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是谁写的推荐文章1:老舍回忆创作《四世同堂》: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抗战爆发后,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随即西迁重庆。此时,夫人胡絜青和孩子到北平侍奉老舍年迈的母亲。1942年老人病故,胡絜青又用了一年时间,出生入死地带着孩子们返回老舍身边。


  亲身经历国破家亡,胡絜青把所见和愤慨反复讲给老舍听。几个月后,老舍说:“你九死一生地从北京回来,给我带来了一部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这时,老舍正处于痛苦的煎熬中。


  首先是艰难的生活环境。老舍虽名声在外,实际上却穷得很。胡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差事,每月工资极低;老舍负责抗战宣传,几乎没有收入,只好给刊写文章挣稿费。他常为是否放弃写作去工作而纠结,思前想后,“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同时他家的屋子很小,白天烈日暴晒,晚上群蚊围攻,老舍写作的房间因老鼠多被称为“多鼠斋”。


  其次身体不是很好。贫血、疟疾、痢疾等病症一直折磨着他,乃至只要稍一劳累便头昏,如不马上停止写作,就会由昏而晕。


  再次是杂事多。除了抗战宣传外,老舍要给许多刊写文章,还有不少是朋友约稿。这些文章大多是硬挤出来的,所以写得并不理想。为了构思和创作《四世同堂》,老舍经过深思熟虑,在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磕头了》的文章:“抗战中,我写了许多不像样的东西。所以决心写一部相当大的长篇小说,以赎粗制滥造之罪。朋友们,别再索要小文!让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写完这个长篇吧!我向肯帮忙的朋友们磕头致谢!”


  排除了上述干扰,老舍自1944年1月开始写作。1946年3月因到美国讲学,暂时停滞。1946年底,在朋友的鼓励下,他在美国继续写。到1948年6月底,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百万字的鸿篇巨制。


  《四世同堂》是老舍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回顾整个过程,他如此形容:“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人民政协


  四世同堂是谁写的推荐文章2:如果你正迷茫,不妨读读老舍的《四世同堂》

  著名汉学家罗季奥诺夫说:“读懂了老舍,就了解了中国人。”


  读老舍先生的文字,就像在蝉鸣蛙叫的夏日傍晚,拿把蒲扇,端个小凳,坐在巷口,听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讲故事。故事讲的皆是市井街巷里生长出来的,小人物的悲欢。一如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老舍先生就由小羊圈胡同的祁家三兄弟说开,再现了抗战年代北平城中的人间百态:


  惶惑如瑞宣,满腔国理想,却为小家安危,踌躇不前;无耻如瑞丰,空有个人私欲,舍义偷生卖国,蝇营狗苟;


  热血如瑞全,心怀国仇家恨,周旋敌特险境,视死如归。


  他们是特殊年代的鲜明符号,更是现实社会无数人的缩影。


  读懂他们的故事,你会明白:你的命运,就藏在你的选择里。


  瑞宣:深埋理想,过好现实


  鲁迅曾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饱受磨难又逆来顺受的人。很多人对祁家老大瑞宣的评价就是如此。


  他是最先觉醒的那一批知识分子,民族危亡之际,却徘徊在忠孝之间。他想奋起反抗为国尽忠,但又因对小家的顾虑,缩回到了小小的四合院里。


  小说的开端,当被问及对时局的看法,瑞宣直言:“还是打好。”


  他深知打才是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可家庭的重担,又让他没法不顾一切去参军,去作战。


  他只好继续顶着亡国奴的屈辱,苟且而活。


  被神父嘲笑“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瑞宣愤而辞职,不再教课。做不到为国捐躯,起码还能做到“不食周粟”。


  但他又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只好另求他人,再谋生计。


  :豆瓣电影


  作为祁家长孙,实际的当家人,一家老小的生计,像一块巨石压在瑞宣的肩上,使他不能振翅高飞。


  于是,犹豫、煎熬,惶惶数年。


  被理想和现实反复拉扯的瑞宣,又何尝不是现在的你我?曾豪言“我辈岂是蓬蒿人”,却活成谨小慎微的打工人;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却活成泯然于众人的路人甲。


  理想被现实团团围困,出走,心不安;妥协,心不甘。


  但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如果在十四岁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一定庸俗得可怕,如果在四十岁时仍是理想主义者,他又未免幼稚得可笑。”人到中年,没有谁能独为理想不顾一切。为了现实安然,暂将理想深埋并不可耻。


