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是什么意思推荐文章1:

  敕勒川是什么意思推荐文章2:天苍野茫阴山下 风吹草低敕勒川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9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天苍野茫阴山下 风吹草低敕勒川》的道。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里的敕勒川风光。阴山山脉中间段的大青山,将塞外青城呼和浩特和草原钢城包头纳入怀抱。大青山南麓这片沃野就是著名的敕勒川。


  横亘在内蒙古中部和河北北部的阴山山脉,不仅是我国半干旱区与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更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界线。在“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敕勒川上,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曾活跃于此,汉族也通过迁徙、移民等方式不断深入此地,多民族交流往来的故事,在这里接续上演。


  站在大青山上放眼四望,天空从四周垂下,像穹庐一样笼罩着一望无际的绿野,远处还有奔腾不息的黄河与连绵的群山。《敕勒歌》就在这远山大河间孕育而生,登高吟诵,方能感悟金代元好问所写“慷慨悲歌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也更能体会胡适先生所说的北方民族的“英雄文学”。


  敕勒川上的古朴歌谣,像来自朔北的风,粗犷又深刻,雕刻出千百年来对敕勒川的向往与想象。


  敕勒川上英雄气


  大青山如一座青黛色的屏风,挡住了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凛冽寒风,把温暖留给山前平原,形成了水草丰美的牧场,也可以耕耘为五谷丰登的良田。


  “阴山以南的沃野不仅是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里谈到的敕勒川,历史上曾有多个北方游牧民族打马走过。融合的力量,塑造着敕勒川的历史和现在。


  阴山南麓的千里沃野是匈奴的发祥地之一,《汉书·匈奴传》载汉元帝时郎中侯应上书言边事,称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将匈奴人内迁至阴山以南的云中郡等地,阴山南麓的沃野成为民族融合的舞台。


  公元1世纪,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深处的嘎仙洞出发,一路南下西进,最终落脚到阴山南麓,并以这里为“跳板”做着入主中原的准备。拓跋什翼犍时期,鲜卑人在今和林格尔县和托克托县之间筑盛乐新城和云中之盛乐宫。到了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时,鲜卑人在呼和浩特市东南的牛川举行部落大会,重建代国,定都盛乐(今和林格尔县北)。


  公元398年,拓跋珪确定国号为“魏”,将国都从盛乐城迁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完成了从草原游牧政权到中原王朝的嬗变。之后,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缔造大一统王朝奠定了基础。


  在大青山顶上,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年代形成的大土包,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有学者提出这个大土包可能是某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2019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工作,终于解密了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


  这个遗址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到阴山祭天观天象的地方,是一处北魏皇家祭天遗址。祭天是拓跋鲜卑的重要传统。北魏定都平城后,自太武帝拓跋焘开始,北魏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北巡盛乐及阴山地区,形成了《宋书·索虏传》所谓的“阴山却霜”之俗。


  大青山顶发现的这处祭祀遗址,是我国首次发掘的北魏皇家祭天遗址,形制类似于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坝顶遗址所在的阴山一线,自战国时就修筑有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但北魏没有在阴山修筑长城,而是设立了具有中原礼制传统的大型祭天场所,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交流与融合的生动见证。


  北魏时,阴山南麓的千里沃野开始被称作“敕勒川”。据史料记载,敕勒人早期在贝加尔湖一带生活,后迁徙至漠南地区,北魏曾降服数十万敕勒族人,安置在“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其居住的漠南之地有了新的称谓——敕勒川。


  敕勒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有不同的称呼,在汉代被称为“丁零”,到了南北朝时期,被鲜卑人和柔然人称为“敕勒”,又因善于驾高车游牧而被称为高车族。《北史·高车传》记载敕勒族“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敕勒族来到漠南之地后推动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


  在敕勒川上,敕勒族在和汉族交往中“渐知粒食”,学会了农业生产。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曾“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第二年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灌溉,遣匠者所在指授”,说明当时敕勒川一带的农田水利已颇有规模。


  “胡马新风入汉来”,在南北朝的时代更迭中,来自阴山南北的军人集团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为大唐王朝带来了新气象。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中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这“塞外野蛮精悍之血”就来自阴山两侧,来自“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敕勒川。


  阴山南北的土地上自古不乏英雄豪迈之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为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请书塞北阴山石,愿比燕然车骑功。”……在唐人眼中,阴山雄浑壮阔,是他们建功立业的前线。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几百年后再谈起阴山敕勒川,清代诗人已无建功立业的豪迈,只余怀古伤今的悲怆。方文诗中写道:“东戍榆关西渡河,今人不及古人多。风吹草低牛羊见,更有谁能敕勒歌。”余正酉也在诗中感慨:“大漠天低四野园,黄沙千里绝人烟。此生梦断封侯想,也到阴山敕勒川。”


