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推荐文章1：一个自由学习的共同体
【案例】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在今年迎来了她的20岁生日。20年来，这所以北大老校长命名的学院，作为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逐渐成为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院系之一，形成了一套整体性的、面向未来的教育教学计划。在传承北大所特有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和红色传统的过程中，元培学院在文化和制度上都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成为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旗帜性代表，也被视为高校通识教育和书院制度建设的典型案例。
元培学院的主要制度特色是为学生提供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的空间。“双自由”，自由选课和自由选择专业，是元培学院最早确立的制度。元培学生可在教学资源允许的条件下，自由探索和选择北大校内的任意课程和专业方向。
为了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由探索，元培学院推出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包括降低总学分要求、弹性学习年限、全方位导师制度、建设跨学科专业等。个性化课程设计为学生发挥自主性提供了充足空间，每一位学生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培养方案，以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分类培养。
在通识教育方面，元培学院也打造了一套核心课程体系，包含西方古典文明、中国古典文明、现代中国、现代世界、现代科学与技术等五个专题课程，帮助学生打开知识视野，引导学生思考人类文明的重大问题。这些课程既强调经典文本精读，又强调社会实践，希望同学们能够懂世界、懂中国、知自己、有理想，在各种具体教学中实现思政教育改革创新。
在实现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中，元培学院学生既享受着上述优越条件，也必须面对做出选择时的迷茫并承担起选择的责任。他们往往需要在父母期待、世俗标准、学科难度和自己的兴趣与能力之间找到平衡。此外，由于每个人的专业不同，散布在全校各个院系学习的元培学院学生会缺少共同上课的经验，既不易形成对元培学院的认同感，也不易融入专业院系。面对这种迷茫、疏离和认同缺失，元培学院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第一，学院建立了一套全方位新生教育体系。入学之初，元培学院会单独开设新生训练营，邀请各院系专家为新生介绍学科与学院，答疑解惑，帮助新生全面了解各学科特点和学习要求。第二，学院招募32位高年级学生担任新生辅导员，以朋辈身份与新生建立联系，在课程学习、专业选择和学术规划等方面提供指导，引领新生融入元培学院和北大。第三，开设20余门新生讨论课，通过教授指导的小班讨论，引导学生了解学术思维方式、发现自己热爱的领域。此外，还举办学科讲座，帮助新生拓宽眼界，建立跨学科视野。同时，学院建立起一套健全的师生沟通机制，以全面落实本科生导师制度，真正实现以本为本。
元培学院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条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住宿书院制度。学院全面改造了宿舍楼的地下空间，设置了图书馆、自习室、讨论室、影院、健身房、琴房、舞蹈厅、心理成长中心和公共区等一系列方便学生学习、交流与生活的空间，还开设了大量书院课程，以培养兴趣为引导，结合社团、俱乐部、志愿服务等形式，融合思政教育、生涯规划、运动健身等多种主题，力求通过五育并举的方式塑造学生的完全人格。学院还招募住宿辅导员，辅助开展书院课程、切实为书院同学解决问题。
从通识教育探索到交叉学科尝试，从自主学习实践到住宿书院建设，元培学院努力打造一个自由学习的共同体，为学生提供在大学里生活和成长的空间。
（：孙飞宇，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推荐文章2：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时代
谈北京大学，当然不能不谈蔡元培;谈蔡元培，也不能不谈北京大学。蔡元培长校的北大，是北大人的骄傲，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骄傲。关于蔡元培，美国的大教育家杜威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这里评价的虽然是蔡元培，但同时也间接地评价了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所以，杜威的话也不妨这样说：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领导的北大外，恐怕找不出第二所。蔡元培和他所领导的北京大学在当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一、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然身为老资格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元老，却能够超逸于党派利益，以宏阔的胸襟和历史的眼光，从国家的大计着想，毅然决然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实施。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时建立，开始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学生平日对于学问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年限满后,便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后来，民国诞生，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到蔡元培长校之前，北京大学按照大学令的规定,虽然也作了一些改进，例如:经科与文科合并,废止经科;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教授;建立了北大首届评议会,校长担任评议会议长，等等。期间，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未到职)、马相伯、何遹时、胡仁源。但5位校长任职时间都很短,北大的面貌也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仍被称为官僚养成所。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自已日后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所以，在蔡元培长校之前，北大虽有大学之名，却无大学之实，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大，还谈不上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且腐败之名，远播于外，人所共知。这样的局面要想改变，谈何容易!
