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哪个朝代的
朱熹是哪个朝代的推荐文章1:宋代朱熹诞生地与文山郑氏家族的关系
:云南日
黄懿陆
2021年7月9日,我与省委、省政府从中国科学院引进的人才、云南大学高原湖泊生态与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虎才一行,从广西一路考察到了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州委常委、统战部长王毅,副州长玉荣带着我,到文山郑保骨伤科医院博物馆参观,并热情介绍院长郑玉华的情况,说她18岁担起郑氏黄帝内经九针医术第八代传人的重任,创造性地把家传医学和现代医学结合起来,创建了文山郑保骨伤科医院,并将医院建成国家二级甲等中医专科医院,在传承创新发展民族医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目前,其继承弘扬的郑氏黄帝内经九经针法正在呈省、国家非遗项目。
郑保骨伤科医院有一个博物馆,其展品数百件,其中有古官服、古医学书籍、药碾、针灸穴位人像、墨砚等等。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尊祖先祭祀牌。牌座边角已经朽腐,很有一些年头了。此牌位上写道:宋供、杏坛先哲、九天开化文昌梓潼帝君;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宋先贤徽国文公朱夫子——奉,泗水名儒。
一般情况下,供奉孔子神位多见,把朱熹夫子和孔子一起供奉,在我所见类似情况是第一次。特别是属于郑家的神位,供奉的就是这两位大德先贤。医院院长郑玉华说,这是其父亲一再交代,不管有什么变化,都要保护好这个神位牌,个中缘由,他父亲不知道,只知道是父辈一代一代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要说他们家传承了多少年、多少代,她就不清楚了。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府婺源县,生于南剑州尤溪。他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
郑氏家族其祖上西畴县兴街镇甘塘子有祖墓,为墓主郑光逵“纯”字辈孙子6人所立。根据碑文记载,估计郑氏家族“移居古滇”之后,墓主这一代开始就居住墓地一带至今。当今郑氏家族女婿陆光星告诉我们,他们祖上是跟着吴三桂来到云南的。
那么,郑家为什么会祭祀朱熹神位,而且神位有“泗水名儒”,写的是孔子,还是朱熹?
根据学界研究,朱熹夫子没有到过泗水,孔子家乡在山东曲阜,与“泗水”有关系。其为儒家创始人,使用“泗水名儒”显然不合适。这里说的“泗水名儒”指的是谁?他与郑氏家族有什么渊源关系?
其一,朱熹的“泗水”情结。
经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甯宗四朝,总结宋代理学思想,建立庞大理学体系,开创了紫阳学派、校订四书,使之成为后代科举应试科目的朱熹,尊称朱子,又称紫阳先生、朱文公,祖籍南宋徽州婺源县(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为南宋著名理学家,程朱理学集大成者,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推崇。他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春日》,千百年来深受好评: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说的是他在风和日丽的泗水之滨踏青,到处都是美丽盎然的春天的美景。
诗中“泗水滨”,指的是山东泗水;在这里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期孔子曾在洙、泗之间设坛讲学,教授弟子。所谓寻芳也是指追求先贤圣人之道。又因为孔圣人有七十二贤客,三千弟子,所以万紫千红也是比喻孔学的繁荣昌盛和丰富多彩。南宋时期,泗水已经沦陷于金国,朱熹怎能去游春呢?
