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链条在坑洼的土路上颠得哗哗作响,像一串生了锈的钥匙。
我叫王军,一个修家电的。
一九八六年的夏天,太阳毒得能把马路晒化了。
我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后座上绑着沉甸甸的工具箱,赶着去县长家。
县长姓赵,叫赵卫国。
这活儿是街道办的李主任亲自介绍的,电话打到我们那个小小的维修铺,我师傅搓着手,半天没敢接话。
“王军,你去。”师傅把听筒塞给我,自己躲到一边抽烟去了,眉头拧得像个疙瘩。
我懂他的意思。
给县长家干活,干好了是本分,干砸了,天知道会怎么样。
那可是县长,整个县城说一不二的人物。
李主任在电话那头官腔十足地嘱咐:“小王啊,手艺拿稳重点,态度端正点,这可是赵县长家,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点头哈腰,哪怕对方根本看不见。
挂了电话,我感觉整个铺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
师傅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往我兜里塞了两包“大前门”。
“路上踏实点骑,别毛毛躁躁的。”
他又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皱巴巴的零钱,数了二十块给我。
“万一……我是说万一,要赔个零件什么的,别跟人家张嘴。”
我心里一沉,这还没出门呢,师傅已经把最坏的情况都想到了。
县长家住在县委大院,一排排红砖小楼,门口有站岗的。
我报了名字和来意,那年轻的哨兵上下打量我,眼神跟X光似的,好像能看穿我T恤衫底下有多少汗。
核对了半天,他才挥手放行。
院子里安静得很,跟外面嘈杂的集市像两个世界。
地上是平整的水泥路,两旁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反而显得更静了。
我找到了赵县长家那栋楼,二楼。
楼梯是水磨石的,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
我下意识地在门口的垫子上使劲跺了跺脚,把鞋底的泥土蹭干净。
门开了,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应该是县长夫人。
她头发烫着当时最时髦的小卷,穿着一件真丝的短袖衬衫,看我的眼神带着一种审视和挑剔。
“修电视的?”她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
“是的,阿姨。”我赶紧露出一个自认为最憨厚老实的笑容。
“进来吧,换鞋。”她指了指墙角的拖鞋。
那是一双崭新的塑料拖鞋,跟我脚上这双沾满机油和尘土的回力鞋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笨拙地换上鞋,跟着她走进客厅。
客厅很大,地上铺着红色的水磨地板,亮得晃眼。
一套组合沙发,一个大书柜,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
最显眼的,还是摆在正中央的那台电视。
日立牌的,二十寸,彩色。
这玩意儿在当时可是稀罕物,我们县城里都没几台。
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正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手里捧着一本书。
她看起来十六七岁的样子,皮肤很白,扎着一根马尾辫,几缕碎发垂在额前。
听到我进来,她抬了下眼皮,很快又垂了下去,像是没看到一样。
这就是县长的女儿吧。
我心里嘀咕着。
“就是它,突然就没图像了,只有声音。”县长夫人指着电视,语气里满是不耐烦,“你赶紧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好的,阿姨,我先检查一下。”
我放下工具箱,蹲在电视机前。
一股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味飘过来,不是县长夫人身上的那种浓郁花露水味,而是来自那个女孩身上,像是肥皂,又像是某种花香。
电视机的后盖已经被打开了,显然之前有人动过。
“之前有人来看过?”我随口问了一句。
“供销社的师傅来看过,捣鼓了半天,说是显像管坏了,要换。”县长夫人说,“我听他胡扯,这刚买一年的电视,怎么可能坏那么重要的零件。”
我心里有数了。
供销社那帮师傅,手艺半生不熟,最喜欢把小毛病说成大问题,好多收钱。
我拿出万用表,开始测量电路。
县长夫人就站在我身后,像个监工。
那个女孩还是一动不动地看书,连翻页的动作都轻得几乎没有声音。
整个屋子只有我摆弄工具发出的细微声响。
压力很大。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滴在电视机的外壳上。
我不敢擦。
“小同志,到底行不行啊?”县长夫人等得不耐烦了。
“快了,快了,是高压包的焊点有点虚,我重新焊一下应该就好了。”我赶紧回答。
其实我已经找到了问题。
就是一个小小的电容被击穿了,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但我不能说得这么轻巧。
说得太轻巧了,既显得供销社的师傅是废物,也显得这活儿不值钱。
我得把戏做足。
我从工具箱里拿出电烙铁,插上电。
等烙铁热起来的时候,我装模作样地又检查了一下其他地方。
“怎么样?”一个低沉的男声从门口传来。
我回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领口敞开着,眼神锐利。
是赵县长。
我“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赵……赵县长。”
“嗯。”他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目光落在我身上,又转向那台电视,“能修好吗?”
