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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推荐文章1：惟有读书声最佳

　　惟有读书声最佳

　　——中华文明中的读书重学传统

　　：刘绪义（国家税务总局党校〔长沙〕教授、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要问这些突出的特性是怎么产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书重学的传统。泱泱中华，一直以一个读书大国、学习强国的姿态挺立于世界文明最前列。

　　“为人皆不可以不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为进入文明社会标志之一的文字的发明，也是书籍的第一要素，意味着文明与读书一开始就结下了深厚的因缘。考古发现，汉字，作为中华文明原创性重要特征的标志，不仅起源早，而且以其独特的表意文字优势，成为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功臣”。

　　《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这里的“书”虽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书，但是，隐然可见中华民族对书籍的崇拜。在中华民族的文明早期，书是著之于竹帛的，书写和阅读都不方便，但这并不影响先民对书的重视。着眼文明的传承，古代官制中就设立史官，甲骨文中就有“乍（作）册”“作册右史”等职官出现，《后汉书》记载“古之帝王，左右置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有着众多职能，如记事工作、藏书工作、占卜工作、文书工作等，兼具治史与从政之职能。史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亦巫亦官”，地位崇高，“通天人之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才有传之后世的书籍。

　　书籍地位之高，也是现代人想象不到的。老子曾经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公元前6世纪初，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失败，率族人奔楚。作为王子，在逃难之际，竟然将宗周藏有的典籍都带到了楚国。毫无疑问，一个人在逃难之际，随身所带的东西当然是最重要的。老子因此失望“下岗”，楚国却因此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

　　夏商周三代时期，“学在官府”。可以说教育为王官所掌控，足见官府对教育的重视，也可以说，囿于条件限制，私人与民间没有条件办学。清人章学诚说：“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校雠通义》）正是由于教育，士由一种等级转变为一个阶层。士在战国之前属于贵族，接受过正规教育，特别是军事教育。管仲进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规定士的主要职能就是从事军事训练和打仗。至战国，武士向文士转变，或者说，文士更多地活跃在社会。墨子称文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这就是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的一类人，这些人就是后世所谓的“读书人”。

　　读书人社会地位之高，在春秋末至战国，从诸子的活跃即可见一斑。孔子有弟子三千之说，即使不是确数，也足见数量之大；墨子一次性可以召集300名弟子帮助宋国守城；吕不韦有门客三千，能帮他写成《吕氏春秋》。这当然得益于王纲解纽，学术下移。其时的私学盛行，也充分说明了民间对读书的渴望与重视。

　　汉代以后，官学更向平民子弟开放，同时鼓励私人办学，教育的普及性远胜于同期的西方。西汉读书人群涵盖帝王公卿至平民百姓的社会各个阶层，许多经学博士，刚开始都是自己潜心读书，影响日著后被征召为博士；东汉更甚，有名的经学大师开门授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千里负笈，诵经读书，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东都赋》）。

　　唐代在中央、各省各地有官学，民间富户兴办有私学。更有许多东洋学子，不远万里，来到大唐，“打卡求学”。宋代书院大兴，读书之风更是盛行。

　　不唯如此，中华民族基因里重教兴学传统也表现在女子教育与读书风气上。《礼记·内则篇》载，10岁前的基础教育并不分男女，从6岁始，女性可以和男性一起“教之数与方名”，因此，先秦通诗书、善属文的贵族女性很常见。齐姜可顺口引用《诗经》“莘莘征夫，每怀靡及”，穆姜通《易经》；据考，《诗经》中很多篇章，如《燕燕》《柏舟》的都是女子。汉代皇后多爱读书，窦太后好《老子》，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和帝皇后邓绥6岁“能史书”，12岁时精通《诗经》《论语》。班昭能指点皇帝绘画和书法，指导皇后习经史、天文和数学，被尊称为“大家”。

　　普通士民家也有不少识文断字的女子。汉代有“小戴”之称的大学者戴圣，早年丧父，其母能够跟他释《礼》，这样一部被现代人视为难懂的经典，在她这里却可以随口道来。前秦的宣文君出身儒学世家，幼年丧母，父亲传授其《周官》，并告诉她：“我膝下无子，你若不用心学习，这门学问便要从此断绝了。”

