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弟为转正举报我超生，如今他儿跪求我给个工作，我只回了六个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那年头，国营大厂就是天，一个“铁饭碗”能保你一辈子吃喝不愁。

　　我是厂里顶尖的老师傅，掏心掏肺地教出一个嘴比蜜甜的好徒弟。

　　谁承想，我偷偷生了个儿子，这秘密就成了悬在我头顶的刀。

　　就为个转正名额，他一封匿名信，直接砸碎了我的铁饭碗，把我全家踹出了大门。

　　风水轮流转，二十年后我成了大老板，他儿子竟跪在我面前，求我赏口饭吃。

　　我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看着那张跟他爹一模一样的脸，轻飘飘地回了他六个字。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我的秘书领进来一个年轻人。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声音带着哭腔：“陈总，求您给我个机会吧！我爸病了，家里实在撑不住了……”我看着他那张既陌生又无比熟悉的脸，二十年的风霜和怨恨，瞬间凝结成冰。

　　我叫陈建国，今年五十有三。别人都叫我陈总，说我白手起家，是这个城市制造业里的一个传奇。他们只看到我如今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品着上好的龙井，透过巨大的落地窗，俯瞰着楼下那片属于我的、机器轰鸣的工厂王国。他们不知道，我这杯茶，泡了整整二十年的苦水。

　　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微微眯起眼，打量着跪在地上的年轻人。他约莫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身板单薄，脸上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和恳切。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的眉眼，他的鼻子，尤其是他抿着嘴唇时那种倔强的神态，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了，连呼吸都沉重了几分。

　　秘书小王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陈总，这位……这位李浩先生说有急事，非要见您一面。”

　　我摆了摆手，示意她出去。门被轻轻带上，偌大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人，还有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叫他起来。我只是端起桌上的紫砂茶杯，杯身温热，恰好能暖和我有些冰凉的手指。我用杯盖轻轻撇去浮沫，一圈，又一圈，茶香袅袅升起，模糊了我眼中的神色，也给了我一个短暂的缓冲，去消化内心那场突如其来的海啸。

　　二十年了。整整二十年，我以为自己早已将那段日子连同那个名字，一起埋进了记忆的坟墓，上面还压了一块刻着“永不原谅”的墓碑。

　　我以为自己早已百炼成钢，不会再为过去的事起半分波澜。可当这张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当“我爸病了”这句话钻进我的耳朵，我才知道，那不是坟墓，那是一座火山。二十年来，它从未熄灭，只是在休眠。

　　“你叫李浩？”我终于开了口，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或许是这二十年的商海沉浮，让我早已学会了如何将情绪不动声色地藏在面具之下。

　　“是，是，陈总，我叫李浩。”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忙抬起头，膝行了两步，更靠近我的办公桌，“我听人说您这里招工，我什么都能干！车间里的活儿，力气活儿，脏活儿累活儿我都不怕！我只要一个机会，能挣钱给我爸治病就行！”

　　他的声音带着颤抖，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我能看到他眼里的渴望和绝望，那是一种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才会有的眼神。这种眼神，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因为二十年前，我也曾有过。

　　我慢慢放下茶杯，杯底和红木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嗒”。这声响，像是某个开关，将我拉回了现实。我盯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还带着年轻人的清澈，不像他父亲。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问。这个问题像一把锥子，我必须亲手把它扎下去，扎到那个血淋淋的地方，才能确认自己没有弄错。

　　“我爸叫李伟。”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李伟。

　　这两个字，像两颗生锈的钉子，带着过往的屈辱、愤怒和不甘，狠狠地钉进了我的心脏。办公室里那价值不菲的恒温空调，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作用，一股寒意从我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没有暴怒，也没有同情，只是平静地看着这张和我仇人有七分相像的脸。

　　我心里想的不是要不要帮他，而是，李伟，二十年了。你居然还有脸让你的儿子找到我面前来？这是你走投无路了，还是又在盘算着什么新的算计？

　　你以为时间能冲刷掉一切？你以为我陈建国还是二十年前那个可以任你拿捏的窝囊师傅？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敲打着那段尘封的岁月，也像是在计算着一笔迟到了二十年的账。

