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铺路石


　　乡村振兴


　　★★★★★


天地悠悠，时光荏冉，乡土中国，又绿了一年。曾经跟随刘老石下乡支农的青年志愿者们整理出了三本集子，一本是纪录他 “其生也有自来”的集子———老石文存篇，一本是纪录他逝后一周年之内“其逝也有所为”的集子———各界悼文篇，一本是纪录他“其生死也有存照”的集子———媒体道篇。这三本集子是要在骨灰安葬的时候发给大家留念的，为此要我作序。诚然，“斯人已乘黄鹤去”，后生乃诵“如斯夫”。在一年前我写的《老石祭》中曾提出“与他共事的人们记下他的言行就是最好的祭奠。”随着社会大环境的跌宕起伏，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下世道，整理刘老石的精神遗产显得格外重要。于是，便有以下文字勉励后人。我们在刘老石去世一周年的今天纪念他，不仅是要把这一年来的承志践行向这个先我们而去的志愿者倾诉；而且要把我们在更为广泛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日渐成熟的思想跟他交流。无论是否有肉体的生存，心怀理念和埋头实践的人们内心的交流都永远存在。因为这是一种因崇尚大同的多样性内涵而包容不同的理念，是拒绝在纸醉金迷之中延续行尸走肉而投身乡土的志愿者才有的交流。虽然，每个在实践中的人对于理 念都可能有不同方式的坚持、或者有不同价值取向和政治倾向；但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对刘老石的纪念中相聚，就不仅在于怀念他的为人真诚和言行至善，而更在于尊重他在引领青年人深入乡村基层实践中形成的思考与精神。刘老石说，“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 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此话在他去逝后，被很多人饱含热泪到处传颂。我想，这就是苦行僧般负重潜行之乡建人，大都甘心做一块铺路石的平和心态吧。铺路石，即为从事一个新领域的探索但开风气而不为师———甘心当一名筚路蓝缕的拓荒者以启山林，甘心化为一块铺路石铺在崎岖坎坷的地上以便后来者平稳走过。在大多数人都拼命地奔走在各行各业的竞争队伍中的社会生态中，刘老石却乐意在很少有人走过但有利于整个民族大义的方向大道上，做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一块默默无闻的垫脚石，这是何等气魄之抉择！何等心胸之境界！仅此而言，还会有人对铺路石的大小如何、平整与否给予苛责吗？还会有人对拓荒者之方法和实力，教训或不足，去求全责备吗？古人云，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大哉斯言！一、刘老石们的“妇人之仁”人类进入的这个资本主义文明不过500年，虽然时间很短却破坏极大。始于资本主义晚期的70年代金融资本扩张到上个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了产业资本转移的西方国家，最近20年正在演化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竞争。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接受了工业化派生的对抗性冲突，以及资源枯竭、生态破坏 和环境恶化等与生俱来的矛盾；而且，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成为资源和产品的提供者和产业资本的“打工者”，另一方面外贸盈余再向西方资本市场投资，也成为金融资本 经济泡沫化的主要。在世界南北之间 “双输博弈”的大背景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政府公司化“赶超”……即使在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造成出口下降、生产过剩态势明显之时党中央于1999年提出“以人为本”，随后于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于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等重大战略之后，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各地政府们认同的目标实际上还是“唯GDP”，集中表现在招商引资、搞房地产、征地狂潮等跨越式高增长上！与此同时，三农问题被这种激进恶化为以农业安全问题、农民权益问题、农村生态资源破坏之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主，仍是中长期难以解决的深层矛盾。尤其在这个资本化进程之中必然发生权力、资本和知识精英结合的时候，那些被边缘化的弱势小农便连自己的话语都建立不起来！所以，虽然农民问题农民最懂，但在强大的现代化制度变迁所拥趸的强大的现代话语体系之中，他们没有使自己的表达成为主流话语的政治能力，只能在自然、市场的双重风险打击下遭遇衰败破产之命运。因此，才会有因之“不忍”而走向乡土社会中去的知识分子，唯有继承被批为 “妇人之仁”的梁漱溟之先贤精神，才愿意去和弱势群体相结合。刘老石，就是本世纪初出现的这种继往开来的典型代表。刘老石原名刘相波，1968年３月１日出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200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天津某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2001年，他在天津开展学生社团活动的时候曾经请我去做演讲。有感于我针对教育产业化和全盘西化而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我们两个近乎差一辈的人便在２１世纪知识分子参与的乡村建设事业上携手同行。2002年我在中国改革杂志社成立了《中国改革农村版》，请他来做兼职编辑、主持乡建中心的工作。后来，我们都离开了那个杂志社，他又组建了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从当年带着大学生下乡时起，他就有了这样一个后来比他本名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刘老石。随之，他被成千上万青年学生称为当代大学生参与乡村建设运动之父，名至实归。2004年以来，我在支农实践者中选择优秀分子培养了二十几个研究生，他是我招的2010级博士研究生。