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5年是哪一年

　　民国5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1：游津门，带您领略京津一体化的百年往事(三）

　　这是发表在《北京青年》上的“京津两地金融往事”系列第三篇。

　　在天津的解放北路上，把中央银行旧址看罢，我偶然间回头，眼前又冒出来一座外资银行，名叫“俄华道胜银行”。这家银行的建筑，于今日北京并不存在，但不代表以前没有过。它的所在地，就位于东交民巷的西段路南。要说起这家俄华道胜银行，故事可多着呢。

　　起初，手头资金并不充盈的沙俄当局，为了实现对华全面扩张的目标，一定要仿效其它列强开设银行。但沙俄确实没钱，于是他们盯上了作为资本输出大国的法兰西。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俄法两国共同出资、共同管理的俄华道胜银行成立。银行的资本总额为600万卢布，其中的5/8由法国募集，其余则由沙俄募集。资金虽然法国居多，但支配权掌握在俄国手中。银行建成的第二年，沙皇政府便派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到北京游说，诱迫清政府从俄法借款项下拨出500万两白银作为投资。这样一来，道胜银行便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由清政府官方与外资合办的银行。到了宣统二年（1910），俄华道胜银行又与另一家俄法合资的银行——北方银行合并，改称俄亚银行，彼时的中文名称不变。到了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位于俄国境内的总行被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俄华道胜银行的名称便显得名不符实了。此后，留在法国巴黎分行被调整为总行，并继续在中国经营。1926年巴黎总行因外汇投机失败而清理，在华各地分行也随之倒闭，所发行巨额纸币皆成废纸，无数中国人因之倾家荡产，并欠下中国政府巨额公款。就这样，除了京津等地的建筑物外，俄华道胜银行灰飞烟灭。

　　沿着解放北路继续向南，在经过了林林总总的一些金融机构之后，我居然见到了一座似曾相识的建筑。仔细一看它的文保标牌，上面刻着“花旗银行旧址”的字样。怪道呢，北京也有一座同款的建筑，就位于东交民巷西段路南，且一直作为北京警察博物馆来使用。待回去查阅资料，乖乖，这两座建筑的设计者就是同一个人，其乃著名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

　　亨利·墨菲，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些陌生？作为著名建筑设计师的他，在民国时代可是位风云人物。墨菲先后规划设计了沪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 长沙湘雅医学院、 金陵女子大学、 燕京大学、 岭南大学等一系列大学。 民国十七年（1928），墨菲受聘于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与一批外国顾问一起，参与拟订了南京建设纲领性文献《首都计划》，并主持了首都南京的城市规划。他给京津两地留下的建筑，还有咱们聊的花旗银行分行。

　　所谓的“花旗银行”，不过是上海的老百姓对于美资银行的俗称。这家银行的前身之一，是1812年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发展、并购之后，它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花旗银行是上世纪初进入天津的，开始是由天津瑞记洋行代理。到了民国五年（1916）才正式开设天津分行，民国十年（1921）建造银行大楼。及至民国卅年（1941）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花旗银行天津分行的资产被侵华日军没收。抗战胜利后，这家银行又重新开业，并依靠美国的政治优势取得了在天津外商银行中的“霸主”地位，直到天津解放前夕。至于北京的花旗银行分行建筑，则建造于民国三年（1914），比天津分行的建筑年长七岁左右。

　　参观过花旗银行旧址，解放北路上给我的另一个惊喜，是“麦加利银行”。又是一处存在于北京东交民巷之中的外资银行。麦加利银行，好像没听说过？其实，它的另一个称呼，您或许有所耳闻，那便是渣打银行。这家创办于1853年、总行设置在伦敦的金融机构，是英国皇家特许的殖民地银行。其实，京津两地的麦加利银行，都不是该行在国内最早设置的分支。早在咸丰八年（1858），麦加利银行便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并成为昔日上海最大的银行之一。位于东交民巷使馆区西侧的麦加利银行分行大楼，建造于民国七年至八年（1918-1919）。而天津的麦加利银行分行大楼，建造的时间更晚一些，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当然，麦加利银行在天津开设业务的时间，可并不算晚。其时为光绪廿一年（1895）。

