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作者

　　红星照耀中国推荐文章1：斯诺和北平有怎样的不解之缘？他在哪儿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花神庙一侧的山坡上，立着一个不大的墓碑，碑上镌刻着叶剑英的题词：“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斯诺在中国生活了13年，其中旅居北平5年，和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写出了传世名作《红星照耀中国》，最终他的一部分骨灰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海伦和斯诺

煤渣胡同21号：美国驻北平新闻记者

　　1928年7月，喜欢冒险旅行的斯诺从日本搭船抵达中国上海，任职《密勒氏评论》，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编辑生涯，时年23岁。

　　次年7月，斯诺沿铁路线作旅行采访，第一次到达北平。金色的屋顶、大理石祭坛、青灰色的屋墙、绿树掩映的寺庙、高大的刺槐，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他只在北平稍作休整，就赶回上海。12月，他被美国新闻界的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聘为驻远东的游历记者。1931年10月，斯诺与来到上海的美国姑娘海伦·福斯特一见钟情，并于1932年的圣诞节举行了婚礼。

　　1933年3月，斯诺成为统一新闻协会驻北平代表，携海伦到北平赴任。斯诺对北平的印象是：“亚洲最壮丽、最有趣的都城。它是一个具有差不多三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的文明中心，它的内王城有着若干宽敞之美，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古宫殿建筑群，给人以一种古代风习感。”“它不同于上海，北平及其郊区是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只有东交民巷例外。”

　　斯诺夫妻俩在北平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幢房子住了下来。煤渣胡同在明时称“煤炸胡同”，为京城澄清坊所属，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与北帅府胡同相通，北邻金鱼胡同。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胡同中段路北设立神机营衙门，选八旗精锐一万五千人，配备新式步枪，由恭亲王奕訢率领，负责守卫紫禁城和三海，并扈从皇帝巡行。清光绪时称“煤渣胡同”，沿用至今。

　　斯诺夫妇在北平安家后，开始了“介于新闻与学术之间”的生活。有时外出采访，为统一新闻协会提供新闻稿，更多时候在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斯诺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刊，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各个方面。但他看到的这些材料都是英文版的二手材料，难免带有倾向性观点，感到不全面、不太可靠。因此，他决心学习中文。终于，斯诺学会了近1500个汉字，他高兴地说：“这已使我能够阅读一些白话文作品了，我不完全是一个‘瞎子’了。”

海淀军机处8号院：兼职燕京大学新闻讲师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驻华记者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斯诺和夫人非常喜欢燕京大学的美丽风光，为教书方便，他在海淀军机处8号院租了一处坐西朝东的别墅，位置在现在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房子中西合璧，宽敞的院子里有一个占地1英亩的花园和一座小型游泳池，站在房子的窗口可以远眺颐和园和西山风景，而且房租每月才40美元。斯诺高兴地写信告诉姐姐：“在院角我有一个书房，在窗户前我能看到颐和园，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树映衬着天空，在城市外面，蓝天清澄。”

　　从斯诺夫妇的新家到燕京大学步行只需十分钟，不远还有清华大学，住在附近的多是中外学生、教师，这些人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学术氛围，加上环境优美，是一个读书学习、研究学问和潜心创作的好地方。

　　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六七个教员中，有一半是当时英美德等国驻华记者兼任的，斯诺就是其中之一，他担任新闻撰述学、旅行通讯等课程的教学。斯诺利用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收藏了许多“禁书”，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苏联小说和反映中国红军的小册子，为进步的青年学生提供了精神食粮。

　　斯诺的家被学生们称为“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燕京大学的张兆麟、陈翰伯、黄华、龚澎、龚普生、李敏，清华大学的姚依林、黄敬、陆璀与东北大学的宋黎等热血青年，都成了斯诺家的常客。他们在这里阅读进步书籍，与斯诺交谈讨论时政，斯诺也经常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国民党政府封锁了的消息，大家关心的都是中华民族的危亡。

盔甲厂胡同13号：爱国学生的避难所

　　1935年夏，斯诺因为被纽约《太阳》和伦敦《每日先驱》聘为自由投稿记者，遂辞去了燕大的教席，从海淀搬到城里，在盔甲厂胡同13号租了一处属于教会的四合院。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国民党政府却一味退让，“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在游行队伍前列两侧，有一群外国记者跟踪采访，他们就是斯诺和海伦联系的英美等西方国家记者，希望借助道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记者一边拍照，一边跟着高呼口号，海伦对着警察高喊：“巡警站到学生一边去！”（谭外元、郭六云编著《斯诺》）