鉴于他是从2001年起就与我一起历经了新世纪乡村建设风风雨雨的同事，因此，我们不仅是师生，也是同仁。2011年３月24日，年仅43岁的刘老石，不幸遭遇车祸而罹难。突然之间，黑发人成了故人……对于像我这样已过花甲之年的老者，悲伤嗟吁，情何以堪！刘老石是那种心中装着农民而能够自然融入乡土社会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常想，在政府已然成为经济主体，资本已然成为各种利益阶层追逐之核心，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已然占据强势地位的当下，还会有无数个刘老石这样的人把传统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传承下去吗？他10年如一日服务于“三农”，从2001年起组织大学生支农，2003年起在各地农村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带领青年志愿者发动农民先后建立了70个村级合作试验点试验区，既有提供生产、购销、金融等服务的经济性合作社，也有提供文化、教育、养老、医疗等服务的公益性协会。他长期进行农民合作培训工作，2009年建立了农民合作社培训学校，带领他的青年工作团队在农民合作培训、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大学生支农志愿者培训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帮助了很多农民。他还于2006年促进了全国各地七家优秀的合作社组成新时期第一个跨区域的农民合作社联盟———“国仁绿色联盟”———是为农民合作社销售生态农产品的服务组织，并在70个农村合作社试验点中发展出十家生态农业试验基地。凡是接触过他的农民，都会由衷地感受到他是从内心里尊重农民的人！由此可以说，刘老石是那种不在其位却因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而焕发师道魅力的乡土派的教师。实际上，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精神贵族”，在1919年和1966年两次文化革命中已经要么“失语”，要么自残了。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绝大多数新生代知识分子只能在“有问题没思想、有技术没文化”中，基本上是主动地、拼命地与统治权利相结合，构建各种制度排斥深入工农群众的意愿和行动，搞得青年人不敢主动做一个被主流所鄙夷的“本土文化感”的知识分子。然而，刘老石不但自己奋力冲出这个利益网织成的“藩蓠”，身体力行，不耻于与各个画地为牢的小俱乐部玩家“掉洋书袋”为伍，而且极富有感染力，指引和鼓舞了海内外很多高校的数万名学生们！他充满活力地把带领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工作从 最初的天津、北京，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高校，虽然遭到很多困难，但这已经成为他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10年间，刘老石一直致力于其中的两件事：一是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每年寒暑假、国庆节、原来的 “五一”假期，他都要组织带领全国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支农、调研、支教、扶贫，宣传中央精神和文件；二是建立基地，长年下乡进村开展大学生与农村共建，进行“文化引导、精神培训”，探索新乡村建设之道。他和他的团队举办全国大型支农调研交流会培养优秀青年大学生骨干，协助组建大学生支农社团；进行“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为未来的乡村建设培养新型农民提供生力军队伍。他在开展乡建实践中推动了中国大学生支农事业，影响、培养和教育了一大批立志从事乡村建设事业的青年，很多大学生志愿者敬佩他、追随他、进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刘老石是那种学无止境，在教育青年学生和支农乡建实践中不断地注重提高自身修为的人。他坚持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的关注国运、倡导公平、与不公正的现象作斗争的优秀传统。他走在支农乡建实践前沿，不懈努力，舍生取义，追求理想，探寻价值。他不仅教育和引导青年学生，更注重不断提高自己的修为并践行之，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不卑不亢、不朋不党，不为名利、不图认可。他思想丰富而为人耿直，待人真诚而富幽默感。他不仅创新了教课方法，受到无数青年学生的敬佩和追随，而且建立了“西山雨舍———新青年绿色公社”，践行着“为理想奋斗、过有意义生活”的宣言。他热爱学习，追求真理，42岁辞掉令人羡慕的大学教职去脱产攻读博士学位……正是因为刘老石有这种把远大理想和实践精神相统一，把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相结合的“知行合一”的特点，才会在“乡建运动”与“教育学生”的方向上走出了一条亮丽的另类道路。在这种意义上说，他是难以替代的。二、百年制度变迁与中国乡村建设人类历史发展至工业文明中后期，由工业文明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定性，促使了作为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本源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其科学性在于从历史演进角度客观认识人类近现代文明发生、发展机制的哲学思考，特别是其中关于资本异化于劳动及其附着物———产品的内在机制分析，揭露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的这个资本主义阶段内生性具有的异化于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文明属性。中华民族步入工业文明的近现代历史中，有多次泥足深陷的严竣困境的历史。