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的意思是什么

　　乡绅的意思是什么推荐文章1：山东的天下第一庄，台儿庄我的故乡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台儿庄古城的灯火辉煌”，台儿庄肇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繁荣于明清，清乾隆曾赐“天下第一庄”。夜幕下的台儿庄古城呈现了当年“商贾迤逦、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斑斓的灯光映在河水里，分不清是水在城中，还是城在水中。

　　古城建筑大多独具特色，每一个来台儿庄的游客几乎都转遍了古城的角角落落。

　　泇运河开凿之前，台儿庄只是一个普通的集镇，尽管在台儿庄城区附近有汉代陶器等生活用具出土，但是在明朝万历三十四年之前，台儿庄还不具备“城”的规模。泇运河开通之后，台儿庄成为运河重镇，接任李化龙总理河道的工部右侍郎曹时聘，上疏朝廷，请求在台儿庄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明代万历三十五年，台儿庄开始筑城，清代又进行过三次重修。

　　据光绪版《峄县志》卷八《建置》篇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倡导重建台儿庄城，由县丞雷烇负责负责，次年竣工。第二次筑城是在康熙年间。《峄县志》卷二十一《耆旧》篇记载：“康熙间，黄河决，花山徐邳灾，漕运中梗。”康熙南巡，一位名叫曹自新的乡绅，率数州十万土民迎銮吁恩，并进河图。“口析水患数千言”。康熙“即敕河臣覆勘，给币修筑”。这时的台儿庄城，东西长5华里，南北宽2.5华里。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殃及台儿庄，多处城墙坍塌。一些土墙民房，基本没有剩下。咸丰七年，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募捐，再次筑城。这一次修筑的城墙，墙体高一丈三（相当于4米），宽一丈（3米），砖墙内筑土坯，城外有三丈宽的护城河。咸丰年间的台儿庄城，规模有所缩小，建有城门6座，命名不算整齐，但富有学问。东门叫“仰生”，意思是官府、官员，仰仗众生而存在；西门叫“台城旧志”，表明她是旧城的标志；北门为“中正”，意为中正仁和；小北门曰“承恩湛露”，意为蒙承上苍恩典,享受丰沛的雨露；南门叫“惠迪吉”，意思是，顺从天道就能吉利；小南门叫“迎祥”，意思是迎来吉祥。东南西北四个正门均建有两层门楼，上为岗楼垛口，下为通道，城墙上面可行驶大车。

　　从以前记述可以看出，康乾时期，每年有将近万艘漕船和数万艘商船在台儿庄等待过闸，大量船民和商贩汇集台儿庄，繁盛了市场，给当地居民提供了经商机会，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由农从商、从工、从渔、从运，使“约台之民，商贾过半”，台儿庄成为繁华的运河枢纽城市。

　　台儿庄城在清朝咸丰时期已成规模，虽然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让这座城市名扬海内外，但是城市被炮火摧毁殆尽，现在恢复重建的台儿庄古城在建设遵循“存古、复古、创古”的理念，在建筑上按照“原空间、原风貌、原尺度”进行重建，不但恢复了被战火摧毁的古城建筑，也复活了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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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绅的意思是什么推荐文章2：风物｜蒲江涛：唐时壁州锁秋月

　　文/蒲江涛

　　千里如雪照巴山，唐盛壁州锁秋月。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众所周知，唐朝行政划分推行“道州县”三级制，当时以山名州。壁州以山置名是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当时作为唐代行政区域版图上的一个州，直到北宋熙宁五年才废止，已经成为通江古代历史文化的见证，前后存续的448年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肌理和呼吸？

　　一个朝代成就一座山

　　壁山在县治以南，与县治一江相隔。唐武德八年（625年，史见《太平寰宇记》），通江“以县西一里壁山为名”，升格为壁州，州治所在地在今日诺江镇。

　　壁州

　　武德七年（624年）二月二十八日，洋、集二州獠民反叛，攻陷隆州晋城。武德八年，唐高祖李渊发兵平乱，划出巴、集二州部分土地置壁州，管辖通江、符阳、白石、广纳、太平五个县，隶属全国当时十道中的山南道（梁州乃道治所在地）。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又把全国划分为十五道，壁州隶属山南西道（兴元府乃道治所在地）。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始宁郡，乾元元年（758年）恢复为壁州。在此期间，壁州几经分合、升降与废兴，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废州置县并入巴州。

　　山南道行政区划图

　　州治所在地诺水县以水置名，诺水源出陕西南郑县之青石关，流经众山入县界，南流向东折身注入达州的渠江，东边支流叫宕水，西边支流名诺水。大险溪，在县东百里。又有小险溪，下流俱入于渠江。《志》云：县西九十里有清浴溪，下流合于巴江。

