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推荐文章1：中国的科举制度，到底产生于哪个年代？汉、隋、唐，至今没有定论

　　“科举”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最重要制度，它在中国很多朝代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其功过的评价，一直都是个热门话题，贯穿中国上千年的历史。

　　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因此，通过此种方法，“产生”了很多至今耳熟能详的“名人”。

　　那么，这个制度，真正产生于哪个年代呢？

　　这期间，主要集中在两个候选答案：

　　一、“隋”；

　　二、“唐”。

　　其实，每个答案都有支持者，都有坚持自己的观点。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隋唐的科举制》的陈东原，就是这个问题的最早研究者，他说：“隋代有了‘进士科’这个名称，但是，在制度上却和前朝无两样。”也就是说，隋朝的“科举制度”并没有创新，只是有了一种新说法罢了。

　　后来，邓嗣禹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科举制起源考》，分别寄给了张尔田、俞大纲二位学者，他们复函，这三篇文章后来均发表。邓嗣禹的观点是，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考试制度和进士科的出现，应该标志着该制度的起源。不过，他很谨慎，提出：由于这个制度“不彰不备，仅具雏形”，所以，他的结论是：该制度源于隋代，真正定调在唐代。

　　张尔田同意他的这个观点，并加以佐证，史典文献中可以找到“进士科”的确切记录。俞大刚则表示怀疑，隋代虽设立“进士科”，但和唐代不同，名字相同，性质完全两样。除此，他不赞同将“进士科”设立的年代等同于科举制度的产生年代。

　　因为，在他的观点中，“投牒自试”才是这个制度的主要标志。

　　那么，何谓“投牒自试”？

　　简单来说，就是读书者不论出身，不论贫寒，不分贵贱，都可名参加考试，不再需要什么举荐人。而这种方式，到了唐代才有。

　　不过，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科举制度于隋代，这种定论也出现在教科书中。

　　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都没有真正停止过。

　　这里我们假设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那么，科举制度始于隋代的哪个阶段呢？

　　《旧唐书·房玄龄传》中的一段话，似乎证实了这个制度开始于隋文帝期间：“房乔，字玄龄……本州举进士。”《新唐书》也说其“举进士”，他的墓碑上也有类似的记载。

　　若这样推论的话，隋文帝开皇年间，“进士科”就已经存在了。

　　其实，不同时期行政机构的名称是有差别的，隋文帝开皇三年，实行州县两级制，隋炀帝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两级制。所以，杨广上任时期，不可能出现“州举”这样的文字。所以，很多学者坚定地认为，在隋文帝开皇三年以后，就开始有了科举的“创新”。当时的考试科目，主要是“秀才和明经”，可是，这些对于如何“做官”，却没有任何帮助。

　　除此之外，杨广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进士科”，使得三科并立。然而，关于这种说法，学者又开始了新一轮辩论。有人认为，一开始就有三科，为秀才、明经和宾贡，“宾贡科”是一种创新。到了隋炀帝时期，他才将“宾贡科”改为“进士科”，并增加了一科“俊士科”，变成了考四科的制度。唐代初期，保留了这一制度，中期开始“进士科”才独放异彩。

　　598年，隋文帝一纸诏令：“京官五品……二科举人。”于是，有人认为：这一年是科举制度产生的元年。另外，有人搬出了《大唐新语》中的“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和薛登的故事，以及唐代宗的礼部侍郎杨绍的话“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证实”这场制度的改革源于杨广。

　　然而，朱熹说的更肯定的是，这个制度不但起源于隋，且时间就是606年（炀帝大业二年）。1920年，出土了隋朝北地太守陈思道的墓志，残留的文字依稀可见：“公弱冠及进士……以大业二年卒。”除此之外，杨广本人就是文学家，设立“进士科”，考美文诗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因此，这种说法，在教育界也被普遍认可。

　　另一种观点坚持这种考试制度开始于唐代。

　　唐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就说过一句话：“李唐御弘，艰阙制度，立进士之科……”《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的，何忠礼先生分析，这项考试制度具备三个要素：

　　第一，参加考试者，不需要特别推荐，原则上“投牒自进”即可；

　　第二，试卷内容定“成败”，这个审核环节必须要十分严格；

　　第三，有指定考试内容，固定考试时间。

　　除此之外，他还着重指出第一条是区分“荐举制”的根本，而且，这个制度的萌芽和真正开始在“量”和“质”上有截然的不同。更有甚者，他驳斥了房玄龄“进士”的证据，否定了这项制度产生于隋代。

　　因为，在何忠礼看来，很多人是对文字的误解。薛登虽然提出隋朝就有了该项制度，但却没能更多的资料佐证。而在他之后的说法，基本是“拷贝”其言论。当时，“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这是在唐发生的事情，仅凭杨广的个人爱好，就将这一条强塞给了他，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

　　但是，对何忠礼的说法，同样有人反驳。

　　唐高祖在621年发过一个敕令，明确承认“进士科”是在隋创立的，这个言论要比薛登早得多。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这项制度最早于汉，因为，考试的科目差不多。《汉唐科举异同论》这篇文章中指出，汉代在考试科目、考试组织和考试环节上，和唐代的考试制度很相似。