　　我的思绪，被这沉闷的敲击声，带回了二十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

　　那年我三十出头，是市里最大的国营企业——红星机械厂里响当当的人物。八级钳工，在那个年代，这四个字的分量比现在的什么工程师、总监重得多。我手里那把锉刀，能把一块毛糙的铁块，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平，精度能控制在“丝”的级别，也就是百分之一毫米。车间里但凡有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老师傅们都会说一句：“去，把建国叫来。”

　　我这人，没什么大心眼，就是有点“技术癖”，觉得手艺人就该凭手艺吃饭，凭良心做人。我带过不少徒徒，有灵光的，也有笨的，但我从不藏私，我觉得，把手艺传下去，是我的本分。

　　李伟就是在那年夏天，被车间主任领到我面前的。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瘦得像根豆芽菜，穿着不合身的的确良衬衫，一双眼睛却滴溜溜地转，透着一股子机灵劲儿。

　　“建国，这是新来的临时工，李伟。小伙子脑子活，你多带带。”主任拍拍我的肩膀。

　　我打量着眼前的李伟，他立刻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的牙，一口一个“师傅”叫得又响亮又亲热，还带着点恰到好处的羞涩。

　　“师傅好！以后我就是您的人了，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看着他那股子热乎劲儿，我笑了。年轻人嘛，有冲劲是好事。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整这些虚的，好好学技术才是正经。”

　　从那天起，李伟就成了我的“跟屁虫”。我走到哪，他跟到哪。我干活，他就在旁边给我打下手，递工具、擦机床，眼疾手快，比谁都勤快。

　　我喝水的杯子，他总是第一个给续上热水。我中午要是加班，他会主动跑去食堂给我把饭打好。车间里的人都羡慕我，说我收了个好徒弟，比亲儿子还贴心。

　　我确实也是把他当半个儿子看的。我知道他家里条件不好，一个月工资除了自己的嚼用，还得寄大半回家。所以我时常叫他来家里吃饭，我老婆王琴也是个心善的，每次都把锅里最大的那块肉夹到他碗里，笑着说：“小伟，多吃点，看你瘦的，在外面别亏了自己。”

　　李伟每次都吃得满头大汗，嘴里含着饭，含糊不清地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娘。你们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记着。”

　　现在想来，那些画面是多么的讽刺。

　　我对他的好，是掏心掏肺的。厂里最核心的技术活儿是“刮研”，那是钳工的最高境界，纯靠手上的感觉和经验，给机床导轨做出高精度的接触面。很多老师傅都把这当看家本领，不轻易外传。但我看李伟肯学，脑子也够用，就把他带在身边，手把手地教他。

　　我还记得，在一个蝉鸣不止的下午，我握着他的手，带着他在一块铸铁平板上练习。车间的风扇呼呼地吹着，也吹不散那股混杂着机油和铁屑的热浪。

　　“小伟，你记住，”我一边引导着他的力道，一边说，“这刮刀下去，深一分，浅一分，效果天差地别。做人也一样，心正，手上的活儿才能正。心要是歪了，你这辈子都达不到顶尖。”

　　“师傅，我记住了！我一定不会给您丢脸的！”他当时回答得斩钉截铁，眼神里闪烁着的全是崇拜的光芒。

　　我信了。我怎么能不信呢？一个在你生病时，二话不说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驮你穿过大半个城市去看医生，还帮你垫付了医药费的师傅，你怎么能怀疑他的真诚呢？

　　他病好的那天，提着两瓶罐头来看我，眼眶红红的，嘴唇哆嗦了半天，说：“师傅，您就是我亲爹。以后我给您养老送终。”

　　我当时还笑骂他：“滚蛋，我还没老到那个份上。赶紧把身体养好，车间里一堆活儿等着呢。”

　　那些温情的过往，那些我曾深信不疑的师徒情谊，在二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浮现在我脑海里，却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将我的心扎得千疮百孔。我甚至在想，当年他说那些话的时候，心里究竟在盘算着什么？是我碗里的那块肉，还是我手里的那门手艺，抑或是……那个能让他一步登天的“铁饭碗”？

　　人的命运，有时候就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只是在线的这头打转。而我的那根线，在那一年，被悄悄地打上了一个死结。

　　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些在国营厂里捧着“铁饭碗”的工人来说，有两样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红线：一个是政治问题，另一个就是计划生育。

