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执政府旧址

　　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推荐文章1：欧阳予倩人生中的最后十三年与张自忠路5号丨京华物语

　　《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方继孝 著，文津出版社2022年6月。

　　张自忠路原名铁狮子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据说，明朝崇祯皇帝宠妃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都督府在此，门前有一对铁狮子，胡同因此得名。相传，这对铁狮子是元代成宗年间铸造的，当是元朝某贵族家门前的旧物。时代更替，历史变迁，那对铁狮子早已不知流落何方，胡同名称也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将领和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而改名张自忠路。

　　张自忠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清朝这里有三座府第：东为和亲王府，中为贝勒斐苏府，西为和敬公主府。1906年，清政府拆除了和亲王府和贝勒斐苏府，兴建了两组西洋式砖木结构建筑群，东为海军部，西为陆军部，两部共用一座大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9年，靳云鹏出任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这里改为总理府；1924年，段祺瑞被北洋军阀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改为执政府。

　　1926年，这里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出逃后，冯玉祥接管，任命王树常为卫戍司令，这里又改为北平卫戍区司令部。1937年，这里成为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成为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新中国成立后，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被划归中国人民大学，于2006年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现在的张自忠路，除了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还保留有很多重要的文物建筑。其中，张自忠路5号是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故居。1949年3月，欧阳予倩被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他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北京。同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欧阳予倩作为常务主席团成员和南方代表第一团的团长，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讲话，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剧协常务理事、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筹备会主任。

　　欧阳予倩。

　　刚来到北京时，欧阳予倩一家暂住在东华门南河沿翠明庄招待所。后来中央戏剧学院在筹建的过程中，置办了张自忠路5号（原铁狮子胡同3号）作为宿舍。随即，欧阳予倩一家搬到这里居住，并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13年，直到1962年去世。当时文化界的名人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经常在此聚会，戏剧家曹禺和作家光未然也曾在这个院子里居住过。

　　欧阳予倩不单纯是京剧演员，

　　还是很出色的戏剧作家

　　欧阳予倩（1889—1962），原名欧阳立袁，号南杰，湖南浏阳人。在东渡日本求学期间，欧阳予倩观看了李叔同演的话剧《茶花女》，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加入春柳社并登台演出。回国后，他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创作各类剧本上百个，著有多部艺术理论著述，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

　　据1960年董锡玖整理、欧阳予倩亲自审阅的《欧阳予倩同志著作目录》记载，欧阳予倩编写的话剧剧本有26部；改译的话剧剧本有5部；自编自演的戏有27部；导演过的戏有长剧37部，短剧12部，共49部。

　　欧阳予倩著作目录。（《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内页插图）

　　欧阳予倩最感兴趣的是京剧，曾请益于陈祥云等名伶。欧阳予倩先生对于字韵一向极为重视。他在《我怎样学会了演京戏》中说道：“念白首先要读准字音——弄清‘出字归音’，分清‘尖团’，辨别阴阳，自然不消说得；此外还要练‘喷口’，练喷口就是要练嘴劲——每个字从嘴里出去就好比枪子从枪膛里挤出去一样……每天必吊嗓子，从无间断。唱完几段之后就练念白——一遍一遍的念，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觉得有点儿不顺，便从头再来。”那时候，欧阳予倩每天清早起身练嗓子，寒暑不辍。1915年，他成为正式的京剧演员，此后经常与周信芳、盖叫天同台演出，唱做俱精，一度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以“北梅南欧”齐名。

　　电影《天涯歌女》（1927）剧照。

　　欧阳予倩不单纯是京剧演员，还是很出色的戏剧作家，许多剧目都是他自编自演的。他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对戏曲进行尝试性改革。他首先和上海京剧界的复古主义、商业化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提出反对大包银制、反对不要剧本的提纲戏、反对机关布景等主张。同时，他还在南通创办了“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不仅首次废除了科班学艺的体罚，还为伶工们增开了文化课，明确提出办伶校目的是“为社会效力，并非私人僮养”。这一时期，他编演了很多像《鸳鸯剑》《馒头庵》《黛玉焚稿》《潘金莲》《杨贵妃》《申屠氏》等专为旧时代妇女鸣不平、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的新戏。以《潘金莲》为例，欧阳予倩把潘氏作为一个叛逆的被压迫的女性来描写，给京剧内容注入了新的血液，又在旦角的表演艺术上开辟了细腻、灵活的新风格。这些大胆的改革和新颖的创造，在京剧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欧阳予倩自编自导的京剧，较为著名的还有《晚霞》《宝蟾送酒》《鸳鸯剪发》《王熙凤大闹宁国府》《摔玉请罪》《卧薪尝胆》《青梅》《仇大娘》《嫦娥》《人面桃花》《哀鸿泪》《最后知侬心》，大都取材于《红楼梦》《聊斋》《今古奇观》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予倩对秦腔偏爱有加，曾专门撰文《秦腔〈三滴血〉和碗碗腔〈金琬钗〉》，对秦腔大加赞赏，并曾亲自操刀，把秦腔《韩宝英》《软玉屏》改编成京剧。

　　在话剧、京剧界声誉正隆时，欧阳予倩同时投身电影界，也同样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他编导的《三年以后》《天涯歌女》等无声影片，表现了他在电影创作上的潜力与才华。在他赴欧考察回到上海后，曾应邀编导了一部有声片《新桃花扇》，片中许多精彩对白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共鸣。1935年，欧阳予倩编导了《清明时节》《小玲子》《海棠红》等影片和讽刺喜剧片《如此繁华》，并编写了《木兰从军》等剧本。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欧阳予倩那洋溢的才情与多样的风格。