　　12月9日当天，斯诺向纽约《太阳》发送专电“中国又一次五四运动”，成了独家新闻。此后，其连续道在英美刊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并配以照片。12月10日，伦敦《每日先驱》发表《三千北京示威者力促反抗，城门关闭，“我们是日本殖民地吗？”》，斯诺的道真实、生动、公正，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

　　12月12日，在斯诺建议下，龚普生、龚澎等学生在燕京大学临湖轩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介绍学运情况。中国的中英文纸也不顾当局的新闻禁令，抢发消息。通过新闻媒体的迅速传播，“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并很快传遍国内外，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

　　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毒打学生，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这时，斯诺的家又成了爱国学生的避难所。为躲避当局的追捕，一些学生来到斯诺家中。斯诺夫妇极力提供方便，想方设法帮助他们通过哨卡，离开北平。清华大学女学生陆璀在游行示威中带头冲击西直门，遭到宪兵毒打。斯诺见状，毅然走上前去现场采访她。陆璀回答：“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相信人民大众，只要把人民大众唤醒起来，中国就不会亡。”警察将斯诺拉开，强行将陆璀带走。陆璀被释放后，在斯诺家中养伤一个多星期，斯诺亲自护送她离开北平。

　　图片：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星照耀中国》

红色记忆在北平完成《红星照耀中国》

　　通过宋庆龄的帮助，斯诺找到了去陕北采访的办法，伦敦《每日先驱》表示愿意支付斯诺此行的全部费用。1936年6月，中共地下党华北局负责人K.V（刘少奇的代号）指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戴维（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介绍信，通过东北大学教授徐冰（中共党员）转交给斯诺，并告诉他去西安，那里有人护送他到陕北。

　　斯诺高兴极了，他打了天花、霍乱、鼠疫、麻疹、伤寒等各类防疫针，备好一些常用药品、生活用品和采访用品（照相机、小摄影机、胶卷、笔记本），并买了一支勃朗宁手枪用来自卫。当“北平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景”时，斯诺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奔赴陕北。

　　4个月的陕北之行，斯诺真正认识了中国，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36年10月底，斯诺满载而归，安全回到了盔甲厂13号的家中。海伦形象地描绘了此时的斯诺：“胡子拉碴，又累又饿，香烟、咖啡、鸡蛋、牛奶没有一样不馋，但是却洋洋得意，咧着嘴笑——酷似一只在吞咽金丝雀的猫儿。”

　　斯诺决心隐居起来，整理采访资料，埋头写作。他把摄影胶卷和电影胶片都冲洗出来，海伦全力配合斯诺，当朋友打探斯诺的消息时，她回答说去内蒙古旅行还没有回来。海伦还积极投入到斯诺的工作中，帮助斯诺打字、校对和翻译从苏区带来的资料。

　　为了早日将在苏区的所见所闻道给读者，斯诺把自己关在北平盔甲厂13号那个四合院的小书房里，坐在打字机旁敲打着键盘。“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斯诺写下了开头几句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和广大红军战士的形象，苏区的农民、工人、红小鬼和陕北高原空旷辽阔，以及粗犷的民风民俗，一起涌向斯诺的心头，千言万语聚集到他的笔端，他怀着对共产党人、红军将士和苏区人民的敬佩之情和一名新闻记者的责任感、使命感，辛勤笔耕，甚至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一篇篇真实客观、生动形象、夹叙夹议、有真知灼见的文章从斯诺的手中写出。

　　为了让中国读者了解苏区和红军，1937年初，斯诺将一部分整理好的新闻稿交给爱国知识分子王福时。王福时立即请郭达、李放、李华春编译成中文，并在父亲王卓然主持的《东方快》印刷厂印刷，仅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出版工作。为掩人耳目，该书以文艺小说的形式秘密发行，后又在上海、陕西等地秘密翻印。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7次，销售超过10万册。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12人集体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10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正如斯诺说的：“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美中合作，在中国如同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起来。”

　　（原斯诺在北平）

　　 北京日

　　 郑学富

　　流程编辑 刘伟利

　　红星照耀中国推荐文章2：读党史 长智慧?｜斯诺：让红星照耀中国

　　编者按：聆听红色故事，见证百年党史。大家好，这里是闪电夜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闪电新闻夜读专栏发起“读党史 长智慧”主题策划，邀请全省各地主播诵读《写给青少年的党史》节选，面向青年，以史育人，共同感受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巨变。

