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2005年张世英在黄山

　　转眼间，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百天。这一百天中，我会经常有一种幻觉，仿佛父亲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世界，仿佛父亲还在时刻关注着我们。

　　父亲的去世，对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中，他也不曾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家庭快乐的源泉，更是家庭存在、家庭精神的源泉。

　　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8月29日中午，我开车带着他去十三陵附近的山里，我们先在昌平吃的午饭，由于进餐馆吃饭已经非常不便，父亲只是坐在车里喝了一些酸奶，吃了一块半曲奇点心，我们则在路边买了两个肉夹馍。

　　饭后我们开车来到十三陵水库边上，买了一点农家菜，又开车去长陵北边的大岭沟风景区，欣赏了猕猴桃谷。那天，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路上还说，我一进山里就高兴，我就喜欢在山里面转。

　　下午三点多，往回开车的路上，快到北六环的时候，我聊起了怀柔的雁栖湖，父亲马上说，现在去雁栖湖看看吧？

　　我深知他内心的渴望，怀柔的雁栖湖，一直是父亲在京郊休闲旅游的最爱，连续好几年，春节的三十晚上，我们全家十几口人，都是住在雁栖湖酒店度过的。只有今年的春节是个例外，因为疫情原因，全家十几口人是在龙城华美达酒店度过的。

　　面对父亲想去雁栖湖的渴望，我当时却脱口而出，已约好了小时工，要去家里打扫卫生，今天就不去了，下个周末我们再去怀柔吧。

　　他略带遗憾地点了点头。万万没想到，这次外出，竟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寄情山水，心游天地。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大遗憾，每当想到这里，都追悔不已。

　　追思会现场

　　两个多月前，北大哲学系提出要在父亲去世100天的时候，组织一场追思会，并准备出一本纪念文集。我当时就在想，有关父亲，可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究竟应该从何说起呢？

　　父亲的哲学体系和人生境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这就是：万有相通，美在自由。前者是他的世界观，后者是他的人生观。

　　每个哲学家都会提出他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万有相通最能概括出父亲对世界的看法，而美在自由最能概括出父亲对人生的看法。

　　苏格拉底曾说过：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过。但在我父亲看来，还应该加上一句：没有审美自由的人生，更是不值得过。

　　作为一个哲人，他认为人生不仅需要思考，还需要审美。所以他晚年写了很多有关美学的著作。他认为，思考不能代替审美，审美自由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张世英文集·第9卷：美在自由》

　　我常想，父亲为什么会提出万有相通的世界观和美在自由的人生观？作为一个百岁哲人，父亲这样思考有什么独特性、深刻性和创造性？

　　在我看来，哲学家和哲人有很大的不同，哲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去身体力行自己哲学思想的人，百岁哲人更是少之又少。

　　我认为，要了解父亲思想的创造性和独特价值，一定要了解其人生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大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足够的人生跨度；二是足够的历史曲折；三是足够的哲学思考；四是足够的人生体验。

　　没有足够的人生跨度，就没有百岁哲人的思考。北大哲学系是学界闻名的长寿系，父亲活了一百年，打破了哲学系成立一百多年以来的长寿纪录，不仅超过了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的九十五岁，也超过了周辅成先生的九十八岁。一个只活了四五十岁或六七十岁的哲学家，与一个活了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的哲学家，对人生的感悟和总结，肯定会有所不同。

　　但是，仅仅人生百年，还远远不足以成就父亲思考的深刻性和独创性。父亲生活的这一百年，不是平平淡淡的一百年，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百年，而是跌宕起伏、沧桑巨变的一百年。足够的历史曲折，使父亲对人生有着超越一般哲学家的丰富体验，更能够看穿人生的起点和人生的终点，更能够想明白，什么才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张世英1946年西南联大毕业照

　　从抗日战争的武汉大火、到巴东楠木园的清贫生活；从昆明西南联大的上下求索，到天津解放时的讲助联主席；从“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到批判合二而一、海瑞罢官、四清运动；从“文革”第一张大字，到天派地派、新北大公社、井冈山；从林彪叛逃、批林批孔、粉碎“四人帮”，到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改革开放；从胡耀邦去世、邓小平南巡讲话，到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崛起；从互联网、智能手机、物联网，到微博、微信、微视频。如此曲折、激荡、丰富的历史事件，他都是亲历者，而不是局外人。

　　1946年7月，张世英毕业于西南联大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

　　记得父亲1949年前后曾担任过天津市讲师助教联合会的主席，在黄敬主持的只有十几个人参加的天津各界负责人会议上，现场听过刘少奇长达八九个小时的著名的天津讲话。

　　他体验过革命的激情，也经历过对激情的反思。记得“林彪事件”出来后，父亲的高中同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创办人仓孝和，就经常来我家，与我父亲两个人关在屋里长谈不止，偶尔传出“红都女皇”、“夷毫眼色”之类的窃窃私语。

　　这一切，都促使他不断思考，人生的价值何在？意义何在？乐趣何在？人生的家园究竟在哪里？人生为什么常常会无家可归，或有家归未得？

　　父亲的哲学思想、哲学体系，绝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有感而发，而是从足够的哲学思考和足够的知识结构中产生的。

　　他经常半夜醒来，查找资料，奋笔疾书。他几乎研读了所有中西方哲学大家包括西方现代哲学大家的思想和著作。他深知在他面前，耸立着一座座的思想理论丰碑。

　　从古至今，从中到西，从哲学、美学，到文学、艺术，他有读不完的书，思考不完的问题，写不完的文字。

　　读父亲的书，可清晰看到他理论跋涉的足迹，看到他概念创新的探索。他一直不满足于天人合一的概念、不满足于万物一体的概念、不满足于民胞物与的概念，也不满足更高级的天人合一、新的万物一体观等概念，直到提出了万有相通的哲学概念，他才感觉找到了真正的理论归宿，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万有相通四个字，言简意赅，石破天惊，把人的本质是精神，把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自我的觉醒，把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主客二分，把世界的联系性、交往性、交换性，把尊重他人自我和自由的边界，把市场经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审美自由，把佛教对世界的认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及对人生的认识-自性自度、度人自度等等，都贯通了，都穿透了。

