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是谁发明的
青蒿素是谁发明的推荐文章1:屠呦呦:青蒿素——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
“青蒿素——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人物小传
屠呦呦:1930年12月生,浙江省宁波市人,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50多年来,她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让青蒿举世闻名;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7年,荣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
2020年12月30日,是屠呦呦90岁生日。她收到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屠呦呦研究员工作室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揭牌。她毕生只致力于一件事——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发,如今依然潜心于此……
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留影。新华社发
“我学了医,不仅可以远离病痛,还能救治更多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注定她与青蒿一生结缘。
1930年12月,屠呦呦出生于浙江宁波。“女诗经,男楚辞”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取名习惯,屠呦呦父亲从《诗经·小雅》中撷取“呦呦”二字。父亲又对了一句“蒿草青青,之春晖”。他未曾料到,这株“小草”,改变了她的命运。
屠呦呦的求学之路曾被一次疾病中断。16岁时,她不幸染上肺结核,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才康复。这次经历,让她对医药学产生了兴趣。“我学了医,不仅可以远离病痛,还能救治更多人,何乐而不为呢?”从此,屠呦呦决定向医而行……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选择了冷门专业——生药学。多年以后,屠呦呦说,这是她最明智的选择。
1955年大学毕业后,屠呦呦被分配至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参加工作4年后,屠呦呦成为原卫生部组织的“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员,系统学习中医药知识,发现青蒿素的灵感也由此孕育。
培训之余,她常到药材公司去,向老药工学习中药鉴别和炮制技术。药材真伪、质量鉴别、炮制方法等,她都认真学、跟着做。这些平日的积累,为她日后从事抗疟项目打下了扎实基础。
20世纪50年代,屠呦呦(左二)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做研究。资料照片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包括屠呦呦在内的科研人员,要当“小白鼠”试药。屠呦呦毫不犹豫地说,“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这段故事,还要从“523”项目说起。
1969年1月,39岁的屠呦呦突然接到紧急任务:以课题组组长的身份,与全国60家科研单位、500余名科研人员一起,研发抗疟新药。项目就以1967年5月23日开会日期命名,遂为“523”项目。
最初阶段,研究院安排屠呦呦一个人工作。她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收集整理了2000多个方药,并以此为基础编撰了包含640种药物的《疟疾单秘验方集》,送交“523”办公室。经过两年时间,她的团队逐渐壮大, 历经数百次失败, 屠呦呦的目光锁定中药青蒿:她们发现青蒿对小鼠疟疾的抑制率曾达到68%, 但效果不稳定……
说起研究的艰辛,屠呦呦老伴李廷钊记忆犹新:为了寻找效果不稳定的原因,屠呦呦再次重温古代医书。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几句话引起她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其一是青蒿有品种问题。中药有很多品种,青蒿到底是蒿属中的哪一种?其二,青蒿的药用部分,《肘后备急方》提到的绞汁到底绞的是哪部分?其三,青蒿采收季节对药效有什么影响?其四,最有效的提取方法是什么?”屠呦呦说。
屠呦呦反复考虑这些问题,最终选取了低沸点的乙醚提取。经历多次失败后,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编号191号的乙醚中性提取样品,对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都达到了100%。
尽管有了乙醚中性提取物,但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却发现疑似的副作用。只有确证安全后才能用于临床。疟疾有季节性,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期,就要再等一年。于是,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告,也带动同事参与。
“虽然发现青蒿素快半个世纪了,但其深层机制还需要继续研究”
然而,青蒿素的首次临床观察出师不利。
1973年9月,在海南的第一次青蒿素片剂临床观察中,首批实验的5例恶性疟疾只有1例有效,2例有一些效果,但是疟原虫并没有被完全杀灭,另2例无效。
一连串疑问困扰着屠呦呦:不是青蒿素纯度的问题,也不是动物实验和数据的问题,难道是剂型?海南临床试验人员把片剂寄回北京,大家感觉片剂太硬,用乳钵都难以碾碎,显然崩解度问题会影响药物的吸收。于是,屠呦呦决定将青蒿素药物单体原粉直接装入胶囊,再一次临床试验。这次,患者在用药后平均31个小时内体温恢复正常,表明青蒿素胶囊疗效与实验室疗效是一致的。
