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响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国政坛发生一件盛事：“五马进京”，即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董必武称赞他们为“千里驹”。尤以高岗位高权重，统管全国经济，一度与刘少奇、周恩来并驾齐驱，故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工作都向苏联学习，权力集中到中央后如何分工，首先想到的也是向苏联取经。1952年6月20日，毛泽东发给斯大林一封电：“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



　　1952年，初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左）和周恩来畅谈


　　1952年7月，刘少奇批转《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领导。”


　　最先赴命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因为周恩来和陈云8月将出访苏联，急需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主持工作，刘少奇7月中旬给邓小平发电，邓二话不说7月下旬就携全家到了北京。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邓楠想到在重庆别人都管爸爸叫“首长”，好奇地问“到了北京爸爸是什么长”？邓小平回答：“脚掌”。



　　1951年老区慰问团到陕西合影。左四为习仲勋


　　9月习仲勋到岗，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原部长陆定一降职为副部长。习仲勋时年仅39岁，是“五马”中最年轻的，另外四人中最小的高岗也已经47岁。陆定一从大革命时代就从事宣传工作，遵义会议后几乎一直是中共宣传口第一领导，习仲勋认为自己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宣传工作经验，让陆定一这样的前辈做副手不妥。


　　搞宣传是毛泽东本人的强项，能让他选中做宣传部长的人必然是十分赏识的。毛泽东曾问薄一波对习仲勋的看法，薄回答：“年轻有为”，毛说是“炉火纯青”。毛泽东坚持“中宣部的班子要动一动”，习仲勋同志“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很善于做这个工作”。当习仲勋向毛泽东表达自己的顾虑，毛用耍蛇人的故事勉励他：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里就非常驯服。这是因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你没有做过宣传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传工作的规律，不就可以当了嘛！而且还能够做得好。


　　实际上，此前中宣部的会议经常是副部长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坐在下面听。陆定一晚年说：“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如何如何说的。我们只好听他的。”“五马进京”之前刚刚进行了“三反”运动，中宣部打虎会议竟然没让部长参加，结果研究推出的老虎就是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本来就居于副手地位的陆定一，对降职处之泰然，与习仲勋关系融洽。


　　1952年10月8日，高岗进京，毛泽东对他的殷切盼望之情非比寻常。9月毛泽东给高岗发了三次电催促速速来京，25日的电还问，到京具体是哪一天、什么时间，以便前去迎接。建国初期的东北可以说处处当先，事事垂范。高岗在陕北根据地时就受到毛泽东赞赏，东北解放较早，紧邻苏联，战略位置格外重要，让高岗负责东北全局工作足见对他的重视。东北继承日占时代工业遗产，优先得到苏联贷款和技术支持，自然资源得天独厚，高岗主政期间处处争先创佳绩。在农业合作化和工会工作等问题上，当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分歧，高岗都站在毛这一边。



　　1952年，高岗与妻子李力群在沈阳


　　毛泽东对高岗信任有加，不止一次表扬他，对他也很宽容。高岗生活铺张，与苏联方面过从甚密，颇受斯大林赏识，毛泽东心中有数。据《叶子龙回忆录》记载，“三反”运动中各地打老虎，高岗竟真的打死一只东北虎装箱送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毛看着那只硕大的老虎说：“这个高麻子啊！”高岗脸上有些麻子，故有此外号，毛泽东让把老虎抬走他不要。叶子龙称，对于高岗有很强的权力欲，毛泽东早就知道，但他认为“高麻子这人能干事”，因此并无过多计较。


　　一边翘首以待，另一边举棋不定。高岗觉得去中央人生地不熟，而且在东北干得正起劲，不甘放弃。但任命已经决定，不得不去。他对秘书说，以后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谨慎，少说话，不写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辖的工作。到北京之后高岗也许很快就忘记了忧虑。他受命筹建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机构与政务院平行，中央所有工业和经济部门先后划归计委管理，堪称“经济内阁”。他迅速投入到极富挑战性和成就感的新工作中。



　　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每日看各方面寄给他的检举信笺，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1953年1月邓子恢离开武汉举家入京，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是“五马”中年龄最大的，老成持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与富于工业经验的高岗搭档正好是一农一工。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高岗当时暂住在翠花湾的东北驻京办事处，公务极为繁忙，通常不出来迎接访客，唯独邓子恢来的时候他特意叫秘书出门迎候。


　　最后一个到位的是饶漱石，1952年秋他随同刘少奇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耽误了进京行程，1953年春才正式就职，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兼管工会、青年团、妇联工作。饶漱石也许也是带着几分彷徨的。1952年春，他患有严重的面部痉挛无法工作，经华东局常委会请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养治疗。5月间，他在半夜突然求见已经入睡的毛泽东。据杨尚昆回忆，“饶漱石东拉西扯地谈了大约3个小时，暴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患得患失心理。过后，毛主席向我提起这件事，说那个晚上他听了半天也闹不清饶到底要说什么，最后才听出点眉目，原来饶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来了。”在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改造、“三反”“五反”等运动中，饶漱石态度不够积极，处理方法“偏右”，这些都是令饶漱石“心虚”的问题。“高饶事件”后，饶漱石花半年时间写了份两万字检查，交代自己四个错误，其中之一是“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休息”。在检查中，他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他，而想从毛泽东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