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推荐文章2：中苏在二战中的互助与合作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5周年，这一胜利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国团结奋战的结果。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和苏联分别是抗击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也是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牺牲最大的两个国家。中苏作为两大邻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相互支持，对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中苏交恶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1927年4月，蒋介石改变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从其反共的立场出发处理与苏联的关系，12月，南京政府单方面宣布与苏联断交。1929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试图用武力强行收回中东铁路，招来苏联大军越过中苏边界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死伤惨重。这让日本人看到了东北军的弱点，认为有可乘之机，两年后便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苏交恶，让日本看到了中国的孤立，这也是日本人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外部因素。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也威胁到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斯大林深知中国战场的价值，希望中国在抵抗日本方面有所作为。1935年后，面对日本向华北的不断扩张，中国加大了对苏外交的力度，实行“联苏御日”的方针。蒋介石特别希望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但斯大林担心中国无力抵抗日本的全面进攻，坚持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表示愿意在签订这一条约后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当时的局势十分复杂，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矛头明显指向苏联。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上海保卫战打响。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确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此后，苏联开始积极援助中国。

　　苏联是抗日战争初期援助中国最多的国家

　　在日本侵华开始之时，欧洲列强还沉浸在一战后的和平气氛之中，英法奉行的是绥靖政策。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也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利益，但英国自顾不暇，对日本步步退让，美国则深陷孤立主义，采取的是不干涉政策。中国所能求助的也只有苏联，因为日本是两国的共同威胁，如果中国失败，也将影响苏联的安全。为了帮助国力虚弱的中国政府坚持抗战，苏联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援，包括提供贷款、武器，还派出军事顾问和飞行员参战。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刻，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苏联向中国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物资陆续运到中国，主要有军用飞机297架、各式火炮290门、坦克82辆、汽车400辆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枪支弹药。苏联提供的飞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都是苏联所能提供的最好装备。当时苏联援华军火的绝大部分是利用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支付的。苏联总共对华提供了三笔信用借款，总额为2.5亿美元。苏联所提供的贷款利息低，年利仅为3％，还款时间长，为5至10年，以实物为还款方式，中国以苏联所需之物品与原料偿还。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停止，中国实际使用苏联信用借款约为1.73亿美元。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购买了飞机等军火，这些物资大大增强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中国除了从苏联得到贷款和武器装备外，还得到了大量的人员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服务的苏联人总数约5000人（含志愿飞行人员），其中200多人为中国人民的自由独立献出了生命。

　　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渡过抗战初期的难关极其重要。当时中国得到的外援很少，苏联的援助无异于雪中送炭。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用于作战的飞机只有300架，至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仅存作战飞机30架左右，丧失了空中作战能力。1937年10月22日，第一批苏联飞机飞抵中国，随同一起来华的还有苏联空军志愿队，共计254人。苏联空军志愿队投入了保卫南京的战斗，击落日军10余架轰炸机，并击沉了日军一艘巡洋舰及2艘运输船。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多地多次执行空中作战任务，给日军以重大打击。苏联教官为中国培训了1000多名飞行员和80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帮助中国重建了空军。从1938年6月起，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向中国先后派遣了四任军事总顾问，帮助训练中国军队和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空军、炮兵与坦克兵等技术兵种中，苏联顾问和教官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1941年2月斯大林派崔可夫来华担任驻华武官和军事总顾问，并向中方运交了250架轰炸机和驱逐机，300门大炮和500辆汽车。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抗议，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逐渐停止了对华援助。1942年2月，苏联顾问崔可夫奉召回国，苏联援华抗日告一段落。

　　中苏合作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

　　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大国都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坚持抗战，也是对苏联卫国战争的支持。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不断敦促日本进攻苏联的远东，而日本始终未能向处于极端困境中的苏联发动进攻。正如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在华使命》中所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据统计，中国战场牵制的日本陆军在1939年占其总兵力的83%，1940年为78%，1941年为70%。正是由于中国人民顽强奋战，拖住了日军，使日军不能满足德国的要求，无法北进配合德国攻击苏联，德日法西斯形不成合力，苏联消除了两线作战之忧。

　　苏德战争结束后，苏联准备出兵中国东北。8月初，先由在苏联受训的东北抗联（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步兵第88旅）派出数十名人员担任空降先遣组，空降到东北后，在中国境内抗联游击队的配合下伪装潜入虎头要塞，突袭炸毁了日军在要塞内针对苏联设置的巨型大炮，为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开辟了道路。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160万大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越过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关东军号称是日本的“皇军之花”，虽然此时的实力已大不如前，精干力量被调到了太平洋战场，但他们属于死硬派，在天皇宣布投降后仍负隅顽抗，直到8月22日才停止抵抗。苏联红军以伤亡3.2万人的代价，共毙伤日军9.1万人，俘虏59.4万多人，解放了被日军侵占14年的中国东北。苏联的出兵，对于加速日本侵略者的灭亡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出兵打击日本法西斯，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支持与配合。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7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华南部队对日、伪军发起全面大反攻，配合盟军作战。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接到命令，立即兵分3路向东北、热河挺进，积极配合苏军作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一场战争。中苏两国是那场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两个国家，对这场战争的记忆自然会与别的国家不一样。中苏也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侵害的同时，也得到了一定的补偿，扩大了领土面积，改善了地缘环境；中国虽然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领土，但也失去了一些其他权益。我们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为的是认识到现实中的中俄两国既要维护本国利益，也要照顾对方的利益，互利才会共赢。总之，中苏两国人民合作抗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推荐文章3：1937年，中苏签互不侵犯条约有多难?5次波折，差点签成太平洋公约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苏联出售中东铁路后，日本疯狂推行分离中国华北政策，促使国民政府加快了向苏联接近的步伐，搁置售路问题交涉，重新开启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

