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推荐文章1：解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6、大唐兴衰，历代兴衰逻辑的再度上演

　　我们正在解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

　　今天聊大唐的兴衰。大唐是我们中华民族心中一段非常辉煌的记忆，政治开明，思想开放，疆域辽阔，人才济济，举目全球无与伦比的繁荣昌盛。直到今天，我们的海外华人还被称之为“唐人”。

　　中国独享千年的“世界时间”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世界时间”。人类的文明进步从来都不是在均衡的发生在地球上每处的，它只集中在零星的几个地方，这些闪光点代表了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在布罗代尔这张简化的世界地图上，绝大部分都是悄无声息的空白，都处在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之外。

　　如果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置于世界文明当中，公元前后两百年，世界时间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大汉王朝。公元6世纪华夏经过400年的大分裂再度统一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1000年之久。从13世纪开始，西方的进步声浪越来越响，大宪章、大航海、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世界时间的摆钟彻底离开中国。而到了今天，它应该又回来，在我们中国和大洋彼岸的美国。

　　在这千年鼎盛时期，唐朝当然是最最显赫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常说暴秦，强汉，弱宋，而对于唐朝我们冠以一个“盛”字，号称“盛唐”。

　　唐朝前前后后289年，中间被安史之乱一刀劈成两半。我们所谓的盛唐其实特指安史之乱之前，贞观之治到开元天宝盛世这130多年。

　　小政府，大社会

　　唐太宗李世明是大唐的第二任皇帝，在他执政期间的贞观之治，与汉初的文景之治一样，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看到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处，并不是一上来就要搞钱，搞集权，而是休养生息。

　　在税收方面，农业税文景之治的时候是“三十税一”，唐初是“五十税一”，也就是只收2%，以农为本，轻徭薄赋。李世明继位之后，中原地区的商品流通税全部取消，不收商业税。所以整个唐朝的商品流通是在零关税的情况下运行，空前繁荣。

　　然后是罢黜酒坊，通盐池与民共享。之前国家对盐铁酒进行垄断管制，称之为三榷。李世民上来之后废除管制，盐酒归还民间。

　　这样一来中央的收入肯定就减少，那“桑弘羊之问”怎么办呢？不搞国营企业那国家收入从何而来呢？收入少了，我就少花点嘛。最主要中央财政支出就是两块：一是官员工资，二是养兵的军费支出。

　　首先在官员工资方面，唐朝似乎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古代版本。相比于汉朝的中央十三曹，唐朝只有六部。在唐太宗时期，整个中央政府只有600多个官员，而全国拿财政工资的官员也只有7000多人，这应该是历朝历代人数最少的政府了。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即便官员多起来了，最多也就只有1.8万人，相比于后世朝代都是很少的，宋代吃皇粮的官员有3.4万人，明朝2.4万人，清朝2.7万人。

　　即便如此，李世民还是舍不得财政出钱给他们发工资。于是搞了个制度创新，先是朝廷对天下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把哪些人有钱都摸清之后，让各级衙门给这些商人每年提供一笔商业贷款，之后商人每年都要按比例缴纳回一定的利息，最开始是100%之后80%、70%往下降低。其实就是变相找他们每年收一笔钱来养活官员。朝廷也不白拿你的钱，交了钱，那朝廷给你个小官当当，或者免除你的徭役。

　　这项制度后世学者有的认为就是对商人的盘剥，是一项恶政，也有人认为是李世明的变通之法，通过小小的制度创新，让商人来养活官员。

　　官员工资的支出解决了，那军费怎么办呢？中央不养兵，下放给地方，兵在藩镇，让地方财政养兵。而且当时是府兵制，全国各地分散设置军府，不打仗的时候士兵就务农，自己养活自己，一旦要打仗，马上应召入伍，打完了又回家种地，等待下一次征兆。

　　我们看木兰诗里说“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就是府兵制，木兰家是北魏的军户，要打仗了必须立刻响应。后来南北一统，唐太宗不仅是汉人的皇帝，也是胡人的天可汗。唐朝任用胡人将领，征服了广大的中亚地区。后来的安史之乱，安禄山也就是胡人将领。

　　府兵制本身就可以防范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同时李世民还在制度上进一步巩固，定下了三个原则“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

　　各地节度使，也就是军分区首长相互调任，在一个地方当3年，就把你换到别的地方去，防止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这是不久任；不遥领，不能让官员在中央任职的同时兼任地方长官；不兼统，你只能管一个军分区，限制权力范围，不能同时掌管多个军分区。用制度办法，防范地方势力拥兵大作。

　　李世民算得上是历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了，他就是通过这些制度安排，用商人的钱养官，让地方财政出钱养军，中央财政的支出变得很少，“小政府”才得以顺利运行。

　　科举制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他推行科举制，政府通过定期考试的方式，打开了直接从民间选拔官员的通道。

　　军爵制和科举制让文武二士都拥有了公平的进入体制的机会，不再成为政权之外的反对力量，同时这也造成了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有了这条通道，这部分人也就失去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知识分子阶级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消失，儒生与官吏合二为一。

　　在政治经济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于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科举之前是推举制度，举孝廉，当官的推荐有学识的人来做官，他们会推荐谁呢？当然是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自己家族里的人。之后便是世家门阀越来越强大，“四世三公”。过去数百年，历代治国者都拿它没办法，王莽改革15年人头落地，光武帝刘秀的“度田令”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之后魏晋南北朝的纷乱，都与此有关。

　　科举制一出，立刻就斩断了世家大族在政治舞台上的不断繁衍。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弱化，中国的社会形态，也从世族形态过渡到了士绅形态。我们今天所说的“富不过三代”，就是唐宋之后对于这一平民化社会的典型描述。