　　我和我老婆王琴，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叫陈静，聪明伶俐，是我们的心头肉。但我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男人，总觉得得有个儿子，才能算是传宗接代，才算对得起陈家的列祖列宗。这想法现在看来挺可笑的，但在当时，却是根植在很多人心里的执念。

　　偏偏老天爷就好像听到了我的祈祷，王琴意外地又怀上了。

　　拿到医院化验单的那天晚上，我们夫妻俩一夜没睡。一半是即将再为人父母的喜悦，另一半，则是对未来的、巨大的恐惧。我们都清楚，如果这事儿被厂里知道了，我的工作，我们分的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们全家赖以生存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

　　“建国，要不……咱们别要了？”王琴攥着我的手，手心里全是冷汗，声音都在发抖。

　　我抽着烟，一根接一根，屋子里烟雾缭绕。我看着妻子苍白的脸，看着墙上女儿的奖状，心里像是有两头牛在打架。一边是安稳的生活，一边是未出世的、可能是个儿子的骨肉。

　　最后，我把烟头狠狠地摁进烟灰缸，下定了决心：“生！必须生下来！大不了，我想办法。”

　　那个“办法”，就是隐瞒。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笼罩在一种紧张而诡异的气氛里。王琴不敢再去单位的医务室，产检都是我偷偷陪着她去很远的区医院。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就不怎么出门了，对外只说身体不好，在家休养。那段日子，我们俩说话都得压着嗓子，生怕隔墙有耳。

　　十月怀胎，提心吊胆。儿子出生那天，是在一家私人小诊所里。当医生把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抱到我面前，告诉我“是个带把儿的”时，我一个大男人，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我给他取名叫陈默，沉默的默。我希望他能平平安-安，不被人发现，像个小小的秘密一样，悄悄地长大。

　　为了保住我的铁饭碗，我们做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在儿子刚满月，还在襁褓里嗷嗷待哺的时候，就把他送回了乡下的岳母家。

　　我记得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王琴抱着孩子，哭得肝肠寸断。孩子那么小，那么软，我甚至不敢多抱一会儿，生怕自己会舍不得。我们就这样，亲手把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一个“亲戚家的孩子”。

　　从那以后，我的心里就像是破了个大洞，呼呼地往里灌着冷风。白天在车间，我是受人尊敬的陈师傅；到了晚上，我就是一个思念儿子却不敢言说的父亲。

　　每个月，我都会找各种借口去乡下看儿子。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从咿咿呀呀到会含糊地叫“爸爸”，我的心，既甜又苦，像是被泡在黄连水里的蜜糖。每次离开时，儿子哭着追着我跑，那一声声“爸爸别走”，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心上。

　　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变得有些神经质，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王琴更是，常常在夜里偷偷地哭，给儿子做的小衣服小鞋子，做了一双又一双，却只能放在箱底。

　　悲剧的伏笔，往往就埋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里。

　　有一天晚上，我刚从乡下回来，身上还带着一股土腥味。李伟提着一网兜苹果来我家，说是他老家自己种的，特意给师傅师娘尝尝鲜。

　　他进门的时候，王琴正坐在灯下，手里拿着一双小小的虎头鞋，悄悄地抹眼泪。看到李伟进来，她慌忙把鞋藏到身后，擦了擦眼睛。

　　那一幕，正好被李伟尽收眼底。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人踩住了尾巴。我强作镇定地接过苹果，解释说：“那是我一个远房侄子，快过百天了，你师娘给他做的。”

　　“哦，哦，师娘手真巧。”李伟笑着说，眼神却不由自主地往王琴身后瞟。

　　他当时没多问，表现得跟平时一样热络，聊了会儿天就走了。可我清楚地记得，在他转身出门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那是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一种混合了好奇、嫉妒和某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算计的复杂神色。

　　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那个眼神，只当是自己做贼心虚，看谁都觉得可疑。我还安慰自己，李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跟我亲如父子，他不可能害我。

　　不久后，厂里下发了一个文件，说是为了响应政策，要从临时工里选拔一个表现优秀的，转为正式工。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年代，一个正式工的名额，意味着一辈子的保障，意味着福利分房，意味着子女可以顶替，那简直是能让无数人抢破头的香饽饽。

　　车间里的几个临时工，一下子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其中，李伟的呼声最高，他技术学得快，人又会来事，跟车间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处得不错。但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另一个老师傅的老实巴交的侄子。

