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纱下的那不勒斯

　　面纱下的那不勒斯推荐文章1：[10]（外代二线）影片《蒙面的那不勒斯》将在意大利上映

　　新华社照片，外代，2017年12月20日

　　（外代二线）影片《蒙面的那不勒斯》将在意大利上映

　　12月18日，在意大利罗马，演员玛丽亚·皮娅·卡尔佐内出席影片《蒙面的那不勒斯》媒体拍照式。

　　影片《蒙面的那不勒斯》将于12月28日在意大利上映。

　　新华社/欧新

　　面纱下的那不勒斯推荐文章2：走进庞贝古城

　　面纱下的那不勒斯推荐文章3：走进古罗马庞贝古城

　　这是4月30日在意大利庞贝古城拍摄的壁画。新华社记者程婷婷摄

　　庞贝古城坐落在维苏威火山脚下，毗邻那不勒斯湾，是意大利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古罗马城市遗址。古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初，一度是古罗马的贸易中心和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这一依山傍水的城市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瞬间，被淹没在4至6米高的火山灰和浮石下，从此被世人遗忘。直到200多年前，人们才在偶然间发现了这一古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庞贝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

　　4月30日，在意大利庞贝古城，一名女子在阿波罗神庙参观。新华社记者程婷婷摄

　　这是4月30日在意大利庞贝古城拍摄的建筑遗迹。新华社记者程婷婷摄

　　面纱下的那不勒斯推荐文章4：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后，谈谈成年人的谎言生活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9期，原文标题《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后，谈谈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严禁私自转载，

　　“现实中，过去是无法改变的。但在写作时，青春时代却一直闪耀着光芒，每段记忆都值得被提起，具有某种意义。”

　　《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

　　2019年11月，“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的，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出版了新作《成年人的谎言生活》（La Vita Bugiarda Degli Adulti）。它也是一本聚焦于女性青少年时期的小说，讲述了居住在那不勒斯“上城”的少女乔瓦娜的成长经历，在幸福的童年结束之后，她进入一个苦恼的青春期。她在探索自我的过程中，逐渐看到那不勒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戴着面具的精致“上城”和一个粗鲁但充满生命力的“下城”。

　　今年的9月2日，这本小说的多种译本在不同国家同时出版（中文版将于2021年出版），借此，费兰特接受了26个国家的编辑、译者、书商的书面采访，并选择在每个国家授权一家媒体刊登。在访谈中，她谈到自己对青春的描写，她利用一切机会表达的对暴力的痛恨，她和那不勒斯方言之间不是特别和谐的关系以及人与家乡的关联；谈到幸福是否可以讲述；成年人是否习惯说谎；友谊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新冠疫情是否会让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发生倒退等。

　　本刊作为国内唯一直接采访过费兰特的媒体，再次与其合作，独家发表从意大利文直译的中文版本访谈。

　　此处的刊发，我们删去了三个问题，因为费兰特曾在她的访谈录《碎片》中谈论过它们。此外，我们保留了对每位提问者的简单身份介绍，因为这与他们的提问存在不可忽视的联系。

　　《成年人的谎言生活》意大利文版

　　幸福是可以讲述的，但只是“相对”的幸福而已

　　巴西译者马切洛·利诺：在您的小说中，那不勒斯方言至关重要，它可能是小说中很多人物最自然的表达方式。然而您书中的讲述或者对话很少直接使用方言，大部分用的是一种有那不勒斯调子的意大利语。因此，您在写小说时是不是也有翻译的成分？您听着这些人物的声音，再用意大利语写下来吗？

　　埃莱娜·费兰特：的确如此，但这种翻译很艰难，让人不是很满意。要把事情说清楚，我得先谈一谈至今为止我塑造的那些讲述者。小说中的讲述者“我”都是在那不勒斯长大的女性，会说那不勒斯方言，受过高等教育，已经离开故乡很长时间了，她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那不勒斯方言是一种粗暴、低俗的语言，我们听到的是她们的“声音”。我将“声音”打上引号，是因为书中的女主人公并不是真的在讲述，而是在写作。黛莉亚、奥尔加、勒达、埃莱娜，明里暗里，她们都是通过写作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在写作的过程中，她们采用了意大利语，这就像是一道语言的屏障，用来对抗她们的出身。可以说，这些女性不同程度地“构建”了一种逃离的叙事，代表着解放和成长；她们用这种语言来对抗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打造了她们，让她们备受折磨的方言环境。她们的语言太过脆弱，而那不勒斯方言感情十分饱满，很有表现力，在危机出现时，方言还是会冒出来，嵌入到标准语言里，或者忽然脱口而出，非常粗暴。因此在我的小说中，如果意大利语开始发生变形，带上了那不勒斯方言的调子，这也说明过去和现在的经历交融在一起，这种躁动和痛苦也表现在语言层面。我不会掩饰，通常如果出现方言，那说明故事要进入一个感情爆发的阶段。

　　匈牙利译者克莱·金加·朱丽叶：在您之前的小说中，女性实现自我，或是解放自我，即便不是用尽一生，也得至少几十年时间。但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乔瓦娜却在相对很短一段时间内就挣脱了束缚在身上的陈规。她算是一个特例吗？还是说，时代在变化，上一辈女性的努力和抗争产生的结果赋予了我们权利？

