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为什么要逃跑

　　林彪为什么要逃跑推荐文章1：艰难时险成逃兵 21岁的林彪“崛起”井冈山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同年9月，兴奋的林彪邀约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重上井冈山，因为井冈山是他崛起的地方，是他的福地。

　　艰难时险成逃兵

　　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8月3日，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开始南下，陈毅到25师73团当团指导员。陈毅到团部到的那天，一个面带惶恐的青年人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告团长，我们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来。”当时起义部队刚刚从南昌撤出来，战斗频繁，给养补充十分困难，120块毫洋可是一连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团长黄浩声听后大发脾气：“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我要枪毙你！”年轻人慌忙回答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拐款逃跑。”这个年轻人正是林彪。

　　陈毅说服团长黄浩声补发了那个连的伙食费。陈毅走到林彪面前问：“你是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林彪两脚跟一碰，高声回答：“七连连长，林彪。”陈毅和蔼地说：“林彪同志，你既然当连长，以后伙食钱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十分感激地回答说：“感谢团里的决定，以后我保证自己背伙食钱！”

　　陈毅救了林彪，可他们却互无好感，这主要是因林彪当逃兵的事。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有关人员采访时首次披露此事——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随部队南下广东。当部队到大庾县城时，林彪约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一起找到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另寻出路，还劝陈毅和他们一起离开。陈毅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

　　林彪与少数几个动摇分子离开了部队，朝梅关方向走去。但在山林中，他们遭到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林彪与那几个一起离队的人失去了联系，一人踯躅前行。路上一位好心的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路隘、关口被地主“挨户团”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操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杀身。一听这话，林彪吓坏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得返回部队。回到部队后，林彪向陈毅检讨，陈毅说：“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

　　激战中显露才干

　　1928年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走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突然间，数百名国民党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紧急时刻，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途中，押运的军用物资被敌人抢劫一空。林彪决心复仇，朱德批准了他的计划。

　　3月3日早晨，林彪带领一批人马化装成“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向小水铺开来，驻扎在小水铺的谭孜生刚刚抢得林彪押运的辎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来的这群人是林彪的部队化装的，他立即设宴款待。在宴会上，林彪举起手中的酒杯，大厅里的20余名“国军”军官见到信号后，就一起举起枪向谭孜生等人开火。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3月9日，李宜煊带领国民党部队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团长王尔琢指挥起义军主力从耒阳城西门发起反攻，李宜煊从枪声中听出革命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根本没有重武器，于是下令打开西门，向我军主动发起冲锋。当朱德等人准备放弃耒阳城时，连长林彪站出来说：“现在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我军应该趁敌不备，连夜大举反攻。”按照林彪的设想，部队最终收复了耒阳，消灭敌军百余人，抓获俘虏80余名，缴获枪枝500余支。

　　林彪又提出应一鼓作气，兵分三路，把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此战，林彪威镇三湘。1928年3月，朱德提拔他为营长。

　　 团长王尔琢牺牲后，经毛泽东、朱德再三思考，决定由28团1营营长林彪接任王尔琢的团长职务，这年，林彪仅仅只有21岁。（：老年文汇）

　　林彪为什么要逃跑推荐文章2：四平血腥攻坚战，林彪因忽略何事而“败”走麦城？

　　夏季攻势第二阶段，我军集中力量进行四平攻坚战。

　　四平守敌为国民党71军的87、88师，第13军54师，第53军的榴炮营以及71军直属特种分队，还有辽宁保安1团、辽北保安司令部2团、东北保安52团、第12保安区17团、步兵独立4团、装甲车第60团等，总兵力为3.5万人，由第71军军长陈明仁统一指挥。

　　陈明仁，湖南醴陵人，曾是黄埔一期生。他以作战勇敢和敢打硬仗而受蒋介石的赏识。陈明仁也自以为是蒋介石的嫡系，对蒋忠心耿耿。但由于他性格刚烈，不好驾驭，蒋介石对他并不太重用。

