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表哥这次回来会闹出这么大动静。


　　他走的时候，还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后生，背着缝了三道的旧书包，里头装着两件换洗的衣服和他妈包的荞麦馍。那是2010年，村里的地刚被征完第二批。征地那天，好多人坐在地头抹眼泪，表哥没哭，他爹倒是抽了两口烟，烟头烫了手也没察觉。


　　他们家那块三亩多的水浇地，种了十几年的玉米，去年刚换成了西红柿。老支书说这地是”城市发展的需要”，给了一亩三万，还承诺安排工作。工作没下文，钱倒是到手了。表哥他爹把钱装在一个铁皮罐子里，埋在了屋后的石榴树下。表哥走的那天，扛着锄头把钱刨出来，一沓一沓数给他。


　　“外头不好混，”他爹说，声音干涩得像夏天的井底，“兜里揣点钱，别饿着。”


　　表哥点点头，把钱放进内衣口袋，拍了拍。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直到去年冬天。


　　表哥回来那天，村口的老槐树已经被锯了。那棵树至少有七八十岁，树干上刻满了名字，有的已经模糊，随着年轮往里长。他拎着两个行李箱，站在原地好一会儿。那会儿我正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烟，隔着橱窗玻璃认出了他。


　　“老弟！”我喊了一声，他回头，脸上是风尘仆仆的疲惫，眼睛里却闪着我从没见过的光。


　　“回来了。”他简单地说，嘴角微微上扬。十年城市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不多，只是皮肤黑了些，身材也结实了不少。走路的姿势倒是变了，不再是农村人特有的那种拖沓步伐，而是有种城里人的干脆利索。


　　“买地，盖房。”他一边往家走，一边说。


　　我愣了一下：“买地？”


　　“嗯，攒了点钱，够用了。”他没多说，只是看着前方，好像在规划什么。


　　村里已经很少有人盖新房子了，年轻人都出去了，老人们住着祖宅，慢慢等死。表哥这个决定让我有些意外。他家老宅在村西头，一进去就是一股霉味，屋顶漏雨，墙角生蘑菇。他爹早些年摔断了腿，落下残疾，他妈有心脏病，常年吃药。这些年就靠政府低保和种点菜地过活。


　　表哥回来的第三天，就去村委会找村主任谈买地的事。我去他家送炒鸡蛋时，他妈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说表哥在城里做装修，手艺好，攒了六十多万。这在我们村，几乎可以算是个小富豪了。


　　“他要在村东头的荒坡上建房子，”婶子抹着眼泪说，“说是要带我和他爹过去住，还要开个农家乐。”


　　我心里替表哥高兴，毕竟能在外头有出息，又想着回乡发展，是件难得的事。


　　可事情很快就不对劲了。


　　村主任姓高，五十出头，肚子像怀了八个月，走路的时候两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摇晃，跟个活神仙似的。他家的彩钢瓦房是村里最早盖起来的，占了村口的风水宝地。上头吹什么风，他总能提前知道，村里的好处也总是往他家流。


　　传言高主任的儿子在县里当交警，平时没少收黑钱。去年县里来了巡视组，把他停职了。高主任愁得好几天没出门，后来不知道走了什么关系，儿子又回去上班了。


　　表哥第一次去找高主任，被晾在办公室外面两个小时。第二次去，高主任正打麻将，让他明天再来。第三次，高主任才不情不愿地见了他。


　　“荒坡那块地不行，”高主任嘴里叼着根牙签，“那是集体用地，不能随便买卖。”


　　表哥不信，拿出了规划图：“我查过了，那块地没有规划用途，按政策是可以申请的。”


　　高主任眯着眼睛笑了：“你小子在外头学了几天法，回来就想教我做事？告诉你，不行就是不行！”


　　这事后来传开了，村里人都在猜测高主任为什么不同意。有人说那块地其实早就被高主任看中了，准备留给他儿子以后开发；也有人说是因为表哥当年和高主任儿子有过节，这是在记仇。


　　表哥没放弃，他去了县里国土局，查阅了资料，又找了个在市里工作的同学打听政策。两个星期后，他拿着一堆文件回来，直接去了乡政府。


　　那天我在乡政府送货，正好碰见表哥从乡长办公室出来，脸色不太好。


　　“咋样？”我问。


　　“乡长说考虑考虑，”他苦笑，“八成是高主任先打了招呼。”


　　我拍拍他肩膀：“别灰心，咱们村现在不是换届选举吗？过几天选个新主任，没准就好办了。”


　　谁知道表哥摇摇头：“换届是假的，高主任已经定下来了，这次选他侄子。”


　　村委会换届选举那天，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村部的院子里贴满了标语，还摆了几张桌子。我和表哥去的时候，高主任正领着几个老人在填票。


　　投票很快结束了，结果和表哥说的一模一样——高主任的侄子高建军当选了新主任。老高慢悠悠地走到表哥面前，眼睛里满是得意：“小伙子，啥事得按程序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没想到的是，就在高建军上任第二天，县里突然发了个文件，说是要发展乡村振兴项目，鼓励返乡创业。表哥立刻拿着文件去找了新主任，不知道说了什么，高建军居然点头同意了。


