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推荐文章1:孙家栋:“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宋泽滨


  孙家栋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北斗导航卫星和深空探测技术的重要开创者。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0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获“共和国勋章”。孙家栋多次说过:“我的信念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从学习飞机设计到转行研制导弹武器,再从主持东方红一号卫星到成为航天重大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总是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融为一体,把浩瀚太空作为效祖国的舞台,把国家需要作为唯一的追求。


  铸东风导弹,大国重器守护平安


  1950年春,孙家栋参军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1951年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1956年8月,在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一年春天,党中央决定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孙家栋强烈感受到了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需要,在心里种下了从事尖端事业的种子。1958年,他以全优成绩毕业。回国后,孙家栋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设计工作,开始了他的航天生涯。


  根据国家需要,孙家栋由学飞机设计转向研制导弹,在钱学森等老一代航天人的带领下,担任总体部总体设计室主任、总体部副主任,参与了我国第一代导弹武器研制的全过程。1960年11月5日,孙家栋参与仿制的“1059”导弹(后被命名为“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中国自此拥有了自己制造的导弹,被聂荣臻称赞为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从此走上了自主研制导弹的道路。1966年10月27日,孙家栋领导的总体设计部与其他各系统共同完成的“东风二号”改进型导弹,在我国本土上进行导弹、原子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从此中国有了大国重器守护平安。后来,孙家栋带领科研人员又进行了中程弹道导弹的设计工作。


  送卫星上天,中国迈入空间时代


  正当踌躇满志全身心投入新的导弹型号设计之时,1967年7月29日,孙家栋被调到正在筹备的空间技术研究院搞卫星。这一年,孙家栋38岁。9年前的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1965年中国卫星事业再次启动。在卫星工程进行到关键时期,经毛泽东批准重新组建空间研究机构。钱学森点名孙家栋担任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也就是后来的总设计师角色。


  孙家栋临危受命,由研制导弹又转行主持研制人造卫星。为了在1970年实现“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的目标,孙家栋首先确定并坚持了一个重要原则:简化。凡是过高目标、过繁程序及不必要的设计,都要简化。在钱学森的支持下,科学探测目标让下一颗卫星来实现,动力系统能保证计划运行时间即可。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人独立自主完成的东方红一号卫星,被同样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长征一号火箭托举上天,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


  曾任七机部副部长的张镰斧后来评价说:“没有孙家栋的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啊!”1986年5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结果出炉,“可返回型卫星及东方红一号卫星”荣获特等奖。孙家栋说,东方红一号当时“让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我有幸参与其中,终生难忘”。此后,孙家栋又先后担任了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资源一号卫星工程、东方红三号通信广播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并全部发射成功。


  担工程总设计师,“北斗”“嫦娥”遨游太空


  1985年10月,孙家栋在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2年后,被任命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通过近10年的努力,孙家栋主持了国际合作谈判及履约发射任务,为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此外,孙家栋还参与了组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工作,为中国人早日进入太空奔走呼吁。


  为了加快进军太空步伐,国家又相继启动了北斗卫星导航工程和探月工程。孙家栋又把目光投向浩瀚宇宙。从1994年2月到2004年3月,孙家栋先后被任命为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绕月工程总设计师和北斗第二代导航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犹如老骥再上路,无鞭自奋蹄。


  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接下这充满着各种风险和挑战的重担?孙家栋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那些年,孙家栋“北斗”“探月”双肩挑,经常上午开会研究“北斗”,下午与人讨论“探月”。在这两项国家级重点工程领域,孙家栋都有独创性贡献。


  在北斗二号立项后,孙家栋就提出核心元部件必须百分之百国产化,原子钟一定要自己造,要打“中华牌”。北斗完成组网后,作为总设计师的孙家栋并没有停歇,而是下大力气紧抓北斗的应用。作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按照中央批准的“绕、落、回”三步走战略,对任务进行了开创性的拓展。嫦娥一号成功后,孙家栋支持对其备份星任务进行拓展延伸,作为嫦娥二号为下一步任务进行探测,实施了国际上首次对距地球约700万千米深空中的图塔蒂斯小行星进行近距离探测并拍摄到该小行星照片。当嫦娥三号任务成功后,孙家栋又支持将其备份星任务拓展,作为为嫦娥四号提前实施探月工程四期的首次任务,成为世界上首个到达月球背面的航天器,创造了世界纪录。


  孙家栋亲身见证了中国航天近70年的辉煌历程,亲眼目睹了北斗工程开通全球服务和嫦娥一至六号任务的成功。如今,90多岁高龄的孙家栋虽然不再去一线现场,但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由国际小行星中心命名的“孙家栋星”,在太空中向世人诉说着孙家栋航天人生的精彩故事。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推荐文章2: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推荐文章3:国防部组建的四个研究院,科研人员是军人。为什么存在时间很短?

