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推荐文章1：“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信与示范意义

　　—— 专家谈《西藏通史》

　　中国西藏网讯 《西藏通史》是国内外首部体例完整、内容全面、系统展现西藏地方历史研究的通史著作，由近百位藏学专家学者历时14年呕心沥血完成。全书分8卷13册，共850余万字，从西藏地方历史研究领域的疑难点和空白点入手，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及多种文字记载的史料，对石器时代至2015年的西藏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军事、科技、交通、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集中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重大成就。

　　《西藏通史》总主编张云教授介绍道：“《西藏通史》是总结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大家可以从中了解到西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与各民族交流、交融，从而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对中国形成统一体的进程有一个更清晰、具体的了解。”因此，该书不仅为广大史学科研工继续深入研究西藏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深层次映射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对于世界文明的示范意义。

　　

　　图为张云教授在《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暨“活佛转世”专题片发布会上发言

　　民族文化交融映射文化自信

　　参与编撰《西藏通史》早期卷的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分析：“西藏的高原文明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史前开始就已经跟中原黄河流域发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西藏最初的农业就受到黄河上游农业的影响，玉器是我们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创造，而西藏也发现了玉器，纳入了祖国的玉器文化圈，吐蕃时期的这种资料就更多了，从思想精神层面到物质文化层面，都有大量证据展现出西藏文明的东向性，或者说跟中原文明之间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是相互的，西藏的一些金银器制作、人们的梳妆打扮也传到了中原，受到中原人民的喜爱。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藏早期文明中包含很多文化交融，最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心理共同体，这些材料都在这套书里得到了很好的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告中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张云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从《西藏通史》的文化价值方面谈及了文化自信，他表示，民族文化交融是文化自信很重要的意涵。“我们说中华文化灿烂悠久、源远流长，其实包含了很多含义，其中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各民族文化都给我们的主流文化输送能量，提供丰富的营养，所以我们的中华文化有强劲的生命力，而且各民族的交流，也给各地区、各民族文化提供巨大的能量，巨大的支持，它（藏族文明）也正是吸纳了汉文化，西南、西北地区的兄弟民族文化，才让藏族文化有了巨大的生命力，旺盛的生命力，不竭的动力，所以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支持、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谈文化自信。”

　　

　　图为霍巍教授接受中国西藏网记者采访

　　透过《西藏通史》看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示范意义

　　张云教授分析：“西藏在中华文明中，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性、区域性文化、民族文化，同时也有典型的代表性，有着巨大的示范意义，毕竟在青藏高原地区，人类如何战胜自然、如何发展传承文明，这都有特殊的借鉴意义。这不但对中华文明有典型的代表性，对世界文明也有很大的贡献。”

　　“通过《西藏通史》，大家可以了解高原文明、区域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它为什么会历尽千年，不仅不衰，还不断兴旺发展，能了解在这背后的巨大动力和源泉，而且对于其他文明的传承、发展，会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其中便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对地方文明的一种包容，就是说既多元一体，又和而不同，正如费孝通所讲：‘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至此，《西藏通史》这一大部头巨著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已跃然纸上。此外，据张云教授解读，该著作的科学性、严谨性对于有关西藏历史的多种谬论也构成有力回击。他说：“关于西藏历史，有多方面的思潮值得注意，比如传统的神学思想、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甚至还有分裂主义思想，当然也包括历史虚无主义，但通过我们扎实的史料、充足的史实、科学的方法、严谨的论证，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始终，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来展现西藏历史，对于破除以上各种思潮，应该会有一种巨大的作用。”（中国西藏网 文/翟月 图/杨月云）

　　转载该作品，须注明中国西藏网和署著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推荐文章2：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精彩书摘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是费孝通在1990年他的80岁生日聚会上第一次表述出来的。那年11月份，中根千枝与乔健一起在日本举办了“东亚社会研究”的学术会议，请来许多人类学家为费孝通庆贺。在去日本之前，费孝通应邀写了发言稿《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在这篇文章中，他采用对话的方式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对象是当年他在伦敦的同学埃德蒙·利奇。这篇对谈的内容在上一章节我们已提到过，这里不再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费孝通对文明之间关系的后续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提到了自己与利奇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关于这一分歧，他讲了一段话，引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观点。他提到，“我和Edmund意见的分歧，对一个有人类学修养的人是完全能理解的。这里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自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这是人类学者的应有共识。”