历史事实是,诗中的“泗水滨”朱熹根本就去不了,他父亲就是因为任职期满而回不了家乡的。“泗水”其地在宋朝南渡逃亡时早被金人所侵占。诗中“泗水”暗喻孔门,“寻芳”暗喻求圣人之道,“东风”暗喻教化,不露说理的痕迹,这是朱熹的高明之处。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朱熹此诗是对孔子出生地沦陷的感怀之作。
郑氏家族神位牌上有“泗水名儒”之说。倘若郑、朱两家不是世交,就不会有这样的记载。而这个记载,也反证和吻合了学界研究《春日》结论的正确,同时也证明了郑家神牌内涵深藏不露的玄机。
其二,朱熹诞生于福建尤溪郑氏之庐。
《宋史?朱熹传》记载“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这与郑氏家族供奉神位牌“宋先贤徽国文公朱夫子”的记载一致。没有读过《宋史》,不可能知道朱熹祖籍徽州婺源;郑家与朱熹家族不是世交,其神牌也不会特别记述“泗水名儒”的故事。朱、郑世交之源,始于南宋时期颇有才华的郑乾道,也叫作郑安道。据《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五记载:福建尤溪人郑乾道,号义斋,神宗熙宁六年(一零七三)进士,官至金紫光禄大夫。
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的农历九月十五日中午,朱熹出生在福建尤溪城南毓秀峰下的别墅(郑安道“义斋”馆舍)西厢房,使这里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朱熹诞生地。
民国《尤溪县志》图载:尤溪县城关南北向各有一座山,称为公山和文山。就在朱熹出生的前一天傍晚,“文”“公”二山突然同时起火,火势呈现“文”、“公”二字。在郑安道别墅居住的朱熹父母朱松夫妇,为之称奇。朱松感叹道:“天降祥瑞,必有所印,此喜火祥兆也!” ,因此为朱熹取名“熹”。因尤溪古名沈溪,又取乳名“沈郎”。
其三,朱熹之父朱松与郑乾道为世交。
朱松(1097-1143),字乔年,号韦斋,婺源松岩里(今紫阳镇)人。他是朱熹之父,儒林学者称为“韦斋先生”。他幼有俊才,曾游程门弟子罗从彦门,问河洛之学,其理学思想对朱熹一生有深刻的影响。政和八年(1118年),以上舍登第,授廸功郎,任建州政和县尉,由此举家徙闽成为婺源茶院朱氏入闽始祖。
朱熹父亲朱松所撰诗文《韦斋集》卷5,收留有郑乾道的两首诗歌:凤山团饼月朣朦/老桂横枝出旧丛/小友他年春入手/始知蟾窟本来空。
坐朝乐事记当年/汤饼何湏半臂钱/吾辈自知樽有酒/汝翁莫叹坐无氈。
该诗主要讲朱熹降生于尤溪郑家的溪南别墅。朱熹诞生三日,朱家举“三朝洗儿礼”,郑乾道以名茶“月团”送朱家作洗汤,并题了两首诗相赠。其中的“凤山”指的是北苑御茶园三十六内园之一。其中的“汝翁”亦即朱熹父亲朱松。
其四,文山郑保骨伤科医院掌门人郑玉华应该是郑乾道后人。
仅凭一块世代祭祀“孔子、朱熹”的神位牌,追根究底,基本可以判断郑玉华为朱熹一家的馆舍房东郑氏家族后裔之一。
邓洪波、彭爱学主编,湖南大学2000年出版的《中国书院揽胜》介绍:
南溪书院在福建尤溪县城南公山之麓,毓秀峰下,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诞生地。它前身是邑人郑安道(义斋)馆舍。朱熹之父朱松从政和调任尤溪县尉秩满,时逢金兵南侵,有家难还,不得已与夫人祝氏五娘寄居在挚友郑安道家,设馆教学,聊度时日,前后达10年之久,第3年即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就出生在这里,并于此度过了孩提时光,郑家因而成为“南溪书院”的起源地。
朱熹逝世后,县令李修于嘉熙元年(1237年)捐资在此修建文公祠、韦斋祠、半亩方塘和尊道堂等建筑,祀朱家父子。宝元年(1253年),宋理宗赐额“南溪书院”。元至正元年(1341年),分建二祠,明清后屡有修缮扩建。
在中国文化的潜意识里,伟人降世总带有祥瑞之兆。朱熹诞生时引发山火二山名中有一座文山。
我在文山郑保骨伤科医院博物馆看到琳琅满目的医学实物,研究之后我一直思考,郑氏家族后裔迁居文山,是不是与当时朱熹出生时所发山火的文山之名在冥冥之中有着某种机缘巧合呢?