　　在北京，与处在东交民巷西口附近的麦加利银行隔棋盘街相望的，还有一座名叫“金城银行”的中资银行。这家银行的位置，是在西交民巷的东段路南。只可惜，而今您已经见不到北京的“金城银行旧址”了，但天津还有。

　　这金城银行，虽然会让您感到陌生，但在近现代中国金融史上，却是一家声名赫赫的中资银行。它与前面提到的盐业银行，以及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一道，被称为长江以北的金融界“北四行”。在民国时期，除了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大陆银行之外，其余三家的总部都曾在津门。其中，也包括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是怎么出现的？它是由近代中国银行家周作民于民国六年（1917）创立。金城银行是家私人银行，但它的股东却多是当地的军阀与高层官僚。由此看来，这位名叫周作民的金融家，能力真是不容小觑。因为运营得法，市场拓展十分快速，金城银行先后在北方地区好几个大城市设立了支行，其储蓄金额甚至一度超出上海“商业服务存款银行”，位居私营银行第一位。1936年，金城银行的总部迁到上海市，天津改成支行。

　　说到这儿，我确实感到有些累了。但京津两地“金融一体”的话题还没说完。我曾试图寻找德华银行的旧址，但这座银行“狡兔三窟”，昔日里到处搬家。在解放北路上，我至少知道金城银行的旧址，就曾作过德华银行天津分行的所在地。当然，被德华银行使用过并被留存下来的建筑，而今还有不少。至于北京的德华银行旧址，就在东交民巷东段路北，也就是而今东交民巷派出所的位置。在旧址对面，洗印过《西行漫记》照片的阿东照相馆建筑依然矗立（也许，是在旧址的斜对面，而且已经消失）。但我站在天津解放北路的街口上默念埃德加·斯诺的名字时，发现自己想得太多了。

　　：北京号

　　：申哥带你走天下

　　民国5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2：黄兴：中华民国创建的中流砥柱

　　黄兴，这位在中华民国创建历程中熠熠生辉的领袖，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诞生于长沙，字克强 。他的一生，是为革命理想不懈奋斗的一生，其事迹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黄兴获张之洞选派，前往日本留学。彼时的日本，民主思潮涌动，黄兴深受吸引。在此期间，他与蔡锷等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革命杂志，传播新思想，为日后的革命事业埋下种子。

　　回国后，黄兴在上海邀约陈天华、张继等人，秘密创立了“华兴会”，因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与革命热忱，被众人公举为会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黄兴极为支持孙中山筹组“同盟会”，自此，二人携手，共同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努力。

　　此后，黄兴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武装起义中。他选拔骨干组成“丈夫团”，首次打出“中华民国”的旗号，这一举动意义非凡，为革命指明方向。他先后参与或指挥了钦州、防城、镇南关、廉州和云南河口等多场起义，尽管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但黄兴从未气馁。

　　宣统三年（1911年）4月，黄兴奔赴广州，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他亲率林觉民等敢死队，勇猛地攻打总督衙门。战斗异常激烈，黄兴不幸右手负伤，但他仍忍痛冲杀，直至最后改装逃至香港。广州起义失败后，人们收殓了72具殉难烈士的尸体，将他们合葬于黄花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也因此流传千古。

　　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马不停蹄地赶到武汉，出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在汉阳前线，他率领民军与清军展开了长达二十余日的浴血奋战，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军的士气。12月，黄兴返抵上海，各省代表一致公举他代行大元帅职权。民国元年，黄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为新政府的军事建设贡献力量。

　　民国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黄兴被推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坚决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然而，命运却对他开了残酷的玩笑。民国5年（1916年），黄兴因胃出血在上海溘然长逝，年仅42岁。