　　同样都是在朝廷的统一安排下，用考试来选拔官员，因为，这两个朝代都有考试和分科取士。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种制度最早于汉，完善于唐。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宋代，“科目肇于汉，兴于隋，著于唐而备于宋朝。”

　　但至今，这种观点只有少数人认同。

　　为何对这项科举制度的起源年代有如此多的声音？

　　在于各方的评判标准不同，有人认为设立“进士科”就是个分水岭，有人则强调“投牒自试”才是真正的开始。因此，标准没有统一之前，结果当然各式各样。虽然，每一种说法都有其道理，但却很难驳斥另一种说法，导致了大家都“各执己见”的并立局面。

　　其实，任何一项制度，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只要有创新，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想来，现在人人都有入学堂的机会，都有凭借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进步。

　　参考资料：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通典·卷十四·选举二》、《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推荐文章2：中国古代治理智慧③科举制：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科举制度产生以前的人才选拔方式，主要包括西周的世袭世禄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同一个问题，即以门第关系来取人。以九品中正制为例，其最初是为了矫正察举制导致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通过设置“中正”作为“民意代表”选荐人才。然而其时门阀世族从社会底层加以控制，“乡邑清议”变成了世族门第操纵的工具，遂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官员队伍近亲繁殖。这些门阀世族对社会的组织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事实上大于朝廷，对于中央集权非常不利。

　　开皇年间，隋文帝罢废九品中正制，“近隋炀时，始设进士之科”。不过，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仍带有此前察举、九品中正的一些弊病，官僚权贵插手有隙。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唐后期和五代的经验教训，对科举制进行了重点改革。改革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加上措施比较得当，坚持时间比较长久，使科举制渐渐完善起来。北宋时期涌现出诸多人才，仅仁宗一朝就有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氏兄弟、沈括等，与当时较为规范的科举制度不无关系。我们不妨就以宋代为例，具体来看看科举制是如何运行的。

　　科举考场复原。图片来自中国科举博物馆

　　“科举”二字，取“分科举士”之意，有几大显著特点：一是分科考试；二是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三是允许参考人自由考；四是以成绩决定取舍。宋初，科举考试科目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明经等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作“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考试一般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于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师，次年春初参加“省试”。省试因就试尚书省而得名，由礼部主持。殿试实际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

　　具体考什么？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可谓丰富。以进士科为例，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诗赋、经义好理解，策、论是什么？举几个例子来看。比如欧阳修出过一道考题是这样的：“汉宣中兴，丙、魏为相，后之人言为相之贤者必稽焉，宜其有兴树之业显于世也。及观其纪传，亦无他功德，相独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识丙、魏之所以得贤于后世者，可得见乎？”大概就是汉宣帝的时候，丙吉和魏相两人为宰相，他们为什么能被后人称为名相呢，大家来谈谈。苏轼也出过一个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是说晋武帝司马炎独断而灭吴统一天下，前秦苻坚独断而淝水之战失利亡国；齐桓公任用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任用子之而导致燕国大乱。大家都来反思反思，一样的方法而结果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看到这里就明白了，策、论就是让大家针对一些历史故事、国家大政方针，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可以看出，试题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正是为了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他们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既然要选治国之才，自然不能让那些“才学不够、作弊来凑”的人混入其中。为了防止徇私作弊，宋朝的统治者们可是下了大功夫，宋太宗以后，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考试制度和规则。比如，设置“锁院制”，规定考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锁宿于贡院不能回家，也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这样就隔绝了考官与其他臣僚的联系，使请托难以得逞。又如，设置“别试”制度，凡是发解官、主试官、地方长官的子弟、亲属乃至门客参加考试，都会另设考场加以监督。再如，实行“封弥”制度，把试卷上写有考生姓名籍贯等相关信息的位置用纸糊上，以防止与考生有联系的考官辨认。但有时糊上姓名，也有考生会在试卷上写暗语、做标记，这时“誊录”制度就起作用了：收上来的试卷，由誊录官统一进行誊录后，再交由评卷官判卷。此外，还有一系列防止考场夹带、替代、传抄等的规定。这些做法，即便在当今考试中，仍不失其价值。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宋代在科举取士上如此慎重，既费心设置制度，亦小心维护制度，来尽最大努力争取科举制度的相对公平？

　　首先，没有公平公正，科举就失去了进步意义。科举制度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此前九品中正以门第取人的弊病，把选用人才之权集中到中央，并使之制度化和合理化，让读书受教育的士人能脱离官僚氏族的控制直接服务于朝廷。然而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考生基数巨大，竞争激烈，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乱开口子，只要有权有势，就能肆意妄为，好不容易集中在朝廷手中的选官权力又回到权臣贵族手中，选出来的官员必然泥沙俱下，那么科举和此前的选官制度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其次，科举是一项安定社会的制度设计，它的公平公正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科举制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使社会保持动态稳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是这种流动性的反映。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条件。对底层老百姓来说，唯有科举能让他们靠得住，信得过，让他们相信“只要努力，面包总会有的”，就算考不取也不怨政府。倘若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宦势要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无论多出色，永远是社会底层最低贱的人，没有出头之日，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共产生进士十万人，举人、秀才百万计。而这十万、百万人里，消化吸收了多少潜在的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呢？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唐太宗何其得意：“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所以，宋代虽内忧外患重重，却依旧得以延续三百一十九年之久，也没有遇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与科举制度不无关系。

