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茹志鹃原文

　　百合花茹志鹃原文推荐文章1：

　　百合花茹志鹃原文推荐文章2：重读短篇小说《百合花》

　　□严泽铣（绵阳）

　　看到《小说选刊》杂志推出《中国文学70年·回望经典》专栏的茹志鹃短篇小说《百合花》，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我刚读高中时，在纸上读到大作家茅盾的文章《谈最近的短篇小说》，高度评价短篇小说《百合花》：“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有抒情诗的风味。”茅盾的评论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至今记忆犹新。很快我就到学校阅览室借来杂志，翻看。小说《百合花》。这篇小说深深打动了我一颗少年的心，催生了我对文学的兴趣。语文老师告诉我，创作必须要有生活的基础，第二年暑假，我就到农村去住了几天，一边掰包谷边一边采访。回来后学着写了一篇小小说《寿礼》，有幸在《四川青年》副刊上发表了，还收到3元稿酬。

　　转眼60年过去了，今天重读《百合花》，深感茅盾的评价准确到位，我在学习中又有些新体会。

　　小说创作是在缩写时代。《百合花》的故事发生在1946年中秋，地点在解放战争中一个前沿包扎所。精心刻划了通讯员和新媳妇两个普通人，由“我”巧妙贯穿全篇。通讯员年轻、憨厚、腼腆；新媳妇直率、热情、无私。小说围绕借被子一事，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作了生动地描写。把握住时代脉搏，把军民团结升华到生死与共的深刻主题，歌颂了纯洁的感情和崇高的品格，讲好了一个精彩的中国故事，唱响了解放战争的一曲主旋律，缩写了那个非常时代，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涵括力。

　　细节描写是感动人的关键。一位老作家说过一句话：故事好编，零件难找。“零件”就是细节。茹志鹃1943年参加新四军，经历过炮火的洗礼，熟悉战争中的群众和战士。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选择刻划人物的细节。如写通讯员：“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后来“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在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枪筒里的树枝和野菊花，当然不是闲笔，而是通讯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问他“你还没娶媳妇吧！”“……”“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响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这是一个憨厚、腼腆的通讯员。再看对新媳妇的刻划，通讯员牺牲后，“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来说：“不用打针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直到缝得密密实实，她才把她刚出嫁时那条洒满百合花的被子，慢慢地、轻轻地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这样的细节描写甚多，十分感人。

　　创作实践也证明早在60多年前，文学界就提出了创作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两结合是科学的创作方法，《百合花》正是这一创作方法的典范。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也充满着浪漫的情怀，所以茅盾评论说“富有抒情诗的风味”。例如，“在家时你干什么？”“帮人拖毛竹。”“我朝他宽宽的两肩上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地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充满着诗情画意。又如，当天是中秋节，“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切地盼那炷香焚尽，为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边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就是这样，叙事与抒情，现实与浪漫，写实和文意结合起来了。

　　短篇小说篇幅短小，能做到这些很不容易。“不能让读者重读的作品，无论如何算不上精品！”尽管60多年过去了，回望经典，《百合花》是当之无愧的精品。

　　百合花茹志鹃原文推荐文章3：茹志鹃《百合花》与现实版的“百合花”

　　□李书忠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百合花》上映后,激起了层层涟漪,观众更是众说纷纭。有一定欣赏能力的观众说它用凄情、唯美、带有浪漫色彩的艺术拍摄手法,通过战争的侧面剖析,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美好；欣赏品位低的观众则说没意思。

　　1981年,电影《百合花》初演之时,我正值少不更事的年龄,虽然看不懂电影故事所表达的含义,但是单线串联的故事情节,给人一种朦朦胧胧、透彻肺腑的艺术之美,看过之后,久久不能释怀。

　　后来,读过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她在谈到写作《百合花》的过程时,这样叙述:“《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那么,小说中的地点在哪里呢?她是这么描述的:“记得大概是在莱芜战役吧,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夜晚,我跟一个通讯员要去最前沿。走之前,那位带路的通讯员告诉我,我们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开阔地带,敌人经常向那里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时要弯腰前进,但不要慌。”

　　这就是电影《百合花》中主人公女战士与通讯员小战士的原型。随后,茹志鹃又补充道:“我紧跟着他,他走多快我就走多快。反正绝不在一位战士面前,丢女同志的脸。”这就是电影画面中,女战士与通讯员小战士行走在山涧小路上的镜头。