　　1962年，张世英与北大哲学系好友汪子嵩先生在中关园72号家中留影

　　他在学术上的扎实程度、深入程度，常常让他的研究生们发出由衷的感叹。父亲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朱正琳——被一些人称为同代文化名人中的名人，周国平也不敢坐在他遗像前的读书人，就多次对我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先天不足，做学问是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父亲的。

　　1983年我读研究生时，参与了父亲主编的《黑格尔辞典》的辞条写作工作，我承写了黑格尔辞典中美学辞条的大部分，由此深知父亲学术上的要求之严格和这些辞条写作之不易。他要求有关黑格尔思想的每一个辞条，都要用黑格尔的原话去解释，都要汇聚《黑格尔全集》中所有和这一辞条相关的各种提法，关键之处，还要和德文原版著作核对，以防止人们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穿凿附会。

　　《黑格尔辞典》

　　从对黑格尔美学著作的研读中，我被黑格尔思想的博大精深所震撼。我至今认为，黑格尔的深刻性，尤其是在美学领域的深刻程度，至今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达到。

　　受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启发，1984年左右，我在《中国电影》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电影是最美的艺术”，一下就引起了著名导演郑洞天等当时中国电影界大家们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因为当时的人们，包括电影艺术家自身，普遍认为，电影只是一个娱乐大众的通俗艺术，怎么可能超越雕塑、绘画、音乐、诗歌、小说等等，成为最美的艺术呢！

　　父亲的哲学思想，深得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大家的真谛，也深受老子、庄子、孟子、屈原、王阳明等中国思想大家的启迪。

　　他一直想强调，美在自由，是来自于自我觉醒后的万有相通；真善美的统一，也是来自于自我觉醒后的万有相通。没有个体性自我的充分觉醒和自由实现，就无法真正达到美在自由的人生最高境界。

　　他看到，整个人类社会都在日益审美化。只有在审美自由、诗意人生的境界中，人的个体性自我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才能超越有限进入无限。在审美意境中，自我与万物不再两分，可以完全融为一体，进入物我两忘的澄明之境，真正达到万有相通的自由境界，实现美在自由的人生理想，成为一个有诗意的自由人。

　　纵观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我们从灿若星辰的优秀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不懈追求、不断觉醒的坚定脚步和丰硕成果。

　　父亲认为，追求审美自由和诗意人生，才是中华文化能够不断走向伟大复兴的根，才是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包容同化折服外来文化的根，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最重要贡献。

　　从这种角度看，父亲的哲学思考，已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说、万物一体说。这其中，既吸收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美学的营养，也吸收了老子庄子思想的营养，又有其在黑格尔、海德格尔、老子、庄子等前辈哲学家基础上的“接着讲”和原创性。

　　我认为，每一个哲学大家的思想理论创新，归根结底都不是对前人哲学思想的简单概括总结，而是对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人格特质的概括总结。没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人格特质，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

　　哲学家除了需要足够的哲学思考之外，还需要足够的人生体验，这是父亲理论创新的最大源泉。他从小就“性本爱丘山”，对世界始终充满了好奇心，有游不完的美景，吃不厌的美食，学不尽的新知。

　　从1995年开始，我和家人就经常开车带着父亲到山里面转。以北京为圆心，以1200公里为半径，几乎所有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湖光山色，我们都以自驾游的方式走遍了。

　　2002年，春节张世英与家人游清东陵、承德、金山岭长城

　　北到长白山天池、镜泊湖、阿尔山、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哈尔滨太阳岛、围场、祟礼、乌兰布统；西到百花山、五台山、太行大峡谷、云冈石窟、悬空寺、山西绵山、壶口瀑布、延安窑洞、法门寺、黄帝陵；西南到南阳卧龙岗、武当山、神农架、巴东楠木园、恩施大峡谷、张家界、梵净山、凤凰古城；几年前又飞到成都后租车自驾游，去过青城山，海螺沟、泸定桥、丽江、束河古镇、玉龙雪山、大理苍山洱海；南到庐山、黄山、九华山、天柱山、三清山、龙虎山、井冈山、明月山、八爪仑、大觉山、曹山宝积寺、千岛湖；东南自驾游去过雁荡山、天台山、普陀山、莫干山、武夷山，还有杭州西湖、苏州太湖、扬州瘦西湖、镇江金山寺；东到崂山、泰山、成山头、沂蒙山、山海关、北戴河、云蒙山、雾灵山...

　　父亲坐在车里，说话并不多，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的美景，偶尔发出两声赞叹。他多次说过，我觉得我的长寿和喜欢经常到山里面转有关。我想再补充一点，他的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其实也和喜欢经常到山里面转有关。

　　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他把每次出游的照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时间地点都记录的清清楚楚，可见他对这些旅游记忆的珍视。

　　这种仁者乐山、四海云游的人生体验，使他找到了平凡人生的最大乐趣，这就是审美自由。他认为，审美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且人人都可以找到的人生乐趣。

　　思考的枯燥，政治的无常，欲求的局限，更突显了审美自由的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哲学思想、理论创新，并不是首先从书本概念出发的，而是首先从深刻的生命体验出发的。他是一个真正不仅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的哲人。

　　以往的哲学家多把道德或宗教或绝对精神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而父亲作为一个哲学家，并没有把这些定义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是把审美自由定义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是父亲研究黑格尔，又超越黑格尔，研究很多哲学家，又超越很多哲学家的重要创新之处。他是第一个把审美自由视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哲学家。

　　当他无法享受到这种审美自由的时候，当他遭遇到各种人生无常的时候，他就会发出这样的人生感慨：我觉得人是被迫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他看穿了人生的起点：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啼哭声，而不是欢笑声。