1、中苏关系急转的缘由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向华北扩张。

　　南京政府退让政策所换取的是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

　　日本要求中国“依从日本、追随日本、听任日本独霸中国，然后才可以讨论其它”。

　　中国华北五省面临空前危机。

　　国民政府重新将目光集注于苏联，重新启动对苏缔约谈判。不过从国民政府方面来说，这时的缔约谈判已经不是上次互不侵犯条约谈判的简单重复，而是谋求与苏联订立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了。

　　此时，国民政府已将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甚至中共问题都降到次要地位，而把与苏联建立互助关系提到了首位。

　　1935年10月18日蒋介石和孔祥熙一起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表示他赞成中苏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他所强调的是缔结“在实质上能促进中苏密切关系并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

　　蒋介石向鲍格莫洛夫暗示，这个协定是秘密军事协定，“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

　　孔祥熙还告诉鲍格莫洛夫：

　　日本人坚持与中国“签订反苏军事协定。日本人说，不稳住中国战场，他们就不能对苏联开战，所以日本必须在华北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如果蒋介石同意缔结军事同盟，日本就不会反对南京政府对华北诸省的主权，否则他们扬言要‘捣毁’南京政府”。

　　但孔祥熙否定了中国与日本结成同盟的可能性，他说：

　　“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乃至不管中国政府向日本做出什么许诺，一旦日本与第三国开战时，不管是同苏联还是美国，中国人民定将迫使政府抗日”。

　　孔祥熙说的是实话，日本确实曾想以反苏为诱饵，诱骗蒋介石对自己屈服。

2、中苏谈判第一次波折——红军问题

　　1935年12月2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给鲍格莫洛夫发出指示电，从而大体上奠定了苏联在抗战期间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支持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又避开充当国共调停人的角色，避免干涉中国内政之嫌；支持国民政府中的主战派，牵制对日妥协派；对中国抗战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拒绝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

　　这一方针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末期才发生重大变化。

　　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鲍格莫洛夫于1936年1月22日会见蒋介石，在座的还有孔祥熙。鲍向他们转达了苏联政府的意见，双方就互助条约问题开始会谈。

　　蒋介石认为，苏联所关注的政府与红军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鲍格莫洛夫根据指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斩钉截铁地拒绝担任国共调停人的角色。

　　谈判几乎陷入僵局。蒋介石与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与红军达成协议的原则是：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

　　关于蒋介石的抗日计划和利用拟议中的互助条约的具体想法，尽管鲍格莫洛夫追问了两次，但蒋介石没有做出回答。

　　这次谈判的最大成绩是蒋介石表示出的对中国红军的让步——只要红军承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的领导权威，红军现有人员就可以参加抗日(不必解散)。但蒋没有向苏方通告同日本侵略进行斗争的具体计划，对中日关系的态度模棱两可。

　　2月2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电告鲍格莫洛夫，鉴于蒋介石仍旧动摇而且没有解决抗日问题，苏联难以与中国缔结互助条约。

　　这次谈判，本来双方起初都对签订互助性质的条约感兴趣，但由于蒋介石对日态度不明朗，在对待中共的实际行动上也没有明显进步，使苏联态度后退。

3、苏蒙《互助议定书》带来的第二次波折

　　恰在这时苏联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苏蒙《互助议定书》。这一临时“插进来”的事件，切断了刚刚开始的中苏互助条约谈判。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势力迅速渗入察哈尔，从北满到内蒙古东、西部各盟形成了对外蒙古的半月形包抄圈。

　　而外蒙古一直是被苏联视为保障其西伯利亚地区安全的中间地带，在失去北满地区之后，外蒙古对苏联的安保就更加重要。

　　日本并没有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内止步，开始在靠近外蒙古与苏联边界集中军事力量，制造边境事件；同时极力复活泛蒙古民族情绪。

　　在“复生”“大蒙古国”的口号下，日本人在大连召集被从外蒙古赶出来的封建王公和宗教上层人士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泛蒙古国的决议。

　　日本间谍在外蒙古大肆活动，拍照地形，毁坏界标，向水源投毒，散布谣言，纠合反动喇嘛，策划反革命阴谋，企图从内部瓦解外蒙古政权。

　　为对抗日本的威胁，外蒙古当局加紧向苏联寻求保护。为保证自己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安全，苏联与外蒙古进行谈判，于1936年3月12日在乌兰巴托签订了苏蒙《互助议定书》。