　　有这么一部经典著作，它先后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累计发行上千万册，甚至毛泽东也珍藏了一本，翻到破损还找人来修补。

　　这部著作就是《红星照耀中国》。该书记录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人格魅力、风趣幽默的语言和他们对中国革命深人浅出的表述，向世界打开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一扇窗，使世人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区域，从面为中国革命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

　　今晚，青岛城阳广电中心主播徐敏带您了解《红星照耀中国》背后的故事。

　　“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漂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通过这些描述，你能想象到上面的“我”指的是谁吗？是不是觉得他也是一个很顽皮的少年，但却志向高远呢？

　　这个人便是赫赫有名的毛泽东，引文出自《红星照耀中国》，它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头戴红军帽在陕北采访（图片来自解放军）

　　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贫困家庭，年轻时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从事新闻道工作，以记者的身份游历于东南亚一带。

　　1933年，斯诺以美国一家社驻华记者的身份来华，并于次年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为教书方便，他购买了一所中西合璧的院子，位于现在的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

　　斯诺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名字，是在上海的宋庆龄那里。宋庆龄对斯诺说：“比起其他人来，我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之后关于红军和毛泽东的种种传闻，让斯诺对共产党控制的“红区”（革命根据地）充满向往。他很想去红区走一走、看一看，但苦于没有门路，只好向宋庆龄求助。

　　宋庆龄通过秘密途径将信息转达给陕北。毛泽东作出决定，同意斯诺访问延安，由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开出介绍信，通过地下党员送给斯诺。

　　当时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处于独立状态，从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到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斯诺先从北京乘火车来到西安的西京招待所。一个化装成牧师的地下党员受宋庆龄的委托，手持宋庆龄的半张名片，与斯诺身上的另一半刚好拼合，接上了头。

　　他们又找到了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张学良给斯诺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并调拨一辆军用卡车，护送斯诺一行北上。陕北方面接到“外国友人已到西安”的电后，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派人前去接应。

　　斯诺一行一路安全到达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当地军民得知消息后，齐聚街头欢迎新来的外国客人。

　　1939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合影。（图片来自中国记协网）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后，中共中央还专门召开了“欢迎国际友人大会”（同期抵达延安的还有其他外国友人），对斯诺等国际友人表示热烈欢迎。斯诺在大会上激动地说：“我享受国宾般的待遇，一生中还是第一次，荣幸之至！”

　　1936年7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住所接受了斯诺的采访。这是一眼石孔窑洞，分成两间，四壁用石头砌成，地上铺着土砖；窑洞里放着一张木头方桌，上面立着烛台，烛光摇曳，映照墙壁上的地图；床铺上放着毛泽东的随身衣物和铺盖卷，还有那时算得上奢侈品的蚊帐。

　　毛泽东给斯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

　　斯诺提出早就准备好的问题让毛泽东回答，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的回答深深震撼了他。当被问到这场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时，毛泽东认为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婴经历痛苦、长久的抗战，这是他第一次提出“持久战”的观点。

　　谈话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考虑到斯诺这一天还要去参观红军大学，毛泽东便结束了谈话。

　　在此后的三四个月里，毛泽东与斯诺共进行了几十次谈话。为了抽出时间，毛泽东甚至“搁下大堆告和电，取消一些会议”跟斯诺会面，回答斯诺关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中国红军历史的提问。斯诺对毛泽东的了解不断深入，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斯诺刚到红区的时候，红军给他配发了一匹马、一支步枪、一套崭新的军服和一顶红星八角帽。一天早晨，斯诺来到毛泽东住的院子，看见毛泽东正站在窑洞门口，迎着柔和的晨光，容光焕发。斯诺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敏感作出反应，举起挂在胸前的照相机，准备给毛泽东照相。

　　可是，斯诺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军帽，便说：“请您戴上军帽，照个全副戎装的。”再看毛泽东的军帽，不但洗得褪色发白，而且帽檐已经软软地耷拉下来，样子不大好看。

　　1936年，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照片（图片来自解放军）

　　在那个年代，照相还是一件相当隆重的事情。斯诺灵机一动。顺手摘下自己头上的新军帽递给毛泽东请他戴上，“咔嚓”一声，把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拍了下来。这张相片后来成为传世之作。

　　几个月后，当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来到延安采访，拿出斯诺拍的相片递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并表达了对斯诺的感谢。

　　在随后的采访活动中，斯诺一直戴着这顶红军帽。斯诺去世后，家人经过讨论，决定把他保存了许多年的这顶毛泽东和他都戴过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帽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

