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平淡淡 勤勤恳恳—— 纪念二叔许道琦


　　：许嘉谟


　　许道琦 （ 1914 — 1989 年）， 安徽广德人。 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省政协主席、 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还兼任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著有 《野火集》。


　　 二叔去世 20 多年了， 往事仍历历在目， 宛如昨天发生的一样， 总好像他并没有离开我们。 每逢遇到新事物、 新变革、 新动态， 还会习惯性地想： 二叔会怎么看？ 有时像处于幻觉中一样， 把脑中想到二叔的一些事， 不自主地在口中念叨。我 想这是我 们相 处30多年的 “沉淀”， 他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并没因他去世而淡薄， 相反， 他去世后我更关注有关他的资料， 更深层次回忆他的往事， 也就更加深了对他的印象。 本来我和二叔在年龄、 经历、性格上都有巨大的差别， 可这 30 多年来我们却越来越融洽， 越来越亲密， 他视我如己出， 我也如父亲般地敬重他。 尤其是在他晚年， 只要我稍长些时间未去看他， 他就会念叨：“嘉谟怎么还不来呀？” 我们之间确实有父子般的眷恋之情。


　　说来也很奇怪， 在我父亲三兄弟中， 我最陌生的应该是二叔， 因为我父亲和三叔一直在家乡打游击，而我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游击区，虽说不是经常， 但总有见面的机会。可二叔就不同了， 我出生才几个月，他就离开了家， 开始还知道他去了延安， 以后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也根本无从打听。 年复一年杳无音信， 在那个年代， 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可能就是死了。 家里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我虽然没有见过二叔， 但从爷爷奶奶那里多次听到过有关二叔的情况， 奶奶说二叔就像个大闺女， 成天关在房间里看书， 每餐饭都要喊他几遍， 吃完饭他又去看书了。 爷爷说二叔喜欢写文章， 听说发表过多篇， 都是用的笔名， 他一篇都未看过。 又说有一篇比较有名， 是在全国征稿后， 从中选出优秀的， 汇成《中国一日》一书，爷爷很想看到，但终因未见而成为憾事（后来我知道这篇文章名为 《在皖南一小村》）。爷爷是以很赞赏的口气讲这些的。


　　 解放了， 二叔是死是活能够有个水落石出了。 父亲经多方打听未果， 后来打听到李先念同志处 （二叔曾 是新 四 军 五 师 师 部 的 一 个 部长）， 才知道他在湖北省委工作。 当收到他的第一封信时， 全家人的喜悦之情根本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我还记得， 那封信长达三页， 是天黑后收到的， 全家人聚集在一个小桌子周围， 由爷爷在煤油灯下念信，我们都全神贯注地听， 念着念着爷爷竟泣不成声， 奶奶不停地抹眼泪，老太太 （爷爷的母亲） 耳闭， 她虽然没有听清楚， 但周围那种气氛也使她一边流泪一边用手揉胸口 （老太太有胸口痛的毛病）。


　　原来爷爷念的这一段， 写的是二叔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 对家乡亲人们的思念， 写的很有文采， 又是真情流露， 所以听者无不动容。 信的最后我记得大意是： “淡淡的月光下， 誓节小镇沉浸在安祥的睡梦中……” 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战乱结束了， 人们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了； 同时， 也表达“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层意思。 很巧， 此时空中确实挂了一轮明月， 真有千里共婵娟的意境。 可惜这封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信没有被保留下来！


　　 按人之常情， 离别 10 多年， 二叔应该回来看望年迈的父母和女儿。女儿就是嘉萍妹妹， 二叔离家时，她尚在腹中， 她和我都是由爷爷奶奶抚育成人的。 但二叔没回来， 那时新政权刚刚建立， 百废待兴， 他可能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尽管我们非常盼望， 却仍能理解。 二叔不断地寄 《苏联画》 回来， 我们都第一次看见这种大幅的彩色图片，看到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过着幸福生活， 十分羡慕， 也十分向往。对比刚刚结束的黑暗的国民党统治，深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父辈们能在家庭经济还比较富裕情况下， 参加共产党， 投身艰苦的、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 正说明他们心中有 “救中国” 这个大目标， 才能自觉地奉献于这个伟大的事业。