  金戈铁马已成历史,唯有敕勒草原仍旧一岁一枯荣。


  村连数百米粮川


  在当地方言中,“敕勒川”被读成“吃了穿”,总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的古敕勒川平原是内蒙古的“米粮川”,盛产小麦、玉米、甜菜、胡麻等作物和各类蔬菜,保障着当地百姓的吃和穿。


  敕勒川西邻塞外粮仓河套平原,是由黄河及其支流大黑河冲积而成。大黑河裹挟着泥沙奔向黄河,将大青山腐殖层养分冲刷下来,河道内“墨流独浼浼”,河岸边冲积成平坦的良田,积淀出土地肥沃的古敕勒川。二人台曲目《走西口》中唱道:“进了土默川,不愁吃和穿。乌拉(山)高,岗勒(河)弯,海海漫漫米粮川……”土默川就是敕勒川,因明清时蒙古族土默特部在这里居住放牧而得名。


  在敕勒川平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野风光变成“夹道离离禾黍稠”的农耕景象。明朝后期,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吸引内地人口迁入敕勒川地区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据史料记载,到隆庆和议时,进入敕勒川地区的汉族人口有5万之多。


  在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同时,阿拉坦汗多次向明朝朝廷提出“通贡互市”的请求,并于隆庆五年(1571年)实现定期开市贸易。开市时,来自北方草原的皮革、奶酪等畜产品,来自中原的丝绸、茶叶、陶瓷等物资,都在鳞次栉比的摊铺间进行贸易流通,市场之外则是“穹庐千帐,隐隐展展”的景象。“通贡互市”架起了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经济往来的桥梁,加快了敕勒川地区随商贸交流而进行的人口流动。


  明清时期,还有大量走西口的农民进入古敕勒川和河套平原垦殖种田。民国时期的《绥远志略》记载,绥远汉族约占十分之六,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走西口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在敕勒川上开垦出良田万顷,形成了“村连数百”的农耕景象。


  1000年前,敕勒川上的城镇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够完美还原,但辽金丰州城(今呼和浩特市)里的一座辽代宝塔内的石刻碑文,为我们提供了展开想象的依据。吟诵着“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的诗句,一幅丰州盛景在眼前缓缓铺展,城内有麻市巷、染巷、酪巷等行业街区,有李家户、薛家村等以汉族姓氏命名的村庄,也有以少数民族语言来命名的部落,多民族在此和谐共居。


  在敕勒川平原,汉族移民和当地的蒙古族群众杂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风俗和文化。汉族移民秉持着“走胡地,随胡礼”的观念,积极学习蒙古语,史料记载“凡出口外耕商者,莫不通蒙古人语”。从敕勒川的地名中,就可以领略到各族群众生活相亲、语言相融的风情。


  走西口人赶着耕牛拓荒,民间也称走西口为“跑青牛犋”,而走西口的先人们就以“牛犋”命名生活的村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有个名叫什犋窑的村子,传说在乾隆年间,全村有10副牛犋用于耕作,故而得名“什犋窑”。


  敕勒川地区曾分布有许多走西口移民居住的房屋或窑洞,蒙古语中称呼房子为“板申”或“板升”,后来引申指代村庄,简称为“板”。在敕勒川,出现了许多以“板”组成的村庄名——有的根据地理位置命名,如“刀刀板”意为下边的房子,因位于大青山下而得名;有的因房屋颜色命名,如“口可板”意为青色的房子;有的以房屋的新旧大小命名,如“旭泥板”意为新房子,“依肯板”意为大房子;有的以居住人口命名,如“古路板”意为三个,此地早先只有三户人家居住,故名“三间房”。


  “板升”的兴起与发展,展现出敕勒川平原的经济形态由牧业开始向农业转变,也展现了其地理景观由草原向田园、由游牧向定居变化的开始,这些变化均由汉族移民对敕勒川地区的开发而引起。这种变化对当地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敕勒川上的城镇,除明文记载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外,都是在“板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汉族移民为敕勒川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丰富了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敕勒川平原上有许多以手工匠人的行当命名的村子,留下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印记。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有个祝乐沁村,这个看上去充满喜气的名字,其实是蒙古语“珠拉气”的音译,意思为画匠。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板申气村,意思是造房匠人,“板升”兴起后,敕勒川平原上毡帐迁徙的景象被土屋、墙垣等定居之所取代,当地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造房工匠。其他以职业命名的村庄还有:“雨施格气”意为毡匠,“察素齐”是造纸者,“什不斜气”为养鸟者,“土合气”为厨夫,“斗林沁”为打柴者……