但这种局面随着一个人的到来，立即发生了改变。这个人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从1916年底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因反对军阀政府践踏人权愤而辞职，至1927年方才取消校长名义。1929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未到校。1930年获准辞职。他的北大校长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但短短几年时间，北京大学很快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动机，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领袖，并领导了五四运动，从而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此期间，蔡元培都做了些什么呢?。
对此，蔡元培1919年有过自述:“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后来，他在1938年12月所写的《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中又说:“……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之光阴,不为虚度……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足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
从蔡元培上述谈话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北大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在看似平淡的后面，却是他根据现代大学精神和“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对北大实施的根本性的改造。
什么是现代大学之精神?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氏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便开宗明义：“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特别强调 ，大学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更不是养成资格、贩卖毕业文凭的地方，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摒弃“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做学问这一宗旨，孜孜以求。就教师而言，“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当“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就学生而言，当在教师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不应当 “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另一方面，他也同时强调大学对于社会的引领和服务功能;但服务社会是 “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 “就是学校里养成一种人才，将来进社会做事”，作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
什么是“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
一是“教育独立”。对此，蔡元培的解读是：“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动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如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二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就此做过十分通俗的阐释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这一主张后来简称之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个字不但成了北京大学的精神特质和文化标志，而且也成了引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永远批不倒的教育真言和最为激动人心、彰显人气的口号。
上述的几点，都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常规、常识，并不是蔡元培的创见。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然身为老资格的革命家、国民党的元老，却能够超逸于党派利益，以宏阔的胸襟和历史的眼光，从国家的大计着想，毅然决然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实施。他的举措也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其很多具体做法在时下大学的精英们眼里，甚至会被视为荒唐。例如，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后，为了聘任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在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文件中，称陈独秀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公函发出第三天就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又隔了一天，北京大学正式公告聘任陈独秀。其实，陈独秀的学历和任职都是蔡元培伪造的。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思想和魄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陈的，一旦下定决心，就 “三顾茅庐”。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新青年》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于是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办，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而陈独秀虽然为北大文科学长，但却没有在北大讲过一节课。再如胡适。蔡元培大胡适23岁，几乎是两个时代的人。蔡长校北大后，当时还留学美国的胡适，引起了他的注意。蔡元培看了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加上此前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后，认为胡适旧学新学皆有所造诣，决定聘请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9月12日，51岁的蔡元培在六味斋为年仅27岁的胡适设宴接风，正式聘任胡为北大哲学系教授，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自称的这位胡博士，当时却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初入北大，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月薪始为260银元，第二个月便增至280元，为教授中的最高薪俸。胡适在到校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即先后担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北大编译会评议员、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等职务，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蔡元培的关照。胡适一直很感激蔡元培的提携，他曾多次说自己的“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更为典型的是聘任北大落榜生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据梁先生回忆，“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是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当时学风也极为开放，学校规定，学生如果觉得教师授课未达理想，学生可以建议学校解聘。27岁的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与以往的国学大师陈汉章不同，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这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就找到当时的北大意见领袖傅斯年，请他出面摸摸胡适的根底，掂掂他的斤两，到底够不够格做北大教授。于是傅先去听胡适讲课。有文字记载：傅斯年第一次听胡适讲课时，把胡适问得头冒冷汗。但胡适毕竟古文底子深厚，问到最后，傅斯年并未占到便宜。听到最后，傅斯年反而感到很有新意，很佩服胡对内容的把握和他讲课的风格。于是就给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傅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酝酿的风波平息下去了。此后，傅斯年与胡适多有来往，傅和他的同学经常到胡适的家里去。据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地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写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他们之间的谈话与争论，对傅斯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使他从可能成为章(太炎)派国学的继承与传道者，而转变为支持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一员大将。