　　盛世空前

　　盛唐繁华到什么程度？

　　首都长安，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丝绸之路打通，从长安向西，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到地中海东岸，全长7100公里，正是通过这条贸易走廊，我们的瓷器和丝绸源源不断的销往欧洲市场。当时大唐跟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长安是真正的国际贸易中心，万国来朝。波斯、罗马、阿拉伯等等大大小小国家不断派使者来长安做生意。

　　长安设有东、西两市，西市全是进口商品和高端奢侈品。我们今天说买东西，就是说到长安的两个集市东、西市去买，“买东西”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从皇宫出来穿过朱雀门直通明德门到城外的朱雀大道，全长5公里，有150米宽。可以让40辆车并排通行，这是何等的气派。而修这条路不仅是为了气派，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距离是70米，这条大道150米宽，意味着皇帝的座驾从中间穿过，两边就算有人要对他不利，弓箭都射不到。

　　除了长安之外，东都洛阳，南方的扬州、益州、苏州和杭州都相当繁华。前所未有的轻税简政，促进了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建了7条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城乡，就像今天的高速公路。这些路上每隔15公里就有一个驿站，供来往做生意的人住宿、休息、娱乐，当时有句话叫做“行千里不持尺兵”，意思就是说你拉着货物经商，行走千里连一把自卫的匕首都不用带，不会有人来抢劫你，空前的太平盛世。

　　安史之乱

　　然而100多年后，弱干强枝的问题又出现了。

　　首先是商人崛起带来的问题。放纵民间成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商人，他们在长安城内结交招待每年进京赶考的寒门书生，这些书生来考试在长安要待上几个月，这段时间的衣食住行用全给你包了，叫做豪友。

　　商人当然不会白干这件事，这些书生高中之后，当然会感激在自己未发迹之前就帮助过我的人。于是商人的力量逐渐渗透到权力内部，官商勾结日益严重。

　　另外，边患也越来越严重，府兵制难以应对游牧骑兵疾风骤雨般的抢劫骚扰，等我把府兵召集起来再去，人家抢完都跑了。所以，唐玄宗时期，需要重兵长期镇守边关，府兵制改为募兵制，朝廷出钱在边境养军队。但是中央又没钱怎么办呢？让各地的节度使掌兵的同时还要在当地筹钱养兵。这样的安排应对当时游牧民族的侵扰非常的有效，边关捷频传。

　　朝廷不断的加强节度使的权利，慢慢的，军权、行政权、财政权、人事权，统统都给了出去，节度使在地方上大权独揽，俨然成了一方诸侯。

　　到了唐玄宗晚期的时候，掌控在节度使手中的边关军队已经多达60余万，而皇帝手里的中央军只有十几万。当年李世民“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的防范制度完全被抛诸脑后，安禄山一人就兼任了三镇节度使。唐玄宗亲手打造的这柄国防御敌的重炮，炮口最终还是对准了自己。

　　755年，镇守北方的安里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给大唐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数百里州县，皆为焦土，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大唐130年的繁华被8年动乱全部打光，盛唐终结。

　　刘宴变法

　　为了平乱，中央急需用钱，各项专营政策重新出台。

　　从此之后，那个开放的、宽松的中央政府再也不存在了，中央要钱、要集权、要变法，又重新征收财产税，交易税，商品流通税，以及盐铁钱专营。

　　在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中央财政大臣刘宴主持进行了新一轮的中央集权变法。刘宴也是少年天才，是整个大唐王朝中最年轻的公务员，从7岁开始进入仕途，一路当到财政部长，主管全国财政长达20年之久。

　　刘宴他改变了此前盐铁酒钱的专营政策，施行民产、官收、商销。意思是生产交给民间，可以保证质量和效率，然后政府统一收购。到这里管仲当年的做法是政府直接拿去卖，统购统销。刘宴不一样，他交给商人去销售，相当于是今天的特许经营制度。把生产和销售的两头利润与民间分享，政府控制资源和定价权，获取中间的部分利润。

　　除此之外，刘宴还建立常平仓制度，对盐，粮食等等这一类重要商品进行管制，平抑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对国民经济造成冲击。

　　刘宴是一位经济大师，虽然他在经济制度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创新，但在他手上国家宏观经济治理开始走向精细化。刘宴主持财政时期，正是大唐财政最为窘困的时期，安史之乱之后，大唐没有陷入更大的动乱，与刘宴极大改善了中央财政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在历史上享有极高的评价。刘宴变法20年，让大唐的中央财政对比动乱时期增长了24倍。

　　只是很可惜，唐德宗上台之后杀了刘宴并抄家，刘宴家徒四壁，没有任何的贪污，是一位贤臣。

　　唐德宗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也算是少年英雄。37岁继位之后，心中充满抱负，想要成为千古一帝。当年为平定安史之乱，中央需要借助各地藩镇的力量，所以地方藩镇坐大，唐德宗上台之后决定武力削藩。

　　打仗需要钱，他拿着刘宴变法留下来的钱得还不够，于是鲁莽的扩大深化国家专营政策，尽可能多的从中攫取利润，然后拼命加税，征收房产税。还不够怎么办呢？

　　想了条“妙计”，长安城里的那些富商们有钱，不是富可敌国吗？虽然经过安史之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找他们借。怎么借呢？“你们每家留一万贯钱，剩下的全部给我。”这哪里是借钱的样子？商人们当然不干。于是派军队直接上门拿钱。这哪里是借？分明就是公然对民间进行洗劫。前后抢了两次，一共抢到了210万贯钱，相当于当时大唐7年的新增货币发行总量，非常大的一笔财富。

　　随后唐德宗在京城誓师，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斗。各地节度使联合抵抗，结果唐德宗的中央军屡战屡败，2年之后，长安城都被攻破，唐德宗被迫出走。

