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于哪一年

　　民国成立于哪一年推荐文章1：建国前夕，有人提议把新中国简称为中华民国，毛主席让大家来讨论

　　在中国的历史上，1949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中华民族正式开辟了新纪元。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在世界之林开始谱写无比华丽的全新篇章。

　　彼时国民党已呈全线溃败之势，人民取得最终胜利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在大局已定的境况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一致决定，将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提上日程。

　　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所包含着的工作何其繁复，从旗帜到政策无一不需慎之又慎地进行商讨——而为首的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全新的国名。

　　时刻牢记建设“人民民主国家”方针的党中央决定集思广益，邀请各党派民主人士一起研讨，召开新政协的筹备会议。

　　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将新中国简称为中华民国的想法，此言一出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引发了参会众人热议，毛主席也同样选择“放权”给大家一起来讨论。

　　

一场海纳百川的会议

　　在拟定新政协筹备会议的邀请名单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不约而同提出“要照顾到各党派人士”的想法，对执行会议筹备的工作人员而言，这不仅是工作任务更是政治任务。

　　最终确定的邀请名单中，有一个人的身份显得尤为特殊。

　　他就是黄埔毕业，国民党“养成系”的高级将领张治中将军。

　　1937年凇沪会战中，在上海浴血奋战抵抗日军侵略的第五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气势和威风——而当时担任第五军军长的正是张治中，他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共和谈时期，他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代表。

　　但在国民政府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后，对国民党心灰意冷的张治中，再也没有回到旧部。

　　彼时张治中将军正在党中央的安排下，于新疆地区开展和平解放的政治工作。

　　作为唯一一个没有和共产党人刀兵相见的国军上将，张治中的政治立场不言而喻。

　　能够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本次会议，对张治中将军来说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这是新政府对他“包容”和“接纳”的直接体现，而他的表现也同样没有辜负中央的一番苦心。

　　相对“资深”的国民党经历并未影响张治中将军的心态，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和局促，相反他在会上提出的很多想法和建议，最终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

　　思绪拉回1949年6月15日，准备多时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共计134人，一起见证了这场意义重大的会议举行。

　　会议开始之前，毛主席提出中央准备采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新国名的建议，很快与会代表就围绕着相关问题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讨论。

　　虽然早在1948年“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国名，就曾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被多次使用，但至今仍未明确落实。

　　这一提议有人举双手赞成，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支持者对毛主席提出的“这是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的解释表示认可，反对者则认为过于冗长，不便记忆。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部分不同的声音，他们的立场则是希望可以坚持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

　　整个会场顿时划分为几个阵营，各自都为自己的主张进行着激烈的辩论。

　　在持不同意见的声音中，关于沿用“中华民国”的呼声是最高的。

　　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有着良好的国际影响，而且自孙中山先生创立以来，已经有38年的群众基础，更容易被世人接受。

　　多方观点交织和碰撞的声音，盘旋在会场上空久久不曾散去，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良好氛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如沐春风。

　　静静聆听的毛主席不发一言，若有所思观望着热烈讨论的场面。

　　最终与会代表的提议被总结概括为四个选项，分别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民主国”。

　　确立了讨论范围之后，大家便围绕着四个既定国名开始各自阐述。

　　听上去似乎每个阵营都能站得住脚，但毕竟最终的国名有且只有一个，因此讨论的热情也愈发高涨了起来。

　　就在众人难以达成一致之时，文学家张奚若起身发言，张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的拥趸，他精准提出了既然“共和”已经包括“民主”，又何必重复累赘的观点。

　　听闻此言，毛主席暗暗点头，显然张奚若先生的想法与毛主席不谋而合。

　　但在气氛如此热烈的会议上，自然还是需要更多地让大家积极献言，因此毛主席并未过多发表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张治中将军的机要秘书回忆此事时袒露，最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的人其实是张治中将军，只是他选择礼让德高望重的张奚若先生进行发言。

　　在9月27日的全体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全票通过，正式成为了新中国国名——而且在日后多次正式使用中，这一国名时刻都在彰显着恰到好处的分寸感。

　　通过这个细节不难看出，张治中将军不争不抢的一贯作风。

　　正如毛主席所言：张治中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好事之后还不留名。

　　新国名的顺利确定离不开与会人员的积极献言，而如此融洽的氛围同样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对各界人士的认可和尊重。