　　李伟那段时间变得异常焦虑，人前人后都表现得特别积极。他还好几次找到我，旁敲侧击地问，能不能跟车间主任替他说几句好话，毕竟我是车间的技术核心，我说句话，分量不一样。

　　“师傅，您知道，我做梦都想转正。转了正，我才能把我爹娘接到城里来享福。”他搓着手，一脸的恳切。

　　我看着他那副上进的样子，心里也替他着急。我当时还傻乎乎地想，这孩子是个知恩图报的，要是他能转正，也算是我的光荣。我甚至真的盘算着，该怎么不落痕迹地在主任面前替他美言几句。

　　我哪里想得到，他为了这个转正名额，心里早就有了另一条更直接、更阴狠的“捷径”。而我，就是他通往那条捷径的，一块必须被搬开的绊脚石。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每一根。而压垮我整个家庭的，是一封薄薄的，却字字诛心的匿名举报信。

　　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刚换好工作服，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车间主任就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脸色很难看，那种官方式的严肃里，还夹杂着一丝怜悯和疏远。

　　“建国，厂纪委要找你谈话，你过去一趟吧。”

　　我心里一沉，有种不祥的预感，但还是故作镇定地问：“主任，出什么事了？”

　　主任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去了就知道了。”

　　纪委的办公室里，气氛冰冷得像冰窖。两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表情严肃地坐在我对面。其中一个，我认识，是厂里的纪委书记。

　　他们没有多余的寒暄，开门见山，直接把一封信拍在了我面前。

　　“陈建国，你看看这个。信上说，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二胎。有没有这回事？”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瞬间一片空白。我看着那封信，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却异常清晰地写着我的名字，我的家庭住址，甚至，连我儿子陈默被寄养在乡下岳母家的具体村名，都写得一清二楚！

　　我的手开始发抖，冷汗顺着额角流了下来。我知道，我完了。

　　“这是诬告！是有人陷害我！”我还在做着最后的、徒劳的挣扎。

　　纪委书记冷笑一声，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拿出了一叠照片，像扑克牌一样，一张一张地甩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诬告？那这些照片，你怎么解释？”

　　照片上，是我，抱着还是婴孩的陈默，在岳母家院子里晒太阳。还有一张，是我在偷偷地给儿子喂奶粉。照片的角度很刁钻，显然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偷拍的。

　　看着这些照片，我所有的防线都崩溃了。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扒光了衣服，赤裸裸地扔在大街上，任人围观和指点。羞耻、愤怒、恐惧……所有的情绪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被停职了，等待处理结果。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工厂。我一夜之间，从人人尊敬的“陈师傅”，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犯错误的人”。走在厂区里，昔日那些见了我就热情打招呼的同事，要么远远地绕开，要么就聚在一起，对着我的背影指指点点。那种被孤立和鄙夷的滋味，比任何惩罚都让我难受。

　　我像一头困兽，在家里来回踱步。王琴整日以泪洗面。我们想不通，到底是谁，会用这么恶毒的方式来整我们。我们的秘密，只有极少数最亲近的人知道。

　　我忽然想到了李伟，想到了他那天晚上那个奇怪的眼神。

　　一个可怕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了我的脑子。我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我必须要亲自去问问他。

　　我在车间门口堵住了他。

　　“小伟，你出来一下，师傅有话问你。”

　　他看到我，眼神明显地躲闪了一下，但还是跟着我走到了车间后面的角落里。

　　“师傅，您……您怎么来了？”他不敢看我的眼睛，低着头，抠着自己油腻的工作服。

　　“那封信，是不是你写的？”我死死地盯着他，想从他脸上看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破绽。

　　他猛地抬起头，脸上全是震惊和委屈，表演得天衣无缝：“师傅！您怎么能这么想我？天地良心，我对您怎么样，您还不知道吗？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

　　他顿了顿，语气里充满了“真诚”的关切：“师傅，您可千万别多想。肯定是厂里有人眼红您技术好，故意整您。您放心，我相信组织上一定会调查清楚，还您一个清白的。”

　　他的话，说得滴水不漏。他的表情，也看不出任何问题。可我就是从他那双始终不敢与我对视的眼睛里，看到了答案。那里面没有了往日的崇拜和亲热，只有心虚和闪躲。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沉到了无底的深渊。