　　黄兴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他为中华民国的创建奉献了全部的心血，其英勇无畏的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敬仰。

　　民国5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3：1971年联合国驱逐台湾当局幕后

　　1971年10月25日深夜，联大第1976次会议作出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蒋介石的心理准备

　　1971年11月2日22时，台湾当局“外交部部长”周书楷一行飞抵台北，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前来接机的蒋经国并没有对他们予以责备，反而是对其好生安慰了一番，而差不多一个月后，“代表团”成员向蒋介石汇时，更是惊讶地发现蒋介石看上去态度平静，甚至声称自己“已预做退会的心理准备”。

　　周书楷这些人并不知道，当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的时候，正在花园散步的蒋介石泪流满面，连为自己戴上帽子这样简单的动作都无法完成，直接将帽子掉到了地上。

　　不过要说蒋介石对此没有丝毫准备，倒也未必。实际上在1951年，蒋廷黻就已经请示过蒋介石，若是大陆乘朝鲜战争之威重返联合国，那么他们这些“中华民国”驻联合国的“外交人员”，究竟应持怎样的态度，蒋介石毫不犹豫，立刻便作出了抉择：“我们复国基础有二——在国际上，法律地位的凭借，则为联合国；在内政上，则为复兴的基地台湾。这两个基础，皆甚重要，但其根本，还是在台湾，如两者不可得兼，则我宁可放弃联合国，而确保台湾，这是我政府到了最后不得已时之唯一政策。”

　　联合国里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他一方面在嘴上立场坚定，在与各国——尤其是美国——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得寸步不让；而另一方面则不时以默许、暗示等方式对台湾当局的“外交官”们进行遥控，以求在实际操作中能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1958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私人代表罗伯特·墨菲（左）和英国前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哈罗德·比雷（右）乘坐飞机去往巴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进行“斡旋”。图片：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沟通的纰漏

　　1971年4月24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台北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私人代表罗伯特·墨菲。在这次会面中，墨菲表示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最新构想，那就是“双重代表权”案——在美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案”节节败退，而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排蒋容共案”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美国人认为以“双重代表”的方式将台湾当局留在联合国里，乃是眼下最为稳妥的办法。但他同时也保证，“没有得到蒋‘总统’同意前，美国不会，也无法对‘双重代表权’案骤下定案”。

　　蒋介石对墨菲的来意心知肚明。因为台湾当局的“外交官”在多个不同场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对“双重代表权”案的不满，这让美国人十分头疼。

　　就在6个月以前，基辛格组织召开了“中国代表问题研究会议”，会议指出，继续坚持“重要问题案”的唯一下场，就是美国在联合国里遭遇一次彻底的失败，这不仅会极大地损害美国的国际威信，而且会让所有国家都对美国死板僵化的外交政策产生怀疑。

　　精于算计的基辛格提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方案，这一方案的核心乃是“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同时反对驱逐中华民国”。这一方案不仅能在国际社会树立美国乐于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形象，更不用背上“抛弃盟友”的恶名，还能从支持“两阿方案”的国家手里分票，最妙的是假如中国坚持“台湾不走、我们不来”的话，那么这次理亏的就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了。

　　在经过了长达数月的暗示、说服乃至恐吓之后，美国人依然一无所获。因此他们派出了“特使”，试图直接与蒋介石进行沟通，当面来说服这个固执的老人。就在几天前，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已经展开，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应邀访问了北京，冻结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开始和解。尼克松相信，任何明智的领袖都会在这种情况下作出让步，以换取美国的支持。

　　蒋介石在墨菲面前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勉强可以理解美国人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难处，但依然希望美国能够以“重要问题案”来阻止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不过万一美国人非要提出其他方案的话，那至少要确保台湾当局的安理会席位，“以保障‘中华民国’的基本立场和联合国宪章”，否则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然而当墨菲返回华盛顿复命时，基辛格等人忽然发现了一个要命的纰漏：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太大的缘故，墨菲在答应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时，竟然忘了自己没有得到授权，根本没法“确保‘中华民国’的安理会席位”！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代表团在北京游览长城。图片：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末日的丧钟