国人若还有点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科学态度，便会在这个民族按照工业文明之内在发生机制步步逼出来的多灾多难的教训以及难能可贵的所谓经验中，逐渐形成一点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百年中国问题的本质，乃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人多地少的“内生性结构变量”和国家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环境变迁”，是百年中国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源；所谓近现代史上的制度变迁，尤其是上世纪末直到本世纪初的改革开放，无外乎暴露了在愈益严峻的国情矛盾下、占有制度变迁收益的利益群体如何把制度成本向弱势群体层级转嫁的过程之本质！因此，我们只能把制度变迁的经验过程从本质上归纳为理性高度的“成本转嫁论”。若据此看上世纪前半叶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失败，乃在于成本无处转嫁！无论是应对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外扩张的侵略还是国内工商金融等非农产业过度汲取中国小农剩余，都导致农民破产、乡村衰败，连带发生长期社会动荡和最终政权解体。若对比上世纪后半叶，则主要是建国后30年国家主导的“维护民族独立的国家工业化”，这个以固化城乡二元结构和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为载体的工业化过程，因得以对内转嫁成本而至今未败而已。改革开放以来，是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中国产业资本通过改制全面扩张的时代，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新时期；各种跨国公司得以借助“亲资本”为核心内容的各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优惠政策进入中国。这个经验过程，一方面表现为主流层面所认同的现代化制度变迁；另一方面表现为成本积累和对下层级转嫁机制的“致贫”、“致乱”、“致害”效应，人们不得不坦承各种愈来愈严峻的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城乡和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不断升级的群体性事件……都在不断触及人类生存及环境可持续之底线。其中，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就是新时期 “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也就是说，不管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包干”如何具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其本质就是恢复了传统村社内部的“小农经济”。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和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各种大小商资实体，面对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没有谈判地位的亿万小农，以一切在现实中均有可能的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其代价则由强势群体转嫁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转嫁于土地和环源环境！破坏性之大，超过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段。难怪，虽然有李昌平发出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叹并且得到当年７位常委批示，却挡不住李昌平被迫出走（劣绅驱逐良绅）而“386199（妇女、儿童和老人）部队留守农村阵地”之结局！既然有近现代史上的现代化制度变迁所导致的 “三农”问题，便有断断续续作为百年现实真命题的乡村建设运动。上个世纪初起于青萍之末、并在20年代纳入知识分子法眼的乡村建设运动，本质上是对中国早期“黄金增长10年”中出现城乡分裂、社会矛盾激化、精英阶层脱离乡村和农民等状况的反动。因此，它同样是工业化、现代化制度变迁的产物。无论是留美博士晏阳初、儒学大师梁漱溟、著名企业家卢作孚，还是倡导知行合一的陶行知等等，早就发现了这个道理，明白了西式现代化之路走不下去，即使你想走人家也不让，而大部分中国人口仍然会长期停留在传统农业和传统社区之中。于是乎，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决意用行动去试探另外一种可能；于是乎，他们在一意决绝的现代化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潮之间，尽心尽力地通过平民教育介入乡村建设，逐渐成为中国百年制度变迁史上秉持改良之一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先是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接着，农民组织化了，教育普及化了；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需求都被政府满足了。但，上世纪80年代，传统的“小农经济”全面恢复，针对分散农民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被重新提出。1986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农村试验区办公室，当时我们干农村基层试验区工作时，就想着要和早年的乡村建设派作比较，以使得后人能够汲取两代人的经验教训。果然，到了激进改革的90年代，前５年农村试验区日渐衰微；后５年更遭遇跌宕坎坷乃至了无声息……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有激进制度变迁，就会有严重的三农问题，也就会有乡村建设的诉求，就会有知识分子秉持“妇人之仁”而“不忍”、而主动投身基层试验中去与农民相结合，去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于是，新世纪之初，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乡建运动第三度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是社会存在的产物，一点不假。