　　壁州除了壁山，当时还有诸多名山载入地方史。得汉城山在壁州古城以北九十余里的万山中，峭绝千仞，宛如掘起的崖堑，有一夫当关之势，相传汉高祖据此以通饷馈。

　　得汉城山对面一有石城，方圆三里，相传为三国时关羽儿媳鲍三娘所筑，故名擂鼓城。歌籁山在今四川通江县东，唐杜佑《通典》卷175壁州广纳县记载，“歌籁山在县东七里，上有城，极险峻”；《方舆纪要》卷68通江县记载歌籁山在“县东六里”，下有诺、宕二水，水石相激，声如呼诺。

　　三花山便是今日的方山，相距壁州城西南六里。突出众山，其形如斗。东北八十里处还有六峰山，东六十里处有大钟山，突起万山中。城南二十里处的铜钵山，当时盛产铜而命名。

　　朱元乡与竹峪镇接壤处的包台山，突兀一方，高出众岭，适合登高远眺，形似待放的莲花而得名，故有诗曰“离开竹峪难为关，除却包台莫好山”。

　　壁山以西一江之隔的千佛崖，据说是由一代女皇武则天捐出胭脂粉钱所修建。相传幼年时代的武则天，曾经随时任利州都督的父亲武士彠来壁州，在此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武则天称帝后，感念壁州百姓当年对她的照顾，省出部分胭脂粉钱，命人修建了千佛崖，祈佑苍天赐福壁州的百姓。壁州百姓同样感谢武则天，便在州治以西的城门外，修建了一座五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石桥，据说当时称为武妈桥，如今名为五马桥。

　　还有纪念宋资政殿大学士中大夫、四川宣抚使安丙业绩的安公祠；明万历年间知县魏卦建了文昌庙，清咸丰时进行重建，后改为娘娘庙，香火不绝，等等。

　　壁州，一座兴于唐初的石头城，兴衰与荣辱，列入历史典籍里。

　　历代刺史成就一座城

　　在唐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行政版图上，壁州在巴蜀之地，虽然相距长安不太远，但因偏居秦岭以南，中间隔着米仓山。两重大山的阻隔，加壁州管辖的范围狭小，人口又不多，经济相对较落后，由此成了帝王将相、达官贵族，以及备受打压者的流放之地。

　　开元15年地图

　　太和三年（829年）二月，唐文宗听信王智兴谗言，任命勇敢善战、气盖三军，刚在前线作战立功的石雄为壁州刺史。唐朝宰相李藩，因为没有感谢推荐他为天官侍郎的李昭德，被昭德奏谏黜为壁州刺史。

　　光启二年（886年）三月，唐僖宗任命护驾有功的王建遥领壁州刺史一职，开创了将帅遥领州镇的先河。哪知，王建对此很不满意，于是纠集各方势力攻占蜀地，并于天复七年（907年）建立了大蜀，史称前蜀高祖。

　　之后，于慎思、唐彦谦也曾贬任壁州刺史。唐彦谦赴任后的某一个黄昏，曾夜潜壁山寺，放眼壁山春日“夜合庭前花正开，轻罗小扇爲谁裁”的景致，面对身后古寺“高高山顶寺，更有最高人。定起松鸣屋，吟圆月上身。云藏三伏热，水散百溪津。曾乞兰花供，无书又过春”的景象，不由得悲从中来，凄然晒出了内心“策策虚楼竹隔明，悲来展转向谁倾”的迷茫与喟叹……

　　真正灿烂壁州的时光，当属唐代名相郑畋抱病留居壁州的岁月。从他所著《壁州新建山寺记》一文中，可以窥见唐时明月辉映壁州的盛况。

　　中和三年十月，郑畋卸下宰相一职，换来次子郑凝绩担任壁州刺史的机会。他在郑凝绩、侄儿等人的陪伴下，一路到达天高皇帝远的壁州。

　　通江县佛尔岩石窟

　　此后一年间，郑凝绩“峻以御下，清以涤己，修饬政理，安调黎元”，在壁州创造了“吏不为奸，市肆丰溢，民淳岁捻，宽泰乐输”的政绩。郑畋也在这里迎来了自己安宁的晚年，得以享受“父子欢笑，适于旦夕，高散无累，乐其幽旷，遨游壁山胜境之所”的天伦之乐。

　　此前，有人在壁山“凿石架篁……高悬旗幡”，修建“峭壁危栈”，郑凝绩“乃于旧亭东隅建构佛宇，召僧匡信主其事”，大兴寺庙规模，“为堂三间，徘徊为门，为廊二十六间……廊外为僧房、疱厨十数间”，并在寺庙外“立真室精舍”数十间，这些“精舍”刚好“负山面江，雄压胜地”，实乃家父郑畋日常起居最佳的场所。

　　对于远离战火、铁血杀戮和朝廷纷争的郑畋来说，壁州城下“日月光照，风雨所交，钟梵松篁，铿锵满听，千家甍栋，历历在眼，晨烟夕艳，辉灿户庭”，正适合自己每天抱病抚须，饱揽眼前的胜景，畅抒人生最后的清静。