　　埃莱娜·费兰特：乔瓦娜的处境和莉拉、埃莱娜完全不同，她从小接受了很好的世俗教育，家庭环境很民主。她父母都是教师，希望女儿成为一个知书达理、自由独立、有地位的女性。但后来却因为一件小事，她的家庭教育机制出现障碍，使乔瓦娜觉得，自己是一个充满谎言的环境中的牺牲品。她拼命想摆脱她以往接受的教育，好像只是做一个活生生的人，过一种简单、纯粹、真实的生活。莉拉和埃莱娜也是如此，她们一直尝试摆脱自己身上贫民区的影响，但她们必须靠自己开辟出一条艰辛的道路，才能摆脱真实的或臆想的悲惨处境。而乔瓦娜在家庭教育中就获得了抗争手段，来对抗自己成长的世界。对乔瓦娜来说，她有很多斗争工具，所以她很有决心，自我解放也很快实现。但是，把一个已经成型的“自我”搅乱，这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在改变自我、寻找一个真实自我的过程中，很容易迷失。

　　韩国译者金智佑：比起女性角色，您笔下的男性角色似乎显得简单、单调。这些男性角色中有没有一个，被您认为是正面人物，或让您产生特殊感情的？

　　埃莱娜·费兰特：恩佐吧。我喜欢那种在生活中默默帮助你的男人。我喜欢那些不爱说话，只是努力支持你，并不期待回的男人。对我来说，理解女性很难，是对男性智慧和爱的能力的考验，能做到的男人很少。我在这里不想谈论那些粗鲁、暴戾的男性，那类男人在如今的社交网站和电视上比比皆是，非常庸俗，也很有攻击性。我想谈的是一些有文化的男人，他们是女性的同事或同学，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仍然觉得女性是一些“可爱的生物”，他们会倾听女人，也只是为了和她们一起玩玩。还有少部分男性学会了一套表面的言辞，他们想充当“女性的朋友”，对她们指手画脚，试图告诉她们该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当你表现出想要独立地实现自我，他们文明的表面就会裂开，深藏的秉性会暴露出来，他还是以前那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小男人。事情就是这样，从各方面来讲，那些试图教育和塑造女性的男性自己应该首先接受教育。就目前为止，我最相信恩佐，他是莉拉忠实耐心的伴侣。当然，这类男人可能也会忽然厌倦了，自己离开，但他们至少会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克罗地亚译者安娜·巴杜丽娜：在您的每部小说中，男女之间的关系都很脆弱，大部分都不幸福，那些真正对成长有益、建设性的关系是女性之间的友谊。作为作家或读者，您有没有兴趣深入讲述一段相对“幸福”的男女关系呢？或者您觉得，这类故事在文学上很难有说服力？

　　埃莱娜·费兰特：文学作品缺乏说服力，通常是因为对于现实解读过于机械。有人认为，幸福开始于故事结束以后（比如那段固定结尾，“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当然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觉得也可以讲述幸福伴侣的故事，我就认识很多这样的夫妻。其实我还真尝试过：女主角很不幸福，但她年迈的父母却拥有很幸福的婚姻生活，那就像侦探小说一样，女主角决定探寻父母幸福的秘密。我在这里就不多讲整个故事了，免得太啰嗦。我只想说，安娜女士，您用一句“相对‘幸福’的男女关系”很好地概括了我想讲的这个故事。在我看来，幸福是可以讲述的，但只是“相对”的幸福而已，需要讲清楚，为什么“幸福”这个词要加引号。

　　挪威书商迪娜·伯格：《成年人的谎言生活》的灵感从何而来呢？您觉得成年人在生活中会习惯性说谎吗？他们会欺骗别人、孩子，甚至自己吗？

　　埃莱娜·费兰特：我小时候说谎成性，经常受惩罚。大概在14岁时，遭受了很多次羞辱，我下决心不再说谎。但后来我发现，我童年时的谎言造就了我丰富的想象力。那些反对孩子说谎的大人，都镇静自若地对自己和别人说谎，就好像谎言是个有力的工具，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可以在孩子面前树立一个权威的榜样。我青年时期的这种经历，也造就了书中乔瓦娜所经历的一切。

　　希腊译者德梅特拉·多西：“界限消失”是《我的天才女友》中的一个关键词，也是莉拉的“感觉”：“就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一个人、一样东西、一个数字或者一个音节，会打破原来的界限，改变形状。”我们可不可以说乔瓦娜也经历了“界限消失”呢？可能是一种更永久的方式。我们想知道，当乔瓦娜看到她完美家庭的真相，她后来是不是变成了另一个人？

　　埃莱娜·费兰特：是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莉拉的“界限消失”是一种身体上的感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病理性的。她描述那种感觉，就像位于一场地震的震中，各种感官忽然都失灵了。我认为，乔瓦娜应该更像埃莱娜，更强调“界限消失”的象征意义。对于她来说，“界限消失”是一种自我强迫，离开城区，跨越界限，成为“他者”，再不断变化，是带着痛苦和勇气，扯破一道道面纱。因此对莉拉来讲，“界限消失”是她的身体被各种激烈的症状击垮，让她生病，但对埃莱娜和乔瓦娜来说，“界限消失”是象征层面的，对她们的伤害没那么大。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改编自“那不勒斯四部曲”原著

　　通过文学营造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译者陈英博士：那不勒斯是一座很刺激人神经的城市，有时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在您的小说中，这个城市一直都是主角。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那不勒斯被分割成了两个世界：上城和下城。在这本新小说中，您是不是尝试把那不勒斯这两个“微型世界”联系在一起？

