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胆人体艺术摄影,2011年，她全裸接受记者采访，并称：我敢看你们，你们敢看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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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2011年1月，北京，50多家媒体的镜头前，一个女大学生全裸而立，冷静地反问：“我敢看你们，你们敢看我吗？”

　　摄像机没有移开，社会目光无法回避。

　　生存与凝视

　　宜昌，2007年，砖砌房还没拆完，王嫣芸的生活就被推倒了。

　　那年秋天，政府强拆进村，街巷喇叭喊了三天“限期搬离”，没有人听。

　　她的奶奶拿着《拆迁安置补偿表》，在屋外争吵到下午，回家后突然半边身子失控，语句扭曲，瘫倒在地。

　　她不懂什么是脑中风，但明白医院押金要五千块，而她兜里只有四十七。

　　第二天，骑着一辆借来的女式二手单车，带着奶奶挂号、拍片、开药、交费，医院的走廊冷得像监狱，每走一步都像在烧钱。

　　父亲已经在别的城市成家，十年没联系，电话也打不通。

　　母亲留下了户口，却早就改嫁搬走，从不接宜昌打过去的电话。

　　只有奶奶，撑着一家人日子，直到现在撑不住了，她只剩一个选择：自己上场挣钱。

　　从工地发传单，到婚庆公司扮玩偶，她一天最多能赚六七十块。

　　试过去酒吧刷盘子，三次被摸手，换了工作，高三下学期，夜里从兼职回家时摔断了手机，没钱修，只能靠同桌提醒上课。

　　日子全靠咬牙顶着，每个月最紧张的是，奶奶的降压药和房租。

　　2009年夏天，她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湖北艺术类全省唯一一个名额。

　　通知书是白底红字，压着校徽，拿着那封信，在阳光下站了很久。

　　奶奶看不懂信，但笑着点头，那天晚上，她偷偷哭了半个小时。

　　到了北京，但学费、住宿费、画材费、课外辅导费一项项砸下来，她开始意识到：“进名校是开端，不是终点，现实才刚开始收债。”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校外画室帮忙打扫时，她听说了“人体模特”这条路。

　　日薪五百，在当时几乎是所有学生兼职中，算高的报酬，画室老板说：“什么都不用干，站在那里就行。”

　　她第一次去，是冬天，屋里暖气开得足，但她还是发冷，脱得很慢，动作机械，四面八方都是眼睛，不带情绪，只专注轮廓和线条。

　　她眼神没放松，一直盯着前方某处，像在与整个房间对峙。

　　画完第一节课，领了500元，一声不吭穿好衣服，走到最近的药店，把奶奶常用的药物买了三盒，转天寄回宜昌。

　　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苏紫紫，这个名字她没和任何同学提过，也没告诉家人。

　　网上，她用这个名字上传了第一组照片。

　　没露脸，只是线条与光影，但很快，图被转载、被放大、被评判。

　　“裸模女大学生”“自甘堕落”“艺术的幌子”这些词开始贴到她身上，头像像通缉令一样，在人肉搜索群被抛来抛去。

　　她没有回应，因为“解释没用”，只做了一件事：拍得更直接，上传得更彻底。

　　越是被批，她越是想把身体，暴露得更彻底，像是在拔掉整个社会的滤镜。

　　白墙之下

　　2010年12月，北京798艺术区，《WHOAMI》摄影展开幕，展厅白得晃眼，照片挂得整整齐齐。

　　16张作品，一字排开，全部都是她的身体，线条极清，眼神更冷。

　　展览名字没有中文，没有简介，像个问题，也像个警告。

　　第一天，观众不多，有人看了三张照片扭头就走，有人小声议论，有人拍照发微博。

　　第二天起，展厅外开始聚集人群，有人骂，有人笑，有人直播。

　　第三天，学校通知来了。

　　展览部分内容被定性为“过于暴露”，有8张作品被命令撤下，展墙上被挂上黑布。

　　一位中年老师带队到现场，面色不善，说：“别以为穿上艺术的皮，就能脱得毫无底线。”

　　她没吭声，看着黑布遮住的那部分照片，心里突然很冷。

　　媒体闻讯而至，接连三天，电话打爆了她的手机，她开始接访谈，最初还穿着风衣接受拍摄，后来，干脆脱了衣服站在记者堆里——50多家媒体，密密麻麻的闪光灯。

　　她光着身子，像个冷静的参展者，记者不敢直视她，镜头却拍得很勤。

　　第一个问题来自某门户网记者：“你觉得你这样做，是在挑战社会底线吗？”

　　她看着他：“我敢看你们，你们敢看我吗？”

