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南自卫反击战

　　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推荐文章1：胜利前夜，邓小平连续作出7条指示，对越反击战圆满收官

　　1979年2月至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云南和广西的中越边境全线，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此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于打破头号敌人的战略包围，稳定东南亚动荡不安的局势，在于为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于推动国际反对霸权主义斗争。

　　当时我国刚刚结束特殊时期不久，国内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尤其是经济建设亟待破局，到底要不要打这一仗，中央多次开会，反复议论，权衡利弊，经过了两个月多月的慎重考虑，特别是从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出发，才最终定下了打的决心。

　　既然下决心打，那么究竟要打多大规模，打到什么程度为好？中央主要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战场环境三个方面进行了仔细分析。

　　我们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对其进行惩罚，主要面临的风险来自北方。莫斯科和河内于1978年11月3日缔结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个条约标志着苏越战略同盟的正式形成，并且含有强烈的针对中国的企图。为了避免发生苏军大规模干涉的可能性，就必须控制好南线作战的时间。

　　在准备对越作战的时候，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全会。会议作出战略决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既然如此，显然是不可能同时进行一场长期战争的。

　　我军预定的战场，是越南北部边境六省，属于典型的热带山岳丛林地，地形复杂，山高坡陡，草深林密，道路条件很差，不便于大兵团作战，不便于重装备机动。况且越南北方在4月份之后就要进入雨季，大雨连绵之下，道路状况会更加恶劣，更加不利于大兵团的机动与展开。因此，战争必须在雨季来临之前结束。

　　综上所述，军委进行对越作战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那就是打一场浅近纵深、较短时间、有限规模、速战速决的有限战争。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军委对部队的作战目标进行了明确规定，即云南方向占领柑塘，控制外波河北岸；广西方向拿下高平和谅山，打到奇穷河。攻占了上述要地之后，就算完成任务，即行撤军回国。

　　2月17日战役发起之后，在强大炮兵支援下，各参战部队采取正面突击和翼侧穿插迂回相结合的战术，发挥大兵团作战的雷霆之威，以排山倒海的迅猛态势，胜利攻占了战区所有预定目标。云南方向13军于2月25日攻占柑塘，广西方向55军于3月4日打过奇穷河，攻占了整个谅山市。

　　在参战部队圆满完成预定任务的情况下，1979年3月4日晚上，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亲自来到军委战时指挥所，部署自卫还击作战胜利之后的相关工作。小平同志指示说，明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要向全世界宣布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已经达到预期目的，取得重大胜利。中国政府严守信用，决定所有参战部队回撤国内，严守边防。据此要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当晚由外交部领导将我国政府的决定通各驻外大使馆；

　　二是所有参战部队从明天开始全线回撤，必须于3月15日前全部回撤完毕，封锁边境；

　　三是由王震、方毅分别率领两个慰问团带上文艺团体代表中央前往广西、云南方向，慰问参战部队；

　　四是由宋时轮组织全军教育训练委员会、军事科学院及有关院校的专家分别到两个战区总结作战经验；

　　五是总政治部要立即制订出保留参战骨干的方案，除在院校开设参战骨干培训班外，还要向未参战部队调配输送参战指战员，保证我军今后如果20年不打仗，团以上干部都有参过战的骨干；

　　六是要扩建广西和云南的边防部队，经过短暂训练后，尽快接替野战部队守卫边防。野战部队在移交边境防御任务后，有计划回撤；

　　七是要在参战部队中开展评功评奖活动，军委要在北京召开作战英模表彰大会；

　　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是从北京通过录音电话向广州军区前指和昆明军区前指下达的。整个过程中，小平同志讲话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内容细致，对结束作战和战后安排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两个军区前指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落实相关工作，至3月16日，胜利结束了这次自卫还击作战。

　　从战前筹划到战中指挥到战后收官，小平同志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亲自指挥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全过程，就像他生前曾经多次表示的那样：“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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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推荐文章2：越南记录的对越反击战：越军一个连阻击了解放军一个师

