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史上第一人”蔡公时遇难

　　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烈士在日军屠刀下英勇献身，保持了民族气节，维护了民族尊严，被时人誉为“外交史上第一人”。

　　济南惨案揭开了中日两国长期战争的序幕，是日军全面侵华的一次预演和试探。而在此次惨案中，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烈士在日军屠刀下英勇献身，保持了民族气节，维护了民族尊严，被时人誉为“外交史上第一人”。

　　一

　　蔡公时，1881年5月1日生于江西九江市一个市民家庭，自幼好学多才，闻名乡里。1902年年仅18岁的蔡公时慨于国事险危，民生疾苦，与同乡志士组成“慎所染斋”，以讲学掩护反清斗争，推行革命思想。不久，“慎所染斋”被清府官吏查封，蔡公时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弘文学校，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公时在九江率先响应，赶赴南昌发动新军起义，促成了江西全省光复，任江西省交通司司长。1913年，蔡公时积极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再亡命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毕业后回国，在孙中山身边历任军政要职。1924年，孙中山抱病北上商谈国是，蔡公时亦随行在侧。在中山先生病重期间，蔡公时是国民党中极少数在一代伟人身边侍汤药、候起居的人之一。孙总理逝世，他又参加料理丧事。

　　由于蔡公时精通日语，谙熟日本国情，且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所以在蒋介石第二次北伐出师前，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山东特派交涉员，主要职责是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处理战区的外交事宜。

　　蔡公时是5月2日晚上9时到达济南车站的。3日早上，身着国民革命军灰布军装、头戴大沿帽、腰扎宽皮带的蔡公时，率领18名署员来到位于济南市经四路的山东交涉署开始办公。

　　10时许，听到外面枪炮声大作，随行人员颇显惊慌。蔡公时安慰大家：“此乃日兵示威，不要紧，请大家安心办事。”他自己则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对日军的非法行为提出质问，可电话线很快被日军切断了。蔡公时意识到问题严重，急作三函，一封给十王殿战地委员会张斡夫秘书转呈蒋介石；一封给外交部长黄郛；还有一封给战地委员会主席。但他派出的外交信使，因日军的武装阻拦，三封公函一封也没有传递到。

　　下午4时，日军20余人冲进署内，无理要求在公署三楼架设小钢炮，轰击马路对面基督教医院内的北伐军，被蔡公时断然拒绝。从下午6时起，北伐军已根据蒋介石“暂时隐忍”的命令相继撤离济南商埠地区，而与外界隔绝的交涉署人员仍饿着肚子，饥肠辘辘地坚持办公至晚间9时。

　　到了晚上10时，枪声更密，蔡公时命部下归寝。10时半，突闻捣门之声，势极凶猛。门房传达进来告，说有武装的日本兵在叫门，从门缝里看他们，气势汹汹，似寻事模样。蔡公时严令他们坚守门户，切勿放入。未待蔡公时部署完毕，二十多名佩刀持枪的日军已破门而入，其中有两名军官，一名翻译。军官即指挥士兵剪断电灯线，顿时全署陷入一片黑暗，而日军皆携有手提探照灯和手电筒，交涉署人员被强光刺得睁不开眼，动弹不得。翻译用中文传话，说日军是为搜查枪械而来，因为上午有两名日兵在交涉署门口被打死，一定是交涉人员所为。日军军官也在一旁凶神恶煞般地吼叫。

　　蔡公时挺身而出，表明白天两个日本兵在交涉署门前系中流弹身亡，与本署无关。我们是外交官不带武器，没有搜查的必要。本人是交涉员，此事可由贵国领事馆约晤洽商。

　　日本兵毫不理睬，声嘶力竭地喊着：“你不配讲这些，不必多说，有枪械快拿出来！”

　　确实，交涉署皆文职人员，除蔡公时有一枝自卫手枪，其他人员皆不佩武器。日军官当然知道自卫手枪的射程是达不到大门口的，但还是没收了蔡公时的手枪，仍蛮横地要求非收不可。

　　蔡公时怒道：“若诸位定要搜查，就请便，如果收不出，即应退出交涉署！”

　　日军继而又提出更无理的要求，要将交涉署人员先行捆绑，蔡公时认为此举有辱国体，拒不接受。

　　日兵不由分说将蔡公时等人捆绑起来，并脱下上衣，有的连裤子也被脱去，然后用绳子将四人系在一起，集中在一个房间里。

　　日军官坐在中间，命令蔡公时跪下认罪。蔡公时不从，并斥责日军：“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军阀面前。”