“能,能修好。”我紧张得有点结巴,“小问题,就是一个焊点松了。”
县长夫人立马接话:“我就说供销社那人是骗子,还想让我们换显像管!”
赵县长没理她,径直走到沙发旁坐下,拿起桌上的报纸看了起来。
他一坐下,整个客厅的气氛就更压抑了。
我感觉后背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个女孩也放下了书,站起来,低声说了一句:“爸,妈,我回房间了。”
“去吧。”赵县长头也没抬。
女孩从我身边走过,那股淡淡的香味又一次飘来。
就在她与我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感觉自己的手心被轻轻碰了一下。
一个冰凉、柔软的东西滑进了我的掌心。
我猛地一惊,手下意识地攥紧。
我不敢低头看,甚至不敢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是什么?
她给了我什么?
我假装蹲下去拿工具,用身体挡住赵县长夫妇的视线,飞快地瞥了一眼手心。
一张折叠起来的小纸条。
我的手心瞬间全是汗。
我迅速把纸条塞进裤子口袋,整个过程快得像做贼。
烙铁已经热了。
“滋啦”一声,焊锡融化,一股松香的味道弥漫开来。
我的手在抖。
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恐惧和巨大的疑惑。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集中精神,把那个虚焊的焊点重新焊好。
然后,我又假装检查了一会儿,才装上后盖,插上电源。
“好了,赵县A长,阿姨,你们看。”
我按下开关。
屏幕闪了一下,雪花点消失了,露出了清晰的彩色画面。
是《西游记》的重播,正好放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诶,好了!”县长夫人惊喜地叫了一声。
赵县长也放下了报纸,朝电视看了一眼,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似乎有了一丝松动。
“多少钱?”他问。
“不……不用钱,赵县长,就是举手之劳。”我赶紧摆手。
师傅交代过,不能要钱。
“那不行。”赵县长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两张“大团结”,递给我。
“该多少就多少,我们不能占群众的便宜。”
二十块。
这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工钱了。
我不敢接,又不敢不接。
“拿着吧,小伙子,手艺不错。”赵县长把钱塞到我手里,语气不容置疑。
“谢谢赵县长,谢谢赵县长。”我只能不停地鞠躬。
县长夫人也一改之前的冷淡,热情地给我倒了杯水。
“小王师傅,喝水,喝水。以后家里的电器有问题,就找你了。”
“应该的,应该的。”
我端着那个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的搪瓷杯,水是温的,但我喝在嘴里,却感觉不到任何温度。
我的所有心思,都在口袋里那张小小的纸条上。
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告辞出来,骑上车子,我几乎是逃命一样地冲出了县委大院。
一直骑到一个人烟稀少的河边,我才停下来。
夕阳把河面染得一片金黄。
我靠在自行车上,浑身还在发抖。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条。
我的手心全是汗,纸条被浸得有些潮湿。
我小心翼翼地展开。
上面只有两个字,字迹娟秀,但笔画却因为用力而显得有些颤抖。
“救我。”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救我?