　　写到这里， 我记起了二叔在狱中的诗 《永远向着那个方向》：在无垠的沙漠中而且是漫长的夜，蹒跚着，似负着重荷，向着那个方向！永远向着那个方向，那闪耀的明星。尘沙粘着的眉睫，虽是遥远，但始终是明亮的！直到 1953 年爷爷奶奶带着嘉萍妹妹到武汉才与二叔、 二婶团聚， 这与二叔离家整整隔了 16年！


　　我继续留在芜湖， 开始上高中，1956 年我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 终于有机会见到二叔了。 当我第一次见到二叔时， 现实的二叔与我想像中的二叔有很大的差别， 我原本想，父亲三兄弟在性格上会相近的， 但恰恰相反， 父亲是热情奔放， 三叔是温文尔雅， 二叔则是沉默寡言，非常内向。 他见到我后只是微微一笑， 没有表示亲热， 甚至也没有表示热情， 令我感到很拘束， 好在有爷爷奶奶， 他们见到我都很高兴。


　　二叔家房子很大， 我和爷爷奶奶住一起， 和二叔接触并不多， 每次见面都是他过来， 我从来不去他那边， 怕影响他工作。 他来也只坐一下， 讲话最多不超过三句。 有时我也轻轻走到他办公室门口， 看他是否在家， 见到的情景经常是他伏案看东西或写东西， 或者像座雕像坐在那里沉思， 如果他不出去开会或办事， 在家整天就是这种状况， 甚至还加上一个晚上。 不可思议的是，他几乎没有节假日， 成年累月也都是这种状况。 用 “勤奋工作”、“忘我的工作” 来形容可能都不很恰当，用 “痴迷” 可能更贴切些。


　　有一次， 他对我说： “嘉 谟 ，走。” 他讲话总是生怕多讲了一个字， 我也不吭声， 跟在他后面， 出了门， 坐上小车子， 一直开到江边，下车后在江边走动了一下， 然后扶着江边的栏杆， 望着江水， 约莫半个小时， 对我说： “走！” 又坐车返回了家， 来去路上他都没有同我说一句话。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过几次，不同的是不在江边而是在东湖或磨山， 我曾问过爷爷， 二叔是什么意思， 爷爷说他也搞不清， 估计他在考虑问题， 想换个环境可能会有新的想法， 也可能晚上失眠， 想让脑子放松放松。 我觉得爷爷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知子莫如父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和二叔渐渐有了交流， 有些事我也必须和他交流， 例如年级党支部要我写入党申请书， 我觉得应该先问问二叔， 听听他的意见， 当我问他时， 他考虑都不考虑 地 说 ： “ 你 急 什么？” 我又说明这是党支部的意见， 他才说：“迟一些有好处。” 那就是说现在申请入党，对我并不好。 我并不理解他的话， 但还是按他的话去做。他多次说过， 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 他也说过不要搞空头政治， 不要把政治看得那么狭隘， 工人做工， 农民种地， 学生读书也都是政治。 这些话不是一次讲的， 我把它们联系起来想， 对“迟一些有好处”， 有了一点理解。我们总觉得二叔经常讲 “半截话”，让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并非 “半截话”，而是言简意深，需用心领会才能明白其深意。


　　大概是一个星期天， 他带我出去， 也不说干什么， 车子开到武昌饭店， 下车后我跟在他后面走， 一直走到阅马场剧院， 他到卖票窗口买了两张票， 说： “我们去看戏吧。”以往他也带我看过演出或电影， 都是在省委的洪山礼堂， 用发的票子”， 在那个年代， 干部还不存在“吃喝风”， 所以这还是有可能的。日后， 每回想起这一天， 总是不明白二叔这是什么意思。 可最终我明白了， 假日带孩子逛逛街， 在餐馆吃顿饭， 二叔就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的。