　　316师是越军早期组建的第五个主力步兵师，于1951年5月1日在谅山省谷龙地区正式成立，当时下辖步兵第98团、174团、176团及兵种分队，全师共7000余人，首任师长黎广波、政委朱辉珉。该师别称“白颊鸟师”（又名“绣眼鸟师”），亦称“蓬劳师”（越语白颊鸟‘Bong Lau’的音译）。白颊鸟是一种善于在丛林中穿梭飞行的鸟类，这个别称体现了316师的作战特点：擅长山林丛林地机动作战。

　　316师原本隶属第3军，1976年8月，被调到莱州省封土县，改隶第一军区，为军区作战值班部队。1978年5月，第一军区分编为第一、第二军区后，隶属第二军区建制，仍然担任军区作战值班部队。1979年2月17日，我军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之后，316师奉命沿10号公路东进，支援在红河西岸作战的345师，先后在代乃和沙巴，与我军13军39师、50军149师交手，遭到重创，损失3000余人。

　　在1979年作战中，越军一共有8个步兵师在地方部队和民军的配合下，与我军交锋。316师是其中组建时间最早、历史最悠久、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那么，在越军的战史资料中，对316师的这一段战史是如何记载的呢？

　　1976年5月，第3军第316师被国防部调给北方第二军区，担任该军区作战值班部队，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当时部队驻扎在莱州省的封土县，下辖步兵第98团、第148团、第174团和炮兵第187团。

　　1979年2月17日，316师接到第二军区通：中国军队对老街的进攻，没有通过红河和南溪河上的大桥发起，而是从翼侧的谷柳和小曹实施钳形攻击，中国军队的炮火异常猛烈，为步兵扫清了进攻路线上的障碍。所以，最终老街的防守仅仅坚持了3天就溃败了。

　　2月18日，第二军区命令316师迅速从驻地出动，任务是立即向黄连山省老街方向实施机动，对中国军队进行反击。174团接到命令后紧急出发，赶到战斗位置后，团长阮文明、政委阮颉指挥3个营立即投入战斗。虽然中国军队数倍于己，而且武器装备精良，但174团在战斗中敢打敢冲，机动灵活地进行反击。战斗中，1连连长闭文纳、3连副连长裴德包的行动等给士兵树立了榜样。打了一天后，为了保存力量，部队主动后撤。该部队一共参加了15场战斗。其中2营从2月28日至3月4日，以多种方式进行作战，歼敌数百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是越军的数十倍。

　　面对中国军队的优势兵力火力，第二军区司令武立中将命令316师炸毁10号公路上的部分桥梁，阻碍中国军队的进攻。148团的任务是掩护民众撤退，部队部署在谷珊至沙巴道路沿线。老街和柑塘的几万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通过这条线路大规模后撤。148团士兵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过抗美战争，作战顽强。2月17日，在部队只进行了3小时准备的情况下，团长阮德学和政委洪英文就率部出发。2月19日，部队到达集结位置并展开战斗。3月3日至3月7日，148团建立了防御阵地，多次击退中国军队的进攻，击毁汽车多辆，阻止了对方的攻势。

　　在15天的时间里，148团一共进行了42次战斗，同友邻部队并肩作战。当中国军队撤军时，5营在加强火力的支援下，进行了跟踪追击。148 团涌现出一批作战勇猛的先进个人，如士兵杨文黎、郑德常、排长杜德日，连长何文盘等。2月23日，中国军队对316师采取了穿插迂回的打法。148团6营10连在S08高地担任防御，掩护师和团的侧翼安全。该连在夜间构筑了防御工事，在后来的作战中，他们顽强地顶住了中国军队的炮火攻击，并多次击溃其步兵进攻，10连在战斗中不仅守住了阵地，还组织了反击。

