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宪春 统计学者


　　以下观点整理自许宪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2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86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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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关税壁垒增多、国内房地产开发投资乏力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培育并扩大消费需求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然选择。2024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明显低于疫情前2014-2019年62.5%的平均水平，显示出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为3.5%，与疫情前2014-2019年10.05%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显著，表明消费市场尚未完全走出低谷。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首要位置。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相关部门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比如国家发改委着力推进“以旧换新”政策，这些政策对刺激消费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发挥消费需求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我与合作者从收入初次分配、收入再分配和实物社会转移再分配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将中国的情况与主要发达国家以及金砖国家中的巴西、俄罗斯、印度进行比较，还纳入了印度尼西亚作为对比参照。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在收入初次分配环节，中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偏低，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在收入再分配环节，中国政府部门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经常性税收占比偏低、社保福利与补助支出占比偏低，制约了再分配环节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实物社会转移再分配环节，中国实物社会转移占比偏低，制约了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中国的收入分配数据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收入分配数据并不完全可比，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我们做了两方面的调整。


　　一是对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的统计范围进行了调整。许多国家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单列或将其与住户部门合并在一起，而中国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与政府部门合在一起。部门分类的差异会影响到收入初次分配、收入再分配和实物社会转移分配的国际比较，因此我们把有关国家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与政府部门合并在一起，得出一个广义的政府部门，从部门分类角度实现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一致性。


　　二是对其他国家雇员报酬和混合收入指标进行了调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国民账户体系，2008》（简称2008年SNA），在劳动报酬指标的设置上存在差异，这会影响到收入分配的国际比较。比如，2008年SNA针对雇员设置了雇员报酬指标，针对自雇者设置了混合收入指标。所谓自雇者，主要是指住户拥有的非法人企业（相当于我国的个体经营户和农户）的独立拥有者或者共同拥有者，他们参与企业的生产活动，付出劳动。混合收入包括自雇者在企业劳动所应获得的劳动报酬以及这类企业所获得的盈余。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针对所有劳动者设置一个劳动者报酬指标，这里的劳动者报酬包括SNA所谓的雇员报酬，也包括农户的混合收入（包含农户种地所应得到的劳动报酬和所应获得的盈余，但由于农户收入相对较低，中国把农户的混合收入全部作为劳动者报酬来处理）和个体经营户的混合收入中所包括的劳动报酬部分。实际上是把个体经营户的混合收入中包括的劳动报酬部分与盈余部分分开，把前一部分纳入到劳动者报酬指标，把后一部分纳入到营业盈余指标。由于这种统计指标口径范围上的差异会影响到收入初次分配、收入再分配和实物社会转移再分配的国际比较，所以我们对有关国家的雇员报酬和混合收入指标进行了调整，把混合收入中的劳动报酬部分与雇员报酬合并到一起，形成劳动者报酬指标；把混合收入中的盈余部分纳入原来的营业营业，形成新的营业盈余指标，从指标口径范围上实现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一致性以免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


　　二、收入初次分配的国际比较


　　收入初次分配是指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在参与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和政府间的分配。所谓生产要素指的是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的支付是劳动者报酬，对资本要素的支付是财产收入，还有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税收与从政府得到的补贴之间的差额叫做生产税净额。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形成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和广义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


　　从收入初次分配研究中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1、中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偏低


　　从经过口径范围调整后的数据发现，中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所选国家中处于偏低水平。2009年-2019年，中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均值是59.65%，明显低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也低于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印度，与俄罗斯比较接近，低于印度尼西亚5个多百分点。总的来说，中国住户部门的收入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偏低。


　　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财产收入占比偏低


　　2009-2019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均值为57.74%，低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略低于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印度，与俄罗斯比较接近，高于印度尼西亚，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中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偏低，劳动者报酬占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说明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


　　上述结果从收入初次分配环节影响了居民消费的能力和水平。


　　三、收入再分配的国际比较


　　收入再分配是指在收入初次分配基础上，经过经常转移对收入实行的再分配。经常转移包括以下几个主要项目：所得税、财产税等经常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保险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形成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企业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和广义政府部门可支配总收入。


　　从收入再分配研究中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1、中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占比处于偏低水平，但与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相比，差距在缩小


　　2009-2019年，中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占比均值为58.13%，比美国低16个百分点以上，低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60%以上的水平；低于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印度，与俄罗斯接近；低于印度尼西亚5个多百分点。与初次分配总收入占比相比，中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2、中国政府部门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经常税占比偏低


　　2019年，中国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经常税占政府部门全部税收收入比重是32.75%，在所选择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与排名最高的美国相比差29.46个百分点，不仅不及发达国家，也不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经常税占比偏低，制约了收入再分配环节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3、中国政府部门社会福利与补助支出占比偏低


　　2009年-2019年，中国政府部门社保福利与补助支出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5.34%，在所选国家中与印度尼西亚接近，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国政府部门社保福利和补助支出占比偏低制约了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四、实物社会转移再分配的国际比较


　　实物社会转移是政府以实物形式向居民提供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服务，这些服务能够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和居民的消费水平。这些服务由政府财政提供支持，由居民享受。


　　从比较中发现，中国实物社会转移占比偏低。2009年-2019年，中国实物社会转移占比均值为5.16%，在所选国家中仅高于印度，明显低于其他国家。从所选国家数据来看，中国实物社会转移占比最大值为5.94%，比其他国家除印度外的最小值还低。中国实物社会转移占比偏低，不仅制约了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还会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提升，制约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五、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国际比较研究中发现的我国在收入初次分配、收入再分配和实物社会转移再分配环节中存在的问题，要发挥消费需求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需要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入手，建议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一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针对在收入初次分配环节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的问题，引导企业合理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为了激励企业，可以考虑对企业加薪的部分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或生产补贴。


　　二是建议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针对在收入初次分配环节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的问题，积极推动资本市场多层次发展，引导居民通过投资理财、股市债市等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


　　三是逐步合理优化税制结构，降低生产环节税收，提高所得环节税收。研究发现中国的生产环节税收占比偏高，所得环节税收占比偏低。建议降低生产环节税收，提高所得环节税收，从而提高税收在收入再分配环节中的调节能力。


　　四是适当扩大社保资金来源渠道。针对在收入再分配环节中国政府部门社保福利和补助支出占比偏低的问题，要适当扩大社保资金来源渠道，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保障力度。


　　五是扩大政府实物社会转移规模。针对在实物社会转移再分配环节中国实物社会转移占比偏低的问题，着力提高医疗卫生、教育和文化等公共服务支出，并加强地区间均衡性，提高居民整体福利水平，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居民消费水平。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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