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国教是什么

　　刘刚/文

　　佛教走出印度

　　佛教起源于哪里？都说是印度，大体上，也可以那么一说。可具体来说，它应该起源于今之尼泊尔，更确切地说，是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国，据考，公元前七世纪，释迦族以马为图腾的一支，迁入今尼泊尔与印度交界处，建立部落共和国，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是被推选出来的执政官，他不是世袭国王。

　　而“释迦牟尼”，便是那位姓乔达摩的仙裔，名悉达多的王子。“释迦”，为种族姓氏，意思是“能仁”，“牟尼”，是对人的尊称，意为“寂默”，连起来解读，释迦牟尼，就是“能仁族里那个寂默的圣人”，能仁族与共和国，可以说是佛教的根本。

　　今天的尼泊尔为古印度一部分。这一部分，不是从现代国家观念而言，而是从文化传统来说的，佛教本来就是印度思想的产物，可它却不容于印度。

　　佛教出现以前，印度已有婆罗门教为国教，表达国家意志，维护国家体制，佛陀忽闪而出，以“惟我独尊”的姿态，挑战了婆罗门教的权威。

　　首先，佛教是佛陀对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思考，以个人体验创教立宗，并不是为国家或民族神道设教，创造信仰，佛教是很个人化的，所以佛教与婆罗门教迥异。婆罗门教是国教，是印度民族性的宗教，而佛教，则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局限，从个体性出发，成长为走向世界的人类性的宗教。

　　其次，在教义方面，佛陀怀抱普世价值，有共和思想，以众生平等学说，冲决了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网罗。公元前五世纪前后，轴心期的理性之光不光闪耀在佛陀一个人头上，在佛陀问世前，古印度就出现了沙门思潮，在思想史上，沙门与婆罗门专门唱反调。

　　沙门思潮的兴起，反映了刹帝利地位上升。古印度是种姓等级社会，婆罗门是第一等级，刹帝利是屈于婆罗门的第二等级，《梨俱吠陀》写到：“原人之口，是婆罗门；彼之双臂，是刹帝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足，出首陀罗”，将人分为永远固定的四个种姓，诸神与人都被祭祀掌控，被婆罗门的话语权统治。到了《奥义书》时代，刹帝利已不甘自居于双臂，也来争夺话语权了，这有点像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时，为了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都来支持宗教改革一样，刹帝利用古印度本有的轮回和业观念，从思想上动摇了种姓制度的根基。

　　《奥义书》虽由《吠陀》发展而来，而被视为婆罗门教典，但并非都由婆罗门书写，也不完全反映婆罗门教的观点。实际上，有的“奥义书”敌视婆罗门而具秘传性质，《歌者奥义书》说，关于梵的知识只能传给儿子或入室弟子，不能教给其他人。某些“奥义书”中，刹帝利已经作为思想权威出现了，自居于婆罗门教师，特别是关于轮回、业和解脱，并非出于吠陀传统，而是基于刹帝利的沙门教义，成为后来印度宗教之本。

　　然而，梵书时代则奉行祭祀至上，祭祀本身，成了目的，天神虽在，只是祭祀对象，通过祭祀仪式，可以支配天神，而祭祀方法，则被婆罗门专擅。那时，印度本土的宗师，或为婆罗门，或为沙门，著名者被尊称“沙门六师”，载于《佛经》，皆以自身苦修取代祭祀，以轮回、业、解脱取代种姓。

　　在印度，轴心期的理性之光，反映在沙门诸子的思想中，佛陀为之代表，沙门思潮被佛教采纳，但佛教却并没有在印度发扬光大。佛教再度兴起，有待于一个新机遇。一个国家太小了，佛教需要一个世界。佛陀涅槃后，又过了两个世纪，终于等到亚历山大来了，给它带来了希腊化世界，它便在这个世界里发枝散叶。

　　佛教诞生于印度，而印度是个婆罗门国，佛教因与婆罗门教对立，而一度在印度消失，所以，佛教中心不在印度，而在犍陀罗国。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犍陀罗国大概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灭波斯帝国，征服中亚，来到犍陀罗，带来希腊文化安营扎寨，与佛教文化融合，形成犍陀罗艺术。佛传东土，就从犍陀罗国起步，带来石窟里的健陀罗艺术。如果说犹太教曾经有过一篇血与火的“出埃及记”，那么佛教也应当有一篇“出印度记”。