　　11 连在M高地防御，负责保护营指挥所和掩护营机动部队。为了守卫M高地，他们以小分队为单位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和袭扰。6营10连在S08高地顽强坚守，中国军队的一个师打了7天都未能攻下。正是在他们的阻击之下，中国军队没有办法迅速穿插到316师的侧后。后来由于中国军队攻击猛烈，148团不得不撤出S08高地，转到后方防御。由于他们的顽强战斗，中国军队有了较大伤亡，并以此阻挡了中国军队进攻的节奏。

　　6营10连的积极防御，有力地配合了师主力和团主力的战斗。他们采用的是在老挝查尔平原和川圹地区作战时，尽快控制制高点的作战方式。战后，10连集体和10连连长范春勋被国防部表彰为人民武装力量英雄。148 团和6营则被授予军功勋章，该团其他单位和个人也被授予其他奖项。1979 年12月20日，148团第二次被授予“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

　　留在莱州省的98团主力完成了坚守任务，有效地阻止了中国军队的进攻。该团7营接到随师主力东援的命令后，紧急进行战斗准备，按时出发，进入防御阵地之后，与148团5营守住了316师的后方。部队涌现了一批作战勇士，如麦寿忠、乔春城、范鸿志等。7营和乔春城战后被授予“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

　　由于316师的阻击，中国军队一直无法向黄连山腹地发展进攻。经过一周的激战，中国军队用了一个军，在炮火掩护下攻下了柑塘和沙巴。这个时候，316师已经在黄连山垭口做了防御准备。316 师在各个战场的战斗，给中国军队造成了6000余人的损失（解放军战史资料记载为1600余人，越军夸张了近3倍）。之后，316师按上级命令，在黄连山垭口建立起新的防线。在15天的防御作战中，316师参加大小战斗100余次。

　　1979年4月，316师编入新成立的第二军区第29军序列(别称滔江兵团)，其主要任务是在西北地区担任主要战略方向的防御。

　　说明：结合我军战史资料，越军声称以一个连阻击我军一个师长达7天的S08高地，应该就是沙巴县城西北方向的新寨北山垭口。我军149师447团分别于3月1日和3月3日打了两次，第一次3营攻击垭口8个小时未能得手，第二次1营在3营的配合下经过14个小时战斗攻占垭口及整个新寨。

　　越军所谓的阻击7天，是从其2月25日占领阵地起算，而我军攻打垭口以及整个新寨地区之战前后历时3天，部队是担任穿插迂回的447团一个团，不是149师一个师。越军在新寨的防守兵力也不只是垭口的1个连，而是2个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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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推荐文章3：对越反击战，解放军攻入越南境内多远，占领了多少城镇？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奉我国政府之命发布声明称：“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当天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30万大军在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越边境全线发起了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云南方向由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参战的主力部队是11军、13军和14军；广西方向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参战的主力部队是41军、42军、43军和55军。（作为战役预备队的成都军区50军、武汉军区54军、20军58师，在战役发起之后陆续奔赴前线参战）

　　战斗的第一天，解放军步兵和装甲兵在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下，在各个方向都成功地迅速突破了越军在边境一线的防御，将前沿各要点的越军歼灭之后，继续敌人纵深发展进攻。激烈的战斗在和中国接壤的越南北部边境6个省份展开，从东向西依次是：广宁省、谅山省、高平省、河宣省、黄连山省、莱州省。越军部署在这一边境地区的主力师包括：316A师、345师、346师、3师、338师、325B师。（作战过程中，327师、337师一个团、北太省197团增援了谅山方向战斗）

　　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一场边境局部战争。中央在研究对越作战的同时，也在为召开那场著名的全会做准备。对内要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对外，必须顾及到苏联可能做出的反应。当时的战略格局是“螳螂（越）捕蝉（柬），黄雀（中）在后，弹丸（苏）在手”，大家互相牵制，彼此心照不宣。再加上4月份之后越南就要进入雨季，更加不利于重型装备机动，不利于大兵团作战。