　　埃莱娜·费兰特：“高”与“低”的对应，这一直很吸引我。简单来说，我觉得我讲述的那些故事都是围绕着上去、下来、跌倒和重新上去这些动词展开。您注意到我最新的这部小说中，上与下的关联很核心，这是城市的地名让我朝这个方向写的。在那不勒斯的一座小山上，真有个叫“上城”的地方，只有一条狭窄陡峭的上坡路通往那里，那条路叫作“圣贾科莫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乔瓦娜的父亲选择和家人住在这里，通过“上城”这个名字，抹去自己“低贱”的出身。而女儿乔瓦娜在青春叛逆期，发现了他父亲刻意划出的分界线。她违反了父亲的规定，把“上面”的带到“下面”，“下面”的带到“上面”，使自己成为一个矛盾混合体，将美和丑、新和旧、精致与粗糙混合起来，讽刺她父亲刚有点文化，就急于将自己和出身划清界限。

　　德国书商斯特法妮娅·荷茨：对于莉拉和埃莱娜来说，《小妇人》这本书意义非凡。在您青少年时期，有哪些（其他的）文学角色也深刻影响到您呢？

　　埃莱娜·费兰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得写一份长长的名单了。我小时候读了很多小说，尤其是那些讲述女性在一个残酷、不公正世界里的不幸遭遇，她们会通奸，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12岁到16岁期间，我特别迷恋一些以女性姓名作为书名的小说，比如《摩尔·弗兰德斯》《简·爱》《苔丝》《艾菲·布里斯特》《包法利夫人》，还有《安娜·卡列尼娜》。但让我废寝忘食，读了很多遍的书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在现在看来，这本书还是很神奇，书中讲述的爱情会掺杂善意和恶意，故事一气呵成。写作时，还是要多看看卡列尼娜这个人物，避免把女性人物塑造得过于甜美。

　　瑞典书商莫妮卡·林德克维斯特：请问一下，在这本新书中，或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哪个角色身上有您的影子呢？

　　埃莱娜·费兰特：我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来回答您：我笔下的所有角色，包括男性角色，都有我的影子。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能很清楚别人的外在怎么样，但说到内心世界，我们就只了解自己的了。我们可能很容易学会察言观色，看到别人的举动、表情、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方式，还有某个具有深意的眼神。但要进入到别人的头脑中就很难了：一个人在描写别人的内心世界时，很容易简化成一个心理学的小册子，这真让人沮丧。我们只拥有自己的头脑，要从中挖掘出一些真相用来支撑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我们头脑中熙熙攘攘，很多东西都混合在一起，相互撞击。最终来说，通过文学营造其他人的内心世界，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太过于连贯、流畅，逻辑性太强），远远不及深入自我剖析，加上丰富的想象，写出栩栩如生的东西。您问哪个角色身上有我的影子，我想告诉您，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维多利亚姑姑身上有些特征，我非常喜欢。但她不是我，我只是很高兴能创造出这个人物。

　　俄罗斯译者安娜·贾姆波卡娅：那不勒斯一直都是您书中的主角，在《成年人的谎言生活》中也是如此。对您来说，这个城市代表着什么？说到那不勒斯方言，您是否想过将意大利文学语言和那不勒斯方言混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语言呢？就像安德烈亚·卡米莱里（Andrea Camileri）那样，他经常将意大利语与西西里方言融合在一起，讲述发生在西西里的故事。

　　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是一座很复杂的城市，从文学或社会学角度，很难全部展示出来。我感觉那不勒斯是我的城市，是我祖先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有我和很多人的往事，至今，很多人的声音还回荡在我脑海里。说到声音，那不勒斯离不开方言的调子，在那不勒斯，各个社会阶层都受方言的影响。我认识很多家境好、有文化的人，他们精通好几门外语，但一有机会，还是会用那不勒斯方言，无论是庶民的语言，还是精致的文学语言。其实我和方言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和谐，不管是方言粗糙的一面，还是它迷人的一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我想先简单讲一下我以前的一块心病。尤其是小时候，上学时我要把一段段拉丁语或希腊语翻译成意大利语，有时候，我要把100多句16世纪的诗句翻译成现代意大利语。我作业很多，很着急，一下午时间根本不够，有时候很崩溃。我感觉那些语言就像一阵阵呼喊，穿越时空，纠缠在一起，我脑中像有一座剧院，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一起说话，吵得我不得安宁，让我很疲惫。这种幻觉过去了，但那不勒斯方言一直在那里。我脑子里的那不勒斯方言在积累，比我小时候感觉的还要强烈。我觉得，那不勒斯方言发音的力量感，让它充满表现力，情感非常丰盈，也具有破坏力，我不想把它当作老虎，用字母把它关起来。在写作时，我会谨慎地监视它，提防它，小心翼翼运用它。但我从来不会利用它戏谑－悲怆－伤感－友善的一面，我更喜欢它具有攻击性、挖苦的一面，对讲述者产生威胁的一面。

　　罗马尼亚书商约阿那·泽奈达·罗塔留：您觉得友谊会改变我们吗？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呢？

　　埃莱娜·费兰特：朋友不会改变我们，但朋友的改变会陪伴着我们的变化，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过程。

　　“那不勒斯四部曲”