  就像《长安三万里》中的高适,为建功立业,三入长安,三次碰壁。为谋生计,他在达官面前表演枪法;入仕不中,他在陇亩田间躬耕十年。但他自始至终坚持理想,终于在四十七岁被举荐。此后浴血奋战十三载,从一个遗落民间的村野诗人,崛起为大唐帝国的封疆大吏。


  :豆瓣电影


  现实有时残忍,但理想始终美好。我们无须因为一点挫折就说现实打败了理想,更无需屈服于现实,就此将理想封印。理想和现实从来不是非此即彼,哪怕一时不如人意,也希望你能对理想,保留一丝温和的坚持。


  瑞丰:放纵欲望,丢失底线


  豆瓣有个话题讨论: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迷失自己?


  有个回答一针见血:沉迷欲望的时候。


  祁家老二瑞丰,就是因为深陷欲海,忘记做人的底线,最后痛失所有。


  战争之初,全家人忧心忡忡,瑞丰夫妻却淡定地玩扑克,听日本广播,早早适应了“奴隶”身份。


  看到汉奸冠晓荷、大赤包过得风生水起,他想方设法讨二人欢心,以求得一官半职。


  哪怕不能获得实利,只要能弄到一杯咖啡,两块点心,他也觉得心满意足。


  保定陷落,他主动请缨,带领学生游行。任务完成他兴奋不已,仿佛自己干成了天底下最大的事。


  靠着亲戚的关系,瑞丰入了教育局,做了科长,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为此他沾沾自喜。


  :豆瓣电影


  目睹特务招弟如鱼得水,他削尖了脑袋也想挤进特务的队伍里去。


  国家民族于他只是一些名词,假若出卖国家可以使衣食更好,他连眼睛也不会眨一下。


  为了无尽的欲望,瑞丰无底线地作践自己,最终落得个惨死狱中的下场。


  生活中,不少人把自己活成了瑞丰:他们只捡便宜,拒绝牺牲,能为欲望贱卖灵魂。


  他们追求最实际的好处,寻觅最省力的捷径。


  可一朝成了欲望的囚徒,注定害人害己。


  :豆瓣电影


  就像电影《消失的她》中的何非,本是一个想要靠努力改命的人。


  偶然接触到赌博,尝到了当有钱人的滋味后,何非便在赚快钱的欲望里越陷越深,欠下一身债。


  为了钱,他设计追求木子,骗木子进入婚姻。为了活命,他狠心谋害木子,失去了做人最后的底线。


  欲壑难平,人性萎缩,何非害了深爱他的人,也作茧自缚害了自己。稻盛和夫说过:“欲望本身不是罪恶,凭借欲望毫无节制地为所欲为才是罪恶。”追求欲望是本性,但倘若为了一己私欲,舍弃尊严、丢掉底线,便会坠入罪恶的深渊。


  人活一世,行有所止,欲有所制,切莫被无尽的欲望蒙蔽了双眼,丢失了人性。


  瑞全:控制情绪,强大内心


  祁家老三瑞全是个热血青年,他性子急有决断,战争一爆发,便铁了心要抗战。哪怕还没决定怎样走,向哪里走,他的心就早已飞了出去。“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还不走?再不走,我就要爆炸了!”


  “溜出北平去再说,走一步再打算第二步!”


  被困在家里的他心急火燎、如坐针毡。


  当终于有机会出去,瑞全兴奋得不住地打嗝,恨不能一步跳出城去,加入军队作战。那时的瑞全是个不管不顾、风风火火的青年,着实让大哥瑞宣担心。再次出现在北平城时,瑞全脱胎换骨,成了独当一面的“新青年”。


  战争的历练,让他变得克制又冷静。面对数年未见的大哥,他淡定地演戏,不流露一点激动的情绪。


  :豆瓣电影


  曾经的心上人招弟成了特务,瑞全毫不手软地把她当作猎物,引诱她进山洞,将她掐断了气。


  他沉着地思考,周全地设计,自如地穿梭在敌人和特务之间,完美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


  相比以前的鲁莽、冲动,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瑞全,多了几分沉稳,他“喜怒不形于色,好恶不言于表,悲欢不溢于面”。


  他不沉溺于儿女情长,一心只有国仇家恨,最终成就了大事。


  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善于隐藏情绪的人。


  他们很少深陷情绪,而是专注解决问题。


  工作上挨领导批评,他们不内耗,而是反躬自省加以改正;