　　出印度，往哪儿去？往犍陀罗去。那是希腊化世界一块艺术与信仰的飞地，像个思想启蒙的逗号一样，勾引着叛逆的佛教到此稍息，接受希腊化洗礼。

　　犍陀罗，为印度列国时代十六国之一，今阿富汗之喀布尔、坎大哈以东，及印度之西北部，皆悉犍陀罗境，核心为一盆地，东、西、北三面被巨山环绕，南面，顺流而下，是印度河流域。兴都库什山有喀布尔河，从西北往东南流，经由此地，入印度河水系。其东北从喀拉昆仑山上，则有河流西南向，亦于此地汇入印度河。这两条河谷，成为外界从西北（阿富汗）和东北（中国新疆）进入犍陀罗以及印度河流域的通道。

　　犍陀罗国名，又作健驮逻、乾陀罗，也有译作“香林国”、“香净国”、“香风国”、“香洁国”的，何以这么香呢？据载，乾陀罗树香气袭人，遍地皆植，即为香林，风化所及，香满国也，这就是犍陀罗国，从吠陀时代起，地居印度北疆大道之要冲，成为亚洲内陆交通的核心区域。

　　这片核心区域的核心，是帕米尔高原，天山、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在这里交汇，中亚三大盆地——费尔干纳盆地、吐火罗盆地、犍陀罗盆地，还有中国新疆位于天山南北的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都被这三座大山分开，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文明空间，但也有通道相连，一条是从中国新疆往中亚去的天山走廊，还有一条是从阿富汗通往中国的瓦罕走廊，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北段之间的一个东西向的狭长山谷，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与印度往来的的通道，犍陀罗就在这条通道上。

　　此地为枢纽，连着中亚、东亚和南亚，亦为门户，由此通道往南去，便展开了一幅辽阔的印度文明的画图。

　　希腊化的华严大数

　　佛教里有“华严大数”，出自《华严经》。据说，“华严大数”，是佛陀使用的计量单位，计有123个数，都是跟教义有关的天文数字，用了宇宙的尺度来衡量，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最大的一个数，叫“不可说”，比它大的，是它的叠加，即“不可说不可说”，还有更大的，是“不可说不可说转”，加了一个“转”字，就显得“佛法无边”。据说，“不可说不可说转”=10^(3.721838387×10^37)，若一秒写一0，要写1200亿亿亿年。

　　若放在这样大的宇宙尺度里，人类历史活动的纪年就不值一提了。因此，历史上，印度从未有过像样的编年史，而中国文化则相反，远离宗教而以历史为宗教。

　　老子的《道德经》也以“不可说”开篇，“道可道，非恒道”就是“不可说”的意思，但老子对于数字则换了极简主义的“一是一切”的尺度，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运算方式解释生生的世界，有别于“华严大数”。《易经》里，也有个阴爻和阳爻互动的算法，以64卦384爻，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活动的数据库和演算模式，以历史作为评价现实的标尺。

　　“华严大数”也许受了希腊化影响。公元前六世纪，与佛陀大约同时，有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名叫毕达哥拉斯，有可能受了音律中整数及整数比的启发，提出“万物都是数”，引发了天文学的“天球的音乐”。

　　天体运行的声音，人类听不清，但毕达哥拉斯告诉我们，可以通过数学概念，在数学运算中来倾听，亚里士多德甚至说，毕达哥拉斯以数为“整个自然的初始之物”。卢昌海著《毕达哥拉斯的数》一文，指出毕达哥拉斯还区分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他认为算术与几何，属于纯数学，是以心智想象建构世界；音乐和天文，属于应用数学，以感官探究把握世界。也可以说，算术就是数本身，而几何与音乐，前者是数的空间形式，后者为数的时间存在，而天文，则是数的时间和空间的统一。而1、2、3、4相加得之10，被视为十全十美的完美数，这种完美的数字想象，被形式逻辑赋予了必须的实在性，完美的宇宙，天球数目要等于10。