　　孰料，次年一诏圣旨，郑凝绩改调天彭（今彭州）任刺史。此时，璧山寺内佛像还未配齐，计划中的“引泉濆瀑，开巘构阁，辉朱轩于云际，架丹楹于云表”也未完工，仓促之余找来“法像、碑揭、侍卫”安放于寺内，又“特命良匠，严饬新以缨络珠金”，最终在七月八日“迎礼于新室，眸容慈相，拱卫完严”。新建壁山寺，当是郑畋有生之年最后的大事，之后随子前往彭州，并在彭州病逝。

　　通江县城以西千佛崖的千佛屏

　　明英宗天顺年间，当地乡绅在城南建四贤祠，同堂受祀的除了南宋抗元名将向佺、明监察御史向翀、通判向阁三位通江本籍人，还有郑畋，足见他在民间的影响。

　　四贤祠已经毁于民国时期，壁山寺院业经几翻毁坏和重缮，终于今日再现当年的盛况。

　　一根竹鞭改变一个人

　　唐朝流行壁州鞭。这种竹鞭生在断裂的壁岩中，其实就是斑竹和水竹的地表茎，最适合做马鞭。因为盛产地在壁州，所以又叫壁州鞭。

　　当时交通不发达，这种鞭的产量又少，所以就成了贡品，主要献给皇上、宰相和重臣，可以说是十分名贵，千金难求。羊士谔便因采得这样一根竹鞭而如获至宝，欣然赋《野夫采鞭于东山偶得元者》一诗曰：“追风岂无策，持斧有遐想。凤去留孤根，岩悬非朽壤。苔斑自天生，玉节垂云长。勿谓山之幽，丹梯亦可上。”可见当时的人们都为拥有这样一根壁州鞭而自豪。

　　可就是这样一根壁州鞭，不仅成为“肇事者”，还引出了两位诗人“以鞭自喻”的精彩对吟。

　　唐宪宗元和五年的一天，元稹和刘士元先后投宿华阳县敷水驿，两人为争一间厅房发生争执。刘士元拿起手中的壁州鞭，不仅打伤了元稹的脸，还轰动了当时的朝野。

　　刘禹锡听说此事后，寄赠了一只文石枕和一首诗给予元稹褒奖和鼓励，元稹随后回赠了一根壁州鞭和一首答谢诗。元稹在《刘二十八以文石枕见赠，仍题绝句，以将厚意》一诗中说：“枕截文琼珠缀篇，野人酬赠壁州鞭。用长时节君须策，泥醉风云我要眠。歌眄彩霞临药灶，执陪仙仗引炉烟。张骞却上知何日，随会归期在此年。”

　　他巧借一根竹鞭的描写，由衷感谢刘禹锡仗义执言。刘禹锡再以《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一诗回复元稹，他在该诗中依然以这一根竹鞭为话题：“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赠比双金。初开郢客缄封后，想见巴山冰雪深。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

　　刘禹锡对这根壁州鞭的甚赞，其实就是赞扬元稹能够守住正直不阿、坚贞不屈的节操。正是他们共同的志趣和操守，两人后来一直保持着唱和关系。

　　通江县城以西千佛崖内的七级佛塔

　　不仅如此，这样一根壁州鞭，还引发了政坛的震荡。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记载：贞元九年（793年）二月的一天，有人给宰相陆贽赠送了一根壁州鞭，却被陆贽断然拒绝了。唐德宗为此托人告诉陆贽：“卿清慎太过……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德宗认为陆贽清廉谨慎得太过分了，劝他收下马鞭、长靴之类无伤事体的小赠品。

　　陆贽不但再次拒绝了德宗皇帝的建议，还给出了拒绝的理由：“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

　　他说自己身居相位，本身就是风俗教化的倡导者，一旦贿赂的途径经他之手被打通，收受马鞭和长靴的贿赂之风便会愈演愈烈，最终发展到赠金送玉。

　　他之所以拒绝别人赠送的马鞭、长靴等物品，就是带头自律自制，守住“拒贿”防线，防止“鞭靴之类涓流不绝”而致“溪壑成灾”，最终止住行贿之人因与自己产生私情而提出过分的请求，避免由此滋生的腐败和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还告诉世人“不受乃其常理”，意思是说不接受他人礼品和钱财才是常理。

　　众所周知，泾原之变发生后，德宗仓皇出跑，众臣纷纷避开皇帝唐德宗四下逃逸了，只有陆贽、卢杞、白志贞、赵赞等十几个大臣跟着他。陆贽作为主心骨，陪伴德宗逃到奉天后，在那里组织了流亡政府，并全权安排逃难中的政治运作。他在当宰相期间，为唐朝后续发展做出了各种改革建议。

　　没想到，一根小小的竹鞭，再次引发了德宗对陆贽的恶恨。德宗虽然欣赏陆贽的才能，但不喜欢他从来都不懂得迎合自己，老是给自己提意见和缺点，这让唐德宗非常不高兴。

　　贞元十年（794）十二月，德宗凭借陆贽是否接受这一根壁州鞭的言论，趁机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降为太子宾客。次年四月，陆贽再次被贬为忠州别驾。