  婚姻中和伴侣不和,他们不冷战,而是坦诚相待耐心沟通;生活中遭他人冒犯,他们不反击,而是冷静交涉维护权益。


  他们始终在践行《一生的资本》里这句话:“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


  :全景视觉


  遇事将喜怒适时地掩藏,受挫将情绪短暂地抽离,铆足精力与问题死磕,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真正成熟的人,都善于控制情绪。


  写在最后


  有人说:“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读过多少遍,老舍的作品都能让你品出新的滋味儿。”


  他写的是过去的人,但那些人物的影子,却散落在现实生活的角角落落。


  瑞宣一次次对现实低头,但他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爱国理想;


  瑞丰在欲望的深渊里一步步沦陷,丢掉了做人的底线,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瑞全在历练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成长为理智成熟的有为青年。他们在不同的选择中,走向了不同的路。


  愿我们在现实的磋磨中,不放弃对理想的热爱;在欲海的追逐中,不丢失做人的底线;在情绪的冲动中,不忘记理智的约束。做出正确的选择,修炼更好的自己。


  如果感到迷茫,不妨重读经典。


  :孙静,阅读沉淀,写作成长。


  四世同堂是谁写的推荐文章3:夫人胡絜青说了什么,让不写长篇的老舍动笔写下百万字的《四世同堂》?

  1943年末,在重庆北碚的“多鼠斋”,为了满足拜访朋友们的关切和好奇,老舍夫人胡絜青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北平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1937年11月,随着日军铁蹄逼近,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告别妻儿,奔赴武汉。胡絜青受老舍之托,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敌占区北京,照顾老舍年迈的母亲。


  直至1942年,老舍母亲病故,胡絜青和孩子们才离开北平,奔波了几个月之后抵达重庆。在北平生活的四五年时间,胡絜青在学校当教师,同时抚养几个孩子,还要侍养老人,加上日本人的残暴统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让她充分体会到了亡国的滋味和苦楚。


  每当胡絜青讲述北平沦陷区生活时,老舍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两三个月过去,朋友们的好奇心淡了,老舍开始仔细询问妻子关于北平的一切,包括侵略者的所作所为,北平市民的反应,以及亲友和熟人们的一切情况。受胡絜青经历的启发,老舍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此前,他从未写过大部头。


  七七事变之后,为了不成为俘虏,守住读书人的气节,老舍选择了流亡。到了武汉之后,他参与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后来又迁到重庆,还曾到成都、昆明等地漂泊。为了宣传抗战,加上生活不安定,这期间他写的大多是短篇通俗文艺作品,如鼓词、话剧、杂文等,间或写一些旧诗。


  尽管一直流亡在外,老舍时时关注北平,那里有他的母亲妻子,还有亲友故交。1941年,他在《北碚辞岁》诗中写道:“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里又一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这种迫切的乡思让老舍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北平的长篇小说,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题材,直到与妻子久别重逢,写作的灵感悄然而至。1944年1月,老舍开始动手创作《四世同堂》,既是对故乡的回望,也是“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四世同堂》长达百万字,包含《惶惑》《偷生》《饥荒》三部,计划两年之内完成。前两部写于重庆北碚,当时老舍备受头昏和疟疾困扰,加上战局到了最黑暗的时候,他关切和忧虑桂林文友的安全,降低了写作的效率。直到1948年,老舍才在纽约完成了最后一部《饥荒》。身在他乡异国,老舍回望北平,不免带有回忆滤镜,记下这座城市曾经最美好的一面。而这些美好,也逐渐成为那些战时生活在北平的人们的回忆。


  北平陷落后,日军的黑暗统治让往年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和节日民俗渐渐不能维持,端阳节买不到红枣粽子,空中听不到鸽哨声,难以下咽的“共和面”取代白面馒头……北平人尝到国破家亡的滋味。老舍当初写《四世同堂》时,本意是从民俗文化切入,反思国民性,因而全景式地展现了北京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细致地描绘了北京的风物、胡同、公园、建筑……现在回望《四世同堂》,仿佛一个可以穿越到北平的时间舱,保存了老北京的微缩全景。


