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5日


　　新泽西州


　　克里夫赛德帕克市


　　母亲摇醒了睡梦中的我。“出事了。”她说。


　　当时我还是个年仅七岁的小胖孩，穿着忍者神龟的睡衣。我早已习惯天还没亮就被叫醒，但叫醒我的一向是父亲，他会让我带上我的小毯子去宣礼塔祷告。而那天，叫醒我的却是母亲。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父亲还没回来。最近，他总是待在泽西市的清真寺，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但对我来说，他还是那个亲爱的父亲——一个风趣、慈爱、温暖的人。就在今天早晨，他还不厌其烦地教我怎么系鞋带。他出什么事了吗？什么样的事故？他受伤了吗？他还活着吗？对答案的恐惧，让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母亲猛地抖开一张雪白的床单——仿佛一朵白云瞬间绽放在空中——然后俯身将床单平铺在地上。“看着我的眼睛，小扎克，”她愁容满面，仿佛变了一个人。“把衣服穿上，越快越好。然后把你的东西都放到这张床单上，再包起来绑紧，明白了吗？你姐姐会帮你的。”说完，她走向卧室门口。“快点，小扎克，快点，动起来。”


　　“等等，”这是我从太空超人毯子里跌跌撞撞爬出来后勉强吐出的第一句话。“我该把什么东西放到床单上？你指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是个乖孩子，腼腆，听话。我想尽量按照母亲吩咐的去做。


　　她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什么都可以，能放进去就行。”她说，“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这个家。”


　　她转过身，消失在门外。


　　我和姐姐、弟弟一把东西打包好，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客厅。母亲打电话给父亲在布鲁克林的堂兄——我们管他叫易卜拉欣叔叔，有时也直接叫他“Ammu”（阿拉伯语，意为“叔叔”）。他们正在激烈地争论。母亲的脸涨得通红，左手紧紧握着手机，右手则紧张地整理着耳边散开的头巾。电视还开着。有突发消息，“节目暂停，现插播一则新闻……”母亲发现我们在看电视，慌忙冲过来关掉。


　　她背过身，和易卜拉欣叔叔又谈了一会儿。手机刚挂，家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夜半响起的铃声听起来甚是刺耳，特别吵闹，仿佛知道些什么似的。


　　母亲过去接了电话。是爸爸在清真寺的一个朋友打来的，一个叫马哈茂德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他长着一头红发，大家都叫他红毛。红毛听上去急着找我父亲。“他不在。”母亲回答道，又听他说了一会儿。“好吧。”她说，然后放下了电话。


　　电话又响了起来，还是那种可怕的噪声。


　　这回我没听出电话那头是谁。“真的吗？”母亲说，“他们问起我们？警察？”


　　又过了一会儿，我迷迷糊糊地在客厅的一块地毯上醒了过来。不知怎的，在这一片混乱中，我竟打了个盹儿。所有好带走、不好带走的东西都堆在了门前，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倒下。母亲来回踱着步，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她钱包里的东西。她手里拿着我们三个人的出生证明：万一有人来查，她好证明自己是我们的亲生母亲。我父亲，埃尔-塞伊德·诺塞尔，出生在埃及，我母亲则出生在美国的匹兹堡。在当地的一个清真寺诵读了清真言后，她入教成了穆斯林。在她改叫海迪彻·诺塞尔之前，她的名字是卡伦·米尔斯。


　　“你的易卜拉欣叔叔正赶过来接我们，”她看着坐在地上、揉着双眼的我说道，“如果他真能赶过来的话。”她充满担忧的声音里又添了一丝烦躁。


　　我没问我们要去哪儿，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们就那么干等着。我们等待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叔叔开车从布鲁克林到新泽西要花的时间。我们等得越久，母亲来回踱步的速度也越快，我越发觉得胸腔就要炸开来。我佯装勇敢，一手搂紧我的弟弟。


　　“啊，安拉！”母亲叫道，“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 * *


　　母亲没有告诉我的是，梅厄·卡赫纳，一名激进派拉比和犹太防卫联盟的创始人，在纽约市一家万豪酒店的宴会厅里发表演讲后遭到一名阿拉伯裔枪手的枪击。枪手随后逃离现场，并在逃跑过程中射伤了一名老人的腿。他冲进早在酒店门前等待的一辆出租车，但又突然跳下车，持枪在街上狂奔。美国邮政署的一名执法人员刚好路过，与他展开交火。最终，枪手倒在了大街上。新闻主播们反复强调一个可怕的细节：卡赫纳拉比和枪手都被击中颈部。两人都命不久矣。


