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金融改革之炬，照亮行业拓荒之路---深切缅怀老领导王喜义先生

　　惊悉原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行长王喜义先生辞世，业界同悲，岁月亦为之含情。于我而言，这份悲痛更添几分故人远去的怅惘与怀念——我曾经因为在深交所筹建工作和筹建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之时，便因工作与先生相识。彼时他为深交所筹建倾注心力，那些为推动证券业起步奔走的身影，让我初识了这位“卓越的行长”。而后数十载，从基金业法规搭建到学术研究，我有幸与先生曾经并肩同行，亲历了他为早期深圳金融改革、为中国基金业披荆斩棘、拓路前行的每一步。先生的一生，是写在金融行业发展史上的“拓荒史”，那些镌刻着“第一”的印记，那些携手深耕的时光，便是他留给时代、留给我们最厚重的回忆与纪念。

　　 在深圳这片改革热土上，先生的魄力与远见，始终体现在“敢闯无人区”的突破里。我还清楚的能回忆起我在深交所筹建阶段，亲自目睹了先生的主动担当、躬身实践。我曾经有幸作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的工作人员负责相关的准备工作。还清晰的记得在深交所筹备期间的几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特别是1990年11月22日上午，在我们当初交易所的贵宾接待室，由于当初的条件所限，我们的贵宾接待室的面积也不超过80个平方米，隔着透明玻璃可以观摩交易的场景。就在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我们接待了来自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央行的主要领导来我所进行现场办公。时任李灏书记、时任郑良玉市长、时任张鸿义副市长、还有时任王喜义行长等领导来到深交所了解我们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情况。问我们筹备的怎么样了？我记得我们交易所的两位领导王健先生和禹国刚先生都说“准备好了”。后来李书记就问“能行吗”？当初王行长就说“在等总行批文”，但总行批文没有下来深圳分行被要求下文就可以先行试业。即便是当初没有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情况下，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开始敲钟试营业了。深圳在新中国的证券史上又创下一个全国第一。为中国资本市场核心平台的落地筑牢根基，也让我得以在工作中近距离感受了他和深圳的相关领导的务实与担当。

　　而当深圳基金业亟待破局时，由于早期中国基金业发展初期，法规滞后，没有全国统一的监管法规，投资基金业基本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他又率先牵头推动拟定中国第一家地方信托投资基金的地方法规的立法规范工作，我有幸被邀请参与其中，让我得以见证一项行业规则从构想走向细化的全过程。当时仅仅有一部地方基金的法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在1992年6月颁布的《深圳市投资信托基金管理暂行规定》。

　　更令人铭记的是，他力挺在深圳创建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我还清楚的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深圳资本市场投机盛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以散户为主，基本就没有所谓现在的机构投资者一说。过去深圳从鼓励机关干部买股票到后来由于股票过热限制处以上机关干部买卖股票，为了解决公平性问题，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和深圳特区分行以及我们深交所的主要领导都是大力的指导与支持探索一条有效的途径，如何发挥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我当时受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两位创始人王健先生和禹国刚先生的推荐，参加了当初的课题组并负责当初课题组的研究，我与课题组的其他年轻人一起开始了我在深圳关于投资基金业的追梦与探索之旅。

　　关于基金业在中国大陆当时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没有现成的资料，我们多次翻译学习借鉴并大胆提出了在深圳率先按照国际惯例规范设立国内第一家规范化的基金管理公司的可行性构想的建议。我负责起草了报告与实施方案，这个报告与实施方案首先得到了我们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始人王健先生和禹国刚先生的认可，同时也上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王喜义行长，王行长亲自批改报告和方案。由于当时得到了王行长的鼎力支持，人行深圳特区分行于1992年7月8日正式批复同意在深圳成立第一家规范化的基金管理公司--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深圳分行批复后，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先生，时任深圳市市长厉有为先生，时任深圳市主管金融副市长张鸿义先生的亲自关怀与指导下，深圳市人民政府于1992年9月29日批复同意成立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992年10月8日完成工商注册，中国大陆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深圳成立。正是有先生和众多敢于担当的深圳相关领导的鼎力支持，深圳诞生了我国第一家规范化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填补了我国大陆没有基金管理公司的空白。当初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深圳又成为了中国基金业的发源地，深圳再次在新中国的金融史上又创下一个全国第一。为彼时尚处空白的中国基金业，埋下了第一颗生根发芽的种子。这份敢为人先，打破了行业发展的桎梏，让“公募基金”从概念落地为实践，为千万投资者开启了专业化理财的大门，更奠定了中国基金业发展的坚实基石。

　　先生从不止步于实务开拓，更着力为行业搭建长远发展的“框架”——既有组织支撑，亦有交流平台，更有学术沉淀。1995年，为凝聚行业力量、厘清发展方向，在他的领导下牵头推动中国金融学会成立“中国金融学会投资基金研究会”，并亲自担任会长，我和欧阳卫民先生、王巍先生和陈浩武先生等担任副会长。

　　1995年当业界还认为基金只是一种普通投资产品时，我曾在先生的大力的指导与支持下，提出了中国基金业应当作为一个行业来看待与发展。为了促进当时基金业的发展，我和资本市场有识之士，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司证券管理处负责人欧阳卫民先生，时任南方证券公司副总裁王巍先生，时任湖北省证券公司董事长陈浩武先生，时任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杨力先生和时任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助理兼基金管理总部总经理腾伟先生等共同倡议发起设立成立中国金融学会投资基金研究会。

　　当时我向先生汇报了由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中国金融学会联合在深圳举办“95中国投资基金业发展国际研讨会”的倡议，先生指示我一定要全力办好这次国际研讨会，业界专家学者、相关主管部门领导齐聚，海外同行亦纷纷响应。先生当时因公务繁忙，但仍然亲自出席研讨会，并与嘉宾互动。这次研讨会主要嘉宾来自于政府和研究部门以及业界，其中有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先生，时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赵海宽先生，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马建堂先生，时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庄心一先生，时任深圳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刘新华先生，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先生、李晓西先生，时任广发证券总裁陈云贤先生，时任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彼得罗先生和时任香港投资基金公会秘书长王慈明女士等都出席了本次的国际研讨会。

　　一场研讨会，成为彼时中国基金业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窗口，更让行业发展的思路愈发清晰。而在学术领域，先生在繁忙的公务中还与我一同梳理行业经验、提炼理论成果，我们共同编写并公开出版了《投资基金概论》一书，有幸得到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先生作序，这本书后来也成为不少从业者入门、研究的重要参考，让先生的理念得以通过文字继续传递。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那些曾与他并肩筹建深交所、基金管理公司、拟定法规、编写书籍的时光，仍清晰如昨。那些他推动的创新、搭建的平台、留下的著作，早已融入我国金融发展的血脉。他不只是行业的“拓荒者”，更是我心中可敬可爱的前辈、我人生的好导师、令人尊敬和担当有为的好领导。先生虽逝，精神永存——那份敢闯敢试的改革勇气，那份深耕行业的务实担当，那份提携年轻人的热忱之心，仍在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行。

　　谨以此文，致悼这位中国基金业、证券业和深圳早期金融创新的开拓者，愿先生安息！愿我们与他共同守护的行业初心，薪火永传！

　　基金老兵陈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