　　唐代社会更开放，女子教育涵盖道德、女红、儒家经典、文学、书算、音乐和宗教等方面，《女史》《女则》《女仪》《女诫》是唐代女性常读之书。因而，自嫔妃女官到村妇尼姑，皆善诗词文墨。唐代小说诗歌之中的女性无一不是知书达理、舞文弄墨之人。《唐才子传》记载：“唐以雅道奖士类，而闺阁英秀亦能熏染。”《全唐诗》载女诗人113位，诗作达600余首。宋代被视为对女性苛刻的时期，其实，理学家们大都赞成女性读书，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出女人如果知道怎样阅读，会成为更好的妻子：“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

　　明代，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阅读活动增多，社会对女性的审美也从对女容女德的欣赏转向对才华气质的推崇。以女性阅读为主题的仕女画大量涌现，明清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女性阅读最活跃的时期，女学神频出。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面世后风行一时，唤起了万千闺中女子的梦想，内江自信有才貌而不轻许人的女读者爱上汤显祖，扬州女子金凤钿干脆直接托人寄书给汤显祖。1792年春，袁枚暂栖杭州西湖宝石山庄，江浙一带女弟子闻信后纷纷带上诗作前往拜谒。

　　上海大观园内“宝黛共读西厢”雕塑 资料图片

　　六经勤向窗前读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教传统，历代帝王都兴文教，重视并倡导读书。

　　有诗称“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谬矣。刘邦尝为吏，秦朝文吏是有知识的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史载“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汉文帝说：“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汉景帝说：“夫吏者，民之师也。”项羽虽学书学剑皆不成，但他爱学兵法，兵法有书传世。否则，刘项二人如何能各自写出《大风歌》《垓下歌》？汉代皇帝如昭、宣、元、成诸帝皆爱读书。昭帝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宣帝“师受《诗》《论语》《孝经》”，元帝“多材艺，善史书”，成帝“壮好经书”，等等。西汉诸王如梁怀王刘揖、淮南王刘安以及刘向、刘歆等都是大学者。东汉皇帝如光武、章帝等亦颇有学术造诣。此后历朝历代皇帝无一不是经过多年读书熏陶出来的。

　　出身武将世家的赵匡胤常于军旅中读书。有人向周世宗告密，称赵氏用几辆车满载私物财宝，经检查，原来所谓的财宝其实是数千卷书。世宗问：作为武将，要书何用？赵氏回答：多读书以广见闻，增智慧。做皇帝后，他以读书多少作为考察选拔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赵匡胤曾问疑于宰相赵普，赵普竟无言以答，再问学士陶谷，得以解答。赵匡胤因此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宋代其他皇帝，如太宗也一样，史载“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有一次，宋琪对太宗说：“陛下好古不倦，观书为乐。然日阅三卷，恐至罢倦。”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虽未能尽记，其未闻未见之事，固以多矣。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真宗说：“朕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机务之暇，惟以观书为乐焉。”

　　朱元璋苦于年少时与书无缘，从军以后刻苦读书，称帝后，“命鸿儒进经史，自批阅，终日忘倦”。明朝还确立了专门为皇帝开设的经筵制度，延续数百年之久。清自开国之初就重视文教。皇太极即位刚三年，宣布“兴文教”，称“从古至今，历来是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高宗乾隆更是组织各类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编纂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的活动。“列圣万几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官，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目之巨观也。”继明成祖时编纂《永乐大典》后，修《四库全书》，堪称文教之盛。

　　“帝王所图治，立学当为先。”这几乎成为历代君臣的共识。不仅帝王以身作则，表率天下，而且许多皇帝都在劝学。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最有名的莫过于宋代皇帝赵恒的“书中三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总之，“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此，不仅士人读书，官员读书也成为风气。

　　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不仅看其出身门第，还要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文教大盛之时，许多武将也爱读书。关羽夜读《春秋》定格于史册，吕蒙因读书而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不少武将本身就是文人，如曹操、诸葛亮、辛弃疾、王阳明、曾国藩等，他们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既有“百战归来再读书”的自觉，也有始终以读书人自诩的荣耀，践行了“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的信条。

