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走出意识形态陷阱
:格海
出自中国大陆的“AI教母”李飞飞
人类的生存方式,正在巨变之中。例如,当下是太空时代,也是人工智能时代。不管我们是否能够参与其中,我们都将被它们推着往前走。
在太空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人类表现为:与更加遥远的人类故乡取得联系,同时,不同人类的相邻关系进一步紧密了起来。以往的狭隘的国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正在被其他关系所取代。
人类历史总是不断跃迁的。在历史的跃迁中,人类的自由意识也逐渐觉醒。因此,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步”。
AI教母李飞飞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工智能的决策者、创造者、管理者、选民、用户、顾客,我们每个人应该参与、利用AI,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很显然,李飞飞完全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身份偏见。我们应该看到,AI的本质是语言。而语言的特征,就是自我否定。因为任何概念,都需要自身之外的概念,来加以说明,而不可能自证。
此中原理,维特根斯坦和哥德尔,都说明过了。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哥德尔说:“世界的意义在于事与愿违。”其现实意义之一是:一个人无法自证清白或者伟大,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标榜自己高尚或者卓越。因为,任何人都离不开其他人。
AI将世界的普遍联系性不断拓展出来。因此,AI最怕僵化的语言。AI时代,让人的本相呈显了出来:人是语言动物,人通过语言创造共同世界,而语言的自我否定性,又决定了世界的即时瞬变。后现代宗教学家唐·库比特在《西方的意义》一书中写道:
我们逐渐明白,也正是在我们自己的交谈中,我们建构并修正着关于我们自己是什么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语言是什么的故事。最后,通过我所称的“空的激进人本主义”这一洞见,我们开始领悟到最终只存在语言之舞。于是,我们走完一圈回到原点:我们将采纳《圣经》上简洁的话“太初有言”,并把它改写成,“最后,只有我们的语言”。语言之舞,或者毋宁说,语言的持续舞动是唯一的宇宙母体。在其之内,一切出现又消逝。
中国人最害怕语言碰撞,因此也就最害怕批判性的自我否定。尽管21世纪已经过了差不多1/4,但大多数国人的心智仍然停留在17世纪。彼时“中国”的确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强国”,不过那是一个无精神、无哲学、无科学的传统世界,只是体量巨大而已——用中学课本上梁启超的说法是“呜呼,老大帝国”。
以自我为中心,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排斥任何实证,它需要被人当作不易信条。这也是很多儒家信徒的共同特征。他们将儒学意识形态化,从而拒绝了文化的异质性,也就拒绝了自我更新。更有一些人干脆将整个中国文化都予以意识形态化。例如,关于“西方伪史论”和“西方衰落论”的“著作”越来越多,“英国人是湖南人的后裔”之类的高论层出不穷。今天,我就读到了下面这条:
在欧洲有四项作品被称为文学史上的“里程碑”。第一座“里程碑”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希腊文),第二座是中世纪末期但丁的《神曲》(意大利土语),第三座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剧作(英文),第四座是19世纪歌德的《浮士德》(德文)。然而,这四座“里程碑”恰好是西方文学伪史的标志。
你说西方有不少“伪史”,我承认。但你的目的如果是证明只有自己的历史没有“伪史”,那就成问题了。几乎任何史实,都存在真伪之争。最典型的例子是,老子、佛陀、耶稣,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其实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哲学家齐泽克
尽管人类是语言动物,尽管我们生存于“语言之舞”中,但纯粹的象征、符号、想象世界,恰恰构成了人性的黑洞,它始终张开血盆大口,希望吞噬一切。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只是“过嘴瘾”、生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那么,这样的人往往会表现出假崇高,即鲁迅所说的史书上的“仁义道德”,字里行间其实都是“吃人”二字。
齐泽克在《自由的深渊》一书的结尾写道:“康德认为圣人不仅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尘世存在中是不能达到的,而且,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是不可欲求的:道德意识在其前景中被恐怖化,因为这一状态将关闭让伦理活动的空间保持为开放的鸿沟。”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将口头的东西践行出来,一个人是否真有道德,只能视其实际行为。这就再次表明,语言是有限度的,话语狂热是存在危险的。而且,任何真理性的观念,都容易被扭曲。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本来是为了说明人类并非神创,它将人打回到猿猴的原形,但进化论最后被延伸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主义主张一定程度的弱肉强食,因此它恰恰走向了进化论的反面。
因此,不是不要意识形态,而是不要固化的、僵死的意识形态。我们应该让语言恢复其本来面目,即语言的工具性、开放性与自我否定性等特征。而这也正是AI的要求。但中国人最容易掉进语言黑洞。我们总是用想象来替代现实:当人家在踢足球的时候,我们说“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当人家已经登月的时候,我们说“月亮上面有中国人的嫦娥”。这真是“太平洋上吹喇叭——不知道哪里哪”!
黑洞让一切定理实效
理解了上面的内容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看到,“东西方之争”其实都很无厘头,绝大多数都是毫无意义的“自我为义”。我们应该始终保持“真理”的开放性,正如库比特在《西方的意义》中所说:
语言,特别是词的意义,绝不可能保持在静止状态。语言始终在变化着,我们不能停止它的改变。(实际上,令人兴奋的正是语言的变化,因为它向我们展现了不断产生的新意义和新真理。)随着我们开始理解人类和语言总是历史性的、不断改变的,我们便明白了所有的价值、真理甚至实在自身始终都是在变化的。
实际上,“西方”“东方”的界限早就交融了。但从“西方”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永远自我批判和自我革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理性的胜利。黑格尔说过,“谁理性地看待世界,世界也理性地看待他;双方交互规定”。
故,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走出意识形态陷阱,而拥抱理性。而拥抱理性,并非陷入语言黑洞,而是回到现实,爱我们的邻人,肯定我们的偶然性身份,爱我们的生活,让自己像万物一样蓬勃生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如是创造自身的价值!
本文标题: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走出意识形态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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