　　议定书规定苏蒙之一方领土一旦受到来自第三国进攻威胁时，苏蒙立即采取保证安全的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军事措施，给予相互援助。这是不折不扣的军事同盟条约。

　　通过该约，苏联向日满当局亮出“让步”的底线，即苏联的势力可以退出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但决不退出外蒙古，日本如果染指外蒙，苏联将以兵戎相见。

　　该盟约的签订意味着外蒙古已被置于苏联军事保护之下，这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开始向中国施加压力。

　　1924年《中苏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而如苏蒙《互助议定书》这样的文件，只有主权国家才有权签订。苏联擅自与外蒙古签订该约，虽旨在防范日本，但侵犯了中国主权，违反了《中苏协定》。

　　中国政府当然不能不做出相应的反应。特别是日本乘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诬称在该议定书的“背后有中苏秘密协议”，并要求中国对该议定书采取坚决措施，这就使国民政府的处境复杂化了。

　　当时中国正在与苏联进行订约谈判，也在与日本进行停战谈判。苏联要求中国对日本强硬，而日本要求中国对苏联强硬，国民政府被置于两难地位。

　　其实，当时蒋介石认为，向“满洲国”出售中东铁路，是苏联采取消极的远东政策，而对于与外蒙古订约，则是苏联采取的“积极的远东政策”，标志苏联对日政策发生了转折。

　　这一转折会给中苏订立互助条约带来机会。但苏蒙议定书侵犯了中国主权，国民政府不得不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引起了苏联的不快。

　　这样一来，刚刚开始的缔约谈判，便从而中止。此后苏联又回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立场，尽管蒋介石更加积极地争取订立互助条约，但再没有出现新的机会，谈判以无果告终。

4、中苏谈判第三次波折——德日《协定》

　　中国关于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交涉过去以后，国民政府要求恢复互助条约谈判。

　　1936年5月27日，孔祥熙会见鲍格莫洛夫，重提中苏签订互助条约问题，而这时苏联所要求签订的却是互不侵犯条约，已不再是互助条约了。

　　由于促使苏联从签订互助条约立场后退的直接原因是中国政府在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问题上的表现。

　　孔祥熙便首先向鲍格莫洛夫做解释，说中国对苏蒙《互助议定书》的“抗议某种程度上是在日本人压力下提出的”，并宣布，南京政府对苏蒙《互助议定书》的交涉已经过去，但他对日本在苏蒙签订《互助议定书》问题上对中国还有哪些要求并没有明确回答，而苏联所关心的，恰恰是日本利用苏蒙议定书，提出联合中国共同“反赤（苏联)”问题。

　　这样，鲍格莫洛夫不能不对南京更加疑虑。这次会谈苏方取得的唯一进展是，孔祥熙应允，中苏协定一旦签订，中国同意立即予以公布。

　　这样就可避免蒋介石从日本得到某种补偿后，放弃协定。

　　此外，苏联认为，蒋介石虽然做出对中共让步的承诺，但并没有放弃“剿共”行动，而国共进行内战就难以进行有效的对日抗战。

　　这些因素使苏联对中苏缔约谈判持慎重态度。

　　就在中苏谈判毫无头绪的时刻，11月25日德日两国在柏林签署了《反对共产国际协定》及《秘密附件》。

　　德、日这两个战争策源地为了摆脱自身的孤立地位，麻痹英美等西方国家，终于建立起反苏同盟。

　　该协定及附件的矛头直指苏联。苏联情机关很快获知协定内容，还将内容向中国作了通。

　　如果说德日建立同盟之前，苏联将日本看作是东方主要威胁的话，那么在这个同盟建立之后，德国则在西方上升为苏联最主要的威胁。因为德国不仅在地理上更直接威胁着苏联的中心地区欧洲部分，而且英、法等西方国家正怂恿法西斯德国反苏。

　　为避免两线作战，苏联政府制定了新的外交战略：

　　构建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和太平洋集体安全体系，与英、法、美、中大国一起建立多边合作，拉开它们与两个法西斯国家的距离，以消除德、日战争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更加不愿意与中国签订双边性的互助条约，而承担起共同对日作战的义务。

5、中苏谈判第四次波折——中德关系

　　但另一方面，随着东西方威胁的增长，中国在反法西斯侵略中的地位也更加突出。

　　苏联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对中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才能消除德国对中国的影响，并增强中国的抗战实力和信心。

　　当时德国与南京政府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军队聘请德国顾问，中国向德国出售钨、锑、锰等战略物资，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作为无限期周转贷款。

　　德日同盟建立后，苏联更加担心中国受德国影响，与日本携手反苏。

　　李维诺夫向中国大使蒋廷黻指出，德日《反对共产国际协定》中所指向的第三国，不仅指苏联，也指向中国，“我们知道，在德日签约时，由于日本坚持，条约中专门载明要使用这一条来对付中国”。