  :中国探长


国防部研究院成立的背景

  1956年3月,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下,600多位科学家、近百名苏联专家,历时数月反复论证,终于在当年8月形成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就参与其中,他受命担任制定纲要的12人综合组的组长,成员有钱伟长、黄昆、罗沛霖、王大珩、马大猷等,负责评价、裁决、选择、综合各方面的建议, 并最终决策。


  经过深入研究讨论、综合归纳,综合组认为国家最为重要、最为紧急发展的是电子、自动化、半导体、计算机、导弹、原子弹这六项关键科学技术。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我国陆续启动了这些技术的研究工作。


  鉴于当时国际形势,我们面临的核威胁压力巨大,因此首先选择发展核技术的需求首当其冲。其次需要发展什么?在这点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当时,许多人主张重点发展航空工业,把研制新型飞机作为重要任务,以巩固国家空防,也有人主张发展导弹技术。


  “优先发展导弹,还是优先发展飞机?”成为了规划制定过程中激烈争论的一个重点问题。钱学森不赞成优先发展飞机的主张,认为发展导弹更适合科技发展趋势和国情。应该说,这是综合考虑了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以及长远效果做出的建议。


国防部四大研究院的成立

  根据规划提出的方针,军队系统最先行动起来。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担任院长,谷景生担任政治委员。


  1960年底,在充分借鉴国防部五院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军队系统开始筹建国防部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


  1960年1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组建航空、舰艇、军事无线电电子学等三个研究院的通知》。通知说:上述3个研究院从1961年1月,正式列入军队编制,番号分别为国防部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隶属于军队系统。


  1961年1月,组建以唐延杰为院长,王振乾为政委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


  1961年6月,国防部第七研究院(舰艇研究院)光荣诞生,隶属国防部建制,首任院长刘华清,政治委员戴润生。


  1961年12月,成立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军事无线电研究院),黄远担任政治委员。


矛盾的出现

  与此同时,国家也陆续组建了航空、兵器、舰艇、电子工业部,这些属于地方部委建制。自此,出现了军队所属国防部研究院负责科研试验,地方部委所属工厂负责生产的局面。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科研院所与生产部门的组织协作关系非常复杂,科研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不断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在管理体制上,四大研究院由部队系统领导,工业部门由各个部委领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研与生产的矛盾。


  科研试制与生产的矛盾不断出现。工业部门的领导提出改变管理体制,将工业部门与有关国防研究院合并的建议,即所谓“部院合并”。


部院合并

  196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的决定》。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分别与第三、第六、第四机械工业部合并,各研究院改属各部领导。在此之前,1964年12月,五院整体改制为第七机械工业部。自此,国防部四大研究院成为历史。


结论

  国防部四大研究院存在历史:


  国防部五院,1956年10月-1964年12月;


  国防部六院,1961年1月-1965年2月;


  国防部七院,1961年6月-1965年2月;


  国防部十院,1961年12月-1965年2月。


  虽然这些研究院存在的历史都不长,但它们为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推荐文章4:孙家栋:“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宋泽滨


  孙家栋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北斗导航卫星和深空探测技术的重要开创者。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0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获“共和国勋章”。孙家栋多次说过:“我的信念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从学习飞机设计到转行研制导弹武器,再从主持东方红一号卫星到成为航天重大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总是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融为一体,把浩瀚太空作为效祖国的舞台,把国家需要作为唯一的追求。


  铸东风导弹,大国重器守护平安


  1950年春,孙家栋参军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1951年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1956年8月,在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一年春天,党中央决定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孙家栋强烈感受到了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需要,在心里种下了从事尖端事业的种子。1958年,他以全优成绩毕业。回国后,孙家栋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设计工作,开始了他的航天生涯。