这两个字像两把烧红的铁钳,狠狠地烙在我的脑子里。
我反复看着这两个字,想要从里面看出更多的信息。
没有。
就是简单的两个字。
一个住在县委大院、父亲是县长、穿着漂亮连衣裙的女孩,为什么要向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修理工求救?
救她什么?
我脑海里闪过无数种可能。
家庭暴力?被软禁?还是……有什么更可怕的秘密?
我想起她那双眼睛,清澈,但深处似乎藏着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恐惧和绝望。
这个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光鲜。
我把纸条死死攥在手里,心脏狂跳。
怎么办?
报警?
跟谁说?说县长的女儿给我塞了张纸条,让我救她?
警察会信吗?
他们不把我当成或者敲诈勒索的抓起来就不错了。
去找街道办的李主任?
他要是知道我惹上了县长家的是非,不扒了我的皮才怪。
告诉师傅?
师傅年纪大了,胆子小,知道了只会让我把这事烂在肚子里,就当没发生过。
可那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救我。”
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向我求救。
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我在河边坐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
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地叫,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把那二十块钱工钱和那张纸条分两个口袋放好。
钱是钱,纸条是纸条。
钱是赵县长给我的,纸条是他女儿给我的。
这两样东西,一个滚烫,一个冰凉。
我决定,我得再见她一面。
我必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疯了吗?
去招惹县长一家?
我一个无权无势的修理工,拿什么跟人家斗?
可我一闭上眼,就是那女孩苍白的脸和那双绝望的眼睛。
第二天,我照常去铺子里上班。
师傅见我脸色不对,问我昨天是不是没修好。
我把赵县长给的二十块钱拿出来,说修好了,县长人很客气。
师傅看着那两张崭新的“大团结”,愣了半天,最后长叹一口气,把钱收进了抽屉。
“这钱不能动,先放着。”他说。
我知道他的意思。
这钱烫手。
接下来的几天,我魂不守舍。
修东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把零件焊错。
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再见到那个女孩。
直接去县委大院肯定不行,门口的哨兵不会让我进。
我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
一个能让我再次踏进赵县长家的理由。
一个星期后,机会来了。
我正在铺子里给人修一台收音机,街道办的李主任又来了。
他这次是亲自上门,满脸堆笑。
“小王,忙着呢?”
“李主任,您怎么来了。”我赶紧起身让座。
“好事,好事啊。”李主任一屁股坐下,从兜里掏出烟散了一圈,“上次赵县长家的电视,你修得不错,县长夫人今天特意打电话到我这儿,表扬你了。”
我心里一动,来了。
“她说啊,你这小伙子手艺好,人也老实。”李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这不,赵县长家的洗衣机好像也有点问题,指名让你去看看。”
洗衣机?
我心里冷笑一声。
哪有那么巧的事。
刚修完电视,洗衣机就坏了。
多半,是那个女孩找的借口。
“行啊,李主任,我随时可以去。”我故作平静地回答。
“那就现在吧,我骑摩托带你过去,也显得我们街道办重视。”
李主任的摩托车突突地冒着黑烟,载着我再次来到了县委大院。
还是那个哨兵,这次看到我,居然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看来,我在县长家“挂上号”了。
开门的依然是县长夫人。
她今天的态度比上次热情多了,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
“小王师傅来了,快请进。”
“阿姨好。”
我换上拖鞋,走进客厅。
赵县长不在家。
那个女孩,赵静,正坐在沙发上,还是老样子,低头看书。
我注意到,她今天穿的还是一身白色的连衣裙,但款式和上次不一样。
“就是这台洗衣机,”县长夫人领我到阳台,“脱水的时候响得厉害,跟要散架一样。”
我一看,是一台“小天鹅”牌的双缸洗衣机。
我拧开脱水桶的开关,果然,里面发出“哐当哐当”的巨大噪音。
“阿姨,这应该是里面的平衡环坏了,要拆开来看看。”
“那你赶紧修,家里攒了一堆衣服等着洗呢。”
“好的。”
我蹲下身,开始拆洗衣机。
赵静也走了过来,站在我身后。
“小王师傅,喝水。”她递给我一杯水。
我抬头看她,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接过水杯,手指不经意地碰到了她的指尖。
冰凉。
“谢谢。”我说。
我的声音也有点抖。
县长夫人似乎没注意到我们之间这短暂的接触,她还在抱怨洗衣机的质量问题。
“妈,你让王师傅安心修吧,你在这里看着,他会紧张的。”赵静突然开口说。
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县长夫人愣了一下,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我,大概觉得女儿说的有道理。
“行,那我去看会儿电视,你快点修啊。”
她扭着腰走回了客厅。
阳台上只剩下我和赵静。
还有那台“哐当”作响的洗衣机。
我埋头拆着螺丝,心脏却提到了嗓子眼。
她在等我开口。
我该怎么问?