　　然而，陈明仁在71军还是很有威望的，由于该军的团以上军官大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加上他资格比较老，又敢作敢为，他的下属还是很愿意为他效力的。

　　自从1946年5月国民党占领四平后，为巩固这一战略要地，陈明仁在市内各交通路口用钢筋水泥构筑了大量坚固防御工事，在市郊构筑了数10个钢筋水泥结构的鱼鳞式纵深地堡群，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连通，还有无数个独立的大小支撑点、暗堡火力点穿插其间。四平城墙外设有一丈深的水沟、铁丝网、鹿砦区、陷坑区等多层障碍。

　　陈明仁将四平城区划为5个守备区。

　　第1守备区由87师守备，指挥员为该师师长熊新民；

　　第2守备区由13军54师守备，指挥员为该师副师长宋邦纬；

　　第3守备区由保安17团守备，指挥员为该团团长刘其昌；

　　第4守备区由88师、保安1团等守备，指挥员为88师师长彭锷；

　　中心守备区由71军军部、军特务团等部守备，指挥员为特务团团长陈明信。

　　陈明仁的城防指挥部设在中心守备区，控制3个团的兵力作为预备队。

　　国民党军的指挥官对固守四平信心十足，认为“共军低劣，一无飞机，二无大炮，对铜墙铁壁的四平，必将是一筹莫展”。

　　战前，我军对四平防御力量估计不足，据所得情判断四平守敌兵力约2万人。根据这一判断，东总决定调集第1纵队，辽吉纵队(即西满邓华纵队)，第6纵队1个师，及炮兵司令部第1团(欠1个营)、第2团(欠1个营)、第4团4个连，在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统一指挥下攻击四平。

　　但林彪在战术上还是很注意的。6月10日，林彪、罗荣桓致电攻击部队首长：

　　四平战斗是一大攻坚战，应注意事项如下：

　　一、这种战斗须充分准备后才可开始，以期必胜，不可仓促从事。

　　二、主攻点须便于发挥炸药与炮兵的作用。

　　三、接受德惠战斗教训，切忌平分兵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重点，准备在纵深内进行激烈战斗。

　　四、防止敌人的反冲锋，一面进展，一面建立巩固的立脚点。

　　五、发扬死打硬拼精神，动作越迟缓犹豫，伤亡就越大。

　　六、力求迅速解决战斗，同时也要有几天才能解决战斗的准备，并决心付出较大的伤亡。

　　6月11日，各部开始四平外围战。12日晚，辽吉纵队一部攻克了四平飞机场，全歼第71军运输营和保安团1个营。13日晚，第1纵队扫清了四平外围据点，并俘敌500余人。

　　14日20时，我对四平城区发起攻击。但在向市区攻击时，受到守敌的顽强反击。

　　关于开始3天的作战情况，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于17日向林彪、罗荣桓作了告：

　　“我们于13日开始肃清主攻方向之敌外围据点，14日黄昏在强大优势步兵下实行突破。经3昼夜巷战与打垮敌人反冲锋，我1、2师各付出1,500人以上之伤亡，但进占地区仍是狭小，俘虏不足千人。

　　基本教训如下：

　　一、西南主攻方向突破后支持3日激烈战斗，而西北之主攻及东北之助攻均未起到应有作用(突破)。因此敌人得以集中兵力、火器、飞机，打击我之一点突破口。总之敌人对我突破口及占领之地区，是采取猛烈炮击、大量燃烧及以飞机轰炸与反冲锋，企图驱出我突入部队，恢复阵地。

　　二、我攻入城内如果兵力过少，则不但难于扩大战果，且更无兵力打击敌人的连续反冲锋；如果兵力过多，则形成兵多地少，每炮均可伤人。

　　三、日长夜短，24小时内只有8小时之夜晚。如果白天不进攻，黄昏调集部队，则打一下天就亮了；但白天虽不能作战，其伤亡之大，超过晚上作战伤亡数目。越不能迅速发展扩大地区，越便于敌人飞机、炮兵集中轰击我狭小地区，伤亡就必越大。