　　由此可见，毛主席当年选择“放权”让大家讨论是多么明智的决定。

　　

一餐展望未来的午宴

　　而在“和平将军”张治中以外，当年还有另外一名关键人物的存在不得不提，此人正是曾任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司徒老先生自幼学习洪拳，学成后独自赴美闯荡，凭借一己之力在异国他乡打拼下一席之地。

　　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飞黄腾达之前也曾是司徒老先生手下的“小弟”。

　　作为习武之人，司徒老先生的性格同样也是直来直去。

　　对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他深恶痛绝，因此在关于新国名的讨论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要和旧时代划清界限。

　　1949年9月26日，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午宴。

　　参加午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此番他们再次聚到一起，同样是为了严肃的新国名的问题。

　　作为宴会的主持，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就教长者”，即关于在“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下，是否要保留使用“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注释。

　　周总理话音刚落，最先提出保留注释的黄炎培便率先开口，他以中国人民念旧为由，认为对中华民国的国名已经有了情感，突然更改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因此主张保留此项注释。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随之附和，她指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来之不易的伟大成果，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尊敬和缅怀，应该保留这一注释。

　　心直口快的司徒美堂闻听此言，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随即要求发言，而老先生接下来言辞恳切的一番肺腑心声，直接为这场商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他直言自己礼敬孙中山，但对“中华民国”四字厌恶至极，在他看来那根本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中华官国”，早已与人民群众脱节再无分毫关系。

　　司徒老先生接着说道，近二十载好好一个国家，让蒋介石这些人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既然与辛亥革命不同，为何还要沿用“中华民国”这块烂招牌？

　　一席有理有据的精彩发言瞬间博得满堂彩，法学家沈钧站在法律层面的建议也随之引发深思，他指出简写注释的存在，会直接导致与他国签订条约时产生极大的法律漏洞。

　　随着支持取消注释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这场特殊的午宴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也即将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正式亮相。

　　最后的结果皆大欢喜，而我党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及辛亥革命前辈的包容和尊重更是令人感慨。

　　正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有着足够宽广的胸怀和气量，才铸就了如今这副盛况。

　　正所谓“百家争鸣，春回大地”，在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后这样的场景显得尤为珍贵，毛主席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让大家讨论，实际勾勒出了一幅尽显大国风范的画卷。

　　

一个涅槃重生的国家

　　随着关于国名的讨论尘埃落定，与过往挥手作别，同未来撞个满怀的美好明天，也越发临近起来——人民所期待着的新中国终于要从梦想照进现实。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让亿万国人每每提及都会无比激动的日子。

　　正是在这一天，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适时响起，毛主席亲手按动一旁的电钮，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随之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紧接着54门排列整齐的礼炮齐鸣28响，每一声都如强心针一般注射在国人的心中——而对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言，一声声的礼炮轰鸣让他们两股战战，肝胆俱裂。

　　待到升旗仪式结束，毛主席高声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随后便是一场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直到夜里九时许，激动的人民群众仍久久不愿散去。

　　开国大典对一个从血与火的淬炼中，走出来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毋庸置疑中华民族的全新篇章将在此刻正式拉开序幕。

　　这是一场意义深远且极具影响力的全民活动，它不仅代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也在极大程度上鼓舞了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没有什么能比亲眼见证自己的国家熬过苦难，重新挺起脊梁更令人觉得热血沸腾的事情了。百年屈辱的辛酸回忆自此已成过往，它将被永远封存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

　　历史新纪元得以顺利开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刻将人民放在首位的“公仆意识”，这枚军功章理应佩戴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前辈的胸前。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更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始终不忘初心，意志坚定地率领军民顽强地抗争、抗争、抗争，终于百万雄兵雄赳赳的梦境成为了现实。

　　我深知仅凭自己稚嫩的笔触无法将那份激动彻底还原，但这并不影响我以新时代青年的身份对革命前辈和英明的领导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回想文中所提到的这些事件，都在潜移默化之中推动和影响着新中国的方方面面，作为后辈的我们自然也有义务和责任肩负起传承先辈意志的时代担当。

　　从新中国的国名到国家政策，再从国旗、国歌到国徽，党中央几乎将当时的每一项国之大事都放权给了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士，这样的肯定和在乎又怎能不让人感动。