　　我能感受到，他思考最多的一个人生命题、哲学命题就是：人生如何才能由啼哭走向快乐，由被迫走向自由，直到临死时能鼓盆而歌。

　　通过自我的觉醒和实践，走向万有相通；通过自我的体验和升华达到审美自由，这就是父亲给出的答案。

　　父亲最反感的是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思考的人云亦云。他对如何超越儒家的“仁”，如何由我们-我，走进我们-我-他的世界，如何解决“他人就是地狱”的哲学命题，如何由一分二，进入一分三，再进入一分为多，进而升华到万有相通的境界，也都有很深入的思考。

　　父亲是在经历了足够的人生跨度、足够的历史曲折、足够的哲学思考和知识储备，足够的人生体验的基础上，才提出了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和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尽管这些理论和学说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没有说透和没有展开的地方，但是其中的原创性、独特性和深刻性，是不容忽视的。正像五岳归来不看山，登顶过七大洲最高峰的人谈登山经验，一定会比五岳归来的人更胜一筹。

　　作为亲人，我更能体会到，父亲哲学创新的不易。即使是同一句话，出自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之口，与出自于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哲人之口，其中的含金量也将大不一样。

　　1948年张世英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时的照片

　　我有时会想，如果父亲一直生活在一个平凡平庸或繁华富足的时代，如果他没有经受过那么多的人生磨难和思想煎熬，如果他像大多数人那样六七十岁就去世了，如果他最后十年没有身体健康、思如泉涌、笔耕不辍，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如果他没有对西方哲学家和中国思想家如数家珍般的深入研究和厚积薄发，如果他没有经历过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的大普及，没有使用过微博、微信、微视频的惊喜，如果他没有条件游遍山川形胜、湖光山色、春江花月，他是否还能总结和创立出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他是否还会提出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

　　父亲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善于学习，接受新生事物的人。他很早就学会了使用微信，甚至临终住进医院两三天前的夜晚，他起身上卫生间时，还会拿起手机看看有什么微信和邮件。

　　由于他晚年的听力严重下降，我和他之间的语言交流变得比较困难，常常是用微信，把我要说的话写成文字，发到手机上，再拿给他看。他的视力很好，思维依然清晰，语言表达也没问题。

　　有一天，我坐在他身边，用微信告诉他，他已经比我母亲多活了三十三年，他看后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辈子可以活这么久。我又问他，你觉得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摇了摇头，没有再回答。

　　1971年10月4日，张世英夫人彭兰从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下放劳动回京后，与张先生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父亲是一个活得通透，热爱人生，又看淡生死的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的吞咽已经变得非常困难，步履变得非常艰难，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蜷卧在沙发上睡觉。但他的精神是平静达观的，没有半点恐惧，甚至偶尔还会流露出他那特有的幽默。

　　8月30日下午，朋友陈越光、王忠明相约想来看他。中午时，我对他说了此事。听说陈越光要来，他显得挺高兴，问我：“他知道我快要死了吗？”我说：“不知道”。于是他又带着笑意说：“你告诉他，我快死了”。我只好笑答：“我告他”。

　　我能感受到，父亲直到死时都不相信存在一个外在的上帝，不信奉有神论的宗教，不寄望灵魂的存在。但他主张，存在着美的神圣性，这种美的神圣性，可以看作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所以他多次说，对待宗教问题，他和爱因斯坦的观点是一致的。

　　2019年9月张世英同家人在围场秋游

　　尽管我能认同父亲的主张，人死后，应当如庄子所说，鼓盆而歌。但是，当父亲真正带着笑意离开人世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痛。连续几天，每天都会忍不住恸哭三四次，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恸哭，一个心字边加一个动字，那是一种内心深处抽搐而引出的泪水，它不是失声痛哭，而是抑制不住的、默默的、来自心底的阵阵流淌......

　　父亲的精神和品格，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明亮。我很赞同对父亲这样的评价：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为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则为日益审美化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自我觉醒的价值取向。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亮亮

　　我的第一张大字推荐文章3：忆往昔 从过政 经过商 三本回忆录书写人生历程

　　精神矍铄的杨建，娓娓道来90年人生风雨路。

　　凭着从妈妈那里继承的“不惧怕一切困难”的决心，和一辈子爱学习的劲头，他成功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者，变身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妈妈给了我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

　　从小离家的杨建，高邮乡音还有些。说起童年，他想起的多是妈妈。

　　“我是江苏高邮马棚乡杨沟村人，出身穷苦。爸爸精神有些问题，妈妈是童养媳，也是家里顶梁柱。她那不惧怕一切困难的决心，给了我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杨建说，妈妈是当地最早到上海打工谋生的人，自己还曾被寄养。

　　“我4岁那年夏天，在寄养的人家里吃了馊了的饭后上吐下泻，被西医拒绝收治，妈妈抱我痛哭时遇到一位神医，他用长针免费给我救治，还连续来了好几天。”他说，“多亏神医和妈妈，我这命才延续了下来。”

　　杨建的妈妈在上海给外国人当保姆，“她大字不识，但她凭着不甘落后的精神学习，后来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常英语。”

　　杨建在老家的学校念小学，后转入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14岁的杨建小学毕业，之后辗转几所上海的公益初中，一直担任团干部还是学生会主席，1952年毕业。

　　毕业后，在相关领导的推荐下，他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金融处谋到了一份统计员的工作。“具体工作是每天把货币投放、回笼的情况做成表，我虽然没有专业知识，但像妈妈一样认真好学，借助单位仅有的一台进口手摇式计算机，数字从未出过差错，单位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半年后，中央要求华东调一批年轻人到中央工作，我被选中了。”

　　“爱人只身来北京和我结婚”

