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abell推荐文章1：微信朋友圈传百丽将退市 济南线下销售未受影响

　　“以后还能买到百丽吗?”“如果百丽及旗下的牌子没了，银座的鞋区得空一半。”“我的第一双高跟鞋就是在百丽买的，相当于我的青春回忆。”——这几天，不少女性们都在朋友圈里刷着百丽退市的消息，感叹“一代鞋王”走向衰败外，人们更关心的是：我们是否还能穿到百丽的鞋子。


　　谁家没几双百丽的鞋呢


　　“凡是女人路过的地方，都要有百丽。”——这是百丽国际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盛百椒曾经的豪言壮语。


　　因为“百丽”二字代表的不只是一个牌子，旗下除了BeLLE百丽，还有Teenmix(天美意)、Tata(他她)、Staccato(思加图)、Joy &Peace(真美诗)、Mirabell(美丽宝)、Millie’s、Senda(森达)、Innet(茵奈儿)、Basto(百思图)及JipiJapa等自营品牌。


　　除了销售女鞋，百丽还是众多知名运动品牌的代理商，包括Nike、Adidas、PUMA、Converse以及服装品牌moussy、SLY等。截至2016年8月31日，百丽在国内共开了超过20600间零售店铺。


　　2015年，全国大型零售企业商品销售调查统计中，女皮鞋产品市场综合占有率前10名中，有6个品牌同属于百丽集团。


　　“如果百丽及旗下的牌子没了，商场的鞋区得空一半。”济南市民高女士如此说。在记者近日的走访中，发现此言非虚，在不少商场的鞋柜专区，百丽以及子品牌加起来，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二分之一。


　　调查中，对上班族女性而言，鞋柜里7成以上的鞋子都出自百丽。“谁家没几双百丽的鞋呢?我的鞋柜中，有三双价格相对高的奢侈品牌鞋子，余下的都出自百丽。”一位采访对象告诉记者，“毕竟百丽的鞋价格不算特别贵，又有质量保障，种类也多，穿起来比较随性。”


　　一位资深百丽店长徐女士告诉记者，他们的客群集中在20岁—40岁女性，从目前来看，30—40岁族群最多。


　　现在销量“确实一般”


　　从繁盛走向衰败，早已有迹可循。在公布“退市”之前，百丽闭店潮就已经来了。


　　在百丽集团2016-2017财年第三季度财中，截止到2016年11月30日，国内20630家零售店铺，其中13145间鞋类，鞋类业务同店销售下降12.4%。期内，鞋类店铺净关店239间，相当于平均每天关店2家。


　　记者了解到，济南的门店也未能幸免。 百丽在济南的门店多以商场专柜为主，独立门店在济南并不多见。独立门店因费用高，客流量难保证，可能是关门的原因。


　　济南市民吕女士告诉记者，今年2月份，想去朝山街的百丽门店买双靴子，没想到去了发现都关门了。“当时门口还贴着百丽国际冬靴特卖的海，但是门帘都已经紧锁，货架也都清空了，那些品牌标志‘Tata’‘Teenmix’‘BeLLE’还勉强能看出来，但也都脱落的差不多了。”当记者近日再到朝山街百丽老店时，发现其已易主。


　　既然独立门店有些已不再。商场里的专柜情况又如何?


　　记者走访了多家商场内的百丽店铺，发现百丽店及子品牌Teenmix(天美意)、Tata(他她)、Staccato(思加图)等都在正常营业，导购也积极热情地向顾客推荐。


　　记者咨询了BeLLE的导购员，问其百丽退市的消息是否会波及门店。“目前还没有受到影响，进货、上新、销售一切正常。”导购们表示，店里没有裁员，鞋子的销量也未受到冲击，情况一如往常。“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消息7月27日才宣布，所以具体的措施还没有下来吧。我们反正没有收到什么通知。”一位店员补充道。


　　不过，在采访中，不少店员表示，现在销量“确实一般”。主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人在网上买鞋。正在Tata(他她)试鞋子的市民韩女士就告诉记者，“我平时买鞋主要看款式，不看品牌。经常会在门店里试穿后，到网上比价，然后购买。”