  根据国家需要,孙家栋由学飞机设计转向研制导弹,在钱学森等老一代航天人的带领下,担任总体部总体设计室主任、总体部副主任,参与了我国第一代导弹武器研制的全过程。1960年11月5日,孙家栋参与仿制的“1059”导弹(后被命名为“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中国自此拥有了自己制造的导弹,被聂荣臻称赞为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从此走上了自主研制导弹的道路。1966年10月27日,孙家栋领导的总体设计部与其他各系统共同完成的“东风二号”改进型导弹,在我国本土上进行导弹、原子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从此中国有了大国重器守护平安。后来,孙家栋带领科研人员又进行了中程弹道导弹的设计工作。


  送卫星上天,中国迈入空间时代


  正当踌躇满志全身心投入新的导弹型号设计之时,1967年7月29日,孙家栋被调到正在筹备的空间技术研究院搞卫星。这一年,孙家栋38岁。9年前的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1965年中国卫星事业再次启动。在卫星工程进行到关键时期,经毛泽东批准重新组建空间研究机构。钱学森点名孙家栋担任卫星总体技术负责人,也就是后来的总设计师角色。


  孙家栋临危受命,由研制导弹又转行主持研制人造卫星。为了在1970年实现“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的目标,孙家栋首先确定并坚持了一个重要原则:简化。凡是过高目标、过繁程序及不必要的设计,都要简化。在钱学森的支持下,科学探测目标让下一颗卫星来实现,动力系统能保证计划运行时间即可。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人独立自主完成的东方红一号卫星,被同样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长征一号火箭托举上天,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


  曾任七机部副部长的张镰斧后来评价说:“没有孙家栋的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啊!”1986年5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选结果出炉,“可返回型卫星及东方红一号卫星”荣获特等奖。孙家栋说,东方红一号当时“让全国人民扬眉吐气,我有幸参与其中,终生难忘”。此后,孙家栋又先后担任了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资源一号卫星工程、东方红三号通信广播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并全部发射成功。


  担工程总设计师,“北斗”“嫦娥”遨游太空


  1985年10月,孙家栋在担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2年后,被任命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通过近10年的努力,孙家栋主持了国际合作谈判及履约发射任务,为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此外,孙家栋还参与了组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工作,为中国人早日进入太空奔走呼吁。


  为了加快进军太空步伐,国家又相继启动了北斗卫星导航工程和探月工程。孙家栋又把目光投向浩瀚宇宙。从1994年2月到2004年3月,孙家栋先后被任命为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绕月工程总设计师和北斗第二代导航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犹如老骥再上路,无鞭自奋蹄。


  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接下这充满着各种风险和挑战的重担?孙家栋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那些年,孙家栋“北斗”“探月”双肩挑,经常上午开会研究“北斗”,下午与人讨论“探月”。在这两项国家级重点工程领域,孙家栋都有独创性贡献。


  在北斗二号立项后,孙家栋就提出核心元部件必须百分之百国产化,原子钟一定要自己造,要打“中华牌”。北斗完成组网后,作为总设计师的孙家栋并没有停歇,而是下大力气紧抓北斗的应用。作为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按照中央批准的“绕、落、回”三步走战略,对任务进行了开创性的拓展。嫦娥一号成功后,孙家栋支持对其备份星任务进行拓展延伸,作为嫦娥二号为下一步任务进行探测,实施了国际上首次对距地球约700万千米深空中的图塔蒂斯小行星进行近距离探测并拍摄到该小行星照片。当嫦娥三号任务成功后,孙家栋又支持将其备份星任务拓展,作为为嫦娥四号提前实施探月工程四期的首次任务,成为世界上首个到达月球背面的航天器,创造了世界纪录。


  孙家栋亲身见证了中国航天近70年的辉煌历程,亲眼目睹了北斗工程开通全球服务和嫦娥一至六号任务的成功。如今,90多岁高龄的孙家栋虽然不再去一线现场,但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由国际小行星中心命名的“孙家栋星”,在太空中向世人诉说着孙家栋航天人生的精彩故事。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推荐文章5:国防部的四个研究院,都是兵团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国防部航空委员会)先后成立了四个研究院,番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研究院”,均为兵团级。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7月,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导弹研究院改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任院长。第五研究院执行兵团级权限。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在临时借用的北京西郊解放军第466医院(北京军区空军医院)小礼堂举行,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元帅亲临会场并宣读命令。