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何种程度?对此，他曾经这样说过：“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狭妓为韵事(以纳妾为韵事的有辜鸿铭，刘半农等，咏妓的有陈独秀，黄侃等，后来又有吴虞。陈尤喜涉花柳)。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连这事都可“则姑听之”，难怪辜鸿铭称蔡先生“好人”。当然，也有人批评北大“自由散漫，而蔡元培 应当对此负责。
此类事情如果不是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这些大人物联系在一起，在世人眼里，恐怕都会被看做儿戏。但这些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而不是加工出来的、原生态的教育故事，却成了永恒的教育经典，其中的内涵已非世人所能理解。
二、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对于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中国教育第一次在这里赢得了“独立”地位，不再是权力的奴婢，荟萃于此的中国的知识精英第一次在人格上站立起来，成为时代的发言人和历史潮流的领航者。
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旗光照下，北大迅速地把中国的各路文化学术精英吸纳到了红楼。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可谓大师云集。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请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还聘请知名学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何杰、翁文灏、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朱家骅、冯祖苟、秦汾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占56.6%;50岁以上者仅6名，占7.9%。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只有21岁。这样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各种文化社团也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教授之间思想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的民主自由的风气，也蔚然生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的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评议会是北京大学的最高立法机构，凡大学立法均须评议会通过，藉以“容纳众人意见”。同时，评议会又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凡关于各学科的设立与停废，各门课程的增损与改革，以及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然后才能付诸实施。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都是蔡元培实施教授治校的机构，在贯彻落实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推进北京大学的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将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让那些真正的内行来管理学校，加强了各门学科专家、教员的责任心，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学质量。即使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所以能够闯过各种急流险滩，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与评议会和教授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由于蔡元培的大力革新，一扫旧日积弊，使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北大的红楼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地和象征。
讲到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五四运动”。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营造了丰厚的思想文化氛围，而“五四运动”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亲自赶赴蔡元培家将密电内情告知。当晚，蔡即召集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鹏等人，向他们通消息。学生们得知消息后群情激愤，决定5月4日举行游行。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但群情激愤之下，学生们没有答应。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在蔡元培的斡旋和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
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蔡元培的辞职，固然与当时的北洋政府有关，也和他对于学生运动的“成见”有关。其时，与蔡元培过从甚密的蒋梦麟对于当时蔡元培的心情很是了解。他说，蔡元培预见到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已经难于走上“研究高深学问”的道路了：“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自有一种难言之隐，既同情，也不满。后来，在社会各界的一再劝说之下，他虽然收回了辞呈，但他对学运的成见，却始终不改初衷。
今天，当我们回顾五四运动以及此后近百年的历史时，联系蔡元培先生的“成见”，其中的是非，恐怕永远不可能定论。蔡先生自有其深刻处，学潮当然也有其合理性，两者不是非黑即白。这是一个悖论——历史，不就是一个悖论吗?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对于历史的贡献当然以领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标志，但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其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中国教育第一次在这里赢得了“独立”地位，不再是权力的奴婢，荟萃于此的中国的知识精英第一次在人格上站立起来，成为时代的发言人和历史潮流的领航者。
其实，“教育独立”也罢，“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罢，其根本指向是人的觉醒和独立——首先是集中于大学的知识人的觉醒和独立，进而带动国民的觉醒和独立。诚如学者李劼所言：“学校经由蔡元培的改造和组建，成了整个社会的神经中枢，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头脑意味，这种头脑意味不仅意味着为社会培育出大量的文化精英，而且意味着学校直接成为整个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指导者和发言人，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时代中心，既不在于中央政府，也不在于地方军阀，而就见诸北大和《新青年》。”对此，北大教授钱理群也有精到的评论：“正是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范式：这是一批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不仅从根本上走出了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同时也避免落入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而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与个体精神自由;他们永不停止对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与对精神(思想、文化、学术)的探索，因此对此岸的现实存在总不满足，永远对现状持批判态度，永远是‘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是鲁迅对“北大校格”的概括，我们所说的‘北大精神’所指的正是北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这样一种精神规范。”