从化学物质到药物的转变,青蒿素研究永无止境。1982年,屠呦呦以抗疟新药——青蒿素第一发明单位第一发明人身份,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领取了发明证书及奖章。青蒿素的研制成功,为全世界饱受疟疾困扰的患者带来福音。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现在全球每年有2亿多疟疾患者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疟疾死亡人数从2000年的73.6万人稳步下降到2019年的40.9万人。青蒿素的发现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诺奖演讲台上,第一次响起清正柔婉的中国声音;屠呦呦的学术告的标题是“青蒿素——中医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面对荣誉,屠呦呦一如既往地淡定。“共和国勋章”颁发人选公示前,评选组曾经联系过屠呦呦。当时,她一遍遍确认着一系列问题:这么重要的荣誉,我够格吗?组织上有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直到对方一再确认保证,她才同意接受。
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栋普通居民楼里,屠呦呦依然没有习惯成为一位“明星”科学家,她的精力依然在科研。在屠呦呦的不断努力下,2019年8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在北京大兴举行了青蒿素研究中心奠基仪式;愿景中的研究中心白色的主楼就像一棵生机勃勃的青蒿。
“虽然发现青蒿素快半个世纪了,但其深层机制还需要继续研究。”屠呦呦盼望后辈有所突破。
2019年4月25日是第十二个世界疟疾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和中药研究所的科学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提出了“青蒿素抗药性”的合理应对方案。由特聘专家王继刚研究员为第一,屠呦呦指导团队完成。未来青蒿素的抗疟机理将是她和科研团队的攻关重点。
一株济世草,一颗国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屠呦呦呼吁:全球科研和医务工,要以开放态度和合作精神,投入到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去……
记者手记
源于内心平静的力量
屠呦呦的人生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为研究青蒿素做准备;一是研究青蒿素。分界点就在1969年1月她被任命为“523”项目“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组组长。之后,她从未停步,直至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的“成功秘方”,源于科学大家的“品格配方”:内心平静的力量、淡泊名利的境界、追求真理的执着、孜孜不倦的坚持。
耄耋之年,屠呦呦依然矢志研究青蒿素的深层机制。没有传承,创新就失去根基;没有创新,传承就失去价值。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古老的中医药方能历久弥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我国疫情防控的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从抗疟到抗疫,应对传染病,中医药彰显出独特优势。有识之士希望继屠呦呦之后,中医药人才能薪火相传,群峰竞起,发掘出更多的“青蒿素”,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记者 王君平)
:人民日
青蒿素是谁发明的推荐文章2:青蒿素是谁发现的,张伯礼讲了一个笑话,却让人笑不起来
发明与发现,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美国人米勒发现,非洲的疟疾发病率大大下降。
这让他大为惊异,想不通到底是什么因素挽救了非洲人的生命。
曾经米勒建议联合国向非洲多发帐篷,他认为只要住进帐篷,就可以减少蚊虫叮咬,多少能够切断部分疟疾的传播途径。
当然发那么多帐篷成本太高,而且不能从根本上断绝病源,并非最理想的办法,米勒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执行。
他派自己的学生到非洲一问才知道,发现阻断疟疾传染的是青蒿素,一种来自中国的药品。
米勒非常感兴趣,又让自己的学生来中国调查,想知道是谁发明了青蒿素。
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一共有7个单位都声称自己是青蒿素的发明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聪明的米勒没有相信这7个单位的话,而是给他们各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听说你们是青蒿素的发明者,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想了解除了你们,作出第二位贡献的是什么人?
好家伙,7个单位都说第二位贡献者的是屠呦呦。
至此,谁发明了青蒿素一目了然。
屠呦呦的名字这才为世界所知。
这个真实的故事是张伯礼院士所讲,当时他任中医科学院院长,陪屠呦呦去领的诺贝尔医学奖。
张院士说,虽然最后非洲用的青蒿素经过了改造,但第一个把青蒿素带进课题组,第一个发现结晶,第一个证实结晶具有临床活性的,是屠呦呦。
如果不是外国专家调查,恐怕永远都没人知道青蒿素是屠呦呦发明的。
张伯礼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主持人和现场观众都哄堂大笑。
笑完之后又觉得非常悲凉。
我在想,聪明智慧的炎黄子孙中,还有没有被埋没的屠呦呦,还有没有被忽略的奇思妙想?
我们缺少大师,缺少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选,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的孩子小时候参加奥赛从来不输于人,为什么长大之后就泯然众人矣?
当人才的棱角被磨平,当个性的伸展被压抑,注定只剩下万马齐喑。
青蒿素是谁发明的推荐文章3: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身后的他才是中国真正的“青蒿素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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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1日,85岁的屠呦呦教授获颁诺贝尔医学奖奖章,全场一起起立向这位来自中国的药学家鼓掌致敬。
此时,55岁的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在杭州的家中见证了这一幕,他感慨万分:中国人终于获得了这份迟来的认可!