文山郑保骨伤科医院博物馆传世供奉孔夫子、朱夫子神位,我认为有个说法了。而创办文山郑保骨伤科医院的掌门人,是当年收留朱熹家的房东后裔之一,那也是可以肯定的了。
简介: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研究员、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文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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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哪个朝代的推荐文章2:听见江西·文化名人丨朱熹:宗孔嗣孟称朱子
朱 熹
宗孔嗣孟称朱子
朱熹与辛弃疾是好朋友。宋光宗绍熙三年,辛弃疾去福建做官,顺道去看望朱熹。两人见面,朱熹提议喝两杯,辛弃疾欣然答应。酒端上来了,却没有菜,辛弃疾说:“干喝没意思。”朱熹想了想,让仆人用盐水煮了一碟子黄豆。他们喝一口酒,吃一粒黄豆,如果辛弃疾喝一口吃两粒,他的脸色就会沉下来。当年朱熹在武夷山讲学,伙食就非常简单。《四朝闻见录》中说:“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醢浸三四枚共食。”也就是说,他平常让学生吃小米饭,没有菜,等茄子熟了,用姜末和米醋拌茄子吃。朱熹的伙食也跟学生一样,并不开小灶。
御史胡纮早年去拜访朱熹,在朱熹那儿就着茄子吃了一顿小米,吃得满肚子气,对朱熹的学生说:“此非人情,只鸡、樽酒,山中未为乏也。”意思是说,这哪叫待客啊,就算山上没有好酒好菜,给我来一只鸡和一坛酒总可以吧?你们老师却那样招待我,明明是瞧不起人。
故事中这个“小气”的朱熹,却是一名大人物。他祖籍江西婺源,是南宋时期承上启下的儒学集大成者,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被世人尊称为“朱子”。
其实,朱熹的“小气”可以从他的“人性理欲”论中找到根源。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的问题。他认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但他也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朱熹的教育思想、哲学思想(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美学思想均博大精深,后人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学懂悟透。
朱熹故里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于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两人,一个主张“穷究知识”,一个主张“发明本心”,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他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贷盘剥。在从事教育期间,他对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著作广博宏富。
现今,江西上饶和福建武夷山都建有朱熹纪念馆。前者大殿前的对联“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尽了朱子理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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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哪个朝代的推荐文章3:中华学《易》哪家强?王弼郑玄诸葛亮,还是朱熹程颐司马光
在我国历史上,解释《周易》的著作有两三千种,目前流传下来的就有近千种。当我们说周易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时,所谈的周易,是指周易系统的典籍,包括后人对它所作的种种解释在内。如果只讨论《周易》本身,即“经”的部分,只有卦象和卦爻辞,寥寥几页纸而已。
《周易》是由经、传、学共同构成的一个知识系统
三千年前寥寥几页,中国人研究了两千多年,结论是……
《周易》是一部古老的典籍,自从殷末周初产生以来,已经流传了近三千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就受到人们的推崇,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奉为神圣的经典。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被尊为五经之一,并居其首。这样,便出现了一批专门解说《周易》的学者,人们对它的研究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
易学是儒家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儒家尊奉的典籍的演变和传授,其内容包括传授世系,不同时代和学派解经的倾向和对经典的阐发,经典注释的概况和成就,典籍的辨伪和文字训诂的考证等等。与此相适应,易学所研究的也大体是这些内容。但是,同其他四经的区别是,易学作为研究《周易》流传和演变的学问,是通过对《周易》占筮体例、卦爻象的变化以及卦爻辞的解释而展开的,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维形式。
换句话说,易学是对《周易》包括经和传所作的种种解释。它与《周易》的经和传本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易经》是周人占筮记录的系统化,古人依据其中的卦爻象和卦爻辞推断人事的吉凶,是一部算命的书。《易传》是对春秋战国以来各种《易经》解说的总结。早在春秋时期,有些人就企图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从理性的角度对《周易》进行理解。孔子提出学易“不占而已矣”,而注重“观其德义”,已经开始不把《周易》只用于占筮,而作为分析客观事物和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境界的依据,人们对《周易》的态度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样,人们逐步赋予《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以新的内容和含义,使其成了表达哲学思想的工具。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各哲学流派的出现和百家争鸣,人们对《周易》的框架结构作出了全面的哲学解释,《易传》就是这类解《易》著作的一个汇集。儒家的伦理观念,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天道观,成了《易传》解《易》的指导思想。从此,占筮书变成了一部哲学书。
易学则通过对《周易》经传的种种解说,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流派,从而使《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得以长期流传下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文化里最复杂的一套体系,它的名字叫做《易》
《周易》一书是如何产生的?