　　在华东财委工作时，杨建遇到了爱人——夜校的音乐老师赵培华。

　　“我调到北京工作，我们一直鸿雁传书。1956年，爱人积极名上海青年支援甘肃文教建设，前往甘肃任教。1957年，趁暑假回上海期间，爱人得到双方老人同意，然后一人乘火车来北京同我结婚。”杨建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似乎还颇有点得意。他对爱人也赞不绝口，赞她漂亮、能干、果断、勇敢……

　　1953年3月，18岁的杨建奉命调往中央林业部。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希望离爱人近一些的杨建主动提出调任，并得到批准。

　　“我先被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不久又被调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1961年，杨建跟随从宁夏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农村工作部的一位领导回到西安，继续担任领导秘书。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我随领导前往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100多个县调研，1963年8月随领导在陕西蒲城县翔村公社山阳大队蹲点，开展了3个多月的社教运动。我还通过翻阅账目、收支单据、深入农户调查等方法，查出该生产队会计有较严重的贪污挪用问题。”杨建的工作能力不断得到认可。

　　经受住了文革中的“考验”

　　“文革时我犯了点错误。”他把这个“点”字说得挺重，“太紧跟时事有时就会犯错。我和其他4人联名以‘保卫毛主席小组’名义，在西北局里写了第一张大字——那时自认为写大字是正确的革命行为……”

　　1967年9月到1970年11月，杨建成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干部。

　　“我觉得自己在1969年左右脑子清醒了，所以开始抵制派性，克服极左思潮。”杨建说，“我是一个专案组的组长，我们花了两年多调查一位领导，他被怀疑为叛徒但没有证据，我坚持要证据，为了找证据，我们甚至到农村监狱里提审犯人，但还是没找到，最终释放了这位领导，不久后该领导有了新任命，我记得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流着泪说谢谢。我犯了错，但我没有对任何人搞栽赃陷害、刑讯逼供……”

　　后来，杨建又被调到陕西省委组织部审干办公室工作。“有一次，审干办在讨论一个单位的党委书记处分决定时，我就顶碰极左思潮的领导。领导拍了桌子，说我们这儿还没有过两种意见，都是一种意见，我就高声直言我要保留意见。不久，我听说我将被派到陕北去劳动锻炼。”

　　说完，老爷子俏皮地问，“你猜我去没去成？”然后自问自答地说，“我当时有肝炎，走之前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还想劳动？赶紧休息，我给你开证明’。休息就休息，因为原单位显然也去不了了，不久我就向上级打了个想调到西安市工作的告。”

　　在改革的道路上积极探索

　　1975年9月，杨建成了西安市机电设备公司的二把手，任职党委副书记、副经理。他带着两个中层干部进驻仓库，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3个月就打造出仓库新面貌，物品堆放在哪个区、哪个货架的哪一排、哪一列，保管员都清清楚楚，最终，被国家物资部命名为“大庆式仓库”。

　　1979年之后的5年，杨建因文革问题被列为内部审查对象，先后频繁调动工作，直至1984年6月，他在文革期间的历史被定性为“一般问题，不做书面结论，不影响干部使用”。

　　在这期间，1980年11月，杨建调至西安市建筑材料公司担任副经理，分管石灰、沙石供应工作，他提出的使用集装箱运输石灰解决了西安东站散装石灰卸货污染环境问题，被国家铁道部选作《全国运输工作会议典型材料》印发推广。

　　1990年起，杨建被任命为西安物资贸易中心总经理，这是他自认的人生高光一刻，他仅用2个月时间完成17000平方米的装修任务。开业前，为了检验工程质量，他组织116名员工分别到各个客房，以客人身份体验全过程。

　　“从前台登记入住到乘坐电梯进房间的所有流程，要求他们百般挑剔，哪怕发现一个电器开关、一个抽水马桶，甚或是一个电话遥控的问题都要逐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抢修。”杨建说，“1991年10月28日，中心如期开业。”

　　1992年，是该中心正式运营的第一年。“我们通过联合有实力的企业，建立稳固的资源和销售基地，开展了多项业务，并通过举办各类物资展销会，提高企业的知名度。”杨建说，“那一年，我们实现销售收入8746万元。利润收入115.1万元，全部超额完成。我本打算给职工盖家属楼，但因其他原因后来泡汤了。”

　　1993年，杨建被国家物资部选为“国际物流及现代物流技术赴美培训团”成员。他说：“42天的美国行，让我对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方方面面有了直观的认识，也大大解放了自己的思想。”

　　杨建自参加工作以来,屡次获得佳绩,与他勤奋好学有关。他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经济理论,取得大专学历文凭，先后被省人事厅授予“高级经济师”职称,被国家物资部聘为"物资流通行业管理讲师团”成员、“国际物流及现代技术赴美培挥训团"成员。

　　退休后和儿子转战“商场”

　　1994年，杨建经推荐在物资部所属华通公司西安公司任总经理，负责组建公司。

　　“当时的市场形势是所有国营物资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我虽是总经理，实际是光杆司令，白手起家，靠信贷和山西某县合办铁厂，太难太难。”杨建说，那时总经理也是推销员，为求一线生机事事亲力而为。

　　“大约是1997年，62岁的我向一家外资造纸企业推销生铁，好不容易在电话本中翻到这家西安外资企业的电话，登门拜访却被对方供应处的处长回避，在随后的通话中，对方才说‘供应处定不了这事’，我又几次登门拜访生产厂长，并了解到该厂一直使用东北一厂家供应的生铁。但我不死心，不断重复我们的生铁成本低、质量过硬等优势，专业的检测告也证实我们的生铁比他们原使用的含锰成分更高，更适合造纸机械的要求。”杨建说，“但即便如此，也救不了企业资不抵债、最终破产的残局。”

　　这段经历让杨建的头脑更清醒了，也为他退休后帮小儿子转战商场积累了经验。

　　1999年9月1日，杨建正式退休。为还清华通公司曾向几位家人借的20万元债款，经与接任的总经理商定，只能以库存仿古青铜器等实物折价顶账，但要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金，必须找到销路。