　　读书引领风气，学风先导世风。宋代胡瑗在《松滋儒学记》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士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基石，学风是士风的核心。由士而出仕为官，化民成俗则是士大夫的使命，也是考察官员的重要内容。宋代周敦颐看来，为官的最高境界是“上安下顺，风清蔽绝”。明代首辅李东相认为：“论吏治，则先风俗。”清代帝师朱轼将正风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地方官不仅有掌风俗之职，朝廷也重视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一个地方学风好坏，自然也在其中。士大夫对学风也保持着敏感，如宋代真德秀就批评当时的学风：“今之学者，自幼不由小学，以养其良知良能之本。不进之大学，以充其仁义礼智之性。”朱熹晓谕沧州精舍学者，读书是为了贪道义而不是贪利禄，是要做好人而不是做贵人。

　　不唯如此，大批士大夫官员践行着这一宗旨。他们关爱读书人，建书院，设书局，创学堂，礼名师，劝学资助，编书著书，刻书藏书，寄托着正人心、通时务、开风气的厚望。如清代名臣张锳在贵州兴义府任上免费给读书人添灯油，坚持长达13年；同光之际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大批督抚大兴书院之风、劝学之举，张之洞总督湖广18年间在武汉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有120多所，总督直隶的曾国藩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勉励他们：“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张之洞作《劝学篇》告诫两湖读书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希望他们通过读书正心同心。这种情怀正是中华文明能够辉映千年的内因之一。

　　读书声里是吾家

　　池塘四五尺深水，

　　篱落两三般样花。

　　过客不须频问姓，

　　读书声里是吾家。

　　官事归来衣雪埋，

　　儿童灯火小茅斋。

　　人家不必论贫富，

　　惟有读书声最佳。

　　唐人翁承赞诗中的这句“读书声里是吾家”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多少书香家庭的自豪。出身礼乐名家、东南茂族的翁承赞是大家族重视读书的代表，更多的普通士人则是渴望耕读传家，既希望“万卷藏书宜子弟”，又钟情“一樽满意说桑麻”。整体上，社会是以“家有读书子”为基本要求，以书香门第为无上光荣。

　　最晚至唐朝，城市街巷、乡村农家听到琅琅读书声就不再是稀罕事了。作为读书氛围深厚的朝代，唐朝的社会风尚近乎全民读书。不仅读书启蒙早，“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书”，而且涌现出大量少年英才。王勃、骆宾王、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大批被后世敬仰的文人，少年时即善诗。究其原因，不外乎良好的家教和浓郁的社会读书氛围。

　　如果说唐以前，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车胤囊萤学、孙康映雪读等甘贫苦学的事迹尚属特例，那么，唐以后则不论贫富和智愚，勤学读书则成为社会普遍风尚。特别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书籍进入寻常百姓家。四岁而孤的欧阳修，家贫只能用荻画地学书，“勤读书史”；“博学而无所不能”的司马光，读书至不知饥寒酷暑；“读尽天下八分书”的郑樵，风暴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诵记不绝。家庭条件好的，如熟读百家的苏洵，用自身的优势为孩子创造浓郁的书香氛围。家境差的，如元稹、欧阳修皆幼年丧父，均受益于母亲的教育。明清时期“良母课子”的主题更是绘画中的一大风景。

　　家族和地方也鼓励赞助读书。族中富人或个人或几家合作，出资办学，邀请名师教子弟读书的情形非常普遍。史载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载：两浙临安府“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会稽自建炎以来，“今之风俗，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浙江青田“贫士带经而锄，里巷市廛所至，辄闻读书声”。福建“城里人家半读书”，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有人认为，读书风气与科举紧密相关。其实不尽然，科举固然是读书人的一条出路，有不少因子孙科甲鼎盛而成为世家名门的例子，然而更多家庭重视读书并不以科举为目的。如曾国藩家风好，然亦教子弟“科举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左宗棠家风正，书香浓，然其戒子求学切勿为功名。

　　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诚然，其中也未尝不涵盖了读书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意思在呢？