在这一方面，从校长蔡元培到教授到学生，整个北大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历史使命感，“北大人”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真的智识阶级”(鲁迅语)的范本。其中标志性的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当然，更重要的人物则是“折中新旧，调和中西”的蔡元培。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动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并使其扎根于几代中国人心中，成为现代中国的新“道统”，不但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汇集于北大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民主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这些现代价值观念相联系，与封建等级制、专制独裁、臣民奴才思想、三纲五常完全对立;科学决非仅指工艺技术，它是一种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更是一种求真、求实、求变的现代理念，是一种与封建的愚民政策、迷信愚昧思想相对立的新的价值观。新文化运动最激动人心、最具有魅力的口号是“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本位主义、封建集体主义，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 ……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个人自由之权利，对个人而言，为人权;对国家而言，为民权。所谓“人的解放”、“个性解放”就是要把“摧残人的天性”、“吃人”的封建专制主义束缚下的“臣民”、“奴才”、“小人”、“草民”解放转变为具有独立、自由的个人意志的人，让“沙聚之邦转为人国”(鲁迅)。因为只有每个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健康的发展，整个社会才会充满活力。一如胡适所大声疾呼的那样：“现在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如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高调胜出相比，蔡元培在这一方面则十分低调。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蔡元培似乎仅仅是北大这所高等学府的组织者和缔造者，而不是北大所标新立异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而且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当陈独秀们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蔡元培所致力的却是发起组织一个进德会那样的道德协会。这个道德协会意在继承中国土大夫修身养性的优良传统。相对于陈独秀的偏激，蔡元培则是一个中庸平和的文化领袖。他既支持《新青年》诸同仁的开拓性事业，也容纳辜鸿铭、刘师培等传统士大夫型的学者教授;既立足于极富开创性的历史高度，又倡导传统文化的人格构建和道德修养。蔡元培的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立场和“折中新旧，调和中西”的文化人格为现代中国在文化上树立了一个新的坐标，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在文化上，蔡先生更能代表北大，蔡先生才是正确的方向，
三、谈北大，当然首先要谈蔡元培，但也不能不谈蒋梦麟、傅斯年、胡适这几位蔡氏薪火的忠实传人。没有蒋、傅、胡，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就不完整，就会逊色不少，也就形不成北大传统。
在蔡元培的主导下，中国教育第一次在北大赢得了“独立”地位，荟萃于此的中国的知识精英第一次在人格上站立起来，成为时代的发言人和历史潮流的领航者，并居于时代中心地位，固然是在当时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对软弱无力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历史机遇，但蔡元培个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事实上，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自始至终都承受着中央政府，以至军阀势力的巨大压力，在校园内部也存在着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但蔡元培以一己的影响和力量，硬是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开辟出了一方实践现代大学精神和“世界大学制度之通则”的圣地，并薪火相传，为其后的蒋梦麟、傅斯年、胡适等三位校长所坚守。所以，谈北大，当然首先要谈蔡元培，但也不能不谈蒋梦麟、傅斯年、胡适这几位蔡氏薪火的传人。没有蒋、傅、胡，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就不完整，就会逊色不少，也就形不成北大传统。
如前所述，蔡元培长校北大，时间并不长，“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 蔡先生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蒋梦麟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京大学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蒋梦麟(1886年-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1912年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五四运动爆发后，受蔡元培委托，代理北大校长。同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
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但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仍在教育，尤其是北大教育。
蒋梦麟从1923年开始以代理校长身份主持北大校务，到1930年正式接任校长，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去职，实际主持北大校务长达二十余年。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他把营造学术中心，作为治理北大的理想目标，长期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维护北大的基本传统，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铸就了北大和"西南联大"的几度辉煌，并在国内外发生重大影响。
蒋梦麟长校期间，坚守并强化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他吸取美国一些大学的管理经验，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管理方针。原属各学院的教务和事务等工作，改由学校秘书处和课业处负责，改变了过去教授兼任各种事务的现象，使教授得以专心治学与教学。同时，他严格限制教师在校外兼课，使教授有充分时间研究和积蓄学问。此外，北大于1920年由他首倡并具体实施了评议会(司立法)和行政会议(司行政)制度，让众多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大政方针上有了发表意见的渠道，从而使教授治校的原则落到了实处。
蒋梦麟在主持校务期间，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但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最终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大得以在困境中继续前进。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北大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不久，占领了河北省北部地区，成立了“自治政府”，并鼓吹在华北推行”自治”。1935年秋，由蒋梦麟领衔，北大教授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痛斥这一卑劣行径“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宣言义正词严，赢得国人的广泛支持，蒋梦麟因此被誉为“北平正气的代表者”，成为日本军方的眼中钉。
1935年11月29日，日本宪兵登门造访，“敬请”蒋梦麟去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此行的凶险可想而知。他后来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回忆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之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请坐。”我坐下时，用眼睛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坂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香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电话又响了，他再度转身对我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
第二天，宋哲元将军出于好意，特地派一少将到北大敦促他尽快离开北平，以免遭日本人的黑手。蒋梦麟表达谢意后，坚决表示，这回，自己铁定留在北平，负起自己的责任，哪儿都不去。其时，黑云压城，风雨飘摇，北大于危城中弦歌不断，巍然不动，对于局势和人心都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而在国难当头之际，蒋梦麟作为北大校长的表现，不但成为北大人的骄傲和典范，更被视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梦麟是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民主义教育。他在教育实践中坚持贯彻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在北大任职期间更是谨记在心，遵照执行。他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对于蒋梦麟，以下评价是公允的：