　　从此可以看出,茹志鹃是在参加莱芜战役中偶遇到的通讯员“小战士”,使作家在战争中掌握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以至作家以此素材写出了感情真挚、打动人心的小说《百合花》,以及以此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百合花》。小说中那个带路的通讯员小战士,因在莱芜战役中遇到了女作家,所以他就成了小说、影片中,让读者和观众念念不忘的英雄原型人物。

　　去年,我曾到过莱芜战役主战场吐丝口镇、山子后、圣井、和庄、辛庄等地,从参加过莱芜战役支前行动的老人口中,寻访在战役中发生的英雄事迹与出现的英雄人物。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百姓摊煎饼、纳军鞋、到前沿阵地抬担架、抢救伤员；捐被子、卸门板、腾房子等等,除了老弱病残幼不能干重活外,其余的都动起来了,后勤保障有力,才使莱芜战役大获全胜……”

　　无独有偶,当年在莱芜和庄镇车辐南峪村,也曾发生过现实版的“百合花”故事,可谓莱芜版的《百合花》了。

　　抗日战争时期,车辐南峪村曾是泰山区和四支队重要驻地之一,四支队战地医院分院旧址至今仍保存完好；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是踊跃支前参战的红色革命村,12位烈士先后为国捐躯,一批保家卫国、浴血疆场的战斗英雄从这个村里走出。

　　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伤病员藏兵洞

　　地处淄博、莱芜交界的车辐南峪,由于地形隐蔽,抗战开始后,这里就成了四支队、十支队经常驻扎的地方,时任泰山公署莱芜县工作部部长的毛梓材利用自己老家,建立了八路军四支队后方医院。医院设在胡同深处的姜家后屋里,这里天然隐蔽,后边是毛家大院,便于通风信,大院里有通往后崖头的地道,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将伤员安全转移到地道的洞里。1942年,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这里承担了大量伤员救治任务,为使每一个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在村里的组织下,全村妇女都自发地到医院去帮忙,洗绷带、清理伤口、做简单包扎,她们个个争先恐后、毫不示弱。为解决伤员衣、食、住、养,有的拿出了家里仅有的被子、褥子,有的腾出自己最好的房子。为了让战士吃好饭,有的挤出家里仅有的口粮,拿出攒下的鸡蛋,甚至杀了正在下蛋的鸡,他们却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军民鱼水之情,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前线将士受伤被送到后方医院后,药品供应不足,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多伤病员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当时医院有名姓吴的大夫要去总院取药,为不引起敌人注意,顺利通过敌人层层盘查,大伙决定对吴大夫乔装打扮一番,因其形象、谈吐不像一般的农村妇女,怎么打扮身上都透着一股聪慧、文雅的气质,因条件艰苦,费了好大劲,也没能在村里找到一件合适的衣服。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名叫孙美英的红嫂诚恳地对吴大夫说:“就用我结婚时穿的嫁衣吧!”孙美英自从嫁到这个村来,就一心扑到战地医院,她家里能用的、能吃的,几乎都贡献给医院和伤员们了,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这身嫁衣是她家唯一值钱的家当了。这和小说《百合花》中所描写的情景太相似了。

　　这身嫁衣是她在做姑娘时,起早熬夜,不知干了多少件零活,才积攒了这点钱,做了这身火红的嫁衣。当她听说吴大夫为外出取药找不到合适的衣服时,想也没想,就把那身珍藏在柜底的新嫁衣拿出来,大大方方送到医院,催促吴大夫试穿新嫁衣。吴大夫一穿正合体,活脱脱就是一个回娘家的新媳妇。天衣无缝般的乔装打扮,使吴大夫避开了敌人的盘查,顺利地完成取药任务。但为了隐藏身份,吴大夫取药回来时,又换上了一件蓝底白花的上衣,那一身鲜红的新嫁衣再也没有回来……

　　朴素的行为、真挚的情感,在战争年代,现实版的《百合花》数不胜数。正是这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典型,绘就了一幅幅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生死与共的壮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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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花茹志鹃原文推荐文章5：短篇小说《百合花》创作的前前后后

　　文/熊坤静

　　我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茹志鹃以短篇小说写作而见长，她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女儿王安忆被称为当代文坛母女花。茹志鹃从1943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写下了《百合花》《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等许多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其中《剪辑错了的故事》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百合花》的发表使她一举成名。该小说撷取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斗争生活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刻画了有着百合花一样纯洁高尚美好心灵的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形象，表现了深厚无私的军民之情、战友之情，传达了高尚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是一篇颇能代表作家那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快、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的独特艺术风格的小说杰作。