　　现在，电视台正在滚动直播这件事。一小时前，当我和姐姐、弟弟在睡梦中度过我们最后一段童真时光时，母亲无意间听到电视中传来梅厄·卡赫纳的名字，她抬起头看着屏幕，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个阿拉伯裔枪手的画面。她的心跳停了一拍：那是我的父亲。


　　* * *


　　凌晨一点，易卜拉欣叔叔的车才停在了我们家公寓前。他花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他等他的妻儿都准备好了才出的门。他之所以坚持要他们一起过来，是因为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可不能冒险和一个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也就是我的妈妈——单独待在车里。车里已经坐了五个人，我们四个人只能想办法挤进去。我能感受到母亲内心燃起的怒火：她和叔叔一样虔诚，但反正她自己的孩子也要一起坐在车里，干吗浪费这么多时间等他老婆孩子一起来呢？


　　上了车，我们驶过一条隧道，苍白的灯光在头顶闪过。车子里拥挤得让人发疯，大家手缠手，脚绊脚，挤作一团。母亲想上厕所，易卜拉欣叔叔问要不要在路边停一下。她摇了摇头，说：“我们赶快把孩子送到布鲁克林，然后再去医院，好吧？我们得尽快赶过去。快点走吧。”


　　这是大家第一次提到“医院”二字。父亲现在就在医院，因为他出了事故，也就是说他受伤了，但这也说明他还活着，我心里想道。真相的碎片一点点在我心中拼凑起来。


　　等到了布鲁克林时——易卜拉欣叔叔住在一栋靠近展望公园的红砖大楼里——我们九个人缠作一团，从拥挤的车里滚了出来。大家走进大堂，楼里的电梯慢悠悠的，好像等一辈子都下不来，母亲急着上厕所，抓起我的手就往楼梯处跑。


　　她一步两个台阶地奔上楼，我艰难地跟上。二楼在我眼前闪过，然后是三楼。叔叔家在四楼。我们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拐弯走上他家门前的走廊，想到自己终于上来了，心里一阵欣喜——我们打败了电梯！但紧接着，我们看见叔叔门前有三个男人——两个西装革履的人缓缓朝我们走来，手里高举着徽章。另一个人是警察，一只手抓紧了皮套里的枪。母亲向他们走去，“我得先上个厕所，”她说，“等上完了我们再谈。”


　　他们一脸迷惑，但还是让她过去了。但当她想把我也带进厕所的时候，其中一个穿着西装的人举起一只手，像交警一样拦住了她。


　　“这男孩得和我们待在一起。”他说。


　　“他是我儿子，”她对他说，“他得跟我走。”


　　“我们不能允许你这样做。”另一个穿着西装的人说。


　　母亲一脸疑惑，但很快说道：“你觉得我会在里面伤害自己吗？难道你觉得我会伤害我的亲生儿子？”


　　拦住她的那个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这男孩得和我们待在一起。”他重复了一遍。然后他低头看着我，用力挤出了一个笑容。“你一定是——”他看了看手中的笔记本，“阿卜杜勒·阿齐兹？”


　　受惊的我头点个不停，“我叫小扎克。”我说。


　　易卜拉欣一家来到门前，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婶婶把孩子们都赶进了一间卧室，命令我们躺下睡觉。房间里现在有六个孩子。墙边有一排五颜六色的儿童双层床，看起来就像麦当劳的儿童乐园。我们挤满了床上的每一寸空间，像蠕虫一样扭来扭去，而这时母亲正在客厅里和那些警官谈话。我贴紧墙，努力想听清外面的动静，但只能听到含混的对话声和家具摩擦地面的声音。


　　* * *


　　在客厅里，身着西装的那两个人不停地盘问母亲，让她感觉如同身处冰雹中一般。在所有问题中，有两个她记得最清楚：你目前的家庭住址在哪里？你知道你丈夫今晚要枪杀卡赫纳拉比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比第二个的答案要复杂得多。


　　父亲为纽约市政府工作，给曼哈顿的一栋法院大楼维修暖气和空调设备，而市政府要求所有雇员要住在纽约市的五个行政区之一里。我们便谎称自己住在叔叔的公寓。那些警官之所以会出现在叔叔家，就是因为档案上的这个小谎言。


　　母亲向他们解释了一切，还有关于枪杀案的情况：她本人对此事一无所知。一个字也没听说过。她什么都不知道。她最讨厌别人谈及暴力，清真寺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不要在她面前挑衅别人。


　　她回答了接下来的一连串问题，仰着头，双手一动不动地放在大腿上。但一个念头始终像偏头痛一样纠缠着她：她必须见到父亲。她一定要陪在他的身边。


　　终于，母亲脱口而出：“我听电视上说塞伊德就要死了。”


　　那两个身着西装的人对视了一眼，但没有回答。


　　“我想和他在一起，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孤独地死去。”