　　除对中国晓以利害外，苏联还提出具体援助南京政府的方案。

　　1936年11月，苏联政府向鲍格莫洛夫发出一份《关于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关系问题的指令》，授权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声明：

　　与南京政府签订以下条款的军事技术方面的协定是适宜的：

　　(1)许诺向南京政府出售飞机、坦克以及其它军事技术装备，为此在两三年内给南京政府贷款5000万美元，在10年内以锡、钨、茶、丝绸等中国商品偿还这些军事物资的价款；

　　(2)与许诺相应，由我们训练中国飞行员、坦克手，在万不得已时向中国西北的某个学校派遣我们的教官；

　　(3)当唯一一条经甘肃联系中苏之间的交通干线受到日本的威胁，中国军队司令部提出请求，由我们的飞机和坦克联合部队加入保卫交通干线的中国部队，保卫交通线。

　　苏联政府这一决定的目的就在于，使中国靠近苏联，远离德国，有能力抗击日本，又避免刺激日本，以减轻自己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威胁。

　　但国民政府与德国还处在“蜜月”期，正千方百计地争取德国，因而对苏联的上述建议没有立即作出响应。鲍格莫洛夫随后回国述职，中苏缔约谈判暂时中止。

6、中苏谈判第五次波折——《太平洋公约》

　　1935年一二九运动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苏联明确表示维护蒋介石继续领导南京政府的立场。蒋介石被迫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团结抗日的条件，事变和平解决，迅速形成了不可扭转的全国、全民族一致抗战的形势。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宋庆龄、冯玉祥、孙科等人提议，通过《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决议案》和《促进救国大计案》，宣布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收复失地（被日本占领的察北、冀东和东北四省）为政府唯一之责任”，表明国民政府转变为对内联合中共，对外联合苏联的抗日政策。

　　这标志南京政府在内外政策上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一转折为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这时苏联外交重点是实现亚洲集体安全战略——构建太平洋地区安全体系——除中国和苏联外，将美国、日本都纳入这个安全体系之中，签订太平洋地区公约。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一直想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没有得到日本的响应。苏联提出签订太平洋公约，显然是想让该公约起到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并认为中国作该公约的发起国最为合适。

　　1937年3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指示鲍格莫洛夫重新向中方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其重点在于让中国接受苏联签订太平洋地区公约的策略，命令鲍格莫洛夫对南京政府许诺，当中国提出签订太平洋公约的倡议时，苏联将给予支持，并重申向中国出售飞机、坦克等武器装备并为中国培训飞行员、坦克手的建议，还批准鲍格莫洛夫的要求，同意派艺术团到中国巡回演出，展示苏联声乐、舞蹈和器乐艺术，以及举办画展等。

　　随后，中苏在莫斯科和南京开始了关于太平洋公约问题的磋商。

　　3月11日，李维诺夫会见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他说只有签订太平洋公约“才能最终制止日本侵略，日本不可能也不敢与其它太平洋国家联盟对抗”。

　　蒋廷黻建议，中苏先以协议的形式建立一个核心，再请其它太平洋国家参加进来。

　　李维诺夫说，如果中苏先签订双边协议，就会将太平洋协议签订的可能性化为乌有，“只有最终确信不能缔结这样的公约时，才能考虑比较有限的公约”。

　　4月12日，鲍格莫洛夫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会谈，转达了上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并说如果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苏联准备重新考虑缔结苏中双边互助条约。

　　但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他建议立即开始谈判。他还强调，不管签订或不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亦或互助条约，苏联都会给中国5000万美元的军火援助，中国以货物分期偿还。

　　这里鲍格莫洛夫所谓在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的情况下，苏联考虑签订中苏互助条约，不过是虚晃一枪，是用以说服中国提出签订太平洋公约的倡议。

　　对苏联的建议，国民政府犹豫不决。其主要顾虑在于，太平洋公约最初是苏联在1933年冬与美国建交后提出的，当时未能实现，此刻由中国再次提出，仍然没有实现的条件。

　　另外，苏联建议，太平洋和平会议应要求日本参加，让中国在会议上提出东北问题。

　　但日本如参加会议，必要求中国首先承认“满洲国”；同时，美国不相信这一公约会起作用，也不会加入。

　　因此，没有接受苏联的倡议。至于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南京政府仍然不感兴趣。

　　这样，中国就失去了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中苏关系的重要时机。

7、《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成为南京政府最迫切的需要。7月8日，蒋介石召见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令他们请鲍格莫洛夫致电苏联政府，从速订立中苏军事互助协议。

　　中国外交部还拟定了一份中苏互助协议草案。但鲍格莫洛夫仍然坚持原议，即中国先提出太平洋公约，再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再谈判双边条约。但他愿意向莫斯科转达中国政府的建议。

　　与南京政府的愿望相反，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粉碎了中苏签订互助条约的可能性。

　　7月3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指示鲍格莫洛夫，“目前时机（指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开始一引者）更加不宜签署互助条约，因为这样的条约意味着我们立即对日宣战”。

　　苏联的战略是避免两线作战，它当然不愿为援助中国冒与日本开战的危险。李维诺夫强调，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务必以先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为先决条件”。