　　那么，《百合花》这篇名作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前前后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苦孩子走上革命路

　　茹志鹃，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13日出生于上海。后因母亲病故，父亲又弃家出走，年仅3岁的茹志鹃只好跟着祖母奔走于沪、杭两地，靠祖母做手工挣钱维持生计。在杭州，她随同祖母糊火柴盒、磨锡箔；在上海，她跟随祖母到别人家里翻丝棉、做女佣，或坐在破旧的灶披间里钉纽扣、缝贴边。童年的不幸遭遇使她过早地经受了世态炎凉，体悟到人生艰辛。

　　1936年，11岁的茹志鹃随祖母和四哥住在上海普志小学，她便就近在该小学上二年级。岂料次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上海情势危急，祖母不得不带着茹志鹃和四哥回到杭州，租住在一个大杂院里。1938年祖母病逝，茹志鹃兄妹二人先是由三哥接济，随后又被迫来到上海自谋生路。四哥进了一家钟表厂做学徒，茹志鹃则进入一所基督教会办的慈善机构——以马内利孤儿院，过着白天半工半读、晚上没完没了地做祷告的囚徒式的生活。茹志鹃对此忍无可忍，数月后便离开了孤儿院。在三哥的支持下，她进入上海妇女补习学校，后经同学介绍转入由美国人开办的上海清心圣经学校。期间，她涉猎了所能找来或借到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荡寇志》《七侠五义》《小五义》以及《啼笑因缘》等现代文学作品，其中《红楼梦》她反复读了9遍。

　　1941年秋，因上海局势动荡，不堪忍受日寇奴役的茹志鹃离沪赴浙，作为沦陷区学生免费插入当时位于浙江莫干山区的“武康县立初级中学”。虽然学校为了躲避战火而屡次搬迁，条件异常艰苦，但她在校期间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尤其爱读现代女作家庐隐的小说，因为她自己悲苦的身世和作品中凄婉感伤的调子有着强烈的共鸣。1943年夏初中毕业后，她到上海做家庭教师维持生计，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生活》于11月22日发表在《申》副刊上，这成为她的处女作。

　　◆茹志鹃

　　同年冬，茹志鹃随四哥参加了新四军，她被分配到部队文工团工作，后历任文工团组长、分队长、创作组副组长，期间创作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女学生的遭遇》。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冬，茹志鹃所在的文工团住进一个人都跑光了的地主家里。她在此发现了罗曼罗兰、梅里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大量外国著名作家的小说，便欣喜万分地沉溺于其中，恨不得读遍所有作品。当她看得头昏脑胀时，解放战争开始了。于是，她去剪了个男式短发头，并偷偷地将未及看的《战争与和平》4册小说打入背包，就走上前线，参加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在1946年8月中秋节那天发起的总攻海安战斗中，她在我军某团的前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这次刻骨难忘的战斗经历，成为她后来创作短篇小说《百合花》的基本素材。

　　正是从这时候起，茹志鹃开始用白纸缝制成大大小小的本子，在上面写起了日记，内容无非是行军历险、战斗经过，或者自己的心情等。时值战火纷飞年代，部队经常在夜间急行军，往往等天亮到了宿营地时，大家都一脸倦容、疲惫至极，就在战友们歇息打盹的当儿，茹志鹃赶紧背靠着柴禾堆或其他什么能靠的东西坐下来，然后把背包往腿上一放，当作写字台，匆匆忙忙地写一点。有时战事繁忙，一连多日不得休息，她就周记或月记，反正要记点什么。如此日积月累，她的背包越来越鼓，也越来越沉。特别是每逢大雨天，背包的份量成倍地增加，宛如一座大山压在身上，使她行军十分艰难。就这样，她把《战争与和平》以及视为珍宝的日记本硬是从苏中战场背到了山东，行程数千里。后来战斗实在紧张，她被迫忍痛割爱，把那套没有读完的小说送给一家老乡，只背着那些日记本轻装上阵了。

　　1947年初，茹志鹃所在的文工团在一处很靠近前沿阵地的地方，为我军指战员演出歌剧《白毛女》，那些即将向敌人发动进攻的突击队战士也来了。但是戏还未演完，攻击敌人的时间已到，那些胳膊上都扎着夜战识别的记号——白毛巾的突击队战士们一边流着泪，一边高呼着“为白毛女仇！为喜儿（系《白毛女》中受尽地主欺压迫害的女主角）仇！”的口号走出会场，旋即投入了战斗。没想到一出戏还有如此强烈的效果，这令茹志鹃深感震撼，羡慕不已，她暗下决心今后要更加自觉地苦读勤写，一定要在文艺创作上有所作为。同年，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此后，她写了许多歌词、快板以及当时战斗所需要的广场歌舞剧的唱词等，并调入文工团创作室专门从事写作。

