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这个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下乡的日子

　　文|何艳

　　许久许久，我当知青下乡的那段时间总在脑海里萦绕，怀念那段难忘的日子，一直想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但心里怯怯的又怕自己文笔太拙劣，写出的东西词不达意。

　　我1977年高中毕业下乡的时候，基本上已是这场运动的尾声。当时好多十四、五岁的孩子初中毕业或者是根本就没毕业也积极响应号召去接受再教育。

　　我们那一批高中毕业的也大多只有十六、七岁，这个年龄段做的梦都是青涩的，实在算不上什么“青年”。现在想想“知识青年”这个称谓说不出是褒还是贬，或者只能说是对我们那些曾经上山下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的代名词。

　　近几年有好多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电视剧热播，经常被剧情感染的热泪盈眶、唏嘘不已和开怀大笑，因为里面的许多故事情节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有些情节可以说就是我们的记录片。

　　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呆了没几天，就给敲锣打鼓、很隆重的用拖拉机送到了接受再教育的村子，好在离家不远。

　　那时的县城跟农村也没有太大区别，建知青点的几个村子在我们县里也是比较好的，交通也还便利，发给我们的军用挎包、搪瓷缸和脸盆都印着毛泽东的语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胸前带着大红花，穿的衣服多是军装类，一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打扮和指点江山、解放全人类的神态。那个年代的男孩女孩能穿一件正宗的军装，尤其是四个兜的军装那就像现在的巴黎时装一样时尚。

　　到了知青点的第二天，队领导就带领我们去种“扎根树”，就在知青点的房子后边，并调侃的告诉我们说等以后有时间来看我们的“扎根树”。秋天的季节种树能否成活我们不关心，但是以此来表示我们扎根农村的决心，也以此为证我们曾经来到这个地方接受过再教育。十几年后我真的去找寻过，但已经没有了“扎根树”的影子，替代的是一排排民房，当然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扎下根。

　　我们去的时候正是秋季收玉米种冬小麦的季节，早晨天还没亮生产队的钟声就响了。常常是睡眼惺忪、迷迷糊糊的走到集合地点，由生产队长统一派活。那秋天的“秋傻子”可是真厉害，没几天我们几个女生的脸和胳膊就晒得脱了皮，再过了几天脸上的皮能一条条的扯下来，尤其是眼睛周遭和颧骨处厉害，成了典型的熊猫脸。

　　当初有句常见的口号和标语：吃在地，睡在洼，完不成任务不回家。那段时间我们就是经常在劳动的田野里吃早、中饭，由做饭的知青送到地里，吃完小憩片刻就继续劳动，有时实在累极了或者是困得实在忍不住了就会躺在田间地头的秸秆上睡一会儿，绝对没有失眠之类的情况，而这一觉绝对是最大的享受。

　　那时候的感觉就是累和困，劳作一天浑身像散了架一样，那种累现在的人尤其是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体会不到。但是伴随着的是劳动的快乐，那是一种无忧无虑的、没有任何奢望的累的快乐。

　　下乡的日子是艰苦的，但也是快乐的。那段时间就像是我们这群十几岁的孩子人生路上的一个逗号，在那儿停了一下，眨眼间就飞快的过去了。

　　农闲时间多是参加农田建设和水利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话从中央到地方人人牢记在心。我们常常去离住处十几里的地方参加劳动，好多时候都要带着行李吃住在工地，挖土方、运土方这样的工程全部都是肩挑人抬，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机械设备。三九严寒的季节也从未停歇，手脚冻裂的那种疼痛，还有天暖之后的那种奇痒，现在想想无法忍受。可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手上的冻疮留下的紫痕要到来年的夏季以后才能慢慢的消失掉。最近十几年经常出现旱涝灾害，是大自然造成的还是与水利设施的不到位有关我不懂，但那时候多是风调雨顺，到处都有流淌着清水的大小河流和清澈的一眼见底的池塘，到了少雨的春季也很少干涸，与现在的环境相比，那时候我们这里就是“江南水乡”。

　　刚到知青点的时候，加上前两届的知青大概四十多人，轮流值日做饭，两个人一组。轮到我和一名知青值日的时候，做的第一顿饭是蒸米饭，我瞅着那口大铁锅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也不知道应该放多少米，加多少水，两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就按每人一碗米的量放进了大铁锅，然后加满了水，烧饭的柴火是秸秆、碎木头之类的，灶台就是过去农村常见的那种灶台，只是这个灶台和锅太大了，刷锅的时候都担心有掉进去的可能；助燃的是很古老的那种风箱，烧火时要一只手不停的往灶膛里加柴，另一只手不停的推拉风箱，两只手要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才行。我们俩觉得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开始生火，火点着后一通手忙脚乱的烧，好长时间才听到锅里咕嘟咕嘟水开的声音。又等了一会儿，突然发现锅盖慢慢的往上挪，白花花的米也开始往外面溢，焦糊味开始弥漫开来并且越来越浓，这才意识到火太大了，烧糊了锅，又赶紧忙着往灶膛里泼水灭火，一时间整个房间里浓烟滚滚，我们俩被呛得跑了出去，眼泪模糊的互相打量着，脸上一道道的黑，身上满是灰尘，前额的头发被烧焦了一大片。

　　到了开饭时间，掀开锅盖一看，饭是夹生的，能吃的不多，最下面的都成了炭状，一群人围着锅台七嘴八舌的埋怨我们俩，吓得我们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的站在一边等候带队领导的“发落”。