　　电影《三年以后》（1926）剧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欧阳予倩辗转来到桂林，并于1939年接办广西省立艺术馆，任馆长。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忠王李秀成》《越打越肥》等独幕讽刺小品，对“国统区”的种种怪现状进行了无情剖析。同时，还编导桂剧《梁红玉》，借剧中的台词念白，对汪精卫公开散布的“抗战必亡”论进行讽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成立“广西图书杂志出版审查处”，文禁森严。欧阳予倩改编桂剧《桃花扇》，专门在剧中安排两个小人物插科打诨：“新书出卖，新书出卖，你爱写，我爱卖。他有书出版，我有钱进袋。人家说有色彩，我也不赖，我也不赖！”以此讥刺特务文审官。

　　淮海战役胜利后，欧阳予倩在香港获得喜讯，不久应邀与家人辗转到北京。文代会后不久，中央戏剧学院筹建委员会成立，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任主任委员，欧阳予倩任委员，汇集了延安鲁艺、东北鲁艺、南京剧专以及社会各界的戏剧人才。在经过半年左右的准备后，1950年4月1日，中央戏剧学院正式成立，并于4月2日召开成立大会。欧阳予倩任院长，李伯钊、曹禺、张庚任副院长，光未然任教务长。同年11月2日，欧阳予倩请毛主席为学院题写校名，信中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国立戏剧学院已经筹备完成，敬请您为学院写一块招牌。

　　欧阳予倩

　　两天后毛泽东的回信即到。信上说：

　　欧阳予倩先生，信已收到，照写如另纸。

　　毛泽东11月4日

　　另纸上用毛笔写着四条“国立戏剧学院”供选用。不久后，文化部将国立戏剧学院定名为“中央戏剧学院”。在制作校牌校徽时，“戏剧学院”四个字选用的就是毛泽东的原书。

　　此时，欧阳予倩一家从暂住的翠明庄搬出，住进张自忠路5号的大院。

　　在京的艺术家们常来张自忠路5号的大院

　　据欧阳予倩的女儿欧阳敬如回忆，他们一家居住的平房前有个不大的小院，院子里种有玫瑰香葡萄、月季、蔷薇以及母亲刘问秋亲手栽种的柿子树、杏树、枣树、草莓和瓜菜等。院子里春季飘花香，秋季结硕果，每到果实成熟时，母亲即召集全院小孩带着篮子到门前，将各种香甜的果子装得满满的分到各家，全院人都像过节似的开心热闹。

　　自从搬进这个院落，在京的艺术家们常来这里与欧阳予倩谈论戏曲创作等问题；来京参加各种会议、演出的艺术家们，也一定会来张自忠路5号做客，像袁雪芬、尹羲、傅锦华、傅全香、丁是娥、陈伯华、童芷苓、李玉茹、小白玉霜、新凤霞、俞振飞、言慧珠、罗品超、吴素秋等都曾来过，田汉、安娥、曹禺、洪深、焦菊隐、老舍、光未然等更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来这里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到午饭时，欧阳夫人刘问秋就会亲自下厨招待客人。

　　据欧阳敬如回忆，有一次，梅兰芳来和父亲谈办戏校的事。他们两位早在1922年就相识，还曾在南通更俗剧场同台演出昆剧《游园惊梦》和《思凡》。欧阳予倩称梅先生为“美的创造者”，并希望能为梅先生总结表演艺术体系。梅先生对此也表示认同，高兴地说：“您为我总结表演体系最合适了，真是再好不过了！”可惜二人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相继去世，总结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

　　张自忠路5号经常宾客满棚，有时还会有外宾来访。欧阳予倩熟悉英、日两国语言，和外宾交谈时不用翻译。1956年，当松山芭蕾舞团访问中国时，松山树子和团长清水正夫来拜访欧阳予倩。欧阳予倩还邀请松山树子和另外两位中国的“白毛女”——王昆、郭兰英在家里见面。三位“白毛女”欢聚一堂，欧阳予倩为她们当翻译。同年，在中国京剧院访问日本之前，日本著名演员河源猗长十郎、喜多村绿郎、久保田万太郎、“前进做”团长中村翫右卫门等都来访问欧阳予倩，并向他介绍日本文艺界情况。

　　1956年，欧阳予倩与梅兰芳一起，率领中国京剧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京剧院此行的主要剧目是关肃霜主演的《人面桃花》。这是欧阳予倩先生于1920年根据唐朝孟綮《本事诗》及明代孟称舜《桃花人面》杂剧等编写的，并于1950年整理出版。1955年，欧阳予倩在工作之余，曾对剧本做了部分修订，对唱腔和表演等方面精心设计，并在结尾处对这段具有传奇色彩并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进行了改写，使其拥有了完美的结局：

　　长安赴试未第，某日独自出城闲步，至城郊南杜曲村，有一户人家桃花盛开，少女杜宜春轻启门扉。二人相见，彼此倾慕，临别依依，杜宜春摘下一枝桃花相赠。次年春，崔护再至长安访杜家。适宜春随父游春未归，崔护乃题诗一首于门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怅然而去。宜春返家见诗，思念成疾，一瞑不醒。崔护再至杜家，闻宜春相思而死，抚尸痛哭。宜春被哭声惊醒，二人遂结为夫妻。