　　“小儿子曾在上海经商，有一定的市场资源和人脉，1999年，我协助小儿子成立公司。”杨建说，公司成立初期，因没有自家的生产厂，公司先靠代销本地几家质量好的仿古青铜器厂家的产品起家。“有了基础后，2001年就在长安王莽村建起了自家的工厂。2006年，工厂扩建到5亩地，并从最初的简易手工作坊发展成设备先进的生产企业。”杨建说，“2009年，公司成立10周年时，已成为西北地区生产中小件仿古青铜器规模最大的企业。现在有工人近80人。疫情期间也没有停产。”

　　2002年起，他就退居二线当顾问了。

　　退休后旅游、摄影、写书……

　　自2002年到2024年，杨建和爱人一直相伴在路上。东到泰山看日出，西至嘉峪关看日落，南去海南潜个海，北到满洲里看国门，还想到世界各地逛一逛……

　　“目前，国内除了西藏没有合适的行程之外，我们基本都跑遍了，港澳台也都去了。”杨建说，“大概是2001年，我们老两口在海南导游的怂恿下，花800元潜了回海。虽然我们都不会游泳，心里也很害怕，但跟随潜水员下到四五十米深的海底，看到了游动的小鱼、漂亮的珊瑚，我认为冒险值了！”

　　2010年学习摄影后，给杨建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与快乐。

　　“我喜欢拍花卉。记得刚开始学摄影时，我背着相机跑了40多个城市的公园、植物园、花卉市场和展览会，拍的3万多张照片却没几张理想的，但我没气馁，还把摄影的实践汇编成《花间行》、《争春斗艳》等摄影图册，并在省老年活动中心办过个人花卉摄影展。一次，我在兴庆宫公园给朋友介绍我的花卉图册时，一只蜜蜂突然飞来落在我的月季花照片上，这可真让我开心，连蜜蜂都以假为真，是不是说明我的摄影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呢！”

　　杨建还撰写并自费印刷了三本回忆录：2010年的《往事》、2024年的《养老之道》，以及2017年写的与老伴相处点滴的《相伴六十年》等，疫情期间，他还写了7本日记。

　　“以后怕是没精力了。”老爷子有些伤感地说，“去年，我回了一趟高邮老家，回到西安后不知被什么病毒或细菌感染，在ICU里昏迷了好几个月，病危通知下了一次又一次。后来，我回到家里调养，最近身体才慢慢有了些起色。”

　　采访最后，他说：“这就是我这个本来连肚子都填不饱的穷小子的人生故事。我把它讲出来，如果恰好有人听，那我很高兴；如果有人听了还从中受到启发，那我更高兴。当然，即使没人听，我也依然认为我这一辈子值了！” 华商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文/图

　　普通人的一生也值得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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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张大字推荐文章4：1966年华县咸中的“大字”

　　咸中的大字

　　 谢膺白

　　1966年的5月初，正当我们华县咸中高六六级学生考完了毕业试，进行了高考体检，填写好了高考志愿表（那时是先志愿后高考），踌躇满志复习迎考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了神州大地。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班被派到远离学校20多里的辛庄公社南吉大队去做宣传，同学们冒着大雨走巷串户，宣传讲解5.16文件。农民们听得一头雾水，丈二高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年轻冲动的咸林中学学生们，告别了宁静的书桌，成了“无所畏惧”的革命小将。红袖标一戴东杀西闯到处“破四旧立四新”。将“咸林中学”4个遒劲大字的校牌用白纸一覆盖，写上 “工农中学”四个大字。紧接着又撕掉了“树立百分思想，誓夺全国第一”的大红对联。稍后就将运动的矛头对准了辛辛苦苦培养自己成人成才，过去都无比尊敬的老师们。

　　“咸林中学”校匾 刘合心供

　　我清楚地记得，咸中的第一张大字，是高67级2班的学生，写给为他们学业日夜操劳的语文老师程正江的。大字充满了讽刺、挖苦、诬蔑之词，使一贯争气好强工作认真恨铁不成钢的程老师无法接受。

　　紧接着，在从北京来的一位北大学生的煽风点火下，咸林中学斗争的矛头很快就转向了揪斗老校长赵玉玑先生，为他挂上了“大叛徒”的牌子，戴上了高帽子，进行游街批斗。可解放前赵玉玑并非党员，但不知叛徒从何说起。

　　赵玉玑校长的历史被先后扒拉了几遍，想从中找出一点点不革命、反革命的疤疤和痂痂。终于，有人翻到赵玉玑校长的工资比大家都高。此时刘贵贤看到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咸鱼翻身机会。他像打了鸡血一样，一下子就兴奋得疯狂了起来。他本是一名复员退伍回乡军人，后来上了县上在咸林中学开办的初师培训班，毕业后留校做了一名后勤职工。学校按国家政策，为他定了工资标准：33.5元/月。但他对此一直不满意而耿耿于怀，认为不公平。此刻认为扬眉吐气翻身做主的时机已到，遂将掌握的教职工工资标准按从高到低的次序，以大字的形式，公布在了学校正义楼的前面。

　　大字的标题是：比比看，谁高谁低合理否？只见第一行是：“大叛徒赵玉玑127元”，最后一行是：“抗美援朝革命军人刘贵贤33.5元”。注意，这里故意将“复员”二子隐瞒掉，以瞒天过海，忽悠学生。如其所料，这一下子全校炸了锅。刘贵贤所在的临委会那些年轻气盛嫉恶如仇胡作乱为的革命小将们声嘶力竭地高呼：“抗美援朝英雄刘贵贤老师才33.5元，大叛徒赵玉玑就127元。刘老师是革命的老黄牛！强烈要求将两人的工资翻个个”！“给刘老师工资翻10倍”！