　　所以，无论是国内建设的需要还是苏联威胁的存在还是战场环境因素，都决定了我们出兵惩罚越南不能旷日持久，而只能是一场短时间、浅近纵深、有限规模的有限战争。战场是越南北部浅近纵深地区，即越南的6个边境省份，那么在28天的作战中，解放军究竟攻入越南纵深多远，攻克了多少城镇呢？

　　云南方向，14军40师攻占黄连山省铺楼，直线距离31公里。（14军自己统计实地距离48公里）

　　广西方向，41军121师进至高平省纳隆，直线距离47.5公里。（41军自己统计实地距离90余公里）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以上距离都是图上直线距离，而图上距离与实地距离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特别是在热带山岳丛林地作战，由于地形起伏以及行进路线曲折过多的原因。一般来讲，应将图上距离增加百分之五十乃至更大一些的系数，才能和实地距离大体相符。比如图上测得4公里，则实地定为6公里甚至更长，才比较合适。

　　而作战指挥切忌忽视诸多地形因素的影响，直接用尺子量地图测定行进距离。如果不顾地形、道路等实际情况，简单粗暴地直接用直尺求得图上距离，然后以此为依据给部队规定行动时间，其结果往往是导致部队疲于奔命还不能及时到位，对作战造成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著名作家李存葆在《高山下的花环》中进行过形象的描述：

　　营长的喊话停止了。从尖刀排位置折回身来的靳开来，牢骚开了：“娘的！让他们执行战场纪律好了！枪毙，把我们全枪毙！他们就知道用尺子量地图，可我们走的是直线距离吗？让他们来瞧瞧，这山，是人爬的吗？问问他们，路，哪里有人走的路！……

　　攻占的省会城市有3个：高平（高平省会）、谅山（谅山省会）、老街（黄连山省会）

　　其他主要城镇有21个：保胜、柑糖、孟康、坝洒、沙巴、铺镂、郭参、封土、同登、禄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脱浪、河安、东溪、重庆、茶灵、通农、朔江

　　如果按照作战方向划分，则是云南方向9个：坝洒、沙巴、铺镂、郭参、封土、老街、保胜、柑糖、孟康

　　广西方向15个：高平、谅山、脱浪、河安、东溪、重庆、茶灵、通农、朔江、同登、禄平、复和、七溪、广渊、下琅

　　由于越南的经济发展极为落后，城镇建设水平极为低下，上述城镇和我国的城镇比起来，规模要小很多。省城相当于我们的普通县城，县城相当于我们大一点的村庄。正是由于面积小、高大坚固建筑物少，在整个作战中，越军很少依托城镇建筑实施防御，而是把防御的重点放在其周围的制高点上。战斗主要围绕城镇四周的山头进行，几乎谈不上什么巷战。

　　在攻克上述城镇之后，根据惩罚越南当局，破坏其战争潜力的指导思想，解放军在回撤阶段以工兵为骨干，以步兵为主体组成爆破队，使用炸药包和爆破筒等爆破器材，对所有公用设施和军用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作业。

　　在爆破中最为精妙的是对混泥土高压电线杆的爆破，将装药位置定在与肩同高的地方，爆破之后，敌人既不能利用，又难以修复，只能是挖掉重建。

　　我军在撤军阶段进行的大爆破作业，彻底摧毁了越南北部的防御体系和军事设施，使得城镇化为废墟，交通陷入瘫痪，此举狠狠打击了黎笋集团的嚣张气焰，严重削弱了河内当局的战争潜力，实现了惩罚和教训的目的。

　　战后，黎笋到谅山这座北部重镇视察，所过之处，映入眼帘的尽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使得他更多的时候是脸色铁青，沉默无语。毕竟几个月之前，他还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武器比我们差，军队人数多，但是在我国领土上作战，数量不会很多（我们有苏越条约。）。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我们的国土上粉碎中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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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推荐文章4：邓小平如何评价对越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云南中越边境地区，进行了为期28天的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为什么要打这一仗，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为许多人所接受，他们认为：中国出兵惩罚越南，是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交投名状。