　　那句话，被剪进各个平台的头条视频。

　　浏览量过三千万，评论翻了几千页，有人喊她“勇敢”，有人骂她“疯子”，有艺术家公开支持她，称她为“用身体反击凝视”的先锋；也有人在节目上怒斥：“这是哗众取宠。”

　　家人也被卷入，母亲打来电话，哭着问她：“你疯了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姓王？”

　　父亲直接托朋友打电话，骂她“给家里抹黑”，她一句没回，只把电话挂了。

　　人大校方启动调查程序，她的老师在课上，当面点名：“搞噱头也要有底线。”

　　她明白了，所谓艺术的保护伞，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公众并不关心“表达”，只关心“尺度”，她变成了新闻口中的“赤裸挑战者”，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标签。

　　但她没有躲，展览照样开，接受采访时，她始终直视镜头，像在告诉所有人：这是一个人，不是新闻标题。

　　坠落与撕裂

　　人大官方正式发文，将其“行为与校风不符”，建议“休学自省”，实则劝退。

　　没有仪式、没有会议通知，她只是接到了辅导员的一通电话，字句寒冷：“你可以选择自己退，学校不会公开处理。”

　　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她当天下午收拾东西，拎着两个纸箱走出宿舍，门没关，背影没回。

　　从“全国最难考艺术学院”的明星学生，到被校园系统扫地出门，她用了一年时间。

　　删掉了“苏紫紫”的微博，注销了公众号账号，所有人以为她要消失了，却在三个月后，她办了婚礼。

　　2011年春天，北京通州某个油画工作室内，婚礼没请亲戚、没婚纱、没司仪。

　　穿一件黑色衬衫，和一个比她大22岁的画家登记结婚。

　　有人问她：“你为什么选他？”她只说：“他不问过去。”

　　婚后的三年，她像蒸发了一样，几乎不出门，朋友圈只有画材、书页、拍不清的手稿图。

　　外界几次试图联络，都石沉大海，她彻底退出公众视野。

　　但平静只是假象。

　　丈夫的工作室有六位男学徒，进进出出，她开始失去对自己作品的控制权，丈夫常常当着客人面修改她的草图，还对外称“我们俩共同创作”。

　　她抗议过几次，被回一句：“你现在还想回去当‘脱衣网红’？”

　　她开始失眠，偶尔出门散步时，看到对街便利店的监控摄像头，就想低头躲避。

　　也不再接受任何摄影请求，甚至烧掉了旧日的画册和快递单，害怕所有能证明“苏紫紫”存在的证据。

　　2016年秋，她在凌晨离婚。

　　只带了三件衣服，坐夜车回宜昌，那年她26岁，一无所有。

　　奶奶已经去世，葬礼她没赶上，邻居递来一个小布包，里面有一封字迹歪斜的信，“嫣芸，画画也要吃饭，冷了多穿点。”她看着字，手在抖，脚却迈不出去。

　　这一年，她开始用本名“王嫣芸”重建社交账号，不再拍裸照，不谈展览，不回应提问。

　　她写字，静悄悄地，一页一页写生活碎片、画画的过程，还有那个她不愿再提的名字。

　　第一本书《我是苏紫紫》出版。

　　转身与回声

　　她转型做纪录片，第一部《万悟生》，讲的是五个不同年龄的女性艺术家。

　　全片没有配乐，没有煽情语言，只有访谈和生活片段，把镜头推近到眼神、手指、皱纹的细节。评论区最常的一句话是：“比她当年冷得多了。”

　　这次她不上镜，也不提自己。

　　宣传期记者追问：“你是导演，为什么完全不露面？”她笑着说：“这次不需要我脱衣服，内容自己能站起来。”

　　朋友问她：“你现在还会为当年的事感到羞耻吗？”

　　她只说了一句：“我曾经太努力，让世界看见，现在更愿意自己看清。”

　　社会的反应，没有变得更宽容，只是注意力换了方向。

　　对她的凝视不再炽热，也不再刺眼，她自己却早已学会，冷静注视这个世界。

　　这十几年，她的经历成为许多，公共话题的注脚——关于女性身体、关于社会凝视、关于艺术边界、关于表达的代价。

　　她再没有裸露。但在她的画里、她的影像里，身体仍然是主角——只不过，这次不是供人消费的姿态，而是独立个体的姿态。

　　她不再回答过去的问题，只留下一个名字：王嫣芸。

　　参考资料：

　　1. 张晶晶，《苏紫紫：用身体对抗凝视》，《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8期。

　　2. 朱彤，《裸体模特苏紫紫：裸露的艺术还是道德的叛逆？》，《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