　　将来仍能在商场买鞋


　　面对电子商务的新模式，没有做好转型，也是百丽集团认为其走下坡路的最大原因：在百丽公司曾经的巅峰时期，2013年，电子商务彻底爆发，颠覆了传统商业的线下单渠道模式。而面对电子商务的出现，百丽公司并没有认可这种模式，继续以线下渠道为王。


　　除了百丽集团之外，近年来快速扩张的其他鞋类品牌遭遇了同样的困境。比如达芙妮——品牌定位比百丽低端的达芙妮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达芙妮同名品牌“达芙妮”和“鞋柜”品牌于中国内地的业务同店销售增长率同比下滑10.7%。而在门店方面，达芙妮上半年净减少门店306家，几乎平均1天关2店。


　　相关经济专家分析，目前鞋服行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以鞋类为例，中国皮革协会2015年的产量、内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鞋类产量为140 亿双，内销市场消费量预计38亿双，全年鞋类出口98.7亿双。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百丽为何走向没落。究其原因，疯狂的的线下扩张导致线下市场饱和，供给过剩;加上电商崛起，百丽电商转型不利等多重因素，不断地侵蚀其根基，最终让这个女鞋帝国轰然倒塌。


　　实际上，很多市民也表示，自己还会坚持在实体店试穿购买，网购买鞋会有不合脚、退换货麻烦、买到假货的情况。再说，百丽只是退市，并没有倒闭关门，所以说，在济南，如果想要购买百丽鞋，仍然可以在大型商场柜台买到，同等价位的达芙妮、卓诗尼、千百度、红蜻蜓等品牌依然有很多门店、柜台供人们选购。


　　mirabell推荐文章2：“鞋王”百丽卷土重来：坐在高瓴肩膀上，能够满血复活吗？

　　近日，百丽时尚集团（以下简称“百丽时尚”）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一方面，这家企业在业绩上来势汹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以2020年零售额计，百丽时尚以11.2%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时尚鞋履市场第一；另一方面，这是百丽时隔数年后，再次进入资本视野。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2007年，百丽国际成功登陆港交所，一时间风光无限。2017年7月，高瓴集团收购百丽国际53%的股份，百丽国际正式私有化，从港股退市。


　　在高瓴接管百丽国际后，曾经的百丽国际被拆分为滔博运动以及百丽时尚。此前，滔博（06110.HK）已于2019年10月10日成功在港交所上市；如今，百丽时尚也正在向上市发起冲击。


　　曾经的百丽国际为何会接受私有化退市？高瓴这5年对百丽做了哪些改变？百丽时尚现状又如何呢？


　　2021年10月30日，沈阳，百丽BELLE。图据视觉中国


　　（一）


　　百丽国际的潮起潮落


　　Belle（百丽）这个品牌诞生于香港，1992年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百丽将时尚鞋履业务拓展至内地市场。


　　此后几年，百丽国际加速入驻各大商场，销售网点不断扩张。随着STACCATO、Teenmix、TATA等品牌相继面世，公司从2006年开始稳坐中国鞋履市场头把交椅。


　　2007年，百丽国际在港交所上市。之后，更是开启收购策略，先后收购millies、Mirabell、森达、SKAP等品牌。百丽国际的品牌队伍不断壮大。


　　与此同时，百丽国际的门店数量也在不断增多。财显示，2007年-2011年这5年间，百丽国际在内地的零售店从3828家扩大至14950家，相当于每年开店2200家、每天开店6家。那段时期，各大百货商场都布满了百丽国际相关品牌的鞋店。


　　但是好景不长，从2012年开始，百丽国际开始慢慢走向低谷。


　　财显示，2012年，百丽国际的净利润仅增长2%，在此之前其净利润增速基本都保持在20%以上（2008年除外）。此后两年，百丽国际的净利润增速再也没上过两位数，2015年更是出现了上市9年以来净利润的首次大幅下滑，跌了38%，2016年又下滑了18%。


　　：公司财、红星资本局


　　业绩的下滑，直接导致企业开始不断关闭门店。


　　百丽国际财显示，2015年，百丽国际在内地的零售网点减少了366家，相当于每天关店1家。百丽国际私有化前的最后一份年显示，2016年度，公司鞋类零售网点减少了700家，相当于每天关店2家。截至2017年2月28日，百丽国际自营零售网点总数为20841家。