　　讨论问题，首先得把基本概念搞清楚。什么叫投名状？投名状是入伙的凭证、是上山的保证书。如果说打越南是给美国纳投名状，等于说要是不打这一仗，中美关系就不会正常化了。这种观点不是在侮辱大家伙的智商吗？而且中美两国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中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阵营，这算什么投名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中关系持续恶化，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苏联在苏中、蒙中边境陈兵百万，成为了中国最直接、最现实、最大的敌人。面对苏联钢铁洪流的严重威胁，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把国家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为了抗衡苏联的扩张，毛主席开始调整对外战略，着手寻求中美关系的改善。

　　与此同时，受到越南战争牵制的美国，在中东、南亚和中美洲都感受到了苏联转守为攻、咄咄逼人的态势。整个70年代，国际形势呈现出苏联战略扩张，美国战略防御的特点。苏联的四处染指同样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形成了严重威胁。尼克松政府也希望能够与中国改善关系，共同抗衡苏联，以扭转在对苏斗争中的被动局面。

　　因此，联手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苏联，这是当时中美两国的共识，是彼此核心利益的交汇之处，也正是中美关系必然走向正常化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基于苏联这个头号威胁的存在，和打不打越南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非要给打越南贴上一个和中美关系有关的标签的话，那也只能是催化剂。

　　20世纪70年代，在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中，呈现出了苏联战略进攻，美国战略防守的总体态势。但是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势均力敌，战略平衡一时难以打破。于是乎，苏联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亚洲，抓住美国70年代中期从印度支那地区撤退的机会，大力推行旨在向东南亚地区扩张的南下战略。

　　由于东南亚是连结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要地，中南半岛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如果苏联在中南半岛取得了立足点，西可以出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直达红海、非洲之角，东可以驰骋太平洋、南下大洋洲。因此，苏联极力在亚洲地区物色带有地方色彩的代理人，以取得他向东南亚扩张的前哨阵地。

　　同时，出于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考量，苏联除了从北方施加军事压力之外，也迫切需要在中国的邻国中寻找结盟伙伴，从而达成围堵中国的目的。

　　恰好这个时候，中南半岛上的越南实现了国家统一。被军事胜利冲昏头脑的黎笋集团建立以越南为主导的印支联邦（越南、老挝、柬埔寨）的野心正在恶性膨胀。在1976年召开的越党四大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印支三国联盟的基本国策和战略目标。

　　越南自称仅次于苏联和美国，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其底气于1975年解放南方之后，从南越军队手中缴获了价值上百亿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自身军队总兵力也超过了百万之众。如果光从纸面数据上来计算，可以说越南的军事力量颇为雄厚。但实际上受到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而已，这部张牙舞爪的军事机器想要真正地运转起来，非得获取外部的强有力支援不可。

　　如此一来，一个需要在东南亚扩张的马前卒，一个需要在中南半岛称霸的大靠山，苏联和越南的核心利益彼此交汇，互相需要，互为利用。从70年代中期开始，莫斯科和河内加紧勾结，关系日益密切。1978年11月3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标志着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两国间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战略关系正式确立。

　　苏越结盟使得中国领导层对自身所处战略环境作出了如下判断：苏联和越南勾结起来，一北一南，对中国形成了严重的现实的威胁。中国必须采取措施，打破被越南和苏联南北夹击的态势，稳定东南亚局势。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研究，反复权衡利弊，决策层认为，面对大小霸权主义的咄咄逼人，不能退让，而要取得真正的效果，只能是通过军事手段来遏制越南在中南半岛的侵略步骤。打击越南，就是打击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