　　欧阳予倩京剧剧本《人面桃花》封面。（《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内页插图）

　　剧本修订后，由关肃霜饰杜宜春、高一帆饰崔护，并成为中国京剧院经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为了做好这次的访日准备，欧阳予倩不顾身体上的伤病，在家中坐在轮椅上为京剧团认真排演。后来周总理审查了剧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夸奖，认为很适合出国演出。

　　在欧阳予倩的主持下，

　　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团宣告成立

　　1955年，中央戏剧学院开始演出欧阳予倩的话剧《桃花扇》。《桃花扇》是清初戏剧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创作，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欧阳予倩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分别在话剧、京剧、电影等领域涉猎过这一题材。

　　此次由中央戏剧学院演出的话剧《桃花扇》是欧阳予倩在1947年写成的。1955年，学院聘请了几位苏联专家办导演学习班、表演训练班和师资进修班。导演训练班决定由苏联戏剧专家普·乌·列斯里担任执导，为此，欧阳予倩对剧本进行了再度创作。排演时，列斯里让侯朝宗双手抱起他昏倒的爱人李香君在舞台上转一圈，欧阳予倩不同意这样的处理，认为不符合中国古代的习惯。经过耐心的说服，列斯里接受了欧阳予倩的意见。

　　欧阳予倩京剧《桃花扇》封面。（《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内页插图）

　　1956年1月27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演出《桃花扇》。同年12月，欧阳予倩又亲自为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安排演出《桃花扇》。此时，中央戏剧学院已将《桃花扇》作为了自己的保留剧目。

　　不久之后的1958年4月，京剧《桃花扇》由中国京剧院排演，郑亦秋担任导演，杜近芳（饰李香君）、叶盛兰（饰侯朝宗）、李世霖（饰杨文骢）、苏维明（饰阮大铖）、侯玉兰（饰李贞丽）、孙盛武（饰柳敬亭）、骆洪年（饰苏昆生）等联合主演。

　　1957年，欧阳予倩与田汉、夏衍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委会。1958年，欧阳予倩主持筹建中国艺术科学院。此时的他虽然身兼数职，还疾病缠身，但仍笔耕不辍。在张自忠路5号的书房里，他重写了《自我演戏以来》，撰写了《回忆春柳》《谈文明戏》《我怎样学会了演京戏》《电影半路出家记》《后台人语》《一得馀抄》《唐代舞蹈》等。

　　欧阳予倩不仅在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中建树颇多，同时也为中国舞蹈事业和中国舞蹈史学的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作为戏曲表演艺术家，熟知传统舞蹈的各种表达方式，善于运用身段和表情来刻画剧中人物，并有着极好的舞蹈感悟力和艺术感染力。

　　1957年除夕，欧阳予倩为《文字改革》月刊题字。（《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内页插图）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予倩对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直接的指导；同时，在中国舞蹈史学研究领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是中国舞蹈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祝贺世界和平大会的召开，欧阳予倩编剧并组织排演了由戴爱莲主演的芭蕾舞剧《和平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芭蕾舞表演。此后不久，也是在欧阳予倩的主持下，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团——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中国国家歌舞团前身）宣告成立，由戴爱莲任团长。后来，他又在中央戏剧学院先后主持开办了由吴晓邦任教的“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舞运班）和由朝鲜舞蹈家崔承喜任教的“舞蹈研究班”（舞研班）。这两个班为全国舞蹈艺术团体培养出新中国的第一批舞蹈人才，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舞蹈事业的栋梁之材。

　　1956年，欧阳予倩担任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小组的艺术指导，与沈从文、吴晓邦、杨荫浏、傅惜华、阴法鲁、吴晓玲、周贻白、常任侠等一同研究中国古代舞蹈史，并主持完成了《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和《唐代舞蹈》两个项目，对中国舞蹈史学研究以及中国舞蹈理论的建设，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开创性和典范性意义。其中，《唐代舞蹈》是中国第一部舞蹈断代史，此书以丰满的笔触，阐明了中国拥有悠久的舞蹈传统。1960年，欧阳予倩不负众望，当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1962年9月21日，欧阳予倩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4岁。

　　本文选自《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内所用插图除特别标注外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方继孝

　　摘编/安也

　　编辑/青青子

　　导语校对/赵琳

　　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推荐文章2：在现场演出中触摸一座城市的独特气质

　　从上大学开始，我就喜欢上了看演出。话剧、摇滚乐、戏曲……所有与现场演出有关的艺术形式、文化表达，都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我跟随着这些演出点亮一个个城市坐标，也在不同的Livehouse（小型室内演出场馆）、剧院间辗转，体会其风格的迥异，感受着专属于每个城市的独特气质。

　　在北京时，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去愚公移山酒吧看演出。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大门旁，藏着一个小小的红色角门，没有门头、没有标识，一不小心就会错过。逼仄的演出场地，就藏在这灰瓦青砖下。中场休息时，大家大汗淋漓地倚着门口的石狮子闲谈。躁动的摇滚乐，与充满历史感的建筑相碰撞，这是独属于北京的“气场”。散场后，去隔壁北新桥来一碗卤煮，这四九城里的一夜才算熨帖。作为一名现场演出爱好者，北京对我的吸引力，就是钟鼓楼下的Mao，是雍和宫旁的School，也是到正乙祠古戏楼看京剧，去湖广会馆听相声。