“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此前蒋梦麟因受命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照有关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只好去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属意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傅斯年获悉此讯，坚辞，并力荐胡适接任。国民政府接受了他的请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为胡适在美未归，转推他暂时代理北大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
傅斯年(1896一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在北京大学读书六年(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在校期间，就是北大的风云人物。
1917年，蔡元培先生主长北大，延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来北大任教，“文学革命”的风暴开始震撼着昔日寂静的校园。翌年夏天，傅斯年约集毛子水、罗家伦、顾颇刚、康白情、俞平伯等二十名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北大学生中第一个倾向于新文化的团体“新潮社”，并开始筹办《新潮》杂志。蔡元培、陈独秀给予了热情赞助，他们从北大每年四万元的经费中提出两千元给傅斯年办《新潮》，胡适则担任他们的学术顾问。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问世。在《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强调该刊的宗旨为“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人格”。并宣称：“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校(北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时成为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以至政治的中心。
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涉及文学语言、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哲学、历史等领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新文化运动“因得孟真而大张”。1919年，五四学运爆发，傅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从此他蜚声校内外，成为北京大学一位富有魅力的学生领袖人物。
1919年秋，傅斯年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在英、德学习七年，先后就读于伦敦大学文学院、柏林大学文学院。回国后担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中央研究院成立，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蒋梦麟主掌北大，聘请傅任北大兼职教授和北大历史系名誉教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鼓吹建立满洲国。傅斯年闻讯，于百忙之中，组织方壮酞、徐中舒、萧一山、蒋廷献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专驳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此书经李济节译成英文，送交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后来李顿调查团的告书中表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显然接受了该书的观点。不久，日寇大举进攻华北。为了保护国脉，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的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随后迁至昆明组建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此期间，傅斯年继胡适去国后，接任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一职。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仅仅一年，就完成了北大从边城昆明迁回北平的复校工作，使北大各方面迅速走上了正规。其间，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伪北大遗留问题的处理。傅是一个极讲民族气节的人，认为文人，尤其是教师，为人师表，更应保持个人名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其应做表率。因此，他坚决主张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仪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失，故不拟继续录用。他还主张严惩文化汉奸。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河北高等法院却宣判他无罪，傅先生搜集鲍氏四项罪状，向有关机关继续抗告，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1947年7月胡适回国，随之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北大为傅斯年卸任举行了茶话会，“席间胡适先生对一年来为北大尽瘁工作，备致称扬。教授亦相继致词，谓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时代力谋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复校后又为北大广延教授，增加数倍之校舍，至足感谢。先生则谦称：过去为北大办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为机会，百分之三十为努力;所谓百分之三十之努力，亦为教授不辞万里归来之结果。”
傅斯年还有一个故事，足以彰显其作为“北大人”的个性及魅力。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傅在台湾大学任校长。1950年7月31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已对国民党冷淡了一段时间的美国政府又派军方统帅麦克阿瑟率领美军代表团访问台湾，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司令以及社会名流们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也被邀到场。第二天，纸上刊登了接待时的照片。在贵宾室里，坐着的仅有3个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傅斯年。坐在沙发上的傅斯年叼着烟斗，跷起右腿，泰然自若。其他政要和名流们都垂手恭候，肃然站立。纸的新闻特写说：“在机场的贵宾室里，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与蒋梦麟和傅斯年比较，一如上述，胡适与北大有着更为深厚的渊源。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后，立即主持召开了北大行政第一次会 议，讨论和研究北大院系新建制以及教师聘请问题。在当年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胡适以其一贯的低调向全校学生表明自己的教育主张：“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 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他引用了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以期与大家 一起反省，共勉。
美国在日本引爆的两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并非自然科学家的胡适立即敏感地认识到了它的重大意义，随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北大建 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并写信写信给白崇禧、陈诚：“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 我要提议在北大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胡适甚至已经满怀热忱联系了钱三强 、吴健雄、吴大猷等人，他们“皆已允来北大”。可是鉴于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当时的兴趣显然并不在此，所以胡适要求的50万 美元研究经费也就没有了着落。不死心，胡适又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争得10万美元的“复兴”经费，并把这笔钱 全给了物理系，作为建立现代物理学之用。但很快，形势异变，这一计划最后付诸流水。
1948年11月，北平已经成为解放军包围中的孤城，南京国民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经过激烈的辩论，胡适做出了他在北大校长任上的最后一个重大决定：不搬迁。理由很简单：北大在北平才叫北京大学，离开了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吗?