　　面对日本的全面进攻，南京在对苏关系上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一直反对将苏联军事供货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挂钩的蒋介石，为得到苏联武器援助，终于同意就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举行谈判。

　　1937年8月21日这一天，先是王宠惠与鲍格莫洛夫会谈，没有成功。接着，鲍格莫洛夫又向孙科反复强调苏联的立场。孙科再向蒋介石汇，到当天晚上，蒋介石接受了苏联的条件，在条约签字前的几小时接见了鲍格莫洛夫，通知对方说，他已命令王宠惠签约。

　　条约以苏方草案为基础，中方做出修改。当天晚上22时，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于南京正式在条约上签字，长达五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终于落幕。

　　条约言简意赅：中苏互不侵犯，互不援助侵略对方的第三国。

　　这个第三国就是指日本。两国代表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还以内容完全相同口头声明形式签订了中苏秘密协定（秘密君子协定），苏联政府承诺，在中日两国正式关系未正式恢复以前，不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因为中苏都避免刺激日本，双方都对条约做低调处理，几乎没有做什么宣传。

　　王宠惠甚至说，中国政府签订该约并不意味放弃传统的剿共政策，中国也准备与日本签订同样条约。

　　这就给世人造成该约并不具有多大意义的错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8、中苏签约的意义

　　首先，该约间接谴责了日本对华侵略行径，奠定了中苏关系国际法基础，中苏形成准战略同盟关系，改善了两国国际环境，粉碎了日本离间中苏的图谋，对中苏双方都有重大意义。

　　在整个缔约谈判中，苏联始终贯穿一个思想，要求国民政府对外不得与日本建立同盟，加入《反对共产国际协定》，对内停止内战，并以国民政府执行这两项政策作为与之签约的先决条件。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共统一战线没有破裂，蒋介石始终没有接受日本诱降而与日本一起反苏，《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该约为苏联对华军事物资援助奠定了政治基础。就在签约前的几个小时，蒋介石接见鲍格莫洛夫，同意在莫斯科签署军事供货协议。

　　蒋介石和宋美龄还特别提出，不待中国使团到达莫斯科，便按计划供应苏联的歼击机及其教官。鲍格莫洛夫完全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条约一签字，立即请其政府给中国空运50架歼击机。随后苏联军事供货合同顺利签订，在西方国家袖手旁观的情况下，中国得到了来自苏联宝贵的军事物资。

　　第三，在新疆问题上中苏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化解。

　　1933年苏联支持盛世才成为新疆统治者，他在1935年和1936年两次向苏联借取大笔款项，都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引起南京政府的不满。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大批军事供货源源而来，其运输通道只有通过新疆，经甘肃抵达内地。盛世才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反而对保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有利。

　　中苏在新疆问题上的矛盾便迎刃而解。在苏联帮助下，从霍尔果斯至星星峡长1530公里的国际公路很快开通，成为抗战初期的战争生命线。它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战争，最后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起到了应有作用。

　　对苏联来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减轻了来自日本的压力。

　　“满洲国”成立后，苏联广大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被置于日本直接威胁之下，德日结成同盟后，苏联进一步面临德、日两面进攻的危险。

　　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拖住了日本进攻苏联的手脚，使苏联集中力量粉碎了德国的入侵，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无可争议的事实。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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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推荐文章4：回眸中俄建交70周年｜“小步走”迈向中苏关系正常化

　　（文/康·瓦·伍努科夫）1973年9月，经传奇外交家与汉学家贾丕才（米哈伊尔·斯捷帕诺维奇·卡皮查）签署的毕业实习推荐，我来到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工作，并参与了苏中边界谈判事宜。第一远东司以拥有高水平的专家队伍而享有盛名，包括司长本人“米哈斯捷”（贾丕才）、基列耶夫、杜布罗夫斯基、巴斯玛诺夫（诗人和中国唐诗的翻译者）以及罗高寿。我与罗高寿的友谊持续了近40年，直到他于2012年4月去世。从他们中的每个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苏中边界谈判是根据两国总理柯西金和周恩来于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协议而恢复的，谈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两国间沟通的唯一渠道。当时苏中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苏联政府代表团分成两个工作组：莫斯科组（由第一远东司边界谈判部门和代表团团长秘书处组成，团长开始为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后来是伊利切夫），以及北京组，由常驻北京的代表团副团长、其他代表团成员和专家、技术人员、厨师等组成。很显然，谈判将持续很久，所以苏联方面决定一定要保障北京组的财务支出，不按天数计算，而是参照使馆工作人员的薪资标准发放。