　　无论时隔多久提到这些中国的历史，每一个流淌着炎黄血脉的华夏儿女都会产生极高的共鸣。这不是刻意地宣导和空洞的赞美，而是深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爱国之情。

　　正如开篇提及的那样，毛主席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地“让大家去讨论”，实则产生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作用和效果。

　　这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这是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国成立于哪一年推荐文章2：中华民国为什么在历史中，只存在了短短的38年？什么原因导致落败

　　袁世凯的野心：共和变帝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一声枪响，彻底打破了清朝几百年的统治。那天晚上，起义军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枪炮声响彻夜空，第二天又拿下了湖广总督府，清朝地方官员瑞澂吓得连夜逃跑。蒋翊武和他的战友们一鼓作气，几天之内就控制了武昌全城，紧接着汉阳、汉口也相继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不到两个月，清帝被迫退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算是正式成立了。可惜的是，这场胜利来得快，走得也急。孙中山知道自己手里兵力有限，北洋军阀的势力又盘根错节，为了避免国家再陷战乱，他选择在1912年2月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接过政权时，满口承诺要维护共和体制。1912年3月10日，他在北京正式就任大总统，表面上摆出一副拥护民国的姿态，连《临时约法》都点头认可。可没过多久，他的真面目就露了出来。他一边安抚南方革命派，一边暗地里收买国会议员，拉拢北洋旧部，稳住自己的权力圈子。

　　到了1915年，袁世凯干脆撕下伪装，直接宣布要当皇帝，还把国号改成了“中华帝国”。这下子，全国炸了锅。那些被他用钱和官位收买的政客倒是拍手叫好，可更多的人看不下去。蔡锷就是其中一个。

　　这位当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将领，眼看着袁世凯要把国家往回拉，忍无可忍，偷偷从北京跑到了云南。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昆明宣布起兵，发动了护国战争。他联合唐继尧，带着云南的部队打出了“护国军”的旗号，直指袁世凯的帝制梦想。消息传开后，贵州、广西也跟着响应，全国的反袁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1916年初，护国军在四川、湖南连战连捷，袁世凯的帝制计划彻底成了笑话。3月22日，他不得不下令取消帝制，可这时候他的威信已经掉到了谷底。内有反对派步步紧逼，外有列强看热闹不嫌事大，袁世凯的身体也扛不住了。6月6日，他在焦虑和病痛中咽了气，死的时候才57岁。

　　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

　　袁世凯1916年一死，北洋军阀这块大蛋糕就没人管得下了，马上就被手下的将领们撕成了好几块。段祺瑞带着他的皖系势力在北京扎下了根，他靠着日本的支持，拉拢了一帮旧官僚和军人，手里攥着中央政府的实权。冯国璋呢，则带着直系在长江流域站稳了脚跟，他当过代理大总统，1917年还在北京跟段祺瑞对着干，俩人为了争权没少掐架。

　　北边的地方势力也没闲着，山西的阎锡山靠着地形优势，把晋省经营得像铁桶似的，自己当起了“山西王”。东北的张作霖更狠，他从土匪出身，后来投靠了日本人，1916年当上了奉天督军，几年下来把整个东北变成了自己的地盘，手下兵马好几万，谁也不敢轻易惹。

　　南方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孙中山1917年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想靠这个重新收拾局面，可他手里没啥硬家伙，财政上也穷得叮当响，只能跟桂系的陆荣廷搭伙过日子。陆荣廷这老狐狸表面上听孙中山的，实际上只顾着自己扩充实力，压根没把什么革命大业放心上。

　　这种四分五裂的日子一直拖了快十年，各地军阀你打我我打你，小仗不断，大仗也不少。1918年，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直皖战争就打了一场，结果冯国璋吃了亏，势力缩回了南方。1920年，张作霖还跟直系联手，把段祺瑞赶出了北京，自己却没捞到啥好处，反倒让直系坐大了。

　　孙中山这边也好不到哪去，他在广州几次想北伐，可每次都被军阀们掣肘，计划总是泡汤。直到1926年，北伐战争终于拉开了帷幕，蒋介石带着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喊着统一中国的口号一路往北推。这支军队里有黄埔军校出来的新兵，也有收编来的地方部队，1926年7月从广州开拔，没几个月就打下了武汉三镇，第二年又拿下了南京、上海，势头看着挺猛。