是年12月13号，冰冷的北平城外炮声隆隆，伴随着四起的硝烟，北京大学也即将迎来它的50岁生日。城里的人们已经可以清晰地听到中共的播音员在喇叭中反复地劝说胡适留在北平，北平的命运，北大的命运，胡适的命运，裹挟在硝烟当中，到了最后抉择的时刻。当时，国共两党都在争取胡适。共产党派人找到胡适，希望胡适留在北平。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回忆，当解放军包围北平郊区时，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闯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会信任我吗?
第二天下午，胡适乘飞机离开了北平。从此，蔡元培时代的北大落下了帷幕。离开北平前，他匆匆留下了一张便条，给北大的同事汤用彤和郑天挺。便条上写道：今早及今午，接连政府几个电要我即南去，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绝不忘掉北大。
1949年4月，胡适自上海坐轮船赴美，从此再未回到大陆。但胡适虽身在海外，仍心系北大。每逢“五四”或北大校庆日，他都要与北大校友聚会，发表谈话，以示纪念。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根据遗嘱 ，他留在内地的102箱书籍和文件赠给北京大学。
他走的平静而安详，遗体上覆盖的是一面北大校旗。
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傅斯年都与北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他们，就没有北大的历史地位。关于这几位师友之间的关系，傅斯年去世前夕，曾发表一个趣谈。他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在场的蒋梦麟补充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话虽为戏说，但也应当算是对四位校长的形象定位。
四、北大没有校训，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
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有一个问题始终让人大惑不解，这就是：北大一直没有校训。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似乎就没有校训。但那时人们一提起北大，立即就会想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八个字似乎非北大莫属。这八个字虽然并没有被正式确立为北大校训，但不管是北大校内，还是社会各界，都从心里认定这八个字最能代表北大，应当是北大不是校训的校训。有了这种普遍认同，是否在形式上扶正，似乎并不重要。
1949年，政权更迭，“彻底砸烂旧世界”成为新政权的既定路线，蔡元培时代的北大自然也在“旧世界”之列，特别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更不为一统天下的“绝对权威”所容忍;到了文化大革命，声称自己年轻时在北大“没有人拿我当人看”的“绝对权威”终于一吐为快，直接从北大点火，并亲笔为北大题写了新校名：“新北大”，表示了改天换地的决心和自信。但是，极为讽刺的是，这一切很快成为历史的笑柄。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一度觉醒，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锋，但很快又归于沉闷。有的人总是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眼中钉“，必欲打倒而后快，但公开否定总是理不直气不壮，似乎也很少有人为了投机而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落骂名，于是就有了为北大确立新校训之举——出现了“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一类难登大雅之堂，不伦不类的所谓校训。这样的校训自然得不到北大师生乃至社会的认可，即使校方，似乎也怯于公开宣示，所以北大终于没有校训。
但北大确实有一个不是校训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个校训是谁也打不倒的。谁想把它打倒，只能说明他自不量力，不是无知、愚蠢，就是走火入魔。
文/毕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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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7月3日。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的先驱，在光绪帝的亲自批准下成立。
两个月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失败，绝大多数改革的产物在这场政变中被屠戮殆尽，京师大学堂却意外幸存了下来。
1912年，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
虽然更名为北京大学，但是当时的北京大学依然是一所衙门式的旧学堂。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京城的官员，学生被称之为“老爷”，监督及教员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那时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没有人去谈论知识，没有人去做学问。当年有这样的说法，八大胡同里的嫖客主要是“两院一堂"的“人杰”。“两院一堂"的“ 两院指当时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而“堂”指的就是京师大学堂。
后来，蔡元培来了，一潭死水的北大，变成了引动风雷的沧海。
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回到了上海。同年十二月，蔡元培带着中山先生的嘱托和使命，赴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第一天，校役们包括许多师生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蔡元培也郑重地脱下帽子向他们还礼，校役和师生都对他的这一行为惊诧不已。高高在上的校长，竟然向他们这些人行礼！要知道，他们只是他的属下！是打杂的仆人！
此后，校役们向他致敬，蔡元培都会郑重地向他们行礼，严重封建等级思想的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也预示着北大即将迎来脱胎换骨的改变。
没有好的老师，就没有好的大学
为了邀请陈独秀来北大授课，蔡元培不惜三顾茅庐，终于请到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为了顺利让陈独秀当上北大的文科学长，蔡元培不惜“造假”陈独秀的履历：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知道，这样做是值得的，文科学长必须有革新的思想，有革命的精神。陈独秀恰好是这样的人。后来，经陈独秀介绍，胡适等人也来北大教书，北大文科教学的局面立马就打开了。
仅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蔡元培只是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读到过梁漱溟的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觉得写得很好，立意偏颇，却是有读到的见解。决定聘请梁漱溟来北大讲课。
一时间，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梁漱汉、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
此外，马叙伦、马寅初、沈尹默、辜鸿铭、熊十力、陈垣、陈大齐、周鲠生、萧友梅、沈兼士、陶孟和、王世杰、陈启修、高一涵、朱希祖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先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