　　斯诺在根据地待了几个月，遍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众多红军将领、普通战士与群众，于1937年10月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一经出版，便迅速成为畅销书。

　　1938年2月，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该书中文全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斯诺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序，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该书出版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10个月内印了4次，轰动国内外。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或者辗转传抄这本书。有不少进步青年就是受它的影响，奔赴延安这个红星照耀之地的。

　　后来，延安等地将《西行漫记》的第四、第五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和《长征》）以“抽印本”的形式独立出版，分别更名为《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种“抽印本”流传得也非常广泛。

　　读党史 长智慧

　　20世纪初，中国展销商携茅台酒赴美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但是，一开始茅台酒根本不被人注意。中国展销商灵机一动，故意打碎酒瓶，顿时芳香四溢，引得人们纷纷驻足品尝。茅台酒由此一举成名，在这届博览会上获得大奖，后来又被尊称为中国的“国酒”。这说明“酒香也怕巷子深”，要想搞好宣传，就要把好酒推到人的鼻子能闻到的有效距离之内。

　　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色区域。以斯诺、斯特朗为代表的西方进步人士冲破重重阻力来到这片鲜为世人所知的区城，通过对共产党的领袖及普通战士与民众的采访，向世界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

　　美军观察组的到访则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外交工作”。通过与共产党领导人和边区群众的接触，美军观察组看到了真实的共产党人和抗日根据地，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了解，正确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对于两国关系以及国共关系一度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中国共产党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这个精彩案例，我们新时代青少年会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一方面，要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物的真实情况。当时，对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红色区域，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妖魔化的说法，而一些西方记者及美军观察组冲破阻力，来到共产党领导的区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令人惊喜的世界。另一方面，再好的产品、再优秀的人才，也需要进行“包装”，也需要进行“推销”，从而得到外界的认可和接纳。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利用国际上的友好力量，向世界展现了“东方魅力”。

　　主播简介：

　　徐敏，青岛城阳广电中心主播。

　　红星照耀中国推荐文章3：

　　红星照耀中国推荐文章4：斯诺对徐特立的三个称谓

　　：叶松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来到陕北。在陕甘宁苏区，他用4个月的时间对革命领袖、红军将领、普通战士进行了广泛采访，搜集了大量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其后不久，他将其所见所闻所感撰写成通讯道，并汇集成册，取名《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该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随即轰动世界。读者在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同时，也认识了中国的红色教育家徐特立。

　　“教书先生老徐”。斯诺到达陕北这一年，徐特立59岁，这在当时已属高龄。此时的徐特立担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主要工作包括创办学校、编写教材、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干部群众文化水平等。

　　在陕北，徐特立是人人熟知的“教书先生老徐”。采访中，斯诺也常常称呼他“老徐”。在《红星照耀中国》“人生五十始！”一节中，斯诺专门写了他对“老徐”的印象：“同别人相比，他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他步履矫健，双目炯炯，他的一双健腿在长征途上曾经帮他渡过大河，爬过高山”。

　　给斯诺印象最深刻的是，年逾半百的徐特立在革命危难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回忆入党经历时，徐特立告诉斯诺：“我早想当共产党，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后来，徐特立在《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一文中回忆了自己入党时的心情：“忽经罗迈同志（李维汉）介绍我入党，实出我意料之外。从此解决了我在政治上的苦闷。因之我的精神在任何环境下是愉快的。”入党以后，徐特立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上来。

　　面对地瘠民贫、文化荒芜的陕北，斯诺写道：“要是西方的教育家，谁都会感到气馁的”“没有疑问，他（徐特立）的丰富多样的经验——在帝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中的生活和教书的经验——使他能够胜任他所面临的任务”。事实正是如此，徐特立用他丰富而独特的教育经验，为创造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了奠基的工作。

　　“圣诞老人”。“圣诞老人”是斯诺对徐特立的另一个称呼。在《红星照耀中国》“红军旅伴”一节中，斯诺记录了他在前往陕北保安的路上与几个孩子之间的问答。这些孩子对共产党和红军有着最朴素的认识，将红军称为“我们的”军队。

　　看到孩子们好奇地向他这个外国人围拢过来，斯诺决定考他们一下。“什么叫共产党员？”斯诺问道。一个孩子回答：“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那么什么叫资本家呢？”斯诺继续发问。另一个孩子答道：“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孩子们还告诉斯诺，这里的地主和资本家“都逃跑了”，因为他们“怕我们的红军”。一问一答之间，孩子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斯诺却不禁感到好奇：“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带着这个疑问，他专门采访了徐特立。