　　在忠州，陆贽一待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间，陆贽深居简出，人皆不识其面，直到去世。陆贽贵为宰相而严拒各级部门的“进贡”于门外，坚守“不扰为安、不取为与、不害为利”的为政之道，最终换来后人对他一生“清正廉洁，不贪为贵，份外之财，分毫不取”的评价。

　　壁州，伴随唐朝的灭亡，历经时代的变迁，终于在北宋熙宁五年消失在中国行政版图上，再次恢复了她本来的称谓——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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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绅的意思是什么推荐文章3：“五四”的另一面

　　是什么串联起从晚清到“五四”的几代知识分子？“五四”前后流行，今天不太为人重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什么含义？

　　记者/刘周岩

　　晚清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操练克虏伯大炮（FOTOE供图）

　　科举与知识分子谱系

　　三联生活周刊：“五四”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期间无数的思想、人物、事件轮番登场，你会选择从哪里切入理解“五四”？或者说你认为真正关键的“五四”前史是什么？

　　杨念群：我自己的想法是把“五四”放在所谓“后科举时代”的脉络里来加以理解。科举制的崩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是讨论“五四”真正重要的历史背景。以此为转折点和观察平台，以后的时代变化也相应能从中寻究答案，科举的停废争议一直贯穿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到新政过程之中，和中国人知识结构、观念的整体变化互相推动。以往谈到废除科举制，一般会简单说这是近代变革最重要的一个成就，为后来新政改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但我个人觉得，科举制的废止实际上对中国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受挫和士绅社会的崩溃，同时也造成传统文化的流失、农村文化资源的空心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科举制崩溃是关键节点，能否以此为坐标构建出几代知识人的谱系？最早一批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人和科举制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杨念群：晚清一些发挥变革作用的知识人实际上大多是科举体制中的边缘群体。当时一批洋务大员的幕僚所拥有的科学知识是相当丰富的，比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他们本身即是算学大家或化学家，像编过《海国图志》的魏源也做过幕僚。这些人在世界地理知识和西方器技制造方面为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大员提供了一个和传统知识谱系不一样的视野，促使其认知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进而使官员们懂得国与国之间是以相对平等的政治实体形式进行交往的，其规则并非能为无所不包的中国传统“天下观”所涵括。他们的知识训练就不是科举制的单一教育体系所能涵盖的，这是在科举被废除之前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本身的知识结构是不一样的。

　　除了西方的输入这个因素，其实贯穿整个清代，就有一批人从事一些非常专门的学问，比如经学、考据学等，天学、算学也包括在其中，他们做学问基本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研习的内容常常溢出了科举考试的范围，所以往往需要由家族或友人资助。因为中西冲突加剧这个时代机缘，这些知识因其具有实用性，让这批人有机会直接介入到整个国家的军事化和工业化的过程。科举制废除之后，学堂里边传授的知识内容发生改变，李善兰他们那一代西学传播先驱者曾经致力探究的知识从边缘地位上升到了主流。当然也不要过分夸大这些人的先驱作用，毕竟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份只是幕僚和个体西学知识爱好者，能够在一段特殊时间内对某些大员在洋务运动中的决策有所助益而已。

　　1890年在德国埃森梅喷射击场，段祺瑞（右二）及德国教习瑞乃尔（左一）等合影（FOTOE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再往后的一些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本身有一定科举的功名，却又力主革新中国的教育和知识体系，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杨念群：晚清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的中坚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从科举体制内获得其政治身份的。但是他们提出的那些维新变法举措已经开始反叛科举体制，提出引进西方的政治观念和制度，他们对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机制表示不满，主张要对其进行调整和变革，变科举的思想也对张之洞之类的官僚有所影响，原来张之洞并没有说要废科举，他只是把科举里边的一些内容加以调整更新。比如说把吸收西方内容的策问变成第一场考试，以前第一场测试的都是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八股考试即放在第一场，现在则摆在了最次要的第三场的位置。这样的调整实际上延续了洋务运动以后大规模知识重心转移的变化轨迹。促使这些知识的引进愈益从仅仅关注如何引进坚船利炮等具体洋务事宜转而思索如何向更深层的政治体制变革方向转移。人们不仅对那些处于表层的器技之道感兴趣，而且发展到要利用西方的政治思想改变中国的制度。有了这个觉悟，整个科举制存在的合法性就发生了动摇。

　　到了20世纪初，舆论界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印象：科举制度的存在就是一切变革的障碍。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曾说过科举制就是清朝衰弱不振的罪魁祸首。整个知识界推波助澜，逐渐营造出了科举不得不废的激进舆论氛围。