“你……上次……”我鼓足勇气,压低声音。
“你都看到了?”她立刻打断我,声音更低,带着一丝急切。
“看到了。”
“别出声,听我说。”她的语速极快,像是在背诵,“我爸不是好人,他在外面有很多事,我们家……我们家就是个牢笼。”
我的手一顿,螺丝刀差点掉在地上。
“我妈什么都知道,但她不管,她只在乎她的地位和钱。我偶然发现了我爸的一些秘密,他……他就把我关起来了。”
“不让我出门,不让我上学,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
“那个每天在楼下散步的老头,就是看着我的人。”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这信息量太大了。
县长,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那你……”
“我想逃出去。”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他不让我去。他要把我嫁给市里一个副市长的儿子,那是个傻子!”
我倒吸一口凉气。
政治联姻。
这种只在电影里看到的情节,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我眼前。
“你为什么要找我?”我问出了心底最大的疑问,“我只是个修家电的。”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能进到我们家,而且看起来……不像他们一伙的外人。”
“那天你修电视的时候,我观察了你很久。你很专注,也很紧张,但你的眼睛是干净的。”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我能做什么?”我的声音干涩。
“我需要你的帮助,帮我逃走。”
“怎么逃?”
“三天后,是我去医院做‘体检’的日子,为那门亲事做的。我爸会派车送我,但我妈会陪着我。这是我唯一能出门的机会。”
“到了医院,我会想办法支开我妈,最多十分钟。”
“你就等在医院后门那条巷子里,骑上你的自行车,带我走。”
“去哪?”
“火车站。”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迅速塞进我拆开的洗衣机内胆里。
“这里面是我的身份证、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些钱和粮票。”
“你今天修完洗衣机,就把这个带走。”
“三天后,早上九点,市第一人民医院后门,我等你。”
她一口气说完,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要是……要是我没等到你呢?或者被发现了呢?”我问。
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没有回答。
沉默。
死一样的沉默。
阳台外,是明晃晃的太阳。
阳台内,是冰冷的阴谋和绝望。
“小王,还没好吗?”客厅里传来县长夫人的声音。
“快了,快了!”我高声回答,掩饰着内心的慌乱。
“你会帮我的,对吗?”赵静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里面有恳求,有威胁,更有最后的一丝希望。
我看着她那张苍白而美丽的脸。
我是一个小人物,我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挣点钱,娶个媳服,开个大点的铺子。
但现在,一个巨大的旋涡,正要把我卷进去。
一边是县长的雷霆之怒,可能是牢狱之灾,甚至更糟。
另一边,是一个女孩的自由和一生。
我深吸一口气,把手伸进洗衣机内胆,摸到了那个小布包。
布包很沉。
我把它塞进了我的工具箱最底层。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一道光。
那道光,让我想起了夏夜的星星。
我很快就“修”好了洗衣机。
其实就是把一颗螺丝拧紧,再把平衡环的位置重新调整了一下。
县长夫人很高兴,又给了我十块钱。
我推辞不掉,只好收下。
走出县委大院,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我没有回家,而是骑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县城里转悠。
工具箱里的那个布包,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慌。
我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打开了布包。
里面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身份证,照片上的赵静,笑得很甜。
还有一沓钱,大概有两三百块,和厚厚一叠全国粮票。
在1986年,这可是一笔巨款。
她把她的一切,都赌在了我身上。
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帮忙”了。
这是在和一个手握重权的县长作对。
我一个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
我必须计划,周密地计划。
首先,是我的不在场证明。
三天后,我不能在铺子里出现,也不能在家里。
我得找个理由,消失一天。
其次,是逃跑路线。
从医院后门到火车站,骑自行车要多久?走哪条路最快,人最少?