　　费孝通继续说道：“不幸的是人类学在现代世界上还是少数人的珍品，远不是普遍人的常识。可是在这个各种文化中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人们，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之上了。他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进入共同生活，怎样能和平共处确是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这次和Edmund的缺席对话，其意义也许不只限于我们少数不同国籍的人类学家的共同兴趣，而可以联系到今后世界人类怎样进入21世纪的问题。”他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虽然已经年过八十，对今后人类的关心看来并不是杞人忧天。人类学者是否有责任在建立文化容忍的精神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说完这段话后，费孝通欣然用毛笔写下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个字。后来他在阐述自己写这十六个大字的心情时表示，“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希望这门学科自觉地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问题，确立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促进天下大同的到来”。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推荐文章3：北京颁奖广场“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随着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最后一个音符的结束，获奖运动员入场，颁奖仪式正式开始。1月3日，在北京冬奥会北京颁奖广场媒体开放日中，北京颁奖广场举行首次颁奖仪式全要素演练。这是北京颁奖广场第一次进行颁奖仪式带妆演练，标志着其已具备赛时运行条件。

　　颁奖广场是冬奥会区别于夏奥会的重要文化特征。每天在颁奖广场集中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升获奖运动员所属国家（地区）国旗（区旗）、奏冠军所属国家和地区国歌。同时，颁奖仪式前后组织演出活动，实时传播主办国特色文化，烘托现场欢愉气氛，为获奖运动员营造一个难忘的高光时刻。

　　北京颁奖广场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之间，总体占地面积18000平方米，为全临建室外场馆。据北京颁奖广场媒体副主任魏晓梅介绍，北京颁奖广场自2021年9月8日开工以来，历时3个多月建成，承担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32个比赛项目的奖牌颁发仪式。每天仪式开始前将进行20分钟综合文艺演出，仪式结束后还有5分钟灯光秀活动。

　　北京冬奥会期间恰逢中国春节，团圆聚首是春节最具代表性的节日特征。北京颁奖广场主舞台采用“美美与共”设计理念，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全球人类大家庭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美好愿景。北奥集团副总经理杨木子在介绍设计创意时说：“舞台设计同时融入‘雪屋’视觉元素，既有冰雪特色，又有‘家’的温度，世界各国运动员在中国新春佳节之际，齐聚冬奥盛会颁奖广场，共享高光时刻。”从舞台创意策划到主题定位，从第一张舞台手绘图纸到如今“雪屋”落成，北京颁奖广场舞台整体造型与周边环境形成了有机融合、交相辉映的完美景观。

　　在每一场颁奖仪式前后，现场团队都会精心组织系列表演，烘托颁奖仪式氛围，通过文艺表演、灯光秀、颁奖广场主题曲《致敬勇士》传唱等形式，向各国获奖运动员致敬，向世界传播冬奥文化、展示中国文化。北京颁奖广场总导演秦峥表示，演出将以“冰雪激情、荣耀梦想”为主题，以冰雪气质、运动主题、青春动感、世界风情为整体节目风格，融入北京地域特色，以青春动感、世界风情的表演风格呈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识之美，彰显“双奥之城”北京大气与典雅的气质，营造热烈、积极、交互的潮流氛围，为现场运动员、参与观众等留下难忘的瞬间。

　　本记者 李晓洁

　　： 中国体育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推荐文章4：追忆大师｜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从实求知，深耕学术

　　既有社会人类之关怀

　　亦细察中国的山川风物

　　从“苏南模式”到“温州模式”

　　从“文化自觉”到“美美与共”

　　他将自己的生命

　　融入中国精神的追寻与开拓

　　立足“中国乡土”

　　寻找“富民之路”

　　他是北京大学教授

　　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他树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丰碑

　　今年

　　适逢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

　　我们一起追忆

　　这位学界泰斗

　　感悟先生的精神风骨

　　缅怀这位为中国农村问题

　　奉献一生的老人

　　“走一趟，写一篇”，以调查的形式来探寻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是费孝通学术生命的真实写照，他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代宗师。