　　四、敌人采取火攻战术，我占领之地区，大部燃烧起火。凡我向前发展一步，又燃烧一步，迫我毫无用武之地。

　　五、每晨5时到12时为空军活动时间，其出动飞机少为数架，多至18架，轮番轰炸扫射，整日不停。发现一人一马亦打，妨害我运动，杀伤人马，摧毁房屋工事，打击精神，影响作战极大。”

　　以上也足见战斗之惨烈程度。

　　经过8天的激战，我军攻占了四平的西半城。但双方都有很大伤亡。1纵1师和6纵17师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这时敌我都处于骑虎难下的地步，只有再坚持下去。

　　6月12日，林彪下了死命令：

　　“四平战斗自总攻开始后，已激战8昼夜。敌顽强抵抗，逐屋争夺，目前我已占领半个城市，上午伤亡已逾8,000余人，决付出15,000人的伤亡，再以一个礼拜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达到完全歼灭敌人和打垮敌之守城信心。目前敌南北增援部队已出动，我军决待敌进至昌图、郭家店附近后开始大反击。我各部皆应振奋精神，准备苦战，以不惜付出15,000人的伤亡，血战数昼夜，采取战场上的各个击破方法，求得大量歼灭敌人。”

　　6月21日，毛泽东复电：“你们21日来电悉。8天作战占领四平一半，你们决心再以一星期时间歼灭四平之敌，占领此战略枢纽，极为正确。四平占领不仅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且对全国正在斗争的广大群众是一大鼓励。”

　　6月21日我军开始攻击四平铁路以东地区。我军原以为四平守军剩余的兵力已经不多，再使把劲儿就可以打下来了。但是，敌人的韧劲很足。

　　原来，陈明仁得到了国民党军的全力支援。沈阳方面一直用空军向四平空投弹药。从6月1日到9日，出动飞机44架，向四平空投弹药88吨。6月17日到29日出动运输机136架，空投各种枪弹300多万发，迫击炮弹3万发，山炮弹6,200发，榴弹炮弹1,300发，手榴弹11万枚。尽管敌人的大炮数量比我军少，但他们弹药充足，可以随便打。而我军却常常在紧要关头弹药供应不上。

　　蒋介石也向杜聿明下达命令，限其在6月30日以前解四平之围，并调第53军开赴东北增援。

　　这时，东总查清四平守敌兵力并非如战前估计的那样少。24日，东总决定以第6纵队16、17师接替伤亡重大的第1纵队第1、2师，由第6纵队继续攻城。

　　6月下旬，我军在四平作战中，争夺71军军部大楼的硬拼战，达到了四平市街战的最高潮。曾在城子街歼灭战中荣获“顽强冲杀”称号的第3连，经过连续激战后，又立刻整顿队伍，迂回到军部大楼西北角。军部设在过去日本小学校的水泥建筑物中，从屋顶到地下室，都被武装成为全市的最强固的中心工事。爆炸手常友同志冲过路口时，敌人从正面的楼房和地堡交叉火网同时向他射击，把他的腿骨打断，重伤的英雄并未因此气馁，继续爬行，终于完成了最艰巨的第一个爆破任务。他的炸药掀开了洋灰地堡前的层层铁篱，一群爆破手马上投进浓烟里，相继进行连续爆破，炸开地堡和大楼的墙角。3排排长隋祥福纵身跳进地堡的地沟，刚到地沟，迎面摸过来一个敌人，正好吃他一刺刀。他领着一个班冲进暖气管的地道，在黑暗中反复刺杀，他一口气拼倒3个敌人以后挂彩了。指导员刘梅村立刻拿盒子枪换了通信员的步枪和手榴弹，带领突击班进入大楼缺口，这时他才发现这层楼房用一个营的兵力也控制不了，而缺口完全被楼房的“鳖窝”用火力堵死了。手榴弹从两侧洞窗打进来，前面每间楼房的墙角也埋伏着直通底下的“鳖窝”，墙壁挡不住子弹，天花板上同样有冲锋枪向下射击，原来守敌是陈明仁的精锐保卫部队特务团。子弹溅起墙壁的砖粉、灰屑，玻璃碎片崩裂在黑烟里，没有地方可隐蔽身体。勇士们只知向前冲杀，和敌人隔窗拼着手榴弹。一直打到身边只剩两个人，刘指导员仍如四平保卫战时那样顽强地坚持着。那时他两次被炮轰埋在土里，爬出来仍然不离开阵地。全连34个守过四平的战士，现在成了“顽强阻击”连的战斗骨干……