　　公元796年，46岁的孟郊终于考上了进士。放榜之日，孟郊喜不自胜，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春风得意”与“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即由此而来

　　当然，科举制度也存在种种弊端，并随着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而逐步失去了它的进步意义，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究其原因，一是考试的内容日渐狭窄单一，并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这导致读书人把精力都扑在儒家经义上，考了一辈子科举，到头来只会写八股文，毫无实用价值。就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生就会表演“茴”的四种写法，让人嘲笑之余亦觉辛酸。二是造成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义。这时候士人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功名利禄，终生按照“苦读——应考——入仕”的模式苦心钻营，社会上一切皆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丢官便失去一切。《红楼梦》中所写贾府居官之荣与去官之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三是考试的形式，由于王朝的腐败和专制，已不再有公开平等竞争的基础，科场舞弊猖獗，屡禁不绝。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王朝举行了最后一次进士考试，科举制自此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历史的兴衰得失之间，既有值得我们继承的优秀经验，亦不乏可资鉴戒的深刻教训。无论是正面看待还是反面检讨，科举制度体现的许多价值观念，如公平竞争、广泛参与、唯才是举等，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推荐文章3：古代科举都有那些制度？又是如何选拔人才的？

　　自古以来，选拔人才一直是国家统治者关注的焦点，从西周时期的世袭制，到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再到两汉时期的察举制，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制度不断演变，直至隋唐时期。

　　科举制度应运而生，成为我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让我们一起来揭秘选拔人才的背后故事。

科举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政权，选拔贤能之士，隋文帝杨坚开始改革选拔官员的制度，公元605年，隋文帝下诏举行“进士科”考试，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这一制度打破了世家大族的垄断，使广大平民百姓有了跻身官场的机会。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增设了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多个科目，选拔各类人才。

　　武则天时期，又首创了武举制度，选拔军事人才，唐玄宗时期，科举制度达到鼎盛，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高达数万人。

　　宋朝时期，科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取消了明经、明法等科目，只保留进士科，实行了“糊名法”，确保考试公平。

　　最后创立了“殿试”制度，由皇帝亲自选拔人才，这些改革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善，选拔人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明朝实行了“八股取士”，使科举考试成为朝廷钳制思想的工具，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制度。

　　科举考试更加僵化，最终在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结束了这一历史悠久的选拔人才方式。

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背后

　　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使大量有才能的平民百姓进入官场，提高了官员的整体素质，这些官员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繁荣。

　　科举制度使广大平民百姓有了读书识字的动力，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许多地方纷纷设立书院、私塾，培养人才，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得到了空前发展。

　　科举制度使选拔官员的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各地士子为了谋求功名，纷纷效忠朝廷，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实行八股取士，使考生局限于四书五经，无法发挥个人见解，这种制度禁锢了思想，限制了文化的发展。

　　科举制度虽然选拔了大量人才，但同时也存在舞弊现象，一些权贵子弟通过贿赂、请托等手段，谋取功名，这种现象加剧了社会腐败，损害了科举制度的公平性。

　　使国家选拔了大量文官，而忽视了对武将的培养，长此以往，导致国力衰退，对外战争屡屡失利。

科举制度的实施与影响

　　在科举制度下，士人们为了求得功名，往往要经历长时间的寒窗苦读，他们从小学习经史子集，背诵诗词歌赋，以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许多士人的生活被读书、应考所占据，甚至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说法。

　　科举制度的实施，使得士人阶层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平民百姓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士人阶层，增强了社会流动性。

　　另一方面，士人阶层的扩大，也使得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增加，进一步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科举制度使社会风气普遍尚文轻武，人们认为读书应考是光耀门楣的最佳途径，而习武从军则被视为次一等的选择。这种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军事力量。

　　科举制度下，家族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家族为了培养子孙应考，不惜重金聘请名师，设立家塾。这种风气促进了家族文化的传承，也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

　　进入清朝末期，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清朝政府意识到科举制度已无法选拔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于是，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酝酿。

　　洋务运动期间，清朝政府开始重视实学，增设了一些与洋务相关的科目，如算学、舆地等。这些改革为后来的科举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古代科举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弊端，最终被废除。

　　今天我们回顾科举制度，既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要认识到其不足之处，以此为鉴，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人才保障。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推荐文章4：中国古代治理智慧③科举制：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科举制度产生以前的人才选拔方式，主要包括西周的世袭世禄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同一个问题，即以门第关系来取人。以九品中正制为例，其最初是为了矫正察举制导致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通过设置“中正”作为“民意代表”选荐人才。然而其时门阀世族从社会底层加以控制，“乡邑清议”变成了世族门第操纵的工具，遂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官员队伍近亲繁殖。这些门阀世族对社会的组织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事实上大于朝廷，对于中央集权非常不利。

　　开皇年间，隋文帝罢废九品中正制，“近隋炀时，始设进士之科”。不过，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仍带有此前察举、九品中正的一些弊病，官僚权贵插手有隙。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唐后期和五代的经验教训，对科举制进行了重点改革。改革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加上措施比较得当，坚持时间比较长久，使科举制渐渐完善起来。北宋时期涌现出诸多人才，仅仁宗一朝就有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氏兄弟、沈括等，与当时较为规范的科举制度不无关系。我们不妨就以宋代为例，具体来看看科举制是如何运行的。