　　“费孝通”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学术思想、人文精神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一直在被反复叙述和书写，显示着丰富的生命活力和精神内涵。

　　行行重行行，扎根田野乡间

　　1939年，《江村经济》问世，这本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出自时年29岁的费孝通之手。这本书的诱因，却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

　　1935年秋天，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

　　费孝通与夫人王同惠

　　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地处苏南的开弦弓村，他拄着双拐，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进行了系统的社会调查，《江村经济》就是这次调查结出来的成果。

　　费孝通的这种观察在全球学界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萌芽的。

　　他关注农业、农村、城镇的发展。《江村经济》之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著作，都是通过实地调查产生的。

　　“先有行，才有果”，祖国大地上，扎根田野乡间，直至晚年，费孝通仍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大江南北、老少边穷之地。改革开放之后的20多年里，他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走访和调查中度过的。

　　1986年，76岁高龄的费孝通亲赴温州进行考察。他曾说：“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1986年2月27日到3月6日，费孝通一行的温州调查走访了浙南4个县5个镇，历时9天，行程1500公里。

　　“温州模式”与之前他提出的“苏南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斯人贡献，以此为大。

　　“行行重行行”，费孝通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小城镇，走出了大中城市，走出了经济区域……如今，千千万万的北大学子沿着他当年实地调查所走过的路，踏遍祖国大地，洞察乡村百态，记录最真实的中国。费孝通的求实精神，一直在激励着北大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北大精神传统注入了深厚的内涵。

　　结缘北大，挂帅学科重建

　　1979年，古稀之年的费孝通重燃二次学术生命，为重建和发展中国社会学殚精竭虑。三年后，他正式转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领衔承担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几乎在全国社会学开始重建的同时，社会学也重新在燕园生根发芽。

　　北大与社会学有着不解之缘，许多社会学者从这里走出，名扬天下。而在北大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费孝通为其恢复重建及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费孝通出任所长。图为费孝通与社会学工一起合影。

　　在费孝通心中，社会学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一手建立了北大社会学所，在80年代后的学术工作更是与北大紧密相连。

　　今天的社会学, 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 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 社会学科研和教学, 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 通过教育的渠道, 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可以帮助社会的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 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1995年6月21日-7月12日，经国家教委批准，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办了首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2002年，92岁的费孝通曾说：“我70多岁时让搞社会学系，我说好吧，顶多能搞10年，到80来岁。没想到老天爷不想让我死，一下子让我搞到90多岁。”

　　费孝通主张，当代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应反映中国社会与中华民族特点，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

　　费孝通乘车调研途中，在列车上凭窗远眺

　　在深入到大江南北、边疆地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写出了《小城镇四记》《边区开发四记》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是北京大学文科领域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

　　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和同事们在云南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时，曾这样描绘当时的工作环境。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

　　费孝通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考察

　　那个年代做田野调查，没有动车，没有高铁，车轮碾过铁轨缝隙，形成强烈的节奏，费孝通的乡音就在这咣当咣当的节奏中缭绕。

　　1957年5月，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考察时与合作社青年干部在一起

　　“志在富民”是费孝通矢志不渝的学术信念，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这一初心。他相信，只要走出家门，走到农民生活中去，就一定会发现他们摸索出的好办法。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把农民的创造讲出道理来，让基层干部看出农民增加收入的道理，让更多农民掌握增加收入的门道。

　　“费先生把田野调查当作流动的课堂，他是听课的学生，农民是讲课的老师。”曾做过费孝通十多年助手的张冠生回忆道。

　　1957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

　　费孝通把本乡本土作为社区研究的“实验室”，数次重返开弦弓村考察，追踪调查达半个多世纪。真真切切地调查，并希冀从中找问题、想办法，为老百姓找出路，呈现出这位大知识分子救民济世的时代担当、学者本色和赤子情怀。

　　立足文化自觉，追求“美美与共”

　　晚年时期，这位“高龄将帅”也一直活跃在学术前线，孜孜不倦地耕耘。1993年9月，费孝通写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提出了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这是基于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话语表达，折射出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整体思维方式。

　　面对扑面而来的经济全球化，1997年，费孝通正式提出“文化自觉”思想，这是他在“社区研究要进入心态研究”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升华。“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费孝通特别重视文化自觉的重要性，认为“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费孝通在书店小坐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在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