　　(华山：《光荣属于勇士》，载1947年7月15日《东北日》)

　　陈明仁为解四平之危，急切要求东北保安司令部派兵增援，他在无线电话中称：“四平工事大部被摧毁，市内已发生紊乱，速派援兵，否则有危险。”

　　杜聿明遂决定调集正规军10个师，分由沈阳和长春两个方向增援四平。

　　东总得悉敌人援兵已经出动，遂决定改取停攻四平，吸引援敌，求得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指示攻城部队每晚都组织有力的佯攻，以吸引国民党军增援。同时，准备集中第3纵队，第1、4纵队各两个师及由四平调出的辽吉纵队、第6纵队16师共19个师的兵力，进至昌图及叶赫站地区，担任打援任务。

　　但这时，敌人增援兵力进展很快，已迫近四平，对我造成强大威胁；攻入四平铁路西区的我军与路东敌71军等部形成对峙，我军已消耗很大，很难继续作战。据此，东总于是致电各纵师首长：“我军准备放弃四平”，“各部须利用敌前进中，求得歼敌一部”。

　　7月1日，我军夏季攻势结束。

　　本日，林彪、罗荣桓电毛泽东：“四平战斗，自14日总攻开始，至26日经13日激战，我军俘毙伤敌3万余人，我伤亡13,000人。由于敌逐屋逐堡顽抗，后数日敌进行地洞战，在我军进攻时，敌从地洞中逃跑，故战斗后，我伤亡大，而甚难俘获敌人。敌现以9个师向四平增援。我攻城部队已于前晚离开四平。我外围部队昨日已开始打援，但对于敌人具体位置与番号不明，我作战部队员额不充实，而又有轻敌情绪，昨今两日战斗成绩均甚少，但战斗尚在进行中。拟经此战后，即休整补充部队。”

　　在50多天的夏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共歼敌8.2万余人，缴获榴弹炮13门，山炮41门，战防炮40门，迫击炮493门，火箭炮128门，掷弹筒32具，长短枪3.4万余支，轻机枪2,055挺，重机枪428挺，高射机枪3挺，战防枪13支，各种枪弹1,136万余发，炮弹25万余发，手榴弹1.3万枚，电台64部，汽车198辆，马1.2万余匹，收复县城36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连成一片。

　　但是，夏季攻势中，我军也有损失和教训，特别是四平攻坚战，历时15天，我军付出伤亡1.3万余人的代价，仅歼1.7万余人，未能攻克四平城。

　　7月2日，林、罗、刘在给各兵团的电中总结了这次作战的教训：

　　“四平战斗及此次威远堡以北以东的作战均未打好。有的系因能否胜利的具体条件，缺乏冷静的估计，轻浮急躁攻击，表现有信心有精神的冲动性，而缺乏老练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的系因战斗组织的浮躁潦草，未等待兵力集结，未注意迂回切断，致形成击溃战缴获不多。有的系因分散兵力同时进攻几处敌人，以致对欲攻击之目标，不能形成绝对的优势兵力，因而也就不能对该目标形成包围迂回和充分的重点突破，结果打成得不偿失的击溃战，或成为相持不决消耗力量的不利的战斗。这些未打好的战斗除总部应进行检讨与吸取教训外，我前线的战场指挥机关，也应深刻接受此次教训，进行思想上的理解与转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将主力兵团的力量虚耗与下降。”