很快,汪力成的电话便被祝贺的电话打爆了,大家终于明白为何他会在十多年前承包了数万亩的青蒿种植基地。
这个故事,需要从十六年前说起。
1999年,39岁的汪力成旗下的华立集团刚刚登录资本市场,是此时最早的民营上市企业。
不久,一位“长相怪异”的年轻人指名要见“汪董事长”。
因为是朋友介绍,又是杭州老乡,汪力成便接待了这位名叫马云,自称“可以将生意做到互联网上”的年轻人。
可惜马云口干舌燥说了半天,汪力成对马云所说的“电商”还是没概念,以为“互联网”和自己老本行电网差不多。
汪力成最后客客气气送走马云,转身给介绍人朋友打电话,要他劝劝年轻人多做点实事,别尽想着靠什么看不见的“网”忽悠人。
劝别人做实事的汪力成,心里正在谋划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虽然此时还看不到任何前景。
在接待马云前,汪力成曾出差到重庆酉阳,带着华立集团转型的目的去各地考察。
考察期间,汪力成意外得知当地生产的青蒿提炼出的“青蒿素”是防治疟疾的最佳药品。
背景也很偶然,酉阳是青蒿的主要产地之一,因为谈到企业改制和产业化发展,考察中当地政府不无感慨地提起几十年前一项名为“523”的保密项目。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援建越南的一个疟疾防治科研项目,从当地青蒿提取青蒿素制成抗疟疾的药品支援越南。
据说,当时让越南人伤亡最多的不是美军的炸弹而是疟疾,中国的援助拯救了不少越南人的性命。
当地政府很惋惜青蒿素企业规模太小,又各自为政,至今没能形成产业化经营,好好的项目一直没能形成规模。
也是在陪同人员的口中,他才得知屠呦呦等科学家的大名。
在了解到疟疾是世界上仍在攻克的疾病后,汪力成当即表示将青蒿素作为华立主业转型的突破口,决心把这个汇聚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推向世界。
会后,他当即宣布投资3亿元,在重庆武陵山开启青蒿加工生产一体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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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力成不是心血来潮。通过调查,他得知世界上治疗疟疾所用的青蒿素原料近九成都出自中国,而非洲国家40%的医疗经费都是为了防治这种由蚊虫传播的疾病。
选择武陵山,是因为当地产的青蒿的有效成份提炼率可达千分之七,远高于国内其他地方。
2000年,说干就干的汪力成通过旗下公司与当地政府共同组建了重庆华阳自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将上万亩青蒿种植基地承包。
接着,汪力成主动拜会了屠呦呦等科学家,与西南农业大学共同组建了重庆华立西农青蒿研究所,正式开启了对青蒿的种植和开发工作。
等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后,汪力成通过收购重庆武陵山制药厂,以及国内主要青蒿素提取厂家湖南吉首制药厂,完成了将产量提升至国内青蒿素产量80%的目标。
生产上去了,规模也有了,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由于疟疾在我国基本已经被消灭,以青蒿素为原料的抗疟疾药物最大的需求方是疟疾严重的非洲。
可当时药厂生产的抗疟疾药物由于生产和技术不过关,没有一家能够进世界卫生组织采购目录。
华立集团在专家的建议下,追加了投资,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种植青蒿,并严格按GAP标准栽种,同时以国际化的药品制造程序规范生产,最终在2004年顺利进入了WHO采购目录。
有人觉得花了如此大的精力和财力的华立集团终于成为了出口药商,那肯定得想办法把之前的钱给捞回来。
可实际上,即便华立的抗疟疾药90%出口到非洲大陆,实际销售额却不到3亿,远低于外国同行的营收,甚至是华立集团盈利最小的一个项目。
虽然不怎么赚钱,但华立的青蒿素药物在非洲已经救了无数身患疟疾的病人,平均三天就能治愈,早已成为非洲人心目中的“救命药”。
与马云擦身而过,还劝人家要做事踏实,可身为资本前辈的汪力成也确实有这个资格。
汪力成在业内素以“炒壳高手”著称,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的“中国第一商人”,更是资本市场上著名的“华立系”掌舵人。
其实他最初只是仪表厂的普通工人,连大学的门都没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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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汪力成出生在杭州余杭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村办小学的教师。
汪力成从小也没啥玩具,陪伴他的就是随处可见的小动物。
他没事就蹲在墙根静静观察蚂蚁搬家,老鼠偷食之类,一看就是大半天,饭都忘了吃,幻想着长大以后当一位动物学家。
读了中学后,汪力成又对机械和电子着了迷,拆过家人的手表,修过邻居家的无线电,一门心思想考大学当个工程师。
1975年,15岁的汪力成虽然成绩不错,可惜此时还没恢复高考,只能通过招工的形式进入余杭仪表厂当起了技术员。
当时厂里的主营是电能表,也就是俗称的电表。虽然有些技术门槛,可在市场逐渐开放后,上海、浙江等地制造电能表的企业越来越多,产能严重过剩。
汪力成虽然年轻,可思想很活跃,时常在技术上搞点发明创造,在厂里已经小有名气,很快便当上管技术的副厂长。
他在任的时候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厂里申请了“华立”这个品牌。
在此之前厂里都是“贴牌”,买的是上海一个电表厂的商标,每台一元钱,扣除成本后,厂里每台才赚3毛钱。
换上“华立”商标的电表虽然没有 “贴牌”时卖得那么好,可厂里好歹算是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为后来的“华立集团”打下了基础。
1987年,27岁的汪力成双喜临门,一个是他喜得贵子,儿子汪思洋出生;再一个就是他在老领导的推荐下,正式成为余杭仪表厂厂长,揭开了人生新篇章。
不过,接手仪表厂时,厂里的境况已经很不好,既没订单也没项目,汪力成也愁得不行。
恰好杭州洗衣机厂这时引进了松下洗衣机生产线,可很多关键部件需要进口,单单一个定时器就要卖12美元,不仅使制造成本加大,也深深刺激了国人。
浙江计经委就找到汪力成,说这个定时器和你们仪表功能很近似,有没有可能生产出来?
