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社会理想及儒学政治与政治儒学

　　至圣孔子

　　摘要：孔子创立了意在惠及天下众生的“仁爱”学说，为儒家所宗，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民为本。孔子的全部学说，关注的最终焦点

　　是百姓的幸福。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定为一尊，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但是，统治者标榜的儒学，已非“原典儒学”，而是经过文人政客改造了的儒学。儒学政治演变成了政治儒学。孔子的学说近乎理想化，存在两大严重缺陷：“尊君抑臣”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自律”的调控手段。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孔子；儒学；儒学政治；政治儒学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与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并称为缔造世界文化的“四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孔子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的思想学说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据《汉书·艺文志》载，最显要的思想有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农、杂、小说十家。汉武帝刘彻采纳儒士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孔子本人也不断得到历代帝王的追谥和加封。直到上个世纪初，“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才动摇了儒学的正统地位。过了100年，人们回头总结历史，突然发现，众多思想家为人类社会构建的理想，还是孔子的救世药方最为美好。于是，世界各地纷纷成立孔子学院，研究儒学，研究孔子思想。据说，1988年全世界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寻找智慧。”[①]

　　那么，是五四运动的口号喊错了吗？不是。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反对的是腐朽的封建纲常伦理。这些伦理纲常多是以儒学为招牌来束缚百姓思想的巨大绳索。其实，后世人们印象中的孔子，都是政治舞台上化妆了的孔子，不是真孔子。儒学也不是纯粹的原典儒学，而是经过御用文人精心改造了的伪儒学，社会政治更不是儒学所热衷的政治，而是被统治者恶意阉割了的儒学政治。

　　一

　　孔子出身没落贵族，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史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少时就对礼仪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鲁定公九年，“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摄行相事。……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季桓子受之，三日不听政。孔子遂带着弟子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孔子六十八岁，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鲁人尊以为“国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一生追求知识，追求完美，追求崇高，追求生存的价值。孔子的人生价值观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一方面“修己以敬”（《论语·宪问》），“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谋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但在生命的旅途上，他却历经磨折，去鲁之后，“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活着的时候吃了很多苦，抱负始终未得充分施展。时人感叹“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死后世人遂称他为“圣人”。孔子以“圣人”之尊为世人所景仰。

　　孔子创立了意在惠及天下众生的“仁爱”学说，为儒家所宗，奠定了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允执厥中”，入情入理，已经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准则，虽未尽美，然尽善矣。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试图重建社会秩序，使天下百姓共同享受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周公时代的政治局面则是他社会理想的标准模板。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一生致力于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所以他渴望从政。但鲁“陪臣执国命”“政逮于大夫”（《论语·季氏》），他感觉在鲁国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已经渺茫，于是毅然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颠沛生活，虽屡遭困厄，仍矢志不渝。他说：“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理想，构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那样的和谐社会，孔子渴望登上政治舞台。他说：“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有一次，他的弟子子贡以“美玉”为喻，叩问孔子的人生追求，孔子毫不讳言地说：“我待贾者也。”[②]他要寻找一位“识货”的君王，把自己推销出去。但“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史记·儒林列传》）。

　　孔子一生积极进取，一心救世济民，但在那个“多欲”“尚力”的时代，他的仁政思想始终未能得到统治者的赏识，而他“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他求仕的目的，主要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百姓，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王风·黍离》）

　　孔子一生志在社会政治，在人的发展，他想让整个天下的人共同享受人生幸福，但由于未被世用，他的政治主张大多“托之空言”[③]，不曾见诸行事，一腔怀抱未得施展。

　　孔子一生的业绩，主要是人才教育和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载，孔子弟子“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史记·儒林列传》）

　　孔子的一生是理性追求与社会现实相互矛盾的一生。他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临死前他对弟子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史记·孔子世家》）内心充满了无奈、痛苦和悲叹。

　　二

　　孔子的学说被后世奉为儒学。《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许慎认为，儒是术士，以柔立本，追求和谐，反对对抗，基本揭示了儒的本质。从造字的角度说，儒字从人从需，需亦声，应该是会意兼形声。儒者之事业乃致力于人生之所需，怎样才能让人们过上心安理得的幸福生活。班固《汉书·艺文志序》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宗师仲尼”，以孔子学说为思想基础，于是孔子之学便成了儒学，孔子也就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儒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民为本。孔子的全部学说，关注的最终焦点都是百姓的幸福。《论语·雍也》篇载：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从《论语》的记载中，我们可知孔子叹尧美舜赞禹梦周公，肯定齐管仲，称许郑子产，无不因为这些人的政治业绩使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为政者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乐为乐，他就会受到百姓的爱戴，乐为所用，他建立的政权也就稳固、繁荣和昌盛。