　　虽然此时徐特立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尚且不足一年，但他早已着手发展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一边编写教材，一边上课，大力培养师资，开展扫盲运动。斯诺在书中写道：“为了要有一个更快地在群众中间扫除文盲的手段，共产党开始在有限范围内使用汉语拉丁化拼音”。并且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红色中华》有一部分篇幅是用拉丁化拼音出版的，老徐在保安挑选了一班学生在进行试验”。

　　在徐特立的不懈努力下，一批批学员先后毕业，被分配到苏区各地。这些学员很快成为苏区教育的拓荒者，在无数孩子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使他们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革命要解放穷人”。斯诺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这位“圣诞老人”送给孩子们的不是礼物，而是比礼物更宝贵的革命精神。

　　“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是斯诺对徐特立的一个评价。斯诺在书中写道：“他（徐特立）到1927年才成了共产党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主要与徐特立的人生抉择有关。

　　徐特立原本可以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但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毅然离开温暖的家庭，考了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后，徐特立开始践行“教育救国”思想。为了表达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给全校师生作演讲时，忽然跑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将左手的一个指头砍断一节，用鲜血书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个大字。斯诺在书中特意写到徐特立与封建政治作斗争的标志——“诚意割去的小指尖”。

　　后来受五四运动影响，徐特立在“英文只能拼音，法文一字不识”的情况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中，毛泽东还特别对他提到，自己的老师徐特立在40多岁时选择放弃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徐特立从最开始信奉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到信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再到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转变经历了艰难的蜕变历程。

　　斯诺写道：“徐特立原来是一个极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50岁那一年，他突然放弃家庭，四个儿女，长沙一所师范校长的职位，投身到共产党中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教育家徐特立入党的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危难中的同志。党内同志将徐特立入党比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入党后不久，徐特立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用实际行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走向了资产阶级的对立面。

　　在斯诺眼中，徐特立是受人爱戴、经验丰富的“老徐”，是爱护孩子、传道授业的“圣诞老人”，更是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在斯诺笔下，我们不仅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的艰苦创业历程，更感受到他对党和人民的深沉热爱，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叶松）

　　： 学习时

　　红星照耀中国推荐文章5：告诉世界一个“红色中国”——追记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写《红星照耀中国》

　　新华社西安8月10日电 题：告诉世界一个“红色中国”——追记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写《红星照耀中国》

　　新华社记者宋振远、蔡馨逸、李浩

　　在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的保安革命旧址，一张毛泽东的照片挂在他曾住过的窑洞里，吸引了参观者驻足停留。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头微微侧向左边，剑眉微皱，神态儒雅。这是毛泽东所有照片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它的拍摄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80多年前，红军刚在延安落脚，斯诺为了探究中国革命的真相，冒险进入陕北苏区。他见到了一批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创作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

　　1928年，斯诺作为记者来到中国，遍访30多个城市，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捕杀，也看到工人、农民、学生冒死加入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等疑问在斯诺的头脑里挥之不去。

　　然而，当时的苏区在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下与世隔绝。1936年，由于时局变化，斯诺终于等到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机会。怀着“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心情，他在一个午夜登上了前往“红色中国”的火车。

　　一进入“红色中国”，斯诺就获得了周恩来“见到什么，都可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的承诺。4个月的采访，他不但解开了心中的疑问、获得了一手材料，更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

　　到达苏区之前，斯诺也曾受到“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传言的影响。但在陕北，他听到当地的老百姓把红军称为“我们的军队”，看到路过野杏林时，红军战士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口袋，可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碰里面的果子。

　　他发现红军是真正的“全国性”，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却不影响团结；他们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认为自己是为了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尽管身上伤痕累累，他们对于革命依然充满乐观。

　　在当时陕北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今志丹县），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听他亲口回答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抗日战争、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合作等问题，并介绍自己的身世。

　　作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

　　在西征的战场上，斯诺向战士详细了解长征的情况。当指战员向他讲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时，他听得入迷。他将长征称为“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斯诺还见证了苏区的蓬勃发展：“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1936年10月，斯诺结束访问回到北平家中，立即奋笔疾书。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一年后，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考虑到要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如今，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德、法、俄、日等20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

　　志丹县委党校副校长樊建玲说，《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能风靡全球，是因为斯诺用记者的目光，客观真实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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