　　离开家乡确实很重要，但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黎巴嫩译者姆婀依娅·阿普杜勒：第一个问题，在“那不勒斯四部曲”最后一部中，您提到人类暴力普遍存在，并提到了有关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埃莱娜的女儿——黛黛的丈夫是伊朗籍的，她儿子名叫哈米德……您是否会写一部小说，侧重讲述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关注一些当代政治问题，诸如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移民问题和恐伊斯兰等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在书中简要提到了当代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在您看来，“9·11事件”是否是“界限消失”的具体表现呢？在小说中，那不勒斯发生大地震，莉拉受到惊吓，导致她看到别人“界限消失”，双子楼的倒塌与那不勒斯的地震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视觉上的联系呢？“界限消失”是否是一种暴力、变形的隐喻呢？

　　埃莱娜·费兰特：我很高兴又回到了“界限消失”这个话题。是的，它的确和暴力有关，指的是一种不可控力量产生的结果，人与物的轮廓被打破。我们预留给自己的空间、自己和别人的界限在那一刻突然变得脆弱不堪，很不牢靠。莉拉看到很残酷可怕的场景，引向毁灭与自我毁灭。随着故事的推进，“界限消失”的意思也发生变化，变成“成长”与“真相暴露”等处境的隐喻，但这个词一直和断裂、破坏、爆炸相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暴戾的行径，没有人能躲避暴力，作为修辞手法也一样。这个主题我也写了很多了，但我可能不会写种族主义、恐怖主义和恐伊斯兰的问题。在“那不勒斯四部曲”最后一部中，我只是想简单讲述：埃莱娜因为三个女儿、女婿，以及几个外孙的缘故，她的视野扩宽了很多，他们没有生活在那不勒斯城区，而是生活在这个充满危险的地球上。但我仍然利用一切机会，表达我对暴力的痛恨，特别是针对弱小者的暴力，或是弱小者欺负其他弱小者，甚至是那些打着反压迫旗号的暴力。人类是非常凶狠的动物，人类通过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历史教训来进行自我驯服，人类把善与美强行联系在一起，通过一种男性方式解决矛盾，比如决斗、战争等。但至今为止的结果是虚伪盛行：比如说战争，人们会惩罚战犯犯下的罪行，好像战争本身不是一种可怕的罪行；再说人权，本应以和平方式慢慢巩固，但这个领域一直有很多冲突：人权遭到侵犯，或是捍卫人权产生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国家拥有行使暴力的特权，首先事情并不是这样，其次有太多的事例证明，国家滥用特权。这太明显了，世界上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们最害怕权力机构的力量，甚至是老牌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女性也会施暴，这一点我们可以大声说出来。但女性很容易受到男性的暴力，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男性惯用的方式之外，如今，也许只有我们女性才能找到一种非暴力的方式，永远将暴力排除在外。但是，不能将女性解放和女性当权混为一谈，那样我们难免会落入男性传统的窠臼。世界依然充满着攻击、毁灭、破坏，我们会像男性那样给自己找到文雅的说辞，推行一套虚伪庸俗的规则。

　　意大利书商恩扎·坎皮诺：我想到，您讲述的故事中呈现的真相是普遍的，能触动世界上很多读者。这些读者文化背景、所处的地理位置差异很大（无论是米歇尔·奥巴马，还是某个中国经理都会是您的读者）。所以我想问一下，您的小说获得了那么多读者，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和小说中呈现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埃莱娜·费兰特：写作是很私人的事。我一直都是写给自己看，实际上我还有很多文字都放在抽屉里，从来没有发表过。每次我决定出版一本小说，我都希望它尽可能远离我，希望它能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变成其他语言。那些书会到达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进入各种人的家中。我也希望故事媒介会发生变化，希望它从一本书变成戏剧、电影、电视或是漫画。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想的。我的写作很羞怯，但要是变成书籍，便会变得野心勃勃。我想说的是，我并不代表我写的书，尤其是，我的生活和这些故事不一样。我的书会到达它们能到达的地方，而我会继续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作，我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那些书装订成册、印刷出版后，它们就和我无关了。

　　西班牙书商萝拉·拉姆贝：在您的小说中，很多人物都要在爱情和友谊之间做抉择。对您来说，您会选择一个朋友，还是一个情人永远陪在您身边？

　　埃莱娜·费兰特：我更喜欢一个既是朋友又是爱人的伴侣，这可能年轻时很难理解，但成熟后就能理解了。如果幸运的话，说不定就能找到这样的伴侣。我非常喜欢以前的人写的情书里情人间以“我的朋友”相互称呼。在骑士文学中，开始用“姐妹”这个称呼，后来延续了几个世纪，我从不认为这是欲望消减的标志，事情恰恰相反。

　　芬兰书商索玛来内·琪里卡乌巴：莉拉和埃莱娜的故事，您是怎么想到的？为什么您特别想讲她们的故事？关于您自己，您有什么想告诉读者的吗？那不勒斯的生活与在其他地方，就比如说在罗马，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埃莱娜·费兰特：莉拉和埃莱娜是两个虚构的人物，就像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一样。刚开始，她们只是像幽灵一样闪现，有点像那些我们很长时间没见的人，或者是一些已经死去的人。我会简单写几句，然后合上本子，过一段时间后再读一读。如果写下的句子有力量，那些幽灵会重新出现，我会再添加一些话，就这样慢慢积累。字里行间越具有力量，那些浮现的幽灵就会越来越有血有肉，最后显现出自己的轮廓，那些房子、街道、风景，那不勒斯会跟着他们浮现。出现一条主线，会让一切都动起来，具有温度，好像只有你才能把那些模糊的事情描述出来，甚至是呈现出真实生活的样子。但并不是每次都很顺利，通常写出来的文字都不怎么样。那些幽灵会搞错地址，他们很苍白，写出来的语言很虚假，或者很虚弱，城市也只是徒有其名。如果这时有人问你，这座城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和罗马有什么差别，你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在你写的小说中，在黯淡的文字间，找不到独特的地方。