  到清代中后期,清廷大规模放垦草场地,更多的晋陕移民出长城、走西口,来到塞外租垦种地。“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一曲信天游唱出走西口人辗转谋生的景象。走西口人背井离乡,在异地建村时仍难忘乡愁,便沿用原籍地名,从代州窑、平泉营、定襄营、崞县营等地名,就可以想见当年走西口人的迁徙和劳作。


  时光湮没了黄尘古道,走西口先民的汗水和悲欢,如今都消失在黄河青山间的浩荡长风里,只有这些静默的村庄见证过当年的人和事,诉说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交流与融合。


  一曲一饭亦交融


  “哎嗨呦,动起身了。”响亮的驼夫号子响起,三匹双峰驼从老榆树下缓缓走过,后面跟着挑着扁担的货郎和推着小推车的工匠。


  一支走西口商队,从历史深处走来,走到了现在的呼和浩特市莫尼山非遗小镇,为游客呈现了一场沉浸式情景剧《茶道驼铃》。


  茶道驼铃声悠悠。100多年前,莫尼山非遗小镇所在的白道川沟段家窑村,曾是“万里茶道”上的驿站节点。隋朝时,大青山被称为白道岭,山中最险要的隘口称作“白道”,有人以“云催古道见天低,鞭打喘牛不能前”形容其险要。《太平寰宇记》记载:“欲至山上,当路有千余步地,土白如石灰色,遥去百里即见之,即阴山路也。”白道是沟通阴山南麓平原和山北武川盆地的重要通道,虽然险要无比,但依旧旅人如织,“万里茶道”上的商队沿着这条路向北,将“以茶为媒”、“上至绸缎,下至葱蒜”的商品远销至蒙古国和俄罗斯。


  坐落于贯通阴山南北的垭口间,段家窑村中曾经满是南来北往的商贩和工匠,他们带来了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如今,文化交融中凝结而成的非遗技艺,继续在小镇里活态传承。


  段家窑村有不少当年走西口人的后代,如今老匠人们说着夹杂晋陕口音的方言,放声一吼、剪刀一挥、画笔一落,还满是各民族间交流的印记。“非遗小镇充分发挥非遗聚落功能,很多非遗传承人受邀到小镇生活或工作,不同的非遗项目聚集在一起,既能呈现出更完整的历史风貌,也为开展非遗体验和活态传承提供了广阔空间。”莫尼山非遗小镇创始人贾宏伟说,曲艺表演中二人台与漫瀚调,饮食中的酸粥和炸糕,生活的点滴中随处可见蒙汉各族人民交融的结晶。


  二人台是走西口这一移民大潮掀起的艺术浪花,蒙古族民间艺人云双羊是二人台艺术的创始人之一,在清末光绪年间,他将汉族民歌与蒙古族歌舞融合,对二人台作出创造性贡献。二人台不需要复杂的化妆和舞台道具,在山峦和旷野间,歌唱者的歌声就像清泉一样汩汩涌出。


  二人台最具代表性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是语言上的“风搅雪”。“风搅雪”即蒙古语中夹杂着汉语,汉语中掺杂着蒙古语。例如传统曲目《阿拉奔花》,阿拉奔是蒙古语“十”,“花”是汉语,“阿拉奔花”的意思就是“十朵花”,在唱腔上融合了晋陕民歌和蒙古族民歌的元素,舞蹈上则是既有晋陕秧歌的动作又有草原舞蹈的姿态。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曾在观看了呼和浩特市民间歌剧团的二人台演出后,写下赞美二人台艺术的诗句:“亲切二人台,民间歌舞来。春风扬锦帕,飞蝶百花开。”


  经过百余年的传承和创新,二人台已成为一大文化产业。在中国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土默特右旗,现有二人台民间艺术团队200多支,文化大院150多家,二人台演员、演奏员和创作人员3000多名,二人台已成为拉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年创收亿元以上。


  同二人台一样,漫瀚调也是走西口移民艺术表现形式,是蒙汉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来自中国民间艺术(漫瀚调)之乡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漫瀚调艺术传承人奇俊文说,漫瀚调和二人台都产生于走西口时期,歌唱者是朴实的农牧民,歌唱的环境是辽阔的黄河、险峻的峡谷,这造就了漫瀚调、二人台朴实、豪迈的风格。


  漫瀚调以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为“母曲”,又吸收了山西爬山调和陕西信天游的音乐养分。过去,漫瀚调依靠口耳相传,保护和传承受到一定局限。近年来,准格尔旗发掘漫瀚调文化资源,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完成漫瀚调影像、声音等资料的采集,还通过设立漫瀚调艺术研究所、传习点等方式,推动漫瀚调的传承与发展,使传统的民间曲艺找到新生的土壤。