　　科举考场复原。图片来自中国科举博物馆

　　“科举”二字，取“分科举士”之意，有几大显著特点：一是分科考试；二是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三是允许参考人自由考；四是以成绩决定取舍。宋初，科举考试科目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明经等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作“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考试一般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于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师，次年春初参加“省试”。省试因就试尚书省而得名，由礼部主持。殿试实际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

　　具体考什么？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可谓丰富。以进士科为例，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诗赋、经义好理解，策、论是什么？举几个例子来看。比如欧阳修出过一道考题是这样的：“汉宣中兴，丙、魏为相，后之人言为相之贤者必稽焉，宜其有兴树之业显于世也。及观其纪传，亦无他功德，相独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识丙、魏之所以得贤于后世者，可得见乎？”大概就是汉宣帝的时候，丙吉和魏相两人为宰相，他们为什么能被后人称为名相呢，大家来谈谈。苏轼也出过一个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是说晋武帝司马炎独断而灭吴统一天下，前秦苻坚独断而淝水之战失利亡国；齐桓公任用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任用子之而导致燕国大乱。大家都来反思反思，一样的方法而结果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看到这里就明白了，策、论就是让大家针对一些历史故事、国家大政方针，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可以看出，试题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正是为了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他们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既然要选治国之才，自然不能让那些“才学不够、作弊来凑”的人混入其中。为了防止徇私作弊，宋朝的统治者们可是下了大功夫，宋太宗以后，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考试制度和规则。比如，设置“锁院制”，规定考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锁宿于贡院不能回家，也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这样就隔绝了考官与其他臣僚的联系，使请托难以得逞。又如，设置“别试”制度，凡是发解官、主试官、地方长官的子弟、亲属乃至门客参加考试，都会另设考场加以监督。再如，实行“封弥”制度，把试卷上写有考生姓名籍贯等相关信息的位置用纸糊上，以防止与考生有联系的考官辨认。但有时糊上姓名，也有考生会在试卷上写暗语、做标记，这时“誊录”制度就起作用了：收上来的试卷，由誊录官统一进行誊录后，再交由评卷官判卷。此外，还有一系列防止考场夹带、替代、传抄等的规定。这些做法，即便在当今考试中，仍不失其价值。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宋代在科举取士上如此慎重，既费心设置制度，亦小心维护制度，来尽最大努力争取科举制度的相对公平？

　　首先，没有公平公正，科举就失去了进步意义。科举制度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此前九品中正以门第取人的弊病，把选用人才之权集中到中央，并使之制度化和合理化，让读书受教育的士人能脱离官僚氏族的控制直接服务于朝廷。然而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考生基数巨大，竞争激烈，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乱开口子，只要有权有势，就能肆意妄为，好不容易集中在朝廷手中的选官权力又回到权臣贵族手中，选出来的官员必然泥沙俱下，那么科举和此前的选官制度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其次，科举是一项安定社会的制度设计，它的公平公正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科举制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使社会保持动态稳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是这种流动性的反映。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条件。对底层老百姓来说，唯有科举能让他们靠得住，信得过，让他们相信“只要努力，面包总会有的”，就算考不取也不怨政府。倘若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宦势要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无论多出色，永远是社会底层最低贱的人，没有出头之日，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共产生进士十万人，举人、秀才百万计。而这十万、百万人里，消化吸收了多少潜在的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呢？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唐太宗何其得意：“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所以，宋代虽内忧外患重重，却依旧得以延续三百一十九年之久，也没有遇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与科举制度不无关系。

　　公元796年，46岁的孟郊终于考上了进士。放榜之日，孟郊喜不自胜，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春风得意”与“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即由此而来

　　当然，科举制度也存在种种弊端，并随着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而逐步失去了它的进步意义，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究其原因，一是考试的内容日渐狭窄单一，并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这导致读书人把精力都扑在儒家经义上，考了一辈子科举，到头来只会写八股文，毫无实用价值。就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生就会表演“茴”的四种写法，让人嘲笑之余亦觉辛酸。二是造成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义。这时候士人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功名利禄，终生按照“苦读——应考——入仕”的模式苦心钻营，社会上一切皆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丢官便失去一切。《红楼梦》中所写贾府居官之荣与去官之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三是考试的形式，由于王朝的腐败和专制，已不再有公开平等竞争的基础，科场舞弊猖獗，屡禁不绝。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王朝举行了最后一次进士考试，科举制自此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历史的兴衰得失之间，既有值得我们继承的优秀经验，亦不乏可资鉴戒的深刻教训。无论是正面看待还是反面检讨，科举制度体现的许多价值观念，如公平竞争、广泛参与、唯才是举等，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推荐文章5：作为古代中国选拔人才制度的科举，都有哪些程序？

　　原丨[日]宫崎市定

　　摘编丨徐悦东

　　中国是有着古老考试传统的国家。经过千年的演变，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发展得非常成熟。那么，古人是如何参加科举考试的呢？在中国古代，如果一名考生要参加科举考试，从县试申请开始，又需要历经哪些手续和流程？以下内容摘选自日本汉学名家宫崎市定晚年集大成之作《科举史》，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科举史》，[日] 宫崎市定著，马云超译，后浪丨大象出版社，2020年6月版。