　　书自香我何须花

　　“茶亦醉人何须酒，书自香我何须花。”这句出自清代小说《狐狸缘全传》的名诗，道尽了古今多少读书人的心意。千百年来，无数读书人既有“三更灯火五更鸡”饱读诗书以图康济万民的宏伟政治抱负，也有“天为读书留种子”寄情诗书以图自修自娱的惬意人生襟怀；既有“以读书著文忧国爱君为事”的名臣，也有以“愿读尽世间好书”为人生乐事的普通士人。

　　《论语》中孔子提出了读书的三重境界，即由“知”至“好”而“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达到“好学”的境界不容易，如孔子所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或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要实现“乐学”的境界更不易。孔子尚且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己忧。然则古代历史文化画卷中常常出现以读书为乐、以书香为美，以读书充实人生，修养品格，提升精神的读书风景。最有名的莫过于晋陶渊明不仅种豆南山下，还“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初唐宋之问茅斋读书：“暝还探旧史，颇知古人趣。”武元衡“惆怅管弦何处发，春风吹到读书窗”。宋代翁森有《四时读书乐》，“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赵季仁自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欧阳修也感叹，“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朱熹读书，能读到如此境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说：“人生一世，有三乐：开卷读书，闭门修禅，一语济世。”郑成功亦说：“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清人曾国藩以“读书读出金石声”为一乐。

　　更能引起人们心向往之的风景有三：一是打卡山林寺庙读书。自隋唐始，寺庙就成了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唐肃宗时，李泌隐居南岳十二载，潜心读书。后其子李繁任随州刺史时，于南岳建邺侯书院以纪念，就成中国书院之始。刘长卿、孟郊等自幼在嵩山读书；李绅在无锡惠山寺读书；温庭筠、杜牧、杜荀鹤都曾在庐山读书；王播寄居扬州木兰院中读书多年；范仲淹在醴泉寺僧舍中读书；苏轼更与寺庙僧人佛印交友，留下不少趣事。一则古代山林寺庙环境清幽，可以息却红尘功名之心，可以陶冶性情诱人诗性；二则寺庙省钱，省去不少烦恼；三则不少寺庙有藏书，僧人有学识，可以交流请教，真正是个读书好去处。

　　二是古代读书人笔下那一幅“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唯美画面。清代亦学亦商的管斯骏在《题查履光〈红袖添香夜读书图〉》中抒怀：“怜我青灯常寂寞，泥他红袖细商量。”“红袖添香”出自宋代词人赵彦端的《鹊桥仙》，清代女诗人席佩兰将其化为诗意：“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夜读书。”静夜、青灯、红袖、暗香，这一幅有声有色、动静适宜、别有韵味的文人夜间生活图景就此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一种赏心乐事。如果加上雪，那就更妙了：“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灯火读书声”（汤显祖《与李太虚》)。

　　这并非古代文人的情色幻想，实则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开始接受女性作为智力型的同类，认同女性才华，甚至渴望拥有能与他产生共鸣的伴侣有关（参见李晓愚《明清才女文化与女性读书图研究》，《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泥他红袖细商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清人毛大瀛初婚时，赠诗其妻：“他日香闺传盛事，镜台先拜女门生。”其妻笑道：“要改一字。”毛问何字？其妻将“门”字改为“先”字，就成“镜台先拜女先生”。那种自信，就是学神配学霸的自信。席佩兰伴夫读书至深夜：“夜深衣薄露华凝，屡欲催眠恐未应。恰有天风解人意，窗前吹灭读书灯。”（《夏夜示外》）颇有画面感。

　　三是书与茶、知己组成的黄金搭档图。要问古之读书人，什么是简单人生，什么是惬意活法？无他，一书一茶一知己而已。《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因此，游学交友就成了一种古老的读书风景。孔子本人就是著名的游学者。司马迁、郦道元、徐霞客、李白、杜甫等更是亲身体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找寻他们的“诗和远方”。一如《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所说“游学博闻”，游学不仅可以开阔视界，增长见闻，而且可以寄情山水，拜师访友，留下了诸如“兰亭雅集”“岳麓双讲”“程门立雪”“雪夜访戴”等经典文化史话。不仅传播了思想文化，也践行了知行合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茶和书无疑是最好的伴侣。古代读书人嗜书与嗜茶，几乎达到了浑一的境地。本来，茶就是伴读之首选。“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其堪夸。”一杯茶，使人神思清明淡定；一卷书，使人沉静冲融从容。茶似禅，书似友；一个清心，一个明智，再加一知己，让人情悦。风轻云淡无如茶，书卷多情似故人，在这里达到一个高度和谐而完美的统一。这种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怀，正是中华文化中读书传统的重要价值体现。