　　立陶宛译者伊娃·玛泽伊卡特：在您的小说中，很多角色一成年便会离开那不勒斯，这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成长？

　　埃莱娜·费兰特：离开家乡确实很重要，但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埃莱娜离开了，莉拉却从没离开过那不勒斯，但两人都成长起来了，都有丰富的经历。我之前也提到过，我更倾向于埃莱娜的选择。我们不应该害怕改变，不应该害怕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和事。但一个人选择留下来，一直待在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没错，重要的是不要因此让自我变得贫瘠。我很欣赏一类人，他们就是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地方，但他们只是从一条街上走过，也会经历惊心动魄的事。我想象莉拉就是这种人。

　　写作不是治疗，写作是在伤口上撒盐

　　保加利亚译者伊沃·扬科夫、书商德西·迪米特罗娃：第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会反复回忆痛苦的过去？对您来说，写作是不是一种自我治疗？第二个问题，您怎么看待意大利学校里的文学课？您觉得能不能反应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动态？学校文学教育正在推行什么价值观？您赞同吗？

　　埃莱娜·费兰特：我从来没把写作当作一种自我治疗。对我来说，写作完全不是治疗：写作是在伤口上撒盐。我写作，就像那些害怕坐飞机，但又必须经常坐飞机的人，他们会一直担心到不了目的地，整个飞行过程都很痛苦，飞机着陆之后，虽然身心俱疲，但是他们还是很幸福。至于意大利的学校，我不是很清楚现在学校的语文教育。但我小时候，语文课要阅读，做很乏味的题目，然后得到一个分数，后来我发现，阅读其实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当时那所学校的文学教育，完全抹去了想象和共鸣的乐趣。如果一个句子，排除句子释放的能量，而是去具体讲某个形容词或修辞手法，那纸上就只剩下拼凑在一起的字母组合，很无力，教出来的学生顶多只会夸夸其谈。

　　英国书商弗劳尔·辛克莱：《成年人的谎言生活》开始于一句说出去便收不回的话，引出了后来很多事，主人公乔瓦娜听到这句话时，正处于最敏感的青春期。我想，有没有什么东西让您想穿越时间，和青春期的自己说几句呢？总而言之，就是那些可以改变您人生的事，会让您选择与现在不一样的生活。那些会给您信心和动力，让您去做一切重要的事，或者让您没能做成某件事，遗憾至今的事。

　　埃莱娜·费兰特：我们每天的生活，过去的事已经过去。青春期也一样，对我来说，那段时光很艰难，让人沮丧。成年之后，我不会轻易对一个青少年说：真羡慕你啊！即使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的少年。我想，青春期结束得越快越好，但描写青春的文字却富有激情，几乎所有小说，无论什么主题，都会有一些关于青春的描写，因为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阶段。青春期的女孩，几乎还是个孩子，又几乎是个大人，身体在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成为另一个样子。语言也一样，你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语言，你说话一会儿幼稚，一会儿又像成熟女人，但不管你以哪种方式说话，都会觉得羞耻。现实中，过去是无法改变的。但在写作时，青春时代却一直闪耀着光芒，每段记忆都值得被提起，具有某种意义。如果你站在成年人生活的角度，描写青春期那段窒息、漫长的时光，一切都会流动起来，一次次回想，总是很有意义。

　　西班牙书商费尔南德斯·维拉雷特：首先我想说，我非常喜欢您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作为书商，我将这套书推荐给了所有人，但大部分读者都是女性，因为这套书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女性读物”。虽然您书中的视角是女性的，但并不意味着这只是写给女性的书。在您看来，为什么男性对这类女性视角的文学不怎么感兴趣？

　　埃莱娜·费兰特：怎么说呢？那些男性，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一般来说也都不会读女性写的书。就像您说的，他们认为那些都是“女性读物”。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要维护他们的男性气概，尤其想否定的是天赋的普遍性，他们想让一切成就归于男性。他们写的作品是写给男人和女人的，但我们女人写的只能给女性看。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他们认为女性低人一等。我们有时也会认同这一点，差一点就要跟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伊菲革涅亚一样，说：“做一千次女人，不如做一次男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男性除了天生有各种特权之外，还可以纵横世界。一个男人，不管他写出伟大的作品，还是写出平庸渺小的作品，他自然都是写给全人类的，他觉得一切都有可能。我们从小就受到规训，这不是我们生来的使命。男人的智慧与天赋都是优点，女子无才便是德。举个例子来说，伟大的诗人波德莱尔——很多作家，不管男女，都多少受他影响。他说，女性的美貌若没有才智陪伴，会更持久；他还挑衅说，男人爱上一个有智慧的女人，那他就是鸡奸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没错，但深层的东西变化太慢了。现在我如果说，那些伟大的文学不是普世文学，本质上还是男性文学，我敢说这可能会让有些人听了不舒服，有些粗暴。但事实就是如此。

