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毕业感言,初三毕业感言50字左右

　　1993年我上初中，那时候改革早不是啥文件上的大词，是实打实钻进村里的日子——有人家开始盖砖瓦房，有人背起铺盖卷去城里打工，电视里天天播港台片，连村口大喇叭都在唱四大天王的歌。我那点野乎乎的青春，就跟着这股劲儿，懵懵懂懂地长。

　　刚入学那半年，哥哥读初三，我读初一，每天跟着他骑自行车跑家校，两三公里路，不算远，却全是烟火气。晴天蹬着车追风，裤脚扫着路边的草，风刮脸上都觉得爽；雨天就遭老罪了——家里没正经伞，要么裹着印着“尿素”“碳酸氢铵”的化肥布兜，要么套个薄塑料袋，实在没辙就用编织袋折个三角套头上，硬邦邦的边角刮脸，雨还顺着脖子往衣服里灌。那时候路全是土路，下雨后全是泥坑，一脚下去陷半脚，拔出来鞋底沾着厚泥，越走越沉，摔跤是常事，摔得一身泥点子，十二三岁的孩子，走着走着就哭了，不是疼，是怕到学校被同学笑，一身泥的样子，太丢人。

　　初中三年，过得快得像一阵风，班里的人却越读越少。农村娃的出路，从来都写在眼前的现实里：读着读着，有人觉得读书不如打工挣钱，初二初三就背个包去城里了；有人懵懵懂懂，十三四岁就被家里安排订婚，小屁孩啥都不懂，就先有了“婆家”“媳妇”的名头。那时候我傻得没边，看着他们穿得洋气、兜里揣着钱，真挺羡慕，甚至也动过“不如也出去挣钱”的念头。可真要我放下书包，又觉得好像少点啥——大概是还没玩够，也还没真懂“不读书”意味着啥。

　　学习对我来说，压根没紧迫感。老师抓得松，我们也乐得傻玩：上课传小纸条、偷摸把武侠书塞抽屉里看，下课铃一响，全冲出去——水泥砌的乒乓球台，没网就用木板、课本搭个边，没球拍就找块木板凑活，照样打得满头大汗；操场边的土坡、村口的麦秸垛，全是我们的游乐场，打打闹闹，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罚站，转头又接着疯。那时候不知道啥叫补课，更不懂啥叫考学，历史政治大题让“谈谈看法”，我真傻乎乎写满自己的真心话，不知道背标准答案、踩得分点，现在陪儿子学习，想起当年的自己，只觉得又傻又好笑。

　　物资紧巴，快乐却来得简单。穿的多是哥哥剩下的旧衣服，袖子短了就卷着，裤腿长了也卷着，直到初二初三个子蹿高，才终于有了自己的新衣服，穿在身上，走路都敢抬头了；中午天好就骑车回家吃饭，扒拉几口就往学校赶，怕迟到被老师说；雨天就带点玉米饼、咸菜，和远道的同学围在教室里分着吃，谁要是带点炒土豆丝、炒鸡蛋，那就是“豪华大餐”，全班都馋得慌。赶庙会是最盼的事，眼睛直勾勾盯着小书摊，把零花钱全砸在练习纸和课外书上，《封神演义》看得入迷，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书更是心头好，哪怕是字迹模糊的盗版，也能把脑袋塞进抽屉里偷偷读，周末借到一本书，能熬夜突击读完，那种废寝忘食的劲儿，现在再也找不回来了。

　　港台文化的风，借着改革的浪潮，刮进了乡镇。四大天王的歌，通过磁带、收音机传遍大街小巷，我们全班都跟着哼；马景涛、周海媚那版《倚天屠龙记》，周海媚的周芷若，成了我们心里的“白月光”，《戏说乾隆》里郑少秋的风流倜傥，让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人还能这么活；郑智化的《水手》《星星点灯》，更是唱到了我们心坎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唱的就是我们蹚泥上学、穿旧衣服的委屈，也藏着我们想走出农村、看看外面世界的念想。那时候我们没见过真正的大城市，没坐过火车，没穿过名牌，武侠书、港片、港台歌，就是我们对“外面世界”全部的想象。我们把想走出去的劲儿，全撒在骑车耍帅、熬夜读武侠、学明星甩头上了——没用到读书上，全用到“浪”上了。骑自行车就爱大撒把，双手往兜里一揣，腰杆一挺，风驰电掣往前蹬；要么单手握把、后座载人，甚至一人骑俩车，推一辆骑一辆，还玩甩尾、抬车头，怎么浪怎么来，年轻的热血，全撒在两轮自行车上了。

　　初中毕业，我压根没想着升学，觉得帮父母干活、放羊比读书实在，甚至磨着爸妈买了只小山羊，天天赶去坡上放，自在得很。直到某天，本村的一个女生找到地里，把高中通知书递到我手上，说“你考上高中了，老师让我给你送过来”，我才后知后觉，原来自己还有“读书”这条路可选。可那时候的我，依旧懵懂得很，只觉得有这功夫，不如帮家里割麦子、喂猪，对那张通知书，没半分惊喜，只觉得是个“麻烦”。

　　现在回头想，那张通知书，其实是改革浪潮里，递到我手上的一个机会。只是那时候的我，眼里只有地里的活、坡上的羊，根本看不见——这大概就是农村娃的青春：机会就在眼前，却常常因为没见过世面，就这么擦肩而过。我们这代80后农村娃，就是在改革的浪潮里，懵懵懂懂地长大，苦是真苦，乐是真乐，懵是真懵，错过是真错过，但那段浪着长大的日子，早刻进了骨子里，成了这辈子最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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