　　“悲观情绪”早已蔓延到资本市场，从2013年初开始，百丽国际的股价不断下滑，市值一度缩水接近80%。


　　百丽国际退市前的股价走势图


　　百丽国际为何会走向落寞？


　　一直以来，百货商场始终是百丽鞋类业务的核心销售渠道，百丽与百货商城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分配模型。但是，随着电商的崛起，这套逻辑逐渐被打破。


　　根据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统计，2012年81家大中型百货零售企业销售总额为2282.7亿元，同比增长8.92%，而2006年-2011年百货行业销售年均增长率为16.5%。很明显，百货商城的营收增速此时已经出现明显下滑。


　　对比电商业务来看，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零售行业发展告（2013）》指出，2012年国内网络零售交易规模达1.31万亿元，同比增长67.5%。


　　或许当时的百丽也意识到了行业即将“变天”。2008年，百丽成立淘秀网，开始试水垂直鞋类电商，后来又在2011年成立时尚品类B2C平台优购网。


　　但一方面，由于百丽更多将电商定位为“尾货平台”，也就是门店卖不掉的产品拿到线上卖，对产品定位以及消费者偏好不够清晰；另一方面，垂直电商的整体商业模式存在问题，导致企业的电商平台陷入困境。


　　曾任百度市场总监和总裁助理的毕胜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那个时期的百丽是个伟大的公司，执行力、开店能力超强，但对互联网确实不懂。”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百丽曾赖以生存的百货商店，也在顺应时代慢慢向购物中心转变，这对百丽来说同样是不小的挑战。如今的购物中心店铺相对独立，一般都要有较大空间和较多商品选择，才能具备一定的独立聚客能力，而百丽之前借助多品牌获得的渠道控制优势，在购物中心场景下反而变成了劣势。


　　百丽国际的兴起，离不开时代红利、人口红利等诸多因素；后期的落寞，同样与时代大背景相关，始终没有逃离传统百货商城的舒适圈。


　　（二）


　　高瓴的“改造”计划


　　2017年下旬，高瓴接手百丽国际。作为一家传统的实体零售企业，百丽国际当时被不少人判了“死刑”。


　　高瓴集团创始人张磊彼时认为，百丽国际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消费者远离百货商场这一销售渠道，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二是电商的低价冲击、假货冲击，造成了不良影响。


　　当然，百丽国际的优势也十分明显，拥有超2万家门店、十几个品牌以及3亿～4亿用户。


　　高瓴首先将目标盯在百丽国际旗下的运动品牌代理业务——滔博运动身上。滔搏运动是国内最大的鞋履零售商，代理品牌包括耐克、阿迪达斯、彪马、匡威、锐步、亚瑟士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一线运动品牌。


　　在私有化之前，这块业务在2016年的营收已经达到227.47亿元，占百丽国际总收入的54.6%。2019年10月，滔搏正式登陆港交所。


　　根据滔搏招股书显示，2017~2019财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16.903亿元、265.499亿元和325.644亿元，同时期内经调整年度利润分别为15.38亿元、18.10亿元、22.37亿元。


　　：招股书、红星资本局


　　高瓴更多“心思”还是放在了品牌女鞋上。


　　高瓴启动了很多互联网思维，如何用更多技术手段帮助实体店卖鞋，是张磊天天在琢磨的事情。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调侃：“经常没事周末逛街看女孩子怎么挑鞋的，最近对女人脚研究比较多，我都快成‘恋足控’了。”


　　此后，高瓴派驻了以技术人员为主的团队，主要在系统产品化和门店数字化、客户运营等业务运营的前端和电商板块上投入资源，做了许多探索。 例如，一款高跟鞋在店里一天被试穿30次，但只有一次购买，数据显示这双鞋做得很漂亮，但穿起来不舒服。


　　因此，他们把各种各样的SKU（单独一种商品）拿出来分析，把从来没有人看和没有试穿的从库存里清出去，将很多人试穿却没有购买的重新找出原因。张磊强调：“针对销售过程中的这些问题，通过数据来分析，就能够大幅度提高效率。”