　　1971年7月15日19时45分，尼克松在没有提前通知台湾当局的情况下突然发表全国讲话，表示“我已派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在其最近的世界之旅中前往北京”，同时尼克松将“在适当的时间访问中国”。

　　这个消息宛若一颗原子弹，在蒋介石的头上炸开了，据说蒋介石闻讯后当场失态，破口大骂尼克松。而也就在这一天，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家联袂而至，向第26届联大提交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政府代表”的提案。

　　惊慌失措的台湾当局“外交官”们依然在做着徒劳的努力，“驻美大使”沈剑虹不厌其烦地与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确认着尼克松的下一步计划，然而问题在于罗杰斯压根就不知道尼克松的下一步计划到底是什么。基辛格出访中国的行程都是高度保密的，而尼克松几乎没有对罗杰斯透露多余的信息。

　　7月18日，美国务院在备忘录中表示，“原本机会很小的‘双重代表权’案及任何形式之重要问题案”由于基辛格访华消息所带来的冲击，“机会在减小”。而尼克松却在此时丢给了国务院一个最为棘手的工作：在8月初之前，搞定今年联大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细节。

　　尼克松敢于放手让罗杰斯他们去搞，是因为基辛格在北京试探过中国人的底线。而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他，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案。因此只要美国能让“双重代表权”案进入联大表决环节，那么实际上就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无论有多少张赞同票，中国都不可能接受以这样的方式重返联合国。然而由于缺乏对细节的了解，罗杰斯等人将问题复杂化了，他们认为既然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那么必须对现有的“双重代表权”案进行彻底的修改。

　　7月19日，罗杰斯会见了“驻美大使”沈剑虹，指出“如用‘双重代表权’案而不与中共安理会席次，而仍由台湾保持之，亦难获通过”，因此希望台湾审时度势，好自为之；23日，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面见蒋经国，不断劝诱其放弃安理会席位。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尴尬地退出会场。图片：新华社

　　

玉碎还是瓦全

　　8月2日，美国正式声明，表示支持“双重代表权”案；两天以后，新华社对美国的行径进行了批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9日，周恩来公开表示：“如果两个中国的局势在联合国内出现的话，中共将断然不会接受联合国之席位。”

　　由于在联署“双重代表权”案过程中许多国家都对美国没有明确指出安理会席位到底要给谁，不堪其扰的尼克松在9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态：“我们允许且将投票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自然，这也表示给他们安理会的席位。”

　　一石激起千层浪。原本还在紧张激烈地策划着联署“双重代表权”案的美国和台湾当局之间忽然多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双方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而10月5日，基辛格再度出访中国的消息让分歧重重的美“台”双方再度陷入互相攻讦的状况之中。

　　20多年的卑躬屈膝，依然迎来了末日的丧钟。1971年10月25日的深夜，联大第1976次会议作出第2758号决议，以周书楷为首的“中华民国”“外交官”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12月上

　　稿件 | 《作家文摘》

　　本文 | 刘志斌

　　责任编辑 | 芜影

　　微信编辑 | 少时

　　民国5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4：民国时期的省份为什么同今天有不同？1949年12月9日西康和平解放

　　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萨沙

　　本文章为萨沙原创，谢绝任何媒体转载

　　民国时期的省份为什么同今天有不同？1949年12月9日：云南、西康和平解放。

　　看看民国时期的中国地图，会发现我们没有听过其中的一些省份。

　　除了外蒙古以外，同今天不一样的省份主要是四个，包括：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西康省。