综上，因为现代化制度变化迁的内在机制使然，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个百年命题，它在二十世纪发生过两次，我有幸研究了其中的第一次，经历了其中的第二次；并且在新世纪与诸多志愿者一道启动了第三次。刘老石，就是与我一道启动这第三次、并且从始至终都义无返顾投身其中的一个乡建知识分子。只要我们一息尚存，他就活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之中。三、沿着铺路石所延伸的方向前进近现代史实证明：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禀赋极差、传统文化厚重的东方大国，只要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制度变迁过程，必然就会伴随着多灾多难的“三农”问题。即使到了本世纪初所宣称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农业税免除了，各种涉农保障实施了，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战略了，我们也仍然清楚地看到：乡村基层组织负债累累迫使“劣绅驱逐良绅”再度滥觞于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在市场中缺乏抗风险力和谈判力，随带发生的乡村治理、农业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和农民权 益等问题仍然严重。因此，新世纪的中国，比上世纪20～30年代更需要乡村建设运 动。这不只是因为百年乡建，自当薪火相传；也是因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已经有了其内在的政治正确和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乡村建设在新世纪的任何经验，都会为当前全球资本化困境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可持续实践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新世纪的知识分子们，如果自觉将个人的人生抉择与乡建大道结合起来，当会亲身体验到个体之我与乡建大道相通融的踏实。诚然，刘老石就是这样的将个体之我与乡建大道相结合、将有限的个体生命奉献到了无限壮丽的乡建事业中去的大写之人。他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理，践行了“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的乡建之路，其精神是不死的。由于过去“唯GDP论”的发展观及其造成的后果向未受到抨击，21世纪的中国，仍然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弱势群体之状况：一边是衰败农村中亟需帮助的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一边是在就业压力中嗷嗷待哺的千万“蚁族”大学生。本世纪初以来国家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态文明等战略思想，青年人也越来关注公平、正义，关注可持续发展。在新农村建设战略得到实施的宏观政策环境作用下，有更多的青年工作要做，有更艰巨的农村建设要做。因而，这个事业仍然是需要不分意识形态、不论阶层利益的成千上万个刘老石这样的人，以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走服务“三农”的大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突然遇难的那段时光，有那么多不同单位、不同团体的纪念活动、纪念专题以及各界悼文。无论左中右派，不分年龄大小，遍布全国甚至海外，无数的相识不相识的大学生、民工、农民合作社代表，自由职业者……人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争相以纪念文章、诗词、挽联、书信、短信、微博等形式，抒发着对斯人已去的痛心和怀念。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争相传阅刘老石生前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各类文章、邮件、各种文字材料，争相保存刘老石的照片、图片、视频、音频……那些他10年行踪中的大学培训剪影，下乡蹲点指导农民和学生的足迹，他所参加过的研讨会、培训会、 参与的其他活动等等，都是那么地弥足珍贵！师者先贤，“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继绝学开太平之精神，是不依形而立，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的。是为序。（本文为于2012年为《老石文存》撰写的长篇序：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铺路石。）

　　【温铁军：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人民政协、北京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


　　责编：刘星月；初审：程子茜；复审：李雨凡







　　长安街直播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在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部门联合开展相关党建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已正式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的有关单位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直播】【新书送】查看更多。

本文标题：「乡村振兴」温铁军：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