《周易》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如何揲蓍求卦?
如何利用《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占断吉凶?
《周易》经传作为“圣人之书”,包含哪些“圣人之道”?
……
以上这些,都是历代易学所共同讨论的问题。易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解释,揭示《周易》的奥秘,发扬周孔之道。
从历史上看,易学作为一门学问,可以简单归结为文字和义理两个方面。《周易》的文字,十分古奥、简练,要想了解其中的义理,首先要弄清卦爻辞的字义。所以,许多易学家把毕生的精力,放在对《周易》文字的解释和考证上。
现在所传下来的有关《周易》的注疏,一部分内容属于这种解字的系统。如唐代陆德明的《易经释文》,宁波吕祖谦的《周易音训》,清初王夫之的《周易稗疏》,则是专门解释字、词的著作。
历代易学家也研究《周易》的义理,特别是哲学家们依据其对义理的解释,建立和阐发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对《周易》的解释和其理论思维的探讨,涉及到天道变化、道德修养,人生态度等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这部分内容可以称之为易学哲学。
还有一些易学家,视《周易》为治理国家、经世济民的教科书,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们或者引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事迹解说卦爻辞,或者通过注释卦爻辞制定一套治国安民的方略。这部分内容可以称为易学政治学。
还有一些易学家将《周易》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利用《周易》的原理说明自然科学中某些现象,如汉代刘歆用《周易》解释历法,明代张景岳用《周易》解释人的生理和病理,方以智用《周易》解释物理学等,也构成了易学中的新内容。
千古皇帝轮流坐,周易研究不能停
易学研究的分期
就先秦文献说,对《周易》的解释,始于春秋,到战国时代,发展为《易传》。《易传》为古代易学奠定了基础。易学有自己的历史,如果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136年)倡明经学,立五经博士算起,已有两千多年。
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策略,设置“五经博士”,加强对儒生的政治利用
历史上对于《周易》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古代易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汉易时期,晋唐易学时期,宋易时期,清代汉学时期。
一
汉代易学
从官方火到民间,老君炼丹都要翻一翻
秦始皇焚书,不焚《周易》,使得《周易》传授并未中断。汉王朝建立之后,由于统治者表彰儒家,提倡经学,《周易》被尊为五经之首,对《周易》的解说成了专门的学问。
据记载,汉代易学皆本于田何。田何传《易》于周王孙,丁宽,服生,以后又传给杨何。丁宽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施仇,孟喜,梁丘贺,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孟喜传《易》于焦延寿,焦延寿又影响京房,于是“《易》有京氏之学”。
西汉官方易学传承图示
京氏易学不同于田何易学系统,实际上是以六十四卦的卦象和卦爻辞为资料,讲他自己的易学体系,被视为“异党”。由于将《周易》看成是占算吉凶的典籍,京氏创造了许多占算的体例,此派易学后来发展为占术。
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于学官,代表了西汉官方易学发展的情况。
此外,还有一个易学传授的系统,以费直为代表,被称为费氏易。费直传给王横,高相传给子康和毋将永,于是“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费高两家的易学,未立博士,属于民间易学。
西汉民间易学传承图示
西汉官方易学和民间易学在研究方向上的差别
到了西汉末年,神秘主义思潮发展,谶纬开始流行。“谶”即神秘的预言,“纬”是对经而言,纬书是对儒家经典所作的种种神秘主义的解释。于是又出现了《易纬》,即对《周易》经传文所作的解释,是汉易中的一个重要的派别,其代表作为《乾凿度》、《稽览图》、《是类谋》等。此派发展了孟京易学。