　　另外还有四个省：平原省、辽西省、辽东省和松江省。

　　我们一个个来说。

　　察哈尔省

　　民国建立察哈尔省、绥远省和热河省的重要目的，是将内蒙古地区分而治之。

　　同外蒙古不一样，早在满清王朝建立初期就通过武力征讨和高层联姻，形成了满蒙贵族统治中国的政治局面。

　　清朝将外藩蒙古又按照归附清朝的先后分为，内札萨克蒙古与外札萨克蒙古。

　　这个内札萨克蒙古，大体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最迟在康熙初年归入满清版图。

　　清代的内蒙古地区众多部落都编为旗，各旗牧地固定，“旗”成为蒙古地区的基本行政单位，其长官为扎萨克或总管。

　　乾隆以后将内蒙古定为四十九旗，设六盟，由理藩院旗籍清吏司、王会清吏司管理。

　　民国建立初期，外蒙古就在沙俄操纵下宣布“独立”，内蒙古王公也在日俄影响下蠢蠢欲动。

　　民国初期，一些内蒙古王公在沙俄和苏联煽动下武装叛乱，好在势单力孤，没有形成大的破坏。

　　后来在抗战时期，又是这伙人干脆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如果日本不是最后战败投降了，内蒙古就差点就同外蒙古一样，直接脱离中国。

　　对于这种分裂势头，民国军政高层看的很清楚。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内蒙古这个区域，分而治之。

　　察哈尔省的面积为27万平方公里，在今天内蒙古东部。在满清时期，察哈尔省

　　属于“张垣特区”，“口北三厅”等，由直隶省管理。

　　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北洋政府设置察哈尔特别区。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政府改置为省。

　　察哈尔省的省会为张家口市，这个省的地位非常重要。

　　以张家口为例，以前叫张垣，是河北省的北方门户，距离北京仅有180公里。

　　张家口不但是河北与内蒙古的交通要冲，又地处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乾隆皇帝直接称它为“神京屏翰”的军事要地。

　　中苏对立时期，解放军在张家口一线大量驻军，作为拱卫北京的最后战略门户。

　　绥远省

　　绥远省在今天的内蒙古中部地区，在察哈尔省的西部。

　　绥远省的省会为归绥市，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绥远的地理位置也比较重要，东部是察哈尔省和山西省，南部是陕西省，西部则是宁夏省，是北方战略要地。

　　抗战期间，傅作义率领以35军为主力的数万大军，在这里同日寇鏖战。日军始终无法彻底占领绥远，也就无法继续染指西北的宁夏、山西等省。傅作义守住了绥远，也就保证了中国西北的安全。所以说，傅作义在内战中或许有罪，在抗战中则绝对是功臣。

　　早在清代乾隆时期建造绥远城，始终没有建立的绥远省。

　　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推动当地军阀第20镇统制张绍曾，建立了绥远特区，不再接受山西省管辖。身为绥远将军的张绍曾恩威并施，笼络和威慑了当地蒙古王公贵族。

　　特区局面尚未稳定，这边在1913年刚刚成立的外蒙古政权派五路军进入绥远，同民国军队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战争，其目的是以武力驱赶民国军队，将内蒙古统一于外蒙古博克多汗的大蒙古国。

　　张绍曾和继任者潘榘楹率领部队，在爱国蒙古王公协同下，经过苦战在1914年7月彻底击溃外蒙古军队，为国家民族立下大功。

　　之后，绥远在多股势力争夺下。在1928年，阎锡山利用北伐奉军全线溃败的有利时机，控制了绥远特区，成立绥远省。

　　阎锡山的晋军也变为了晋绥军！

　　直到抗战时期，傅作义仍然名义上是晋绥军的将领，是阎锡山的部下。实际上，傅作义已经自立门户，不再服从阎锡山的命令。

　　傅作义控制绥远省直到1949年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占领全省。

　　热河省

　　热河省在内蒙古东部，为14万平方公里，包括今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全境、通辽市大部（科尔沁区以西），辽宁省义县、锦州市以北，彰武县以西。