　　无奈下《罪己诏》：“我打不过你们，不打了。是我错了，以后一切照旧，你们把长安还给我住，其他你们想怎么样就这么样吧。”

　　20多岁统天下兵马，37岁继位想要当千古一帝的人，把整个长安城的钱全部搜刮在手，都没能削藩成功。从此之后，有唐一代，没人再敢提“削藩”二字。中央对盐铁酒等等资源的专营权被让渡放给地方。 天下300多个州只有六分之一在中央手里，其余全部都被地方藩镇控制。

　　政治上的集权丧失了，那中央财政就成了“讨饭财政”，最后沦落到靠卖官和向地方诸侯索贿才能维持日常的开支。

　　历史的大循环

　　大唐的兴衰，将中国历史的大循环再度演绎了一次。历代治国者都面对一个两难问题，发展与稳定。盛唐130多年，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但是弱干强枝，中央没有钱，商人骄横，地方藩镇出现，之后安史之乱。怎么办呢？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问题凸显，要金钱，要集权，要变法、要削藩。

　　如果成功了，那就是汉武帝的局面，中央强大，举全国之力办大事，但是民间经济相应的变得萧条，有产阶级被掠夺，百姓饱受贫困之苦。

　　如果不成功，那就是晚唐的混乱局面，地方割据，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最后，就只能再等待下一次的循环，在发展与稳定之间重新再做出选择。

　　吴晓波总结说，中国历代王朝发展到中期都会出现这样的经济局面，一个是对土地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大量的资金被土地捆绑，然后土地兼并不断发生，百姓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另一个是中央想要集权都要走盐铁专营的道路，国家垄断民生资源从中获利。而一旦这么做了之后，中央对于专营的依赖度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贪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并非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制度，是制度的贪婪造就了人的贪婪。

　　当国民经济出现这两个状况，第一是土地兼并造成贫富差距拉大，二是国家对资源垄断高度依赖与民争利严重，那么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或者外强入侵，那改朝换代级别的社会大动荡就要发生。

　　唐灭亡之后，五代十国逐鹿中原，天下愁苦。中华大地等待着下一次大一统的出现，这就是宋。宋代的王安石变法非常出名，这次变法之前和之后，完全就是两个中国。到底怎么回事儿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说。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推荐文章2：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在历代经济变革中，晚清洋务运动可谓最为凶险的一役。在改革范式上，是史上第一次输入式改革，意识形态上的破冰难乎其难。就经济而言，是本民族从千年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惊险一跃”。

　　一、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在中国开始洋务运动的19世纪6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美国、德国、日本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日本与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时间惊人地接近，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拉开帷幕。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迟到不是落后的理由。洋务运动之所以功败垂成，甚至一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则有另外的原因。

　　二、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前后，有30年左右的时间，清政府最高决策层就是否要开展洋务事业，陷入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捍卫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己“固若金汤”，帝国以拒绝演化的姿态沉迷于盛世幻觉。因此，任何新的变化可能对既有制度构成冲击，显然这是危险的。

　　 以修铁路为例。1867年之后，朝廷上下就为应不应该修建铁路吵翻了天。认为铁路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之有害之物，或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的典型儒家思想，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繁荣商贸，而是维持均衡，稳定政权，稳定永远被置于发展之上。当这两种思考成为精英阶层的主流意识，铁路之争便不再是技术之争，而是意识形态之争了。

　　1867年6月3日的《纽约时》就一针见血评论：“实施这样一项伟大工程的最大障碍只能是清朝人民对所有外国人所抱持的敌意，以及他们自己的迷信思想。”1881年李鸿章悄悄动工修建开平煤矿至胥各庄段的11公里的运煤铁路，修成后遭到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强烈反对，一度弃用蒸汽机车头而用牲畜来拉运煤车，成了一条不伦不类的“马路”。到1891年，疆域辽阔的大清铁路零落建设，总共才360余公里而己。相对比，小小曰本国的铁路长度己过3300公里。

　　三、以轮船招商局为例

　　国营与民营的取舍。如果说最高当局在意识形态上作茧自缚，那么，开明的洋务派则受困于官民之争。这在轮船招商局一案中淋漓体现。

　　 1872年，李鸿章为了在长江航运中抵抗外国轮船公司的势力，决意创办轮船招商局。提出“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公司章程，意味着政府与商人在资本的意义上第一次实现了对等。在李鸿章、盛宣怀的感召下，唐廷枢、徐润及郑观应等著名买办相继入局，投资并致力于公司经营。经过十年左右的经营，轮船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业务中击败美国和英国船务企业，取得骄人业绩。

　　 在民间资本和人才的热烈参与下，十多年时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保险业等，出现了许多“中国第一”的新兴企业。从1882年到1887年，在《申》上刊载过股票买卖价格的共有36家企业，它们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这是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小阳春。

　　 然而，此时官商矛盾出现，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认为“官款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如今企业已上轨道，政府应退出，不必再派官员，招商局的盈亏责任从此由商人承担。这在李鸿章看来是无法接受的，在他看来，政府若从事商业，必须掌握经营主导权，并成为最大的获益者。这种政府与民间的矛盾定会交织爆发。这一矛盾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从来没有被化解。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房价大跌，徐润、郑观应等人利用主管招商局财务之便，私自挪用巨款炒作房地产的丑闻被发现，李鸿章乘机将这些买办“净身出局”。1884年，盛宣怀以官方代表身份兼任督办和总办。徐润等人成为第一批因体制冲突而“牺牲”的“国营企业经理人”。在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六次重要的“国进民退”事件，1883年的轮船招商局事件乃是第一起。

　　 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洋务派官员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轮船招商局事件后，洋务派官僚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