　　这一次看戏、 吃饭使我看到了二叔的另一方面—— 一个有人情味的二叔。 可是二叔在言语上对我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他几乎没有问过我生活上的事情， 例如他从来都未问过我学校伙食怎么样？ 或类似的关心的话， 似乎对我毫不关心。 不过在那个年代， 大家生活都差不多，所以也并不在意。 可是我第一次穿上皮鞋， 而且是深筒的皮靴， 是二叔给我买的； 我第一次戴的手表是他用过的一块瑞士表 （当时还没有国产表）， 虽然很旧， 但走时准， 用了多年都未修理， 当时在学生中 （除了华侨） 几乎没有人有手表； 他还给了我一件带毛领的棉大衣， 武大是看露天电影的， 冬天穿上它就一点都不冷了。 这些衣物都不是他直接给我的， 而是由爷爷转交给我的，他当着我的面一个字都未提起过。


　　我当时很不懂事， 没有向他说一句感谢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还很内疚。二叔就是这种外冷里热的人， 他的老战友李尔重前辈对他是这样描绘的：“他平时言语不多， 与大家少于‘同声相应’，多于‘同气相求’，于无声中结成同志关系。”说得太贴切了。


　　二叔每年都有很长的时间下乡或到基层搞调查研究， 他同我说过，湖北的每一个县他都去过， 他说：“要搞唯物主义， 老坐在家里怎么搞唯物主义呀？ 你们搞数学的是不是可以例外， 听说你们的李国平教授还到工厂去作调查呢， 自然科学我是外行， 但千万不要搞一窝蜂。” 我说：“当初学数学全凭兴趣， 虽然学了很多年， 但对数学本质的认识，仍是一知半解。” 他说： “你把这个拿去看。” 我接过一看， 是恩格斯的 《自然辩证法》。 回来后我仔细地看了一遍， 那里面的哲理很多我都读不明白， 二叔是认真读过的， 上面圈圈点点做了很多记号， 我打算找个时间专门向他求教的， 可是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临了，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都被打乱了，根本就无可能去研究学问了。


　　“文革” 刚开始， 二叔来我校给全校党员干部作告， 我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他发表演说。 说实在的， 我很是为他捏一把汗， 因为很多大人物、 名人都在武大的讲台上发表过演说，而武大的听众中既有分析能力很强的， 也有很能挑刺的。 他平时在家里同我们谈天、 讲话都经常是断断续续的， 东一句西一句， 叫人听不明白。 这次要还是那样， 肯定要砸锅。 他一上讲台， 我非常紧张， 生怕出现我想像的情况。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一站到台上， 简直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没有用讲稿，神态非常自若， 语言非席流畅， 讲得有条有理。 内容我现在已记不清了， 但有两点我还有印象， 一是讲武大的派性 （宗派主义）， 再一个是讲要区分政治问题、 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 我认为他问题抓得准， 分析又很透彻。 确实是很难得的好告。 一作完告， 我赶快去见他，我了解他的性格， 绝对不能向他说告作得如何如何之好， 我用喜形于色的无声语言来表达我的高兴，表达我为他自豪。 又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似乎看都不看我一眼，一边喝水一边嘴里轻轻哼了两声，我一腔的兴奋， 被他哼得烟消云散，正当我扫兴地要离开时， 他却说了一句： “晚上回来吃饭。”


　　我后来想， 二叔可能感到我根本没听懂他告的意思， 在瞎兴奋。如果是这样， 那我确实理解反了，那就是说， 这是 “文革” 运动前他在给大家 “打招呼”， 要大家在运动中不要纠缠历史问题， 注意分清和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因为他在告中对 “文革” 一个字都没提，我也不可能往这方面去想。