　　儒学的社会政治构想是，从个体人修身做起，而后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人人“修己以敬”而为“君子”，社会各以其才而居位；贤德君子“为政以德”；天下之人“克己复礼”；最终达到“安百姓”的目的[④]，实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儒家学说认为，为政者的德品、能力与其职位要相称，所谓“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论语·季氏》）。所以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不要忧虑没有职位，忧虑凭什么承担起那份职责。如果给你一个职位，你能不能做好。《孟子·梁惠王》载：孟子对齐宣王说：“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齐宣王回答：“弃之。”孟子接着说：“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齐宣王回答：“已之。”孟子又说：“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一国之君，国家治理不好，就应该自动退位让贤，由德才兼备者来居位管理。

　　儒家学说还认为，治国者第一要正其身，率先垂范，先天下之忧而忧。《论语·子路》篇载：“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劳者，忧也。为民表率，忧民之忧，如此做去，永不倦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孔子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论语·颜渊》篇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易》曰：“说（悦）以先民，民忘其劳，说（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兑·彖传》）

　　第二要用好人，选贤举能，知人善任。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芦浦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用对了人，则国兴，其事成。《论语》载：“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

　　第三要顺天应人，想百姓之所想。《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传》）又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象传》）左右者，助也。天有春夏秋冬四时之变，地有原隰丘壤生长之宜，人君裁决制令辅助百姓以顺天地之道，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不违其时。《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大学》有言：“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父母之爱子女，是无条件的，全身心的，更是无私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第四要观民设教，考正得失。《论语·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君之于民，要让他们都富起来，受到良好的教育。《易》曰：“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象传》）又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观·象传》）君王不能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要适时视察邦域，观阅民情，设为政教。民奢则约之以俭，民怠则劝之以勤。劳民劝相，保民无疆。《汉书·艺文志序》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人君下观民情风俗，考其政之得失，从而修政立宪，富国福民。

　　第五要节用而爱民。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成由勤俭败由奢。治理国家要勤政爱民，开源节流。荀子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天论》）为政之要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富有，它的君王和人民都不能浪费，不能挥霍无度。君如贪图享乐，纸醉金迷，终成扶不起的阿斗；民若奢靡成风，醉生梦死，必为外族所制。

　　《中庸》有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又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朱熹注：“一者，诚也。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中庸集注》）只有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成就儒者之业；以“仁爱”作幌子，结党营私，终被人民所唾弃。

　　三

　　汉代以后，儒学被统治者定为一尊，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但是，统治者标榜的儒学，已非“原典儒学”，而是经过文人政客改造了的儒学。儒学政治演变成了政治儒学。

　　孔子以其思想和人格赢得了弟子和世人的尊敬，但对孔子的政治见解，弟子们多以为，不适宜那个“多欲尚力”的躁动时代，如宰予反对三年之丧[⑤]，子路不赞成必先正名的主张，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⑥]冉求也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论语·雍也》）都曾对孔子的主张提出过异议。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陈绝粮，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子贡、颜渊说：“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他建议孔子略降一降标准。

　　孔子在时，弟子们即对他的主张多有异见。“后凌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列传》）孟轲、荀卿“咸遵夫子之业”，虽去夫子思想不远，然已有“润色”。

　　班固《汉书·艺文志序》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由此看来，七十子之后的儒学，虽然也以儒学自称，但经“辟者”“随时抑扬”，已“违离道本”，并非真儒学，而是走了样儿。换句话说，后世儒学已经不是孔子思想的原貌，而是经过不断加工、改造之后的儒学变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已经逐渐把“原典儒学”演变成了愚弄百姓的统治工具。他们的思想视野已经不是百姓的幸福，而是王权的稳固。