  四世同堂是谁写的推荐文章4:人物 | 在重庆大轰炸中,老舍这样创作《四世同堂》

  老


  舍


  先


  生


  1938年8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总部由武汉迁址重庆,老舍先生随之抵达重庆,担任“文协”总务部长,负责协会的日常工作,直至1946年3月应邀赴美讲学,其间在重庆工作、生活了八年,不仅为抗战文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还创作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尤其是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树立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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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抗战文艺


  抗战时期,重庆条件十分艰苦,老舍先生先后住在青年会、南温泉、白象街88号《新蜀》社,直到1943年夏天,搬到北碚蔡锷路24号(今天生新村61号)的房子里,才算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他在重庆的生活可以用“贫病交加”形容,长期营养不足,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贫血,时常头晕。但是尽管如此,他还在为发展抗战文艺运动四处奔走。


  他首先开办了以“文章入伍,文章下乡”为宗旨的“通俗文艺讲习班”,培养抗日宣传文艺骨干,他亲自讲授“通俗文艺的技巧”课程。在连续几年的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他先后组织几次“鲁迅先生逝世纪念会”。他还为国内外多位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洪深、张恨水、高尔基、普希金等举办纪念会,宣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学,弘扬反抗和战斗精神。


  1939年5月,老舍筹划了“文协”在重庆的抗日活动,组织赴抗日前线进行劳军的慰问团。6月28日,老舍亲自率领北路慰问团,由重庆出发,行程两万里,所到之处,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抗日激情。


  在延安,各界人士给予热烈欢迎,毛泽东同志亲致欢迎词。老舍参观了革命根据地,感触颇深。他后来感叹说:“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呀!” 慰问活动由夏至冬,整整走了五个多月, 12月9日返回重庆。


  抗战胜利后,老舍在回忆性散文《八方风雨》中记录了慰问路上的辛苦,写了他多次遇险的经历,差点被洪水冲走,差点被炸死。他还创作了长诗《剑北篇》,记录慰问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该诗是一首全民抗战的动人画卷和激情颂歌,在形式上有所创新,被朱自清誉为抗战诗坛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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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抗战作品


  抗战时期,老舍创作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为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为重庆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为了抗战需要,老舍拿起了话剧“武器”,开始创作话剧,并获得重大成功。1939年4月下旬至5月4日,老舍为给“文协”筹款,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抗战话剧《残雾》。


  这部四幕话剧揭露与鞭挞了大后方的贪官污吏勾结汉奸,大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1940年1月,老舍与宋之的合写了四幕话剧《国家至上》,讲述了回汉两族同胞团结抗日的故事。同年6月至8月,老舍应军界朋友之约创作完成了话剧《张自忠》,描写了张自忠将军坚持抗敌、以身殉国的英雄事迹。


  此外,他还创作了话剧《面子问题》《归去来兮》《王老虎》(与萧亦五、赵清阁合作)、《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作)等精品。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为他建国后创作出中国话剧的不朽之作《茶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3年11月,胡絜青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老舍根据这些真实的材料,于1944年1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小说以北平为背景,全景式地展示了北京古都在异族暴虐统治下的社会效应,是老舍创作道路上的顶峰之作。


  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的条件是异常艰苦的,当时没有好的纸张,只有不能写钢笔字的土纸,老舍就用小楷的毛笔字创作。那时,他的身体非常虚弱,缺乏药品和营养品,可就是拖着病体,他依然每天笔耕不辍。他在重庆写完了前两部《惶惑》和《偷生》,第三部《饥荒》于1948年在美国写完。


  老舍说,这部小说是送给“抗战文学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四世同堂》面世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受到全世界的赞扬,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传世名著。


  (图片于网络,如有请联系删除)


  编审 | 彭世祥 王晓静


  责编 | 余 茜


  监制 | 蒋露露


  制作 | 秦 杰


  校检 | 李 祥


  四世同堂是谁写的推荐文章5:老舍笔下《四世同堂》的时代与家国

  演讲人:刘大先演讲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时间:二〇一九年六月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副主编。2018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协会青年委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等职。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人社部留学人员科技创新项目等多种。出版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的共和》《千灯互照》等多部著作,曾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胡绳青年学术奖提名奖、全国民族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文学奖等荣誉。