　　四、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分别开始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日本在维新之初，也试图“西为日用”，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然而在1872年12月的一次欧美考察，彻底颠覆了变革者的观念，认定“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是改革教育制度，奠定了近代学制。第二是宪政变革，摧毁封建政权，组建议会，实行立宪，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

　　 在经济改革上，设立工部省，负责“监督和管理一切矿山；建设和保养一切铁路、电线和灯塔；制炼和铸造各项企业使用的铜、铁及铅矿，并从事机器制造”。相继开办横须贺制铁所、关口大炮制作所、石川岛造船所等国营企业。在李鸿章将轮船招商局重归官僚管制的同时，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政府就把许多国营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私营化运动导致日本经济快速成长，并出现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财阀型私人企业。当然其间也有国有资产被贱卖给一些有势力的商人等政治丑闻。1895年，在甲午海战中获胜的日本获赔款、掳掠战利品和现金共计3.4亿两，相当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的6.4倍，这笔巨资被大量用于修铁路，发展航运业、造船业和机械制造业，明显提高了交通和工业化水平。同时日本进行了币制改革，建立起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的金本位制。中日国力差距从此越拉越大。

　　五、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洋务运动的第二个小高潮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败给全体国民以极大刺激，梁启超尝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从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取代以中高级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变革的新主流，而工业化运动也由政府推动进而变为民间崛起。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新开设的资本万两以上的厂矿共62家，资本总额1246.5万两白银，远远超过甲午前二十余年的总数，平均每年的投资数则超过15.5倍。

　　 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出现了高级知识分子集体下海经商的景象，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群体的正式出现，标志性事件有二：

　　①南通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在短短几年内创建十余家关联企业，建成全国最大的纺纱工厂和民资集团，对社会的激荡效应难以估量。

　　②商人在“东南互保”中扮演重要角色。1900年，慈禧试图借义和团运动驱洋，对列国开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西逃，是为“庚子国变”。为防战火南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及袁世凯等南方四大总督对列国提出“东南互保”方案，张謇、盛宣怀、汤寿潜和沈曾植等人以民间身份斡旋于四大督抚和八国公使之间，最终达成妥协。这是近现代史上新兴的企业家阶层第一次公开参政，在政治上展现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庚子国变”后，清廷签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过去三十余年致力于实业兴国的洋务派在民间信用尽丧。 此后慈禧突然“激进”地推动制度建设和经济开放。1904年，颁布《钦定大清商律》，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公司法。此后《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法律的发布，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在政策推动下，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1905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起点，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到“国人兴业时代”代。

　　 同时，实施《商会简明章程》，倡导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此后数年商会如火如荼，甚至控制产业及舆论，部分承担了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成为一股活跃于民间的独立力量。1907年成立了华商联合会。到1911年，全国各种商人组织近2000所，会员20万人。

　　 在商人阶层壮大及独立的同时，知识精英也被“释放”到体制之外。1905年，最重大的国内事件是废除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帝国的最后一丝眷恋，精英阶层从科举的既定轨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生了一股反对的、无从把控的力量。

　　 当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的大门外“会师”之后，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便成为必然。

　　六、立宪运动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洋务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变革主题由经济领域迅速向政治领域推进。1904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拟请立宪奏稿》，06年9月慈禧下达“预备立宪诏书”，11月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但清廷一再拖延，在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执政的“皇族内阁”全面排挤汉人大臣，武力压制各地的立宪请愿活动。

　　 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和缺乏远见，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群体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1904年到07年间，各省成立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仅有1家官办。数以十万民众购买了铁路股票。国有化政策对保护民间股份毫无考虑，这是继李鸿章夺权轮船招商局之后，又一起严重的“国进民退”事件。

　　 “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四川总督枪杀数百请愿群众，民变骤生。清廷急调湖北新军入川增援，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辛亥革命由此爆发。

　　七、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尝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洋务运动在实务层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全面重构了中国的产业格局，打下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工业化基础。洋务派修建了铁路，架设了电网络，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体和船舶制造工厂，创办了银行和保险公司，勘探开发全国矿产，拟定第一份股份制公司章程，催生了第一部《公司律》。但其从制度建设角度有四条缺陷。

　　 第一，缺乏制度上的顶层设计。洋务运动非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动，而是一些地方官员自发地、缺乏组织性地各自展开。李鸿章等并没有真正执掌朝政，而慈禧及满族大臣则首鼠两端，一味以“维稳”为第一要义。变革随机性很强。

　　 第二，从未涉及财政、货币和土地政策。这三大元素是历代经济变革的核心命题。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白银体系风雨飘摇，土地改革无从谈起，所有的变革只密集地发生在工业经济领域，无法造成社会机制的转变，李鸿章晚年自嘲为风雨飘摇中的“裱糊匠”，确是实情。

　　 第三，洋务运动不是一个普惠性的经济振兴运动。其实质是一次有利于地方和工商阶层的分权式改革。对于亿万基层民众来说，经济改革如久旱闻雷声，滴雨未落，因此缺乏对改革的支持热情。最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未在改革中得到经济利益，甚至到后期，改革诉求已危及政权本身。所以自始至终，朝迋一直对改革抱持敌意和戒心，成为最被动的一个集团。而启动或参与改革的人倒成了最大获利阶层，盛宣怀、李鸿章家族因此富甲一时，成了权贵贪腐的典型。

　　 第四，现代化有余，现代性不足。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影子无法背叛本体。李鸿章认定“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十余年思想几无进步。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导致温和改革的“时间窗口”猛然关闭。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推荐文章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民国时期长38年，有两个民国，1911年到1927年的北洋民国，1927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民国。这两个民国在经济上进行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试验：第一次是大自由、大混乱的试验，第二次是重归中央集权的试验（“统制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国家资本主义）。