　　刘贵贤也髦得合时地再写了一份名为“愿作革命老黄牛”的大字贴在工资表和师生声援的大字旁边，以遥相呼应。鲜明的对比，彰显出了自己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那时，大鸣大放大字大辩论“四大自由”，各种小传单铺天盖地，可谓“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不存在送和审批问题。

　　当然，这一愚蠢的行动文革后即得到了应，咸林中学从此一蹶不振而威风扫地，由雄踞秦东的一流学府变成了渭南地区高考排名老在倒数徘徊的学校。

　　原文：供稿

　　原文：谢膺白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

　　我的第一张大字推荐文章5：阅读｜琵琶声里看吴钩——许国雄及其长篇小说《祖屋》述评

　　梁雨钝/文

　　罗湖万象城翠园酒家，2021年8月15日，我们相约早茶聊天。他还是比我们先到，一个人挑了位置坐着等我们。

　　他是许国雄，我们家乡八十年代的老县长。老县长和晓东兄是校友、系友，共同话题很多。甫一落座，便是他们的北大岁月。老县长北大毕业那年，正是文革烽烟四起之时。年高带来智慧和经历，从聂元梓到翦伯赞到厉以宁……他思路清晰，健谈如故。

　　这是一位豁达的老人，今年已是82岁高龄，耄寿之年，但不见老态，看不到皓首苍颜，他精神矍铄，头发梳得十分认真，没有一丝凌乱。光亮的前额下，微微下陷的眼窝里，一双温润的眼眸，透着一股淡定和智慧，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蕴含着一生的平实与传奇。

　　一位被从政耽误了的作家

　　他人生最好的时光，被蹉跎了整整十七年。

　　1966年夏，他北大毕业。经北大党委上，北京市委批准，被确定留校任教。此时，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掀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浊浪。自此，他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从等待分配到斗门白藤湖、湖南洞庭湖的军垦生活，从恩平到湛江市郊委财办，从东简公社炕里大队到湖光公社良丰大队，从官渡公社到龙头公社卫生院。从运动中来，到运动中去，他先后在北京市通县、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等地八县市辗转折腾，蹉跎岁月。

　　到1977年5月，这位北大经济系的优等生，仍是一位湛江市第二饮服公司的普通员工，每天五点，同两位女店员推着早点车到长途汽车站叫卖。

　　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阳光，终于照到他身上。1983年3月，任湛江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翌年，出任吴川县县长。

　　他开始散发光华。

　　1984年5月，《湛江日》在显著位置连续刋载他的“认识湛江建设湛江”系列评论文章，这七篇“策论”，针砭时弊，擘画时政，名动一时。

　　担任吴川县县长六年，他经济专业的能量得到释放，尽管诸多制肘，仍然创造辉煌。

　　1984年9月始，他力促全县建筑工程队改制，升格升级，县内联营、横向联营，至1987年，广东省建筑行业现场会在吴川召开，吴川荣获广东省建筑之乡称号，为后来吴川富豪群体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1985年，他提出“四轮驱动”方针，推动乡镇企业走专业化道路，成功打造了乡镇企业“吴川模式”。他极力倡导股份制改革，推动了博铺镇发展成闻名全国的“南方鞋城”，塘缀镇的糖酒设备产品覆盖广西及西南地区市场。

　　他是深圳罗湖区商业局第一任局长、罗湖区经济发展局第一任局长、罗湖区总商会创会会长。著名的深圳东门特色购物街区和历史人文旅游区便是在他任上催生，罗湖莲塘建设对外口岸、罗湖区蔡屋围片区建造深圳市金融中心区，他亦是重要推手。

　　从政只是兴趣，写作才是真爱。

　　许国雄说，当作家，永远是他心中的一个梦。

　　初二下学期（1957年）他的散文诗《节日》在《湛江日》“椰林”文艺版上发表，这是他的处女作。

　　1958年至1959年（初三到高一），是他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初三暑假，近八万字的中篇小说《炉火纯青》脱稿。

　　当年贫困，没钱买稿纸，他便买最便宜的色纸，自刻蜡板，自己印制稿纸。

　　高一那年，他相继在纸杂志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散文、诗歌。为了创作，有时一连几天不回校上课，宁愿被学校开除，也要创作。

　　上北大一两月，他曾闹着要改读中文系。但没成功，还挨了批评。

　　1979年1月，他加入湛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82年1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湛江分会，1984年9月，加入中国中国文艺研究会湛江分会，1984年10月，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东省协会。

　　即使在繁忙的县长任上，他仍不放弃创作。198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责任》获《湛江日》“龙年百花奖”，1989年获湛江市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优秀作品三等奖。

　　1978年至1983年，是他创作的第二高峰期。1979年，完成长篇小说《流水欢歌》创作。由于经常创作广播剧，被湛江市人民广播电台聘请为特约通讯员。

　　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活动的参与，在县长任上，他乐于担任县文联等文学或文化团体的名誉职务，即便是中学生中的文学爱好者找到他，他也会予以尽可能的支持。

　　1989年，主编的《吴川民间文学精选》出版发行，获广东省第三届鲁迅文艺奖三等奖。2014年1月，《许国雄文集》获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许国雄创作的小说凡数十篇，《祖屋》是他的第三部中长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

　　微观视角，宏大叙事的解构

　　现代中国文学往往乐于宏大叙事。文学作品往往站在国家与民族命运的高点，以英雄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为衬托，尤其偏好于讲述史诗般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宏大叙事”是指以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现实内容，由此给定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是一种追求完整性和目的性的现代性叙述方式。宏大叙事的题材往往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在强调写实的基础上“再现”历史，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的叙事主体是大众，其目的是要通过将其融入世界人类、国家民族中，否定个体的特殊性。微观叙事就是“利用故事唤起被主流叙述所遮蔽的叙述方式”，用个体经历替代集体的叙事话语。个人叙事的目的就是要解构那种集体的、整体的、一元化的叙事模式，从而建构丰富多样性的历史。