　　偶尔，我也会去上海看演出。听新年音乐会，选择上海总不会出错，这里有充足的场馆、专业的乐团与恰如其分的氛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些演出现场，有着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同类演出的老年人比例。他们往往谨慎地选择偏正式的着装，人手一份节目单，珍重地对待每一场演出，“老克勒”的腔调在其间氤氲。当然这里也不缺少亚文化狂欢，育音堂、万代南梦宫等Livehouse，近年来崛起的各种脱口秀开放麦……上海以其包容性，接纳、承载着蓬勃发展的各类现场演出。

　　在所有的现场表演形式中，我一度不太喜欢音乐节。一是觉得一整天的露天“拉练”太辛苦，二是每支乐队的演出时间太短，不够过瘾。在音乐节上，我很难遇到完全符合心意的演出阵容，“性价比”不高。再加上音乐节场地往往安排在城市的郊区，来去都过于车马劳顿。

　　前不久，朋友们去了一趟威海的音乐节。他们对这场夏日海滩音乐节的描述，让我的想法产生了改变：夕阳下，面对海天之间的晚霞，阵阵海风吹拂在脸上，平复了一天的燥热。此时，台上的万晓利用低沉而舒缓的声音唱起《鸟语》，人声、鸟语声、口琴声在无垠的沙滩上盘旋升起。在参加音乐节之余，他们还饶有趣味地探索了威海，并惊喜地发现这座城市有着干净的海、秀丽的山，不会踩雷的美食。

　　这时我意识到，音乐节更像是一座城市的邀请函。在全国多地扎堆办音乐节的当下，城市应当强化本土优势，让人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感受当地的文化魅力。

　　在我的演出打卡之旅中，苏州是一座绕不开的城市。我曾无数次向朋友们热情“安利”苏州昆曲传习所的实景版《游园惊梦》，这绝对是我人生中看过最美好的“景色”之一。坐在传统的苏州园林中，夜风习习，看“杜丽娘”迤逦遄行在亭台楼阁之中。一颦一笑皆有情，即使听不懂吴语，也不难感受到其中真切的感情。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曲艺的魅力，苏州昆剧院几乎每周末都安排了折子戏专场，演出情节轻松易懂的昆曲选段，以亲民票价吸引人们走入剧场。近年来，“到苏州听评弹”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年轻人之所以不远千里，跑到苏州小小的茶馆里听吴侬软语，是因为在这里能感受到一种充满松弛感的惬意，体会到“小桥流水、浅吟低唱”的城市气质。

　　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我总是会顺手搜一下当地近期的演出。可惜的是，很多城市的演出日历上，只有一些全国巡演的剧目，缺乏地方特色。我想，要让一座城市的文化“活”起来，不妨充分利用现场演出的形式，基于自身传统，打造出更有特色的文化集群。

　　据我观察，自己所生活的城市青岛，就是一座拥有鲜明朋克气质的城市。这里有着丰富的城市冲浪点，有富有本土特色的朋克酒吧，也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朋克乐队到此定期演出。在我看来，“朋克”完全可以成为青岛的鲜明标志，并以此为主基调，串联起这里的众多文化特质。

　　现场演出就像是流动在城市肌肤之下的一条条血脉，虽表面未显，却能带来脉搏的跃动；现场演出，也如一汪充满青春力量的活水，让一座城市永焕光彩、保持生机。

　　于欢 ：中国青年

　　责任编辑：王钟的

　　：中国青年客户端

　　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推荐文章3：怀想一座花园

　　：杜永道

　　常想起半个多世纪前那座如梦如幻的花园。

　　一排高大的针叶松围成正方形，象征大地，其内开阔的圆形绿地喻示天穹，寓意为“天圆地方，大地承天”。草地中央圆圆的水池喻指太阳。由池沼向外延伸的四条彩色石子路表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最有趣的是，花园四角各有一片花丛，花儿随季节变化而依次绽放：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一年年循环往复，昭示着四季轮回。

　　每在花园散步，不免触景生情，感慨宇宙之大、时光流逝之迅即，告诫自己惜时。

　　清晨上学，常在花园里遇见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叶圣陶先生。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亿万儿童发蒙，都会在小学课本里读到叶老的《牛郎织女》。他从米黄色的轿车上从容地走下来，神态安详，拎着咖啡色公文包，不慌不忙穿过花园小径，向办公室踱去。有时会遇见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吴伯箫，他背着手，匆匆走过，神情专注，仿佛总在思考着什么。先生描写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名篇《记一辆纺车》我一直喜欢读，他的《灯笼》一文至今仍在语文教材中。

　　花园东侧有栋两层的方形灰楼，形制与位于东四北的段祺瑞执政府办公楼旧址酷似，是当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驻地。在这栋小楼里，1956年制定出《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诞生了《汉语拼音方案》，二者对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和基础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那时，在“文改会”工作的父亲下班常带回花花绿绿的注音读物和宣传品。一次，我瞧见在花园草坪的长椅上，有人在悠闲地读拼音，上面有首奇特的注音农民诗：“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让路，我来了。”配图是一个巨人双手推开面前的山峰，大步跨过，豪气干云。

　　我家在花园西南方向的四合院。院中东、西各有一棵名贵的西府海棠。春夏之际，两树红花盛开，似绚烂晚霞。《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怡红院，就有一棵这样的树。花园西侧有栋西式平房，蔡元培、叶籁士、周有光等，曾先后居于此。