　　处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厉：开除公职，没收分配的住房。

　　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通知书，就像一张死亡判决书，彻底打碎了我的“铁饭碗”，也打碎了我前半生所有的骄傲和尊严。

　　我们一家三口，被限期三天内搬离那套住了快十年的房子。搬家的那天，下着小雨，淅淅沥沥，就像王琴无声的眼泪。我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个破旧的箱子，就是全部的家当。邻居们都关着门，从窗帘的缝隙里，投来幸灾乐祸的目光。

　　我们就这样，像两条丧家之犬，被赶了出来，最后在城中村租下了一间下雨就漏水、终年不见阳光的破旧小屋。

　　最让我心寒，也最让我确认了凶手的一幕，发生在我被开除的第二天。

　　我不死心，还想回厂里找领导求求情。当我失魂落魄地走到厂门口的公告栏时，我看到了那张刺眼的红纸。上面用最大号的字体写着：“关于批准李伟同志转为我厂正式职工的通知”。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我只听到自己心脏碎裂的声音。所有的猜测，所有的怀疑，都在这一刻，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

　　原来，所谓的师徒情深，所谓的养老送终，都抵不过一个转正名额的诱惑。他踩着我的尸骨，心安理得地拿走了我的一切，实现了他的梦想。

　　我站在那张红纸前，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寒冷。因为有一种冷，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被最信任的人从背后捅一刀的冷，那种彻骨的恨意，足以燃烧掉我所有的感知。

　　从那天起，我陈建国，就死了。活下来的，只是一个一心想要复仇的躯壳。

　　二十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少年变得满脸风霜，也足以让一个跌入谷底的男人，重新爬上山巅。

　　镜头拉回到我宽敞的办公室。窗外的阳光依旧明亮，我却觉得有一股陈年的阴霾，正从我心底深处弥漫开来。

　　跪在我面前的李浩，见我久久不语，脸上的神色更加急切了。他开始详细地讲述他家里的困境，声音哽咽，逻辑却很清晰。

　　他说，他父亲李伟，在十几年前那波国企改制的浪潮中，因为技术跟不上时代，第一批就下岗了。下岗后，为了养家糊口，干过很多苦力活，去建筑工地扛过水泥，蹬过三轮车送货，身体早就被累垮了。几年前，又查出了严重的肾病，一直在做透析，把家底都掏空了。现在病情恶化，躺在医院里，每天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我高中毕业就没读了，出去打工，可我没学历没技术，挣的那点钱，连我爸的医药费都不够。我妈身体也不好，天天在医院照顾我爸，愁得头发都白了。”

　　他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男子汉，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陈总，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打听了很久，知道您的公司是咱们市最好的机械厂，待遇好，也能学到真本事。我什么苦都能吃，只要您给我一个机会，我给您当牛做马都行！求求您了！”

　　他“咚咚咚”地给我磕了几个响头，额头撞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里却早已是波涛汹涌。

　　李伟下岗了？病重了？穷困潦倒？

　　听到这些消息，我承认，我的第一反应，是一种病态的、扭曲的快感。我甚至在脑海里勾勒出李伟躺在病床上，形容枯槁、被病痛折磨的落魄样子。

　　报应！这就是报应！

　　李伟，你也有今天？你当年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摔下来的一天？你享受了十几年的安稳日子，现在，老天爷要把你欠我的，连本带利地讨回来了。

　　二十年的怨气，仿佛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可是，当我把视线重新落回到李浩那张年轻而绝望的脸上时，那股复仇的快感，却又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所取代。

　　他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在他的叙述里，他的父亲李伟，是一个为了家庭辛苦一生的、值得尊敬的男人。他今天跪在这里，是为了尽一个儿子孝顺的本分。他是无辜的。

　　我的儿子陈默呢？

　　因为当年的事，陈默从小就没能在我们身边长大，成了乡下的“留守儿童”。他没有享受过一天城里孩子该有的生活，受尽了同龄人的白眼和欺负。

　　直到我后来创业挣了钱，才把他接回身边，可他跟我，跟王琴，始终都隔着一层无法消除的生疏。他性格孤僻，不爱说话，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眼前这个李浩，他所享受的那些看似平常的父爱，他所拥有的那个完整的家，不正是建立在我儿子和我整个家庭的痛苦之上吗？