　　可当时所知天球只有9个，即地球、月亮、太阳、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以及最外层的群星，所以毕达哥拉斯又提出，宇宙有个中心即中央火……人们看不到它。亚里士多德说得好：这不是在为现象寻找理论和原因，而是试图强迫现象满足他们的某些理论和观点。

　　完美是个坑，思想已塌陷。外部的宇宙缺陷，还可以用想象的存在来弥补，可来自内部的缺陷——从“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自身的发展中发现的“无理数”，却使得基于数的哲学想象的短板出现了，被无理数拉下马的和谐与完美，从此就变得灰溜溜，“万物即数”的理念世界，也跟着塌了一角，给毕达哥拉斯学派带来了危机。

　　“华严大数”，是对修行的自我体认数字化，试举例言之。例如“无尽”，指无为法，《维摩经》说：何谓无尽？谓无为法。又说：传法如传灯，以一灯燃百千灯，故有无尽灯，照亮无明。《华严经》亦云，信心为烛，慈悲为油，以念为器，光为功德。然而，人言“无尽”，佛曰有数，菩萨解说“华严大数”，算得“无尽”为一大数，不仅作为语词存在，而且作为数字存在。

　　还有“无量大数”，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数，或大不可测的数，该数是佛教无量智、无量心的数字化存在，“无量”为1068，“大数”为1072，还可以再细分为无量、十无量、百无量、千无量，大数、十大数、百大数、千大数。元人朱世杰撰《算学启蒙》，其中言“数”，分为“大数”、“小数”。

　　“大数”之中，有传统算书里的“大数”：一、十、百、千、万、亿等。还有非传统算书中的“大数”：极。由佛教带来的“大数”则有：恒河沙、阿僧祇、那由他、不可思议、无量大数。“无量大数”，便首见于此。“小数”之中，也有算数：分、厘、毫、丝等。有佛数：模糊、逡巡、须臾、瞬息、弹指、刹那、六德、虚空、清净、阿赖耶、阿摩罗、涅槃寂静。我们发现，这些“大数”、“小数”，都分为算数和佛数，都指向物质和精神两极。物质形态的算数，我们还好理解，可精神现象的算数，该怎么解读？两极算术，无论大、小，亦各有其三观——宏观、微观、宇观。物质层面的宏观部分，为日用之数，可用于日常算术；微观、宇观部分，是出于心智想象之物，其大为“极”，其小为“净”；而精神层面的佛数，不仅“致广大”——至大无量，而且“尽精微”——至小涅槃，为10-24。

　　由此看来，佛教数学，不仅“万物皆数”，而且将人的感知、体认、思想——思惟修都纳入算数范畴，都与“华严大数”或“无量大数”中的某个数字有关，也就是说，每一种精神现象几乎都对应着一个大数据，大数据不仅能掌握人的物质世界，还能反映人的精神活动，不但无量四心，可以数字化，并用数据来表达，“不可思议”，同样可以。

　　“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谓佛陀神妙，非凡人可“思”，无语言能“议”，却能以数字表达，在“无量大数”中，“一不可思议”为1064。

　　思想的数字化，是印度本土佛教固有的，还是在希腊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应该与希腊化有关，有可能是将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思想引入佛法。如果说“万物皆数”一说还是将客观的认识对象数字化，那么在佛法中作为认识主体的思想者本身也被数字化了，佛家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都可以被数字化。

　　谈到希腊化，还有一例，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论数沙》中，说道：我要告诉大家，用我找到的方法，不但能表示出占地球那么大地方的沙粒的数目，甚至还能表示把所有的海洋和洞穴都填满了沙粒，这些沙粒总数不会超过1后面有100个零。

　　佛教“华严大数”和“无量大数”中，也有一个数，跟沙有关，那就是“恒河沙数”，但“恒河沙数”，只是阿基米德数沙的一部分，包含在阿基米德大数之中。阿基米德大数，是所有大数中最大的那一个，比佛教无量大数还大。后来，一个九岁美国男孩，模仿布谷鸟发声，给它起了个“googol”的名字。再后来，又有一家搞大数据的公司，就用这个名字，用阿基米德大数给公司命名。

　　看来，佛教数字化受了希腊化影响，而佛教希腊化中心就在犍陀罗。

　　汉传佛教已希腊化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犍陀罗国也被征服。亚历山大逝后，帝国四分五裂，犍陀罗属于希腊化的塞琉古王国，大约位于叙利亚、伊朗、亚美尼亚一带。