　　“他答应了？”我不敢相信。


　　表哥嘿嘿一笑：“我跟他说了，如果我的农家乐开起来，每年给村集体上缴两万管理费。”


　　原来是动了钱的念头。这事传到老高主任耳朵里，他气得不行，但新政策摆在那儿，他也没辙。


　　就这样，表哥终于拿到了批地手续，按每亩三万五的价格，买下了村东荒坡上的五亩地。那块地荒了多年，长满了杂草和小灌木，还有村里人偷偷倒的垃圾。表哥花了一周时间，雇了两台挖掘机，把地平整出来。


　　工地刚开始动工，就出了事。


　　挖掘机在平整地基的时候，挖到了一块大石头，怎么也挖不动。表哥让司机换个地方挖，没想到又碰到了砖墙。仔细一看，那下面居然是一个旧地基，看样子年代久远。


　　“这底下是不是有古墓啊？”挖掘机师傅开玩笑说。


　　表哥摇头：“不像，倒像是旧房子的地基。”


　　按村里老人的说法，解放前这一带是许家的地盘。许家在民国时期是远近闻名的大户，有上百亩良田，还开了个油坊。后来解放了，许家人不知去向，房子也拆了。


　　表哥让挖掘机小心地挖，很快，一个地下室的轮廓显现出来。那是用青砖砌成的小房间，顶部已经塌陷，但四壁还算完整。


　　我和表哥小心翼翼地爬下去，屋里有股霉味，地上全是烂木头和砖瓦。表哥拿手电筒照了照，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铁皮盒子，已经锈迹斑斑。


　　“别碰，”我紧张地说，“万一是文物呢？”


　　表哥不听，已经把盒子拿了出来。盒子不大，比鞋盒稍小，上面落了厚厚的灰。他用袖子擦了擦，小心地打开盖子。


　　里面是一本发黄的账簿，还有几张纸币和一枚铜钱。账簿的封面上写着”许家账目，民国二十五年”。


　　表哥翻开账簿，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毛笔字，记录着各种收支。最后几页似乎是一封信，表哥仔细读了读，脸色突然变了。


　　“怎么了？”我问。


　　他没回答，只是把账簿合上，小心地放进包里：“先保存好，回去再看。”


　　那天晚上，表哥把我叫到他家，锁上门，拿出了那本账簿。


　　“你看这个，”他指着最后几页，“这是许家当年的家主写的。”


　　我凑过去，只见纸上写道：


　　“兵荒马乱之际，家产难保。今将田契地据暂埋于后山石洞，待局势稳定，再行取出。如有变故，吾儿可循此记寻回家业……”


　　后面还详细记录了一个地点，说的是村后山上的一个石洞。


　　“这是个藏宝图啊！”我惊讶地说。


　　表哥却皱着眉头：“不对，许家的地早就分了，哪有什么契据还有效？”


　　第二天一早，高建军就带着几个人来到工地，说是接到举，这里可能有文物，需要停工检查。


　　“什么文物不文物的，”表哥不高兴地说，“就是个旧地基。”


　　高建军却不由分说，贴了封条就走了。中午的时候，县文物局的人来了，带走了那些砖头和瓦片，说是清代建筑的遗迹，需要保护。


　　表哥傻眼了。


　　那天晚上，高主任亲自登门，笑眯眯地对表哥说：“小伙子，你那块地怕是不能建房子了，文物局要划成保护区。这样，我给你换个地方，村西头有块地，也是五亩，我做主，同样的价钱卖给你。”


　　表哥把老高请进屋，给他倒了杯茶。那茶是上好的龙井，表哥特意从杭州带回来的。老高喝了一口，砸吧着嘴：“好茶。”


　　“高叔，”表哥慢条斯理地说，“那块地是不是和许家有关系？”


　　老高的茶杯顿了一下，眼神闪烁：“什么许家？我不知道啊。”


　　表哥没再问，只是点点头：“那行，明天我去看看村西头那块地。”


　　等老高走后，表哥对我说：“他心虚了。”


　　“你怀疑他知道什么？”


　　表哥拿出账簿：“许家的地契肯定还在，而且很可能在后山那个石洞里。如果能找到，至少能证明这块地的历史。”


　　我摸了摸下巴：“你是想借此讹诈高家？”


　　“不，”表哥摇头，“我只想知道真相。”


　　第二天一早，我和表哥偷偷爬上了后山。按照账簿上的描述，石洞应该在山顶向南第三棵松树旁边。可山上的景象早已物是人非，松树砍得只剩几棵小树苗，根本认不出来。


　　我们找了一上午，一无所获，正准备下山，突然听到一阵说话声。躲在灌木丛后，我们看到高建军带着两个陌生人爬上山，手里拿着铁锹和探测器，似乎也在找什么。


　　“就是这一带，”高建军指着一片乱石，“我爷爷说的就是这里。”


　　其中一个陌生人问：“确定有值钱东西吗？”


　　高建军压低声音：“许家的地契和金条，我爷爷亲眼见过。”