　　1979年的对越作战究其实质而言，是以中美为一方，以苏越为另一方在亚太地区进行的一场战略角逐。战争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28天，但中美关系在战火硝烟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苏联在越南遭到进攻的时候，没有按照苏越条约的规定予以越南实质性的援助，以消除其遭受的“威胁”。这证明苏联是靠不住的。

　　美国方面由此进一步摸清了苏联的底牌，后来提出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的“卡特主义”。美国政界、军界也日益形成共识，一个在军事上足够强大的中国，能够对苏联进行有效的牵制，这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美军事合作由此进入了十年蜜月期，两国关系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中美苏之间的较量开始呈现出有利于中美而不利于苏联的倾斜。

　　有一点必须讲清楚，小平同志战前访美是去通情况，不是去征求意见。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越南了，决心已下，给你们说一声。而不是我们准备打越南，你们看行不行？实际上，当时美国的态度是不赞成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

　　这一点，小平同志在3月16日的作战情况告会上就讲过：“大家知道，我访美时一路上讲要教训越南，美国不赞成。我采取较大的行动，怕引起苏联的大的反应。”

　　而为什么要惩罚越南，小平同志曾经做出过明确的解释，这次作战虽然只是一场边境战争，但却不仅仅是处理对越关系那么简单，“说小的关系到印支形势，东南亚局势，说得宽些，关系世界局势，必须搞。”

　　1979年4月19日，在会见美国参院外委会访华团时，他指出：“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虽然我们当时的题目只是限制在中越边界范围内，但实际上不是从中越两国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印支角度考虑，而是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也是从整个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次年1月16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在谈及外交形势时，他就去年的对越作战再一次指出：“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

　　综上所述，当时的中国领导层是继承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为了打破苏联的战略包围，推动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从而决定出兵惩罚越南的。所谓纳投名状之说，实属鼠目寸光之臆想，不明就里之揣测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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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推荐文章5：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邓小平为何不用粟裕，而用许世友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南发起了进攻，自此，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战线分为东西两条，西线在杨得志的指挥下由云南方向发起进攻，东线则是在许世友的领导下从广西方向发起围剿。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硬攻势下，越南的重要战略城镇纷纷陷落，我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一举歼灭敌人57000余人，收复了被越南侵占的中国领土。

　　自此，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然而，虽然在杨得志和许世友这两位将军雷厉风行的指挥下，我军完全达到了战前预期，但也是伤亡惨重。中国人民解放军牺牲和失踪8000余人，负伤2万余人，总共减员3.4万余人。

　　这些伤亡人数暴露出许多问题。

　　很难想象，曾在朝鲜战场上正面击退拥有先进武器的美国军队，被称为“陆战无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用56万的兵力去对抗越南区区25万的陆军和民兵时，竟遭遇如此大的伤亡。

　　纵使这其中有许多客观因素，但面对如此大的伤亡数字，还是会有很多民众忍不住幻想：如果由粟裕大将来指挥作战，我军的伤亡人数会不会要小一些？战绩会不会更好一点?

　　民众的幻想也并不是空口无凭，粟裕大将征战无数，战功赫赫，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仿佛天生就是为打仗而生。

　　既然，粟裕大将如此厉害，为什么中央选择让杨得志和许世友领军越南，而非粟裕呢？这其中究竟有何缘故？

一生戎马，积劳成疾

　　其实在决定对越南出兵时，邓小平就同叶剑英、粟裕等人一起商讨过派谁担任此次反击战的指挥最为合适。

　　十大元帅

　　当时十大元帅之中的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包括十大将之中的粟裕、黄克诚、谭政和肖劲光都建在，甚至开国上将中资质和能力比许世友、杨得志强的也大有人在。

　　但邓小平思虑良久之后，最终还是决定让许世友和杨得志担任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总指挥。那么，既然有能力的人那么多，邓小平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许世友和杨得志呢？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一下：如果不选许世友的话，还有谁更合适呢？