　　花园北墙外是三眼井胡同。20世纪20年代，父亲在北大听课时住这儿，睡大通铺，学生们一个挨一个地挤着。他曾在党组织办的“北方青年训练班”聆听李大钊讲课——讲到肯綮处，李大钊慷慨陈词，感染力极强，直抵人心。

　　相传，花园所在院落系乾隆第四个女儿的“公主府”，清末为京师大学堂，民国以后是北京大学。1954年我们刚搬来时，屋角还摆放着一堆做实验用的各式玻璃瓶。

　　半个多世纪倏忽而逝，花园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仍清晰地记得三开间王府式大门内那对硕大而精美的石狮，雨后水池中高挺的荷叶上那骨碌碌滚动的晶莹水珠，花园北侧宏大的殿堂门口悬挂的“大讲堂”蓝色牌匾及殿内的阶梯教室……

　　当年，每天上午十点整，一位师傅用力拉动绳子，一下接一下地敲响花园东北角那口硕大的黄铜钟，催促各单位干部出来做工间操，当当的钟声总是在花园里久久回荡。

　　每每怀想花园，那洪亮悠长的钟声仿佛依旧在耳畔。

　　如今，花园所在的区域分属几个单位，新建筑林立，人们早已不知这儿曾经是花草繁茂、水波涟漪的美苑。想起当年来家访的老师不禁感慨：“这儿像个公园。”

　　我想把那个花园的美告诉左近工作、居住的人们，告诉年青一代，告诉园林艺术家，告诉研究北京历史的学者……也告诉我的孙子。

　　花园位于从前的景山东街，现在叫沙滩后街。

　　《光明日》（ 2023年03月31日15版）

　　： 光明网-《光明日》

　　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推荐文章4：《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新书分享会第二弹丨21讲，专家带你认识身边的遗产

　　2023年5月4日，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携手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在PAGEONE北京坊店共同举办《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新书分享会。分享会现场，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宣部原副秘书长郭义强，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路红，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关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伯英，北方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胡燕，《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副主编殷力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永昕群，北京建筑大学教授陈雳等出席（回顾《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 新书分享会 ①）。本次分享会由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金磊主持。

　　

下半场：解读·对谈环节

　　20世纪建筑遗产主题内容解读

　　对谈嘉宾 刘伯英

　　20世纪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城市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世纪

　　单霁翔会长至少对遗产保护概念进行了四大类的拓展：20世纪遗产、工业遗产、线性遗产、文化景观。因此，20世纪遗产、工业遗产在我国都是崭新的遗产类型。从20世纪遗产、工业遗产的关系出发，谈谈我对20世纪遗产的体会，以及本书将产生的特殊价值。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成立了8年，公布了7批推介名录，这方面工作很显著，且每次公布都在不同省市进行推介与路演，这本身就是对20世纪遗产价值做推广，并引起了城市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书出版是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的新丰碑，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与理性提升。其中“导读”两字很有意义，循序渐进地告诉人们如何了解20世纪遗产，20世纪遗产有哪些类型，如何从法规、从现实案例进行把握。特别重要的是，本书不是由一位专家撰写，而是37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实际是金磊主编在精心考量下的“命题作文”，从理论框架、海内外视野、再到各章节的遗产类型等。就工业遗产来说， 20世纪遗产是复杂的，它与近代史、革命史、建筑史、城市史、经济发展史息息相关，也是社会发展史的重要见证。

　　从经济发展角度，20世纪遗产与工业遗产密切相关，据我统计，前6批597个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中，共有107处工业遗产，占到近18%。这一比例远高于工业遗产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的比例，也高于在世界遗产中工业遗产的比例。足见，20世纪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城市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这些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工业建构筑物最丰富的时间段。

　　20世纪遗产中的工业遗产不仅仅是厂房，还包括与工业遗产相关，比如说工人社区如上海的曹杨新村；还有工人俱乐部、工人疗养院、总工会及总工会办公场所。这些是与工业遗产的社会价值、情感价值紧密相关，和工人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设施，都纳入到20世纪遗产的研究范围内，或者说在名录范围内。人们常说“工业学大庆”，铁人王进喜是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所以20世纪遗产有大庆油田工业建筑群，这是20世纪工业战线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目前研究20世纪遗产和工业遗产中，还需要更加关注，改革开放后的新工业遗产项目等。

　　对谈嘉宾 殷力欣

　　从事20世纪遗产工作，一是抚今追昔，二是展望未来

　　接到《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约稿后，我深感对于多年深耕该领域的人来说，本书不仅引导读者，更激发的再研究再探讨。在撰写《漫谈20世纪中国园林的文化走向》中，我发现了此前没关注的一个问题——皇家私人园林到公共园林的转变。随着时代的变化，上海古猗园经过了从纯粹私家空间到公共空间的转变，其中也映射出时代变化下的造园手法和审美趣味。从历史沿革上，它作为明代古老园林至今，呈现出百年的变迁史。我本身学艺术史、美术史，入行建筑时，我感到建筑是工程和艺术的结合。在研究20世纪遗产时，我备感它是重要的社会文化载体。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是华夏5000年延续的结晶，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融合，进入催生新内容的过程。从事20世纪遗产工作，一直抱有两个心态：一是抚今追昔，二是展望未来，特别要以传承创新思想，考虑未来中国建筑走向何处。