　　在莫斯科的几个月，我努力领会谈判课题，学习1964年第一阶段谈判成果，研究1969年两国总理会晤后中方立场的特征。我与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进行了频繁的沟通，定于1974年的下一轮谈判和我第一次访问“我所研究的国家”的时刻即将到来。1974年6月，我乘坐伊尔-18专机与代表团成员一起从莫斯科飞抵中国，抵达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适应和调整的时间几乎没有，我们就投入到了谈判和繁杂的日常工作中。我被任命为代表团的副秘书长，参与了翻译团队的工作。代表团的联络工作是最紧要的，所有的官方消息和刊载在专门期刊上的代表团与相关机构的提案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运作。正是在那时我开始与我的中国同行周晓沛建立了私人关系，并在之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特别想说的是，在当时苏中关系相当紧张的时期，我们在私下交往中从来都没有过猜忌，而是彼此信任。这点对于开展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这个年轻的学者来说，参与这场把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外交官和专家会聚一堂的重要谈判，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更何况谈判桌对面坐着的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高级外交专家：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等。谈判工作日夜紧张地进行着。团长的讲话稿通常有二三十页或是更多，而且每一页的语言都相当精炼。因此，我们翻译人员一般要到凌晨才能拿到稿子。那时，中国的谈判者对我们寸步不让。

　　正如前面说过的，这条谈判通道对于中苏两国是唯一的，所以苏方使用这条通道不仅限于边界问题谈判，还用于更为严肃的目的：试图给恶化中的两国关系树立起某种法律框架，特别是在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名存实亡的时候。因此，在边界问题谈判中，我方代表团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正式提出签署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协议，以防止两国使用包括常规武器、导弹、核武器在内的任何武器进行相互攻击。中方也建议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1996年，伍努科夫（中）等俄罗斯朋友到中国驻俄大使馆做客。（资料图片）

　　铭记1976年重要历史片段

　　除了代表团的事务，我在每一次谈判过程中还承担着代表团团长、副部长伊利切夫的助手职责。在秘书处主任梁多夫的指挥下完成的各项工作，使我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头儿”（伊利切夫）不仅是重要的外交官，也是政治活动家（1961至1965年他担任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1976年，在使馆红房子举办了庆祝他70岁生日的内部活动。会上伊利切夫的一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说，鉴于当时与伟大的邻邦中国的关系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在可预见的未来双方不会达成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协议。但是，他加重语气说：“我们在边界谈判中的主要任务是，不要贻害我们的后人。”伊利切夫预言的30年后，我们目睹了两个伟大邻国在边界问题上长达40年纠葛的最终解决。

　　接下来，许多困难的事情需要面对，如阿富汗、柬埔寨和越南的问题，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三大障碍”问题，中苏国内形势变化，采取“小步走”策略问题，两国关系解冻问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在1989年5月的历史性会晤。以下的一些历史片断我将永远铭记。

　　1976年命中注定是要发生里程碑式的划时代事件。我清楚地记着几个日期：1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我曾有幸在1974年10月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他握过手）；4月，（清明节期间）爆发了全国大哀悼，当时我亲眼看到几十万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1976年夏天，中国传奇式元帅朱德逝世，让许多知道他的苏联人感到深深的悲痛。

　　但是悲痛还有很多。之后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造成了几十万中国人的死亡……那时，地震第一波冲击过后，凌晨迷迷糊糊中，我发现自己躺在北京大使馆房间的地板上。9月9日，中国与全世界都因为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而震痛。我也成为苏共中央、政府和其他部门成员进行电话讨论的见证者。讨论的结果，就是继续利用北京“边界磋商渠道”来探测中国新领导层的意图。

　　“小步走”策略让双方靠近

　　1976年11月27日，伊利切夫率领代表团飞抵北京。在坐落于北京市胡同的谈判大楼里举行了第一次全会，会上苏联代表团团长向中国新的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倡议。首先，确定了之前提出的签署不使用武力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提议。其次，提议加强贸易往来，恢复两国边境贸易，恢复友好协会之间的交往，开展科学院、卫生健康部门之间的合作等等。双方逐步相互接近、相互迎合，包括采取“小步走”策略。

　　从1980年12月至1985年8月，我先后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三秘、二秘的身份参与了几次“小步走”策略的实施。两国科技交流协议的落实使我有幸与到访中国的首批苏联专家代表团一起工作。代表团里有苏联优秀的冶金专家，他们都是亲身参与过鞍钢、武钢及其他中国冶金企业的苏联援建工作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的专家们发现，中国并没有原地踏步，而是在这个行业里突飞猛进……

　　难忘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筹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出访中国事宜。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作为援华苏联专家总顾问，在中国享有的威信不仅存在于老一辈领导人集体里，也存在普通老百姓心中。

　　1984年春天，接待来访的准备已经一切就绪，我们也去查看了给苏联贵宾安排的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住处。当年12月，阿尔希波夫到访中国并与老一辈领导人陈云、彭真等进行了极为重要的会谈。我记录下所有的谈话，用心观察传奇的中国领导人，我认为苏中关系正常化并不遥远。而且，我们越来越理解北京的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政策。陪同阿尔希波夫，我第一次参观了著名的经济特区深圳，遥望对岸的香港。15年后，作为俄罗斯总领事，我在那里工作了6年。

　　“电影渠道”发挥独特作用

　　但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所谓的“三大障碍”阻断了完全正常化进程。北京方面对于“障碍”问题的坚持可以理解。因为在阿富汗开始积极行动之后，苏联在苏中边境部署了“百万”大军，在蒙古国境内也有大量驻军，特别是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让正处于与美国恢复关系“蜜月期”的中国方面“头痛”不已。