　　县试申请手续

　　入学候选人需亲自到本籍县衙的礼房，表达参加考试的意愿，该处会递出一张纸，即称为“廪保互结亲供单”的一种宣誓书，也是入学申请中最重要的材料。该用纸上必须填写以下事项:

　　(1)本童姓名、年岁、身面特征、是否有须。入学候选人无论年岁几何，都称为“童生”。“身”指身高尺寸，“面”指脸色黑白，有的地方还要求注明没有吸食鸦片。这些内容都要童生在办事员面前填写，如果发现年岁等不符合，就会被拒绝受理。不过，据说也有四五十岁的考生伪造填写二十岁以下的。

　　(2)曾祖、祖父、父亲和业师的姓名。如前所说，曾祖以下三代不得从事贱业，必须身家清白。业师是指实际授业的老师，童生一般在多所私塾就读或聘请家庭教师。

　　(3)廪保和派保的姓名。入学候选人需要从入学的本籍县学生员中，选择高年级的廪生作为保证人，称为“廪保”。廪保有两种，“认保”指由童生挑选并委托认识的廪生，“派保”则是由县学教官指派素质特别优秀的数名廪生，童生从中选择委托的保证人。此时通常要送给廪保相当数量的谢礼，但禁止廪保自行索要。这两种保证人需要在考场证明考生是其本人，为了防止不端，特地设立两种保证人相互纠察，如果出现不正当行为就要承担责任，接受处罚。

　　(4)五名互结童生的姓名。除了廪保，同时参加考试的五名童生相互作为证人，宣誓不得违反考试规则，称为“互结”。如果一名考生出现不端行为，互结的四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接受处罚。

　　(5)本籍和住址。考生必须在本籍县参加考试，严禁伪造本籍在两地考试。但事实上，很多人避开学问进步、竞争激烈的南方地区，选择在相对容易通过的北方参加考试。

　　此外，这张纸上还印着诸如身家清白、未犯错受刑、非倡优隶卒、不使用替考、不伪造籍贯参加考试等文字。考生当着礼房人员的面，将需要自己申的事项填写完毕，然后带着单据走访廪保，委托他们签字，最后向县学的受理机关“门斗”出示，获得儒学的认印。按照习惯，此时需要给礼房的胥吏铜钱一二百文，给县学的门斗六十文左右。廪保互结亲供单不是马上提交，而是要带入考场交给知县，从他手中换取答题用纸。

　　县试

　　县试的考官是知县，管理事务的是县衙的礼房。礼房的胥吏。在收到考试申请后，制作考生的名册，记录年龄、身面等特征，称为“点名册”，以备在考场点到考生。考生的姓名以五十人为一组，写在告示板(牌)上，立于考场大门之外，目的是提前告知考场内的座位顺序，防止场内混乱。

　　同一府内的各州县在同一天考试，一人不得在两处参加考试。考场称为“考棚”，各县都有专用的建筑，一般附属县学，平时用作临时的县衙座席，或者借给私立、公立的书院使用。桌椅一类，礼房会根据考生的数量准备，但如果贿赂礼房的书吏，就能请他给自己准备好一点的桌椅。作为考官的知县提前一天进入考棚，此后起居都在考棚之内，不得外出半步，也不许接待来客，直到考试全部结束。这是为了防止考生请托，称作“考试回避”。

　　考试当天，考棚在早上三四点鸣放一发号炮，称作“头炮”，也就是提示考生做好准备。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后放第二炮，考生离家赶赴考场，这时考试必需的用品，如笔墨纸砚和餐食都放在称为“考篮”的手提篮中。尽管当时的法律严禁夹带参考书籍，但实际上屡禁不止。考场入口鸣放第三炮，等开门后考生一起进场。亲戚朋友可以进入场内，但等考生入席后必须全部退场。

　　知县身着官服，带领县学的教官、廪生到场点名。这时，作为廪保的生员理应站到各自担保的考生身边，确认是本人无误，但事实上这一手续并没有严格执行。

　　被点到名的童生上前提交廪保互结亲供单，然后领取答题用纸。答题用纸称为“试卷”或“卷子”，是内面印有红线的厚纸折本，封面上的姓名栏中需填上文童某某。试卷下发后，教官和廪生等奉命退场，只留下知县和必要的考试人员，知县亲自到大门上锁并封印，回到座位上等待公布试题。

　　县试第一天的试题是四书二题、作诗一题。四书题又称“头题”或“首题”，从四书正文中出题，要求阐释。二十岁以上的考生和以下的考生拿到的问题是不同的。二十岁以上的称为“已冠文题”，二十岁以下的称为“未冠文题”。问题并没有难易的区别，只是采分时宽严不同。出题后大约一个小时，工作人员进入考场，在答卷上写作的答案末尾按印，称为“打印”或“盖戳”，由此知晓考生答题的快慢。如果未写一字便已经打印，那么后面的答案写得再好，都会有请邻桌考生代答的嫌疑。

　　上午九点到十点间出第二道试题，由于没有已冠和未冠的区别，称为“通场次题”或“通场后题”。此外，还要写作五言六韵的排律，称为“通场诗题”。以上四书二题、作诗一题，考生作答到傍晚时分，用楷书誊写后与草稿纸一同上交。之所以提交草稿纸，是为了避免借于他人，同时也可以作为审查答案时的参考。

