）主动通过婢女私自与父亲的下属官员韩寿私通，最后达到结合目的，是中国文学中较早的青年女子私自决定个人婚姻问题的范例（《世说新语·惑溺》“韩寿美姿容”条刘孝标注，《太平御览》卷五百、九百八十一引）。而最为突出的是许允妇阮氏的几条故事：

　　许允妇是阮德林妹，奇丑。交礼毕，许永无复之理。桓范劝之曰：“阮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宜察之。”许便入见，妇即出，提裙裾待之。许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几？”答曰：“新妇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皆备。”妇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有惭色，遂雅相重。（《初学记》卷十九、《白孔六帖》卷二十一、《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二引）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帝遣虎贲收允。妇出阁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愿陛下检校，为称职否？若不称职，臣宜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旧服败坏，诏赐新衣。初被收，举家号哭，允新妇自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之，须臾允至。（《艺文类聚》卷四十八，《北堂书钞》卷六十、一百四十四，《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九引）

　　前一条写阮氏巧妙地利用礼教规范来战胜丈夫的歧视，维护了妇女的尊严和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后一条写她超人的见识、自信和胆略。阮氏二事完全代表了新的社会潮流中妇女精神的新风貌。另如王浑向妻子钟氏夸耀儿子，钟氏竟云自己若跟小叔王沦生儿，定会超过此子。这种放肆无忌的语言尽管受到一些道学家的深恶痛绝和严厉抨击，但魏晋时期妇女行为与精神潮流的深刻变革，却是谁也无法阻挡并需要正视的现实。这些深刻揭示魏晋时代精神变迁的故事均为《世说新语》所取。据笔者统计，现存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本《郭子》的八十四条佚文中，被《世说新语》收录的竟达七十余条。特别是那些反映清谈活动的精彩片断和优秀的女子题材故事，多出《郭子》。这说明在《世说新语》成书前，《郭子》对魏晋时代精神的认识和表现是最为清晰和最为成功的。

　　从以上几种《世说新语》蓝本演变递进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从西晋时期开始，随着士族文人与统治者矛盾对立关系的缓和和士族文人自身地位的提高，关注名士风流中的遗闻逸事成为社会上十分普遍的文化风气。

　　第二，这种遗闻逸事已经无关于“经国大事”，而是在于文人士大夫的日常践履之中。

　　第三，它们体现的是个人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色，而不是修、齐、治、平的实绩。

　　第四，对于这些遗闻逸事，编著者们进行了美学的、精神史的评价。

　　第五，面对残酷的政治纷争、文人惨遭杀戮的事实，人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文人的精神自由及其艺术表现。从而为《世说新语》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世说新语》正是这种精神潮流律动的产物。

　　本文经商务印书馆授权节选自《与魏晋风流》一书，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丨宁稼雨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罗东

　　：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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