  《四世同堂》是老舍长篇小说中的代表作,他用一百多万字描写了1937年日本侵华、北京沦陷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北京西城区小羊圈胡同各家各户的不同人生选择和遭际,具体而微地呈现出大历史变迁中小人物的命运,进而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寓言叙事。“四世同堂”这个标题高度凝练,特别具有概括性,非常恰切小说的内容:“世”是时间概念,“堂”是空间意象,不同世代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变动的时间在稳定的空间中展开,隐喻了在特定疆域(小羊圈胡同——北京——中国)发生的现代历史剧变,自然衍生出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即个人与时代、家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四世同堂》剧照。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写作过程与版本


  《四世同堂》是老舍生前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公众接受度最高的长篇小说。但这部小说因为创作时间从抗战中期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写作地点从重庆到纽约,创作语言从中文到英文,牵涉到复杂的历史因缘,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给读者呈现出完整的面貌,它的完整版本最终是从英文回译成中文的,这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都很少有的现象。


  早在1941年,身处重庆的老舍就开始准备素材,并于1944年动笔。第一部《惶惑》连载于《扫荡》,1945年9月2日载毕。第二部《偷生》1945年5月1日起在《世界日》上开始连载,同年12月5日载毕。1946年老舍赴美讲学,最后一部《饥荒》写于这个期间的纽约公寓中,于1949年2月完成。


  在写作第三部的同时,老舍与蒲爱德(IdaPruitt)合作了该书的英文节译本TheYellowStorm(《黄色风暴》),并于1951年出版。1949年底老舍回国后,将《饥荒》手稿放在《文学》杂志连载,当连载到第87章时,杂志突然标注全文完,但实际并未完。这也就造成了后来出三部曲时候的不同版本:


  87章版: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章版:老舍之子舒乙从抄家返还物品中发现了美国的出版社给老舍邮寄的英文版。1983年,马小弥根据哈考特公司英文版(与蒲爱德翻译原稿及中文原著都不同,这是编辑为适应美国市场删改所致)翻译补充了最后13章内容,与前87章合成了100章;


  103章版:2014年,赵武平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档案中发现了浦爱德翻译的《四世同堂》(FourGenerationsinOneHouse)全稿,第三部《饥荒》未曾发表过的21章至36章的结尾部分,并翻译成了中文,这16章与前87章合成了103章,于2016年出版。


  因为其爱国主义主题、贴近性的人物故事、通俗畅达的文风,《四世同堂》也被进行了多种艺术改变,其中主要包括1985年林汝为编剧执导的电视剧,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歌非常著名,是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唱的《重整山河待后生》。2007年汪俊也执导了由《四世同堂》改编的电视剧。此外还有2011年田沁鑫执导的话剧,及其他相关连环画等体裁改编。


  北京老舍故居内的老舍先生雕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形象及隐喻


  《四世同堂》的故事背景开阔,但聚焦点集中,基本上就是葫芦形的小羊圈胡同六个大院中不同住户的八年经历。从结构上来看并没有起承转合的戏剧化情节,而是在日常生活的褶皱肌理之中展示沦陷区民众绵绵不绝的苦难与苦难中的蜕变。正面战场、宏观政治格局变化和节点性事件在小说中通过新闻和消息的形式虚化处理,而详细描写了身处历史变局中的小人物孜孜矻矻、谨小慎微的创伤经历与体验,从而使得其人物形象具有了隐喻的效果:战争的残酷与破坏、家国一体的颠沛沉浮、民族精神的砥砺磨炼、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向往愿景。


  小羊圈共有六户:1号院诗人钱默吟一家,对门2号院厚道的平民李四爷、四奶奶及租户,3号院汉奸冠晓荷、大赤包一家,对门4号大杂院的剃头匠孙七、黄包车夫小崔、马寡妇及其孙子程长顺,5号院即四世同堂的祁家,邻近的6号杂院丁约翰、小文夫妇、刘师傅夫妇等。不属于本胡同住户但有联系的是白巡长,出入冠宅的蓝东阳、李空山、高亦陀等汉奸小丑,钱家的亲家、房屋掮客金三爷,祁家的朋友、住在德胜门外的农民常二爷,以及丁约翰的主人、英国使官富善。


  这些人可以分为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洋派市民和城市贫民几类,绝大部分都是市井平民,原本多数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但求现世安稳、生活静好的普通老百姓。但是时代与社会的外部环境变化,尤其是日寇入侵所带来的亡国奴生活如同激烈的冲击波和催化剂,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与性格的走向,让人性的高贵与丑陋、思想的软弱与坚强、情感的纠结与决绝都获得了显影,从而也让四世同堂的传统中国人生与家庭理念获得了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升华为爱国主义和文化反思的悲壮之歌。