　　就在1927年4月，蒋介石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在上海搞起了“清党”。他派人跟上海青帮的头子杜月笙勾搭上，杜月笙带着手下几百号人，趁夜摸进工人纠察队的地盘，见人就抓，见人就杀，黄浦江边上三天之内血水都染红了。

　　经济崩溃：民不聊生

　　民国这几十年的经济，从一开始就没打好底子，到了后来更是烂得没法看。1935年之前，市面上的钱乱七八糟，光银元就有“袁大头”、“孙小头”，还有从墨西哥传过来的鹰洋，各地铸的私币更多，数都数不过来。

　　老百姓交易全靠秤银子，商人做买卖还得带个算盘，算来算去也不知道哪种钱靠谱。宋子文1933年当上财政部长，想收拾这摊子烂账，1935年推出了法币改革，把银元收上来，统一发纸币。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把手伸得太长，银行、矿山、工厂全攥在他们手里，宋子文再能耐也没法翻身。结果法币刚推行没几年，就碰上了抗战，财政窟窿越捅越大，印钞机开足马力也堵不上。

　　1942年，河南赶上了大饥荒，老天爷不给力，蝗灾加上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可重庆政府那时候还忙着打仗，不管老百姓死活，照样派人下去强征军粮。农民家里连口吃的都没了，征粮队还挨家挨户搜，扛走最后一点存粮。

　　那一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路上到处是逃荒的人，有的卖儿卖女，有的干脆倒在路边再没起来。同一时候，延安那边共产党搞起了大生产运动，部队自己开荒种地，织布做鞋，硬是靠双手撑过了难关。

　　战争泥潭：内外煎熬

　　抗日战争从1937年全面爆发，把国民政府拖进了一个怎么也爬不出来的泥潭。蒋介石一开始铁了心要“攘外必先安内”，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觉得不把内部收拾干净就没法对外打日本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忍着没动手，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才被逼上了抗日这条路。

　　1938年，战火烧到了台儿庄，李宗仁带着桂系部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跟日军干了一场硬仗。这仗从3月底打到4月初，日军第五、第十师团来势汹汹，李宗仁靠着灵活调度和士兵的拼死抵抗，硬是把日军挡了下来，还歼敌上万人。可就在这时候，中央军的主力胡宗南部却没去支援前线，反而窝在陕甘宁边区盯着共产党的地盘，跟八路军对峙，摆明了是防内比抗日还积极。

　　1940年8月，彭德怀带着部队发动了百团大战，带着几万装备简陋的士兵，拆铁路、炸桥梁、袭据点，三个多月打了上百场仗，收复了晋察冀边区的几十个县城，还干掉了日军两万多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接收沦陷区的官员忙着搞“五子登科”——抢房子、票子、车子、条子、女子，上海、南京的接收大员明目张胆地搞腐败，孔祥熙的家族更是囤积黄金、操纵黑市，把物资倒腾得天价。

　　到了1948年，蒋介石推出金圆券改革，想收拢民间财富，可这政策刚一落地就砸了锅。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可对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抓小放大，彻底把老百姓的期望踩了个粉碎。

　　军事失利：政权终结

　　1947年，国民党在战场上开始接连吃瘪。5月，山东的孟良崮战役打响了，张灵甫带着整编74师号称“王牌军”，装备精良，还有美式武器撑腰。可这支部队刚进山，就被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围了个结实。5月13日到16日，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压上来，整编74师被堵在山沟里动弹不得，三天激战下来，张灵甫被击毙，部队全军覆没，3万多人没了影。

　　到了1948年，东北的辽沈战役又给了国民党一记重拳。9月12日，林彪带着东北野战军从锦州开打，蒋介石和卫立煌为了守不守沈阳吵得不可开交。蒋介石死活要保沈阳，卫立煌却觉得守不住，想撤到锦西。结果俩人意见没统一，部队乱成一团，10月底锦州丢了，11月2日沈阳也被解放军拿下，东北全境失守，几十万国民党军灰飞烟灭。

　　紧接着，11月6日淮海战役开打，杜聿明带着几十万大军在徐州附近布防，可没几天就被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切成了几块。12月底，杜聿明集团被围在了陈官庄，蒋介石下了死命令要守，可部队缺粮少弹，士兵冻饿交加，根本撑不下去。1949年1月10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杜聿明突围失败，20多万残兵全被歼灭。