　　作答完成后提交给办事员，称作“缴卷”，但是考生不能立刻离开考场，必须等人数达到四五十人，由知县亲自取下大门上的封印才可离场，然后知县重新上锁加封。第一次出场称为“放头牌”，一般在考试开始后三个半小时到四小时内进行，然后是“放次牌”“放三牌”，直到最后的“放末牌”。考试时间没有限制，但不得使用蜡烛，所以到傍晚时分，即便没有答完也只能退场了。

　　以上就是县试的第一场考试，称为“头场”或者“正场”，之后还要覆试四次县试才算结束。头场成绩的发布一般在考后三到四天，称作“发案”。答卷本该由知县亲自审阅，但有时考生太多，规定期限内难以阅完，一般会交给自己的私人政治顾问，也就是幕友，更急迫的时候甚至会委托公私书院的教师。知县一般都是进士或者举人出身，但也有军功出身，或者通过捐纳这一卖官制度的无学之辈，无法期待绝对的公平。

　　发案时，合格者以五十人为一组，按成绩顺序排列，姓名如钟表文字般圆形排列，其顺序是从正上方按逆时针方向前进。最前面的五十名是第一图，接着是第二图、第三图，最后不满五十人的一组也做成一图，只不过加大中间的空隙。发表的合格者可以继续参加县试，应考接下来的覆试。

　　第二场考试称为“二场”或“次场”，由于是第一次覆试，也称作“初覆”或“头覆”，一般在发布头场成绩的第二天举行。

　　初覆的考试流程和前一场完全相同，只不过试题改成了四书一题、五经一题、诗一题，没有已冠和未冠的区别。发案后再进行二覆。

　　二覆的试题是四书一题、赋一题、诗一题。

　　三覆的出题形式没有严格要求，一般是四书一题、诗一题、论一题。当天知县和考生一起行动，每人会分到一碗面或是四到六个馒头。

　　四覆是最后一场考试，称为“末覆”或“终覆”，出四书一题，但不太看重成绩，考生只要写开头的几句(即“起讲”)就可以了。此外，还要默写圣谕，这一条非常重要，就是默写雍正帝颁布的《圣谕广训》(相当于《教育敕语衍义》)中指定的部分。《圣谕广训》是读书人必须背诵的，四覆中只要默写《圣谕广训》不出错，一般都不会落选。因此，参加四覆的考生即视作已经通过县试。提交答案后，知县会邀请他们共进晚餐以示慰劳，称为“终场酒”。终场酒八人一桌，每桌上八道菜，宴后考生将各自的酒钱付给考场人员即可散会。

　　三四天后发布合格者名单，这里的成绩是从头场到四覆的平均成绩，姓名不再以圆形排列，而是在方形大纸上每行写五个名字，共有几行乃至几十行的姓名，因此称为“长案”，或是“正案”“总案”。

　　县试的通过人数没有定数。曾有规定通过县试的人数是许可入学的生员数的四倍，但后来取消了，完全交由地方官员把握。但当童生成绩太差时，允许他通过县试的知县会被追究责任，并且受到处罚。

　　县试第一名及第者称为“正案首”。此后府试和院试等考试中，考官顾忌知县的面子，通常不会让正案首的童生落第。第十名及第以上者称为“前拔”，进入前拔的童生要拜访知县表达谢意。

　　因某些变故向知县申请缺考者，可以参加称为“补考”的追加考试，但乾隆十四年(1749年)后此例被禁止。

　　科场的风气

　　以上简单叙述了县试的实行情况，以后从府试至殿试，各场考试都大同小异。就县试的实践而言，还有两三点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说明，同时也是便于理解后面的考试制度。

　　第一，关于考场中的不正当行为及其他弊害。考场中最常见的不正当行为有以下几种:

　　(1)夹带。也就是把参考书带入考场。试题中的四书题和五经题都直接出自经书正文，适合出题的几处基本都是固定的，因此坊间常常出版销售四书五经精选或是标准答案集。只要读了四书五经精选，就能省去通读全书的时间，直接参加考试，容易抹杀学子的求学心。因此，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上谕严禁出版删节经书，其底板于三月之内送官府销毁。标准答案集用小字印刷，屡屡被带入考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上谕禁止经书拟题和套语策略。嘉庆十五年(1810年)，湖南没收删节经书一千五百七十部，底版一千零四十四块，从中也可看到俗书出版的兴盛。为了矫正考生仿写范文的弊病，答卷中出现多处相同会被判为文字雷同而受到处分，因此考生直接抄写刊本会有风险，最有利的做法是请师长专门拟定范文，抄成小字后带入考场。更有甚者，尽管考场内外是严格隔绝的，但仍有考生买通相关隶卒，出题之后从场外递入合适的参考文。

　　(2)倩代。也称“代考”“枪替”“枪手”“顶替”等，也就是替代考生本人应试。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考先必须通过认保的领解，认保隐瞒不则称为“扶同保结”。根据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议准，倩代一旦被发现，代笔者枷号三月，即关押三个月，然后发烟瘴地方充军，即到气候最恶劣的地方服军役;委托代笔者立刻发配烟瘴之地充军，保结的廪生若知情不则杖刑一百。倩代必须事先联络各方，于是就有了一种职业的中间人，称为“包揽”。包揽者与代笔者同罪，连提供其住宿的人都要受到处罚。