　　首先，我们先从人们争议最多的刘伯承元帅和粟裕大将说起。

　　刘伯承元帅自辛亥革命时便从军，参加了大大小小许多场战斗。他深通兵法，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常年南征北战使他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作战经验，除此之外，作为邓小平的老朋友，刘伯承元帅还深受邓老信任。

　　如此看来，刘伯承元帅似乎很适合出征越南。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伯承元帅在1916年的一次战斗时，右眼曾不幸中弹受伤，后来虽经过治疗，但也落下了病根。早在1965年的时候，刘伯承元帅就因为曾经受伤的那只眼睛，导致另一只正常眼睛的视力也急剧下降，此后，他的双目基本处于失明的状态。

　　况且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刘伯承元帅已经年近90，在考虑各种因素后，再让刘元帅继续出征越南，显然是不合适的。

　　粟裕

　　那这样说的话，粟裕大将当时也才72岁，跟刘伯承元帅相比要年轻许多，甚至比许世友还要年轻上两岁。除此之外，粟裕大将还是我国公认的“战神”，其指挥作战时总是能兵出险招，识破敌人的阴谋，军事武略可见非凡。

　　既然如此，粟裕将军为什么也没能领兵打仗呢？

　　原来，粟裕大将的年纪虽然与其他将帅相比稍微小些，但一生戎马的他却在战场上积累了一身的伤病，病痛之严重，甚至远超当时年近90岁高龄的刘伯承元帅。

　　作为拥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粟裕最令人称奇的便是他那用兵如神的指挥才能，但粟裕这种运筹帷幄的所谓“军事天赋”其实并不是生来便有的。

　　粟裕1926年入党，27年便参加了南昌起义，彼时的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班长，对于领兵打仗并没有什么实际经验。

　　在之后的几次战役中，他在一次次艰难险阻中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战场上的规律，从警卫队的班长到营长、团长、师长再到参谋长、军区司令员，最后成为我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带兵传奇。

　　回顾这一路，粟裕走得十分艰难。他一生先后6次负伤，两次伤及脑袋，直到去世火化时，留存在粟裕大将头颅中长达54年之久的三块弹片才被取出。除此之外，常年的征战不仅给粟裕的身体上造成了永久性的伤残，也在无形中内耗着他的健康。

　　由于对自己高强度的作战要求，以及在战场上的屡次受伤，粟裕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早在1950年朝鲜战争时，毛主席钦点粟裕将军领兵出征，但是粟裕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始终不见好转，最后甚至严重到不得不去苏联医治。无奈之下，毛主席最终才指派彭德怀元帅领军出征。

　　后来经过反复的治疗，粟裕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但他的身体依旧十分虚弱。而到了1979年，随着年龄的增加，粟裕的身体变得更加糟糕，虽然他有着极其高明的作战指挥才能，但是他的身体实在不允许他再经历任何一场战争。

　　事实上，在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粟裕就曾试图南下，走一遍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他想再上一趟井冈山，找寻当年那个意气风发闹革命的自己，最重要的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回想当时的作战细节，总结当时北上抗日的经验和教训。

　　但是，在刚刚出发不久，粟裕的南下计划便终止了，因为他的身体实在是无法支撑他一路奔波，最终粟裕大将不得不半路折返，而这一夙愿，粟裕大将至死也没能完成，成了终身的遗憾。

　　由此可知，粟裕大将之所以没能带军出击越南，有很大一部分因素都是由身体原因造成的。

　　至于其他几位大将和元帅，差不多也都是这个原因：年事已高、积劳成疾。

　　刘伯承

　　除此之外，还有几位元帅和将军则是因为有要务在身，事务繁忙。比如徐向前元帅，当时的他是我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身兼要职，当然无法脱身去驰骋沙场。相同情况的还有聂荣臻元帅和叶剑英元帅，他们一个是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个是人大常委，因为有要务在身，又久别战场，派他们上前线自然也是不太合适的。