　　他们仍旧没有作声。


　　“你们能带我去见他吗？拜托了。带我去见他吧，好不好？”


　　她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终于，身着西装的两个人叹了口气，收起了手中的笔。


　　* * *


　　警察布满了医院前的每一个角落。门前聚起了嘈杂的人群，有人愤怒，有人惊恐，有人好奇。电视转播车停在一边。一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母亲和易卜拉欣叔叔被护送到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手中，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敌意。在他们眼里，我们一文不值。不，应该说更糟：我们是杀手的家人。母亲受到了过度惊吓，头昏脑涨，除此之外，还饥肠辘辘。警察们的愤怒，不过是她模糊感受到的另一样东西而已，仿佛穿过了一层上了雾的玻璃，才到达她的意识。


　　她和易卜拉欣穿过医院另一头的入口，被带了进去。走向电梯时，母亲盯着长长的走廊的尽头，刚上好蜡的地板反射着刺眼的灯光。她看见一群人嚷嚷着要挤过警卫线，记者们喊着问题，相机闪个不停。她一身冷汗，双腿发软，头晕目眩，肠胃抽搐，浑身难受极了。


　　“我站不住了，”她对易卜拉欣说，“我能扶着你吗？”


　　易卜拉欣有些犹豫。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是不能碰她的。他便让她用手撑着他的皮带。


　　在电梯间，一个警察指向其中一部电梯，粗声说道：“进去。”在充满敌意的沉默中，他们升上了重症监护病房区。电梯门打开，母亲踏入了病房区刺眼的灯光中。一名特警立刻提高警惕，举起步枪对准她的前胸。


　　她倒吸了一口冷气，易卜拉欣也倒吸了一口冷气。旁边一个警察翻了翻白眼，挥挥手示意特警走开。特警收起了手中的步枪。


　　母亲冲向父亲的病床。易卜拉欣在背后慢慢地踱步，给她和父亲留出空间。


　　父亲还在昏迷中，身体肿得很厉害，上半身赤裸着。他被无数电线和管子连接到六台机器上，被邮政署人员击中的脖子上缝着一道长长的伤口，看起来就像爬着一条巨大的毛毛虫。护士在父亲的床边忙碌着，对母亲打断她们的工作很是不悦。


　　母亲把手伸向父亲的肩膀。他的身体冰冷而僵硬，吓得母亲猛地缩回了手。“他已经死了？”她用颤抖的声音问道，“安拉啊，他已经死了！”


　　“不，他还没死呢。”一个护士说道，丝毫不掩饰她声音中的厌烦。估计她心想着，这些杀手的家人们。“把你的手拿开，你不能碰他。”


　　“他是我丈夫，为什么我不能碰他？”


　　“因为我们这儿有规定。”


　　母亲心烦意乱，丝毫没听出她的言外之意。但后来她明白，这些护士是担心她会突然拔掉那些电线和管子，终结父亲的生命。母亲把手收回身边，俯身在他耳边轻语。她告诉父亲没事儿的，她会陪在他身边，她仍然爱着他——如果他是为了她还在撑着最后一口气——她已经来了，她爱他，他可以去了。趁护士们不注意，她偷偷亲吻了父亲的面颊。


　　过了一会儿，在重症监护病房旁边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一个医生告诉她，父亲能保住命。整夜下来，这个医生是她遇见的所有人里唯一一个亲和的人——在他单纯且充满关怀的同情心安抚之下，母亲在事情发生后第一次哭了出来。他没有说话，静静地等待她平复情绪。然后，他说父亲失血过多，现在正在输血。子弹还留在父亲的脖子里，但因为他的颈动脉几乎被击断，医生们不敢冒险在那附近探查子弹。也正因为子弹没有穿过身体，我的父亲才逃过一劫。


　　医生在旁边静静坐着，等着母亲慢慢消化这些信息——至少是试图消化这些信息。然后警察回来了。他们把母亲和易卜拉欣赶到电梯前，按了下行按钮。当电梯门打开时，其中一个人指着电梯，像之前一样粗声说道：“进去。”


　　他们走出医院时，已经是黎明时分。换作别的时候，天空看起来应该美不胜收。但卡赫纳拉比的死讯刚刚被确认——子弹穿过了他的身体，他因此死于和父亲一样的枪伤——停车场里仍旧布满了警察和电视转播车，所有的一切都不堪入目。母亲和易卜拉欣那天都没有办法做晨祷。母亲只能用两件事安慰自己。一件是，不管是谁指使父亲犯下这样的暴行，父亲都再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了。另一件是，父亲好歹活下来了，这是真主的馈赠。


　　但在这两件事上，她都错了。



　　/扎克·易卜拉欣 、杰夫·盖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