　　三联生活周刊：科举废除带来的身份变动具体是怎样的？作为替代产物，新学堂成为知识生产的途径，学堂产出了怎样的新型知识分子？

　　杨念群：学堂教育确实为“五四”储备了不同类型的人才，实现了代际转换和新的身份认同模式，他们是五四运动最核心的支撑点。当时的学堂教育基本上培养出了三种人才。第一种是科技人才，他们属于晚清的“理工男”，这批人一旦毕业基本不可能留在乡村，只能往城市流动，因为他们所学的科技知识很专门，在家乡根本就用不上；第二种是“政法男”，他们很多人是去日本学习政法方面的知识，不少人速成一年就回来，这批人素质最差，往往鱼龙混杂，有的人不学无术，但恰恰是这批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进入了中国现代官僚系统，成为新政变革的主要力量；第三种是军事学堂毕业生，军事学堂单一专门的军事训练成就了一批北洋时期的地方军阀。科举废掉之后，基本上就是这三个类型的人群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军政两界。还有一种类型是海外留学生，就是胡适这批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中。学堂教育迫使中国的传统知识得到了大幅的更新，但是其训练方式和人员构成也为现代城乡差别逐步拉大埋下了新的隐患。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次知识系统大换血产生了哪些连带效应？新旧之间的代际关系是怎样的？

　　杨念群：科举制废除之后，很多原本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合理因素慢慢消失。比如选官程序的标准化就出现了很大问题，首先是人才的上下循环系统崩溃了，学堂毕业生大量集中在城市，造成乡村教育资源分布的空心化。士绅阶层在乡村的作用彻底被取缔，这批人慢慢被消灭，其中一部分残余留守人员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充斥到了新政试验的队伍中。各地为预备立宪设置的咨议局里都是一些老资格的乡绅，也有进入中央政府部门的人，比如蔡元培，这些后科举时代的残余人员有很少一部分人加入到“五四”队伍中，这些人我称之为“五四”第一代，到了“五四”时期，他们的年龄都已近中年。蔡元培这些人在科举中是有功名的，但又是反清廷的，带有一种强烈变革的意愿，所以这批人作为革命前辈就构成了“五四”政治与文化改革的基本底色。第二批属于“五四青年”，如胡适这拨人，他们满脑子全是西化的东西，开始质疑中国文化存在的正当性，主张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这批人进来之后，“五四”作为一种文化运动才真正开始。从戊戌维新过渡到清末新政，再到科举制废除，中间经历辛亥革命，最后才酝酿出“五四运动”，我们观察这一条线索就会发现，科举制废除这个事件是理解“五四”知识人身份及其复杂言行变化的一个关键视角。

　　三联生活周刊：相比于直接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代“五四”人，第一批横跨新旧之间的“五四”人，比如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处在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中？

　　杨念群：他们体现出的一个特质就是具有反叛旧制度的强烈冲动，但在具体言行中却表现得相当犹疑，一会儿依赖西方知识，一会儿又回归中国传统，来回折腾，经常两边观望，这就和后面胡适等人的相对彻底的西化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比如以严复为例，严复早年介绍西方科学理论，可晚期不仅回归传统，而且对古人许多怪力乱神的东西感兴趣，他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我们一谈严复就提到他翻译《天演论》，把西方的进化论输入中国，引发了中国思想的大地震，其实他的内心世界很复杂，经常是新旧杂糅在一起。他立志翻译西书跟他在船政学堂受教育成为“理工男”以及参与海军教学的经历有一定关系，他就觉得在旧体制下先把西学知识引进过来，对中国整个思维方式的改变是有好处的，但是他本身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所以《天演论》对赫胥黎整个的原著都有大量的曲解，并不符合原意，很多译法是按照严复所理解的中国传统加以改写的。这就说明他在翻译过程中其实出现过激烈的内在紧张，内心深处根本是新旧完全在打架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五四”前后很多人共同的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超出这个框架之外，自成一体的知识分子？

　　杨念群：有，我开玩笑说有两个“外星人”，就是章太炎和鲁迅，他们的思想太特殊了。相比于这两个人，如康、梁等那一代早期维新志士，其实都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之中，对他们的经历和思想还能用代际身份认同、知识结构转换这些理由进行解释，他们的思想更加平易近人，容易启发民众的兴趣，比如梁任公，大家都很喜欢他，人格富有魅力、为人亲和、鼓吹趣味主义等。但是章太炎和鲁迅，在一帮世俗人的眼里简直就是两个“怪物”，比如章太炎引佛入儒，坚决反对群体目标对个人品性的污染，这就犯了以儒家为立名之本的人的大忌。比如鲁迅盛赞尼采的超人精神，与当时各种形形色色的知识圈子根本格格不入，但他们的思想遗产却又是一笔难以超越的精神财富，几乎没有什么人能真正理解他们，他们就像高山一样孤独地耸立在那里。

