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晖 - 2025年我读到的四本好书

　　《不列颠大战略的神话：英国与欧洲世界中的国际政治斗争》，梅然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5月

　　在近现代欧洲政治格局的复杂演变历程中，不列颠这个岛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其长期使用“离岸平衡手”等策略干预欧洲大陆的各种争端，全力阻止欧陆霸权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当欧洲大陆争斗不休之时，英国则抓住机会从边缘岛国逐步发展为手握世界霸权的日不落帝国。

　　梅然的新书《不列颠大战略的神话》则对此一定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该书梳理1689-1914年间英国介入欧洲国际政治斗争的关系史，认为英国在该阶段历史中的对外政策目标是多方面的，维持欧陆均势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些目标彼此间存在着不小的抵触与冲突，在英国朝野影响巨大的孤立主义、自由国际主义、蓝水主义这三大思潮均反对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强力干预，极大地制约了英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力度和效果。当霸权国家崛起，欧洲均势遭遇挑战时，英国的应对手段也往往是两面的。既有挑战霸权力量，维护均势的一面，也有和霸权方达成妥协的一面，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均势被破坏的现状，以保障英国其他外交利益不受侵犯。正是因为不列颠的对外政策实践如此复杂多元，那种一以贯之、计算精确的均势外交大战略在英国外交史上并未存在过，所以如作者所言，近现代不列颠的“欧洲均势积极维护者形象”只是一个和历史史实不太相符的神话罢了。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均势策略在英国外交中占有的地位仍是相当重要的。尤其在某些历史阶段，当欧陆均势的破坏影响到英国的生死存亡时，英国会尽力遏制欧陆霸权国家实力的壮大与发展。保罗·肯尼迪在分析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在和哈布斯堡霸权较量时，尽管使用海军袭击西班牙所属的沿海地区和殖民地是性价比极高的策略，但英国还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介入法国内战和尼德兰的独立战争，原因是“法国的末日来临之时，也是英国灭亡的前夜”。同样，当拿破仑在欧洲的权势达到鼎盛时，英国“屡败屡战”，一次次纠合起反法同盟，最终摧毁了这个欧陆霸权，并让不列颠登上世界霸权的巅峰。

　　研讨英国这个前霸主的外交决策史，对于我们分析当今霸主美国的作为颇有启发。特朗普2016年首度当选总统后，严厉指责美国的敌人和朋友都想占美国的便宜，在其1.0任期内，频频“退群”成了美国的常规操作。经历拜登任期美国的短暂回归后，特朗普的2.0任期开启，在外交上的此类作为更是变本加厉。以至于“软实力”概念的首倡者约瑟夫·奈临终前心心念念，担忧“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认为，当世界权力中枢发生转移时可能会带来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的空白，从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的重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类举动并非特朗普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我们今天熟悉的美国积极参与并主导世界政治的外交政策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从美国立国到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百多年里，孤立主义思潮在美国可谓根深蒂固，以至于罗斯福等美国高层花了非常大的努力才让这个北美大国参加世界大战。和昔日英国的孤立主义者强烈反对自己的国家为维持欧陆均势付出代价一样，特朗普政府对俄乌冲突等问题所抱持的“孤立主义”立场，也获得了大量美国民众的赞同与支持。在当前这个日益动荡的世界，这种“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主义似乎获得了更为有利的生长空间。但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往前走的，还是“仰望星空”者们不懈的努力与奋斗。

　　《变局：光绪丁未政潮研究》，张建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4月

　　“庚子之变”后，为了挽救王朝危机，清廷中枢不得不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由此开启了晚清史上的“清末新政”。

　　陈旭麓先生曾评价清末新政是“假维新中的真改革”，以往论者对于清廷在新政时期推行的中央官制改革和立宪举措多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实质目的是集权而非分权与放权，“预备立宪”“责任内阁”等政体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看似一番新气象，依旧两样旧东西”。