　　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读书重学传统基因居功甚伟。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传承这一传统基因，推动全民阅读。既要有“读书破万卷”“读书如克名城”的劲头，也要善于“从无字句处读书”，养成读书好习惯，端正读书价值观，做新时代知行合一的实学实干者。

　　《光明日》（2024年04月19日 13版）

　　： 光明网-《光明日》

　　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推荐文章2：用音乐为思政插上翅膀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以什么样的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传播，使党的创新理论能够在广泛的范围内更加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在广袤的园地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而发挥立德树人、铸魂培根的重要作用。面对这一时代课题，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三农+艺术”教学团队，依托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基地、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省“大思政课”建设创新中心牵头单位等一系列学术平台，整合各方面的主体力量和各种优势资源，致力于用音乐为思政插上翅膀，成功打造了自身的特色名片。

　　一、创新传播载体，赋能理论宣讲

　　把红色音乐有机融入理论宣讲，打造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音乐党课，为党的创新理论插上音乐的翅膀，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紧扣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主持研发了《深刻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里程碑意义》《系统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景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理与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与路》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音乐党课，组织开展送音乐党课进机关、进党校、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军营活动，应邀在省内外主讲音乐党课200余场，听课总人数超过6万人，其中《半条被子映初心》在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湖南省委党校等单位宣讲80余场。2024年应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经视邀请，参与录制中国工人思政课第二季，走进中储粮常德直属库为工人讲授音乐党课《青春守护中国粮》并在湖南经视播出。2023年主讲的音乐党课《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湖南教育电视台等播出，得到广大受众的一致好评。

　　二、打造音乐思政，提升育人效果

　　牵头建成“大国三农”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创新实验室，组建跨界、跨地、跨校的音乐思政创新团队，在国内高校中率先提出“思政+音乐”的理念，用思政为音乐注入灵魂，用音乐为思政插上翅膀，立足湖湘大地，面向大中小学生，探索构建以音乐思政为特色的大思政课体系。主持完成省级思政金课建设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验收合格)和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革命歌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学理研究与实践探索》(结题优秀)，整体构建“思政+三农+艺术”思政课特色教学模式。

　　主持研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王震与南泥湾精神》《抗战岁月与黄河绝响》《此生永做共产党员》《半截象牙筷，满心鱼水情》《追寻我心中的那一粒种子》《像袁隆平爷爷那样读大学》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音乐思政课，应邀在省内外大中小学主讲共计30余场，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邮亭圩镇建立逸骅音乐思政专家工作室，策划并推动所在单位与长沙市芙蓉区教育局、浏阳市教育局分别共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音乐思政)实验区”“湘赣红大思政课共同体”，发起并联动国内100多家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以“线上+线下”的方式举办音乐思政公开示范课9场，受到人民网、党建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教育发布、湖南教育电视台等推介，其中以音乐思政助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经验，先后在2024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和全省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讨会上作典型发言。

　　三、创作原创歌曲，助力乡村振兴

　　依托湖南省企事业文联文艺家工作室——“胡艺华音乐创作工作室”，整合各方力量和多种资源，以“思政+三农+音乐”融合创新的理念和方法，围绕乡村振兴等主题开展音乐创作。主持完成2022年度长沙市文艺创作扶持项目“浏阳河畔唱‘三农’系列原创歌曲创作与展演”，作为词参与2022年度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歌曲《怀念你青春的模样》”，作品入选首届中国音乐文学盛典百首优秀作品展播，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国内高校第一本由思政课教师作词的原创歌曲集《唱响主旋律》并获湖南省学校文化建设创新成果评选展示活动特等奖。