还有一批学者,如淮南王刘安、严君平、扬雄、刘向和刘歆,也都研究《周易》,精通易学。
西汉末年,扬雄对孟京和《易纬》大讲阳阳灾变,将《周易》神秘化大为不满,于是另辟蹊径,另外创造一套符号系统,使易学与历法的结合更为自然,这套自创的体系称为《太玄》。
到了东汉时期,范升传孟氏易,授学于杨政,而陈元、郑众等人皆传费直易学,其后马融又传授给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都是费氏易学的传统。从此,费氏大兴而京氏逐渐衰微。其中,郑玄易学的特点是以五行的生数和成数解释《周易》中的象和数,被称为五行生成说。
五行生成说图解阴爻6和阳爻9的
到了曹魏时期,王肃解易,注重义理,略于象数,以文字简明为其特色,成为后来王弼易学的先导。与王肃同时期的虞翻,提出了不少解易的新体例,将当时盛行的卦气说引向了卦变说,并以卦变说解释《周易》经传,把汉易象数之学发展到了高峰。
此外,东汉易学的发展还不能忽略道家黄老学派解易的系统。东汉末年的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提出月体纳甲说,即以八卦或六十四卦配干支和日数,以月亮的盈亏说明炼丹运火的程序,标志着汉易发展的另一倾向,成为道教易学的先驱。
月体纳甲说图示
二
晋唐易学
玄学派大行其道,郑玄王弼上演魏晋版“奇葩说”
魏晋至隋唐时期,是易学史上的一大转变时期。两汉易学转向了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路,玄学派的易学成了易学发展的主流。
王弼是玄学派易学的创始人。他注解《周易》,继承了古文经学派解易的学风,以《易传》的观点解释经文,注重义理的阐发,文字力求简明,而抛开汉易中的象数之学,特别是今文经学派和《易纬》的传统,不讲卦气、卦变、纳甲和阴阳灾变等,从而创立了义理学派。
王弼注《易》,未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传,继王弼之后,晋人韩康伯则将此四传加以注解,以补王弼所未及。唐孔颖达将王韩二注合在一起,收入《周易正义》中,成为王弼派易学的代表作。从孔颖达开始,《周易》与《老子》《庄子》相并列,成为“三玄”之一。
这个时期易学玄学派的提倡和宣扬者不乏我们今天还十分熟悉的古人。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荀爽的从孙荀粲,梁武帝萧衍以及周弘正、张讥、何晏、殷浩、刘惔等。
由于玄学的流行,也出现了一批反玄学的思想家,他们继承了汉易的传统,不满意以玄学观点解易,同玄学派易学展开了争论。
诸如荀凯同钟会的辩论,荀融同王弼的辩论,占算家管略同何晏的辩论,孙盛同殷浩的辩论,欧阳建同言不尽意论者的辩论以及干宝对玄学派易学的批评等等。这场争论史称“郑(玄)王(弼)之争”。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易学中象数派和玄学派的斗争是很尖锐的。
到了唐代,出现了两部总结前人和当时人易学成果的著作,一是孔颖达主编的《周易正义》,一是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孔氏的著作采王弼和韩康伯二注,并对其逐句加以解释,推崇玄学派的易学,同时对王弼派易学加以改造,扬弃了玄学派贵无贱有的思想,重新肯定了元气说和阴阳二气说,对易学和哲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氏《周易集解》则主要汇集汉易系统如郑玄、虞翻、荀爽、干宝等三十余家的注释,推崇郑学。
两书都是对两汉以来易学的总结,都具有融合两派易学的倾向,代表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方向。
三
宋明易学
眼睁睁的看着朱熹著作成了800年官方指定学易教材
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北宋解易的著作有60余家。其中有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程颢和程颐等;有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他们都精通易学,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周易》的热潮。而新兴起的儒家学者,特别是道学家则成为宋代易学的奠基人。