　　四平攻坚战结束后，东总还专门召开了主力纵队主官首长、参谋长座谈会，仔细探讨四平攻坚战的经验教训。

　　会议开得很沉闷，谁也不愿多讲话，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气。

　　参谋长刘亚楼望着林彪，林彪脸上没有表情。

　　见此情景，刘亚楼首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夏季攻势形势很好，连续歼敌，节节胜利，最后进攻四平，敌情就不甚了解，甚至连一张四平城市地图也没有。工事怎么样，到底有多少敌人，71军的主力到底被歼了多少，各说不一。老实说，我们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就发动了进攻，结果碰了大钉子，打了大莽撞仗。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损兵折将，第三次把敌情、道路都弄清楚了，并和内部取得了联系，很快就打下来了。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借鉴。”

　　罗荣桓接着也承担了责任。他说：

　　“我们部队过去比较擅长游击战、运动战，打阵地战没有优势。这回打攻坚战我们更缺乏经验，一些部队以大部队投入，整营整团地密集攻击，队形展不开，火力不易互相支援，结果在敌人密集火网中造成了伤亡严重，这是我们今后要严重注意的大问题。”

　　各纵队司令员们见总部领导敢于承担责任，也都作了发言。有的检讨自己，有的批评别人，有的语气平和，有的也不乏尖刻。

　　林彪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等大家都发泄得差不多了，林彪终于站起身来，慢条斯理地说：

　　“不要你们负责，四平没打下来，责任完全在我……”

　　不管林彪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四平攻坚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林彪作为直接决策者，当然不能推脱责任。

　　据一些战役亲历者的回忆，在四平攻坚战的兵力部署上，当时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曾提出过建议，他认为，我军只以两个纵队攻四平，与敌兵力对比优势不大，因而把握不大；如能用3个纵队拿下四平是有把握的。他还根据侦察的情，详细分析了四平守敌兵力、火力、工事构成等情况。指出四平守敌兵力并非总部判断的只有71军的88师的1.8万人，45师已退守四平，并有保安部队共约2万余人。

　　刘亚楼认为邓华的看法很有价值，迅速找到林彪商量。

　　林彪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邓华的建议电，沉默了半天，却语气低沉地说：“我看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纵队。”

　　林彪说完，闭上眼睛在炕上养神。在战略战术决策方面，林彪总是有自己的主见。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没有能采用这个建议，确是个很大的失误。

　　四平攻坚战开始时，林彪被夏季攻势第一阶段的胜利鼓舞着，情绪一直不错。当四平已经大半在我军手里时，谁也不再怀疑胜利者是东北民主联军。

　　新华社关于四平攻坚战的捷传向各战略区。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得到这个消息，把贺电都发来了。

　　但是，林彪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四平守敌中指挥作战的是同林彪同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陈明仁，这个人熟悉兵法，深懂韬略。他不仅对守城有经验，对巷战也有高招。当民主联军向铁路天桥发起猛烈的进攻做攻四平的最后一搏时，陈明仁让他的部队趴在过街天桥上，往街道上撒黄豆，使冲过来的解放军官兵纷纷滑倒，陈明仁的部队则在街道两旁的楼房里伸出黑洞洞的枪口猛烈射击，使我军伤亡很大。

　　双方打成胶着僵局。

　　也许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毅力之中。

　　“再坚持一两天，战局就会朝我方有利的方向转化。”刘亚楼这样说。

　　林彪反问：

　　“如果一两天内拿不下四平呢？”

　　刘亚楼说：“敌人虽然有援兵，但他们都被我军围城打援搞怕了，行动肯定迟疑。我军完全有足够的时间给四平守敌最后一击。”

　　“拿不下四平，全军就将陷于被动，趁敌人未合围前，快撤！”