　　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时，费孝通提出了“完成文化自觉的使命”，成为北大人身上接续相传的责任与基因。

　　人类怎样面对21世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大问题。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

　　之后，他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阐释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的“一体化”问题。费孝通提出的“‘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更加符合人类迈向光明未来的大趋势。

　　1997年10月，87岁的费孝通（左）回到家乡江苏吴江同里镇看望94岁的姐姐费达生。姐弟俩玩小时候的拍手游戏。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这位立足于中国乡土，寻求富民之路的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5岁。

　　从开始学习写字，到写下了近五百万字的文章，费孝通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

　　这位世纪老人在耄耋之年仍在不停地读书、思考、写作。在他晚年的文章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将近一个世纪的光阴故事，更闻得到来自费孝通故乡的文化气息。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以寰宇之胸怀纳百川

　　以求索之追求致精微

　　我们将秉承费先生的学术传统

　　行长路，过远山

　　“乡土中国”常怀心中

　　践行“美美与共”

　　追寻“天下大同”

　　费孝通（1910~2005年），江苏吴江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著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费孝通文集》《费孝通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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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图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冠生、温州市人民政府网站、视觉中国

　　编辑：隋雪纯、王奕珂

　　排版：白雨琪

　　责编：昭花花

　　：北京大学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推荐文章5：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谈工艺美术创作中的承传新变

　　：尚青玉晶

　　近年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的成果作品已经在行业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9年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工用致美’——中国艺术新视界2019”专题展将近五年资助创作的部分优秀工艺美术作品进行展示，在种类、造型、风格、内容等方面异彩纷呈、匠心独运，尤其在功能、技术、审美三个方面展现出青年艺术创作人才对工艺美术承传新变的积极探索，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设计作品不仅面向传统，更面向未来，面向生活，面向国际。

　　经世致用的功用观

　　明末清初时期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对伪理学家们不切实际的空谈，他们主张把经世致用的思想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经世致用，是指做学问必须要有益于国事，必须要面对社会现实、关注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并运用所学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最终实现国泰民安。这是一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职业道德标尺，更是一腔“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天下情怀。

　　这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在工艺美术承传新变的实践过程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田自秉先生是新中国工艺美术历史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针对工艺美术性质的界定是“工艺美术是艺术的一种，也是和社会生产有直接联系的物质文化之一。它具有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工艺美术以物质形态为载体呈现，一方面，它具有物质使用功能价值，即具体的器物之用；另一方面，它具有精神属性的非物质功能——审美价值，它积极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并反作用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工艺美术的双重属性，不应只具有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之“小用”，同时更应具有“务当世之务”之“大用”，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具体内容。这不仅是当代工艺美术承传新变的历史使命，更与“现代设计”不断延展的内涵不谋同辞。从“工具论”到“价值论”，不断争论的设计成长史将设计的意义引向一个更加开阔和宏观的视野。曾任教于早期包豪斯设计学院，后来创办了美国芝加哥设计学院的艺术家莫霍利·纳吉认为“设计不是一项职业，而是一种态度”，其目的是为我们构建一种合理、有序、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它代表我们对生活、对未来的一种期许和态度。由此可见，设计与工艺美术一脉相承，不仅立足于当下的物质性问题，更着眼于非物质性的人与其周围关系的宏观域场。正如法国学者马克·第亚尼1984年在《非物质社会》一书中所说——“我们正在从一个讲究良好的形式和功能的文化转向一个非物质的和多元再现的文化。”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汉语言文字不仅要突破文化的地域性与全球化之间无法避免的矛盾，在世界文化开放性的语境中不断求新、求存，而且还应将自身文化的发展视为全球文化命运的一部分，在激发和保持自身活力的同时，促进和带动全球各国文化共同发展，构建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