  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任命书


  五院成立大会旧址,原解放军第466医院小礼堂


  1957年3月,国防部第五局(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导弹管理局)并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钱学森当了五院院长后,行政上和对外联系的事牵涉精力太多,他多次对运载火箭专家谢光选说:迎来送往的事太多,小事如建个则所也要我批,没有时间和大家商讨技术大问题。谢光选说:你就该当个副院长专管技术。钱学森听后马上去找聂帅,要求当管技术的副院长。


  1960年3月,中央军委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国防部五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钱学森任副院长,分管研究设计工作。钱学森说:这符合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能更好地发挥我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印


  国防部五院历任主官:


  第一任院长钱学森(1956.10-1960.3)


  第二任院长刘亚楼空军上将(1960.3-1962.6 )


  第三任院长王秉璋空军中将(1962.6-1964.12)


  第一任政治委员谷景生少将(1957.8-1957.11)


  第二任政治委员刘有光少将(1957.11-1964.12)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人员时与钱学森亲切交谈。


  空军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刘亚楼上将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下设10个研究室,1957年11月重组为第一分院、第二分院,其中一分院即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二分院即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前身;1961年8月组建第三分院,即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飞航技术研究院的前身;1964年6月组建第四分院,中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


  


  1964年5月22日,国防部五院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代表。


  1964年11月,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基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运载火箭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五院院长王秉璋中将任七机部第一任部长。


  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王秉璋中将


  1959年,中央军委确定了由军队抓国防科研的方针。国防科委于同年12月提出建议告,建议把航空方面的飞机设计、发动机设计、材料、工艺、飞行试验、仪表、空气动力7个研究所室,舰艇方面5个研究所室,电子方面10个研究所室分别组织起来,再适当加强些力量,成立航空、舰艇、电子3个研究院。


  1960年1月5日中央军委就组建3个研究院事宜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告。1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组建航空、舰艇、军事无线电电子学等三个研究院的通知》。通知说:上述3个研究院从1961年1月,正式列入军队编制,番号分别为国防部第六、第七、第十研究院,业务工作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3个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用飞机、舰艇、军事电子装备的研制,并解决仿制、引进中的技术问题。至1961年6月,3个研究院基本组建完成。国防科委拥有38个单位,约8万人,形成了一支尖端和常规武器装备的研制队伍,初步建立了一个比较配套的国防科技体系。


国防部第六研究院

  1961年6月,航空研究院成立,番号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简称国防部六院,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4847部队”,隶属国防部建制,归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党政工作和日常行政工作由空军负责,干部调配和任免由总政治部负责。执行兵团级权限。


  1961年6月12—30日,六院成立大会在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空军第三招待所礼堂召开。29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出席六院成立大会并作关于六院工作方针、任务的告;贺龙、罗荣桓、聂荣臻三位元帅到会接见全体与会人员,并合影留念。


  1961年6月29日六院成立大会合影


  国防部六院主官:


  院长唐延杰中将(1961.2-1964.12)


  政治委员王振乾少将(1961.12-1964.12)


  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院长唐延杰中将


  六院由航空工业局、空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所属科研单位,以及陆军守备22师师部等11个单位组成。六院成立后紧接着建立一批研究所和设计所。到1964年底,组建成立了飞机设计研究所(六院一所、601所)、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六院二所、606所)、飞机附件及地面设备设计研究所(六院三所、609所)、航空科技情研究所(六院四所、628所)、航空兵器设计研究所(六院五所、612所,现014中心)、航空材料研究所(六院六所、621所)、空气动力研究所(六院七所、1702所)、飞行研究所(六院八所、630所)、航空工艺研究所(六院九所、625所)、航空特种设备设计研究所(六院三○所、618所)、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六院十所、603所)、五合工厂(573厂,633所)共11个研究所和1个试制工厂,自行研制飞机的技术队伍基本形成。


  周恩来总理任命六院六所所长的任命书


  1963年1月,第六研究院改由国防科委领导,业务上受空军指导。


  1964年12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归三机部建制领导,改称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唐延杰任三机部副部长兼六院院长。