　　我和表哥对视一眼，没想到高家早就知道这事！


　　我们悄悄跟在他们后面，看着他们用探测器在山上扫来扫去。大约一个小时后，探测器突然发出刺耳的”滴滴”声。


　　“有了！”那人兴奋地说。


　　三个人立刻用铁锹挖了起来。不一会儿，他们挖出了一个生锈的铁盒子，比我们在地基下发现的那个大多了。高建军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里面装着一叠发黄的纸张和几块金灿灿的东西。


　　“真有啊，”一个陌生人惊讶地说，“这得值不少钱！”


　　高建军的声音有些颤抖：“这些契约如果还有效，现在那块地就值几千万了。”


　　我们看得真切，那铁盒里确实有几锭金条和一沓泛黄的纸张。高建军小心翼翼地把东西装进背包，三人迅速下山了。


　　表哥的眼睛闪着奇异的光：“走，我们去县档案馆。”


　　在县档案馆，表哥翻出了一份1955年的土改档案。上面清楚地记载，许家的产业被定为”地主财产”，全部收归国有，其中就包括村东头那块地。而根据现行法律，这类土地后来多被转为集体所有，归村委会管理。


　　“所以高家想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表哥冷笑：“他们想用民国的地契冒充自己的祖产，然后去法院打官司，要回土地。现在那一带开发起来了，地价飙升，如果能证明是他们家的，就发大财了。”


　　我恍然大悟：“所以他们不想让你在那建房子！”


　　“对，他们想自己开发。”表哥合上档案，“不过他们忘了一件事。”


　　“什么？”


　　“许家和高家是什么关系，档案馆里有记载吗？”


　　我们又翻了几个小时的资料，终于在一份族谱记录中发现，高主任的祖父曾是许家的管家，负责看守油坊。土改时，高家被定为贫农，分到了一小块地。


　　“原来如此，”表哥恍然大悟，“高家想占许家的地，这事他们谋划了几十年啊！”


　　表哥决定第二天去县纪委举。我们整理了所有证据，包括那本账簿、档案馆的记录，还有我偷偷用手机拍下的高建军挖宝的照片。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村里就炸开了锅——高建军被人举了，说他挖掘文物，私吞国家财产。县公安局把他和那两个陌生人抓了起来，搜出了金条和地契。


　　而举人，竟然是高主任！


　　后来的事情像连续剧一样精彩。高建军被抓后，交代说是他爷爷临终前告诉他这个秘密，说许家的财宝埋在后山，还有地契可以证明那块地是高家的。他爷爷是许家的管家，知道这些秘密。


　　高主任闻讯后，立刻撇清关系，说儿子不肖，自己不知情。但县里调查发现，高家这些年一直在暗中收购村东头周围的地，而且已经和一家房地产商签了合作协议，准备大规模开发。


　　最关键的是，考古专家鉴定，那些所谓的”许家地契”其实是伪造的！纸张确实是民国时期的，但上面的印章和内容是后来做上去的。而我和表哥在地基下发现的那本账簿，反而被证实是真品。


　　事情越闹越大，县里派了工作组进驻调查。高主任被停职，接受调查。而那块地，也被确认为集体所有，表哥的买地手续有效。


　　半个月后，表哥重新开工。在挖地基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惊喜——地下室的另一个角落里，居然藏着一个小瓷罐，里面有几十枚银元和一封信。信是许家当年的主人写给儿子的，说家里的地契都是假的，真的早就被国民党军队抢走了，这些银元是给儿子留的路费，让他逃到南方去。


　　表哥把这些东西上交给了县博物馆，博物馆很重视，说这是研究民国时期乡村经济的重要资料，还给了表哥一笔奖励金。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县里的纸都道了。表哥成了名人，他的农家乐还没开张，预订就排到了三个月后。


　　去年冬天，表哥的农家乐终于开业了。他把老宅也重新修缮了一下，搬来了爹妈。他爹的腿病找了个老中医调理，居然好了不少；他妈的心脏病也稳定了，整个人精神多了。


　　开业那天，村里人都来捧场。新来的村主任是个年轻人，县里派下来的，特意送了个大花篮。高主任被双开了，他儿子和侄子都进了监狱。听说高家在县城的房子也查封了，老高现在住在村西头的老宅里，很少出门。


　　我问表哥：“你当初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什么？”


　　表哥笑了笑，递给我一杯茶：“我在外面这些年，跑过工地，做过装修，也开过货车。遇到很多人，听过很多事。后来在杭州，我碰到一个老人，是从我们村出去的。他告诉我，我们村以前有个大户人家，叫许家，家产被高家觊觎了几十年。”


　　“所以你是专门回来揭穿高家的？”


　　表哥摇摇头：“我就是想回来盖个房子，过安稳日子。不过既然碰上了，就顺手把这事了结了。”


　　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幅老照片，是他爹年轻时的样子，站在地头，背后是一片玉米地。


　　“那是咱家的地，被高家用计谋征了。现在，算是有个说法了。”


　　我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茶很苦，但回味却出奇地甜。


　　就像这十年来表哥的人生，也像我们这个小山村的变迁。


本文标题：我表哥打工10年回乡买地 村干部百般阻挠 拆地基时挖出一本民国账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