　　郭昱峰 《文以载道·满汉体》 矢量数字文件 尺寸可变2018

　　郭昱峰的中文字库字体作品《文以载道》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下应运而生。该作品共6763字，选取长白山地区的满文作为地域文化符号提炼的主要素材，同时参考部分历史文物图案、建筑纹样、铭文碑刻等，尝试以线框形态、笔画特征、间架结构、视觉符号提炼等手段来呈现。完全采用目前世界字体领域的一流数字技术进行创作，使字体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得到保证，创造出具备世界级专业字库字体技术标准的作品，同时在字体的识别性、阅读流畅性、风格特征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这是一次以长白山地域文化为依托，将中文字库字体作为主体创作对象进行的艺术创作，解决了字体丰富性问题的“小用”，也是一次对当下中文字库字体应以何种方式与地域文化形成有效传承和发展进行的积极探索的“大用”。正是秉持这把兼顾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之“小用”，“务当世之务”之“大用”的“经世致用”的利剑，才能一路披荆斩棘，在工艺美术承传新变的工作中承传中华民族文化中真正优秀的基因，肩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服务社会的使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中乘风破浪，砥砺前行。

　　器以载道的技术观

　　技术与艺术素来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早在几十万年以前，我们勤劳的祖先掌握了打制、磨制技术开始制作石刀、石斧、石铲，而后掌握了成型和烧制技术制作陶瓶、陶盆、陶罐等。这说明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在用最初始的技术创造着原始的工艺文化。

　　技术是工艺美术的实现手段。没有能工巧匠的技术参与，再美好的材料也创造不出精美实用的工艺美术作品。“材美工巧”的评价标准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造物设计的重要审美准则。“工巧”即是工艺美术实现的技术手段。

　　技术对设计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现代设计在发展的进程中任何一次设计观念的变革和设计风格的演变都与技术的进步紧密相连。十八世纪“机器时代”的到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运动”等诸种设计思潮，带来了威廉·莫里斯的植物纹样壁纸、赫克托·吉马德的巴黎地铁入口和威廉·兰柏的纽约帝国大厦这些经典作品；十九世纪，科技的进步促成了新材料的出现，钢铁、玻璃和混凝土结合框架结构的新技术带来了建筑形式的改变，高层和大跨度空间改变了城市的整体风貌；二十世纪，信息化社会悄然而至，设计开始进入“数字化”时代，转向界面设计、网页设计等非物质设计方向发展；二十一世纪，在科技的驱动下，现代设计逐步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高效和舒适。

　　技术与艺术相伴相生，又与“道”相依相行。在对工艺美术承传新变的过程中一定不能缺席新技术的参与。先秦时期《考工记》对于技术——“工”的阐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一方面作为有智慧的人要能创造新物，另一方面作为巧干的人要将所创之物加以传承和坚守，由此看来，在工艺美术领域对于“工”的传承与创新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永恒主题，对新技术、新材料的探索，不应是单纯的炫弄技巧，而应是以探索天地规律为目的的“知者创物”行为。这种天地规律，老子称之为“道”，道是万物的起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是先贤哲人对于道器关系的最早探索。魏源认为“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也表明技术的发展与“道”的探寻相辅相成。“道”的内涵随着人的精神世界的丰盈不断进行外延。创物寻道，器以载道，是在工艺美术承传新变的过程中，应当一以贯之的技术观。

　　付少雄 《中国风骨之三》 黄铜镀金 45×12×11cm 2018

　　付少雄的系列作品《中国风骨》是一组金属艺术器皿，将中国传统文人锡器与代表文人精神风骨的太湖石予以重构。在技术上充分借鉴锡器的造型特点和成型工艺，特别是锡材料的优良物理特性，使得其突破其他传统金属的工艺限制，可以快速和充分表现如太湖石这类结构复杂的造型，在内容上通过厚重朴实的金属材质感将太湖石天然去雕饰的形象特点概括出来，将中国文人的精神风骨具象化，实现了刚正气概的风骨精神与人文情怀的文人审美在同一载体上的高度统一。该系列作品为实现复杂器型的充分表现和快速成型，进行了新工艺技术的探索，为传统锡器艺术介入当代金属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将相互印证的太湖石与文人锡器反映的精神内涵进行视觉呈现，诠释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精神。

