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开绿灯，蒋经国为何错选李登辉接班-看李"变色龙"本事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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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联合国开发总署东亚支部正拟邀请刚从美国回来，担任台湾省农林厅处长的李登辉前往曼谷，就任农经顾问。

　　此一消息在李登辉的家乡三芝乡也已传开。李本人乃至其父亲李金龙和其妻曾文惠都沉浸在李登辉即将高就的美梦中。突然，“国安局”将李登辉召去，询问有关李与黄文雄之间的关系，并问李是否涉入“台独”之事。

　　李赴曼谷任职的美梦自然泡汤。

1、李登辉的3个“贵人”

　　但是，这一案件却反使李登辉因祸得福。就在李登辉处于他一生中最苦闷的时刻，有几个“贵人”对李登辉再次伸出援手，使李登辉与蒋经国结上了政治之缘。

　　这段结缘改变了李的一生，这段时间也成了李登辉命运转变的关键时刻。

　　这些“贵人”中的一位是李登辉在台大的老师徐庆钟。

　　当时，徐是“行政院政务委员”，与时任“副院长”的蒋经国关系不错，使他有机会向蒋氏出面为李登辉求援。

　　另一位贵人则是李登辉昔日在“农复会”的上司蒋彦士。“刺蒋案”发生时，蒋彦士正以“行政院秘书长”的身份，陪同蒋经国赴美访问。

　　得悉李氏困境后，蒋彦士以他与李登辉十多年的关系，在蒋经国面前为李登辉求情。

　　再一位“贵人”就是当年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的李焕。

　　李焕曾在接受《中国时》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大约在民国六十年（1972年）我担任省党部主委时…他的理论渊博深刻，对实际农业状况也相当清楚…讲得十分精辟，令我非常钦佩。其后不久，经国先生向我表示内阁需要延揽一位精通农业的政务委员…要我推荐人选；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李登辉先生，并向经国先生推荐。”

　　据传，最关键的一位可能还是一位叫王益滔的浙江籍教授。

　　台《李登辉传奇》一书中透露，某天雨夜，蒋经国正要就寝，侍卫官对其说：“有一位浙江老乡来访。”

　　蒋经国在听知是王益滔后，赶忙下楼，到客厅会见，还以为王老教授有什么要紧事。但坐下后，王教授却对蒋经国讲起了一段《朱元璋重贤·郭云免死罪》的历史典故，并要蒋经国应当具备朱元璋的气度，启用农经博士李登辉。

　　王教授的这席话，让蒋经国深受启发，不仅当即下令“国安局”负责此案的处长，“立即重新审查！”，并决定约见李登辉。

　　几天后的一大早，经过几天准备的李登辉，谢绝农林厅的小车安排，骑着自行车来到“行政院”的大门口。

　　或许由于太兴奋，李登辉竟忘了带有关证件，而被侍卫官拦在门外。蒋经国和他见面后，并未立即问他有关的农业问题，而是就院内的一些植物乃至传统文化与李登辉闲聊起来。

　　结果，李登辉从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到唐朝的“郑虔三绝”，再至清朝的袁牧，一口气向蒋经国背了好几首诗词、典故，并讲祖国传统文化如何博大精深，他们应当重回中原，将这些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让蒋经国十分高兴。

　　后来，又结合当前的形势，将积极主张“全盘西化”的李敖的观点，着实地批评了一阵，同时以英、法、德、日走向现代化的例子，直陈每个国家民族都不可将自己的传统像垃圾一样扫掉，更让蒋经国十分满意。

　　最后，李登辉又从蒋经国的生肖狗谈起，将蒋着实吹捧了一番。这样，蒋经国在还未听李讲岛内的农业问题时，便已对李登辉产生格外的兴趣。

　　自此，蒋经国多次找李登辉咨询一些农业问题。大约就是被蒋经国约见之后，李登辉加入了国民党，从此，李登辉开始在国民党内崭露头角。

2、如何获得蒋经国青睐？

　　1972年5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李登辉好运也才真正到来。

　　进入70年代，相继发生了“保钓运动”、联合国驱蒋、尼克松访华等重大政治事件，使蒋介石集团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使岛内的民众开始关注台湾前途与祖国统一的问题；也使岛内更多的知识分子勇敢地站出来，向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挑战，要求政治革新，实现民主。