火车站人多眼杂,怎么买票,怎么进站,才能不引起注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逃出去之后。
她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
赵县长一旦发现女儿跑了,肯定会动用所有关系去找。
他会不会查到我头上?
可能性很大。
那个李主任,就是第一个会出卖我的人。
我必须为自己想好退路。
那两天,我像变了个人。
白天在铺子里,我显得心事重重,好几次差点把客人的电视给修报废了。
师傅看出了我的反常。
“王军,你是不是有心事?”他把我叫到一边,递给我一支烟。
我接过烟,猛吸了一口,烟雾呛得我直咳嗽。
我能跟他说吗?
不能。
说了,就是把他拖下水。
“没事,师傅,就是……家里有点事。”我随便找了个借口。
“家里?”师傅皱了皱眉,“你爸妈不是在乡下吗?出什么事了?”
“我……我处了个对象,”我急中生智,胡乱编造,“她家里不同意,这两天正跟我闹呢。”
“哦?对象?”师傅的眼睛亮了,“哪的姑娘啊?干什么工作的?”
“就……就一个厂里的,临时工。”
“临时工好啊,知根知底。”师傅来了兴致,“小伙子,有心事正常。不过,修东西的时候得专心,这不仅是对客人负责,也是对你自己负责。”
“我知道了,师傅。”
晚上,我回到我那个租来的小单间。
我摊开一张县城地图,用笔在上面画着。
医院、小巷、火车站。
我一遍又一遍地模拟着当天的路线和可能发生的意外。
如果巷子口有人堵截怎么办?
如果自行车半路掉了链子怎么办?
如果火车站的票卖完了怎么办?
每一个问题,都让我冷汗直流。
第三天,约定的日子到了。
一大早,我就跟师傅请了假。
“师傅,我今天得去她单位找她一趟,把话说清楚。”
“去吧去吧,”师傅大手一挥,“年轻人,感情的事要处理好。铺子我看着。”
我换上了一身最不起眼的旧衣服,戴了顶草帽,把帽檐压得很低。
我检查了一遍自行车,车胎气打得足足的,链条也上了油。
工具箱我没带,那个布包被我贴身藏在怀里。
我没有直接去医院。
我在城里绕了几个圈子,确定没人跟踪我。
八点半,我来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
我没敢靠近,而是躲在街对面的一个早点摊后面,远远地观察着。
医院门口人来人往,一切正常。
我的心跳得很快,手心里全是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八点五十左右,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停在了医院门口。
是县委的专车。
车门打开,县长夫人先下了车,她身后,是穿着白色连衣裙的赵静。
赵静的脸色比上次更加苍白,眼神里充满了不安,她下意识地朝四周望了望。
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跟在她们身后,寸步不离。
应该就是赵静说的,负责监视她的人。
他们进了医院。
我看了看手表,八点五十五。
我骑上车,绕到医院后门的那条巷子。
巷子很窄,很僻静,堆满了杂物,一股馊水味。
我把车停在巷子口,靠在墙上,假装在等什么人。
我的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九点。
她没出来。
九点零一分。
还是没动静。
难道……计划失败了?她没能支开她妈和那个监护人?
我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再等一分钟。
就一分钟。
如果她再不出来,我就走。
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太危险了。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巷子深处的那个小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条缝。
赵静探出头来,飞快地看了我一眼。
就是现在!