  祁家作为叙事中心,四代人构成了当时中国人的代际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祁老太爷无疑代表了前清遗老一代,他勤勉一生、见惯风云变幻,但思想停留在历史静止的观念之上。他“看着自己的房,自己的儿孙,和手植的花草,祁老人觉得自己的一世劳碌并没有虚掷。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家是独立自足的,但事实证明国破之时,并没有一家可以独善其身。与他相似的常二爷、李四爷,都是忠厚朴实的老一代,他们身上有传统美德,但因为认知的局限,无法理解外部世界的进程。


  第二代祁天佑着墨不多,这是一个诚信守礼的生意人,却也终究难以在乱世中全身,而在受辱之后投河自尽。


  孙子辈的祁瑞宣可以说是塑造最成功的人物,作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小知识分子,他理解中日之战会让世界的历史与地理改观,但是却陷溺在无奈之中难以抉择:“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他的两个弟弟则要简单得多:老二瑞丰就是一个没有脑子、只知道肉体欲望的庸人,这必然使他走向丧失廉耻的堕落行径;老三瑞全则是热血青年,在大哥的支持下逃出北京,走向抗日的道路。如果将《四世同堂》与巴金的《家》(1931年)作对比,会发现瑞宣与觉新、瑞全与觉慧之间的相似性,但后者主旨在封建旧家庭的解体、新青年人性的解放与性格的成长,而老舍意在表现危急时刻的主体选择,恰在于“大家庭”(国家)的成型。


  第四代小顺子、小妞子是瑞宣的孩子,代表了家国的未来和希望,但小妞子在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死去,则意味着战争所带来的牺牲,这是一个民族国家解放与独立的代价。


  其他人物都作为历史进程中的转变者形象出现,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知识分子的成长。比如钱默吟,从一个与世无争、清高和善的诗人在家破人亡之后奋起抗争,成为地下组织中不懈的斗争者。瑞全在逃出北京、经过祖国壮丽山河、风土人情洗礼之后,从懵懂的大学生成长为一位真正的战士。


  第二类,普通市民的觉醒。刘师傅、刘太太、尤桐芳、高第,甚至带有遗少色彩的小文夫妇都在压迫与侮辱中最终走向自觉与不自觉的反抗。


  第三类的负面人物,往往带有概念化色彩,比如冠晓荷、蓝东阳、李空山、高亦陀、大赤包、胖菊子、丁约翰这些人,性格缺乏变化,老舍以直白而犀利的笔触将某类性格以极致的夸张凸现出来。但即便是此类人物,老舍也并没有将之脸谱化,而是细腻地刻绘其扭曲变态心理和蝇营狗苟的丑态。比如招弟这样原本单纯的少女因为贪慕虚荣享受而变成了特务,陈野求这种原本有良心的小文人则在生计重压中堕落为烟鬼。


  可以说,整个小羊圈胡同的故事就是一个成长叙事,显示了历史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全民抗战的无可避免和国家观念生长的必然性。


  主题的多重意蕴


  从题材上来说,《四世同堂》是抗战小说的滥觞,但它的文本蕴含丰富,并不仅限于此,而在意蕴上具有多重性。


  首先是抗战史与生活史的结合。《四世同堂》是首部涵盖北京从沦陷到光复的一段历史的小说,将十四年抗日战争的主体时段完整呈现出来,迄今为止尚没有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公众认知度上能够与之相比。无疑其最初主题是敌占区抗争叙事,但是在具体写作的宏观与微观关系的处理时,老舍将北京市民的生活史作为了战争史的载体,从而形成了以小见大的历史观察视角:个人——家庭——国家——世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反法西斯战争的全球化)。身在历史中的个体往往无法得以窥见世事演变全貌,这种由一身一家出发,循序渐进、见微知著的笔法契合了一般人的认识模式,而其他打动人的地方也正在于这种接近性。


  老舍以一个老北京人的熟稔,几乎复原了旧京的民俗画。他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不遗余力地书写着北京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礼仪风俗、人心民情。忆念中那安详恬美、人情醇厚的故国家园,与现实中仇寇盈门、腥臊遍地形成了鲜明的比照,从而也进一步激发了读者的同情共感。