　　于是，开始了漫长的、不平凡的“三大障碍”解局工作。在缺乏可靠的交往方式的情况下，“电影渠道”成为唯一的窗口，关于这一点在我的中国朋友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到过。我要补充的是，定期会见大多安排在城里的餐馆里进行，以接受（转交）苏联电影胶片的金属盒做掩护，我和同事彼得·阿格耶夫、维塔利·塔尤尔斯基、瓦洛佳·科尔日向中国伙伴们传递苏方立场，听取并向中央准确转达对方的论据。我们之间也有辩论，但是与聪明的中国伙伴打交道帮助我们提高了自己的“中国见识”。那时，在北京的日坛饭店我第一次吃到了口味独特的中国菜“糖醋活鱼”。

　　关于“电影渠道”及其独特的作用，知道的人很少。我记得，许多年之后，我成为俄联邦外交部第一亚洲局的某部门负责人，而积极参与通过“渠道”会见的中方成员张德广成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他以副部长身份第一次出访莫斯科时，参与会谈的我的同事卡拉辛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相见后紧紧拥抱，并谈论着什么“电影渠道”之类的莫名其妙的话。

　　1985年12月底，我回到国内，后来到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直接参与苏中关系正常化进程。这一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出访中国并会见邓小平。（曾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第一亚洲局局长）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推荐文章5：1949年，斯大林拒绝重签中苏条约，毛主席的回应非常硬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个月，毛主席开启了他的第一次访问莫斯科之旅。但主席访问莫斯科的想法并不是临时起意，早在两年前就曾多次表示想要到苏联访问，只是无一例外地被斯大林谢绝了。因此，主席此次前行并不只是单纯地访问，他还带着三个重要的任务，而这其中就包括敲定中苏两国需要重新签订的条约。

　　然而，在重新签订中苏条约进行协商的时候，斯大林却以诸多理由拒绝了，对此毛主席的回应十分硬气。并在这之后，决意不能空手而归的毛主席，还巧用智慧让苏联在1950年的时候答应了这一要求。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拒绝重签中苏条约呢？毛主席是如何回应的？最后又是如何让苏联“回心转意”的？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至此中国大地上早先经历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已经成为了历史。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说过要“消灭中国大地上一切不平等”，可是在过去近百年的中国大地上，人们遭遇封建主义思想以及帝国主义掠夺，官僚资本主义、以长期的战乱的迫害，再加上中国的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且不同地区的革命发展进程有着很大差距。

　　不仅如此，在彼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围追堵截，妄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所以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却依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因此，为了彻底结束中国在近百年来曾经遭受过的种种不平等，让中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我党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等外交原则。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本书中，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上的，所以一切的友谊和援助只能从这个方面去找。”

　　但是，在这之前由蒋介石带领的国民政府曾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诸如在1945年之时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其中包含着中方被迫同意外蒙独立，中方同意苏联在旅顺港驻军，中方被迫同意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50%的基础上共同经营与管理，且经营管理权归苏联所有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因此，在毛主席以及中央领导人决意要尽快将这些问题解决，可因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主席的出行成为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关注的重点，也正是因为如此，想要秘密访问莫斯科已经成为了不可能。

　　1949年12月21日，新中国成立两个多月，斯大林70寿辰即将到来，这一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友好国家都纷纷赶赴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这时候一个顺理成章促成主席的首次访苏的机会到来了。

　　12月6号，主席乘坐着专列，与陈伯达、师哲等随行人员一起，带着送给斯大林贺寿的礼物动身了。

　　而此次出行主席带着3个十分明确的出访任务，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与苏联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三是向苏联借款。而为了让中苏关系扭转到正常的道路上来，所以必须要及时地扫清两国间的障碍，因此在这3个任务中，重点要处理的就是，1945年时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在出发前，毛主席就已经预见到了此次出行的情况，并表示“最难办是第二项任务”。

　　经过长达10天的道路颠簸，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终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缓缓开进了莫斯科。12月16号晚6时，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两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正式会见，他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始。

　　会谈中，斯大林再三询问毛主席“你来苏联一趟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此次出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关于这次出行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吗？”

　　在翻译将斯大林的话说出后，毛主席答道“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的。”而在主席所说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指的就是与苏联重新签订中苏条约。

　　在简单谈及中苏两国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对当前中国目前是否存在和平威胁的问题后。紧接着，毛主席提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毛主席表示，“在刘少奇访问苏联回国后，中共中央对于中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作为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哪里不知道毛主席的意思，因此在主席话音刚落，斯大林就表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讨论解决。但需要搞清楚的一点事，我们要确定，是否应该宣布保留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或者是宣布在未来对它进行修改，亦或者是现在对它修改。”

　　 紧接着，斯大林再次补充解释道“众所周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在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千岛群岛、旅顺问题以及南库页岛等问题的相关条款。而关于这些条款，是经过美国和英国的同意下才签署的。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建议是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对这一条款中任何一项进行改动。”