我猛地跨上自行车。
她也从门里闪了出来,朝我跑过来。
她的动作很急,脚下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快!”她跑到我身边,声音都在发颤。
我一把将她拉上后座。
“坐稳了!”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蹬下脚踏板。
自行车像箭一样冲了出去。
就在我们冲出巷子口的一刹那,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怒吼。
“站住!”
是那个监护的男人。
他追出来了!
我不敢回头,只能死命地往前蹬。
风在耳边呼啸,赵静在我身后,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
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
“别怕,抓紧了!”我大喊。
我选择了那条我研究了无数遍的、最复杂的逃跑路线。
穿小巷,过集市,绕开所有可能出现关卡的大路。
县城的大街小巷,没有我这个骑着自行车走街串串的修理工更熟悉的了。
身后追赶的脚步声和叫骂声,渐渐被集市的嘈杂所淹没。
我不敢有丝毫松懈。
我知道,这只是第一步。
那个男人肯定会立刻去通知赵县长。
用不了多久,整个县城的警察和民兵,都会动起来。
我们必须在他们封锁火车站之前,赶到那里。
“还有多远?”赵静在我身后小声问。
“快了,再有十分钟!”
我骑得肺都要炸了。
终于,火车站那栋灰色的建筑,出现在了视野里。
火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
我把车骑到一个隐蔽的角落。
“下车!”
我们俩跳下车,混进了人群。
我把草帽递给她:“戴上,把头低下。”
她接过帽子,迅速戴上,长长的头发遮住了她大半个脸。
“你在这里等我,千万别动!”我指了指售票厅门口的一个柱子。
“我去买票!”
我逆着人流,挤到了售票窗口。
“到省城,最快的一趟!”我把钱和身份证从窗口递进去。
“下一趟车是九点四十分的,还有十五分钟开车,硬座,要吗?”售票员头也没抬。
“要!两张!”
“身份证!”
我把赵静的身份证和一张我不知从哪弄来的假身份证递了过去。
那个年代,身份查验远没有后世那么严格。
售票员瞥了一眼,就把票打给了我。
拿到票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拿到了一张通往自由的船票。
我挤出人群,跑到柱子下,拉起赵静。
“走,进站!”
检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我们排在队伍的最后面。
我焦躁不安地看着入口的方向,生怕下一秒就会出现警察的身影。
“别紧张,自然点。”我对自己说,也对赵静说。
她的手冰凉,一直在我掌心里发抖。
时间过得无比漫长。
终于,轮到我们了。
我把票递给检票员。
检票员是个大妈,她看了一眼票,又抬头看了看我们。
她的目光,在戴着草帽的赵静脸上一扫而过。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进去吧。”
她挥了挥手。
我们成功了!
我们冲上站台,找到了我们的那趟绿皮火车。
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混合着汗味、烟味和泡面的味道。
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是靠窗的位置。
刚一坐下,我就瘫在了椅子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赵静也靠在窗边,大口地喘着气。
火车拉响了长长的汽笛。
“呜——”
车身震动了一下,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
窗外的景物开始倒退。
火车站、县城的街道、熟悉的建筑……越来越远。
赵静趴在窗户上,看着那个她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泪水无声地滑落。
我看着她瘦削的肩膀,心里五味杂陈。
我们逃出来了。
但然后呢?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人生,已经彻底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我不再是一个只想安稳度日的修理工王军了。
我成了一个带着县长女儿私奔的“逃犯”。
“谢谢你。”
赵静转过头,看着我,眼睛又红又肿,但那里面,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
那是重获新生的光彩。
“先别说这些。”我摇了摇头,“这只是开始。”
我从怀里掏出她的布包,递给她。
“你的东西。”
她接过去,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是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
火车哐当哐当,一路向北。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和村庄,脑子却在飞速运转。
赵卫国发现女儿逃跑,肯定会暴跳如雷。
他会怎么做?
他会报警,说女儿被人拐卖了?还是会动用私人关系,暗中调查?