　　波兰书商马尔戈萨塔·扎维斯卡：在您的书中，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职场实现女性解放。但今年暴发了新冠病毒，这对女性处境有哪些影响呢？您是否认为，这会加剧经济方面的不平等，让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发生倒退？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您觉得这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吗？

　　埃莱娜·费兰特：事情急转直下，恶化得太快了，到现在还让我感到害怕和迷茫。世界上有很多弱势群体，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糟糕，在短短几星期里，更是雪上加霜。我对病毒本身不是特别感兴趣，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不堪一击的体制，几句话也很难说清楚。我想说，一切都在忽然间发生变化，进行了调整。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服从”成了最重要的。女性这时接受的命令比往常更多，她们又回到了传统的处境，必须把自己的事放下，转而负责家庭的需求：做饭，监督照顾孩子，看管别人和自己。与此同时，还要承担一切过错，好像在那之前，她们的期望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处境难免退步，又回到了最基本的需求：食物、水、住处和药品。在我看来，与其要讲述肆虐的病毒，倒不如讲述恐惧如何蔓延，它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抹去了我们崇高追求的意义，让我们的“行动”搁浅了——那是社会经济、文化表面看起来稳定时，女性采取的行动。但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我得再好好思考一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女性问题处于一个核心位置，得到大家的关注，就像美国非裔、战争和贫穷造成的移民的处境。

　　比利时书商蒂姆·范登·霍德：那不勒斯很吸引我，我也去过那里两次。我所看到的那不勒斯，和我从“四部曲”中读到的那不勒斯有时候会混在一起。我想问一下，在描绘这座城市时，这些人物的塑造起到多大作用？在那些次要人物当中，您觉得哪个让您感到最亲近？

　　埃莱娜·费兰特：您强调了我们有自己的目光，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也融入其他人的观点，这是小说通过不同形式表达出来的，这一点您说得对。这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当然也包括。作家要给读者展示自己的视角，这些并不是最独特的视角。实际上，这些视角里已经融入了祖先、地理、历史、哲学以及科学，你读过的书，你学会的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脑中的思维定式，特别是你与其他人碰撞出的火花，这些都会影响到你。你如何推测和想象人物的感受和想法，有些事情难以启齿，但你还是决定要写出来。在描写那不勒斯的小说中——包括那些简单一些的主题，都要动用上面提到的这些元素，有时也意识不到。这是一个不断打乱、沾染、破坏的过程，然后创造出一个虚构的世界。如果成功的话，它比真实世界更能揭示真相：真相其实就在我们眼前，可是我们从来都看不到。故事能不能获得这个结果，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就算是小说获得了成功，也不能说明这一点。其实小说一写完，就没那么重要了，还不如故事中的一个次要人物重要。作为作家，说实话吧，我感觉自己像索拉拉兄弟的母亲。她通过那个记着高利贷账目的小红本子，控制着整个城区，但她只是个老太太，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描写她的只有几行文字，就是她热得受不了，不停地扇着扇子。

　　美国译者安·戈德斯坦：您是如何写作的？您会做很多修改吗？您是一个修订自己作品的好编辑吗？您会经常改变语言风格和用词吗？

　　埃莱娜·费兰特：对我来说，写作最关键的就是从无到有，写出一个泥沙俱下的草稿。但修改草稿也让人疲惫。我会消耗很大精力，得到一个有头有尾、具有生命力的文本。这是一个缓慢靠近的过程，就像在没有具体参照的情况下，去追踪一个生命的模样。当然，有时我可以一口气写完，不用重读，但这种情况很少。通常来说，我每天都会写几句，边写边改。我常常写着写着，突然失去了兴趣，干脆搁置在一边。亲爱的安，我想对您说的是：只有开始的辛苦有了好结果，我才会感受到写作的乐趣。我会从头开始，删掉很多段落，很多内容我都会重写，我会改变故事的方向，甚至是人物设定，我还会添加一些我想到的、我觉得有必要加上的情节，我会把那些提到的事写得更深入，我会调整有些事件的次序。有时还会把之前扔掉的稿子捡回来，虽然篇幅很长，写得很糟糕，但还可以补救。整个修改过程都是我一个人完成，我不想和别人一起修订。但有时候，我需要一些细心的读者帮我读一读，发现我疏忽的地方，比如时间写错了，重复了，或者有些地方让人看不懂。但我也害怕，他们会建议我修改文风，比如说，“没这个说法”“标点符号太少了”“没这个单词吧”“这个句子不恰当”“这样写很有些讨厌，这样写好些”。这样写会好些？参考主流审美要求，对文本进行编辑是很危险的，参考大多数人的品味，支持奇特文风的编辑也不可取。要是某个编辑对我说：“文本里有些可取之处，但我们还得加工一下，这时最好把稿子要回来。”那个“我们”让人警惕。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阅读”书店：听到别人谈论“女性文学”时，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埃莱娜·费兰特：我借这个问题，再好好解释一下我的想法。说到“女性文学”，这本身并没什么问题，但要很谨慎。因为毫无疑问，女性有自己的经历，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表达，无疑都带上了女性的标签。但遗憾的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女性采用的表达工具，并不完全属于我们，那是男性主宰的历史产物，首先是语法、句法、词汇，包括多义形容词“Femminile（女性的、雌性的、阴性的）”本身，当然文学创作也不例外。因此女性文学只能举步维艰，在男性文学传统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即使是抓住自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谱系，吸收文学传统，加入女性的元素。难道这意味着我们女性都是囚犯？永远被男性的语言蒙蔽，我们只能用这种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吗？当然不是，但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件事，在这个大框架下，表达自我是一个不断尝试与犯错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预设，就算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们还没真正被看到，被听到和理解。我们要把女性的经历搅拌进去，一次次让别人知道，为人和事创造出让人惊异的声音。这就要开辟出一条或许多条神秘的道路，可能是在夹缝中，在过去的糟粕中，找到还未曾被发现的道路，创造出一种让自己都无法预料的文学。（陈英 赵向扬 译）