　　“陈总，我知道我这样很唐突，但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打听过了，您是从底层一步步做起来的，最能体谅我们这种人的难处。”李浩还在苦苦哀求，他的话，像针一样扎着我的耳朵。

　　体谅？

　　这两个字，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是多么的讽刺。

　　我缓缓地站起身，巨大的老板椅发出一声轻微的摩擦声。

　　我没有看他，而是踱步到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对着他。

　　我看着楼下那片由我亲手建立起来的工厂帝国。一台台精密的数控机床在有序地运转。

　　工人们穿着整洁的蓝色工装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这一切，都是我当年被开除后，从一个最简单的路边维修摊开始。

　　一把锉刀，一台旧车床，没日没夜，一点一点拼出来的。

　　那些年吃的苦，受的罪，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

　　“你觉得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了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

　　跪在地上的李浩明显愣住了，他大概没想到，一个高高在上的大老板，会关心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

　　“我爸……我爸他，是个很普通的男人。”他慢慢地说，“他没什么大本事，嘴也笨，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他很顾家，很爱我跟我妈。从小到大，不管多苦多累，他都没让我们饿着冻着。别人都说他有点窝囊，可在我心里，他是个好父亲。”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用钝刀子割我的肉。

　　好父亲？一个为了自己的前途，可以毫不犹豫地毁掉自己师傅一家的男人，配得上这三个字吗？

　　我的怒火，在心里越烧越旺，几乎要冲破我的胸膛。可我的脸上，依旧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我缓缓地转过身，重新走到办公桌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我甚至能听到他紧张的、压抑的呼吸声。

　　他的眼里，重新燃起了希冀的火苗，他以为我问这些，是在考验他，是在考虑要不要给他机会。他正在等待着我的审判。

　　而我，酝酿了二十年的所有怨恨、愤怒、不甘和痛苦，在这一刻，全部涌上了我的喉咙。最后，它们在我嘴边，凝结成了六个字。

　　我看着李浩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清晰，也异常冰冷。

　　“回去，问问，你爹吧。”

　　这六个字，我说得很慢，像是在宣读一份迟到了二十年的判决书。办公室里很静，静得仿佛能听到空气中尘埃落下的声音。

　　李浩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那是一种混杂着错愕、迷茫和难以置信的神情。他显然没有听懂这句话的含义，更没有预料到我会是这样的反应。

　　“陈……陈总，您这是什么意思？”他张了张嘴，声音有些干涩，“是……是我哪里说错话了吗？还是您对我有什么不满意？您给我个机会，我……”

　　“我的话说完了。”我打断了他，语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商量余地。我重新坐回到那张宽大的老板椅上，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低头看了起来，做出了一个标准的送客姿态。

　　我的眼神，没有再在他身上停留哪怕一秒钟。

　　李浩跪在那里，呆住了。他可能想过无数种结果，被当场拒绝，被保安赶出去，甚至是被我痛骂一顿。但他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句没头没尾，却又分量千钧的话。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变成了固态。几秒钟后，他似乎明白了，我没有再谈下去的打算。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眼神里的光芒也随之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困惑和失望。

　　他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因为跪得太久，双腿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扶着桌角站稳，嘴唇动了动，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化作了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他没有再纠缠，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失魂落魄地、一步一步地挪出了我的办公室。

　　当办公室的门被重新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响，我全身的力气，仿佛在这一瞬间被彻底抽空。我将手里的文件重重地摔在桌上，身体向后，深深地陷进了柔软的椅背里。

　　我不是圣人。

　　当仇人的儿子跪在我面前，讲述着仇人的凄惨境遇时，我做不到一笑泯恩-仇，也做不到大度地说一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凭什么？

　　凭什么他李伟可以为了一个转正名额，就毁掉我的人生？凭什么他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了那么多年的安稳，而我却要在泥潭里苦苦挣扎？凭什么现在他走投无路了，他的儿子就可以跑到我面前来，要求我的“体谅”和“施舍”？

　　我恨他，这种恨意，像剧毒的藤蔓，在我的心里盘根错节地生长了二十年，早已和我的血肉融为一体。

　　直接拒绝李浩，甚至把他羞辱一顿赶出去，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但那也太便宜李伟了。那样的报复，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不痛不痒。