　　坚持以音乐传播红色文化、以音乐唱响乡村振兴，应邀为陕西省黄陵县小石崖革命根据地旧址、益阳市赫山区中共金家堤支部陈列馆和曾士峨烈士事迹陈列馆以及永州市零陵区画眉山红色文化园、零陵区邮亭圩镇大木源村创作主题曲，策划主办4期“思政+三农+艺术”原创音乐作品展播，创作《红星照耀小石崖》《为世界种下一个梦》《到哪里找这么好的小城》《我们的黄溪》《禾下爱情梦》等100余首原创歌曲并在新华网、人民网、党建网、新湖南、红网等播出。原创音乐作品《百年荣光》获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红星照耀小石崖》入围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决赛、《走，去永州(零陵版)》《爸爸叫我上农大》获评2023视听中国“我的家乡美、相约马栏山”优秀短视频征集展示系列活动优秀入围作品，《爸爸叫我上农大》在湖南省大学生微电影短视频大赛中获二等奖，《中国椒傲》在湖南省高校“青年学习堂”短视频大赛中获三等奖，《梦回大木源》在第四届湖南省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资源共享单元中获三等奖。(胡艺华 易婧)

　　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推荐文章3：中央党校中央和国家机关分校召开2023年春季学期教学工作会议

　　3月14日，中央党校中央和国家机关分校2023年春季学期教学工作会议在中国农业银行党校召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副主任王刚、中央党校中央和国家机关分校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冯源出席并讲话，农业银行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军善致辞。

　　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副主任王刚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校中央和国家机关分校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冯源从党校姓党、规范办学、开门办学、从严治校等四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并着重从规范办学和开门办学两个方面部署了办学质量考评和7个方面资源共享工作。分校副校长代吉成总结了2022年秋季学期教学工作，部署了2023年春季学期教学和分校班办学质量考评工作。分校一级巡视员李兴辉主持会议。

　　会上，中国建设银行党校、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校、交通运输部党校、国家税务总局党校从课程体系开发建设、课题研究、教学组织管理、在线平台建设与应用等方面分享了办学经验。与会人员围绕更好落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校工作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党校分校班办学质量考评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央党校中央和国家机关分校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冯源(图左)和开行党校校委会主任李化常(图右) 共同为“精品课程录制基地”揭牌。

　　会议期间，组织与会人员到国家开发银行党校考察交流，举办了中央党校中央和国家机关分校“精品课程录制基地”揭牌仪式。受开行党校校长赵欢委托，开行党校校委会主任李化常出席揭牌仪式并致辞。冯源同志、李化常同志共同为中央党校中央和国家机关分校“精品课程录制基地”揭牌。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中国科学院党校“两弹一星”纪念馆。

　　本次会议由中央党校中央和国家机关分校主办，中国农业银行党校承办。中央和国家机关52家部门党校及分校有关人员共92人参加会议。

　　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推荐文章4：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编辑同志：

　　“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要求党员干部“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广大党员干部越要始终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和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用实干实绩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干事担事，是干部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焦裕禄以“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的决心和实干，凝聚起兰考人民与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斗争的强大力量；廖俊波“认准的事，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带着人民加速追赶，推动政和县从福建省“省尾”发展为省“十佳”；黄大发立下“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誓言，与干部群众一起在绝壁凿出“生命渠”……主动作为、真抓实干，团结带领群众振奋精神、创造实绩，方无愧为党的干部、人民公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以昂扬的斗志、旺盛的干劲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做坚定的行动派、实干家。

　　在乘风而上的时候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并不难，难的是在面对矛盾和问题、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始终坚定必胜信心、保持奋进状态，在风浪中前行、在激流中勇进。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更需要全党全社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应该看到，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同时，坚定信心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在乱云飞渡中“走好自己的路”。广大党员干部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毅，有效应对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烦恼，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不断化解难题、稳扎稳打向前走，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干事创业要有抢抓历史机遇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不进则退、慢进亦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紧跟形势政策，练就“火眼金睛”，能够在风云变幻中敏锐发现发展机会。面对时机，不能光指手画脚，要真正行动起来、干起来。蓝图已经绘就，目标就在前方。广大党员干部要沉下身子、迈开步子、甩开膀子当好“施工队”，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作善为抓落实，带动起全党全社会创新创造的热情和激情，激发起神州大地拼搏奋进的潜力和活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新业绩。