　　面纱下的那不勒斯推荐文章5：现象级图书改编的美剧开播：男性导演诠释“天才女友”

　　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消失得无影无踪后，年长的埃莱娜坐在满是书籍的房间里，打开电脑，敲下她与莉拉的故事。莉拉，这个和埃莱娜一起在那不勒斯贫困社区长大的女孩，在六十六岁时不仅想要自己消失，还想把一切生活痕迹抹去。埃莱娜很生气。“我对自己说，我们看看，这次到底谁会赢。”她要写下自己与莉拉人生故事的一切细节，她能想起来的一切。

　　以上是意大利小说家埃莱娜·费兰特

　　（Elena Ferrante）

　　“那不勒斯”四部曲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的故事开端。2011年到2014年，费兰特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写完了这四部小说，而出版后，“费兰特热”成为了一种持续多年的阅读现象—— “那不勒斯”系列四部小说均登上了畅销书榜，费兰特的名字在国外社交网络上也成为了热门标签。如今，四部小说的中文版也已全部问世。

　　“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 ：（意）埃莱娜·费兰特 译者：陈英 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你读到的任何关于埃莱娜·费兰特的文字都无法让你预料她作品中的狂暴力量。每当她的充满启示的那不勒斯系列新推出一本，她都会再一次地令你猝不及防。 ——《纽约时》

　　现在除了文字，我们还可以通过影像直观地感受“那不勒斯”系列第一部作品。11月18日，改编自该系列第一部小说的HBO新剧《我的天才女友》正式开播。该剧共8集，对白语言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方言。这是HBO首次制作非英语对白的电视剧，美国观众要感受一番看字幕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剧体验了。电视剧版《我的天才女友》由意大利男性导演萨维里奥·科斯坦佐

　　（Saverio Costanzo）

　　执导，人们不禁担心，男性导演对剧情能否拿捏得当，毕竟“那不勒斯”系列小说的核心是这世上最微妙的女性友谊。

　　神秘的作家与被选中的导演

　　“我好像在和一名鬼魂一起工作。”HBO导演科斯坦佐在接受《纽约时杂志》的采访时说。十多年来，他几度和一名真实身份不明的女性进行联系。这位匿名女性就是“那不勒斯”系列的埃莱娜·费兰特。

　　埃莱娜·费兰特只是一个笔名，世界上只有极少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记者和粉丝对于挖掘背后秘辛乐此不疲。2016年，意大利调查记者克劳迪奥·加特

　　（Claudio Gatt）

　　发表文章称费兰特的真名为安妮塔·拉贾

　　（Anita Raja）

　　，多年来在为费兰特出书的出版社工作，她还是一名那不勒斯作家的妻子。很快，加特的道被证实有误，这篇文字也招来了评论家和部分粉丝的批评——保持神秘是埃莱娜·费兰特的个人权利，谁也没有资格揭下她的神秘面纱。

　　想要和埃莱娜·费兰特联系，只能通过出版社向她发邮件。导演科斯坦佐与费兰特的联系始于2007年，当时他致信出版社，希望获得费兰特小说《迷失的女儿》的电影改编权。这部被科斯坦佐形容“非常危险”的小说通过一名离婚中年女性Leda的故事探讨了母性的矛盾，科斯坦佐希望自己能用试听语言还原文字给读者带来的“不舒服”感。

　　可是费兰特没有即刻同意。她给了科斯坦佐六个月的时间，看他能否拿出令人满意的改编剧本，六个月后科斯坦佐告知出版社，他放弃争取改编权。2016年，成为新锐导演的科斯坦佐接到了出版社的电话，电话里告知，他是费兰特所建议的《我的天才女友》电视剧版导演的备选之一，而几周之后，科斯坦佐正式被选中，成为大热畅销书改编剧的导演。此时距离他第一次与费兰特接触无功而返，已经过去了九年。

　　导演萨维里奥·科斯坦佐（Saverio Costanzo）

　　对于这份工作，科斯坦佐犹疑过，《我的天才女友》太火了，改编它需要担负太多的期待，但是和费兰特一起创作故事又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这份邀约。

　　虽然费兰特不是电视剧的编剧，但是她深度参与到改编工作当中。在制作过程中，科斯坦佐通过出版商和费兰特用邮件联系了两年半，二人从未见过面。她很强势，科斯坦佐评价道。她在所有剧本草稿上都做了标注，对她认为有必要修改的情节都力争到底。因此，《我的天才女友》将会是一部忠于原作的电视剧，剧本有原著把关，导演由亲自挑选，主要参演演员均来自意大利，单挑选主演就面试了将近9000名那不勒斯周边地区的儿童。

　　HBO新剧《我的天才女友》中两名主角的童年时期

　　最好的朋友，最坏的敌人

　　埃莱娜和莉拉之间的女性友谊，是《我的天才女友》最大的看点。“费兰特将两个贫穷的都市女孩之间的爱、分离和重逢，铸造成她们居住的那个城市的悲剧。”《纽约时》对原著小说评价道。