　　章太炎的思想太复杂，俱分进化论是他理论中的一个关键点，他把进化论和个人的悟性、个人的感知并列起来，反对融入集体意识。他受佛教影响特别深，他个人的那种魅力和自我意识特别强，但是又跟中国的整体知识氛围，无论现代的还是传统的，都保持着审慎的距离，显得孤芳自赏。鲁迅作为个体的超人气质和批判能力，根本不是传统中国人的风格，鲁迅对待论敌绝不妥协，完全不采取折中的立场，“一个都不饶恕”。其言行长期不为深受中国传统浸淫，习惯苟且般活着的人所能接受。可我们又不能把鲁迅的性格简单等同于西方人的气质，他心灵深处的叛逆和批判力度是现代中国人所无法企及的。现在从事章太炎和鲁迅研究的人不少，但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表示深深的怀疑。还不如就把他们放在心里，如高山仰止那般供在那里，想象一下，只要一谈鲁迅，冥冥之中好像就会惹他嘲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最好还是别碰他。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念群（于楚众 摄）

　　“社会”与“个人”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你出版了新书《“五四”的另一面》，是以十年前《“五四”九十周年祭》为基础大幅增订的。增加的篇幅主要放在了对“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的论述上。为什么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这么重要？这是一个今天听起来相对陌生的思潮，它是你理解的“五四”被人忽视的“另一面”吗？

　　杨念群：无政府主义我认为是“五四”里最重要的思潮，以往被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的“五四”研究一开口讨论就把民主、科学这些口号挂在嘴边反复解说，这有其必要，但过分强调易于忽视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期间很流行，它的精髓不是主张不要政府，而是在底层社会改造方面提供了若干成败经验，为后续的社会革命创造了理论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无政府主义兴起的背景是什么？

　　杨念群：这就涉及科举制崩溃后另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对最高层倡导的政治设计失败的反思和“国家”建设理想的幻灭。辛亥革命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建立现代民主和立宪制度。清朝终于变成了共和国，大家都期待着清明的政治很快到来，可是现实让人极度失望。上层政治人物之间打来打去、互相拆台，梁任公作为宪政改革的核心人物最后都感到绝望，说中国的政治太不成熟，甚至还出现直接暗杀宋教仁这样的事件，与人们对于从西方学来的政党政治的最初期待完全不同。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梁漱溟父亲梁济的自杀，梁济在自杀前的遗书中明确说过自己不是殉大清，如果要殉大清的话，大清一亡他就会马上自杀，可是他在清亡后又观察了七年，到最后觉得民国不如大清，才在极度绝望中选择赴死。这些对上层国家政治的失望，导致了知识界思想上的大转向，无政府主义的突然流行与此现象密切相关。

　　三联生活周刊：那时中国人刚刚艰难地放弃了自己的“天下观”，承认自己是世界之一国，想要从政治上建设出一个现代国家。当国家的理想也已无从依靠，人们何去何从？

　　杨念群：民国初期出现政治乱象之后，陈独秀就发表《偶像破坏论》，说国家是最糟糕的东西，我们不能再走上层路线，必须眼光向底层延伸，寻找新的改革目标。在“国家”建设的热潮之后，实际上知识界的关注点整体转向了“社会”。我觉得“五四”与以往改革最重要的不同就是把“社会”看作近代中国变革的最重要起点，主张从基层做起，改造社会。我把社会改造定位为一个和官方政治体制改革即由最高层倡导、国家制度层面的设计相对立的新方向。

　　另外一条线索我觉得是由胡适那批人发起的，那就是在文化层面进行辩论，讨论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对中国变革的重要性。这就形成了两条重要线索：一个方向是注重社会，另一个方向是注重个人，胡适这些人一度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一个分子，经由社会再组成国家。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就没有国家，不是国家和社会决定个人的命运而是恰恰相反，由个人的独立自由形成国家和社会变革的基础和前提，当时大致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向的思路。“五四”实际上从打破国家的偶像开始，通过文化讨论把变革问题拉回到个人的脉络里面去考虑，然后才触及社会问题。而不是像原来习惯的那样，先注重最高层引领设计，再由上往下走，从立宪、革命，最后一层层压到底部，而是先注重作为个体的个人的命运。这才是“五四”知识人区别于以往变革诉求的真正思想脉络。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样一条“国家－文化－社会”的再造中国的脉络中，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在后世的反思中，人们似乎总认为“五四”的启蒙是不完全的，你觉得那种未完成性到底是什么？“五四”中被遮蔽或遗忘了的努力是什么？

　　杨念群：我觉得是个人主义思潮的重要性被遮蔽掉了。以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改造运动是对此前最高层引领的“国家”建设的一个反动，但实际上“社会”仍然是和“个人”相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实际上“五四”时还有过“莫拉尔小姐”或“穆姑娘”（道德伦理革命）的提法，但已经不被现在的我们提起。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不顾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卑鄙欲望，这种误解急需破除。

　　（实习生曾宇清对本文亦有贡献）

　　乡绅的意思是什么推荐文章4：所谓乡绅：乡土中国的灵魂，一群被误解成地主恶霸的文明人

　　传统中国，被称之为乡土中国，而乡土中国之所以有凝聚力，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相承，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乡绅。所谓乡绅，其实就是乡土中国的灵魂人物。