  1965年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与生产部门合并的决定》。决定说:为了适应国防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科研、设计、生产应该紧密结合,实行统一领导,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集中力量,更快地掌握尖端技术,加强常规生产。为此,中央决定:国防部第六、七、十研究院分别与第三、第六、第四机械工业部合并,各研究院改属各部领导。中央认为,这样做对生产有利,也对科研有利;对仿制有利,也对自行设计有利;对当前有利,也对长远有利。


国防部第七研究院

  1961年4月28日,中央军委批准海军组建舰艇研究院,番号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七院,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1529部队”。同年6月7日海军以海司务字第355号命令公布:“关于组建国防第七研究院及其所属所、室的命令”。6月9日,在北京海军大礼堂召开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及其所属研究所成立大会。国防部七院执行兵团级权限,隶属国防部建制,党政工作和日常行政工作由海军领导,技术业务工作归国防科委领导。1963年1月,第七研究院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业务工作上接受海军指导,军事行政工作和党政工作分别由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领导。


  国防部七院主官:


  院长刘华清海军少将(1962.2-1965.2)


  政治委员戴润生少将(1961.6-1964.8)


  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刘华清少将


  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成立之初,由海军所属的科研部一、二、三、四研究所,造船技术研究室、通信兵部雷达研究处、修造部设计处,三机部船舶产品设计院一、二、三、四、五、六、七研究室、船舶研究所、五局50研究所及一机部八局83、84、86研究所等单位调集转制组成,最初成立研究所9个,辖研究室25个。第七研究院成立之初共有约7600人。


  1963年,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更名为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


  1964年12月,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归六机部领导,改称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刘华清任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当时六机部部长是海军副政委方强中将兼任。


  海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签署的任命书


国防部第十研究院

  1961年5月,军事无线电研究院成立,番号为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简称国防部十院,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721部队”,执行兵团级权限。该院隶属国防部建制,在国防科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一任院长孙俊人大校(兼,1961.3-1962.6)1964年晋升少将


  第二任院长罗舜初中将(1962.6-1965.2


  政治委员黄远少将(1961.5-1965.2)


  原海军副司令员、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罗舜初中将


  孙俊人时任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兼科技部部长,受命担负筹建第十研究院的任务,并兼任院长。1962年罗舜初调任十院院长,孙俊人改任副院长。


  罗舜初原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中将,但是他到国防部十院任职后就不再穿海军军服了,也不在海军任职了,因此就不能再称海军中将了。这一点与五院院长刘亚楼、王秉璋不同,他们任五院院长时还有空军领导职务。


  周恩来总理任命十院十一所政委的任命书


  十院在建院初期已成立了14个研究所。


  1964年12月国防部第十研究院改为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研究院。


  至此,国防部四大研究院成为历史。这四大研究院都是兵团级,说明中央和军委对国防科研事业的重视。当时全军兵团级的科研机构除国防部四大研究院外,还有隶属总后勤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


后续:

  文革期间,原国防部四大研究院又都回归军队系统,其中,五院是重建,六院、七院、十院为转隶。1967年3月20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各国防工业部的研究院及科学院新技术局由国防科委进行军事接管并调整改组。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批准聂荣臻送的《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2月17日决定,三机部六院、六机部七院、四机部十院等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自1968年1月1日起正式转归军队系统,由国防科委领导。


  1968年2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由国防科委领导,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15部队,院长仍是钱学森。1973年7月,第五研究院划归第七机械工业部建制。1982年5月,七机部改称航天工业部。以后又先后更名为航空航天工业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八一五部队介绍信


  1968年1月,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转归军队系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研究院,由国防科委领导,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16部队。1969年7月,第六研究院改由空军领导。1973年8月,第六研究院又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领导。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三机部六院工商注册“中国航空研究院”为对外交往的名称。


  1968年1月,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转归军队系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研究院,由国防科委领导,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17部队。1969年7月,第七研究院改由海军领导。1975年5月,第七研究院又划归第六机械工业部领导。后几经改制,现为中国船舶集团第七研究院(中国舰船研究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八一七部队印中共九大文献汇编


  1968年1月,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研究院转归军队系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研究院,由国防科委领导,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820部队。1975年6月,第十研究院又转隶第四机械工业部。


  这一时期的五院、六院、七院、十院,和1964年以前有所不同:第一,冠名不是国防部了,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研究院”;第二,代号统一编排了,均为“总字8××部队”。第三,不是兵团级单位了,与这一时期新建的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研究院和第十八设计院,都是执行军级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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