所谓道学,是宋明哲学的一种形态,源于北宋时期新儒家所大力表彰和复兴的周孔之道。它的主要特点是视孔孟学说为正统,以排斥佛道二教学说为己任,大力宣扬超功利主义的道德说教,并建立起一套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就现在流传下来的著述看,北宋象数之学的倡导者,始于宋初的陈抟。他提出了许多图式解说《周易》原理,成为图书之学的创始人。陈抟传易学于种放,后又传至刘牧和李之才。刘牧推崇河图洛书,李之才则宣扬卦变说。后来,周敦颐着重讲象,提出太极图说,论述宇宙形成的过程;邵雍则着重讲数,提出先天学,创立了易学中的数学派。
义理派的倡导者有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其后传至程颐,程颐著《伊川易传》,创立了理学派的易学体系。 而同时的张载则吸收孔颖达气论学说,著《横渠易说》和《正蒙》,创立了气学派的易学体系。同邵雍的数学派,成为三足鼎立之势。
北宋易学的传承图示
南宋时期,邵、程、张三家易学广为流传,而程氏易学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流。《程氏易传》影响很大,家置而人有之,成为知识界的必读之书。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大师,通过《周易》经传的解释,对北宋以来的易学和哲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总结。他以程氏易学为骨干,融会各家之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易学哲学体系,完成了建立理学本体论的任务,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易学哲学的发展都起了深刻的影响。
与朱熹同时的杨万里,也发扬程氏易学,著有《诚斋易传》。陆九渊的大弟子杨简,继承程颢和陆九渊的易说,著《杨氏易传》和《己易》,以人心解易,成为宋明时期心学派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对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心学体系的确立,起了很大影响。
元明两代是宋易深入发展的时期。元朝建立以后,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规定科举考试科目以朱熹注为标准答案,程朱理学遂成为官方的经学,而朱熹的《周易本义》则成为官方认可的权威性典籍。
元明两代先后出现了一批注疏朱熹《周易本义》的著作,如元代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和《易学启蒙翼传》,其子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其学生董真卿的《周易会通》,都阐发朱熹易学。明朝胡广奉明成祖之命编《周易大全》,意味着程朱派易学,特别是朱熹易学取得了统治地位。
由于朱熹易学并不一概排斥象数之学,元明两代的河洛之学和邵雍的先天易学皆有所发展。他们提倡以象解易,因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图式,逐步形成了易图学。易图学是宋代图书之学的新发展。
元代道教大师雷思齐继承刘牧、邵雍的易学传统,推衍出许多图式,以九宫图为核心解释《周易》原理,主张有数而后有象,是数学派解易的代表。
到了明代,象学则成为象数之学的主流。此派易学不仅主张取象说,而且兼论理和数,同程朱派的取义说展开了论争。著名易学家来知德就是其代表人物。
方以智父子解释《周易》经传,对元明以来的象数之学作了一次总结,标志着象数之学发展的高峰。
元明易学传承图示
另外,由于明代心学的流行,易学中的心学派也有所发展。他们以心解易,以内心的修养方法和精神境界解释《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从而建立起心本论的易学体系,以湛若水和王畿为代表。
明末清初,出现了总结以前易学成果的趋向。著名经学大师和思想家王夫之,站在气学派的立场,对宋明以来的易学及其哲学作了一次大总结,写下了许多易学著述。他继承宋明气学和象学的传统,修正了程朱义理之学,批判了心学派的易学,并同邵雍象数之学尤其是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展开了辩论,讨论了大量易学和哲学问题,从而完成了在哲学上建立气本论的任务,标志着宋易和宋明道学的终结。
这种总结之风也影响到了清朝的皇帝们。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周易折中》,乾隆皇帝命傅恒等人编《周易述义》,虽然内容并无创见,却表明宋易的传统仍然受到官方的支持。
四
清代易学
穿上滑板鞋,在汉易复兴的路上,摩擦!摩擦!