　　在1914年，热河脱离直隶省建立特区，到1928年正式建省，省会为承德市。

　　热河省同绥远和察哈尔不同，它的位置恰好扼守东三省进入关内的要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占领东三省以后，很快转而进攻热河省。当时热河省仍然是张学良东北军控制的地盘，不允许中央军进入。在1933年，逃跑将军张学良在热河重复了九一八时的丑态。

　　在张学良为保存实力的消极避战，加上热河军阀汤玉麟昏庸无能的统治，导致该省境内东北军不是被日军一触即溃，就是蜂拥倒戈投降。日军几乎没有遭到损失，仅仅派遣128个骑兵就攻入了热河省会。此时汤玉麟，已经率领部队押解着自己的财产跑路了。日寇直逼长城一线，20多万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各派系国军，被迫在局面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背水一战，伤亡惨重。

　　在1933年3月，热河省被日寇划入伪满洲国，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恢复该省。

　　除了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以外，当年宁夏省的面积比今天大得多，包括内蒙古西部地区。

　　以上四个省将内蒙古分化为4个部分，从而杜绝它同外蒙古一样叛乱脱离出去。

　　新中国建立以后，不但废除了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还将宁夏省面积大为缩小，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

　　为啥？主要源于苏联分裂中国的企图。

　　在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今天的内蒙古地区。

　　在苏联的支持下，内蒙古的地方势力发布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组织“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恢复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活动，建立东蒙古党部；提出实行民族平等、联合中国革命力量，争取民族解放以及内外蒙合并等项政治主张。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拿着10万人的签名赶赴外蒙古乌兰巴托，面见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乔巴山和背后的苏联，提出了内外蒙古合并结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诉求。

　　万幸的是，此时苏联只是支持弱化中国，不是真的希望内外蒙古合并。

　　斯大林认为，蒙古人有着较强的民族意识，一旦内外蒙古合并就会难以控制，甚至会引起苏联境内大量鞑靼人（蒙古人）的骚乱。

　　对此，中华民国政府非常愤怒，指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是苏联分裂中国的傀儡组织。

　　此刻非常依靠苏联援助的中共，只能表面上表示支持：国共两党都在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国共内战而做准备，东北地区是国共两军势在必夺的战略要地，中共在还没有把握胜局的情况下，为了结成“统一战线”对付国民政府，力图将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力量争取到自己的阵营当中。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向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发出了贺电，并向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展示了“尊重民族自治”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这一未来的政策方针。同时，苏联远东方面军的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也向中共提出，希望中共大力支持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

　　对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危害，中共看的很清楚，尤其恐惧于苏联在背后的操纵。

　　所以，中国共产党又将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中共延安派”的势力伸展到内蒙古东部地区，通过乌兰夫来掌控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不希望他们形成强大的势力，或者直接成为苏联的傀儡。

　　好在苏军不可能在中国驻扎太久，最迟到1946年就会撤退，那么这些苏联扶持的力量也就不足为患。

　　到了1946年3月，以博彦满都、哈丰阿为代表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与以乌兰夫、刘春为代表的“中共延安派”就东西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整合、如何实现自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未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4月3日，确定了东西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合并，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停止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等一系列决议。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大部分成员入了党。

　　由此，表面上东蒙古自治分裂问题解决了，实际上没这么简单。

　　在1947年，他们仍然在王爷庙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和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有关事宜。来自内蒙古大部分盟旗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汉、满、回、朝鲜等各民族代表393人出席会议。会后第3天，就地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此即五一会议。会议通过了乌兰夫的政治告和内蒙古自治政府自治宣言、施政纲领、组织大纲等文件，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参议会及组成人员，乌兰夫等121人当选为参议员，其中蒙古族、达斡尔族96 人，汉族24人，回族1人，妇女5人。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委员21人，其中只有3名汉族委员，乌兰夫（当时称云泽）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当选为副主席。博彦满都为议长，吉雅泰为副议长，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

　　换句话说，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就建立了。

　　即便是乌兰夫，在这个政府成立前也是有着一定的自治心理：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前夕，乌兰夫在向中共中央的提案中，提出建立少数民族的地方宪法、保留地方武装、拥有在国家正规军中组织由少数民族单独构成的军团的权利等建议。