　　为了印证这一观点，斯大林还表示，毕竟如果改动哪一项条款都会给美国以及英国，提出修改最重要的几项条款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进而会动摇苏联在战后从日本手中取得的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合法性。

　　很显然，这正如毛主席来时所想的一样，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并不会顺利。虽然斯大林拿出英美两国可能会对此进行干涉，并搬出雅尔塔协定作为对此条约不改动的借口。可斯大林很清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身就是美、英、苏三国趁着中国在日本发起侵略战争时的不备，而被迫签订的不平等的条约。但是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改动了这一条约会对当前苏联的利益存在损害，所以他想要延续这一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条约。

　　但在后续谈话中，主席的态度则是虽然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但在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因为原有的条约是与国民党签订的，现在国民党倒台了，原来的条约就失去了意义。

　　可对此，斯大林却依旧不愿意就此废除与国民党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不想与新中国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而，主席在来时就已经确信，自己此行有必要带会一个前所未有的、让中国就此可以树立独立自主形象的平等条约回国。

　　虽然首次会谈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在斯大林的祝寿活动上，斯大林还是邀请毛主席并排就坐在主席台中央，并作为第一个致辞的国家代表，给予了毛主席极高的礼遇。但是与其他党派与国家领导人贺信不同的事情是，在12月19号，主席发给斯大林的贺信中“内容简单，使用的官方语言，干巴巴的，正如常言所说的‘官气十足’”。

　　祝寿活动结束后，前来参加活动的各国领导人陆续回国，而毛主席依旧留在莫斯科，准备与斯大林继续商谈关于签署协定德尔相关问题。按照斯大林与毛主席的约定，12月24号是第二次会谈的时间，但这一次会谈只是谈论了一些关于越南、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事宜，对于中苏条约却未曾提及，这让毛主席对此十分失望。

　　并且据毛主席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主席表示在这之后斯大林对毛主席避而不见，甚至在他打电话到斯大林的住所，那边接电话的人告诉主席，斯大林不在，并建议主席去见米高扬。

　　从12月24号到次年的1月1号接近一周的时间，毛主席都待在别墅中。对于这种做法，主席十分生气，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主席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关于这一点，在国外的众多学者认为，毛主席在莫斯科这段时间受到的“冷遇”，这比“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受到的待遇还恶劣。

　　那么对于这一国际交往中极其罕见的现象，是为什么会出现呢？对于此，主要还是因为由大国沙文主义统治下的苏联，一直对中国态度并不能很好地摆正，“他们时常想要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课堂上找一个位置”。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斯大林对毛主席的偏见，所以他对于我党一直存在着十分强的戒备心。而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在1945年时，国民政府与之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尤其是在这一条约中，旅顺以及大连这两个不冻港是自彼得大帝开始就一直在不断找寻的东西。

　　但是很快，事情的转机出现了。因为毛主席在苏联受到的冷遇，这让主席在斯大林过寿活动后就再没消息。英国的相关媒体为了挑拨中苏两国的关系，开始“无端揣测”，新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啥时间该新闻的一经发出，瞬间掀起轩然大波，给斯大林带来十分大的压力。

　　在同一时间里，毛主席还告诉前来拜访的罗申，缅甸和印度这两国国家已经决定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并准备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除此之外，英国及一大批英联邦国家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明显的动作。

　　最后，主席还告诉罗申，自己希望在新年后和斯大林谈一谈关于贸易的问题，然后就启程回国了。对于主席的决定，罗申十分吃惊，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毛主席回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十分清楚。

　　罗申当即就此事与苏联外长向斯大林汇，因为国际形势的转变以及毛主席想要提前返程的决定，这让斯大林开始正视其关于与中国重新签署协定的问题。

　　虽然，在第一次与毛主席谈论关于签订新约的时候，他曾以雅尔塔协议以及美英的反应，但是所有人都清楚，与中国签订新约并不会影响苏联的利益，那些话不过是他的托词。但是如果让毛主席就此回国，那么苏联很有可能会就此失去中国这个强大的盟友，并失去这个在东方可靠的屏障。

　　所以对此，斯大林正式下定决心，就此答应中国签订新约的请求。在澄清英国通讯社的“谣言”后，1月2号晚上8点，米高扬与莫洛托夫一起来到了毛主席在莫斯科的住所，询问主席关于中苏条约等相关问题的建议。

　　在这段时间里，主席心情十分舒畅地就签约的事宜两次致电中央，并在同一时间周总理一行人也动身赶往莫斯科。

　　1月20，周总理携东北人民政府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长等人到达莫斯科，并快速投入了会谈的准备工作中。

　　从近年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会谈刚开始之初，斯大林曾表示，虽然苏联曾经认为应该保留这些条约，但既然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投降，所以这个条约就已经过时了。在这之后，中苏两国经过漫长的讨论，对旅顺口问题、中长铁路等问题进行了细细磋商。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地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3月4日，毛主席乘坐专列回到北京。至此，主席首次访苏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让中国成功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中国正式走进了社会主义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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