　　一向处事慎重小心的林彪这次又是走为上策。

　　这一撤，再次救了陈明仁的命。

　　蒋介石得知四平解放军撤退的消息十分高兴，先后授予陈明仁、周福成、廖耀湘等高级将领及有功官兵青天白日勋章和云麾勋章，并特电陈明仁：

　　明仁将军吾兄：此番四平之战，为党国主义，忠勇壮烈，激战十八昼夜，发扬黄埔精神，不惜牺牲到底，碧血丹心，足以唳鬼神而动天地。

　　四平再走麦城，林彪得到这样的经验：“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地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林彪于1947年7月17日写给李天佑的信)

　　多年后，曾亲自在四平担任指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也帮助解放军对这次打四平的教训作了分析，他说：“今天回顾起来，解放军在那次夏季攻势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例如，解放军5月19日在大黑林子地区歼灭第71军88师之后，倘乘胜向四平街攻击，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混乱的情况下，不仅四平街守不住，就是第71军也有全部被歼的可能。由于解放军忙于分兵掠地，攻取东丰、西丰、昌图、开原等地，使陈明仁将军得到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整顿部队，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解放军因而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机会。此后在四平街攻坚战中，解放军又犯了轻敌急躁、战术运用失当的错误，致使久无功，兵员也受到较大损失，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

　　本文摘自《东北虎》，李明计、高月泽 著，长城出版社出版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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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为什么要逃跑推荐文章3：林彪叛逃，为什么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1971年，林彪乘坐一架军用三叉戟飞机向中蒙边境飞去。周恩来将情况汇给毛主席，请示是否用导弹将飞机打下来。毛主席没有说话，过了很久，长叹一口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可设，由他去吧。”

　　

　　我们知道，毛主席熟读经书，而且说话喜欢引经据典，这名话里就用了一个典，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那么，这个典出自何处，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本句出自《何典》，这本书是清朝人张南庄写的，是一本奇书，写的是一些人情世故的传奇故事。此书的最大的特色是用语十分接地气，全部用江浙一带的俚语方言写成。比如有一句“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等等，而且有很多泼辣的讽刺，鲁迅就很喜欢这本书，还有李敖。可以说中文界最会用文字骂人的两位都从这本书里得到了灵感。

　　

　　好了，再说这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的是一个叫朱耀宗的书生。他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在殿试时，皇帝看他一表人才、才华出众，就招为了驸马。这时，朱耀宗提了一个请求，说自己母亲早年寡居，一个人把他拉扯大，非常不容易，希望皇帝开恩，能给自己的母亲立一座贞节牌坊。

　　皇帝一听，很高兴，这是孝子啊，就御笔一批，同意建一座贞节牌坊。

　　于是，朱耀宗兴高采烈回到故乡，告诉母亲为她申请了一座贞节牌坊。

　　

　　可没想到，朱母一听当场怔住了，脸色惶恐不安。过了一会，更是大哭起来。

　　为啥呢？原来，朱母早年不再婚，只是为了拉扯儿子，但她心中早已经有了人选，就是朱耀宗的授业恩师。朱母心想等儿子考上之后，就准备改嫁过点幸福生活。谁知道这个仆街仔自己娶了公主，却要老娘继续守寡。

　　于是，朱母告诉儿子，自己是一定要改嫁的，这个贞节牌坊自己不能要。

　　这就麻烦了，皇帝已经批了，结果你说要改嫁，这不是欺君嘛。但朱母的意志很坚定，最后提了一个方案：今天洗一件衣服。然后拿到外面晒一天一夜，如果衣服干了，自己就不改嫁，守寡到老。如果还是湿的，那说明是天意。

　　这一天，阳光很好，朱耀宗一见，心想肯定能干啊，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于是，当天下午把衣服洗了挂到外面，可没想到，到了晚上阴云密布，第二天一早更下起了暴雨。一天一夜过后，衣服依然是湿漉漉的。

　　

　　于是，朱母郑重告诉儿子：“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意不可违！”