　　自治政府实行了高度自治。

　　其标志为：1.属有区土所有权。“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护蒙古民族土地总有权之完整。保护牧场，保护自治区域内其他民族之土地现有权利。”蒙古族历来没有把土地私有化，土地属于以旗为单位的贵族和平民所共有，因此“纲领”有“总有权”之说法。（很明确，土地总有是蒙古民族的总有，不是公有或国有。）

　　2.属有自治地方武装部队。部队名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纲领”规定：“建设与发展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人民自卫军必须忠于民族，忠于人民，拥护政府…。”

　　3.属有政府旗帜。自治政府打出了自己的旗帜。政府旗设计为红、青、红横状三条色，青色中央有锄头和套马杆相交图案，其上方有五角菱形红星。锄头代表蒙古农民（也包括其他民族农民），套马杆代表蒙古牧民，红色象征革命，青色象征蒙古族。红星代表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它的前身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好在绥远、察哈尔等省多在国民政府控制下，这个自治政府直接管辖领导的区域只有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五盟，面积不大，实力有限。

　　随着1946年6月苏联从中国境内全部撤退，这个自治政府就没有什么自治的本钱，归顺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1949年12月2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并将自治区党政机关迁往张家口。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撤销察哈尔省，1954年撤销绥远省，1956年撤销热河省，将三省全部归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完全放在中央政府控制下。

　　西康省

　　同内蒙古一样，建立西康省的目前主要是将西藏分而治之。

　　西藏在明清时代分裂为三个地区，分别是西藏拉萨、山南和日喀则一带的“卫藏”；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甘、青及川西北一带牧区的“安多”；川西高原的大部、滇西北及藏东一带的“康区”。

　　西藏地理上的隔绝性，这三个地区有较大的差异。

　　西康省主要就是当年的康区，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

　　面积不小，人口很少，全省仅有170万人口（1939年）。

　　清朝时期，西康被称为川边。辖区主要为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林芝地区等地。

　　在康熙时代，康区没有真正的领袖，分散为很多土司控制区，不断发生叛乱。

　　康熙晚年派出大军征讨进入西藏的准噶尔部和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以武力的绝对优势照相了康区大小土司。

　　由于这个地区的地理条件太差，人口稀少，管理起来非常困难，在雍正时代分别由达赖喇嘛、云南和四川三家管理。

　　清末英军大举攻入西藏，满清被迫增加了对康区的控制，以拱卫四川省。

　　在1905年，满清开始逐步武力清除康区反叛的土司，迫使其他土司放弃掌握行政管理权和兵权（可以保留土地所有权和财富），最终在1911年大体控制康区，准备建立西康省。

　　辛亥革命以后，十三世达赖趁着清王朝崩溃的有利时机，出兵占领了康区有洛隆、桑昂、察隅一线以西之地，将康区的邓科、德格、昌都、类乌齐等13县划归自己控制区。

　　北洋军阀调兵到这一线同藏军对峙，双方没有大规模冲突。

　　直到1930年，西康省都由四川军阀刘文辉控制。

　　此时，藏军再次找借口向东进攻，然而四川军阀三巨头之一的刘文辉可不好惹。刘文辉立即派兵猛攻，将装备低劣的藏军击溃，俘虏藏军多名将领，连续收复了石渠、德格等多个县。

　　藏军逃回金沙江西侧，十三世达赖大为震惊，转而向刘文辉祈求和平。

　　此时刘文辉忙于四川军阀混战，决定见好就收，两军以金沙江为界，直到1950年解放军入藏。

　　在刘文辉统治时期，西康省大体稳定，下辖20个县，另有13个县被藏军控制。

　　刘文辉将西康省省会设在康定县，还希望将四川省的雅安和西昌地区归入该省。四川头号军阀刘湘则表示反对，唯恐刘文辉彻底分裂四川省。由于刘文辉长期在雅安办公，实际上雅安就是西康省的省会，而不是康定。