　　因此，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邓小平同志决定将领军越南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许世友和杨得志去完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其实，许世友上将的作战能力和从军资质也是极好的。他在8岁时便被父母送去少林寺学习“功夫”，因此身手十分了得。

　　在参加革命后，许世友上将经历过许多战役，最终从一个普通的小兵当上了团长的职位，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许世友上将带领骑兵部队担任先锋。

　　许世友上将能够担任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东线的指挥一职，与他的性格也不无关系。

　　许世友上将脾气火爆，性格果断，在战场上敢拼敢打。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宗旨就是速战速决，给越南一点颜色看看，因此，徐世友上将便十分符合本次任务的作战要求。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自1950年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战役了，不管是粟裕大将也好，刘伯承元帅也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都已经离开一线部队将近20多年之久。

　　因此，即便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也不太可能指派他们参加这次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脱离军队许久的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熟悉战场，但战争等不了人。

　　许世友

　　反观许世友，包括负责西线的杨得志在内，他们两人从始至终都在军中任职，一直不曾脱离军队。

　　而且，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之前，许世友还曾担任广州军区司令一职，而广州军区与越南相邻，因此对于许世友来说，他对越南当地的环境更为熟悉。

　　杨得志也是如此，他曾在抗美援越期间担任过越军的军事顾问，并在抗美援越期间亲自前往越南前线，对于越南的军队特征和地形地貌，杨得志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

　　除此之外，因为我国的精锐部队都在北方戍守边疆，以防止我们在解决越南问题时，苏联趁机从我国北方边疆偷袭入侵。这样一来，驻守在南边的军队相比驻扎在北边的部队，其武器装备和士兵的作战经验都略显逊色。

　　而与常年作战的越军相比，我军的作战经验和武器装备以及训练程度都不及对方。

　　因此，指派许世友和杨得志带领军队参加此次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在鼓舞士气、激励斗志、作战勇猛方面，许世友称第一，没人敢称第二。

　　自从参军开始，许世友就是军队里著名的猛将，在战场上他一向以无惧生死，身先士卒，这与粟裕以谋略和智慧取胜的风格截然相反。

　　综合考量之下，中央最终决定将此次出征的重任交由许世友和杨得志负责。

　　杨得志

　　虽然，此时的许世友上将已经75岁，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在接到中央的任命后，许世友将军深感责任重大，义不容辞。

　　接到命令后，他便立刻召开了会议，慷慨激昂地对在场的所有人说：“越南不断地在我国边境制造摩擦，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在四年前他们便狼子野心，企图侵犯我国的国土，所以，今天这场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气势，给他们一个痛击。”

　　其实早在1974年，越南在我国的西沙群岛制造摩擦时，时任广州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上将便十分气愤的说：“徒弟竟敢欺负到师父头上，早晚有一天得还回去。”

　　这笔账，要还！必须还！

　　当许世友到达前线之后，事情果然像邓小平同志所预料到的那样，前线的官兵大多数都是新兵，训练不足、实战经验匮乏，再加上武器装备落后，正需要许世友这样一位猛将带领。

　　也因此，虽然战线很快推进了几十公里，但也十分惨烈，越军为了胜利，甚至不惜动用了生化武器。

　　此举彻底惹怒了许世友，他直接下令炮轰谅山，数百门火炮在几十分钟内倾泻了数万发炮弹，整个谅山变成了一片火海。

　　在随后的作战中，士兵们士气大涨，同仇敌忾，一举歼灭数万敌军。

　　最终，在许世友上将的带领下，我军气势如虹，势如破竹，很快便收复了被越南侵占的中国领土，并歼灭敌人57000人。

　　虽然此次战役，我方伤亡严重，但也确实事出有因。

　　当战争结束班师回朝后，许世友对友人说：“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中央军委对此是肯定的，但是老百姓们却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这种现象很正常，就让历史、让后人去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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