　　(3)重冒。一名考生使用不同的名字，多次参加考试。这是考棚狭小只能分批考试引发的后果。根据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议准，各县只能举行一次县试，考棚狭小时进行增筑，不得分场考试。

　　(4)瞻徇情面。这是指考官一方接受亲友嘱托，通过不公正的评分允许亲缘考生通过。这种情况大多伴有贿赂，称为“听受贿嘱”。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山西省黎城的童生在胥吏的介绍下，送给知县白银八十两，请求以第一名通过县试。事发后，知县被免官并判处流放三年，胥吏同样判处三年，童生判了两年半。考官若要行此不端，最佳时机是缺席者补考的时候，因此乾隆十四年(1749年)议准，除了规定日期进行的正考，任何人不得补考。

　　(5)罢考。考官管理学生过于严格，或是出现侮辱学生、评判不公等情况，考生就会一起罢工来抵制考官，这称为“罢考”。即便不至于罢考，也会出现多人结伙谩骂考官、扰乱考场等现象。考官在出题中如果出现文字错误，更会遭到考生的威胁。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上谕提到，罢考者立刻停止考试，或是全县停止考试，考官不得与考生妥协。

　　院试

　　生员入学考试，即童试的第三阶段称为院试，由各省学政亲自前往各府进行。

　　学政的全称提督某省学政，和总督、巡抚一样，都是天子直接派遣的官员，以三年为期限，执掌一省的教育行政。学政的人选很受重视，必须进士出身，并且从京堂官、翰林院侍读侍讲、中允赞善、科道、部曹官中选择任命，特别是对于直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地，必须选用足以压服人心的官员。学政任内两次巡回各府和直隶州举行岁试和科试，同时举行院试采录生员。此时考生若不事先熟知学政的学问文章倾向，就有被淘汰的危险。伴随学政的任命，一地的学问倾向也可能为之一变，因此，学政又被称作“司文衡”“秉文柄”等。

　　学政通常和总督、巡抚同在一省的首府，但三年任期内至少两次巡回所辖各府视察教育，针对学校生员举行岁试和科试，检验生员是否勤勉，同时举办院试促使童生入学。一府学政的行事日程基本是固定的，在接到学政巡视的告后，各府就要打扫驻扎衙门，附带可供千余人考试的试院，等待学政的到来。学政巡视称为“按临”，到达称为“下马”。

　　学政第一天下马，第二天拜谒孔子庙，向生员讲读经书。几天后，举行面向童生的院试。如果属县较多或童生较多，可以分成两批进行。

　　院试的负责人(考官)是学政，但学政只有私人幕僚，没有公家的僚属，因而考试事务由各府负担。知府作为提调官总揽大局，发动府中的僚属分别承担事务。

　　考试当天，各县知县带领教官、廪生集结在试院大门外等待开门。伴随第三次号炮，衙吏举着写有各县童生姓名的牌子(称为“照准牌”)，以县为单位，引导童生进入大门，并在第二道门(仪门)前排队等候。此时，外搜检官到场，两人一前一后对童生搜身，一旦发现携带参考书或金银就立刻论罪，外搜检官获得奖赏。通过仪门进入考场后，每二十人一组，站在知府面前，再次由内搜检官进行搜身。然后考生们来到学政面前，由廪保确认身份，再向旁边的办事员提交结单，换取答题用纸。办事员在考场中指定童生座位，并记录在答题用纸的表格中，童生拿到答题纸后必须不加迟疑地入座。考场的座位分为东西两侧，按照千字文的顺序分列，同一列中以数字确定座位。比如“东寒字十三”，是指东侧寒字一列中的第十三个座位。千字文中有时会避讳天、玄、帝、皇等字。此时，办事员需要记录童生的座位，制成座号册，便于检查某座位的童生叫什么名字。院试的答卷上不写童生姓名，提交时只写座席号，因此审阅答案后必须对照座位和姓名。

　　答题用纸上有填写姓名的贴纸，称为“浮票”或“浮笺”，贴纸与封面接合处按有三个印章。考生揭下浮票自己保管，只提交写有号码的答卷。日后成绩发表时，合格者通过提交浮票证明是合格者本人。除了答题用纸，考生还可以领取一本称为“诗韵”的小册子，这是作诗时的参考书。汉字的韵有多种说法，为了统一采用政府规定的押韵，所以分发这样的册子作为标准。

　　考生各自入席后，天也正好亮了。第一道试题是四书题，每个县的题不一样，用大字写在牌子上，由办事员举着来回走动，向席间的考生展示。

　　学政作为主考官监督考试，身边有十颗印，必要时在考生的答卷上盖印。

　　(1)移席，指离开自己的座位。考生仅有一次机会因喝茶或出恭(上厕所)离开座位，这时必须提交答卷，回来后再领取答卷继续作答，但实际上也有人在自己桌下准备不净壶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无端离席，考官会立即在写了一半的答卷上加盖移席印，那样的话就不用指望合格了。