　　近十年来，不少文学作品开始脱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聚焦于小人物的精神与日常生活，从小处着眼，用微观的平民视角窥视社会，通过对普通人的平凡人性表达，探嗅时代的气息，展现对社会的关注。

　　《祖屋》正是运用这样的手法，将时代微观缩影到一个家庭个体，以小人物的视角亲历时代，用个体形象展示躁动的社会历史。

　　《祖屋》讲述了沙头角形成圩市之初，龙家的祖辈龙祖堂来到这里落脚扎根，已历第三代。清明节，龙家以龙红梅为首的六兄弟姐妹回乡祭祖，沙头角正街的祖屋由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众人达成一致意见要重建祖屋。小说围绕着祖屋的重建这条主线展开，祖屋的重建引发了龙家六兄弟姐妹之间一系列的纷争和冲突，通过场景转换，塑造了一批不同性格、不同思想的人物形象。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是社会的细胞。构建起以个体为核心、由普通小人物去演绎时代厚度与广度的叙事模式。通过对市场经济浪潮下兄弟阋于墙的独特个体纷争，演绎他们的金钱观、伦理观。在兄弟的纷争中，诠释市场经济下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多面及双重性，不仅反映了市场经济给家庭伦理带来的冲击，而且探讨了丰富多元的各种人伦关系及经济现象。小说走出宏大叙事的藩篱，使其更具深刻的魅力，独特的叙事浅而不陋、思而不乏，意蕴深厚，充满张力。

　　正如说：“我创作《祖屋》的意图，不是去揭人们心灵深处的伤疤。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人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伤疤，不可能是完美无缺、超越商品经济时代烙印的人。”希望《祖屋》能给人以教育和警示，承传中国优良传统的家教家风，造就新时代“我的家”。

　　人性嬗变，个体形象的透视

　　《祖屋》用写实的手法，演绎了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人性、伦理、性格与意识的嬗变。小说部分借用了戏剧三一律的结构手段，在场景和情节上大体保持一致性。通过三次家庭会议的场景，围绕着祖屋的重建展开一系列的冲突，将兄妹六人叠合成改革开放年代的不同的人格缩影。

　　二哥龙大海，一米七八个头，清秀壮实，一表人才。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由于在部委里工作，似乎对任何问题都有一种先见之明。他提出重建祖屋，没有征求过任何人意见，处处抢头功，表现自己，凡做事都是表现自己，唯恐别人不知道，但没有做过什么实际工作，套路处处，为人奸滑。

　　他先提出重建祖屋，说“弟妹们好好工作，同心同德，维护好龙家命脉，薪火相传”。还通过祭文郑重宣示：“我们要把祖屋建成沙头角片区最漂亮、最有现代化气息、最令人羡慕的小洋楼！彰显龙家昔日之气势，树立龙家之声誉！以告慰父母大人在天之灵！”

　　但到真正落实了，需要出钱了，却耍滑头了：

　　“我多次讲过，我同意重建。但我认为，既然是集资重建，就不必勉强人人都参与。谁想参与就参与。这同单位集资建房一样，以自愿为原则。讲到我自己，我人在北京，家在北京，人早已进入有所不为之年了。我不可能千里迢迢从北京回红坎来参加重建工作，望大家体谅我。更深一层来讲，重建后的祖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

　　“你们一定要我参与集资重建，我决定放弃继承权。你们当中哪一位想要我这一份，你就拿去好了。”

　　但到了后来，却又是另一个说法：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词我忘记出在何处了。为了钱，父母情怀不念，兄弟情怀不念。打着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的旗号，大搞祖屋重建股份制。我咨询过法律界人土，遗产继承没有什么股份制，是人人平等。我们平日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这就是法律！对于祖屋重建搞股份制，我很不明白，也不认可，我现在告诉大家，第一次发放红利，直到今天，我还没领取，为什么？我要表示我的不满！”

　　通知他回来开会解决问题，他却“态度模棱两可，没有说来，也没有说不来”。接到大河电话，知道会议的议题后，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哎呀……我，我最近身体不怎么舒服。”便放下电话了。

　　祖屋重建集资，他多次表态认购5%，但却一直不缴款。关于祖屋股份，他表态通过了，要签纪要，他却不打招呼，提前飞回北京了。

　　但在利益面前，他就毫不含糊。

　　大姐龙红梅决定放弃祖屋股份并赠予他们兄弟，他一点也不客气，甚至冷血：

　　龙大海则沉静得多，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要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才有效。”

　　在公证处办公证时，大姐心脏病发，手指已不听使唤，但大海大山兄弟俩不管不顾：

　　说时迟那时快，龙大海用手按压着公证书表格，龙大山则双手抓住龙红梅已沾了红印油的右手食指，对准“龙红梅”三字，用力按下。

　　龙大山排行第四。一米七几的个子，中等身材，五官端正，皮白肉滑，一表人オ。他曾是区二轻局局长，脑子灵活，反应敏捷，雕虫小技不少，自小就有小诸葛之称，但为人虚伪、贪婪成性、自私自利。自小就养成的多吃多占、手脚不干净的恶习，长大了，手中有权时，就向国家伸手；手中无权时，就向兄弟姐妹下手。

　　文革时期，大妹秋菊为了不让小妹冬兰下乡插队，将冬兰拉扯回家，他为此竟几次跑回老家，指着秋菊大骂，说牵连了他，说他的政治前途将会受到影响。大河被造反派打成重伤，入院留医三个多月，他不仅没有到医院探望过一次，还公开发表声明，要同大河划清界限。

　　在重建祖屋的一系列问题上，将他的本性显露无遗。

　　关于祖屋重建或维修，他表态没意见，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内心里却是认为：

　　对祖屋，不要说重建，就是维修也没有多少价值。当然，这些话，他不会说出口，他不是一个傻子。

　　需要集资时，他表态说：“我在市区有房居住，不需要再建什么新屋。如果按人头出资重建，我要考虑，是放弃继承权或是转让我的权益。”然后是叫喊困难：“这样说来，大概每人要二十万元。二十万元！我出不起，我放弃算了。”