　　最后，朱耀宗只好打告给皇帝，表示自己的娘要改嫁了。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用这一句来形容林彪的出逃呢？很多人从政治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但其实大家都没有从感情方面思考毛主席跟林彪的关系。

　　毛主席跟林彪的关系十分的深远。早在井冈山时期，林彪随南昌起义的部队上山，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连长。毛主席听说他仗打得不错，而且还是好友林育英林育南的堂弟，就更加赏识跟信任，一路提拔，从连长到营长再到团长、军长、军团长，一跃成为红军主力军的指挥者。

　　而林彪在井冈山时期也没让毛主席失望，一仗比一仗打得漂亮。

　　

　　当毛主席有一段时间受到压力，离开领导岗位时，林彪坚定地站在了毛主席一边，并写信给毛主席，希望他留下来，跟党内错误的思想做斗争。

　　可见，毛主席在众人当中看到了林彪过人的军事能力，毛主席是林彪的伯乐，而林彪也在众人当中看到了毛主席的领导能力，林彪可以说是毛主席的粉丝。

　　在长征途中，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林彪却不理解，认为是绕弯路，写信要求毛主席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彭德怀。毛主席并不在意，只是如亲人般说了一句：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在抗战时代 ，林彪在平型关大败日军，却不幸中友军的子弹受伤，毛主席亲自出迎。

　　在解放战争时候，毛主席派林彪火线出关，虎啸东北，一举打下解放战争胜利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而在新中国之后，毛主席让在家多年的林彪出山，参与工作，并将他列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可以说，毛主席跟林彪的关系是领导跟下级的工作关系，也是亦师亦友的朋友关系，甚至说有一种父子情结在里面也不为过。

　　吴法宪甚至说，要是林彪是毛主席的儿子就好了。

　　可是，正是这位最信任的伙伴最终选择了叛逃，这对毛主席的打击非常大。他的失望跟落寞不言而喻。正是这种复杂的情绪让他无奈地说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里面，有痛惜，有惊讶，但更多的是无奈。

　　最后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境内坠落，林彪身死。这也不是毛主席希望看到的结局，他内心还是希望林彪能够活着。有一次，毛主席就说道:只要林彪不跑，政治局委员还得让他当。

　　林彪为什么要逃跑推荐文章4：二战四平林彪一败涂地，为什么毛主席反而将党政军大权全下放给他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大战略区，只有东北的林彪，是真正的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既是军队的统帅，又是党的书记。

　　

　　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林彪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时，正是林彪林彪弃守四平城（1946年5月18日下达撤退命令），被杜聿明的国军部队追得四处乱窜的时候。

　　黄克诚的三师七旅弃守四平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的三师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梁兴初的一师剩5千人，勉强保持战斗力，但也疲惫不堪。

　　

　　部将们说，林总吃了几年苏联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

　　战士边退边骂林彪是“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连子弹在身边擦枪走火都泰然处之的林彪，此时也十分窝火，当他急需电台，而看到带着电台的作战科长李作鹏还在喝酒时，他气得把桌子都踢翻了。

　　解放军“闯关东”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林彪也进入了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

　　

　　在林彪打败仗的时候，毛泽东主席非但不罚，反而将党政军大权全下放给他。这是为什么呢？

　　在国军主力集结四平城下时，坚持打四平保卫战的，是毛泽东主席，不是林彪。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亲口对黄克诚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结果黄克诚毫不客气地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而四平保卫战打响前，林彪就曾致电毛泽东主席提出，“对四平的保持应以不造成军队之被动作战为主”。

　　毛泽东主席之所以选择固守四平，“将四平变成中国的马德里”，构思是通过此战引起国际关注，特别是美国的关注，借美国向蒋介石施压，实现和平。

　　

　　这不仅不能实现和平，反而使部分党政军干部产生了和平的幻想。

　　而林彪，是真正的主战派。林彪从来没有对蒋介石的和谈心存幻想，他早就说，“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而在四平保卫战结束后，国共之间的内战战车，再也停不下来了。