　　(2)换卷，指两人交换答卷。

　　(3)丢纸，纸掉在地上会被视为不严肃。

　　(4)说话，也就是交谈。

　　(5)顾盼，指环顾四周。

　　(6)搀越，指占用他人的空桌。

　　(7)抗拒，指不服从考场人员的指示。

　　(8)犯规，即违反规则。

　　(9)吟哦，指构思时说出声来影响别人。

　　(10)不完，指日暮时分仍没有完成作答。

　　考场中最常见的不端是委托邻桌代写和谈论考题，这时办事员应立刻上前，在答卷上盖“换卷”或者“说话”的印章。

　　入场约两个小时后，第二道试题同样会写在牌子上展示给考生，这也是四书题，通常各县是相同的题目。此外还有作诗题。

　　下午一两点，办事员发出“快誊真”的指令，也就是快速誊写的意思。三四点时又指示“快交卷”，就是快点提交答卷的意思。

　　答案必须用楷书誊写，并且与打草稿的草案用纸一起提交。考生在誊写完毕后，将写有自己姓名的浮票揭下，作为日后的证据自己保存，答卷上只能写座位号码。将答卷交给考官后，考生便可从办事员处领取出门证，也就是竹制的小札，出小门时投入篮筐中，一旦出了小门就不许返回座位。办事员不断清点答卷和竹札的数目，确保两者数量一致。出小门者达到五十人左右才能开放大门出场，第一批出场大约在三点钟，同时鸣放三发空炮。

　　院试的流程非常严密。为了确认县试、府试、院试确实是同一个人在答题，需要将县试、府试的答卷与院试答卷进行对比，检查考生的笔迹，这称为“三连对验”。如果出现笔迹不同，就会逮捕考生，迫其招供。

　　乡试和贡院

　　乡试三年举行一次，定在子、卯、午、酉年。如果宫中有喜事，会在特定年份增加一场乡试，称为“恩科”。日期定在八月，分为三场，八月初九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连续进行三场考试。除非暴发洪水等特殊灾害，日期不可变动，全国一同举行。

　　乡试的考官由朝廷钦派，正、副考官各一人，从进士出身的侍郎以下京官中选拔，任命时间因中央到各省的距离远近而不同。正、副考官一经任命，必须尽快启程，在考试日期前到达指定的省份。如果过早公布考官，其间可能会产生请托等弊端。因此，前往云南、贵州的考官的任命时间为四月下旬，广东、广西、福建为五月上旬，四川、湖南为五月中旬，湖北、浙江、江西为六月上旬，陕西、江南为六月中旬，山东、山西、河南为七月上旬。受任考官必须在五天内出发，逗留延迟将受到处罚。朝廷根据路程远近给予路费，从云南的白银八百两到山东的白银四百两不等。

　　临近乡试日期，录科的各县生员会从知县处获得若干礼金，称为“宾兴费”。如果他们取道水路前往各省首府，船上可以竖起“奉旨某省乡试”的大旗，沿道内地关税都能享受优惠。同治九年(1870年)，以赴乡试名义免除厘金者越来越多，税关甚至奉命搜查他们的船只。考生先到卖卷厂，购买答题用纸三份。其中两份是第一场和第二场各用一份，每份都由草稿用纸七页和誊真用朱线纸十四页组成;最后一份是第三场用的，包含草稿纸八页和誊真用朱线纸十六页。朱线纸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草稿纸第一页印有“草稿起”，最后一页印有“草稿终”。考生用墨笔在用纸上作答，因此称为“墨卷”。

　　答题用纸必须采用卖卷厂出售的官制纸，不然提交给收卷局接受证明时会被拒绝受理。因此，考生在卖卷厂购买答题用纸时，还需索要证明书。接着，考生到收卷局提交证明书，在各份答题用纸上按印证明身份，按照要求依次填写年龄大小、身高长短、面色黑白、有无胡须、本籍住址、祖上三代的姓名与存殁，在收卷局盖上布政司印章留存。进入考场后，考生根据需要获取本人的答题纸。如果办事人员不慎造成答题纸遗失，考生可以要求备用的答题纸，收卷局此时需要出示留存答案纸三份的证明。这一手续原本应在考场内进行，但为了节省时间，通常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八月初五当天，誊录官和对读官率领部下的书记首先进入考场。此时要进行搜身，除了必要的衣服和若干食物，其他物品都是禁止携带入内的。第二天，考官与作为监临官的总督或巡抚举行小型宴会(称为“宾兴宴”或“上马宴”)，然后进入考场。其队列充满威仪，为了能从外面看到正考官和监临官，两人都乘坐显轿。到达考场后，场内的明远楼鸣炮奏乐。

　　监临官在考场正门，也就是称为“龙门”的地方奉上牺牲，然后入场巡视是否整顿妥当，称为“躧场”。正考官和直接负责考试审查的办事员住在考场内最深处，称为“内帘官”。其余从属监临官的提调官、受卷官、对读官等，主要负责考试监督等不甚要紧的杂务，因此称为“外帘官”，住在内帘官旁边的区域。一旦入场，直到全部考试结束，上述人员禁止外出，饮食也由考场内的供给官提供。担任监临官的督抚公务繁忙，考试开始后就会将事务委托给提调官后离场，不过督抚还有别的任务。

　　内帘官和外帘官的联系受到严格限制，作为通路

本文标题：中国古代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