　　面对岛内外局势的巨变，已是风烛残年的蒋介石除了喊几句“庄敬自强”、“处世不惊”口号外，毫无他方。

　　于是，岛内一些舆论将“新人新政救亡求存”的希望寄托到太子蒋经国的身上。

　　1972年3月，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时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也只专任“副总统”而将“行政院长”之职让于蒋经国。

　　蒋经国上任伊始，便推行“革新保台”方案。一方面，将“反攻大陆”政策改变为“偏安建设台湾”，谋求与大陆长期对峙，另一方面，大量启用台籍“青年才俊”，意图使国民党政权与台湾民众混为一体，减少民间的压力，使政权在岛内长存。

　　在蒋经国上台后着手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中，首先延揽了一大批台籍人士进入国民党政权体制。包括让高玉树出任“交通部长”，林金生出任“内政部长”、张丰绪出任台北市长。

　　当时远在新西兰参加国际会议的李登辉也在蒋彦士的推荐下，被延揽为“政务委员”，主管农业。

　　当时的李登辉才49岁，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各部会部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官员”。

　　李登辉到“行政院”上班的第一天，又是骑着自行车去的，还一度被警卫拦住，这又给蒋经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李登辉在“政务委员”的职位上一干就是6年。

　　他上任后的首件大事就是着手起草《农业发展条例》，提出了较有影响的“九项革新事项”。至于其效果，则似乎并不明显。但这段时间，李为了充分掌握岛内基层的农业问题，以便蒋经国随时咨询，几乎跑遍了台湾各乡村。

　　同时，李也深知韬光养晦，每次参加院会时，他都签名在最低的地方，而且签得比别人的字都小，而在会议过程中，只要没人问他，就决不发言。李的这些表现，使蒋经国再次认为李登辉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1976年，在蒋经国继任国民党主席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十一全”大会上，李登辉首次当选了国民党中央委员。

　　蒋经国凭自己的印象，也让李登辉负责审查过台湾的“国防预算”、参与过70年代台湾的“十大建设”中石化工业的建设。

3、如何走向权力中心？

　　70年代末，岛内反对运动进一步发展，台湾人要求“出头天”的呼声也更高。

　　蒋经国在1978年3月当选为“总统”后，迫于形势，进一步在人事安排上考虑“省籍平衡”，推行“本土化”政策。包括让台籍人士谢东闵担任“副总统”，大陆籍人士孙运璇出任“行政院长”，让台籍人士邱创焕担任“副院长”。

　　这些人事安排策略，使国民党权力结构出现较大幅度的变化，更多的台籍人士进入权力核心。也正是这种“本土化”的政策，使李登辉的仕途更为广阔。

　　1978年6月，李登辉被任命为台北市市长。

　　李登辉上任后宣布他主持市政的原则是：

　　要用科学方法，讲效率，并要求下属办事“小处着手，大处着眼”。

　　在政风上，他继续倡导蒋经国的“革新”之风，要求市府公务人员树立“诚、公、廉、能”的观念。在实际作法上，则是“平缓持稳”。

　　为落实上述原则，李登辉在上班的第一天就立即下令停止订购市长办公室的一些不必要的外文纸、杂志，而将省下的5000多元钱，拿去改善司机的工作条件；他还亲自查阅市府员工名册，将一些冗员另行安排工作。

　　同时，又要求“研考会”对当年市府所订的工作计划，无论巨细全部列表管理，并在表上注明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姓名和电话。

　　为加强基层官员素质，李登辉又创办了“公务人员训练中心”；为提高办公效率，成立了“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利用电脑储存资料，实行办公现代化。

　　为仿效蒋经国的“亲民”作风，李登辉也时常到街道、工厂、农村视察，接触各方民众，并针对当时妇女在生活、就业上不能与男子平等的现状，邀请近3千妇女举办一系列主妇座谈会。

　　为缓解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贫民窟等问题，李登辉还提出了“都市更新计划”。此外，李登辉为标榜清廉，还辞去了台大教授等一切兼职，并定下时间表，在三年内辞领一切薪津外支给。

