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说把经济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一样去反对去批评，那么就太狭隘和片面，甚至是极端了。


　　事实上，各种阶级社会的体制最后也都可能误入到唯经济主义的道路，这个道理就如老年人总是比年轻人更贪财一样，当肌体老化的时候，只有抱定金钱物质才可能保命养身一样。


　　当极端的唯经济主义的发展，就是金钱万能论了，金钱崇拜开始了，就丢弃了一切的美好的理想和信仰！


　　经济和经济主义，是自有了人类文明社会了，在告别最早的社会中人类以物易物，以及社会还没有出现货币交换的时候，经济显而易见是不重要的，在奴隶社会已经封建主义的早期，经济这个概念并不被重视，甚至在农业社会中，只要能基本满足人类的生存的时候，经济的价值也远远没有到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那么凸显。


　　所以，当代研究经济的主体也差不多都是以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进行的。


　　也可以说，资本主义是单纯的发展经济的最高阶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马克思主义开始空想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的时候，从辩证唯物主义论证了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在人类社会的价值。批判的接受经济物质对社会和人民的重要性，但是基本的理想是经济物质是需要平均的分配给社会上每一个需要的人，而不是单纯被少数人拥有大量经济物质，而大部分人陷入赤贫。而唯经济主义者的目的恰恰是想把经济物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大部分人民沦为少数人的生产工具，以便于给少数人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经济利益。


　　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理论主要是从劳动和剩余价值以及资本积累来阐述经济与资本的关系，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积累资本，在投入生产，以达到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将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以达到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用现在的经济的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的社会术语就是说资本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制造了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矛盾。


　　而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高度剥削高度的创造剩余价值和财富高地集中以及有随时爆发经济危机的高度的唯经济主义的体现。这也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揭示了其剥削本质、危机倾向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


　　显然，单纯的唯经济主义本身是和马克思主义相悖的。


　　而对唯经济主义的批评是列宁同志在其重要著作《怎么办》里面论述的最为清楚。


　　1902年列宁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经济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经济主义是当时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倾向，主张工人运动应专注于经济斗争（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轻视政治斗争（推翻沙皇专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这种思想是“工联主义”的翻版，会瓦解革命的彻底性。


　　经济主义的核心错误 经济主义认为： 经济斗争是工人运动的全部，政治目标应由资产阶级自由派完成； 工人通过经济斗争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 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革命政党，主张分散的“手工业方式”组织。 列宁指出，这种观点将无产阶级革命降格为改良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 二、对“自发性崇拜”的批判 经济派宣称“运动即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强调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工人仅凭经济斗争就能自然形成革命意识。列宁反驳： 工人自发斗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意识（即要求改善经济待遇），而非社会主义意识； 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无产阶级政党需通过理论教育，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灌输给工人，使其认识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 放弃理论灌输等于将工人运动交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 三、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关系 列宁强调： 经济斗争是手段而非目的，必须服从于推翻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目标； 一切经济斗争都应转化为政治斗争，例如将罢工与反对沙皇压迫、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 经济派割裂经济与政治，实质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用短期利益牺牲革命的终极目标。 四、对“尾巴主义”的批判 经济派主张工人运动应“跟随”群众的自发行动，反对政党对运动的领导。列宁认为这是“尾巴主义”（即做群众运动的尾巴），会导致： 分散化与软弱性：缺乏集中统一的政党，无法形成对抗专制制度的强大力量； 革命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篡夺：若无产阶级不主动争夺政治领导权，资产阶级自由派将主导反专制运动，最终背叛工人利益。 五、革命政党的必要性 列宁提出与经济派针锋相对的组织原则： 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由高度觉悟、纪律严明的职业革命者组成核心，确保革命运动的集中性和战斗力； 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必须走在工人前面，用科学理论武装群众，将自发性斗争提升为自觉的革命行动； 反对“手工业方式”：分散的地方小组无法应对沙皇的镇压，必须建立全国性秘密政党。 六、经济主义的阶级实质 列宁揭露经济主义的思想根源： 迎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经济派放弃政治斗争，实质是向资产阶级妥协； 反映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其主张符合小资产者害怕彻底革命、追求局部改良的心态； 破坏革命团结：经济派的分裂倾向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总结：列宁的批判意义 理论意义：澄清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 实践意义：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准备； 当代启示：提醒革命运动必须坚持政治目标，避免陷入改良主义陷阱。 列宁的批判不仅针对俄国经济派，对今天仍具有警示作用：任何将工人运动局限于经济诉求、放弃政治斗争和理论建设的倾向，都可能重蹈经济主义的覆辙。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对“纯经济主义”（即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政治方向、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倾向）进行了多次批判。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唯经济论”与“经济决定论” 毛泽东认为，单纯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政治、思想、文化）的反作用，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他指出：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经济工作必须服从政治目标，社会主义的方向不能因追求物质利益而偏离。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忽视思想教育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警示）。 批判“经济挂帅”：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将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目标，认为这会淡化阶级斗争，滋生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 二、强调阶级斗争的长期性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矛盾，经济领域的斗争与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密不可分： “阶级斗争为纲”：即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仍是主要矛盾（如反右运动、“四清”运动中对“走资派”的批判）。 警惕“物质刺激”的陷阱：毛泽东反对通过物质奖励激励生产，认为这会助长个人主义，腐蚀社会主义价值观（如批判“奖金挂帅”“利润挂帅”）。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若只抓经济不抓政治，社会主义可能蜕变为“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如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 三、群众路线与政治动员 毛泽东主张通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推动经济发展，而非单纯依赖技术或经济手段： “抓革命，促生产”：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认为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清除“资产阶级代理人”，才能保障生产的社会主义方向。 批判“专家治国”：反对将经济决策权交给技术官僚，强调工农群众的参与（如“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原则）。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经济工作必须与政治教育结合，防止群众“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四、对“白专道路”的批判 毛泽东反对脱离政治的“纯技术”或“纯业务”倾向，主张“又红又专”： “红与专的关系”：知识分子和干部必须首先解决“为谁服务”的政治立场问题，其次才是业务能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批判“只专不红”：认为单纯追求技术专家化会导致脱离群众、背离社会主义（如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评）。 五、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中的批评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批评了部分干部和农民的“经济主义”倾向： 反对“发家致富”思想：认为小农经济的自发倾向会滋生资本主义（如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主张通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消除私有观念，实现“共同富裕”而非个体富裕。 六、对“唯生产力论”的否定 毛泽东在晚年尤其警惕“唯生产力论”，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核心：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主张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如公有化程度）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非等待生产力“自然增长”。 批判刘少奇“先机械化，后集体化”：认为这会导致农村两极分化，背离社会主义道路。 总结：毛泽东批判的实质与影响 理论实质：毛泽东的批判延续了列宁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强调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深化（尤其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应用）。 历史意义：这些思想指导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策（如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但也因过度强调政治运动导致经济失衡（如“大跃进”的挫折）。 当代启示：提醒在经济发展中需平衡效率与公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片面否定经济规律也可能陷入另一种极端。 毛泽东对“纯经济主义”的批评，反映了其通过持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的理想，但也成为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调整的历史背景。这一思想遗产至今仍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讨论中具有复杂影响。