  走西口的汉族百姓,不仅带来特色曲艺,还带来了晋陕的特色美食。到托克托县和土默特右旗黄河沿岸的乡村做客,常会见到村民家中有一个浆米罐子,糜米去皮后放入罐中用酸浆浸泡发酵,然后做成酸饭、酸粥。相传酸粥最初流行于山西河曲,正是走西口的先辈把酸粥带到了敕勒川,成为这里独特的美食。不仅是酸粥,晋陕人喜爱的碗坨等地方小吃,也在敕勒川地区落地生根。


  古老的敕勒川上还有一种特色食品是黄米糕。过去一进入腊月,敕勒川农村里家家户户都要蒸糕、炸糕,烩菜馏糕是正月里的主要吃食。逢年过节吃糕,盖房压栈吃糕,红白喜事也要吃糕,日子久了,走西口先辈的口味受到蒙古族群众饮食习惯的影响,素糕蘸羊肉汤成为一种流行吃法。


  敕勒川的味道,夹杂着对故乡的惦念和来自异乡的新奇。如今,呼和浩特正在积极打造“敕勒川味道”市域公用品牌,通过农畜产品品牌体系建设,提高全市农畜产品市场竞争力。细品舌尖上的酸甜苦辣,能感受到背后的风物变迁,也能感受到当前产业发展的勃勃生机。


  敕勒川是什么意思推荐文章3:解码文化自信的城市样本|敕勒川上话古今

  黄河九曲,在内蒙古境内形成巨大的“几字弯”,位于黄河转弯处的呼和浩特,水草丰美,物阜民丰,文化昌明。


  曾经的塞外青城,是贸易往来的驿站,也是民族交融的地方;如今的呼和浩特,在向北开放中勇立潮头,对外交往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历史拨动着时间的指针,滚滚向前,为呼和浩特留下了深厚的文化根脉,有对自然的礼赞、对团结的歌颂,还有对远方的向往。


  这是2024年8月11日拍摄的中国乳都雕塑和呼和浩特博物院。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保护,青城更“倾城”


  呼和浩特市被称为“青城”,源于明代时这里曾以青砖建城,远望一片青色。如今,漫步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常年的植绿护绿使城市里总能抬眼见绿,“青城”因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有了更丰富的含义。


  靠着黄河水的浇灌,呼和浩特历来生态资源丰富,独特的游牧生产方式,使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始终饱含对大自然的深情,深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呼和浩特城市北部的敕勒川草原,在南北朝时期就壮美富饶,因《敕勒歌》而被吟咏了千百年。


  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绥远城(今呼和浩特)两次在城周和城内主要道路旁大规模栽植柳树,共计近5000株,并疏浚护城河,“灌溉附近园田,兼养围城杨柳”,形成了归绥八景之一的“柳城荫绿”。


  百余年后的呼和浩特,仍是古柳依依,水带环绕,就像将城市建在了公园里,敕勒川草原更为青城添了一抹浓绿。


  走进敕勒川草原,鹅黄、浅白、淡红点缀在翠绿间,市民们感受着出门见绿的轻松惬意。“蓝色的串串是马鞭草,红彤彤的是山丹花,远处还拍到过一只野兔。”市民陈婷婷一有空闲就到敕勒川草原徒步,用镜头记录下草原的四时美景,“这一片触手可及的绿,让青城更加‘倾城’”。


  2024年6月30日,游客在敕勒川草原游玩。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就有这样的美丽风光。”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指出,保护好内蒙古大草原的生态环境,是各族干部群众的重大责任。


  为了保护好敕勒川草原的生态环境,呼和浩特近年来持续开展阴山山脉大青山南坡综合治理工程。选种、比对、试种、繁育……科研人员经过反复试验,精选适合当地生长的植物品种,以近自然修复的方式重建敕勒川草原的植被群落,促进了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经过多年生态修复,敕勒川草原由1万亩拓展到3万亩,生长的植物由之前的十余种增加到70多种,干草产量、年固碳量、年释氧量均比修复前提高12倍多,这里已经成为城市的“天然氧吧”。2020年9月,内蒙古敕勒川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列入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名单。


  这是2024年7月13日拍摄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新华社记者 李云平 摄


  此外,呼和浩特还打造大黑河“郊野花带”、小黑河“环城水带”、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文化轴带”,开展“一见青芯”口袋公园建设,全市公园游园总数超过1000个,与大青山、黄河两大生态屏障相辉映……