　　乡绅，又谓之绅士、缙绅或士绅。传统乡绅的资格是明确的，一般由退休官僚、暂居乡里的朝廷官员、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宗族组织里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它的地位是通过官职和学衔而获得的。

　　乡绅是一种帝制时代独特权力结构的产物，承担着“官民中介”的角色。古代中国素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在县级以下，乡绅阶层代替政府行使权力，为政府征税，摊派徭役，国家依靠乡绅通过宗法等手段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实际统治。

　　有学者对此概括得十分精辟：“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

　　乡绅不一定是大地主，却都是读书人，他们深受儒家文化浸润，信奉孔孟之道，讲究君子修身，秉承“诗书传家”和“耕读持家”的理想，知书达理，家风优良，他们的道德品质被乡民们所推崇，他们的学问谈吐被乡民们所敬仰，乡民之间的纠纷乐于找乡绅调解，因而成为被乡民所崇敬的公共权威。

　　乡绅热衷于传播文化、教化乡民，一个好的乡绅可以维持方圆数十里乃至于百里的风气和文教，但凡乡绅云集的地方，大多人文荟萃，人才辈出。

　　告老还乡后或长居乡里时，他们以白身布衣的身份去承担地方上的教育，利用民房或祠堂庙宇的空隙间作为课堂，兴办私塾、书院，让广大乡村儿童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于是一批批新的有志少年走出乡土，获得考取科举、外出做官的机会，到了晚年再度荣归故里，褪尽功名利禄，成为新的乡绅，这样一个人才老少往还的过程构成了古代中国士农的活性循环。有道是：“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在一些保持至今的乡村古院老宅，至今可以看到当年乡绅留下来的门楣题字，使人不禁感受到乡土中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

　　虽然不拿朝廷俸禄，但作为“在野之官”，一大批乡绅阶层活跃于乡村治理，在地方上垄断地位、名望、文教、经济等资源，具有行政、经济与文化优势，乡绅自然会产生种种非正式权力。由于诸人道德品质不同，乡绅阶层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样性。

　　多数乡绅胸怀造福乡梓的抱负，承担诸如开展捐助活动、掌管乡村教化、维护社会治安、裁决民间纠纷、兴修公共工程、弘扬儒学等公共事务，成为远近乡邻的楷模。

　　但也有一部分乡绅，由于依仗着雄厚资源，靠土地发家或经商致富，在他们身边聚集了恶霸、痞子等乡村边缘人物，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大肆兼并土地，鱼肉横行乡里。更有甚者豢养家丁，拥有私人武装，对乡民动用私刑，成为令人闻之变色的土豪劣绅。

　　需要说明的是，乡绅里面有地主，地主里面也有乡绅，乡绅主要是从社会地位上划分，地主阶层主要是通过经济条件来划分，两者之间并不等同，但由于乡绅阶层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确实更容易产生出地主。

　　但地主里面也有好有坏，不能以偏概全。旧时代的很多地主都是靠几代人的辛勤劳作积累下的家产，并非是依仗权势强行霸占而来的。地主并不都是悠闲地收着租子，大多数地主和雇佣的长短工一样都要干农活，尤其是在农忙时节。

　　乡绅从来不是地主恶霸的代名词，乡间有恶霸地主，也有开明士绅，不一而论。一部分欺行霸市、高利盘剥的坏地主并不能代表全部地主阶层，更不能把地主恶霸与乡绅阶层划上等号。

　　人的善恶不以财富论，任何阶层都有好有坏，为富不仁、穷凶极恶者都大有人在，就像在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中，也有“流氓无产阶级”。

　　中国农村基层社会能相对稳定地治理一千多年，足以证明绝大多数乡绅阶层并不是穷凶极恶、欺男霸女、恶贯满盈的天生坏分子，遍地“南霸天”，处处“黄世仁”，否则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超稳定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旧中国，国共两党、地方军阀势力也都十分重视乡绅的作用，把他们作为建立秩序、维护稳定、加强对乡村控制而需要大力争取的中间人，那些与政治集团积极合作的乡绅成为各党各派的座上宾，我党就把在解放区内与人民民主政权进行合作的乡绅称之为开明士绅，给予一定的政治优待。

　　清末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传统乡村逐步衰落，新兴城市逐步成为文明的中心，加之科举之废与新学之兴，直接中断了传统乡绅的常规继替，士绅阶层遭受沉重打击而走向分化，一些人把重心转向城市，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追逐高官阶位上；而另一些旧的乡村精英配合政府当局竭尽全力地推行保甲制，加紧对乡村社会及其资源的控制和掠夺，加剧了农村的衰弱和农民的贫困。日伪时期，一些乡绅则摇身一变成了维持会长，做了令人痛恨的汉奸。