清人解易的著作十分丰富,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
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学者,从文献考证和辨伪的角度,同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和邵雍派的先天易学展开了大辩论,掀起了清算图书之学的高潮。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即其代表。通过这次清理,清代易学中的象数之学,转向了复兴汉易的道路。
乾隆嘉庆时期,复兴汉易的代表人物是惠栋和张惠言。惠栋是汉易的倡导者,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古义》 等书,皆发挥汉儒之学,笃守古义,表现了唯汉易是从的学风。张惠言专攻虞翻易学,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书,以阐发虞氏易学为己任,企图全面恢复虞翻易学的面貌。
另一派汉学解易的代表人物是焦循。他著有《易学三书》,即《易通释》《易章句》和易《易图略》,当时尤负盛名。
一般说来,清代汉学家的易学,缺乏探讨哲学问题的兴趣,意味着古代易学及其哲学由高峰走向了衰落。
本文选自朱伯崑先生主编《易学基础教程》,略有删节。
编辑:徐皎
图片:傅佩荣易经讲义大纲&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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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哪个朝代的推荐文章4:四海传福丨朱熹:孔孟以来儒学集大成者
#机遇中国##造福世界的闽人##四海传福##举世闻闽#朱熹,出生于福建三明,南宋时期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孔孟以来儒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不仅是东亚文明的最主要内容之一,还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成为孟德斯鸠、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西方启蒙思想家以及近代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渊源之一,对西方文明的塑造产生了积极影响。
朱熹是哪个朝代的推荐文章5:朱熹与袁枢的文字之缘
宋宝祐刻本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北京大学图书馆存)
在南宋中期的福建大地上,几乎同时升起了两颗耀眼的文化巨星。一个以理学著称,照亮南宋思想界的天空;一个以史学见长,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两颗巨星,就是长期生活在武夷山、建阳的理学家朱熹和崛起于建安(今建瓯)的史学家袁枢。
朱熹和袁枢,由于地缘、人缘和文缘的关系,二人相近相亲,关系密切。在政治上,他们都力主抗金,反对南宋政权的苟且偷安,关心民间疾苦。在年龄上,朱熹(1130—1200年)比袁枢(1131—1205年)长一岁。同龄、同地、同时代的经历,使他们通过文字交往而前后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其中的主要经历,则贯穿了朱熹讲学的云谷、武夷和考亭三所书院。
云谷作跋
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曾历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严州教授、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官至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右文殿修撰。以编撰我国最早的纪传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而知名于世。
朱熹和袁枢的交往,约始于淳熙二年(1175年)。其时,袁编《通鉴纪事本末》成书,请朱熹作跋。朱熹在建阳云谷山晦庵草堂写下了跋文,赞扬此书能纠正《通鉴》原书“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朱文公文集》卷八一《跋通鉴纪事本末》)的偏颇,甚方便学者阅读。此跋文对袁氏《通鉴》的主要历史功绩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其后数百年来,学界基本沿用朱熹此说。
在此,需特别指出,袁编《通鉴纪事本末》成书之时,朱熹所编《资治通鉴纲目》也已编出初稿。该书也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主要蓝本,“别为义例,增损隐括”而成。朱熹将其所主张的道德观和正统观贯穿其中,其意在于用春秋笔法,辨名分,正纲常,从而达到变史学著作为理学教材,以维护和巩固王朝大一统服务的目的。该书以大字提要称纲,小字叙事为目,每事有一提纲,从而创立了编年纲目体,成为我国最早的纲目体史书。该书的体例与袁编本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在形式上完全不同,的用意与目的也不尽一致。但朱熹对袁枢之作仍给予较高评价,丝毫没有封建社会文人相轻的劣习,体现了一个儒者的胸怀。