在理工科方面，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理，被蔡元培聘请为理科学长。
此外，他还聘请了知名学者翁文灏、朱家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秦汾、何杰、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冯祖苟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
此时的北京大学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气氛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北大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当时只有21岁，刘半农、胡适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38岁。这样一支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京大学的陈腐之气,使之成为鲁迅先生所常说的“常为新的，改革运动的先锋”。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陈独秀在蔡元培“三顾茅庐”之后，带着《新青年》杂志迁人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和《新青年》的主编。《新青年》由此从上海搬到北京，也标志着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营垒从上海迁来北大。
蔡元培也不反对孔孟。作为大学校长，他认为既可以用尊孔者辜鸿铭，也可以用反孔者陈独秀。拖着长辫的嘉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但蔡元培绝无门户之见。这么大的国家，学问必须是多元的，不这样做是不行的，这个改革永远完成不了。蔡元培在这点上为了贯彻自己办学的方针，为了给北大创造-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知识的环境，蔡元培是不惜一切的。
这并不意味着蔡元培鼓励教授们向学生教授他们的“政治倾向”，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绝不会允许他在课堂上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决不会允许他在校中提倡“复辟”。
在蔡元培看来，研究学问始终是第一位的，自己不愿意涉足政治，也不愿意学生参与政治。他在北大的第一次演讲就提到：“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美术教育与科学教育同样重要
蔡元培有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
蔡元培任命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筹建中央研究院，李四光、兰可桢、梁思成、陈寅格、李济都召集麾下。他构架起中国现代教育科技体制，但是又强调，：“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又要普及美术教育”。蔡元培直接促进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时至今日，仍然被人广为传颂。
蔡元培深谙培当时新旧交替之时，教育发展之势。那么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季节》，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冯敏飞撰写，从文学的视角，带你观看十四个王朝的兴衰史，感悟历史潮流的沧桑魅力。大家支持一下啵~
《历史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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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我们聊聊，只有中学学历却当上北大教授的梁漱溟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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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祖籍浙江诸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他于1917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01
刺客才子
蔡元培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排行第四，祖父经商，父亲是钱庄经理，家境殷实。兄弟姊妹七人中，只有他对学习最感兴趣，父亲在他身上也寄予了厚望。从小就展现了极强的文学才华。
光绪四年（1878），蔡元培11岁，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第二年蔡元培寄居到姨母家读书，次年转到李姓塾师家读。光绪十年（1884），17岁的蔡元培考取秀才，18岁开始设馆教书。光绪十五年（1889），蔡元培中了举人，第二年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青少年时期的蔡元培
光绪十八年（1892），25岁的蔡元培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殿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策论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光绪二十年（1894），蔡元培27岁，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 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他开始接触西学，并同情维新。
1898年九月，蔡元培辞职返回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1901年夏，蔡元培任上海澄衷学堂（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校长。1901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35岁的蔡元培与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3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并秘密加入了杨笃生成立的“暗杀团”，“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成了名副其实的刺客、杀手。而“暗杀团”的首要目标便是大清帝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慈禧。
蔡元培带领研制小组，买书籍、买材料，日夜攻关，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出来，准备伺机而动。1904年11月19日，暗杀团成员万福华在上海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被捕入狱。暗杀团成了恐怖集团，老窝也被清政府给端了，蔡元培只好藏了起来，短暂的刺客生涯也就告一段落。
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
第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加入其中，并被孙中山委任为上海分会的主持人，还是黄兴亲自将孙中山的委任书送到上海。就这样，蔡元培便跟着孙中山干革命去了。蔡元培曾说，“自36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
02
游学欧洲