　　乡村危机，呼唤着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发动了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革命，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的致命一击，这个过程深深的影响了现代中国社会。

　　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乡绅不分青红皂白与地主恶霸被混淆在一起，最后都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后来都被归列入“黑五类”。这种混淆颠覆了传统农村的价值观，一部分人视富则恶、穷则善，它打下的烙印直到今天还在很多人的脑子里深深地扎根。

　　如果放开历史的长镜头，那么在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乡绅阶层都是乡村的文明脊梁，他们协助国家权力在基层的运作，维护着乡村礼治秩序，使乡村社会呈现出稳定、和谐、安宁的治理境况。

　　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发展轨迹已经截然不同，但“三农”问题依然是决定中国当下和未来兴旺盛衰的关键。眼下，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些旧有习俗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宗族观念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农村社会之中，农村地区出现了修族谱、修宗祠的浪潮，先富能人返乡治村，大学生回乡创业，一些传统的乡村社会形态在当下中国农村也重新显露出一些端倪和态势。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引起令人不好的联想，在一些农村地区，人们给这些拥有一定财富或者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本乡人，以及重返农村的知识阶层、下乡都市白领起了一个名称：“乡贤”。

　　他们会成为新乡绅阶层的生成基础吗？在他们中间，会不会分化出新的“土豪劣绅”？

　　乡绅的意思是什么推荐文章5：乡绅乡贤乡愿有何区别

　　乡绅乡贤乡愿有何区别（随笔杂谈）

　　（七星桥上作品）

　　乡绅，乡贤，乡愿，这“三乡”意思一样吗？究竟各自都是什么意思？有无区别？

　　首先说乡绅。

　　古代，比如县官履新上任，第一件事，便是“拜乡绅。”为什么？因为，一是为在本地站稳脚跟，再是为能够顺利开展工作。

　　乡绅有这么历害吗？有。乡绅，一般乃地方大户人家，攀根错节，势力颇大，如三国东吴孙权，主要依靠江东四大家而顾、张、陆、朱，这当然是豪绅级乡绅。乡绅，有一个阶层，称乡绅阶层。

　　乡绅阶层，一般是户户相护，相得益彰。

　　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有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即使退休，影响乃至关系似乎是仍不可小觑。

　　古代，亦有官宦子弟，长居乡村，亦称乡绅。如明初太师郭资之子，次子为官外，余居故乡本地生活，故称乡绅。

　　所以古代县官上任后“拜乡绅”乃是一种惯例，意义重大而深远。

　　那么，乡贤是什么？乡贤，乃是主要指品德、才学、才能、威望、影响力为乡人推崇敬重，而且，有一定社会地位及实力。

　　乡贤，略有别于乡绅。乡贤，全部是正能量的人。而乡绅，亦可能有个别品行不端的人。

　　乡贤，是一个群体。乡贤德高望重，高风亮节，才干出色。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

　　现在，又有新乡贤之说。

　　新乡贤，“主要指同本地乡土有联系的,有知识、能力,依靠较高的道德素养和感召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贤达人士和社会精英。”

　　新乡贤，为人正直，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坚持原则，而且，聪明能干，才华才能才干有一定特色，并且，有一定人脉市场与实力或地位。他们既是我国传统乡贤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新乡贤。他们可称为乡村精英。如现代出生乡村的企业家，致富不忘家乡，惠泽故乡，便是新乡贤。

　　而乡愿则与乡绅，乡贤，新乡贤，似有天壤之别。

　　乡愿，何意？

　　《论语》言亦乃圣人孔子言：“乡愿，德之贼也！”

　　为何圣人如此痛恨乡愿？乡愿，又是什么意思？

　　乡愿，乃是农村言“老好人。”老好人即乡愿，乡愿就是老好人。此辈乃为“道德之贼！”

　　圣人孔子为何痛恨乡愿即老好人？因为，老好人乃是伪君子！是貌似老实而实际上毫无道德毫无原则之辈。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四方献媚，八面讨好，十面玲珑，毫无羞耻。甚至，是出卖“组织，”出卖同事，出卖集体利益，以换取自己所谓“好人”名声。毫无原则，如墙头之草；是非不分，如盲人瞎马。随波逐流，黑白不明，实为愚蠢之辈。所以，圣人孔子痛斥乡愿即老好人乃“德之贼！”

　　乡绅，乡贤，包括新乡贤与乡愿，绝对不可划等号！绝对有天壤之别，绝对不是一个档次与同类之人。

　　乡绅，多为品质高尚者，亦主要是指品质高尚者。品质劣质者，乃是“劣绅，”不可以称乡绅。当然，劣绅为极少数。

　　乡贤，新乡贤，社会精英，满满正能量！

　　乡愿，愚蠢而乃“道德之贼也！”

　　这就是“三乡”即乡绅乡贤乡愿的意思及区别。

　　（七星桥上2021.12 月写成十洲小雅室，选自《小雅杂谈》之文。原创不易，请勿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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