　　这几场仗打下来，国民党的指挥体系彻底露了底，派系之间互相拆台，军官各自保命，根本没法统一调度。4月23日，南京城门大开，解放军没费多少力气就进了城，国民政府的牌子算是彻底砸了。军事上的连连败仗，加上内部的烂摊子，蒋介石的政权到这时候已经回天乏术了。

　　参考资料：[1]王英津.论1949年以来的“中华民国”问题[J].学海,2017(1):31-47

　　民国成立于哪一年推荐文章3：民国历史简介：从宣统退位到北洋政府，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所谓民国，主要是指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具体又可大致分为北洋时期、“黄金十年”，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具体阶段。接下来，简单梳理介绍一下民国时期的历史脉络。

　　

北洋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南北和谈后，宣统帝于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之后孙中山提出辞呈，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进入北洋政府时期。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民国二年（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但党首宋教仁随即被刺杀身亡，再加上袁世凯在对俄外蒙问题、对英西藏问题、对日二十一条等外交策略上的卖国行为，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二次革命”爆发，但由于北洋实力太强，革命旋即失败。

　　袁世凯为了长期掌握政权，先是通过《中华民国约法》实现集权，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将大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且可以无限制连任。到了民国四年（1915年），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同时，袁世凯又积极准备称帝，结果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并最终于民国五年（1916年）6月去世。

　　袁世凯去世后，由于没人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统领北洋政府，北洋新军的将领们开始各自为政，形成军阀割据局面。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职位，但实权却掌握在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结果最终引发府院之争，而张勋则借着入京调停的机会，于民国六年（1917年）7月宣布复辟，但随后便被段祺瑞击败，黎元洪被迫下台。与此同时，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护法运动。

　　之后，直系冯国璋就任代大总统，但因在对付南方护法军等问题上，双方同样矛盾重重，结果又引发了新的府院之争。虽然段祺瑞因武力统一失败而声名大损，但却通过操纵“安福会”贿选将徐世昌扶上了大总统之位，冯国璋被迫下台。

　　徐世昌上台后，积极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但因势单力孤根本没人买账。到民国九年（1920年）后，因军阀之间矛盾日益激烈，军阀混战拉开序幕。同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联手将坚持武力统一的皖系赶下了台。

　　紧接着，共同掌权的直系与奉系矛盾又开始激化，结果又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张作霖战败，直系掌握北洋政府。不甘心失败的张作霖，又与皖系段祺瑞、孙中山组建反直联盟，并借着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之间的战争，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最终战败并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下台。

　　张作霖

　　在将直系赶下台后，北洋政权落入奉系张作霖手中，但因其势力迅速扩张，结果又引发了其他军阀的不满，于是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接连爆发了浙奉战争（吴佩孚）、郭松龄反奉战争和国奉战争（冯玉祥）。

　　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民国最为混乱的时期，北洋政府名义上是当时的国家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却是军阀手中的工具罢了，由于军阀之间相互争权夺利，从1912年到1927年短短15年间，先后换了15任国家元首。

　　

“黄金十年”：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

　　同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不久，蒋介石被迫下野，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整合。9月，桂系军阀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南京政府，汪精卫被迫下野。同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但随后遭到张发奎的反攻，起义军队被迫撤离广州。

　　民国十七年（1928年），蒋介石发动北伐，结果还在与张作霖攻打冯玉祥的吴佩孚被掏了老巢，孙传芳也随后战败，后冯玉祥、阎锡山趁机发难，张作霖也遭遇重创，被迫退出北京，结果在皇姑屯被炸身亡。民国十七年（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北伐目标基本完成，北洋军阀统治至此覆灭，之后民国便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

　　蒋介石

　　民国十九年（1930年），我党军队因为发展迅速，并先后在十余个省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开始调集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剿。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底，我党先后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一系列的决策失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在此期间，日本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挑起事端，突然出兵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到次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之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由于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退出革命根据地，开始突围转移，之后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长征了。除了少数我党军队仍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之外，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等主力部队最终转移到陕甘苏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抗日战争形势日益严峻的同时，蒋介石却却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仍然调集军队对陕甘苏区的我党军队进行围剿，严重削弱抗日武装力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了来陕督战的蒋介石，让其放弃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5日，光头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主张，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日本借口士兵失踪，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随后，我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呼吁联合抗日，并表示愿意“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职责”。