  其次是观念冲突的心灵史。小说中的代际矛盾和情节冲突,主要是观念差异所造成的碰撞,也即心灵的交战。它们主要体现为相互关联的三种:抗争与苟且、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面对被殖民的亡国奴境遇,是奋起抗争、凛然不屈还是随波逐流、苟延残喘,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当中固然有个体的人格品性的因素,但还有其深层次的所谓“中西古今”冲突的问题。中国与日本虽然都是东亚国家,但彼时的文化已经发生了分裂:侵略者所表征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复制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工业化生产,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路线,而抛弃了此前主宰了整个东亚的儒家意识形态体系,尤其是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蜕变为军国主义的“排欧入亚”新战略,开始了直接侵华的法西斯战争。这种中西之别也是现代性与传统的差异,祁老人与瑞宣、瑞全祖孙之间的代沟,也就是接受了西方现代知识教育之后所形成的世界观与传统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祁老人和那些蜕变为汉奸的人们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沙聚之邦”的群氓,没有意识到国家民族是一个共同体、所有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在亡国灭种、生死攸关的时候,只有将个人与家国结成牢不可破的一体,才能让麻袋中的土豆一样的各不相关的民众凝聚在一起,从而“蔚为人国”。


  世界观的转变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充满了内在的挣扎和斗争。这在晚清到民国以来的中国人那里尤为如此,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也就是说历史与价值之间产生了割裂。历史的发展使得曾经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和信仰崩塌了,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的内忧外患证明,此前封建王朝那一套仁义礼智信为基础的儒家意识形态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再也不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老大帝国,而只是群雄并起、万国竞争的世界格局中的一员;而要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避免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潮流中陷入亡国灭种的处境,就必须改变自己的观念,追求富国强兵,投入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之中。这无疑是一种天崩地裂式的改变,孔夫子不足训,皇上不可信,民国之后纷争不已的南北政府也靠不住,民众要自己觉醒,树立民族自觉,就不得不进行观念上的现代性转化,对旧有的传统和外来的文化都进行扬弃和吸收,革故鼎新,铸造出一个新的命运共同体。这个过程缓慢而纠结,在战争和沦陷的背景中被进一步强化和极端化,《四世同堂》通过不同代际、身份和性格的人物心灵内在的裂变,生动地将这种现代转型呈现了出来。


  再次,民族寓言与文化批判方面。美国学者詹姆逊曾经提出过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这个说法也可以用在《四世同堂》之上,显然小羊圈胡同不同家庭和祁家四代人的故事,象征的是风雨如晦中的中国及中国人。这种家国象征在老舍于1932年创作的《猫城记》中就有所显现,火星上的“猫城”象征着彼时混乱的中国,但那时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反思与批判的面还比较泛;到《四世同堂》这里,“感时忧国”的传统聚焦在国家和民众联结之上,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国家至上”的内在支撑。


  在民族寓言的塑造过程中,老舍运用了国民性剖析和文化比较的手法,这也是他从创作伊始就特别擅长的笔法。他采取社会学和文化分析的方法,对人的群体做类型划分和对比。比如同为知识分子,钱默吟与陈野求代表了“大家”(国)与“小家”(庭)的责任分野;瑞宣和富善则代表了中国与英国的文化区别。这种“国民性”剖析和批判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略有差异,鲁迅是以“立人”为最终目标的,带有个人本位倾向的启蒙主义;而老舍的则是以培养国民的现代国家精神为旨归的,是群体本位的观念。解剖标本就是小羊圈胡同,作为一种成熟乃至过熟的中国文化,自身盲目自大、故步自封,难以真正反思自身的缺陷与危机,必得需要外来的刺激方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冲击输入异于以往的新鲜气息,另一方面也鼓荡着此一文化内部变化因子的成长与壮大。