　　一、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民国时期，维持大一统的四个基本制度出现了全面崩坏。从孙中山和袁世凯起，中央就对地方失去了完全的控制力。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倡导“联省自治”。对全民思想的控制也松动了，年轻人怀疑和摒弃一切传统，“四书五经”皆成腐朽之物。在宏观经济治理方面，由于产业资源被民间掌握，政府对关键性行业的控制力降到了最低，出现了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全部瓦解，意味着中央集权已没有任何着力点。这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余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权力真空”。也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时期，涌现出众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艺术家、军事家。

　　二、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在北洋政府时期，民间企业家空前活跃并控制了重要的产业领域。最重要的事件是金融的民营化。1915年，两大发币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合并，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并扩大招募商股，到1922年，民营资本已占股本总额的99.75%，昔日的中央银行就此实现了完全的民营化。在上海，各地银行公会联合组成了全国银行总会，成为一个可以与北京中央政府公开博弈、直接影响金融政策的银行家集团。除了金融业，企业家集团还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荣宗敬等人相继组建了由中国商人参股的面粉交易所和纱布交易所，宣誓与日商决裂，夺回了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权。1920年7月，虞洽卿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中国第一家正规的证券物品交易市场。在空前自由的市场环境中，涌现出一大批在当时全球商业界都堪称一流的企业家。这一时期出现的实业投资热，是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与洋务运动时期相比，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洋务运动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后期重点在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上。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而这次工业化的主角是以赢利为动力的新兴企业家，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在此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布局。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美国的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指出，1912年到1927年中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在世界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在近百年的现代经济史上，这样的高速增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三、地方自治的试验

　　中央集权羸弱，意味着地方自治空间加大。北洋政府时期出现了三种自治的试验。一是军阀自治。如张作霖父子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李宗仁在广西、陈炯明在广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号称“模范省”。这都是诸侯经济的典型表现。如统治山西三十余年的阎锡山曾创作《努力实现歌》：“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利，无村不工厂，无区不职校，无路不整修，无房不改造，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爱人，无人不公道。”宛如桃花源或社会主义的理想图卷。二是商人自治。民国初年，各地咨议局以及商人总会拥有财力和武装力量，声势强大。1923年，汉口总商会向国内各主要城市商会发出《保护商埠安全议案》，建立一个“真正的城市联盟”。1924年，直系、皖系军阀交战，总商会成为上海的实际管理机构。企业家阶层的参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呼应，胡适、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所谓“好人”，就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三是建设模范城市或实验公社。江南通张謇为最杰出的实践者。从1903年开始，张謇就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和公共事业。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师范学校、话剧剧场和图书馆，南通成为当时最出名的新兴城市之一，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还有朱葆三的“上海实验城”，荣家兄弟的“劳工自治区”，重庆北碚的卢作孚和福建集美的陈嘉庚等。从1894年张謇下海从商到1924年虞洽卿“会办”上海，这30年是中国商人阶层的光荣时期，他们逐渐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产业，并在民间拥有强大正面的影响力。两千年以来，商人阶层在国家事务中重要性，从未达到过如此高度，之后也望尘莫及。然而，军阀、商人及自由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这些自治试验，终被证明是无效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政治理论支持，显得幼稚和缺乏持续性。

　　四、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

　　1926年北伐成功，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军事冒险成功，在政治上，得益于人民对大一统的渴望；在经济上，则是自由商人阶层在工商冲突中的误判以及对暴力政治的妥协。随着近现代工业的成长，劳工人数迅猛增加，到1924年前后已经超过500万。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一股完整独立的力量，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真正把工人当成一股独立力量来倚重的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独立的工人阶级出现了，而共产党则成了他们的领导者和利益代言人。面对工人阶级的崛起，商人集团表现得无所适从，双方矛盾很快以血腥方式呈现。1927年春，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总商会与新军事强人蒋介石达成政治合约，向蒋提供足够的资金，蒋则以武力镇压“暴乱”的工人组织和共产党组织。4月12日发生了武力镇压上海总工会的“四?一二”事件，逾五千人被枪杀或失踪，这是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屠杀。在中国史上，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白吉尔评论道：“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自身的背叛，由于他们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

　　五、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国民党从诞生之日起便是国家主义的信奉者，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是其一贯的基本经济主张。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坚定的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国民党政府的计划经济思想于“国父”孙中山。他历来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孙中山的经济理论中，最显眼的是主张土地国有化和实行土地单一税。1928年7月，美国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同意中国关税自立。随后英、法、日军国相继宣布承认中国的海关自主权。1931年，国民政府废除了流弊深重的厘金制度。这两大举措，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蒋介石主张“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1928年至1937年，在经济史上有时候也被称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工业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8.7%，为现代中国史上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之一。

　　六、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自由商人群体的政策性挤压和剥夺便己开始，尽管这些商人是北伐最大的“金主”，但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国营化政策最大的障碍。打击是从多个方面分步骤展开：一是彻底瓦解企业家的组织体系，二是用看上去无比优惠的国债将之完全“绑架”，三是控制生产资料市场，四是利用经济危机扩大国营事业，“收官之作”则是银行国有化。第一步，组织瓦解。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统一商运”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所有民间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将一切会务统交由国民党领导的“商整会”。第二步，国债绑架。到1932年，银行持有的全部证券中的80%都是政府国债，银行不得不乖顺地坐在同一条船上，平等关系从此终结。第三步，控制证券市场。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规定每一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第四步，利用经济危机，大量收编民营企业。1934年前后，国内爆发金融危机，国营事业集团通过接收、控股等手段进入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最后一步，银行国有化。1935年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仍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全国银行总资产的89%掌握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1935年，政府出于管制需要，政府相继控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通商银行等，此后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1935年的银行国营化，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三次“国进民退”事件。“这个事件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王业键评论）通过七年的系统性整肃，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集权效应呈现。