无论哪种,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肯定是我。
我必须尽快和过去的生活做一个切割。
我不能回那个县城了。
那个小小的维修铺,我那间租来的小屋,我所有熟悉的一切,都回不去了。
“王军,”赵静轻声叫我,“对不起,连累你了。”
我苦笑了一下:“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
“你……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问,眼神里充满了担忧。
“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走到哪,算哪吧。”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省城。”她急切地说,“我把我的钱分你一半,你可以重新开始。”
我看着她。
在她的世界里,事情可能就是这么简单。
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以一个“黑户”的身份生存下去。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含糊地应付着。
火车到省城,要坐一天一夜。
我们俩几乎没怎么说话。
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我,则是在反复盘算着我们的未来。
傍晚的时候,乘务员推着餐车过来。
“同志,要盒饭吗?五块钱一份。”
我买了两份。
白菜、豆腐,还有几片肥得流油的肉。
赵静几乎没动筷子。
“吃点吧,不吃饭怎么行。”我把饭盒往她那边推了推。
她摇了摇头:“我没胃口。”
“没胃口也得吃。”我的语气有点硬,“你现在不是县长千金了,没资格挑食。”
她愣了一下,看着我,眼圈又红了。
我意识到自己话说重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试图解释。
“我知道。”她拿起筷子,默默地开始吃饭。
吃得很慢,很艰难,像是在吞咽什么苦药。
夜深了。
车厢里的人们都睡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像一首杂乱无章的交响乐。
我毫无睡意。
赵静靠在窗户上,也睁着眼睛。
“你睡不着?”我问。
“嗯。”
“怕吗?”
“怕。”她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我爸会做出什么事来。我也怕……怕连累你。”
“现在说这些,晚了。”我自嘲地笑了笑,“从我决定帮你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把自己的命,跟你拴在一起了。”
她沉默了。
过了很久,她才轻声说:“王军,如果……如果有一天,我们被抓回去了,你就说,都是我逼你的,所有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我心里一震,侧过头看她。
黑暗中,她的眼睛亮得惊人。
“行了,别说这些丧气话。”我转回头,看着车厢连接处那一点昏暗的灯光,“只要还没被抓住,就一切都还有希望。”
第二天中午,火车终于抵达了省城。
走出火车站,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和高楼大厦,我们俩都有些发懵。
这就是省城。
一个巨大、繁华,也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们……先去哪?”赵静茫然地问。
“先找个地方住下。”
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小旅馆。
房间小得可怜,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
赵静皱了皱眉,但什么也没说。
“你先住这儿,”我把我的假身份证和大部分钱都留给了她,“我去想办法。”
“你去哪?”她紧张地拉住我。
“我去给你打听学校的事,顺便看看能不能找个活干。”我撒了个谎。
我不能告诉她,我是去给自己安排后路。
我不能和她待在一起。
目标太大了。
我必须消失。
我一个人走出旅馆,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
省城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也让我感到巨大的压迫感。
我身上只剩下了十几块钱。
这点钱,在这里,可能连一个星期都撑不下去。
我在一个邮局门口停了下来。
犹豫了很久,我走了进去。
我给我师傅写了一封信。
信里,我没有提赵静的事,一个字都没有。
我只是说,我跟那个“对象”去外地了,让她别担心我。我说我欠他的,以后一定会还。
我没有留地址。
写完信,投进邮筒,我感觉自己像是跟过去做了一个正式的告别。
从此以后,我就是个没有过去的人了。
接下来,我去了一个地方——旧货市场。
我在那里用我身上仅剩的钱,买了一套最便宜的修理工具。
有了这个,我就饿不死。
手艺,是我唯一的依靠。
傍晚,我回到那家小旅馆。
赵静一个人坐在床边,看到我回来,像是看到了救星。
“你回来了。”
“嗯。”
“学校的事……怎么样了?”她满怀希望地问。
“我打听了,随时可以去报到。”我继续撒谎,“不过,我们得先解决住的地方,总不能一直住旅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