　　所以，在社会主义亦或者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要是陷入了唯经济主义，追求片面的经济发展，忽视政治思想和精神道德，那么就会陷入一个极端的误区，不光会限制和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甚至会葬送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也有人说，西方以美帝国主义和欧洲老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唯经济主义的啊！人家现在甚至是代表了世界高度文明的社会啊！


　　那要是这样说，可能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


　　首先，欧洲老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新兴的美帝国主义，而当前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高度文明的社会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带来的成功。但是别忘了，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社会本质上与其文化文明，也就是最主要的宗教文明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相互成长的。


　　在大部分西方资本家思想中，除了认可自己的奋斗精神能创造物质文明和经济价值，也更认可其经济财富是上帝的恩赐，这与纯世俗阶级，高度追求的金钱财富和唯经济主义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西方宗教（以基督教为核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和发展的关系贯穿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这种关系既体现为宗教教义对经济活动的伦理约束，也表现为经济发展对宗教形态的深刻重塑。二者的互动既有合作共生，也有激烈冲突，共同塑造了社会价值观与制度结构。


　　宗教对经济主义的制约，有伦理规范与制度约束。教义对逐利行为的限制比如高利贷禁令：中世纪天主教根据《圣经》对“剥削穷人”的谴责（如《出埃及记》22:25），禁止收取利息（Usury）。这一禁令持续至16世纪，抑制了金融资本的无序扩张，但也阻碍了商业发展。公平价格理论：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商品定价需符合“自然正义”，反对投机暴利，强调经济行为应符合道德目的（如满足基本需求）。还有财富观的道德化财富即责任：基督教“受托人”观念认为财富是上帝付给个人的资源，富人需通过慈善（如中世纪修道院济贫）回馈社会。


　　并倡导简朴生活：修道院制度（如本笃会）以“清贫、贞洁、服从”为准则，抵制物质主义，形成与世俗经济对立的价值观。


　　而现代宗教也对对资本主义的提出了批判，天主教社会训导：教宗方济各在《愿祢受赞颂》中抨击“市场绝对主义”，指出金融投机加剧了不平等与生态危机。解放神学：拉丁美洲神学家古铁雷斯提出“优先选择穷人”，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弱势群体的压迫。教会支持“公平贸易运动”，抵制血汗工厂。通过道德规范限制资本无序扩张，但可能阻碍创新（如高利贷禁令延缓金融发展）。西方的这种宗教和经济的动态博弈，也就是注重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揭示了一个深层矛盾：人类既需要物质发展以满足生存，又渴望超越性价值以安顿精神。只有掌握二者的平衡点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规律，并不是单纯的依靠唯经济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规律。


　　所以，当在一个纯世俗的社会中，既没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也没有宗教道德的约束，只单纯的唯经济主义，把经济的发展当做一个万能灵药去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甚至当成一种只要发展经济就可以使社会进步，人们幸福，国家和平，显然是错误的。一直走下去，甚至是万劫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