　　七、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八年抗战国民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举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后不久，就遭人民抛弃，国民党人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土地政策上的失败值得反思。1.国营化政策。“二战”后，在各沦陷区等待接收的日伪产业约4万亿元，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九成家产。敌产国营化，到1946年6月，已经接收的2243个工矿企业中，作“拨交”处理的高达1017个，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一个强大而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格局全面形成。这可以被看成第四次“国进民退”事件。国营化政策导致国营事业效率低下，民间企业家阶层对政府彻底失望，工业萧条造成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城市罢工事件猛增。2.货币政策。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央财政完全被军费绑架，而实体经济又复苏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到1948年第二季度，又发行法币660万亿元，三年猛增1180倍，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引发了中国当代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3.财政政策。1948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改组内阁，停用法币，改金圆券，物价一律冻结在8月19日水平，蒋经国“打虎”失败，11月1日内阁总辞职。物价复性上涨，经济极度混乱。4.土地政策。1947年9月，共产党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将之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而国民党政府则在土地改革上无所作为。就这样，战后短短五年间，国民党政府在敌产国营化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个政权就被人民所抛弃。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推荐文章4：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变革史”

　　工作之余的阅读与思考

　　朱鹏锦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助理

　　专业的经济学著述往往从一些指标数据入手，着力通过数学方程式建构出经济模型，并运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予以分析佐证。但我们非专业读者难以读懂这类著述，也不容易产生阅读兴趣。复旦大学新闻系出身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通过比较通俗的语言，梳理中国经济治理的变革历史，窥探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豆瓣评分8.6。

　　23万字的这本书篇幅并不长，它不是经济通史或者某一朝的断代史，而是使用了类似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体例，选取了中国近2700年间十二个重要的经济变革片段，叙述国营和民营经济、财政和货币制度、贸易自由度等经济制度演变，总结利害得失。管仲、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一个个灿若星斗的名字依次划过，引领了各个时代的经济改革。这本书尤其吸引我的是以下三个特点：

　　叙述历史的视角独特

　　本书采用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和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两种视角，来观察分析历代经济变革。

　　中国在秦朝就确立了郡县制度，保证中央政府的意志能够一竿子插到底，奠定了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传统基础。在意识形态上自汉武帝后独尊儒术，统一思想。隋唐以后又设置了比较公平的科举制度，为基层知识分子提供阶层流动通道。在经济上则实行盐铁等重要资源国有专营，保障和控制国计民生。

　　从历史问题背后的利益考量来看，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其实都是利益问题，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四大利益集团互相博弈和妥协的产物。

　　关注王侯将相身后的民生百态

　　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的，也是财政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民间生活的。历史不仅由王侯将相书写，更包含着百姓的奋斗和苦难。汉武帝为筹集军费粮饷，颁布“算缗令”，向国民一次性征收10%的财产税；后又颁行“告缗令”，鼓励民众告发有财产的人，并奖励告发者没收财产的一半。告缗运动推行三年后，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抄产，皇家园林上林苑里堆满了罚没的财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民众被没收的财产，才成就了卫青扫荡匈奴和霍去病“封狼居胥”。

　　让我可以近距离触摸古人的智慧

　　这本书引用了不少古人的经济治理见解。在阅读时，我可以触摸到他们的思想和智慧。

　　春秋齐国的管仲率先提出影响深远的“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政策，但他并没有重农抑商的意思，而是要在职业分工的基础上实现专业化发展，这也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精髓。管仲还认为，“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修建宫室台榭，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佣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这就是西方在两千多年后才提出的“以工代赈”思想。

　　西汉桑弘羊提出工商富国，他指出致富之道在于谋略而不在于身体辛劳，获取利润在于积聚效益而不在于盲目蛮干；工商不畅，农业就无从发展，国家财政也失去，因此要实行盐铁国家专营。这些古代治国者非常重视工商业，把利润最丰厚的产业抓在手里，实行国家专营，所谓“抑商”只是抑制民间商人而已。

　　我从这本书的收获不仅是知晓了一些知识，更有所启发。

　　近四十余年我国的发展崛起，在历史上也能找到可参考借鉴的案例。我们为什么会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或许与我们悠久的国有经济传统也有重要关系。作为检察人，我们当然要深耕自己的专业领域，同时也需要读一读案头的“闲书”，不仅活泼有趣，也同样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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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出品 | 上海检察

　　拍摄制作 | 唐闰俊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推荐文章5：读书笔记：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财经作家吴晓波于2013年出版的作品。全书从春秋战国时齐国管仲变革开始讲到2013年，以历朝历代中著名变法为核心，从四大基本制度、四个利益集团两大角度讲述当时经济政策背景、执行情况及相关成果。

（此处已添加书籍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贯穿历史的两个基础

　　《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为什么会如此？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这是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区别。

　　那么是什么造成这种分分合合？书中没有说，但似乎也点出来了，那就是四大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变幻。

　　四大利益集团：中央政府（朝廷）、地方政府、有产阶级、无产阶级。

　　中央强地方弱统一控制没问题，但一旦形势反转，轻则割据，重则分崩离析。

　　无产阶级过不下去，那么大一统的形势则必将岌岌可危。

　　有产阶级不是分合的必然关键，但他是朝廷变革首要的拿捏对象，是朝代兴衰的晴雨表。

　　影响四大利益集团切身利益的则是四大基本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影响之下，利益格局变幻风云，进而造成时代进程的变化。