　　对谈嘉宾 张松

　　项目的整体价值大于个体价值，尤其要加强整体性保护

　　我负责本书的《国际宪章与20世纪城市建筑遗产》，本讲介绍了欧洲关于20世纪遗产的相关文件与宪章。按世界范围划分，欧洲建筑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走在世界前列。欧洲在1950年代就形成了《欧洲文化公约》，大家目前关注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国际宣言要回顾、追溯《欧洲文化公约》，欧洲也影响着ICOMOS和国际保护运动。

　　中国也正参加世界遗产保护及相关国际活动，目前谈到遗产的保护年限，从2008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就讨论这个话题，再到国家文物局同年发布《关于加强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上海保护条例2002年出台，30年以上的建筑就要保护，但有的地方甚至淡化了年限规定。但要深思，改革开放后，年代虽不久远的身边好遗产，官方的代表性作品也遭受破坏。大家熟知的勒·柯布西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以及西方建筑大师的建筑，还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但中国近现代建筑，甚至还没进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录中。期望20世纪委员会可以加强对中国院士、大师项目价值、创新性及思想性等方面的研究，为“申遗”预备做储备。还要加强两点认识，项目的整体价值大于个体价值，尤其要加强整体性保护。

　　对谈嘉宾 彭长歆

　　20世纪建筑遗产成为中国人共同记忆的载体

　　《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收录了我国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遗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在20世纪百年中，中国从封建帝制走向共和，更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走向新时代。所以，20世纪百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这期间留下的建筑遗产，见证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巨大变革，成为中国人共同记忆的载体。

　　广东在20世纪建筑遗产中占有重要份量。这与广东作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发源地和民主革命策源地、侨乡文化与商贸文化繁荣地，以及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和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地理与历史角色密不可分。我们身边很多建筑就是20世纪建筑遗产。作为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红楼是原国立中山大学校园中最重要的建筑之一，也是我学习、工作的地方，既见证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见证了许多院士、大师、著名建筑师、建筑学者的培育和成长。

　　我负责撰写《华洋并存与新旧交织的广东20世纪遗产》。通过统计，在广东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中，新中国时期项目超6成，其中以改革开放后为主，这也反映出广东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贡献。从建筑类型而言，广东20世纪建筑遗产包括了文教、旅游、商业博览、纪念、行政、办公、居住、工业等15种类型，全面反映了20世纪广东建设的多元与多样，尤其是有四类建筑遗产：纪念建筑如第一批的广州市中山纪念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文教建筑包括第三批的国立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建筑群、第五批的暨南大学早期建筑；宾馆建筑包括第一批的白天鹅宾馆、第二批的广州白云宾馆等；商业建筑包括第三批的广州爱群大厦和深圳国际贸易中心等。

　　从建筑风格来讲，广东20世纪建筑遗产见证了中国百年建筑风格的演变。从新古典主义的粤海关大楼；中国固有式的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主义建筑实践，尤其是现代岭南建筑，如白天鹅宾馆和白云宾馆等，这些形成了20世纪建筑遗产的地方性。总体而言，广东20世纪建筑遗产具有体现出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科学技术价值，这些建筑至今仍被很好地使用，在传递其遗产价值的同时，发挥了遗产教育的功能。

　　中国幅员辽阔，各省区均有其代表性的20世纪建筑遗产，呈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这正是我们识别它，领悟它，并产生一系列保护行动的知识载体。

　　对谈嘉宾 胡燕

　　20世纪建筑遗产与明清中轴线相比，它其实更亲近

　　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我参与本书写作的过程，在本书中撰写《20世纪铁路遗产》，关于铁路遗产，目前所处PAGEONE北京坊店的窗外就是前门。前门火车站原是正阳门东火车站，现在是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现在看到的这座博物馆建筑，实际是在20世纪初建造的，并经过了一番改造。这不难令我们回想起詹天佑的故事，京张铁路的故事，它其实是国家民族自信的案例。京张铁路是中国第一条独自设计建造并运营的铁路，是我们身边的遗产。20世纪建筑遗产与明清中轴线相比，它其实更亲近，是看得着摸得着的遗产，是有它的设计者或后人们可讲述故事的遗产，特别是遗产背后可探寻、可讲述的人与事。虽然高铁取代了部分火车，但沿着铁轨枕木走一走，是乡愁也是情怀，能追忆起铁轨背后故事。

　　《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是集学术研究、大众科普，两者兼而有之的“教科书”。对相关专业学生或学者，本书是一个线索，因为文章中列出了很多可研究的线索，从表格中，从地名中去寻求其背后故事。对公众来说，这是本很好的导览手册，可携带它参观旅游，可以面向大中小学生作为实践教育参观的索引目录，本书很值得大家去研习研读。

　　对谈嘉宾 永昕群

　　没有结构作为载体，托举不起20世纪建筑遗产

　　从书店看向窗外，除了刚才胡燕老师提及的京奉铁路总站，这里还有一个大建筑——正阳门箭楼，也具备20世纪遗产特征。1915年，朱启钤聘请德国建筑师罗克格改建正阳门箭楼，添加了水泥平坐护栏和箭窗的弧形遮檐，以及城台拆除后断面的绶带图案花饰也是那时留下来的。可以说20世纪建筑遗产也分布在北京中轴线及其左右。