　　同年8月28日，经过国共双方的协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陕甘苏区的红军三大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同年10月，南方的我党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国共双方开始共同抗日。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并为了将日军由南向北的入侵方向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战役，例如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我党军队则采取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

　　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南京大屠杀、花园口决堤等），再加上由于日本持续向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扩张，导致与英美关系紧张，美国对日本实行战略物资禁运等因素影响，日本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幻想被破灭，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开始，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

　　就在外部压力减小之际，由于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壮大，蒋介石又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国共双方的摩擦时常发生，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皖南事变”。

　　此后，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战况持续恶化，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日本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发动“豫湘桂战役”，但随后双方便又陷入相持之中。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是日益恶化，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投降，苏联随后对日宣战，而日本也无力再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最终在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国签订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中国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抗日战争结束。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双方曾在重庆展开谈判，为了避免内战再次爆发，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但到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在双方就很多问题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双方关系最终破裂，解放战争爆发。

　　之后的历史大家应该都很了解了，由于国民党军队糟糕的表现，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尤其是“三大战役”打出的战绩简直令人瞠目结舌。由于战场上的糟糕表现，蒋介石最终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元旦被迫下野。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4月，解放军展开渡江战役，突破长江防线并向长江以南进军，国民政府对大陆的统治宣告终结，国民政府败退台湾，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民国时期至此终结。

　　根据《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对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台湾地区政权，应称之为“台湾当局”或“台湾有关方面”、“台湾方面”，不使用“中华民国”，也一律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

　　以上便是民国历史简介，由于篇幅有限，只能大概梳理民国三十八年间的历史脉络，很多历史事件只能简单提一笔，另有很多历史事件根本没能提及，万望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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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与重生：中华民国的制度实验及其历史启示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个以五色旗为象征的新政权，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登上历史舞台。这场制度更迭远非简单的政权交替，而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崩塌后的首次现代国家建构尝试。当十八星旗飘扬在武昌城头时，革命党人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历史课题：如何在一个农业人口占九成、文盲率超过八成的传统社会，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这场政治实验的复杂程度，远超当时任何参与者的想象。

　　

一、帝制崩解中的权力真空

　　武昌起义的枪声击碎了清王朝最后的统治权威。1911年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的诏书送达洹上村，这个细节暴露出满清政权早已丧失实际控制力。地方督抚在革命浪潮中或观望或自保，张謇等立宪派转向革命阵营，暴露出清廷统治基础的全面瓦解。

　　革命派内部的分裂同样触目惊心。同盟会自1907年便分裂出共进会、光复会等派系，武昌首义的主力文学社与共进会存在严重路线分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九个部长职位中革命党仅占三个，这种权力结构预示着未来的政治危机。

　　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在南北议和中展现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当伍廷芳与唐绍仪在上海谈判时，北洋军持续向南京施压，这种"以战促和"的策略最终迫使革命党人接受妥协方案。英国外交官朱尔典的调停记录显示，列强更倾向实力派袁世凯而非理想主义的革命党。

　　

二、制度建构的现代性困境

　　《临时约法》的制定过程充满政治博弈。宋教仁设计的责任内阁制与孙中山的总统制主张激烈碰撞，最终形成的宪法文件实为各方妥协产物。这种制度设计上的矛盾，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显现：总统府与内阁的权责界限模糊，为日后府院之争埋下伏笔。

　　地方自治实验在江苏、浙江等地展开时遭遇传统社会结构的顽强抵抗。苏州光复后成立的市民公社，试图推行市政改革却陷入士绅把持的困境。广东军政府颁布的《禁赌条例》在乡村社会完全失效，显示出现代法令与传统惯习的深刻冲突。

　　国会选举暴露出现代民主的水土不服。1913年选举中出现的"马路演说""茶馆拉票"等现象，反映选举文化尚未形成。国民党虽取得多数席位，但宋教仁遇刺案暴露出议会政治的脆弱性，梁启超在《庸言》上的评论直言"共和体质未固"。

　　

三、国家认同的撕裂与重构

　　五族共和理念在边疆地区遭遇严峻挑战。外蒙古王公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西藏嘎厦政府驱逐清朝驻军，这些事件暴露出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性。孙中山改倡"中华民族"概念，试图重构国家认同，但实际效果有限。

　　革命话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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