　　“你是说不愿跪下？”日本兵边说边将蔡公时旁边的庶务张麟书拖出来，残酷地割去耳鼻，问蔡公时：“怎么样？”

　　蔡公时怒不可遏地向日军提出严重抗议：“此系中国政府的外交机关，非军事战斗单位。诸位既不明了外交手续，一味蛮横无礼，实非文明国所应有之为。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可一起到日本领事馆去谈判。”最后，他号召全体署员：“大家没法，赴死可也！”

　　张庶务满脸是血，悲愤万状，破口大骂日本人。日本人朝他开了一枪。接着又用同样的手段杀死了另一个中国人，再问：“现在怎么样？会跪下了吧？”

　　蔡公时站在那里，仍断然拒绝下跪。几名日军士兵冲上来，死死地按住他的背部，割他的鼻子，割他的耳朵，又用枪托将他的腿骨打断，蔡公时这才倒在地上。但他仍然挣扎着，大骂日本军阀，日军士兵就撬开他的嘴，割去了他的舌头，顿时蔡公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二

　　就在日兵捆绑署员时，蔡公时的勤务兵张汉儒身后靠着的办公桌上忽有东西坠地，张以足拨之，方知是办公用的剪刀。由于4人捆作一排，张乃撞旁人肩膀，示意蹲下，于是用反缚着的手将剪刀拾起，互相剪断绳索。看守日军未开手电故未发觉。待日军来拖第二组时，张仍佯装双手被缚。趁日本兵尚未意识到时，张汉儒一跃扒上矮院墙逃跑，日军连连开枪，其余几个皆应声倒下。子弹从张汉儒腰旁飞过，却均未击中。之后，他连翻四墙，隐身于一个空水桶中。天色微明时，在一个送水的苦力帮助和掩护下，骗过日本哨兵，直奔北伐军总司令部，告蔡公时等被害情形，方使这一惨案大白于天下：

　　“日军把蔡公时及庶务张麟书、参议姚成义、办事员周惠和等编为一组，将5人衣服全部剥下，蔡主任惟左脚尚留一袜。日军将他们拖到院外，横加鞭笞。

　　当时我也血流满面，虽痛至彻骨，犹念及蔡主任不知已作何形状。借日军手电得见诸人大半有耳无鼻或有鼻无耳，其状之惨几至令我昏厥。蔡主任被割去双耳挖下双目后在极度痛楚中仍大声斥敌：‘日人决意枪杀我等矣，惟此国耻，何时可雪？！’他用九江口音喃喃地说：‘不料我辈不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竟死于强暴倭奴之手！’同人闻言均悲愤不已，怒骂日军。日军疯狂几如野兽，用刺刀割出蔡公时的舌头，用枪托打断蔡的双腿。俄而枪声突起，余知蔡主任等已英勇就义。”

　　蒋介石听完了张汉儒口述事情的经过后，就叫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立即起草抗议书，向日军提出抗议，宣布日军此种野蛮暴行的罪状。日军对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抗议根本不予理会，于5日下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飞机大炮轮番轰击。

　　鉴于济南城内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天晚上，蒋介石与外交部长黄郛、前敌总司令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参熊式辉等便由济南城内撤至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总司令部也迁到党家庄。

　　5月3日夜，交涉署18名署员除张汉儒外，全部被日军杀害，交涉署亦被日军焚毁。从5月4日至11日，日军在济南进行大搜捕、大屠杀。据国际红十字会济南分会统计，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70余人，财产损失约24008万余元。因为这次大屠杀始于5月3日，故史称济南“五三惨案”。

　　蒋介石在党家庄车站专列上与冯玉祥会晤，最后商定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命令已驻进济南的国民革命军一律撤出，避免与日军冲突，其他问题由两国政府遵循外交途径解决。

　　5月8日，日军重炮轰城，5月11日，济南失陷。

　　三

　　1928年6月初，黄郛因为办理对日外交不力，引咎辞职，国民政府任命王正廷为外交部长。王就职不久，即与日方就济南惨案开始非正式谈判。谈判地点时而上海时而南京。双方争执焦点始终放在日方撤兵问题上。国民政府方面要求日方先撤兵再谈其他，日方则企图先谈妥其他再谈撤兵，以便有兵好挟制中国。因此双方虽举行了三次会谈，皆无结果。此时，在国民党方面，因为北伐军已攻下北京，奉军也退至关外，蒋介石的势力已扩展到华北，济南问题已经不是他最关心的事了，所以国民政府并不十分急于解决。