　　张文娟 《磁州窑生活陶艺·纸的印迹》陶瓷 大小不一 2018

　　张文娟的《磁州窑生活陶艺》系列作品最突出的特色是对化妆土的烧制技术进行实验性的探索。该系列作品以大青土为主要材质，采用手工拉坯成型的制作方法，分别运用了剔刻、白地黑绘、彩绘、肌理、柴烧等不同的技法，多种方式展现磁州窑自然、质朴的审美品格，丰富了磁州窑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化妆土与柴烧技术的结合，是在泥坯半干状态下施以化妆土，后在高温烧制阶段投入松木，达到柴烧的效果，利用火焰和窑内气温的变化，使化妆土由白色转为暖棕色，形成丰富的色彩变化，并将这种新技术方式应用在茶具、餐具、香炉、花器等生活陶艺器皿上，呈现出磁州窑的当代新面貌。

　　该系列作品在传统磁州窑装饰技法的基础上，结合本次技术探索实验，为化妆土材料的运用开辟了新的方法，创作出既具有传统磁州窑意蕴，又符合当下人们生活观念和审美的生活陶艺，把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崭新的面貌融入现代生活中。对化妆土烧制新方法的实验，不只是对磁州窑材质语言特性的创新与探索，更是通过充分挖掘磁州窑的艺术价值、增强磁州窑的艺术表现力来关注现代人的精神需求，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唤起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普遍追求和向往，引导质朴、本真、儒雅的生活方式。技以载道，承载的就是这种寄怀天下的至简大道。

　　美美与共的审美观

　　审美观是人们对美的看法和态度。在工艺美术作品中，功用和技术都由人的审美理想所支配。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在这种理想的文化新境中，人们不仅能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能发自内心地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其他民族文化的“优劣”。真正优秀的文化一定是能够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兼容并包的文化。费先生认为我们应当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自知、自信，而积极践行美美与共的审美观就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体现。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中华文化语境中的我们要对本民族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源头、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既不复古，也不全盘他化。自知之明能够提高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只有通过深刻的文化自觉，才能达到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好地传承、发扬、创新、传播本民族的文化，促进人类文明繁荣发展。

　　作为一位工艺美术创，在个体层面来说，除了通过外物关照自身，发现自身的美，还要能够发现且能够欣赏他人之美。在民族层面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承传新变，也必须树立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和审美理想，各抒所长，共筑天下大同的和谐局面。

　　李程 《玄光之一》 陶瓷 16×17×22cm 2018

　　如李程的《玄光》系列作品，是一组以汝瓷釉料为装饰的器皿创作。在基本造型上摆脱了传统器型的对称性，转向一种不对称的均衡。整体呈三段式，且各段之间比例拉开，舒展而流畅。每一段的曲线也各不相同，犹如音乐作品中的段落，又如行文中的“起承转合”，将三段之间自然衔接。曲线盘旋向上成为一种力量，像一个带有动势的生命体，在静穆中蕴藏着巨大的内力。胎骨薄瘦，罩以丰润沉着的青蓝釉质，呈现出胎骨釉肌的挺秀美感。深色胎骨的转折在釉面中隐现，与丰厚的釉质相映成趣，充分地表现了釉质细腻温润的质感。

　　作品既端庄含蓄，又自由奔放。一方面，融入对宋代追求的美学理想的理解，保留了釉质的莹润丰厚和沉静理性的美学特征；另一方面，单纯用线条之间的转折流动来构建空间，使观者在这种简练概括的现代陶艺形式语言中进行更多的自我思考与感受，尝试建立一种“新汝瓷”的表达语言。

　　民族文化是艺术创作的根基。北宋汝瓷、南宋官窑和龙泉窑都是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巅峰，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艺术财富。现代陶艺善于运用众多现代主义的观念和审美需求进行反思和重构人性之光，也为陶瓷艺术的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这其中不仅要传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还要能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长处和优点，接受和吸取外来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善于“美人之美”，博采众家之长，在相互交流、促进和发展中，呈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局面。陶艺创作如此，其他任何一个门类的工艺美术创作也应如此。

　　本次展览挑选出的优秀展品，不约而同地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工艺美术传承与创新的创作理念——经世致用的功用观、器以载道的技术观和美美与共的审美观。该展览通过展示当代中国青年美术的创作生态与学术旨归，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美术创作人才如何把“立足新时代、贯彻新思想、展示新作为”的历史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唯有不忘初心，才能更好前行。唯有矢志不渝的行动，才能实现更高的审美理想、创造文化新境。

　　（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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