　　那顿饭到最后怎么解决的我记不清了，夹生饭绝大部分都偷偷的喂了猪（知青点自己饲养的），能吃一星期的米被我们俩一顿饭就烧掉了近一半，真是烧得一塌糊涂，让带队领导一顿好尅。看到过用米饭喂猪的老乡气愤的骂我们“败家子”。

　　在那个年代这种浪费实在是暴殄天物，令我们有一种犯罪的感觉，但是此次夹生饭事件后也让带队领导做出了英明果断的决策：我们不再轮流值日，雇请了一个炊事员。

　　转眼之间过了一年，仲秋节到了，那时的节日不像现在这么隆重、物质丰富、应有尽有，每个星期改善伙食也就是蒸个馒头或者包个包子之类。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美味大餐了，平时我们吃的都是玉米面窝头、玉米面粥，生产队也分一些地瓜、萝卜之类的给我们，吃的是自己腌制的咸菜，没有油就放点醋一类的做调味。伙房一共有四层笼屉，蒸两层窝头要吃三、四天，而蒸四层馒头一顿就光，如果蒸包子还要多加两层，现在想想那时的大馒头真香啊。还有那大包子，虽然没有多少油，也没有几块肉，可吃起来那么有滋味，有一个男知青一次吃包子吃了十八个，我们看的都瞠目结舌，怕他吃撑了，他竟然拍拍肚皮说这顿饭就凑合了，好像还没吃饱、意犹未尽的样子。其实那时我们都特能吃，有一种不知饥饱的感觉。

　　那个中秋节，我们把那头吃过夹生饭的猪杀了改善伙食，大家都高兴的摩拳擦掌，准备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炊事员带着几个男知青一通忙乎，终于等到开饭的时间了，一个个急不可耐的往伙房里跑去，然而去的早的碗里多少还有几块肉，去晚的就只剩下了几段猪肠在大铁锅里荡来荡去，可怜那头猪长了一年依旧是袖珍型，身材保持的好极了，典型的骨感美，相对于四十多个人的肚子实在是狼多肉少啊。

　　带队领导当时已接近花甲之年，也是快退休的人了，很和善的一个老头儿，我们把最后的一段猪肠盛到他的碗里，他一边吃一边往下咽，但最后无论如何也嚼不烂最后的那点肠子，就用手从嘴里抠了出来，那肠子抻出来时颤颤悠悠的成弹簧状，长出了一大截。一群女生见状轰然而散，自然，那顿饭我们也没怎么吃。

　　由于当时物质的匮乏，我们的伙食也很差，没有多少食用油，肉蛋更是奇缺。男知青就想办法弄一些“野味”，像刺猬、田鸡之类的，都成了盘中餐。尤其是炖刺猬肉当时已是知青点的一道名吃。到了秋天，大片的庄稼到了收获的季节，而这种小动物也长得膘肥体壮，在豆田里特别多，隔三差五的会逮到几只，回到知青点悄悄的从伙房弄点调料，再弄个大的搪瓷缸之类的器皿炖煮，现在想想吃这种东西难以入口，可当时却是我们、尤其是男知青的美味佳肴。

　　我们下乡的那个村子有着大片的枣树林，据说非常有名的乐陵金丝小枣的产地也包括了这一带。在村子的东南方的那片枣树林，枣特别甜，熟透之后是黑紫色的，掰开里面真的有金色的细丝。

　　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实际干不了多少农活，生产队对我们女知青还是很照顾的，大多给我们安排的是看庄稼、场院之类的事情。比起像一些大城市的知青去偏远、落后的山区和草原等地方好多了。

　　我们家原来的邻居就是天津知青，他们几个开始去了内蒙草原，呆了三个月就跑回了天津，但是政策又不允许他们留在城市，他们中间有一个知青的老家是我们这个县的，然后就托人到了我们这里，在农村待了几个月就都在县城上了班。据他们讲在内蒙的那几个月跟发配差不多，因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同，经常饿肚子，几十、几百平方公里都是无人区，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跑了回来。1980年代知青大批返城时他们也都回了天津，想来现在也已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

　　在知青点呆了一年多，虽然时间不是太长，但那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却是记忆深刻。

　　这段经历也影响了我的一生，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会想起那段时光。在那里我们经历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恢复高考。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后自然是欢欣异常，所有的知青无一例外的、踌躇满志的准备着，都以为自己能够蟾宫折桂，金榜题名。

　　1977年12月份，那个寒冷的冬天，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大家信心百倍的走进了考场，用不多的那点可怜的文化接受祖国的选拔。当然最后的结果不说也知道了，全军覆没，火热的考场变成了火热的烤炉，所有的考生成了烤地瓜。

　　农村真的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真的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来说还不如一个农民有作为。而我们下乡只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潮流，目的单纯，没有人后悔、抱怨，觉得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当时的知青模范人物像侯隽、邢燕子是我们的榜样。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价值观、人生观几乎都是一个模具倒出来的。几十年后的今天，作为曾经的知青，我没有资格评论这场运动的对与错，但是许多人的理想、抱负与才华的确是被这长达十几年的运动扼杀了，有的甚至把生命留在了曾经奋斗过的、贫瘠的土地上，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同时也有许多的有志之士在逆境中矢志不移，在后来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卓绝的成绩，这也同样令人倍加欣慰。

　　何艳，农行庆云县支行职工。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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