　　在传统产业上搭上科技便车外，使得以往笨重、老牌的百丽确实年轻了不少。如今，高瓴带着“主菜”百丽时尚再次来到了港交所门前。


　　（三）


　　百丽时尚，现状如何？


　　据招股书显示，目前百丽时尚有13个自有品牌和7个合作（包括代理及分销品牌）品牌。


　　：招股书


　　从营收来看，2020财年、2021财年和2022财年前九个月（注：财政年度结束日期为每年2月底），百丽时尚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01.14亿元、217.37亿元和176.27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6.65亿元、26.16亿元和22.97亿元。


　　从营收结构来看，百丽时尚的收入主要由鞋履业务和服装业务构成，鞋履业务（鞋类销售）的贡献占比均接近九成。2020财年、2021财年和2022财年前九个月，该类业务的收入分别为176.62亿元、187.68亿元和152.63亿元，分别占总收入的87.8%、86.3%和86.6%。


　　从门店层面来看，截至2021年11月30日，百丽时尚的线下零售网络由9153家直营门店组成。


　　值得注意的是，百丽时尚的线上销售额占比正不断提升。招股书显示，百丽时尚线上渠道的收入贡献由截至2017年2月28日止年度的不足7%，大幅增加至截至2021年11月30日止9个月的超过25%。这其中有疫情影响的因素，当然也有百丽时尚自身转型的原因。


　　总的来说，如今的百丽时尚确实要比退市前的百丽国际“健康”了许多。而百丽时尚在招股书中强调，近几年的成就归功于DTC模式。


　　所谓DTC，即Direct-To-Consumer（直接面向消费者）模式，是指由同一企业开发、生产与销售的商业模式，品牌商不通过传统的中间渠道，而是对业务流程中的每个步骤进行端到端的控制，进而直接向消费者进行销售推广并与其建立最直接的联系。


　　但是，百丽时尚面临的挑战依旧不少。


　　首先，DTC模式早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共有选择的策略，这也意味着市场竞争环境越来越激烈，而拥有多元品牌矩阵对于百丽时尚来说可能面临更多来自不同细分领域的竞争。


　　《DTC创造品牌奇迹》的汤文静曾就“流量如何影响中国DTC品牌发展”这一问题发表观点：“将来大家都很难，未来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会有巨大的长尾效应，二八效应，性价比会成为核心竞争力。因为成熟的消费者知道，不同品牌的产品质量都差不多，我们只要性价比最高的。未来，任何一个成熟的品类中，80%的市场都是由性价比构成的，剩下的20%负责提供特别的口味，特别的场景或者特别的价值。”


　　除了DTC模式本身的缺陷外，百丽时尚的产品质量也存在较大挑战。


　　招股书显示，百丽时尚在境内的主要经营主体为百丽鞋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丽鞋业”），成立于2009年，由丽华鞋业贸易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目前，百丽鞋业已在深圳、青岛、天津、陕西、云南等地开设子公司。


　　而百丽鞋业曾多次因产品质量问题遭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处罚。据不完全统计，百丽鞋业在2016年至2019年因质量类违法行为被处罚近10次。


　　：工商信息公示系统


　　小结


　　复盘“鞋王”百丽最近三十年，前二十年一路顺风顺水登上宝座；中间五年，因转型难险些“巨轮沉沦”；再后五年，因高瓴的进入将百丽暂时“捞”出困境。


　　但如今的滔博运动、百丽时尚依然挑战重重，鞋王接下来的故事将如何讲述？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刘谧