　　抗战期间，西康省远离中日交火区，成为最安全的大后方。

　　这里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人口始终只有100多万，是荒凉的不毛之地，发展有限。

　　到了1949年解放军攻入四川，藏军也趁机集结在西康省边境。

　　刘文辉犹豫再三，最终在12月联合军阀邓锡侯、潘文华宣布主动向中共投降。

　　直到1950年2月，解放军才攻入雅安，在3月通过西昌战役击溃胡宗南3万人，10月又击溃盘踞康区的藏军，从而彻底占领西康省。

　　奇怪的是，在1955年西康省被废除，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这又违背了将西藏分而治之的原则，在历史上埋下一个大坑。

　　另外的4个省

　　除了以上的4个省，新中国建立以后还废除了4个省。

　　这4个省没什么名气，萨沙放到一起来说。

　　平原省

　　抗战中，日寇占领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在这里建立了伪平原省，驻地郑州市，辖区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撤销了平原省。

　　但1949年8月，中共华北人民政府发出通令：“撤销各行政公署，于鲁西南、豫北、冀南衔接地区成立平原省。”

　　平原省又被建立，省会是新乡市，辖域大体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新乡、安阳、濮阳、焦作、济源和山东省的聊城、菏泽、济宁部分等地所组成。

　　好景不长，到了1952年政府认为平原省缺乏经济中心，还削弱了附近的河南和山东两省实力，最终还是取消了这个省。

　　辽西、辽东和松江省

　　这三个省都属于东北，是历史特殊时期的产物。

　　在日伪统治时期，东北地区被划分为9个省份，目的是分而治之。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政府暂时维持了东北9省的划分。

　　当时东北局势很乱，解放军和国军各自占据部分地盘，互相攻打。

　　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奉天市（沈阳市）成立后，先后设置辽北省、辽宁省、辽西省、辽东省、安东省和辽南省等。

　　1946年11月16日，中共北满分局决定成立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

　　随着战争的继续，新建的省份仅剩下辽东、辽西和松江三个省，其他都已经撤销。

　　这三省的面积都不大，松江省为8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为400万，其他两个省也差不多。

　　而当时在全国面积排行最后的江苏、浙江两省，人口如此稠密，面积也有10万平方公里以上。

　　显然，东北不需要保留这种地广人稀的小省，必须要进行合并。

　　1954年6月19日，新中国决定撤销辽东省和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松江省撤销，并入黑龙江省。

　　由此，辽东、辽西和松江三个省不存在了，只剩下辽宁省和黑龙江省。

　　声明：

　　本文参考

　　图片来自网络的百度图片，如有请通知删除。

　　民国5年是哪一年推荐文章5：民国五年，四川一支“收尸队”的真实遭遇，百姓太苦了

　　民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绝大多数人对于那个时代的印象，可能都来自于电视剧，十里洋场，富家公子姨太太……其实，真实的民国，电视剧里没演。

　　成都巷战后的场景

　　01

　　民国五年（1917年）四月，成都城遭了大难，军阀混战史上著名的“川滇黔战争”开始了。一开始的战斗，发生在滇军罗佩金部和川军刘存厚部之间，双方在成都大炮对轰，然后又展开了巷战，打得十分惨烈。

　　具体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就不细说了。总之，军阀之间争权夺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胜负存亡。我们下面要说的，是双方激烈交战之后，成都一支“收尸队”的真实遭遇。

　　成都城内宁夏街的西边，清代的时候有两座小庙，一个叫“欢喜寺”，一个叫“西来寺”。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它们都已经开始破败了。不过，那时候西来寺还有个救济团，在城中富商士绅的资助下，做一些公益事业。

　　1917年5月1日，滇军和川军已经停战几天了。西来寺救济团一个名叫朱伯升的人，打听到确切消息，滇军已经

本文标题：民国5年是哪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