　　孔子生前，就曾告诫他的弟子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孔子殁后，“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弟子各以己意阐释孔子学说，见仁见智。“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孟子·公孙丑上》）后世之儒“惑者既失精微”“辟者又随时抑扬”，盖既无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大胸怀，也无孔子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徒以其说“哗众取宠”，为我所用，致使“违离道本”。“本”者，根也。孔子之道的“根”在百姓中，不在天子诸侯的尊贵里。尽管孔子也维护上下尊卑贵贱，但这上下尊卑贵贱是和德品、才能联系着的，并非只是出身和权位。后世“辟儒”正是在这一点上无限演绎，衍生出许多“伦理纲常”，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巨大绳索。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先之劳之”而“无倦”，使“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孔子主张轻徭薄赋，反对聚敛以厚其君，其思想的根深深扎在民众的土壤里。后世鄙儒则神化君权，鼓吹“君权神授”，至高无上，所谓“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天人三策》），“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其事上者也。”（韩愈《原道》）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黄宗羲《原君》），致使“苛政猛于虎”[⑦]。

　　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正己德而礼贤士，臣竭其智以事明君，君臣相得而利于民。后世鄙儒则片面强调臣对君的“忠”，“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曾文正公全集·家训下卷》）。上下级之间，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长官意志进而演变成了官本位，“官大一品压死人”，权力的级别就是是非的级别。

　　孔子试图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那样的和谐社会，君臣父子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整个社会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用。尊卑贵贱，各因其德才，长幼亲疏，各循其礼义。后世鄙儒则标榜“君”“父”的绝对权威，强化“君”“父”权力，虚化其责任，在“臣”“子”一方，则凸显其义务，以牺牲“臣”“子”的人权尊严为代价，换得社会的暂时稳定。汉代以后的儒学无限扩大君上的权利和臣下的义务，完全背离了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

　　《史记·礼书》：“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礼之初设，盖也为便于治，但“缘情”“依性”，去人未远。秦之“尊君抑臣”，已经注入更多的统治色彩。至若宋儒之理学，“礼”完全变成了统治的工具，既非“原典儒学”，也非道德规范，偏离孔子思想学说越来越远。

　　四

　　儒学强调“和”，反对对抗。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他虽感叹“天下无道久矣”，但终究不肯走武装革命一途。孟子虽然对齐宣王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告诫统治者关心民生；他也说过：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但他又说：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还是不主张另起炉灶，再造乾坤。《大学》有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不怨天不尤人的儒学宿命论给了无道昏君苟延残喘的机会。儒学的善良，被封建统治者利用了两千多年。

　　史载，汉高祖刘邦对儒生并不尊重，他曾摘下来访儒者的帽子而“溲溺其中”[⑧]，陆贾在他面前谈论《诗》《书》，他大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商汤、周武王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致使刘邦有点儿尴尬。后来陆贾著作《新书》，才改变了刘邦对儒者的态度。

　　汉武帝以后，虽说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实际上，历代统治者并未“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并用，各取所需。利用孔子“仁爱”学说为欺骗，借重儒学“和”的思想定基调，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家天下。他们横征暴敛，强取豪夺，欺压百姓，以维持和满足其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不顾人民之死活。一旦人民表现为不满和反抗，他们便会强调“和为贵”，以消弭人民心中的怒火；如其无效，随即残酷镇压。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⑨]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真正实践着孔子的“仁爱”学说。但是，今日世界崇尚霸权，拼命掠夺财富，世界格局以利益而结盟，世界范围内实现孔子“仁爱”学说的路途还很遥远。

　　孔子的治政学说高瞻远瞩，以其立国，执政为民，必将受到人民的热情拥戴；孔子的道德学说至善至美，以其做人，自行修养，终会不断提升人格品位。但是，孔子的学说存在两大严重缺陷，一是“尊君抑臣”的伦理观念，二是“道德自律”的调控手段。“尊君抑臣”的基点实际是人格的不平等，极易导致专制和独裁，文人政客正是看中了孔学“尊君抑臣”的社会伦理价值，因而向统治者献媚，从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而定为“独尊”，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民主进程；“道德自律”，主张人之灵魂的自我净化，尽管孔子自信“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但在人性弱点的干扰下，实践的可操作性极小。单凭“道德自律”，中国的文明进程势必缓慢。因此我说，孔子的学说近乎理想化，并非目前救世的灵丹妙药。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实施儒学政治而不是搞政治儒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健全法治，发展科学，富国强军，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①] 骆承烈：《孔子“和”的思想与二十一世纪》 ，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②] 《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③] 汉·赵岐《〈孟子〉题辞》：“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④] 《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 之。’”《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⑤] 《论语·阳货》：“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⑥] 《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⑦] 《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⑧]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⑨] 鲁迅：《狂人日记》，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本文标题：孔子的社会理想及儒学政治与政治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