　　在市长任期内，其长子、长女相继成婚，也没有张扬，甚至市府内都几乎无人知晓。

　　李登辉的这一系列措施，尽管并无大刀阔斧的气概，也没有给台北市政建设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但那种“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办法，倒使李登辉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当时的舆论认为：

　　“由于李登辉‘螺丝起子'愈拧愈紧的个性，各局处室首长都不敢怠慢，因此在他主政的那三年半里，市府里朝气蓬勃，就如同他那最有名的‘早安、晨跑'活动，教人耳目一新。”

　　正是由于李登辉注意高举蒋经国的大旗，加上其“平缓求稳”的作风，与注重树立自身形象，使李氏的政治行情不断看涨。1979年12月，李登辉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踏进国民党权力核心。1981年，李登辉又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

　　李登辉出任台湾省主席后，其工作的重心回到农业上，从70年代末起，台湾的农业发展速度变缓。

　　据统计：

　　从1973年到1978年止，台湾农业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6%。加上台湾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工业的发展，造成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加上农产品价格偏低，使农村出现严重资金不足，进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让广大农民“心理上失去了对农业的信心”。

　　为改变这一局面，李登辉提出了“建立农村新面貌、恢复‘田园之乐’”的口号，并要为此建立一支“八万农业大军”。

　　尽管官方媒体对李登辉的“八万农业大军计划”广为大肆渲染：农政单位表示要全力推行；金融机构也专门为此筹集资金，为那些“农业大军”提供贷款，买地买农机。

　　但李登辉的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连那些曾为李氏鸣锣开道的宣传机器及大力支持它的台湾省议会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计划失败了。

　　在李登辉政治计划受挫的同时，其家庭生活也遭到了极大不幸。其长子李宪文于1983年因鼻癌去世，这使李登辉一度心灰意冷。“他对名利似乎变得更加淡泊，信主更为虔敬”。据传，当时李登辉还一度向蒋经国表达辞职之意。

　　然而，李登辉在省主席任职内没有作为的表现，却为他在岛内政局更上一层楼带来了好处。

4、“副总统”候选人的缘由

　　1984年，岛内照例进行“总统”改选。是年初的2月，国民党召开12届2中全会，国民党主席、“总统”蒋经国被“顺理成章”地推举为第7届“总统”候选人。

　　但对于“副总统”人选，却让各方琢磨了好半天，一种说法认为当时的“行政院长”孙运璇是可能的人选；另一种说法则根据前任“副总统”系由台湾省籍人士谢东闵担任，故推测本届“副总统”仍应由台籍人士出任，并认为这是“本土化的原则，方向已定”，至于具体人选，则林洋港、邱创焕的呼声较高。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蒋经国却是提名李登辉为下任副总统人选”。这一决定，几乎让岛内乃至外界关注岛内政局的人士都跌破了眼镜。

　　有这样一则笑话，倒反映了岛内民众对李登辉突然出任“副总统”的不解。

　　据说，蒋经国在挑选“副总统”时，幕僚拟出名单要呈给他圈定。正好蒋经国急于上厕所小解，金口说：“你等会儿。”他老人家的浙江官话被幕僚误听为“李登辉”，于是幕僚据以对外公布。等到蒋经国小解回来，发觉有误，但人事新闻已经发布，生米成了熟饭，无可改变了。

　　蒋经国究竟为何提拔党龄如此之短，在台湾省政内又无甚建树的李登辉呢？

　　据岛内一些媒体披露：

　　国民党“十二全”大会时，蒋经国本来决心要提名孙运璇为“副总统”的，但因孙突然患脑中风，已无法康复，蒋在与孙相对垂泪之余，只可提名李登辉。

　　至于林洋港，则因其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言辞谈吐之间，不像个幕僚者，反像是主管，声高震主，除非有特别度量，否则任何一个长官都会很难受…”，而至于邱创焕，却是能力有限，“可以在太平盛世做太平官，却无法在变迁的时局中纵横捭阖，创造时势”。