　　责编 任志江


　　（下载红星新闻，料有奖！）


　　mirabell推荐文章3：这些书，曝光了时尚界的肮脏内幕

　　：bof


　　时尚专栏作家、BoF特约Colin McDowell盘点了市面上最著名的“曝光”书籍，这些作品揭露了时尚界迷人外表下的阴谋、背后捅刀和疯狂。


　　英国伦敦——最近，《雪纺战壕》（The Chiffon Trenches）一书引起了轰动。在这本全新的自传中，André Leon Talley不仅把矛头指向了他在时尚界的敌人，还指向了许多曾经帮助过他的盟友。这让我回到书架上，重新思考其他一些书籍，这些书籍揭露了时尚界迷人外表下的阴谋、背后捅刀和疯狂。尽管时尚界还有很多疯狂和歇斯底里的言论亟待曝光，但这样坦率的表达相对较少，而且越来越少见，因为大型时装公司已经完全控制了主流时尚媒体，它们可以通过威胁要停止越来越少广告收入来扼杀关于其的八卦新闻。简单而言，那些敢于公开揭发的人被认为助长了对时尚界的中伤，这几乎肯定会扼杀这个通过小而封闭、以个人圈子主宰、具有高度保护性的时尚产业的未来。这是一个美丽而脆弱的泡沫，很容易被那些挥舞着锋利的棍子的人戳破。


　　为了避免成为简单的喷子，成功的揭秘书籍必须写得好。而André Leon Talley肯定能写得很好，正如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他在《女装日》（WWD）、《W》尤其是《Vogue》有着辉煌的记者生涯。他已经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A.L.T.》。它描述了两位女性——他的祖母Bennie Frances Davis和传奇时尚编辑Diana Vreeland，如何帮助他实现当时北卡罗来纳州的非裔美国人通常无法实现的抱负——如何获得一个大学学位以及在时尚界的独特角色。这两位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他进入了纽约时尚界。


　　当时，Talley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曾与Andy Warhol合作，后者的《Interview》杂志对于时尚的纽约人来说是必读刊物，之后他又去了《女装日》、《W》和《Vogue》。Talley从容应对了由明星、美女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狂野世界，最有用的是与Karl Lagerfeld建立起了一生的友谊。在获得法语硕士学位后，他欣然接受了John Fairchild提供的《女装日》巴黎分社社长一职。


　　《雪纺战壕》则讲述了其非凡的职业生涯。在巴黎和纽约，Talley认识每一个人，走遍每一个地方，运用他的权力来操纵国际时尚的杠杆，他的身高和体型使他成为所有大型时装秀的焦点。他与顶级模特、摄影师和造型师一起工作，当他的朋友和同事Anna Wintour在1988年接任美国版《Vogue》的编辑时，他的影响力变得更大了。正如《雪纺战壕》所表明的那样，Anna相信他的品味，相信他与业内每一位模特和设计师的关系（尽管他与Karl Lagerfeld的长期友谊最终以严重的疏远而告终，但在那之前的许多年里，Karl为他的机票、服装和旅行买单，包括那些最漂亮的行李箱，就像《Vogue》为时装秀在丽兹酒店的套房买单一样）。他成为了年轻设计师们的至尊，因为他们知道他有能力打开大门，包括当时与其共进午餐的纽约女士，比如Jackie Kennedy Onassis和她超级优雅的妹妹 Lee Radziwill，更不用说他最亲爱的朋友 Naomi Campbell了。


　　所有这一切有没有帮助Talley驱逐缠绕在他身上的女妖呢？在我看来，这本不明智的书在暗示着这些“女妖”与他一直担心在一个由白人和苗条主导的行业里作为一名超重的黑人有关。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真希望Talley没有出版这本书。它不是《A.L.T.》的补充。而是血腥的苦涩味道和旧账正在清算。在其非常优秀的作品背后，这个关于傲慢的故事有些过于自我放纵，甚至有些任性，这使得他几乎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最后的应。在我看来，Talley是现代版的 Beau Brummell，这位格鲁吉亚花花公子也相信音乐永远不会停止——直到它停止的那一刻。


　　Diana Vreeland的另一位门生是记者Grace Mirabella ，她也撰写了一本关于自己职业生涯的书籍。1995年出版的《进出Vogue：一本回忆录》（In and Out of Vogue: a Memoir）记录了Mirabella成功的职业生涯，包括在美国版《Vogue》杂志38年的工作。在那里，Mirabella 第一次担任Diana Vreeland的助理，之后担任了17年的主编。在Rupert Murdoch的支持和资金支持下，她创办了自己的杂志《Mirabella》。


　　Mirabella从头到脚都是一个时尚人物。1950年6月，从斯基德莫尔学院毕业后，她加入了梅西百货，后来又加入了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