　　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务实的人，而战争也容不得半点虚假。林彪虽然没有守住四平，但这恰恰证明林彪之前的提出的路数，全是对的。

　　毛泽东主席将党政军大权下放给丢了四平的林彪，是用实际行动调整了中央军委过去偏差。这才是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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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为什么要逃跑推荐文章5：新闻背后：中央电台怎样道林彪叛逃的

　　本文摘自《新闻背后的故事》 ：杨正泉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913事件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们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也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林彪乘飞机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逃往苏联，这是公开叛逃，中苏关系又是剑拔弩张之势，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发表讲话？如果是后者，不仅是无密可保，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力和冲击波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华文章。对此，我们在宣传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不能等外电都已道，世界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在按原来的路子作宣传道；这一切都是为公开林彪叛逃的消息作准备的，不能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在毫无觉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是任务和要求。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真相，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只是预感到问题的紧急和重大，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毕竟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党的长期教育和多次重大政治斗争的锻炼，中央电台的同志都深明自己的职责，坚定不移地信守这么一条基本原则：作为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一切服从党中央指挥，一切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而且，中央电台的同志有着自己的好传统：越是遇到紧急的重大的宣传，大家越是团结一致、兢兢业业，都能如期、很好地完成它。

　　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清查了所有的播出节目，重新制作了9月14日的播出节目，没有新节目的，只好选择适合的节目重播。一夜之间，中央电台的整个节目的内容、口径变了个样，不知细心的听众当时察觉到没有？

　　内外有别从容计议

　　当一切做好了准备，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之后，出人预料的情况仍没有发生。如前所述，一切立足于公开，一切立足于出现最坏的情况，但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直没有收听到林彪抵达莫斯科的任何消息。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林彪没有到莫斯科，还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缄口不言，不会放弃这一大做文章的时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据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来的消息，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为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了抗议。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飞机？一时弄不清楚，但终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消息。

　　当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动，为了避免引起种种猜测，采取了内紧外松的做法，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严格掌握、统一口径的原则下，在某些文章和某些节目中，有计划有控制地适当出一出林彪的名字，用一些林彪的习惯用语，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但是，用什么、出多少，这要统一掌握、统一安排，不能没有，也不能多。中央电台节目众多，如各行其是，每个节目出现一二次，总起来数量也不少。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把关小组”，统一安排；新闻节目中，对新华社、《人民日》新闻稿中有关提法适当选用。当后来中央完全证实林彪一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为赢得公开“林彪叛逃事件”的准备时间，为消除种种新闻舆论的猜测，公开宣传中有关“林彪”等提法的掌握又放宽了一步。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一时的猜测和疑惑，稳定了局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和议论。外电对林彪的种种议论，起初是从宣传口径的改变和飞机坠毁开始的，曾经有几天种种猜测的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但是，我们的宣传策略改变之后，他们坠入了五里云雾之中，反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正确的猜测和分析，逐步平静下来。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避而不谈；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播局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广播电视组一行三人，由我陪同。有些单位不了解内幕，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经常提到“林副主席”，时常引用林彪的话，我只好默不作声。在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为此，也改变了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为避免由于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劳民伤财，把庆祝活动主要放在基层和用在实际行动中。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电祝贺我国国庆，有的仍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广播时改变了过去全文广播的做法而改为摘要播出，有意作了回避。

　　时机成熟公诸于世

　　经过一段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习惯用语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绝不能再让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有些能分得清，有些则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而8亿听众都是监督者，都是批评者，稍有不慎，都在“纲”上，只能小心翼翼。事实上也出现过某些差错。为此，中央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区别情况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上级认可后遵照执行，从而统一宣传的口径。那时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但后来没有找到，也可能有细心者还保存着。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这种宣传策略的变化都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是从有利于稳定局势、有利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的。对于广播宣传来说，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审时度势，尤其在复杂多变的重要时刻，更要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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