　　公元前约256年，希腊人在犍陀罗自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西汉人称之为大夏。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人被匈奴追杀，西迁中亚，席卷大夏，分拆大夏国为五部翕侯，其中，贵霜部崛起，攻灭四侯，统一五部，建立贵霜王朝，故贵霜王朝的兴起，当可视为希腊人的一次复国运动，王朝的贵族都是希腊人，他们重新回到了犍陀罗。

　　还在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希腊人就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佛教影响，并对佛教作了改造，到了贵霜王朝时期，希腊人就把佛教的影响，推向整个希腊化世界了。

　　有人说，犍陀罗是人类文明全球化的最早尝试，各文明于此“共和”，并从中受益，以佛教为例，孔雀王朝阿育王尊佛教，初期，王朝里的佛教仍带着婆罗门教残余，等级意味浓郁，当它来到犍陀罗，遭遇希腊文明时，就重启了原始佛陀的能仁精神与共和品格，一变而为强调平等的世界性宗教。希腊思想也与佛法相通，如《弥兰陀王问经》，纯问答体，一如柏拉图行文风格，而早期高僧那先的老师法铠是希腊人，那先很可能也是希腊人。

　　佛教东传，传的是希腊化佛教，希腊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城市化，佛教在印度本土，以乡村为基础，到犍陀罗时，便向城市文明转型，走出乡村社会，走向城市文明；走出种姓制度，走向众生平等；走出宗教信仰，走向思想共和。

　　艾兹赫德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三节“公元前200年到公元400年的中外交流”的“思想交流”部分，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音乐，另一个是炼金术，还有一个就是佛教传播，从贵霜王朝向中国传播。其中，他提到了两位最著名的佛教传教士，一位是小乘佛教的安息（伊朗）王子安世高，另一位，是大乘佛教的贵霜梵文学家支娄迦谶。

　　这两位的汉字姓名，都是以国为姓，安世高是安息国的太子，故姓安，支娄迦谶是大月氏国人，故姓支，西域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主要是由这两姓推动，从这两国传入。安姓，大本营在安息帝国。支姓，其根据地在贵霜王朝。安息偏于小乘，贵霜趋于大乘，它们的价值偏好，有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底蕴，安息是波斯文化底子，贵霜是希腊文化底子，它们都被佛教化了。

　　还是中国胃口大，适应性强，兼容并包，管你大乘小乘，全都容下。无论小乘思想的种子，还是大乘教义的苗芽，在中国都能找到相应的文化土壤生根开花。艾兹赫德指出，小乘宗旨，同那时中国文化原本迥异，但有一点相通，小乘教强调人可以通过禅修，把自己从轮回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主张自己解放自己。这一点，类似于中国方士以修行与服食丹药实现自我超越，当然也就可以尝试禅修达到游仙，宗旨虽有不同，但方法颇为一致，都是通过体认的方式——修行，来达到自我预期的目的。

　　而大乘教义，则被艾兹赫德说成了“没有教义，一切都是辩证法”，那便是“空”的辩证法，轮回也好，涅槃也罢，都是“空”，既然一切都是空，也就没什么可以解脱的了。他认为，这样的大乘思维应该是中国人最陌生的，可中国人同样照单接收。殊不知，中国文化里早就准备好了老庄思想与之对接，通过“以无为本”的后门，也能进入佛教“空”域，老庄思想，成为佛教进入中国的桥梁。

　　（近著《文化的江山》前五卷，中信出版社）

　　印度的国教是什么推荐文章4：宗教冲突丨印度教如何被利用为印度的政治武器

　　2021年10月8日，印度媒体炒作，“有解放军在中印边境东章地区越界而被印军短暂扣留”，甚至还有好搬弄是非的印度网友，跑到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一张所谓的“照片”，后来被证明一切都是子虚乌有。这些“照片”，后来也被证实不过是宝莱坞的电影剧照。

　　在疫情肆虐、经济受损、内焦外困的背景下，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教特性”政府，依旧利用着民众对印度教的虔诚，煽动了不同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牵引出一系列由民族主义情绪主导的“神操作”，有自信的印度舆论界编造的“对华大捷”，更有成为“世界药房”的谎话。