正在找米下锅的汪力成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可看到样品后有些傻眼,东西不大,结构却十分复杂,厂里现有资源根本生产不出来。
本来就喜欢捣鼓新玩意的汪力成倔劲上来了,觉得日本人能造好的东西,中国人也没问题。他带着工厂技术骨干钻研了三个多月,最终顺利研制了一款国产定时器,批量生产后使企业顺利走出困境。
此时,嗅觉敏锐的汪力成又听说电能表销售将从商业机构统购变成电力部门统购,迅速调整了销售策略,凭借与电力部门的良好关系,一年时间拿下市场上八成以上的订单。
随后,浙江人精明的一面在汪力成身上再次体现出来。
改革开放十多年,逐渐富裕起来的企业和家庭纷纷掀起一股“装修热”,从企业的车间、办公室到家家户户的客厅、卧室纷纷要更换新的电气设备。
汪力成抓住这个机会,在原有的电表生产线中又增加了电气设备项目,企业生产蒸蒸日上,成为余杭地区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厂里有钱了,汪力成的脑子也活跃了起来,开始想学着人家玩投资。
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抱着“钱生钱”想法的汪力成开始将厂里赚到的钱,甚至是贷款陆续投入到房地产、食品、饮料、酒店等与主业完全不相干的领域。
从1990年到1995年,整整五年时间,汪力成几乎很少呆在厂里,差不多天天泡在各种项目的剪彩仪式上,每天不醉不归,企业也因旗下公司越来越多变成了华立集团。
如此多的投资项目,华立确实赚到了点钱,工人也享受到了许多让人眼红的福利。
可情况渐渐不对,因各类项目行业过于分散,又没有专业的人打理和监督,华立的许多投资纷纷打了水漂。
很快,贪多嚼不烂的恶果出现了,曾经笑脸相迎的“酒局”变成了“鸿门宴”,请客的人不是催账就是要债。
实在感觉扛不下去的汪力成只好砍掉除电能表及房地产业之外的10多家企业,重归电表生产行业,可损失已经达到2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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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立集团的第一次多元化投资算是失败了。可汪力成还是从中学到了不少,他在风声水起的企业兼并改制中领会到了“资本运作”的魔力。
“学以致用”的汪力成首先在企业内部玩了个大大的“戏法”。
1994年,通过企业改制时的经营层购收购,以“人人入股、现金配股、骨干员工持股”的方案,他巧妙地将华立变成了一家纯民营的股份制控股公司。
这也不是汪力成在耍什么花招,那些年的企业都是这么干,而且被鼓励这么干。
根本原因是政府深感在几十年“大锅饭”的影响下,传统企业不思进取,负债累累,只好想办法开始“甩包袱”。
传统集体型企业纷纷以改制的方式通过股份、买断等形式重新与工人签订劳动协议,为的是盘活资产,激发工人的积极性。
有的企业负责人在以个人身份购买了大量股权后,摇身一变成为身价不菲的老板,企业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不可否认,因为改制,大量的集体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许多工人的权益不同程度受到了损害,甚至汪力成的改制过程的做法也屡屡被手下员工非议。
不管怎么说,汪力成通过改制将华立集团牢牢掌控在了手中,他很快就想试试学到的“资本运作”这玩意到底好使不好使。
平心而论,资本市场对汪力成来说也是个新鲜事物。只是他更善于平衡好各方利益,并能审时度势从政策角度借助地方政府的支持,从而在其中“长袖善舞”。
此时,在“股份制”“并购”“上市”“融资”这些词逐渐被人所知晓时,隐藏其中的“资本市场”终于闪现出庞大的身影。
随着“西部大开发”口号的提出,完成企业改制的汪力成借着响应“挺进西部”的号召,悄悄在资本市场玩了把谁都没听过的“借壳+洗壳”。
1996年,36岁的汪力成开始谋划“上市”,可此时的上市公司大多是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像华立这样的民营公司根本排不上号。
于是,汪力成玩了个“曲线救国”的套路,他的做法堪称后来民营企业上市的“教科书”
因为西部开发,很多西南地区的大型企业急于脱困,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就成了“救命稻草”。
华立先是以5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连续亏损3年、资产2000万的重庆电度表;三年后又以资产置换方式成为ST川仪(后更名为华立控股)的第一大股东。
2000年,汪力成换汤不换药,又顺利拿下ST恒泰(后更名为华立科技),企业规模再度扩大。
与此时那些不管不顾埋头并购的资本大佬不同的是,汪力成在并购中与股东一家家恳谈,该补的补,该买的买,直到在法律层面确认了各自股权关系后才宣布收购完成。
同年,华立集团在美国硅谷设立了华立控股(美国)有限公司,趁着此时互联网泡沫破裂,纳斯达克走入低谷时,以极低的成本收购了上市公司美国太平洋系统控制技术公司,算是又换了身“美国壳”。
汪力成的资本运作思路很清晰:在国内A股市场买壳,接着把集团的核心资产和技术注入控股公司,然后通过资本运作手段打通上下游产业;国外则通过股市买壳,整合国际先进技术后再进行国内产业化。
此时的汪力成因为华立集团几次借壳,在资产剥离过程中处理极为干净利落,毫无后患,被业内公认为“炒壳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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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这一时间,擅长资本运作的汪力成突然投资了无人问津的青蒿素产业。
汪力成之前几次“借船出海”的资本运作太精妙被业内屡屡称赞,这次投资青蒿素却让所有人都糊涂了,不明白华立集团为啥好端端的去搞什么青蒿种植,会不会这地里藏有金子?