　　

名作曾遭三次退稿

　　新中国成立后，茹志鹃所在的文工团改为话剧团，隶属于南京军区。她积极响应部队的号召，先后深入到南京郊区农业初级合作社、马鞍山铁矿以及徐州机务段、工务段等基层单位体验生活，以此为素材于1951年创作了《800机车出动了》《不拿枪的战士》等话剧，其中《不拿枪的战士》后来荣获南京军区文艺创作二等奖。1952年，她创作的短篇小说《何栋梁和金凤》在《文汇》发表，这是她解放后所写的第一篇小说。

　　1955年，茹志鹃从部队转业，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上海市作家协会，担任《文艺月》编辑。她将过去创作的一些短篇小说汇编为小说集《关大妈》《黎明前的故事》付梓面世。

　　1957年6月以后，反右派运动波及全国，一批知识分子因向党提了意见、说了真话而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横遭批斗和下放劳动改造。一时间人们都感到岌岌可危，社会上弥漫着紧张、恐慌的气氛。茹志鹃在南京军区解放军剧院工作的丈夫王啸平，也受到了批斗。如此冷峻的现实生活，使她“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她正是“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以一个普通、年轻的通讯员的故事来构思创作短篇小说《百合花》的。

　　◆茹志鹃

　　茹志鹃后来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一文中写道：“《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安战斗的时间，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确实是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而该小说中对通讯员的描写，则主要取材于在莱芜战役中和一位通讯员去战斗最前沿的亲身经历。“在确定小通讯员的性格、特点的同时，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的‘我’，来串起整个故事。在写的过程中，又生出与小通讯员同乡一节，来补充写出他在家乡做老百姓时期的可爱形象，用中秋的一轮明月，来暗写他儿时的生活情景。”

　　1958年初，茹志鹃写出了《百合花》后，相继将它投寄给两家文艺杂志，都被以“情感阴暗，不能发表”为由给退了回来。第三次她把稿件寄给《解放军文艺》，还是不能刊发，但颇有责任心的编辑把该小说转给《延河》文学杂志，3月就发表了。

　　

茅盾赞赏改变命运

　　伴随着小说《百合花》的面世，王啸平被所在单位以莫须有的罪名补划为“右派”分子，茹志鹃的工作单位也掀起风浪。一些有“左”倾思想的人指责这篇小说“缺乏阳刚之气”、“风格过于纤细”，并批评其已经“走到反党危险边缘”。当时，尽管有上海市作协的老作家王西彦为茹志鹃仗义执言，然而毕竟势单力薄。就在女作家命悬一线之际，时任文化部部长兼全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在1958年6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逾万字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其中以2000多字的篇幅从《百合花》的篇章结构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手法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透彻入里的分析。茅盾在文中写道：“《百合花》可以说是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百合花》有它独特的风格……它的风格就是：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善于用前呼后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千余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同时，这一期《人民文学》杂志还破天荒地全文转载了《百合花》。

　　◆分别于1959年和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合花》。

　　茅盾的独具慧眼和高度评价，不仅一下子盖过了那些批评、责难，为《百合花》解了围，而且也让茹志鹃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她在《说迟了的话》一文中回忆说：“已蔫到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挟着那个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 她由此声名雀起，走上文坛，于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来又创作发表了许多风格独具、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

　　上世纪80年代，《百合花》被选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并被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为同名故事片在全国公映，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连环画册，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它还先后被翻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的《百合花》剧照。

　　小说《百合花》作为茹志鹃的重要代表作，颇为业界人士所称赞，被誉为“战争小说的纯美绝唱”。《战争中的另类百合——茹志鹃短篇小说艺术特色赏析》一文的认为：（《百合花》）“关注于战争中人物心灵世界的变化，以另类的艺术展示视角、情感视角和审美视角，对革命战争和革命战士进行了另类的阐述，产生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为革命战争题材文学开创了独特的艺术，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而语文《教学参考书》更是对《百合花》中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予以高度评价：“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塑造了通讯员和新媳妇这样两个平凡而又感人的人物形象，使这两个人物既概括了我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所具有的共性，又各具有鲜明的个性，做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达到了典型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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