  美学风格:抒情传统与文化寓言


  作为生长于斯的土著,老舍在内心深处是热爱着北京(作为中国的缩影)。这影响到整个《四世同堂》的美学风格,具体表现在:叙事者介入的书写上描写与议论相结合;风格基调上沉郁而讥刺并存;从而形成了整个文本的情感结构——怀旧而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四世同堂》中常有不加节制的大段描写与抒情,对于整个小说中艰难时世的氛围而言,并不谐调,但是任何一个读者都会不知不觉地沉浸到那散文化笔法所流露出来的散淡爽朗的美感中去。这种白描手法并无特殊之处,只不过因为沁润了浓烈的主观情绪,从而带动着整个美学风格的逆转。较之老舍不断直白表露出来的对于侵略者的痛斥、对于毫无气节的民族败类的愤恨、对于懦弱无能的普通市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情绪才是小说真正的情绪。这种朴素的美学风格,后来几乎成为关于北京书写的一种美学定规。小说中不时出现的描写高潮和抒情眷恋,让人一次次忘记这是个被侵略的城市。“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叙述者并不是纯粹地进行自然景色描写,而是从人物内心主观出之,城市的风味并非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叙事中。正是对于这些已经失去的东西的回忆,通过一系列类似电影中的主观镜头将之一一再现,才越发见出外敌入侵(不仅仅是日寇,同时也是各种西来的现代文化)来造成的今昔对比。


  但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只是幻象,事实上自19世纪中叶开始,“老大帝国”的荣耀和光辉已经日渐逝去,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分别于1860年和1900年两次让帝国首都北京沦陷为生灵涂炭之地。日本的入侵只是将这种殖民化进一步扩大,沦陷的北京乃至中国正如书中人物所说的,像一朵无刺的玫瑰:“你温柔,美丽,象一朵花。你的美丽是由你自己吸取水分,日光,而提供给世界的。可是,你缺乏着保卫自己的能力;你越美好,便越会招来那无情的手指,把你折断,使你死灭。一朵花,一座城,一个文化,恐怕都是如此!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乎它有刺!刺与香美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文雅、教养与忠恕面临野蛮的侵略时便毫无用处,这同老舍教学英伦的经历有关,在感受异文化的文化震惊后,再回头反恭自省,北京特别显示出其弊端。老舍的安排是让作为新文化代言人的瑞全逃离北京,寻找出路。瑞全出走,并非逃避义务、责任和束缚自己的家庭,而是逃往自由和证明自我,他在西北农村的经历恰恰强化了他在北京的地区体验,地理经验与自我认同之间的紧密关联,城市与人的血肉一样的联系在这里得到了升华、知识分子也因此与普通民众之间发生了结合。这一切,构成了一则新的中华民族建立的文化寓言。


  如何评价:老舍的集大成之作


  《四世同堂》是审美与历史的结合,也是老舍新中国之前的集大成之作。我认为,它的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显示了长篇小说的包容性和现实主义的中国化。《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中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离婚》《断魂枪》中的文化哀悼与喟叹,《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中的平民生活描绘与同情……这一系列老舍前期小说的主题在《四世同堂》中都有所呈现,它讲述了特定时代的中国故事,通过简化的形象塑造,形成了主题上的深化思考,并构成了特有的平民文学样本。老舍是个基于普通市民的审美观的带有民俗通色彩的作家,他对底层社会生态的展示,体现在语言、道德观、价值观、美学风格的方方面面,是19世纪现实主义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开出的新的花朵。


  其次,稳定了后来被称之为“京味”的“精致的通俗”风格:娱乐又不失品位,俚俗中蕴涵格调,悲中含笑、苦中作乐。老舍出现在现代白话文学在古代白话和欧化白话俱已有所推进而未臻完满的时候,在此基础上结合本人的天赋,创造出白话国语的典范。用语言学家张清常的话来说:“既摆脱了当时纯粹按照北京口语比较粗糙的自然状态而卖弄方言土语的毛病,又避免了当时某些作家的学生腔及东洋西洋、洋味儿十足而超过汉语所能吸收的程度的中国话。老舍作品的语言流利、自然、漂亮,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包括严厉批评他的作品的人)都已经承认他的作品是‘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了”。在194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老舍源自市民文化的小说在“民族形式、中国气象”上,同源自农民的延安美学趣味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后来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语言形式。


  再次,《四世同堂》是在抗战还在进行中的现场文学,直接书写沦陷区的现实,通过文本构拟了普通民众从惶惑到偷生,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饥荒中绝地求生的成长过程。它在汗牛充栋的世界二战题材文学中,既是具有特殊性的描写中国创伤的见证文学,同时也是带有民族情感凝聚的共通性认知的普遍性叙事。在对抗外敌入侵、厘清国内混乱的思潮中,老舍通过民众的实践——从自在、本能的求生欲望,到自觉、主动的融入民族国家的解放与建立——确立了爱国主义、文化教育和人格尊严的思想主旨,并于此后践行终生,在书写人民的同时,也树立了自己“人民艺术家”的形象。


  《光明日》( 2019年07月27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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