　　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不光明面上对穆斯林下黑手，在保护圣牛的口号下，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纠察队对食用牛肉者、交易活牛者及屠宰场所有者处以私刑，而这种私刑行为不受法律制裁。

　　在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印度，可谓“三步见一神，五步过一庙”，只要世界上存在的宗教，印度几乎都有它们的追随者。其中主要的宗教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等，无宗教信仰者仅仅占了印度人口的0.05%，也就是说宗教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印度人民身份认同的基础，并且融入于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截至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统计表，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作为印度的第一大宗教，印度教信徒长期以来都占据印度人口的80%左右；

　　而紧随其后的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其教徒虽然一直以来仅占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截止至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六十年里，其人数上涨了4%，上升速度不容小觑。与此相比，印度教信徒比例的下降趋势不免引起印度人民党的警惕，使得印度执政党想着法子增加非伊斯兰教以外的教徒，比如2019年出台的《公民身份修正案》。

　　若论印度宗教冲突，最激烈的矛盾就产生于此两大宗教，并且二者的矛盾能够追溯至千年以前。

　　虽然印度《宪法》规定：印度不设国教，国家的治理皆以世俗为基础，同时还强调了各宗教平等且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但庞大的印度教信徒，使得印度的整体意识形态难以避免地向着印度教倾斜。

　　在2019年的印度议会选举，和2014年的结果一样，印度教主导的人民党以绝对的优势再次获得了未来五年的国家治理权。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胜利，则毫无疑问地归功于人口大宗的印度教选民。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度的人民党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印度教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这显然已奠定了印度无法实现“世俗性”的事实。

　　1206年，伊斯兰教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获得稳定的政权，穆斯林统治者在主导印度次大陆的数百年时间里，不断以宗教为武器，让大批印度教徒皈依伊斯兰教，试图对印度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革，但由于两个宗教的教义几乎大相径庭，以及宗教普遍具有的排外性，穆斯林的统治从未让印度教徒真正归顺，造成的血仇和矛盾一直延续到当代。

　　194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经济遭受重创，英国提出并实施《蒙巴顿方案》（即“印巴分治”方案或印度独立法案），将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印度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强行分界，造成了印度灾难性的分裂。这个未考虑大量民族和政治因素的匆忙的决定，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和难民迁移，使这次分裂导致了超过19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超过400万人丧生。仅有大约3500万穆斯林在分裂后留在了印度。

　　虽然在印度，穆斯林可以不受限制地公开在清真寺礼拜，但他们获得的教育机会是很有限的，政府工作人员也难以获得晋升机会。因此，部分印度穆斯林选择移民到巴基斯坦，而留在印度的穆斯林往往是来自社会最底层、最贫穷的人群。生活在贫民窟的的穆斯林也往往不会追求高等教育，因此融入现代社会的印度穆斯林所占的比例很小，有一部分印度教徒还排斥与穆斯林一起工作，长此以往，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明显低于印度教徒，将世代陷入贫困中。

　　2019年的12月12日印度总统科温德签署并生效《公民身份修正案》，该法案允许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曾受“宗教迫害”的六个少数民族，即印度教、锡克族、佛教、耆那教、帕西教和基督教移民快速获得公民身份，简化他们获得印度公民的程序。

　　对此，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称：“该修正案从根本上具有歧视性”，因为它赤裸裸地排斥了穆斯林，使得穆斯林非法移民不可能继续待在印度，而印度本地合法的穆斯林公民也担心自己会成为二等公民。

　　这一排斥性的法案明显地反映了印度执政党的“印度教特性”的意识形态中，有意剥夺穆斯林公民权利的态度，这与印度多元主义的宪政基础是相违背的。《修正案》一出，便激怒了穆斯林群体，游行示威也从东北各邦迅速蔓延到印度全国。

　　早在2014年，莫迪第一次代表人民党在议会竞选，他宣称，将为全世界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提供天然的家园。这一呼吁得到了大部分印度教选民的支持，使得莫迪所代表的人民党在印度教选民中的声望大大加强。