　　“文革” 来势凶猛， 省委很快就瘫痪了， 省委领导都 “躲在” 洪山宾馆里， 我好不容易才能去看他，那里很忙乱， 领导、 秘书都在一个大房间办公， 除了二叔我还见到张体学同志， 二叔反复对我讲：“你要注意呀”、“你可要注意呀”，就没有下文了。 我看有其他领导在，很拘谨，一句话都不敢说，只听到张体学同志说：“现在是糊糊涂涂干革命。 ”


　　二叔后来经历了从 “躲” 到被“抓”、 被 “斗”、 被 “关”、 被 “审”的种种磨难， 我虽不是 “当权派”，但属于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简称 “臭老九”）， 也不断地接受种种下乡、下厂劳动的“再教育”，所以很长时间都不能与二叔见面。我和二叔有一次稍长的，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是 “零距离的” 相处，那是由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生的。 已经是 “文革 ” 结 束 、 改革开放 的1979 年， 二叔已 “官复原职”。


　　 一天下午在上班的路上， 他的小车子被武钢的一个大载重车撞上了， 坐在前面的秘书伤势较重， 二叔外表只受了点轻伤， 但内伤如何尚不知道。他们被同时送到同济医院， 恰巧那时我也因心脏有毛病住在那里治疗，二叔住的是单间高干病房， 房内另有一床， 供陪护人员睡的， 二叔叫我搬过来同他一起住。 他住院的头三四天因要作全面检查， 加上经常有人来探视和慰问， 整天都在医院，后来一查完房他就离开了， 晚上再回医院住。 本来医生要他住一个月的， 但他只住了 10 多天就再没来了。这期间我们每晚都聊天， 大多是聊家乡的一些陈年旧事， 因为除我之外， 在他周围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事了。


　　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在人的记忆中可能太深刻了， 不光是这次，在其后的日子里， 他同我不知多少次地重复谈论这些事， 每次我都重复地回应他， 他似乎百听不厌。


　　他说： “刘东权靠裁缝手艺挣了一份不小的家业。”


　　我说： “我听爷爷说刘东权不仅手艺好， 人也很规矩。 抗战前我们家好一点的衣服都包给他做，年底结账都是好几担米，但鬼子一来，把誓节渡炸成平地，哪个还有什么家业。 ”


　　他说： “唐铁匠有绝活， 周围几十里的铁器活都找他打。”


　　我说： “他给奶奶打的一把剪子， 奶奶用了几十年。”


　　他说： “他的绝活就是淬火， 当进行这道工序时， 他要把徒弟伢们都支开。”


　　这些话让一个不知情的人来听简直太乏味了， 如果还要他反复听，那他不是打瞌睡就是会晕倒， 而我们两人却是一炒再炒， 越炒越津津有味， 我也说不清这是什么道理，但可以肯定， 这种共同对家乡的怀念， 增强了我们之间的亲近感。在我们的聊天中， 他还说过， 当


　　他退下来时要完成两个愿望： 将中、外最经典的小说看完； 搜集整理民歌。 并说他已经有一个关于民歌的腹稿。 读书和写作本是他的终生嗜好。 但此时他所说的愿望， 我理解为他追求的是， 要在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里， 一心一意地去阅读、 思考、 欣赏、 搜集和创作。 只可惜他的这两个愿望都未能实现。


　　1980 年代初， 他虽退居二线， 仍忙于主持 “三史” （《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 《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史稿》、 《中原突围史》）的编修工作。 这段时期我也特别忙，我们见面的次数少多了， 但我感到他衰老多了， 肺气肿的症状比较明显。 他从来就是个不会保养身体的人， 按他的体质， 只要注意保养，肯定会长寿的。


