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福耀科技大学开学典礼嘉宾只有企业大佬而无学术大佬


  福耀科技大学的首届开学典礼很高调,请来了一众企业家作嘉宾。有当红的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澳门赌王长女何超琼,红色企业家孔冬梅。


  请他们来可能有筹集资金的目的,毕竟办大学是很烧钱的。看看那些知名的公立大学,预算每年都是上百亿,大几十亿。而曹德旺尽管也是顶级富豪,也只能一次性捐100亿,不过顶级大学一年的流水。


  但另外一方面,福耀科技大学的目标是办研究型大学,就应该邀请学术大佬,为学生做出表率。富豪、企业家显然不能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而只能撩动其挣大钱的渴望。


  所以,这场首届开学典礼,就暴露出福耀科技大学,作为一家民营大学的艰难和尴尬。不办研究型大学,可能无法获批,而办研究型大学又很花钱。在无法像公立大学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就必须向大富豪募集资金,意味着必然会向资本妥协。即便是研究,也必然是资本所能理解和想要的研究。


  从美国大学在巴以战争之后的表现看,即便著名如哈佛、耶鲁,也必须听命于资本,而且是犹太资本。原因很简单,犹太资本是他们的生存之本,犹太资本家是他们的后台老板。这导致美国私立大学在终极意义上,是服务于资本的,而非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


  认为私立大学,在私立大学供职的学者一定是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的,完全是骗人鬼话。他们只能在资本所划定的圈圈里,只能在资本的允许范围内独立。


  当然,中国和美国有着本质不同,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是资本,也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不像美国资本,尤其是犹太资本,无国家、无人民,唯利是图,唯我独尊,让自家私利私见凌驾于国家之上。


  事实上,学术独立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甚至说是错误理念。


  一方面,学术本身是无法独立的,因为学者们是需要研究职位的,从而为自己提供收入。提供研究职位的机构的老板和控制人,则就是给他们发钱的老板、东家,而他们则是打工者。打工者当然要听命于老板,这是基本的职业操守,所谓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所谓的学术独立的倡导,就是要求学者们,一方面去拿老板的钱,另一方面又坚持独立,而拒绝听命于老板和为其办事。这是做人的无耻无德,毫无职业操守。


  说到底,学者、专家、教授,其本质都是打工仔,只是披上了学术的外衣,是有老板的,必须听命于老板。


  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智库,一般都是私立的,其老板一般都是大资本家,尤其以犹太资本居多。这些资本之所以花钱去创办和支持这些机构,其本质还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供职于这些机构的学者们,就本质上就是服务于其后台老板的吹鼓手和打手。


  之所以,美国的资本家热衷于创办和支持这些学术机构,其深层根源在于,缺失中国式的义理概念。这导致三个方面的结果。一是,基础人民缺失独立的判断力,即缺失独立的“民心”;二是,缺失以义理为基石的知识体系;三是缺失以义理为基石的政治理念、治理模式和社会秩序。


  中国的一个基石性理念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的民心,就是人民独立的判断力。这意味自古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都自然地拥有着独立的判断能力,任何涉及到公共性的东西,包括制度和知识,都必须接受民心的评判。通过民心评判的,方能存在,通不过的,就要被淘汰。


  既然在美西方,人民缺失独立的判断,缺失独立的民心,也就不存在民心标准。所以他们和中国恰恰相反,不是以民心为最高评判标准,而是认为人民是无知的,需要向其宣贯和说服。成立大学、智库之类的学术机构,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向人民宣传,去说服人民的。


  在中国,民心不仅是最高的评判标准,也是最高的知识标准和知识基石。民心的另一个层面是义理、公理。因此,研究人心和义理,就成为中国传统知识的核心。而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属性,也是义的、公的。学者的信奉是:“学问乃天下公器,不敢私专”。所以,现代西方的知识产权在中国传统学者看来,简直是异端邪说。


  现代西方学术界之所以弄出了一个知识产权,其根源在,因为确实义理、公理的概念,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在属性上是私的,可以私有、私专的。而私人资本热衷于支持学术机构,也有去发现和占有和垄断知识的目的。


  这意味着,现代西方在学术上分裂的。


  也正是因为缺失义理的概念,西方也缺失公的概念。中国人信奉舍利取义、舍私取公、大公无私,厌恶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公不见独立存在,而且远远高于私。而在西方,因为压根就没有公的概念,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的公私之辨。所有,他们才会以私有为神圣。


  这就导致,他们无法形成共识,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而只能囿于私利,分化为诸多利益集团,相互争夺和妥协。


  在这个意义来说,美西方压根就不存在中国式的人民和国家。有独立民心的人民才是真人民,基于义理的国家才是真国家。


  所以,中国人以国家为神圣,愿意服从于国家,而美国则以国家为邪恶,而是设法利用还损害国家。大资本支持智库之类的学术机构,就是向政府游说,去说服和操纵国家。


  这是在美国,私有的学术机构占主导的根源,也是大资本热衷于办学术机构的根源。而中国和美国是恰恰相反的。


  在中国,在知识体系成熟的情况下,最主流,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一定是国家创办的,一定是公立的国有的。当然,私立也可以是重要补充。但即便中国有私有的学术机构,但其属性和美国又本质不同,一定也是义理为基石的,服从于公立体系。


  在知识体系的变革和创生阶段,尽管会以个人为主,但知识的属性依然是义理的、公的。譬如诸子百家时期、宋明理学时期。


  前面提到,学者都是打工者,都有老板。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区别在于,美国学者的老板是大资本家,且以犹太资本家为主,而中国学者的老板是国家。这决定了,美国的学者要服从于犹太资本家,而中国学者则只会服从于国家,而不会服从于资本家。


  中国私人办大学,显然会受到美国私立大学的影响。因为,对私立大学,企业家更感兴趣,学者的兴趣不会太大。这可能是福耀科技大学首届开学典礼嘉宾,只有企业大佬,而无学术大佬的深层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