　　回顾20世纪可见结构工程的进步对20世纪建筑遗产而言非常重要，没有结构作为载体，托举不起20世纪建筑遗产。建于1904年的芝加哥卡森百货公司大楼由芝加哥学派沙利文主持设计，这是典型的框架结构建筑，非常现代。而同一时期北京先进的建筑是1906年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又称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它为砖混结构，由砖墙承重，密排楞木楼板，大厅跨度10.9米的楼板下设小型木桁架，并采用张弦式圆钢增强抗弯能力。两者的形象和结构技术阶段相差甚远。从1906年到现在，当今中国建筑已走到世界前列，不管从形式，还是结构，还是营造技术各方面。

　　我深感20世纪中国建筑结构方面，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是断裂、移植和弥合的阶段。这个阶段里，以样式雷和各大木厂为代表的传统营造方式急速没落，西方建造技术涌入，营造传统急剧断裂。朱启钤先生创办中国营造学社，整理传统营造技艺，承先启后，给中国的现代建筑设计指出道路。前面提到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建筑就是移植了欧洲的砖混结构，适合了当时社会的变革需求。1915年中山公园新建的来今雨轩，其外表是传统的歇山顶建筑，但实则内部明间采用西式三角桁架，次间采用中式抬梁式屋架，体现了一种弥合的姿态。还有就是现北京大学俄文楼，原是燕京大学女校的主要教学办公建筑，它的结构处理很有特色，除端部为整榀桁架外，屋顶结构沿纵轴中线两侧布置钢筋混凝土梁柱，再于两侧搭接半榀木桁架，类似中国木结构古建筑的抬梁式屋架。

　　第二是追踪与同步阶段。1933年建成的上海工部局宰牲场，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因工艺要求连续的楼层联络而凸显出混凝土的可塑性。还有，1934年，邬达克设计的四行储蓄会大厦（国际饭店）落成，高达83.8米。为解决上海软土地基的沉陷问题，四行储蓄会大厦打下了400根33米长的木桩并采用钢筋混凝土筏基。1937年建成的中国银行大厦（钢框架结构，17层，76米）最初方案为34层，超过100米。可见，在30年代的上海建筑已经追踪上了现代结构的发展，并基本达到同步水平。

　　第三是开新阶段。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完整的建筑结构设计施工体系，包括从材料、设计、规范上来讲都是这样。广东就是一个代表，1968年建成的高88米（27 层）的广州宾馆是20世纪60 年代我国最高的建筑，超过了上海国际饭店。1977年建成的广州白云宾馆超100米，成为20世纪70年代我国最高的建筑。1985年，深圳国贸大厦采用“筒中筒”结构体系及“滑模施工”，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极大鼓舞振奋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心。以上对百余年来我国建筑结构技术发展的简略梳理，可见到20世纪中国建筑的巨大变化与进步。

　　对谈嘉宾 陈雳

　　20世纪建筑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1年ICOMOS的20世纪遗产国际科学委员会通过了《关于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办法的马德里文件》，明确了20世纪建筑遗产同古代建筑遗产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在世界建筑史上，西方建筑体系一直被认为主流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从19世纪末的折中主义开始，经过新艺术运动，不可逆转地进入到现代主义建筑的阶段，直至上世纪末出现的后现代及其各种建筑思潮一直演绎着现代主义的发展延续。新风格，新技术与新功能成为二十世纪建筑的标志特征。

　　在《马德里文件》中有这样的评价：对20世纪建筑遗产的“理解、定义、阐释与管理都对下一代至关重要”！西方出现了勒·柯布西耶、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等多位重量级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们的经典作品很多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建筑潮流同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近代以来建筑的发展进程，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与交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建筑风格。近些年来，在我国，对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是单会长提出，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观点，拓展了专业视野，改变了只关注文物保护的工作传统，同时明确了20世纪建筑遗产的重要历史地位。在我国，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输入带来的新的建筑形式，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复兴及中西文化的融合产生了大量的建筑作品，此外还包括1950年代以来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品，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建筑思想发展下的新作品，他们都涵盖在20世纪建筑遗产之中；

　　二是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的建立及其为推动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做出的贡献。在委员会的引领带动下，20世纪建筑遗产的工作全面系统地展开，这同样是载入我国城市发展历史的一件大事；

　　三是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对其价值的认识还不够，保护的意识仍然需要加强。其次是缺乏合理利用的科学界定，从而在保护利用中没有更加坚定的决心和完整有效的手段。对20世纪建筑遗产的活化利用，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遗产，时代并不久远，其结构、功能、空间、形式与当代对于建筑的使用需求非常贴近，有些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很大的活化空间。当前活化利用的工作要有明确的方向，在国家各项法规的框架内，坚持保护原则，倡导创新性的更新。应创建更好的条件，搭建适宜的平台，兼容现代的科技手段，发挥最大的潜能等。

　　主持人 金磊

　　一次扎实的现代建筑中国的文化建设实践

　　也许我可以代表《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一书的所有和出版社，真诚的表白。《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是一次扎实的现代建筑中国的文化建设实践，展现了有“故事”的建筑主题，它以“事件、作品与人”组成了20世纪的科技文化记忆体，它传承百年星火，普世纪华章。

　　可以相信，它在见证百年中国建筑经典作品与建筑大师时，会吸引住更多20世纪建筑遗产的研究者、参与者、支持者的目光。既然《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定位在是一本20世纪遗产发展的全景式著作，它就可拓展行业继续教育、国民建筑文化教育乃至管理者教育的深度及广度，也必将以建筑文博的精彩带动文化旅游。让我们共同发现、拥抱并走进《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开启的大千世界！