武夷唱和
有意思的是,朱、袁二人的交往,见于典籍的主要有书信往来和诗歌唱和。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的巧合,书信往来和诗歌唱和的内容似乎有着不同的分工。诗歌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畅游武夷和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评价上,书信的往来则集中在对《易经》的研讨和交流上。
淳熙四年(1177年),袁枢从建安来访朱熹。朱熹邀其一批弟子陪同袁枢共游武夷,泛舟九曲。又在武夷精舍与众弟子讲解“正心诚意”的理学思想,二人互有诗唱和。朱熹有《奉陪机仲宗正景仁太史期会武夷而文叔茂》、《读〈通鉴纪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韵寄机仲》(《朱文公文集》卷四)等诗,以纪此行。其中,《读机仲景仁别后诗语因及〈诗传〉〈纲目〉复用前韵》一诗表达了对袁枢勤奋刻苦,撰成史学巨帙的精神和毅力表示钦佩,对照自己感到的“空谈天”的不足,决心从此“下帷发愤”苦读,从传统儒学的文化典籍遗存中,总结出能指导社会人生的学说来。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朱熹武夷精舍建成,四方学者云集此地。在外地为宦的袁枢闻讯,寄来了《武夷精舍杂咏》组诗共十首(诗载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以示庆贺。同时,对朱熹创建书院,上“绍前哲”下“资后生”,对儒学发展承前启后之功予以充分肯定。其中《隐求斋》一诗表达了愿意追随朱熹在山中共创伟业的志向。诗云:“本是山中人,归来山中友。岂同荷蓧老,永结躬耕耦。浮云忽出岫,肤寸弥九有。此志未可量,见之千载后。”
朱熹在写于淳熙四年(1177年)的《读〈通鉴纪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韵寄机仲》一诗中,对袁枢此书予以高度评价。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载:“袁机仲《通鉴纪事本末》,徽国文公读之,有诗云‘要将答陛下圣,矫首北阙还潸然。属词比事有深意,凭愚护短惊群仙。’读此,足见机仲此书意趣远矣。”朱熹在写作此诗之时,正好在武夷精舍和他的及门弟子们反复讲解《大学》“正心诚意”的理论,故在诗末,对袁枢有“明年定对白虎殿,更诵大学中庸篇”的期许。所谓“白虎殿”,是汉朝以来对宫殿的别称。其时,因参知政事龚茂良将袁氏的这部史书上奏于朝,袁枢因此被朝廷任命为大宗正簿。朱熹希望袁枢在上殿廷对之时,能对宋孝宗讲解“正君心”的“正心诚意”之说,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史学的传授上。应该说,对儒学四书的重视,要远远高于对史书的重视,这是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与史学家的袁枢的区别。
有意思的是,朱熹对袁枢的希望,最终却是由他本人来完成的。《宋史·朱熹传》中有一则相关的故事,是说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奉召入都,当时担任右丞相的周必大好意提醒他说,当今皇上不喜欢什么“正心诚意”的说教,你见了皇上可千万别说这些!朱熹回答:“我平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怎么可以隐默不说,这不是欺君吗?”其实,“正心诚意”的学说不仅是朱熹平生所学,也是其平生所践行的政治理论。
考亭论易
朱、袁二人书信往来的内容则主要在易学的交流和辩难上。袁枢著有《易传解义》等五部易学专著。他与朱熹在政治上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但在《易》学观点上却大不相同。朱熹撰《易学启蒙》,坚持邵雍的先天八卦生成说,而袁枢则认为邵雍之说不可信,并对朱熹《易学启蒙》某些观点,如先天与后天、太极与八卦、仁礼属阳义智属阴等提出疑问,二人就此展开论辩,往来书信频繁。朱熹《朱文公文集》中有《答袁机仲》书十一通。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这些书信均作于庆元四年(1198年)前后,地点则在建阳考亭竹林精舍,内容均为《易》学论辩而不及其他。阅读这些书信,从中可见二人论辩言辞颇为尖锐。如朱熹批评袁枢“须虚心逊志以求其通晓,未可好高立异以轻索其瑕疵”。在情绪难以把控之时,甚而出现了“不若自此闭口不谈,各守其说,以俟羲文之出而质正焉”激愤之语。但从总体而言,学术观点上的不同,随着论辩的深入,对二人的友谊的影响不大。
除了论易书信之外,朱熹为校订《周易参同契》一书,曾参考袁枢的校订本,并撰有《题袁机仲所校〈参同契〉后》一文(《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以纪之,时间在庆元三年(1197年),略早于论易书信的写作。
从朱熹、袁枢二人的交往经历看,他们是相互唱和的诗友、相互砥砺的文友、相互促进的学友、相互论难的辩友。二人的文字之缘,从中年延续到晚年,前后将近三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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