　　几经周折，中日两国才在翌年3月28日，就解决济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署协定：一、自签定日起两个月内，日军在山东的驻军全部撤退。二、双方损害，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另行调查。

　　协定没有追究任何一方军事责任。中国外交官蔡公时及其随员被残杀，当然也不在追究之列，赔偿损失问题实际也予以搁置。

　　四

　　一生追求革命，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英豪蔡公时，在赴任山东不到一天就壮烈殉国，时年蔡公47岁。

　　“五三”惨案及蔡公时烈士殉国消息传开后，国人无不悲愤万分。1928年5月9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在一周以内所有会议开始时，全体静默三分钟，以向烈士致哀。中共中央于5月9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兵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书》和《五三惨案后的反帝斗争》等文件，号召全国人民彻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为济南死难兵民仇雪恨。

　　一时间举国上下哀悼、祭奠烈士。蒋介石、谭延闿、李烈钧等24位党国要人、元老联名撰写并发表了《蔡公时烈士事略》。多位军政要员也纷纷题词。冯玉祥的题词是“誓雪国耻”，李宗仁的题词是“触目惊心，长勿相忘”，于右任的题词是“国侮侵凌，而公惨死。此耳此鼻，此仇此耻，呜乎泰山之下血未止。公时同志不朽！”

　　7月15日，上海各界代表1200余人在清凉寺举行追悼大会，由市长张定璠代表国民政府祭奠蔡公时烈士。7月25日北平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团体代表在中山公园举行了追悼会。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阎锡山等人送了挽联和花圈。烈士故乡九江市人民在市区蔡家祠堂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1929年5月3日，即济南惨案并烈士殉国一周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在南京同时召开了两个纪念会。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各机关人员在中央军校举行纪念会，由胡汉民作告，蒋介石讲述了惨案的经过，戴季陶发表了讲话；一个是在南京第一公园烈士祠举行有2000多名代表参加的各界人士纪念会。这天，南京市下半旗致哀。随后，新闻媒体作了广泛的宣传。国民政府出版了《济南惨案画册》，其中有专页介绍烈士的事迹和遗物、遗墨。国史馆编篡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等书，把5月3日作为国耻纪念日写进史册。

　　1929年，山东人民分别在济南、泰山脚下修筑了“济南惨案纪念碑”，并把原顺城街更名为“五三街”。九江市人民在甘棠公园建立了“公时亭”和烈士纪念碑。海外华侨捐资铸塑了蔡公时烈士身着戎装威风凛凛的铜像，立于新加坡晚晴园内。

　　五

　　蔡公时遇难后，其夫人郭景鸾女士曾向国民政府提出前往济南寻找烈士遗骸。无奈，当时大敌日寇还盘踞在济南，一时无法成行。次年（1929年）5月10日，日军虽在中国人民强大的反日群众运动攻势下不得不撤出济南，然而在此前后却又因相继爆发蒋桂、蒋冯阎之间的新军阀战争，山东地面仍不得太平，直到1931年，郭景鸾女士才得以成行。

　　郭景鸾女士不远千里由重庆来到济南，寻找英烈遗骸。时过三年，烈士的遗骸究竟被日寇埋在何处，一直不清。蔡夫人相信这十七具遗体必被埋在济南外交特派员公署内，因而雇工挖掘。但由于空地辽阔，一直掘了7日，才在6月24日上午至6月25日，在交涉公署后园挖出裹尸的席子、绳子、马鞍，以及日军弃埋的水壶、军刀、军衣等。后又寻得蔡公时所佩之剑鞘、武装带、军用地图及衣服，还有遇难烈士的头盖骨、头发、手骨及被烧成炭状的肌肉、四肢骨、指骨等。原来，日军为掩盖罪证，将受难烈士遗体分解火焚，坑内尸骨狼藉，衣物混杂，令人不忍目睹。郭夫人从不完整的头盖骨、四肢骨、肉炭中，确认其中有部分为蔡公时遗骨，遂将十七位烈士忠骸装入一大皮箱内，运往南京交国民政府外交部，存放在外交部地下室内。

　　1928年5月12日，国民政府着令内政、外交两部，从优抚恤烈士遗属，发治丧费3000元，对年方六岁的烈士遗子蔡灿璠（蔡今任）免费保送从小学至大学的学习。郭景鸾女士后来担任了为纪念烈士而成立的上海公时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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