所有人都不相信,汪力成纯粹是为了发扬救死扶伤的精神。
不相信就不相信吧,对习惯先干了再说的汪力成来说,未必有耕耘就一定有收获,起码自己心安就好了。
好在,他很快就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2001年,对41岁的汪力成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华立集团以1.7亿元的价格收购了刚刚上市的昆明药业,这是他拿下的第三家上市公司。
接着,华立集团成功收购飞利浦CDMA移动通信部门,是国内少有的跨国并购成功的范本,更是此时国内唯一掌握CDMA核心技术的企业。
同年年底,汪力成获得《财富》中文版“2001年度中国商人”称号,排在了张瑞敏、鲁冠球等企业家之前,位列首位。
但荣誉的背后,是汪力成诉不完的苦水和艰辛。
因为青蒿素的研发,华立集团加速了在医药产业上的投资和并购。
2003年7月,先是通过昆明制药收购了云南金泰得三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同年8月收购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2005年8月,华立又以1.33亿元将武汉健民收入囊中。
至此,已经跨入中国制造企业500强的华立集团旗下已经有了计量仪表、生物制药、电力自动化、信息电子以及房地产五个产业领域,营收早已跨入百亿企业行列。
2006年,华立集团在泰国东部罗勇府建立了第一个境外工业园,招揽了诸多中资企业入驻,再次开辟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范例。
华立集团再次涉足工业地产、医药、IT以及电气自动化等多个领域,吃过亏的汪力成却察觉不对劲,想找准一个主业钻进去。
就在此前,华立集团内部曾出现了激烈争论,一派是以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热潮的“IT派”,主张要搞互联网产业;另一派是以青蒿素生产为代表的“医药派”,坚持继续见效慢,但是市场前景更广阔的生物医药产业。
吵到最后,汪力成拍板,让两个产业都去“试错”,反正各自投资2亿为上限,最后谁的收益高,就把它作为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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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年底,“试错”的结果出来了,华立“IT派”只有不到3亿的营收,而医药板块总销售额30多亿,甚至超过了老本行的仪表主业。
胜负毫无悬念,汪力成一锤定音,医药产业被确立为华立未来发展的核心主业。
现在看来,倒也未必是IT行业真的不景气。
只是此时互联网远没有今天那么多新概念,网速也慢,加上刚起步的华立IT也没什么核心技术,和领跑了数年的医药板块相比,自然处于劣势。
不过,汪力成信奉“做熟不做生”,青蒿素药物本来就是他主抓的项目,意义非同一般。
连续忙碌了数年,眼看华立集团渐渐稳定,汪力成终于表示自己“累”了,可以交棒给后继者,自己得享享清福去了。
2010年,华立集团创立40周年,刚满50岁的汪力成辞去华立集团总裁和法人代表职务,仅保留董事会主席一职。
这年,23岁的汪思洋悄悄进入华立集团,并在一年后担任总裁助理,退隐幕后的汪力成每天上上网,看看新闻,好不自在。
对于儿子接班,汪力成 “举贤不避亲”,表示只要儿子能力够,企业早晚都是他的。
虽然从资本角度来看,华立集团的总资产在全国众多民营企业中并不算“惊艳”,可身为掌舵者的汪力成还是赢得了不少正面评价。
这不仅仅是他慧眼识珠,在青蒿素还没有展现任何市场潜力时就能早早布局、运营,关键是他一直挂在嘴边的“社会责任感”。
华立生产电表时,为了运输安全,外面包裹了大量成本低廉的泡沫塑料做防震垫,同行也基本都这样做。
偶然一次机会,汪力成去电力局开会,发现那些泡沫塑料堆满了整个电力局一角,人家告诉他,光处理这些包装材料就需要好几辆卡车才能运走。
汪力成很清楚这些泡沫塑料是白色污染,询问还得知,即便被丢弃到垃圾场其实也没法处理这么多包装材料。
既浪费又污染环境,这让汪力成心里很不舒服,当即回到集团找人研究能否以新型降解材料替换掉这些泡沫塑料。
下面的人忙活半天给了他一个方案,替换环保包装材料可以,只是成本要每台增加6毛钱。
要知道,此时华立集团每年生产2000万台电表,算算也是不小的一笔成本支出。
汪力成也没多犹豫,同意替换方案,表示可以从集团其他方面消化掉这部分成本,但是这个污染环境的包装不能再用。
汪力成的“社会责任”也从国内延续到了国际。
华立的青蒿素类药剂和针剂在非洲逐渐打开局面,也是汪力成建议,集团在非洲设立了专门的医疗中心免费收治疟疾病人,免费赠送出数千万人份的抗疟疾药物。
迄今,华立集团有几十个青蒿素产品,100多人的团队活跃在非洲各地,帮助非洲人民积极抗击疟疾及其并发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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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华立集团来说,种植青蒿也并非一帆风顺。2005年,由于青蒿价格上涨,导致各地纷纷开始种植青蒿,供过于求的市场使得华立的青蒿项目亏损严重,内部很多人希望暂停。
可汪力成表示青蒿项目不关乎挣不挣钱,关乎是中国人的荣誉感。
坚持了十多年的青蒿项目“墙外开花”,已是华立系的金字招牌,墙内还甚少有人知晓。
直到2015年,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后,许多人这才对汪力成的远见恍然大悟。
2016年,昆药集团以7000万元购买了屠呦呦教授团队开发的青蒿素相关专利及临床批件。
可以说,正是有了华立集团的支持,屠呦呦教授才能心无旁骛地继续着青蒿素方面的研发工作。