　　 我回想起在我读大学时， 暑假期间只要他不出差或开会， 每天下午都要带我去东湖游泳，从下水到上岸个把小时，他不停顿地蛙泳，很有耐力，身体是相当不错的。可现在， 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平时都要定时吸点氧， 记忆力也每况愈下， 且出现老年痴呆的前兆——精神恍惚。


　　 一天他在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 武大一个美国留学生被邀请在某影片中饰美国特务……他脑子中大概出现了幻觉， 不停地说： “这还得了， 武大有美国特务！” 不管家里人向他如何解释，他都不听， 仍然不停念叨， 并说：“赶快告诉嘉谟， 要他注意。” 又过了两天， 已经快要睡觉了， 他说：“后面院子有动静， 有特务， 他妈的， 搞到我头上来了。” 他喊家里人拿棍子， 他自己拿个手电筒， 要下去抓特务。


　　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很担心， 就向他的秘书建议， 要他陪二叔在外面多逛逛， 不要老闷在家里， 也可以到老年活动中心去玩玩。 后来二叔告诉我， 他去过一次老年活动中心，但不能再去了， 因为他到那里后，很多人都来同他握手， 向他问好，但他一个人的名字都叫不出， 也不知说什么好， 反而惊动了大家。 我说你多去几次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他坚持再也不去了。


　　二叔在他精神恍惚的情况下还担心我的安危， 这是他对我关爱的真情流露。 可是我却对他没有尽一点孝道， 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当时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多去看看他， 陪他聊聊天。一天下午我去看他， 见他还在睡午觉， 就坐在旁边等着， 直到他醒来， 当见到我时，他说：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呀？”


　　我说： “我到杭州开会， 前天才回来， 走之前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他点了点头。


　　我见他穿毛裤有点困难， 就帮他穿 ， 他 说 ： “我 现 在 越来越拖累了。” 穿好衣服， 他说要刷牙、 洗脸， 我虽然感到有点奇怪， 但还是为他准备好， 漱洗完后他说该吃早饭了吧。 原来他以为是早晨起床，有点犯糊涂了。 我正要给他吸氧，他说： “不吸， 你来了我高兴， 不吸了。” 为了不让他多讲话， 我尽量多讲， 讲他喜欢听的。 我说在西德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说带了一个 “洋徒弟”， 是牙买加的一个来进修的教师； 说申请到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叔听了高兴得要命， 夸我是许家出的人才。


　　他这一夸反倒让我意识到惭愧。 二叔从来没有同我讲过他工作中取得的任何成绩， 也从来没同我讲过他发表的大量文章， 而我却对自己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沾沾自喜， 实在幼稚可笑。 在刻苦、毅力方面，我简直无法同他相比。


　　临走时， 他说要送我， 送到楼梯口， 他说要送我下楼，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一般都是他站在房门口，目送我下楼。 所以我坚决不让， 说：“你下去搞么事， 你上下楼又不方便， 我过几天会再来看你。” 他仍是依依不舍的样子， 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 可我万万没想到， 这一别，竟是永别！


　　这 20 多年来， 每当回忆起我和二叔站在楼梯口那一刻， 心口会突然一暖， 然后又十分悲凉。 我也经常把二叔在我住医院时， 写给我的一个便条拿出来看，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但它凝聚了二叔对我的关爱与鼓励。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觉得它越来越珍贵， 我将永远地保存它，见它犹见人，二叔永远在我心中。


　　二叔， 您确实像李尔重前辈为您所写的：“他平平淡淡地过着， 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艰苦朴素地生活着， 坚定勇毅地前进着， 挺胸拔背地鄙视着世俗的低级趣味， 忠诚老实地走完了自己的路程， 无愧于心地安息。死而不忘者寿， 他是一位。”


　　【简介】


　　许嘉谟，1937年1月生, 许道珍长子，安徽省广德市人，数学家，武汉大学教授。1956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1961年7月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93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8年3月退休。


　　文章：《江淮文史》（2011年第2期）


本文标题：「广德人物」关于原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