　　鸣谢为本次新书分享会录制精彩感言的每位朋友。

　　：慧智观察

　　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推荐文章5：2023兔远方｜相遇山河故人，走读乡土文明

　　钱江晚·小时新闻记者 周丰 杨希林

　　部分图片：视觉中国

　　2020年的春节，你在哪里？2021年的春节你又在哪里？时间走到了癸卯兔年的新春，你要去哪里？

　　形容旅行，人们总是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过去的三年，你可能觉得灵魂困于身体太久，洪荒之力亟需释放。

　　风景和时光携手前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停下脚步。当大门訇然打开，所有的鸟语花香，所有的水木清华，都迎面而来。我们不往后看，我们看向远方。

　　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

　　去北京看望这些“浙江老乡”

　　王旭烽

　　新的一年，我计划去的是东北沈阳、哈尔滨，还有北京。新年的旅行计划考虑的是和工作结合，去一些大学建设茶休闲的空间，也会找一些地方去走走看看。比如北京，想去看一些寺庙和名人故居，以人文景区为主。鲁迅故居之前就去过，还想再去。还有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这个应该不能说是故居吧，但也是一个老的建筑，之前也去过，还是想再去看一下，建筑风格非常独特。另外就是于谦和文天祥的故居，于谦是杭州人，文天祥是杭州“市长”（1276年担任临安知府），他们在北京的居所，我还是非常想去走走的。于谦的故居在西裱褙胡同，我之前没有找到，有机会的话想再去找找。

　　段祺瑞执政府旧址

　　记者有话说：

　　鲁迅故居在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是他本人1924年春自己设计改建的。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东侧府学胡同内的文丞相胡同，是文天祥囚禁在北京的地方，庭院里还有一株向南方倾斜的古枣树。东城区西裱褙胡同里的于谦祠是清末重建的，祠旁还另建了杭郡试馆，供当时来京会试的杭州学子落脚。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原铁狮子胡同1号）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也是非常有故事的建筑。这里原来是康熙帝第九子胤禟的府邸，后改为和亲王府（雍正帝第五子弘昼居所）,目前呈现的是清末民初仿欧洲古典风格的砖木结构建筑群。

　　春节期间，北京鲁迅旧居推出了新年活动。想打卡同款人文故居游线的读者请收藏：

　　鲁迅旧居

　　“选择——钱学森的初心与信仰”展

　　“鲁迅的道路”基本陈列

　　省级非遗“余杭纸伞”制作技艺传承人刘伟学

　　去天津泥塑工坊做个兔儿爷

　　刘伟学

　　2023年，我想去天津或北京的泥塑非遗工坊体验一下，还想去打卡一下北京故宫博物院文渊阁。今年是兔年，我想“跨界”做个泥塑兔儿爷玩玩。

　　我是90后，2015年回村里跟着我爷爷刘有泉做起了余杭纸伞。为了打开年轻人市场，我做的余杭纸伞更偏向“非遗+创新”“非遗+国潮”。在非遗创新这方面，我自己钻研的同时还想去各地考察、学习，比如天津和北京，非遗技艺被玩出了花样。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我第一时间约了北方几位泥塑非遗传承人，有机会去他们的工坊或实体店看看。我还想学做个兔儿爷，感受下北方的非遗泥塑体验有哪些特色服务。

　　2021年，我做的余杭纸伞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渊阁展出。时隔两年，我想重回这个“梦舞台”打个卡，希望今后余杭纸伞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记者有话说：

　　年味与“国潮”“非遗”碰撞，开启了传统文化的狂欢。今年不少“兔”元素的非遗文创、文博文创成为年货爆品。比如自然造物·知味观联名款“玉兔花车”礼盒（含兔子花车DIY材料和风味年货），12月中旬就售空；杭州西泠印社文创·中国邮政联名款文创礼盒“玉兔满堂”，上架1个月后售罄。今年浙江文创市场上，给人惊喜的文创年礼有不少，期待2023年文创厂家和非遗传承人带来更多惊喜。

　　晚峰书屋创始人刘文辉

　　和山西古建筑开展“无声的对话”

　　新的一年，我想重游山西的古建筑，佛光寺、南禅寺、应县木塔和二郎庙戏台，寻找新的模型设计灵感。

　　刘文辉

　　上一次回山西已经是两年前，现在终于可以放心地去了。古建筑就是需要经常去，只去一次无法解决我的文化饥渴。可以说，每一次考察都是一次对话，就像跟老朋友交流一样。这种对话可能只有同频率的人能够感觉到，它们就像朋友一样，静静等待我们走近去沟通，聊聊这些年自己发生的一些变化，有没有变得更加苍老？有没有需要维护的地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获取它们的一些新的文化信息，比如构造技术、民俗信仰、艺术理念等。文化信息需要反复地前往探究。

　　佛光寺

　　应县木塔

　　记者有话说：

　　山西是中国地上文物最为丰富的省份，作为文化旅游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座宝库，值得细细走读。近年来，山西省文旅、文物有关部门和各大景区以“剧本杀+景区”“剧本杀+演艺”等方式为古建筑活化赋能，吸引年轻人的关注。今年春节，晋城市皇城相府景区将推出沉浸式大型实景演艺类“剧本杀”《古堡十二时辰》、夜间灯光秀等多个沉浸游项目，平遥古城推出大型实景穿越体验游《穿越回X朝之表里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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