　　但是对于穆斯林群体而言，人民党的掌权已使得他们生存的空间将越来越窄，针对穆斯林的群体性迫害只会越演越激烈。印度卫生部长阿加瓦尔也声称穆斯林要为COVID-19的传播而承担罪责，印度电视媒体也随即大肆污名化穆斯林，称COVID-19病毒是由穆斯林所掀起的“圣战”。

　　对于非印度教教徒来说，如孟加拉国《黎明》评论的：“毫无疑问，在莫迪的监督下，印度正转变为印度教国家，少数族裔在被边缘化。”仿佛预示着印度多元主义和世俗化的终结。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甚至还没有100年的历史，但在总统纳伦德拉·莫迪的领导下，印度教已经重塑了印度的政治，同时也重塑了印度教。

　　莫迪在政治上所强调的意识形态，使印度教产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印度教成为老一辈教徒无法理解的东西。

　　和印度教有着相似转变的还有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等——越来越多的激进派伊斯兰教主义者对古兰经并不精通、宣誓非暴力的佛教僧侣却在缅甸和斯里兰卡煽动大屠杀、基督教徒们越来越过分地针对耶稣从未提及的投胎与同性恋问题……

　　再把问题聚焦到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危机，为政治而不顾疫情，使印度总理莫迪引起了社会的不满。

　　2021年的4月26日，印度的新增新冠确诊已超过35万例，此时的东部西孟加拉邦却正在举行第七阶段的选举投票，投票的人群已经在投票站外排起长龙。

　　由于西孟加拉邦是印度人民党首次获胜的地方，该地也成为莫迪选举的主战场。莫迪更是前往西孟加拉邦对支持者演讲，感叹道：“从来没有在集会上看到这么多人。”结果可想而知——印度人口第四大邦的西孟加拉随后便成为新冠确诊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但当地选举仍未停止，第八轮投票随即而来。

　　西方媒体批评莫迪，作为印度支持率高达70%的总理，却在疫情期间为仍然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忽略疫情的危机。

　　英国《卫》称，过度自信是印度疫情不力的主要原因，莫迪自信地向民众发出信号称印度已成为“世界药房”，在疫苗接种人口不到1%的时候便主张民众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放任大型宗教活动和体育赛事的进行，使印度疫情陷入更深的危机。

　　印度2021年1月公布的“国民情绪”民调中显示，高达74%的受访者认可莫迪工作成果，但在经历了四月份的疫情之后，莫迪的支持者明显变少。

　　《日本时》的文章导了部分莫迪支持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北方邦一座前清真寺所在地建立一个新的印度教神庙，比控制疫情更重要。

　　由此看来，印度政府面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已然显现出其政治格局——教派主义的政客为了讨好占大宗的印度教选民，采用粉饰太平、罔顾事实的话语，让选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与投票、盲目地相信政府决策。表面上的民主、宗教自由，实际上是视生命于无物、借宗教玩操控民众的游戏。

　　印度教认为牛是神灵，而穆斯林偏偏爱吃牛肉；伊斯兰教认为“凡穆斯林皆是兄弟”，而印度教却有着阶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在道德准则、价值观念、习俗、服饰和语言等的不同，已然令两者显得水火不容。同时，教派主义领导者的推波助澜为仇恨情绪的蔓延提供了温床，两个信仰之间历史遗留的冲突则更难以缓解。

　　普遍的宗教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向心力，在个体与整个家族形成一种连结，否则古老的宗教也难以形成如此历史悠久而稳定的信念体系。

　　然而，宗教信仰一开始就是一个个人化的事物，是人类寻求走向内心的方法，超越外在与内在束缚的思想上的途经。但当一群人将宗教组织化，并围成一团，将残暴、愚昧和侵略之心自豪地冠以神明之名、盖上真理的印章，无论做出如何荒谬的事情都相信神灵站在自己的这一方，那么冲突将不可避免。因为他们自信地以为，无论做着如何荒唐的事都最终能走向天堂。

　　印度的国教是什么推荐文章5：带你一次性搞懂世界历史——印度篇

　　在亚洲篇中，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最深刻的日、朝、韩和越南四个国家的历史故事。

　　今天咱们把目光转移到南亚地区，看看和中国一山之隔的老邻居——印度，又有着怎样独具特色的历史故事呢？

　　“古印度”与“印度”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代表的含义大不相同，单从地理角度来说，“古印度”包含了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等地在内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地区。