　　看到无法回避了，只好见机行事：

　　“我也随大流，集资重建就集资重建吧，留住条龙家根。不过根有大小之分，不可能每条根都一样大一样粗，是吧？”众人这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想笑也笑不出声。

　　重建祖屋涉及邻里纠纷，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邻里告到法院。但他去告状，不写他的大名，事前又不同大河商量，却擅作主张写上大河的名字。

　　让他帮忙做事，没有利益的，他推三推四。但重建祖屋施工时，他却主动揽活，最终和包工头沆瀣一气，吃里扒外，偷工减料，导致后来基坑坍塌，地基悬空。

　　祖屋建成了，他私下里将新屋出租，想将租金收装进自己口袋。还振振有词：

　　“谁同意你出租的？”龙大河质问。“出租还用别人同意？我有股份，我就有这个权利！”龙大山回答。

　　当初，大家一致决定按出资比例占有股权，他放弃自己的股权。大家劝他留下一条龙家的根，才认购重建祖屋的百分之五的股权。现在祖屋重建完成了，升值了，有收益了，他叫屈了：

　　“遗产继承，人人平等，有什么集资重建祖屋道理？他仗着他有钱，强占大头，我只占新屋的百分之二点五，分得一千五百元。他大河占新屋百分之三十七，分得三万柒千元，是我的十四点八倍！这是什么继承？这叫钱多压人!仗势欺人!”

　　“我们都是同一对父母所生，同一棵树发出的芽，同屋长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祖屋不是遗产继承吗？遗产继承就应该人人均等！”

　　还指责大河“坐拥年利润几百万元的大企业，还同自己的亲兄弟争遗产搞什么股份制祖屋重建，毫厘不爽，斤斤计较，寸步不让。不仅没有兄弟感情，连人之常情都没有！真是为富不仁！”

　　小说中，着墨最多的是老三龙大河。龙大河是位成功的商人，他在佛山有厂房，经营着企业。

　　龙大河自始至终都将祖屋重建这件事当作商业行为。认为：一、当今是商业社会。二、六个人继承父母遗产，出钱出力重建祖屋，六人共有，天经地义，无可非议。整个过程和结果都应在商业思想指导下进行。

　　他的逻辑思维，行事的方式和方法，都是商业行为。他对祖屋重建的思考与众不同：

　　“不拆，始终是祸害，不知哪天会出事。所以拆肯定要拆！什么时候拆？拆完了，祖屋要不要重建？留下空地一块，政府会不会收回？所有这些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做得了主的，也不是姐姐你一个人做得了主的，必须六个人的意见一致。”

　　在收购邻居刘洋一家的物业过程中，他与刘洋一家的交往及对话，尽显其精明及手腕：

　　“龙大河微微一笑，心想：只要开口，就有话讲了。龙大河讲话有分寸、得体。”

　　“龙大河要的就是刘校长这句话，他的目的已初步达到。第二天上午，龙大河到市人民法院撤诉。”

　　“龙大河站起来，上前两步，拍打着刘洋的肩膀说：‘过去的事就不要讲了。我想问你，你要多少钱才肯卖？’龙大河适时转换话题。”

　　“时机已成熟。于是，龙大河站起来，认真地对刘洋说：‘好！我买了！什么时候去办手续？’”

　　“他这一步棋子走得好，一棋赢了全盘皆赢，这是他眼光独到之处。”

　　他讲究实效，不放空炮。不管是重建祖屋还是买下邻居物业联建，他都做了认真的测算和调研。他对买下邻居物业联建的考虑，可谓眼光独到：

　　一是从设计布局和房屋使用上都有好处；二是地皮面积扩大将近一倍后，临街一面可留出一二百平方米面积做花坛或停车场；三是最有价值的是，房屋将大大升值，这不是一般商品住宅房可比的。

　　龙大河也有着商人的二重性，重利轻义。不管是倡导祖屋重建股份制，还是在祖屋建设及建成后的一系列纠纷中，予人的感觉还是过于算计，缺少兄弟情谊。

　　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之中，本来就存在着多重的、多元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以什么样的主流的、健康的社会道德来抵制来消解消不健康的道德思想。

　　除了龙家三兄弟，《祖屋》还塑造了沉稳正气的老干部易中和、龙红梅，有丰富基层工作和领导工作经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强的李当正，头脑灵活、思想解放、艰苦创业的包工头陈亚太，靠吹、靠骗、靠弄虚作假行贿找工程的包经理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从“半亩方塘”看“天光云影”

　　小说的环境描写包括社会环境描写和自然环境描写。高尔基将文学作品的社会环境描写比作是“风俗画”。《祖屋》中生动有趣的社会环境的描写,让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活动、事件发生、情节的展开以及社会背景、历史条件、风土人情、时代风貌等有了更形象深刻的感受。小说取材背景是湛江市赤坎区，沙头角即当年的鸭乸港。我们从《祖屋》这“半亩方塘”中，可以欣赏到红坎市近百年的“天光云影”，徜徉其间，摇曳多姿。

　　“正街两旁的房屋大多为低矮泥砖瓦平房，只有门面贴上红砖来装饰，称金砖包面。间或有几栋二层楼的小洋楼，门面有骑楼，一看就知是民国初年的建筑。”

　　“过了小洋楼便进入民主大道。以前，这条街是青石砖铺路，过往行人大多都穿木屐，发出‘笃笃’的响声，清脆悦耳，仿佛是这座城市的一首协奏曲。”

　　“民主大道最北端有一座福州小学，这是一间由福建人和潮州人合办的小学，庙堂式建筑风格，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他们三人沿着学校北边围墙，踏着青麻石铺设的台阶，抬级而上上了古渡街。他们三人立刻有远渡历史重洋登临昌盛一时的古老渡口之感。

本文标题：我的第一张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