　　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

　　郡县制度的出现意味着中央掌握人事权，从而实现并强化对地方的控制。

　　尊儒制度的作用在于统一全面意识形态，让民众更好管。

　　科举制度实现人才为朝廷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完成对国家财富的掌控，增强中央的统治力量。

历代变革的演进路线

　　纵观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除了分分合合之外，还有一件事是持续向着强化的方向演进，那就是皇权不断加强，从而实现完全的专制统治。

　　最初的诸侯分治，之后皇权相权分管国家大事，到了群相制时代，皇权完全凌驾于相权之上，到了明清，则皇权完全取代相权，实现帝王的专制统治。

　　而在皇权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各朝各代的经济改革也从振奋人心的创新，慢慢地变成索然无味，成为加强中央统治的工具。

　　书中各朝核心的变革，如下：

　　1、春秋时期，管仲改革，让齐国走上富强之路。其对后来者的影响最大就是盐铁专营制度，以及其干预市场，保障物价的一些经济思想。

　　2、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废除贵族袭爵制，建军功制，开创了平民通过武功晋升上流社会的通道，同时集历代改革之大成，打造一套国家操作系统，为中央集权提供可执行的路径。

　　3、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主导改革，在盐铁专营基础上，增加酒的专营。同时创“均输”、“平准”的市场干预手段，为后世所借用。

　　4、王莽改制，基本上属于恢复汉武帝事情的相关政策，但执行乏力，最终失败。

　　5、中晚唐事情，唐中央政府财政渐弱，刘晏主导财政，延续并改革了桑弘羊的相关专营政策，同时开创官办船厂，漕运，提高流通销量。另外唐朝完善了科举制度，为文人提供了一条上升通道，自此民间底层开始拥有文武两条上升通道，为中央集权统治创造了良好的人力资源条件。

　　6、宋代王安石变法，其核心创举在于“青苗法”，具备金融手段的性质，但各方面条件不成熟，功败垂成。

　　7、明清之后，基本就没有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一切以维稳为主，最终导致在大航海时代的落户，为中华民族带来百年屈辱。

　　8、清亡之后，38年的混乱局面中，商业领域呈现两个极端，先是国家商业领域完全被民间资本控制，但到国民党一统各路军阀之后，逐渐都被收归国有。

管仲改革：国家专营制度的创建

　　管仲大概是两千年历史上有影响的改革第一人，在他的改革之下，齐国成了一个大国，齐桓公成了春秋五霸的第一人。

　　管仲的改革核心：

　　1、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把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类，并世袭

　　2、自由贸易政策：不重复收税，鼓励其他国家商贾前来，并提供便利服务

　　3、利民政策：根据粮食产量浮动农业税率，并建立国储粮政策，管控粮价防止波动

　　4、利用供需关系、价格杠杆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

　　5、盐铁专营：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允许民间经营（国有民营）

　　6、鼓励消费

　　7、利用商战代替军事行动

　　管仲的这些改革措施对后世的影响依旧重大，尤其是国有专营制，差不多后面的每一个改革者都逃不脱这一条，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富国之路。

　　士农工商的制度后续演变为户籍制度，在人员管控上影响重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深深地捆绑在土地之上。

　　当然，相比后面的改革，管仲的改革整体上属于利国利民，而且是唯一一个鼓励工商业的改革者，会通过商业手段来避免军事行动。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内的经济改革，对于君主的统治基础未涉及，属于发展掩盖问题。

商鞅变法：军功制和国家集权操作系统

　　相比管仲的改革，商鞅的变法更加彻底，他集合了包括管仲、李悝、吴起等变法前辈们的思想，成为各种变法改革的集大成者，打造了一个影响两千年的国家操作系统。

　　商鞅变法的核心：

　　1、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只有从战场上立功才能封爵，打破旧体制，为平民武夫提供上升通道。

　　2、重农抑商，控制粮食买卖，矿产资源国有化，对于商业重税

　　3、废井田，开阡陌，通过土地私有化，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

　　4、把全国人民变成农民，并进行户籍登记，限制人口流动。

　　5、废除货币，实行以物易物。

　　6、推行郡县制度

　　7、统一度量衡

　　8、推行小家庭制度，扩大征税基数，限制大家族形成，使民弱无力与政府抗衡

　　商鞅变法历时21年，分为“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三阶段，层层递进，体系严密，把秦国变成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

　　但站在民众的角度，商鞅变法并不是那么好，其核心是国强民贫，愚民以控制民之思想，这一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各朝的思想政策，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再到朱程理学，无不是对民众思想的控制。

汉唐盛世，中央财政危机之下的敛财术

　　商鞅之后，是汉武帝时期的改革，主导者是桑弘羊，其主要内容为：

　　1、重新将“盐铁”国营化，并新增“酒”的国营，通过垄断经营获取巨额财富

　　2、流通改革：均输和平准，即为：统购统销和物价管控，实行计划经济，对社会财富重新分配

　　3、颁布算缗令，征收财产税，并通过告缗令，鼓励举，通过这两条扫荡全国财富

　　这些政策出台的背景就是汉武帝连年的对外战争，国库空虚，需要增加收入。

　　改革效果很明显，中央财政收入迅速上涨，但中产阶级破产，底层平民未能获利，之后汉朝的统治开始走向下坡路，最终被王莽篡汉。

　　王莽登基后，也展开一系列的改革，但作为篡位者的王莽缺乏统治根基，且用人不当，为加强中央财政，恢复相关专营制度，却让富商去执行，雁过拔毛，养肥了富商和官员，底层民众未受益。