　　近期的研究成果则更多关注清末新政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罗志田在《清季十年的转折：革命的形成》一书中就认为慈禧太后在庚子后即有放权的念头，但中枢此时却缺乏忠诚可靠能当大任的人才。所以在推进中央官制改革时，“朝廷用人似只能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进一步任用亲贵，一是让中枢大臣集体负责”。正如罗氏所评，这种用人方式虽有可取之处，却“埋下了高层权力之争的隐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为推进“立宪”，开始筹备官制改革，史称“丙午改制”。此项改革令高层的角逐争斗迅速激化，翌年发生著名的“丁未政潮”，清廷中枢因此而大洗牌。

　　张建斌的《变局：光绪丁未政潮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变局》），以端方、瞿鸿禨、张之洞等晚清重臣留下的历史档案、书牍等资料为基础，仔细考据相关历史细节，重构了关于丁未政潮的历史演进过程，对于清末新政时期高层政治史研究的推进颇有裨益。

　　细读此书，我们可以从众多细节中感受到历史演进中的种种曲折反复。晚清筹备宪政时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其后提交的考察报告文稿多为他人捉刀之作。《变局》一书利用端方档案指出熊希龄在预备立宪奏折的起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而为五大臣考察宪政提供帮助的不仅有立场温和的维新派，此前已参与反清起义的革命派人士也介入其中。但这些捉刀文稿只是半成品，在经过端方、袁世凯等“官僚立宪派”的几番修改之后，最终成稿获得慈禧太后的接纳，维新派和革命派却同感失望。

　　温和的改革方案暂时获得两宫的认同，但在官场遭遇强大的阻力。传统观念的排斥、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让赞同立宪的袁世凯及北洋集团成为众矢之的。丙午改制半途而废，成为了高层权斗的最大牺牲品。丁未政潮中，虽然袁世凯和奕劻等玩弄各种权术，暂时击败瞿鸿禨、岑春煊等对手，慈禧太后调张、袁入军机处，也尚能保持中枢平衡。但体制改革难以破冰，新政亦难挽大清危局。慈禧死后，满人亲贵踢袁世凯出局，此前还能勉强维系的平衡局面崩盘，大清遂在三年后宣告灭亡。倒是袁世凯在“清末立宪”时期的表现，让他在立宪派中赢得不小声望，为其在辛亥年攫取革命果实埋下了伏笔。

　　《纾困抑或危局：晚清杂税杂捐研究》，王燕，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5年6月

　　明末学者黄宗羲在分析历代税赋改革时认为，这些改革看似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每次改革都将某些杂税并入正税，其后又很快生出新的杂税，以至于有“积累莫返之害”。减负不能持久，复增却变本加厉。黄氏的上述分析，后来被概括为“黄宗羲定律”而广为人知，从秦到清，古代中国之税赋变迁，概莫能外。

　　晚清时期的中国，对外巨额赔款、外债、扩充军备、新政推行等因素导致财政支出巨增，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旧税”加征、新税开办，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杂税杂捐的“暴增”，不仅大大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对于晚清社会的变局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晚清财政史研究中，与杂税杂捐相关的税赋研究一向较为薄弱，王燕所著《纾困抑或危局：晚清杂税杂捐研究》（以下简称《纾困抑或危局》）是该领域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系统梳理了晚清各地杂税杂捐的起源与流变、税目种类、税收数量、征收方式、地方差异与特点，对其与晚清财政变革、清末新政、民变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详尽的研讨，为我们了解晚清财税的真实面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晚清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其税赋演变的复杂性也远超前代。《纾困抑或危局》中精心选择了契税、妓捐和印花税作为个案研究标的进行分析探研。契税古已有之，但在近代则不断扩大征收范围与增加征收种类，在正税的基础上衍生出各种附加税和杂捐。为解财力困乏，晚清政府新增大量杂税、杂捐，甚至不顾所谓礼义廉耻，开征“妓捐”“赌捐”等臭名昭著的“恶税”，坊间对此有“捐躯报国”“奉旨开赌”的讥评。虽然此类“恶税”极受诟病，但却是缓解财政压力的“良方”。清末建立的警察制度，是晚清近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其很大一部分经费来源却是征收“妓捐”“赌捐”所得，晚清新旧交替中的曲折变化，由此可见一斑。印花税是晚清开办的诸多新杂税中唯一的西源税种，但此一“增税利国，而不病民”的良税，却在中国“水土不服”。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文化条件多有欠缺与不足，政府又滥征苛捐杂税，导致“恶税驱逐良税”，印花税在此大背景下也因此长期难以落地。几番倡议都遭搁置，正式开办后各省又大都犹疑观望，一再延期，直到民国时代才获全面实施。