　　古印度文明

　　“古印度”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历史最早可以追随到距今5000年前的哈拉帕文化时期。

　　哈拉帕文化的发源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印度河流域，其创造者就是这片地区最古老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

　　达罗毗荼人在这里创建了许多城邦国家，其中以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最为强大。而且摩亨佐·达罗这个国家居然在四五千年前就开始了烧砖，在城市中还有完整的地下陶器管道排水系统。

　　要知道，当时另外三大文明：古埃及、古西亚以及中国，在陶器制作上都还没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更不要谈什么烧砖和烧陶器下水管道了。

　　除此之外，达罗毗荼人还创造了染色技术，让古印度人在四五千年前就可以穿着不同颜色的服饰了，而且达罗毗荼人还和古埃及同一时期创造了象形文字。

　　但是，达罗毗荼人似乎科技树点歪了，忘记点点军事线了。到了公元前1750年左右，一群居住在印度河流域西北面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开始入侵古印度城邦，征服了达罗毗荼人。

　　雅利安人种

　　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征服和发展，雅利安人在这一片地区又创造出了新的文明。而这一文明根据四部婆罗门教的经典《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而命名为吠陀时代。

　　在这一时期，雅利安人虽然占据了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但是他们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还是像以前达罗毗荼人一样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城邦国家。

　　雅利安人作为征服者，为了更好地统治达罗毗荼人，在自己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把人分为四等，其中祭司阶层是第一等，称作婆罗门；国王和贵族们属于第二等，称作刹帝利；普通的雅利安老百姓为第三等，称作吠舍；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成为第四等，称之为首陀罗。

　　这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每个等级之间的职业世系，不能任意改变，不许互相通婚。而且在教义上面还规定了前面三等人为“再生族”，第四等人为“非再生族”，也就是说雅利安人在今世多行善事，来世还可以成为更高的种姓，而达罗毗荼人却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

　　种姓制度的划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雅利安城邦不断发展和壮大，互相兼并，到了公元前6世纪左右，只剩下了十六国比较强大国家，古印度的历史也就进入了列国时代。

　　在这期间，印度诞生了两部世界级文学名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其中的《摩诃婆罗多》已被印度宝莱坞改编拍成电影《巴霍巴利王》，分上下两部搬上大银幕，影片的总体质量还是很不错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看。

　　在列国时代，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国王的权力越来越大，担任地方诸侯的贵族们也开始掌握了实权。

　　然而，在他们统治地区的人民却要将大部分的钱财都献给婆罗门祭司，作为实际统治者的国王和贵族们却只能收到很少部分的税收。于是，婆罗门和刹帝利两个等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另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许多原本为第三等的雅利安老百姓逐渐破产，沦为第四等公民，但在婆罗门教的理论里，第四等公民是最低贱的，这也让许多雅利安老百姓开始陷入了沉沦。

　　古印度的列国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古印度历史上出现了一场以刹帝利阶层为首的反婆罗门教运动，史称“沙门运动”。

　　这一运动中，诞生了上百个宗教流派，很多教派都是某一王国的国王、王子或者贵族所创，其中最著名的派别有研婆迦派、阿什斐迦派、耆那教和佛教。

　　这些大大小小的宗派之间，虽然教义不同，但都把矛头对准了婆罗门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佛教。

　　据说佛教是由迦毗罗卫国（今属尼泊尔）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释迦牟尼。他主张众生平等，反对神的主宰地位，并建立了佛教的“四谛八苦”教义，以教导人们行善修身。

　　但是佛教也继承和发展了婆罗门教的因果轮回学说，不过佛教给予了所有人“转世”的机会，而不是像婆罗门教那样，只给前三等人“转世”的机会。

　　正是因为佛教反对神和祭司高于一切，得到了许多刹帝利阶层的支持，另外佛教提倡众生平等，吸引了大批低种姓的信徒，佛教就这样开始蓬勃发展了起来。

　　古印度的列国时代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似，不仅在时间线上高度统一，在文化上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两个文明内部也是兼并战争频发，开始走向大一统。