为了学西方的科学文化，蔡元培曾自学过七门外语，前后五次出国，留学12年。在40岁的时候，他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于是蔡元培放下国内一切事业，自费去德国念书。
1908年蔡元培在德国
在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的同时，他还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等诸学科。三年里共选修了大约四十门课程，平均每学期选六门，内容主要涉及哲学及哲学史、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在莱比锡大学的老师中，蔡元培最佩服哲学家、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德和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每学期都选修他们开设的课。
蔡元培寄给家人的莱比锡大学的明信片
在莱比锡的课余时间，蔡元培的活动也大都与艺术与美术相关，比如喜欢去美术馆，或听音乐，自己还去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蔡元培后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观念，形成于在莱比锡的时期。
1909年的莱比锡大学
蔡元培一开始主张实业和科技救国，后来改学哲学、心理学、美学和人类学。这使得他的视野得到了提升，同时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单纯学科学技术，可能又被淘汰，但培养出科学精神就不一样了。以美育唤醒国人、以美育救亡图存，成为蔡元培一生的学术主张。在德国的四年里，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莱比锡大学图书馆
蔡元培在莱比锡留学之时，也正是德国大学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他在课余翻译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著名哲学家包尔生在其中比较了德国与英国和法国大学的特点，指出德国的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一”。
而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北京大学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蔡元培改革的思路和基本理念，来自他在莱比锡的观察与思考。
03
教育总长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成为了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2年，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
在借来的办公室里，与次长范源濂之间，两人曾有过这样一番有趣的争论：范源濂说：“办学要从小学办起，如果小学都办不好，何以办好中学，中学都办不利索，怎么办得好大学？”秘书听了，连连点头，蔡元培却摆摆手：“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儿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又从哪儿来？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松松垮垮，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1912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是内阁成员合影，右一为总理唐绍仪，左一为教育总长蔡元培
当时的教育部总共也就三十来个人，鲁迅、许寿裳、王云五等一群人便是这个时候被蔡元培发现，并请进教育部的。在短短的两个月里，这群人分别起草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以及大学的各项制度。并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大学令》、《中学令》，并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
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首次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写进了中国的教育政策中，“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他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
当蔡元培正欲在教育上大施拳脚，却遭遇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1912年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愤而辞职。袁世凯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但蔡元培去意已决，毫不客气地回答：“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13年，46岁的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他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1915年6月，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导勤工俭学，希望以此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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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受命
1916年，袁世凯郁愤而终，黎元洪当上总统。一份来自教育部长范源濂的急电再次撩动了蔡元培平静的心：“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急，先祈电告。”
或许正是“教育宜急”这四个字真正打动了蔡元培的心，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启程回国。回到上海，朋友们都劝他说：“北大太腐败，烂到流脓，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蔡元培说：“既然知道它是腐败之地，那就更应该进去整顿，君子爱人以德，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北大校长委任状。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抵达北京，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敬等候新校长。蔡元培从车上下来，众人纷纷行礼，只见他一反历任校长的目中无人，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校工和学生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以前的校长，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
在当天的纸上是这样登载的：”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成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
蔡元培一到北京，就曾与老友汤尔和探讨校务问题。蔡说：“首先要找一批不同以往的老师。”汤问：“《新青年》主笔陈独秀，你看如何？”陈独秀并无教学经验，蔡元培却看重他的才华和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三顾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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