　　辛亥革命推倒了大清王朝，但苛捐杂税却没有随着这个腐朽王朝的完蛋而一并进入坟墓。民国时代的苛捐杂税较晚清更有过之，时人因此有“民国万税、天下太贫”之讥。王燕在《纾困抑或危局》最后一章“余论”中认为，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大会对民国的苛捐杂税进行整饬和大规模废除，晚清以来的苛捐杂税才得以被大规模裁剪，“传统社会末期财政史上的怪现象得以阶段性终结”。“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政府在财政改革上确实有所作为，但考虑到当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其所推行的税赋改革能落实的地区相当有限。而且为了支付庞大的财政开支，百姓实际承担的税赋在改革后往往是不减反增。税改后国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关税、盐税和统税。此三大税中的关税在征收时继续保留了原有的各种附加税捐，盐税则以改革之名行增税之实，统税开征后亦多次提高税率，以上种种，显示民国时代的税赋体系变革仍无法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中国的财政现代化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研究》，张北根著，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

　　二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演变是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近年来，随着蒋中正档案、日记等史料的全面开放，研究者们在更为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发表了不少出色的研究论著，如齐锡生的《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邓野的《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等。张北根的新著《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研究》（以下简称《对美外交研究》），依据蒋氏日记、《事略稿本》等重要资料，全面论述1937-1945年期间中美关系的演变历程，以国民政府视角考察了其对美外交各项决策的原因、过程和影响，对这段时期中美关系上的重大事件和外交博弈多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与研讨。

　　“史迪威事件”是全面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美外交研究》）一书利用蒋日记等史料详细梳理了蒋史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历程。双方因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而互相指责，之后在中国军队改革、反攻缅甸等问题上的争执令两人的矛盾不断加深，史迪威甚至打算除掉蒋，夺取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令正面战场损失惨重，史迪威则借机逼宫，蒋介石先“据理力争”，再“准备决裂”，最终迫使美方召回史迪威。作者对蒋赶走史迪威此举有所肯定，认为蒋“使用一定的策略，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美国向主权国家索取军队的指挥权，是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但也批评蒋氏将党派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错误，而且该事件还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目标的转变，“由保持中国参战改为维持中国战场不崩溃”，这一转变不仅削弱了中国后继抗战效力的发挥，也让中方此后的外交交涉遭遇了更多的困难和失利。

　　笔者基本同意《对美外交研究》一书对蒋史之争的评述，还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因为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对反攻缅甸一直抱有消极心态，不愿意中方为此项反攻计划投入更多的实力和资源，中英双方共同的消极应对导致反攻缅甸的计划被一再推迟。蒋氏此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是前次入缅作战被英国人坑了之后的应激反应。但英国人可以对反攻缅甸不热心，被切断外援通道，靠着驼峰空运这一点“杯水车薪”式的援助勉强维持的中方太需要打通国际通道了。蒋氏的短视导致了一系列恶果，外援匮乏制约了中国军队实力的提升，其对日作战上的“消极”态度也让美方下决心倚重苏联争取对日作战的胜利，雅尔塔会议上中国权益成为美苏交易品的恶果早在史迪威被赶走时就已注定。

　　赵晖

　　责编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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