  如今,呼和浩特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已超过40%,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驰而不息的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让市民群众随处可享“绿色福利”,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强。


  融合,同心促团结


  每天清晨,有400余年历史的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总会被南来北往的游客唤醒。人们徜徉在古建筑林立的街道,品尝特色美食,把玩老物件,沉浸式体验老街的“烟火气”。


  塞上老街始建于明清时期,如今古韵犹存。短短380米的街道上,汉式风格建筑雕梁画栋,蒙古族风格建筑以穹庐顶装饰其间,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交流。


  走进塞上老街的皮雕展示厅,一幅幅精美的皮雕画或挂于墙面,或摆在书架上,让人赏心悦目。


  “皮雕画上面的图案生动逼真、质感强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项目之一。”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项目蒙古族皮艺(皮雕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云成义说。


  云成义的技艺,既来自传承了九代的蒙古族皮雕画制作传统,也来自和兄弟民族手艺人的切磋交流。“过去雕刻的内容更多与蒙古族游牧文化相关,如今各族手艺人交流互鉴,梅兰竹菊、福禄寿喜等文化符号也成为重要呈现内容。”云成义说。


  融合的力量,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


  战国的云中郡、北魏的盛乐城、辽金元的丰州城、明代的归化城、清代的绥远城……据史料记载,历代建造的80余座大小古城,星罗棋布地散落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境内。每一座城邑都承载着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厚历史,讲述着“昭君出塞”“俺答封贡”等民族交融往事,传唱着各族人民互敬互爱、和谐共处的团结颂歌。


  2023年12月31日,游客在呼和浩特市大召广场塞上老街游玩。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牢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把工作做细做实。


  近年来,呼和浩特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厚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沃土,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我做了些冷面,您尝一尝。”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居民金福姬敲开左邻右舍的门,送去亲手做的朝鲜族美食。


  清泉街社区共有居民5400多人,有汉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等11个民族。73岁的金福姬是朝鲜族,已在清泉街社区生活了21年。“过去我家生活困难,社区得知后,帮我们在小区开了一家餐厅,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特别感谢大家。”金福姬说,社区里的邻居们就像一家人,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一到节假日,我们总会做些拿手的民族美食互相分享”。


  呼和浩特深入挖掘和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创作推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彰显北疆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依托遍布在各处的“红石榴驿站”,商议解决各族群众的实际问题……


  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融合,使呼和浩特拥有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40多个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联通,万里尚为邻


  “雄踞塞外三百载,横跨欧亚九千里。”清代跨国贸易商号大盛魁,经商足迹遍及今日的中国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被称为万里茶道上的“华商旗舰店”。


  大盛魁总部所在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是内蒙古高原通往中原地区和西伯利亚的运输要道,成为万里茶道上的交通枢纽。


  今年是大盛魁商号肇建300年,大盛魁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内,一队仿真骆驼昂首向前,曾经的大盛魁商队正是依靠2万余峰骆驼,开辟了联通亚欧大陆的商贸之路。


  从草原丝绸之路,到万里茶道,再到近代的走西口,地处我国北疆的呼和浩特一次又一次成为贸易往来的枢纽。


  2023年9月6日,游客在第四届中国—蒙古国博览会举办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敕勒川国际会展中心外合影。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内蒙古内联八省区、外接俄蒙,今天的呼和浩特在呼包鄂榆城市群、呼包鄂乌协同发展战略中处于中心城市地位,是共建“一带一路”陆路通道中的重要节点和国家向北开放、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城市。


  6月12日,一列满载29个集装箱、290辆国产商品汽车的中欧班列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沙良物流园发车,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最终运抵俄罗斯莫斯科。这是呼和浩特首趟中欧班列商品汽车运输专列,所搭载的汽车均为内蒙古当地生产,呼和浩特的区位优势正在逐渐转化为开放优势、发展优势。


  2024年6月12日,满载国产商品汽车的中欧班列驶出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沙良物流园。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呼和浩特“对外开放圈”越来越大,拓展了跨境电商国际物流新通道,开通了至蒙古国、欧洲的货运包机业务,丰富了共建“一带一路”空中走廊业务;中蒙俄经济走廊中线铁路的升级改造,为呼和浩特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机遇,以中欧班列常态化发运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


  “穹庐已绝单于域,牧地犹称土默川。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清代诗人王循笔下的归化城,市廛繁华,人文鼎盛。


  今日的呼和浩特,续写着“万里尚为邻”的故事,作为区域性交通物流中心,合力共建区域联动协作“朋友圈”,在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中展现担当。


  记者:刘伟、魏婧宇、哈丽娜


  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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