　　我要的，不是简单的拒绝。

　　我要的，是让他亲口对他的儿子，对他那个心目中“窝囊但伟大”的父亲，承认自己当年是何等的卑劣和无耻。

　　我要的，是撕下他伪善的面具，让他在自己最亲的人面前，无所遁形。

　　我要的，是让他亲手摧毁自己在儿子心中建立起来的那个“好父亲”的形象。

　　这种从精神上彻底击垮他的方式，比任何肉体上的报复，都来得更残忍，也更彻底。

　　“回去问问你爹吧。”

　　这六个字，不是说给李浩听的，是说给李伟听的。这是一把钥匙，一把能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而我，亲手把这把钥匙，交到了他儿子的手上。

　　我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手有些抖，点了好几次才点着。我猛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呛得我咳嗽起来，眼泪都流了出来。

　　烟雾缭绕中，我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年前，那个站在工厂公告栏前，在雨中浑身湿透，心里却燃着滔天大火的自己。

　　二十年了，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现在，机会来了。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想象中那种大仇得报的快感？为什么在宣泄了这积压了二十年的恨意之后，我的心里，反而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空虚和疲惫？

　　原来，恨一个人，是需要力气的。而我，用了二十年的力气，去支撑着这股恨意，它早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如今，当我亲手将它释放出去，我的人生，仿佛也跟着被掏空了一大块。

　　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有些心神不宁。

　　我一边处理着公司的日常事务，一边却总会不自觉地走神。我会忍不住去想，李浩回家后，会发生什么？他会怎么问？李伟又会怎么回答？

　　我甚至有些病态地派了我的司机，一个信得过的远房亲戚，去李伟住的那个老旧的家属院附近打听了一下。

　　司机带回来的消息，拼凑出了一幅我预想中，却又比我预想的更加惨烈的画面。

　　那天，李浩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他没有直接去医院，而是在楼下枯坐了很久。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陈建国，那个传说中乐善好施的大老板，会对他一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说出那样一句奇怪的话。

　　“回去问问你爹吧。”

　　这句话像魔咒一样，在他脑子里盘旋。他隐约感觉到，这句话的背后，一定藏着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一个关于他父亲和那位陈总的秘密。

　　晚上，他去医院给李伟送饭。病床上的李伟，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瘦得脱了相，脸色蜡黄，眼神浑浊。看到儿子来了，他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小浩，工作的事，问得怎么样了？”

　　李浩沉默了很久，把饭盒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低着头，轻声问：“爸，你认识一个叫陈建国的人吗？”

　　听到“陈建国”这三个字，病床上的李伟，身体猛地一颤，浑浊的眼睛里瞬间闪过一丝惊恐，就像是听到了来自地狱的召唤。

　　“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人？你见到他了？”他的声音都变了调。

　　“我今天去找他了，去求他给我一份工作。”李浩抬起头，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父亲，“他什么都没说，只让我回来问问你。”

　　“问我？问我什么？”李伟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眼神躲闪，不敢与儿子对视。

　　“他让我回来问问你。”李浩一字一顿地重复着，“爸，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李伟的嘴唇哆嗦着，脸色变得像纸一样白。他想撒谎，想搪塞过去，可是在儿子那双清澈而执着的眼睛的注视下，他知道，他瞒不住了。这个他藏了二十年的秘密，这个折磨了他后半生的心魔，终究还是到了要被揭开的时候。

　　“爸！”李浩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哭腔和愤怒，“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哇”的一声，李伟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病床上，在自己儿子面前，哭得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涕泪横流。

　　那是一个充满了忏悔和痛苦的夜晚。

　　在儿子的不断追问下，李伟断断续续地，把自己当年那件卑劣的往事，全部都说了出来。

　　他说了，陈建国是他的师傅，待他恩重如山。他说了，他如何偶然间发现了师傅超生的秘密。他说了，他如何为了那个转正名额，鬼迷心窍，动了歪心思。他说了，他如何偷偷跟踪师傅去乡下，如何躲在墙角后面拍下那些照片。他说了，他如何用左手，模仿着别人的笔迹，写下了那封改变了两个人命运的匿名举报信。……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李浩的心上。

　　李浩心中的那个“窝囊但伟大”的父亲形象，在这一刻，被砸得粉碎，彻底崩塌了。

　　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父亲，竟然是这样一个阴险、卑鄙、忘恩负义的小人。他无法接受，自己一家这二十多年看似安稳的日子，原来是建立在毁掉另一个无辜家庭的基础之上。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陈建国会用那样冰冷的眼神看着他，为什么会说出那样一句话。