　　当然，李登辉被提名的传说还有很多，包括：

　　蒋经国用人并不注意才华，而宁愿选择听话办事的人；蒋认为李从未参加地方选举，没有派系恩怨，是个“干干净净”的人；蒋认为李已没有儿子，应可全心为公；蒋意图利用李与北部长老教会的关系，来制衡南部长老教会的反政府力量。

　　诸如此类，不一胜举。但无论如何，这倒使李登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是蒋经国给的，蒋对他“能上之亦能下之”，自己的地位随时可能因上面的好恶而变化。

　　因此，李登辉在被提名“副总统”后，更懂“劲气内敛”，行止非常小心。和蒋经国谈话时屁股只坐着半边椅子，宾客来访全部登记，而且谈话录音存档。此外，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还四面讨好党内大老与资深“国代”。

5、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李登辉出生于台湾，平生从未踏上大陆的土地，而且参加国民党的历史也不过十几年。

　　以这样的背景出任“副总统”，跻身于以大陆籍人士为主体的国民党权力核心中，这是无前例可循的。

　　因此，李氏为了能得到占国民党高层大多数的大陆籍人士认同，对大陆各省籍的“国大代表”们发表过一些讲话。他和江苏、浙江、安徽及福建地区二百多位“国代”讲话时，特别以“东南半壁江山”一分子的心情和大家畅谈，强调自己是一条东南方的乡下牛，他会本着“乡下牛会耕田”的精神，追随蒋总统，和全体同胞一起脚踏实地默默耕耘，获取甜美的果实。

　　当他和河北、河南、山东及陕西地区二百多位代表讲话时，指出这些地区是代表中华文化的黄河流域，也就是历史上的“中原”。他的祖籍虽然是福建，但是他更早的祖先是来自中原，他愿以南迁的“中原人”，追随蒋“总统”，带领全体中原子孙“重光河山”、“定居中原”。

　　当他和广东、广西及台湾地区二百多位“国代”讲话时，以“革命伙伴”的心情，和革命摇篮一南方海岸的全体伙伴畅谈革命情怀，指出广东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安息圣地，广西是太平天国揭竿起义的发祥地，海南及沿海是“革命之母”——海外广大华侨的故乡，台湾更是反抗异族和殖民地统治的净土。

　　当他和东北九省、塞北及塞外七省、西藏、蒙古等地区100多位“国代”讲话时，形容这些地区都是在历史上扮演“抵御外侮”角色的边陲重地，这些地区的同胞，从生下来就在敌人的侵略压迫、残杀之下磨炼长大，代表了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质和本色。

　　当他和江西、湖北、湖南、山西、西康、云南、贵州及四川地区200多位“国代”讲话时，形容这些地区是抗战的大后方，指出如果没有这大后方在八年抗战期间的牺牲，赢得最后艰苦的胜利，不但长江的水不会再为炎黄子孙而流，台湾也将永无光复之日，可以说没有今天的台湾。“我们要用大后方光复台湾的精神，带领台湾‘光复大陆’。”

　　李登辉的这些讲话，看似颇有“入乡随俗”，难免予人以“借题发挥”之感，甚至过于牵强附会。不过，正是这些言论反映出李登辉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善于权谋的人。也因此，李登辉与那些“党国大老”及“资深中央民代”得以和睦相处。

　　后来，因蒋经国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于是，李登辉开始先后于1984年9月到南非，1985年2月、9月出访中南美洲的乌拉圭、巴拉圭和哥斯达黎加等国。

　　到1986年3月，李登辉在国民党中常委中的排名从第9任跃升到第3位，仅次于年高体弱的严家淦和谢东闵。

　　后来，李又跻身于蒋经国亲自圈定的12名中常委组成，被舆论称为“国民党核心中的核心”的“政治革新”小组。

　　此后，李登辉在蒋经国心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直到蒋经国去世，李登辉顺利继任“总统”之职。

　　《李登辉其人》一文指出：

　　归结起来，李登辉忍耐以求时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手法，颇具欺骗性。

　　他早年曾参加过共产党，后因时局的变迁而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制造和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不择手段，排除异己，确保自己的独裁特权；他假借“民意”，进行分裂祖国的勾当。他是一个十足的阴谋家，彻头彻尾的政客。将台湾人民当家作主和两岸关系平稳发展的愿望寄托于李登辉身上，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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