华立集团也通过与屠呦呦教授团队的深度捆绑,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青蒿素药物生产及销售集团,实现了青蒿素从种植到提炼、加工、研发、营销整条生产链的整合。
也是这一年,29岁的汪思洋出任昆药集团董事长,正式从幕后转到了台前。
曾经的一份情怀在等待了十多年后,终于给汪力成带来了丰厚的回。
截止2018年,昆药集团营业收入升至71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4.58%。
有意思是,因为此时国外宣布工业大麻合法化,导致资本市场开始炒作大麻概念,昆药集团旗下恰好有个天麻项目,虽然“此麻非彼麻”,可还是在二级市场连续大涨。
不过,2019年的华立集团年显示,昆药集团虽然营收增长,但是归母公司的净利润却从之前的4.2亿下滑到了3.3亿,盈利能力下降了不少。
好在这是儿子汪思洋主政昆药集团不久,有的赚总比没的赚要强,当爹的汪力成对此一句话也没多说。
老话说“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总归要等一等,看一看。
隐退中的汪力成始终也没敢真正放手,就在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第二年,他正式宣布回归,重新掌舵华立集团。
现如今,华立集团控股有昆药集团、健民集团及华正新材三家上市公司,参股了开创国际、华媒控股等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超过160亿。
用资本杠杆撬出来的“华立系”这个数字在资本市场并不算“华丽”,除了青蒿素算是华立集团相对有优势的产业,其他新能源和新材料等还远不是行业龙头。
62岁的汪力成,43亿的个人资产在中国富豪榜也不算惊人。
不过,和那些在资本市场品尝到甜头后继续玩“空手套白狼”把戏的大佬不同,汪力成还是低调从事基础制造业以及医药产业,毫不张扬。
钱或许是没有别人赚得多,但是他的口碑要超过许多身价百亿的资本大佬们。
改革四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有的人不识水性折戟在了刀光剑影的资本市场内,有的却在风口中屡次把握住机会,初心很重要。
大浪淘沙,留下的永远是恒心和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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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中国第一商人”——记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电气时代
汪力成:抓住机会的赢家,创富领袖
世界舞台上的浙商汪力成:助推青蒿素走向世界,浙商杂志
汪力成:昆药集团“青蒿素龙头”背后的资本教父,环球老虎财经
浙江资本教父变形记:围猎青蒿素20年,商业帝国依然大而不强,市界
汪力成:以情怀致敬中非友谊,以市场提升中非合作,红网
青蒿素是谁发明的推荐文章4:最美奋斗者丨屠呦呦:半世纪执着追寻青蒿素
屠呦呦在工作中(翻拍资料照片)。 图片:新华社
对大多数人来说,屠呦呦这个名字不陌生。出生于宁波的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2015年,以“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不少人因此重温《诗经·小雅》中的名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乐道于两者间的因缘际会,认为这冥冥之中预言了屠呦呦取得的成绩。但一些真正的伟大发现从来都不容易。再次聆听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故事,记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半个世纪苦苦追寻青蒿素的执着,还有带给世人关于努力和奋斗的诠释。
“光杆司令”的笨办法
1969年1月21日,39岁的研究员屠呦呦接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一项秘密任务:担任“523”项目组组长,研发抗疟疾的中草药。
说是项目组,其实只有她一个“光杆司令”。虽然此前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对有记载的药方做了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但没有一方令人满意。屠呦呦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干。从此,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内,多了一个大量收集、整理历代医籍,认真请教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要一封封打开浏览的忙碌身影。
两年多时间,屠呦呦收集了2000余个方药,精选后上交640个。经过实验,她和同事筛选出中药提取物样品200余个,而结果都不理想:对疟原虫抑制率最高只有40%。
在后来的各种传说佳话中,灵光乍现的时刻被描述成:某天,冥思苦想的屠呦呦在阅读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其中一段话令她醍醐灌顶:“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从纸上到实践,现实是充满日夜的重复和艰辛。屠呦呦的同事、中药研究所所长姜廷良回忆,从1971年9月起,屠呦呦经过周密思考,不断转换方式,对以往筛选过的重点药物和几十种候补新药,重新设计提取方案。例如青蒿,就设计了低温提取,用水、醇、乙醚等多种溶剂提取,以及将茎秆与叶片分开提取等方案。