　　小说里的回忆，充满了现实的残酷。莉拉和埃莱娜上小学时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友，她们彼此信赖，却又暗自较劲。莉拉聪明漂亮、有学习天赋，家里后来不支持她上学，她只能给父亲兄长帮工。埃莱娜的家庭生活也不顺，她在她父母眼中是一个多余的存在，她被莉拉深深吸引住了，莉拉彷佛是一个可以带她走出泥泞沼泽的神话般的人物。埃莱娜从小就对莉拉又羡慕又嫉妒。她把莉拉当成了隐藏竞争者，暗自模仿她。复杂的情感伴随着二人充满愤怒和挫折的成长，她们既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坏的敌人。

　　这正是“那不勒斯”系列小说的迷人之处。化身为爱的嫉妒，或隐藏着寒光的爱，友谊不再是什么皆以获得慰藉的存在，它撕掉温情的伪装，以它原本的面目示人，锐利、真实。而两个贫民女孩的成长，又能让人感受到男权社会施加在她们身上的压迫。

　　HBO新剧《我的天才女友》中两名主角长大成人后的扮相

　　原著文字的细节化作电视剧里灰暗的色调，莉拉和埃莱娜的第一次相遇便是以对立的形式呈现。莉拉蓬头垢面，闪闪发光的黑眼睛透露着危险的气息，埃莱娜则是被老师夸赞的好孩子。“我对这个坏女孩感到困惑。”埃莱娜回忆道。带有野性气质的莉拉经常把乖孩子埃莱娜推出安全区——“你是认真的吗？”“对，我们一起去看海。”她们需要彼此，又彼此对立，最后她们会发现，她们的本质是类似的。

　　画面的沉闷色调提示导演拒绝将回忆浪漫化，在这个以暴力闻名的那不勒斯街区里，墙壁是灰色的，地上的泥土是棕色的，角色的衣服是深蓝色或暗绿色系的，这意味着在最开始的剧情里，画面上唯一鲜艳的颜色，是血液的红色。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对女性友谊的探索是一场赌博

　　女性友谊在当下是一个热门话题。如近年来网络新造的词语“塑料姐妹花”，指代面和心不和的女性友谊：“好姐妹的感情就像塑料花，特别假，但是却永不凋谢。”但人们对于女性友谊的思考经常停留于片面的刻板印象，荧屏和银幕里的“塑料姐妹花”们总是在慢镜头和背景音乐里莫名其妙地反目，又莫名其妙地和好，构成她们行为的动机大多数时候都是感情或男性带来的利益，她们的哭喊无法打动人心，听起来不过是吵闹的噪音。

　　文化商品生产者若缺乏对生活与人性的深刻洞察，生产出来的作品自然会是模板化的流水线成品。很显然，对于女性友谊，我们尚未深度挖掘，所以只能套路化地呈现难以称之为真实的刻板印象。而女性之间无关男性的嫉妒和争斗，焦虑和疲惫，创都视若无睹。

　　对此类文化商品的厌倦，催生了新型女性友谊题材的消费需求。近年来，表现都市女孩友谊的情景喜剧《破产姐妹》，表现女性之间具有天生的结盟属性的悬疑作品《大小谎言》和表现女性之间彼此成就、彼此毁灭的作品《宿敌》，都在网络上获得了不错的口碑。《我的天才女友》开播会获得国内的关注，也在情理之中。

　　费兰特点出了那么被人习惯性无视的事实。正如《新共和》杂志所评价的：“焦虑、疲惫、女性经期……费兰特探索了所有我们恐惧的题材。费兰特笔下的女人们切肤地体验了被抛弃、不公和汹涌的情感——这些不再是被当作弱点，而被作为一种事实来看待。”

　　由于对女性生活的真实刻画，埃莱娜·费兰特在很多人眼中被定义为一名女性主义者。但费兰特认为这有点夸张。其实，关于女性与女性友谊，埃莱娜·费兰特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野心。她没有学过精神分析的理论或女性主义理论。她有些性格上的包袱，不愿意公开露面也不愿意公开表达意见，因为那需要勇气。但她还是在《金融时》的专访中，表达了她观察到的女性在当下时代的困境：“我们在别人设定的界限里生活，当我们不尊重这些界限时，我们也无法喜欢自己。男性突破界限不会自动产生消极的后果，反而会是一种好奇心或者勇气的标志。但女性突破界限——尤其是在没有男性引导或监督的前提下，会令人无所适从——会是一种女性魅力的丧失，是逾矩、堕落和疾病。”

　　而女性友谊的探索，在费兰特眼里则是一场赌博。她小心翼翼地权衡着：“女性友谊是一片未知区域，更多为我们自己所知，没有固定的规则。任何、一切都可能会发生。在小说中，对这种女性友谊的探索，非常艰巨，这是一场赌博，一种艰苦而激烈的承担。每走一步，你都要面临那种风险：即故事的诚实会被好心、伪善的算计，和那种令人作呕地拔高女性友谊的意识形态所蒙蔽。”

　　参考资料：

　　1.The Gorgeous Savagery of My Brilliant Friend. SOPHIE GILBERT. The Atlantic.

　　2.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the TV adaptation of Elena Ferrante’s My Brilliant Friend. Moya Crockett. Stylist.

　　3. Elena Ferrante Stays Out of the Picture. Merve Emr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4.《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 Denya Tortorici. 索马里译

　　：吕婉婷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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