　　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古印度和中国

　　在古印度扮演秦国角色的是摩揭陀国，只是和秦国不同的是：秦国是由西向东统一中国，而摩揭陀国位于恒河流域的东边，是由东向西统一了恒河流域。

　　摩揭陀国的秦孝公名叫频毗娑罗，印度历史上称之为“瓶沙王”。公元前544年，瓶沙王即位，修建了印度的咸阳——王舍城，秦孝公西征西戎稳定了秦国西部，而瓶沙王东征鸯迦，控制了恒河三角洲。

　　另外，中国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强大，瓶沙王也在国内支持佛教，打压婆罗门教，以提高君主权威和法制建设。

　　但是摩揭陀国自瓶沙王死后，陷入了内部斗争，直到公元前364年，摩诃帕德摩·难陀登上王位，结束了内耗，建立了难陀王朝，统一了恒河流域和德干高原部分地区。

　　然而，此时的古印度西边，也就是印度河流域，却被波斯人入侵，成为了波斯帝国统治的一个省。

　　难陀王朝刚完成东边的统一，士气大盛，随即开始西进，以收复印度河流域。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

　　当难陀士兵抵达印度河流域后，却没有和波斯人正面交锋，因为他们遇上了更加强大的入侵者——亚历山大的东征军，难陀王朝的统一战争被迫中断。

　　在亚历山大占领了印度河流域后，正打算继续西进以攻灭难陀王朝时，但因为东征军长期作战，士兵思念家乡导致兵变频发，亚历山大被迫撤军。

　　这期间，在印度河流域上游的旁遮普地区，有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的人，因为长期和希腊军的对抗，积攒了大量人气和威望，后来被称之为“月护王”。所以就在希腊军撤走后，许多地方纷纷归顺了月护王。

　　公元前324年，月护王挥师东进，灭亡了难陀王朝，建立了孔雀王朝。

　　之后，月护王开始与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的塞琉古王国争夺印度西北部，开始了西征，最终打败塞琉古，取得了今天阿富汗南部地区的统治权。

　　塞琉古的失败，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让另外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埃及遣使驻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以加深双方的友好感。

　　阿育王在位时期的孔雀帝国

　　如果说月护王像中国的汉高祖刘邦，以汉代秦的话，那么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君阿育王更像汉武帝刘彻，他在位时期将孔雀王朝的国力推向了顶峰。

　　公元前273年，阿育王继位，征服了德干高原上的羯陵迦，完成了印度半岛南端以外的统一，就类似于汉武帝拓西域、开西南夷一样，扩充了西汉的疆域。

　　另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阿育王也大力支持佛教，广泛进行传教活动，让佛教成为了古印度的国教。

　　在政治上，汉武帝建立中朝制度和刺史制度，强化了国家机器，而阿育王也广派密探侦查各地官员和人民活动，以强化中央集权，将王权进一步加强。

　　但在阿育王死后，整个孔雀帝国内部纷争不断、外族入侵不断，孔雀王朝也迅速走向了灭亡。

　　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灭亡，在恒河流域和德干高原中北部先后经历了巽加王朝、甘华王朝和百乘王朝，这些王朝的统治地区不断缩水，内乱不断。

　　在印度河流域，希腊人、塞种人、月氏人、嚈哒人（白匈奴）不断入侵，在西印度地区建立了许多公国，其中比较有建树的是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建立的贵霜帝国。

　　月氏人的迁徙

　　月氏人原本是居住在中国河西走廊地区的游牧民族，被匈奴人打败后西迁，导致居住在葱岭一带的塞种人被迫迁徙到今天阿富汗地区，取代了希腊人在这里的统治。后来月氏人又继续南下，再次迫使塞种人进一步南迁进入印度。

　　当月氏人来到阿富汗地区之后，开始定居下来，逐渐由游牧民族发展成为了农业民族。这一时期，月氏人有五大部落，每一个部落有一个酋长，称之为“翕候”。

　　到了公元30年，贵霜翕候丘就却统一了五大部落，建立了贵霜王国，并向南征服了克什米尔地区。

　　后来，丘就却的儿子和孙子不断南征和西侵，进入印度河流域。在他孙子迦腻色伽在位时期，贵霜帝国版图北起葱岭、南至纳巴达河、西起伊朗东部、东到恒河中游，和当时的罗马帝国、帕提亚帝国（安息帝国）和中国的汉朝并称为古典时代的四大帝国。

本文标题：印度的国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