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失败,到底哪一个方药中的哪一味药最理想?笨办法!苦功夫!漫长的寻药过程,是一次次的试错。在中草药青蒿的提取实验进行到191次时,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的青蒿抗疟有效部位“醚中干”才终于出现。
1978年的《光明日》,记录了一位工作人员艰难的心理活动:“主要担负这项研究工作的,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她曾经这样问自己: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经到顶,我们就真的无路可走吗?”
这个实习研究员,就是屠呦呦。
临床上甘当“小白鼠”
有效样品有了,通往宝藏的路就找到了。但这只是第一步,抗疟疾药的研发,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进行比拼。
如果将有效样品深入临床应用,需要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临床毒性试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听起来轻巧,但在那时,所有药厂停工,没人,没环境,更没资源。
没有药厂配合,怎么提取?“土法上马。”根据屠呦呦助手钟裕蓉回忆,为争取时间,当时屠呦呦带着她买回7个水缸,用于代替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没有通风系统,怎么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姜廷良说,日复一日,不少科研人员头晕眼胀,还出现出鼻血、皮肤过敏等症状。
想起那段攻坚期,屠呦呦的丈夫、也是她宁波效实中学的同学李廷钊很是心疼:“那时候,她脑子里除了青蒿还是青蒿,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但屠呦呦操心的不是这个事。“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否则要再等一年。”她主动给领导写告,表示愿意亲自试药。就这样,1972年初夏,屠呦呦和其他两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
“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就是这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时隔多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对这个执着的女科学家十分感慨。
对屠呦呦而言,2015年的诺贝尔奖,把她默默无闻的科研之路直接推向公众视线。由于获奖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也无院士头衔,当时,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然而, 比“三无科学家”更值得关注的,是屠呦呦当年做科研时的“三无条件”——无实验室、无课题经费、无奖金。
2000年以来,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在全球推广。2014年,全球青蒿素类药物采购量达到3.37亿人份。如果用拯救生命的多少来衡量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在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
“身体欠佳”依然不休
继2011年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和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还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这意味着,屠呦呦打破了此奖一直授予院士的不成文惯例。并且,她还是第一位“婉拒”媒体采访的获奖者。
那年,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楼的新闻发布室里,国家科技奖励办负责人对满怀期待的记者表示抱歉:“屠呦呦先生因为‘身体欠佳’不能到场,由她的同事接受大家采访。”
这不是媒体记者第一次被老太太“放鸽子”了。屠呦呦对于采访有多抗拒,每个试图尝试的人都深有体会。
“身体欠佳”,也是李廷钊这次在电话中婉拒记者采访的理由。而被问到屠教授是否因为身体原因停工修养,李廷钊连忙纠正记者:“没有,没有,她一直还在工作的,用她自己的方式。谢谢家乡媒体的关心,屠教授希望不受外界的打扰,能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研究。”
露馅了,所谓“身体欠佳”,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同事亲友的描述中,屠呦呦性格的执拗、对工作的执着,谁也改变不了。
“她是那种会跟年轻人拍桌子,也会跟老人拍桌子的性格。”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曹洪欣模仿过屠呦呦急得拍桌的模样,“能让她眼睛发亮的,只有青蒿素。”
青蒿素已经推广应用数十年,还需要研究什么呢?曹洪欣介绍,近些年,屠呦呦一直在关注青蒿素“老药新用”——新适应症的药物研发问题。
许多获得诺贝尔奖的高龄科学家,已处于“安度晚年”的退休状态,很少有新的科研成果。而屠呦呦没有停步,当人们为她鼓掌时,她“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只需一张安静的书桌,上下求索,再攀高峰。