　　那一刻，他感到的不是对父亲的同情，而是前所未有的羞愧、愤怒和恶心。

　　“你……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李浩浑身发抖，指着自己的父亲，眼泪夺眶而出，“他是你师傅啊！他待你那么好！你毁了他一辈子，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错了……”李伟在病床上哀嚎着，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胸口，“我后悔啊！我这二十年，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我总梦见你师傅，梦见他站在雨里看着我……这是报应，都是我的报应啊……”

　　父子俩的哭声和争吵声，在寂静的病房走廊里回荡。

　　这场迟到了二十年的真相，以最残酷的方式，揭开了血淋淋的伤疤。它不仅摧毁了李伟最后的尊严，也摧毁了李浩心中关于父亲的一切信仰。

　　我知道，我的目的达到了。可是，当司机把这些告诉我的时候，我的心里，却没有任何胜利的喜悦。我只是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

　　几天后，李浩又来了。

　　还是那个时间，还是我的办公室。不同的是，这次他是自己一个人来的，秘书小王甚至都没来得及通报。

　　他没有再跪下，也没有了上次的卑微和恳求。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我的办公桌前，身板挺得笔直，脸上虽然还带着憔悴，但眼神里，却多了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沉重和坦然。

　　我们对视了良久，谁都没有先开口。

　　最终，是他打破了沉默。

　　他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九十度，标准而郑重。

　　“陈叔，”他抬起头，声音沙哑，称呼也从“陈总”变成了“陈叔”，“对不起。”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鼓起巨大的勇气。

　　“我爸的事，我都知道了。我不求您能原谅他，他也不配得到您的原-谅。我今天来，也不是来求您给我工作的。我就是想……替我爸，跟您说一声对不起。”

　　说完，他又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这个年轻人，在经历了信仰崩塌的巨大冲击后，似乎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他没有为他的父亲辩解，也没有怨恨我的残忍，而是选择了承担起这份不属于他的罪责。

　　我赢了吗？

　　我成功地报复了李伟，让他身败名裂，让他在儿子面前抬不起头，让他下半辈子在无尽的悔恨和病痛中度过。

　　可我呢？我失去了二十年的大好年华，从一个天之骄子变成了社会底层。我的儿子，因为我的过错，也因为他的背叛，缺失了最宝贵的童年父爱，性格上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我的妻子，陪着我吃了二十年的苦，早早地就白了头发。

　　这些，谁来赔偿我？

　　这场跨越了二十年的恩怨，就像一场惨烈的战争，我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头来，没有真正的赢家。我们都输给了那个时代，输给了复杂的人性。

　　我沉默了许久，然后缓缓地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支笔和一张便签纸。

　　我没有给他我公司的职位。我做不到。我不想每天看到这张酷似李伟的脸，来时时刻刻提醒我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我还没有那么大度。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老王吗？我是陈建国。”电话那头，是我一个同样开工厂的朋友。

　　“……对，我这儿有个小伙子，叫李浩，人很实在，也肯吃苦。你那边不是一直缺学徒工吗？你看看，给他个机会，让他从最基础的干起。工资什么的，按你的规矩来就行。”

　　挂了电话，我在便签纸上写下了一个地址和联系方式，推到了李浩的面前。

　　“去这里找王总，就说是我介绍的。”我的语气依旧平淡，“能干成什么样，看你自己的造化。”

　　李浩愣住了，他看着桌上的便签，又抬起头看看我，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最后，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那张纸，再次对着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他转过身，迈着坚定的步伐，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我看着他消失在门口的背影，高大，挺拔，像一棵准备在风雨中独自生长的小树。在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刚刚走进红星机械厂，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李伟，也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被命运一脚踹进泥潭，却又挣扎着爬起来的自己。

　　夕阳的余晖，从巨大的落地窗斜斜地照进来，给办公室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光线将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很长。

　　我没有原谅李伟，也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伤痛。

　　但是，当我把那个蓄谋已久的复仇，最终变成了一个给无辜年轻人的机会时，我感觉，那块压在我心上整整二十年、坚硬如铁的石头，好像……终于，松动了一点点。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端起桌上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一饮而尽。

　　茶水很苦，但回味，却有了一丝若有似无的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