　　几年前网上流传王莽是现代人穿越回去的，思想先进。但细看他的措施，实质上却是简单的复古，并无创新之处，反而激化社会矛盾。

　　王莽之后，东汉光武帝也试图进行中央集权，但敌不过已成气候的世家大族，只能妥协，世族经济一直延续到隋唐，至唐灭，科举制度兴起，世家大族才灰飞烟灭。

　　汉亡之后大分裂数百年，直到隋唐才再一次完成大一统，并创造文景之治之后的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相比之前的各朝各代，唐朝主要的变化：

　　1、科举制度逐渐成型，给文人提供了上升通道，但同时科举的“规则要求”也扼杀了文人的骨气，让文人失去了独立自主性。

　　2、唐太宗时期，官员数量少，且通过“公廨钱制度”，向富豪家庭征收“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在兵费上，则由地方财政出钱。这个制度使得中央财政支出很少。

　　在税制、经济政策上，前中晚唐三期大相径庭。

　　1、盛唐时期：开放专营政策，允许民间经营，但在政府严格管理下进行，工商景象繁荣。农业税取五十分之一，属于极低水平。取消关卡，商品流通、交易不收税。

　　2、中唐时期：经过安史之乱，中央财政收入锐减，实力大不如前，为此税制和专营都重新登上舞台，中央向富商大户征收20%的财产税，各交通要道开始征收流通税，交易上征收交易所，不仅中央收，地方藩镇也向商人征税。同时经过刘晏的一系列财政改革，使得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增。

　　3、晚唐时期：中央对藩镇割据势力无力，盐铁酒的专营权归地方所有，中央财政成了讨饭财政，靠卖官以及地方诸侯的贿赂才能维持。

　　汉唐两朝的整个过程基本可以这样概括：

王朝初建，稳定民心就少收税，允许民间经营，让市场活跃起来，中央也开始有钱。中央有钱了，开始乱霍霍，内忧外患跟着来，开始打仗烧钱，钱烧没了，就开始搞国有专营敛财中央没实力了，地方敛财搞割据，直至分崩离析。

　　不过，相比汉武帝粗暴的敛财手段，中晚唐时期刘晏的敛财手段则要高明上许多，具备经营思路，某种程度上，有管仲之风。

　　刘晏的变革主要成就

　　1、改革榷盐法：改“统购统销”为“民产-官收-民销”，打击私盐保护持牌经营盐商的利益，制定“常平盐”制度，保障食盐的价格和供应

　　2、改革常平法：各地设立常平仓，设立“知院官”，随时了解物价，进行低买贵卖。扩大常平仓的商品种类，由粮食扩大到“万货”。

　　3.改革漕运：漕运国有化，官办造船厂，保障了漕运的效率

商业繁荣的宋朝，并没有惠及底层民众

　　和汉唐一样，王安石的变法也是在宋朝立国100年前后，此时也是国库空虚。

　　造成国库空虚的原因，除了战争之外，也在于宋朝不同于历代的经济政策：

　　1、宋朝从一开始就继续国有专营制度，且涉及范围比历朝更广，资源型、必须性、暴利性商品都纳入专营范围。且在制度上比历朝历代更严格，违者基本处死。经营分散，难以管制的商品才开放民间经营。

　　2、对土地兼并采取放纵政策，导致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官宦家族手中。

　　3、允许官员经商，结果大量官员打着公家的旗号，干着私营的活。利用公款、公物，管船，公家劳动力进行经商，经营过程低买贵卖，垄断，逃税。

　　专营方案上，进行了牌照制度的创新，实行“买扑”（招标承包制）、“钞引”（特许经营）两种方式，在两项政策下，开放了商品的流通、开采领域，激活市场热情，带来工商业的繁荣。

　　但这些繁荣的背后，并不是民间的繁荣，获利的更多是官宦家族，或者和他们关系紧密的商人，宋朝的经济实属典型官商经济、权贵经济。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和桑弘羊、刘晏他们一样，都是为了中央财政收入，但因为执行问题，终究还是失败。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1、在经济富国各项政策，实质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收社会财富为国有，受这些政策影响最大的官商，遭到各方抵制，同时底层民众未能实质获利。

　　2、用人不当，所用之人在个人品质方面都存在问题，同时部分支持变法的人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私利。

前所未有的集权制度下，改革成为奢望

　　时间到了明清时代，两朝的统治基本基调是“稳定压倒一切”，对外封锁，对内严格管控：

　　1、中央集权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皇权彻底压制相权，清代则所有大臣皆为皇帝的奴才，只有执行的份。

　　2、宋朝占城稻从越南引入，其更优的品质迅速在国内铺开，产量大幅提升。棉花的引进，在穿上得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这两项的提升为人口数量的增加提供了保障，使得统治者不再追求对外扩张，进行人口和土地的掠夺。

　　3、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对人的思想进一步控制，清代文字狱更是对文人的摧残达到登峰造极的底部。

　　4、在工商经营层面，国有专营制度演变为特许经营制度，诞生新的官商：晋商和徽商，以及广东十三行商人。

　　5、男耕女织的乡村手工业，促进了市镇的发达，而城市化开始倒退，在这种趋势下，无法像西欧那样进行工业化的发展。

　　在历史课本里，我们看到明朝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被两朝的专制统治给扼杀了，没有走上现代化的路程，造成了落后于西方，从而带来近代百年的屈辱。

　　但实际上，站在世界的角度，洋务运动开始的时间并不晚，此时美国刚结束南北战争，日本德川幕府被推翻，普法战争结束德国统一。

　　如果那时洋务运动能够全面推进，并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那么走向现代化的时间会提前很多。

　　但洋务运动只是部分官员的尝试，缺乏制度性的推动，即非统治阶层的共识，不可能广泛开展。另外官办官营的弊端在洋务运动中也无一遗漏，贪腐无处不在，民间力量也深受剥削。一切还都只是在旧的“国有专营”范畴内展开，没有任何先进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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