获得诺贝尔奖后的4年多来,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发表了10余篇科研论文,包括两篇影响因子超过10的重要论文,还有多项专利正在申中。
2019年6月,屠呦呦团队又放了一个大招:针对青蒿素的“抗药性”难题,团队经过多年攻坚,在多个方面取得新突破,于近期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等适应症”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治疗红斑狼疮的新双氢青蒿素片剂,最快或可于2026年前后获批上市。
看来,这位89岁的老太太从未把自己纳入退休行列。
(本文部分内容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青蒿素是谁发明的推荐文章5:首次发现青蒿素
人民日
屠呦呦在工作。 新华社发
人类已经和疟疾进行了数百年的斗争。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中分离奎宁。此后,奎宁的替代物氯喹一度成为抗击疟疾的特效药。
上世纪60年代,疟原虫对奎宁类药物产生抗药性,使得全世界2亿多疟疾患者面临无药可治的局面,死亡率急剧上升。屠呦呦发现的全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新药。青蒿素目前仍然是人类治愈疟疾的唯一选择。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至今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疟疾治疗方法,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亲历者说
屠呦呦: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青蒿素发现者,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青蒿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新药,也是由原卫生部颁发的第一张一类新药证书,授予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前身)中药研究所:“你单位研制的新药青蒿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符合我部颁发的《新药审批办法》的规定,特发此证。”
新药证书含金量十足。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让·安德森评价:“她(屠呦呦)以惊人的毅力发现青蒿素,是第一个证实青蒿素可以在动物体和人体内有效抵抗疟疾的科学家。她的研究跟所有其他科研成果都不同,为科研人员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
上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的任务,39岁的屠呦呦任中药抗疟组组长,从此开始征服疟疾的艰难历程。
历经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屠呦呦和课题组发现,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12%—40%。屠呦呦分析,抑制率上不去的原因,可能是提取物中有效成分浓度过低。
问题在哪里?屠呦呦重新把古代文献搬出来,终于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找到了答案:“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原来古人用的是青蒿鲜汁!屠呦呦立刻意识到,有可能是高温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分。
青蒿素的提取,只是第一步。自1972年分离得到青蒿素单体后,屠呦呦等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有机所和生物物理所协作,最终用X—衍射方法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结构。青蒿素是一个具过氧基团的新型倍半萜内酯,也是一个与过去抗疟药结构完全不同的新抗疟药,打破了过去认为“抗疟药必须含氮杂环”的断言。
“青蒿素的发现不仅增加一个抗疟新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发现这一新化合物的独特化学结构,它将为合成设计新药指出方向。”屠呦呦说,青蒿素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发明成果,而且是从中医药里集成发掘的,是中医药造福人类的体现。
知识链接
1992年,针对青蒿素复燃率高、水溶性不好等缺点,屠呦呦发明双氢青蒿素的抗疟“升级版”。之后,屠呦呦团队又发现双氢青蒿素针对红斑狼疮的独特效果。
2018年,屠呦呦团队发现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有效率超90%、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有效率超80%,并开始进入Ⅰ期实验。
参观贴士
北京东城区东兴隆街54号,同仁堂博物馆,全馆7个展厅,展出1000余件中医药历史文物。博物馆以中国中医药发展为背景,反映了以同仁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 人民日 》( 2019年12月07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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