　　：《求是》2024/10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党建教研部 余力

　　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推荐文章5：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王伟域（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教授，税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决定》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部分，从健全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方面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具体安排，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税制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财政、税收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不断完善包括财税领域在内的各方面体制机制。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财政税收作为政府收入的主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保障。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必须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三是缓解企业资金困难、激发企业活力的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对企业经营的财税支持力度，是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的有效手段。

　　一、深刻认识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把握的原则

　　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立足整体、总揽全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在强调全局的同时，还要注意研究局部的情况。这就要求必须摆正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旗帜鲜明地维护整体利益，个体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局部服从全局。财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树牢全国一盘棋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等部署要求，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现象。要增强全局意识和整体观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无序举债搞建设的做法，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反对地方保护，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税收制度关系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利益分配。预算改革要围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晰政府作用边界，克服错位、越位、缺位现象，政府该管的要管住，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税制改革要注意处理好“取”与“予”的关系，既防止税负过重、竭泽而渔，又避免税负过低、政府调控和公共服务保障乏力，保持合适的财政汲取能力和政府收支规模，使财政经济发展始终在良性循环轨道上运行。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政府收入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转移支付制度安排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决定》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统筹兼顾中央的调控力和地方的发展活力，理清权责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要适度加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保持合理的中央财政收支比重，增强中央统一调度、指挥、管理经济社会和发展的能力。同时，适当放权给地方，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是公平的前提，没有效率的公平缺乏根基，没有公平的效率不可持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得好，就会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效率与公平主要体现在分配上，涉及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完善体制机制和调节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更好激发各方面积极性，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同时，要统筹促进规则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打破利益固化、阶层固化的藩篱，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更好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正确处理长远与当前的关系。财税体制改革要统筹促进短期财政稳定和长期可持续性。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明确优先序，把握时度效，远近结合。既要立足当前，有条不紊地抓好当下具备条件的改革举措落地，着力解决经济财政运行中的堵点卡点问题，又要着眼长远，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新要求，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谋划推动长远体制机制建设。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当前是未来的基础，只有当前搞好了，才能未来可期；长远是成功的必要，只有眼光长远了，才能不迷茫，深化改革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二、落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

　　健全预算制度。《决定》提出“健全预算制度”，并从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强化对预算编制和财政政策的宏观指导、统一预算分配权、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告制度等多个方面作出部署。一是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增强预算对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政策的保障能力。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绩效评价制度，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二是强化对预算编制和财政政策的宏观指导。健全支出标准体系，建立完善动态调整机制，为预算编制提供科学依据。加强财政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三是统一预算分配权，提高预算管理统一性、规范性。防止和克服“钱等项目”的现象，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推进预算安排与存量资金的有机结合，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和支出结构调整力度，规范各领域、部门和单位预算支出管理，结合实际合理确定预算收支规模。四是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完善预算绩效评价制度，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坚决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杜绝大手大脚花钱、奢靡浪费等现象。五是完善预算公开和监督制度，提高预算公开工作质量。六是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告制度，强化数据分析应用。完善财会监督体系，严肃财经纪律。

　　健全税收制度。《决定》提出：“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一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研究与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促进和规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二是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三是健全地方税体系。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四是完善绿色税制。全面推行水资源费改税，改革环境保护税。完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有关促进绿色发展政策体系。五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增强税务执法的规范性、便捷性和精准性。

　　完善财政体制。《决定》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一是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减少委托地方代行的中央财政事权。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资金。二是优化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三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清理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继续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优化省以下财力分配，切实加强基层财力保障。

　　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体系。按照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一是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完善政府债务分类和功能定位，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二是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数据共享应用。加强源头治理，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严格对违规违法举债问题监督问责，落实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发挥典型案例警示作用。三是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完善债务限额分配机制，加强专项债券资金借用管还全生命周期管理。四是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综合治理，持续规范融资管理，禁止各种变相举债行为，推动形成政府和企业界限清晰、责任明确、风险可控的科学管理机制。

　　： 《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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