　　《进出Vogue：一本回忆录》就像一部小说一样辛辣，即使是现在，它也会是一部比可怜的《穿普拉达的女魔头》（The Devil Wears Prada）更好的电影或电视剧。对于时尚界的局外人来说，最引人注目的不是Vreeland的传奇怪癖，而是康泰纳仕集团（Condé Nast）高层的赤裸裸的丑恶，他们看起来普遍恶毒、恃强凌弱、神秘而无情。那些在其高层的人应该被授予一个徽章，上面写着“时刻注意你的背后”——而且可能的确如此！


　　Grace Mirabella就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就像Vreeland是在她之前的受害者一样。但是当刀子已经准备捅进她背后时，她仍然保持着微笑，并且生存了下来，讲述了这个故事。这本充满活力、有趣的书毫不留情地讲述了这些遭遇。


　　Nicholas Coleridge的《时尚阴谋》（The Fashion Conspiracy）也是如此。数十年来，Coleridge一直是康泰纳仕的实权人物。这本书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还没有更新的版本，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即使是现在，我还经常重读原著，我仍然认为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推出新版本尤为未晚。Coleridge使得大多数后来的时尚书籍显得无聊、自恋或令人讨厌，而且往往三者同时出现。


　　这本书中信息如此之多，以至于它提供了对1980年代末时尚界的全面回顾，那是一个变革时期，当时顶级设计师们开始意识到，大把大把的钞票流向了那些不仅设计服装、还拥有时尚礼品袋里东西的人。用Diana Vreeland的话来说，这是意大利时尚奇迹开始的时期，从一个贸易中心变成了不可忽视的不可或缺的时尚晴雨表。所有其它时尚中心——甚至包括巴黎——都被迫收拾行装，开始迎头赶上。


　　Coleridge敏锐的观察力和时不时闪现的并非总是友善的幽默，这使他的叙述从一个简单的事实记录，提升到对时尚如何随后发展的洞察力。大多数细节都早已过时，但就像Mirabell的书一样，《时尚阴谋》仍然描绘了时尚在全球传播的第一批画面。今天，奢侈品服装的销售已经渗透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中。这本看似自命不凡的书讲述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从吃早午餐的女士到购物中心，再到国际豪华旅游和达到惊人水平的产量过剩。


　　如果这让《时尚阴谋》听起来乏味的话，我只能说，这是我使用的众多参考书之一，但它与John Fairchild的两本时尚书籍一样，包含的信息和采访在今天仍然有用，而且也很诙谐。


　　这本书特别值得一读，因为它对时尚界各个层面的人进行了400次采访，从几乎无法维持生计的亚洲工人，到当时的顶级记者、设计师和商人，其中一些人至今仍在工作，相当荒诞。


　　《时髦野蛮人》（Chic Savages，1989年版）的John Fairchild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证明了一个普遍的观点：你越富有，你就越有权力。 Fairchild很幸运，既有钱又有势。他的家族拥有时尚媒体《女装日》 ，这是美国“服装贸易”的圣经。为了打发无聊，Fairchild把《女装日》变成了一张个人丑闻单，在过去，他常常一时兴起在纽约和巴黎将设计师“捧上去”或“踩下来”。


　　Fairchild太过富有和有权势，以至于他对产业新闻不感兴趣，而产业新闻正是其出版物的支柱，他忙的更多的是列出领导美国社交界的、富有的女性名单。尽管他随时准备将她们撕碎，但这些享有特权和时尚的女人吸引了他，这就是为什么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内容道上流界流言蜚语的最新消息，比如谁花了数百万美元重新装修其几个房子中的一个。


　　《优雅的野蛮人》对这样的生活进行了分类和描写——其中就包括年轻的唐纳德 · 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渴望成为关注焦点、贪得无厌的需求（在那些日子里，他与前妻Ivana一起担任纽约社交界的领袖，书中对其进行了极有先见之明和洞察力的描述。Fairchild认识所有的人，从第七大道的设计师到他的广告客户中的欧洲人，比如Valentino和Yves Saint Laurent。他在家族企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巴黎办事处，在那里他学到了新闻知识，并开始将《女装日》带入现代世界。


　　几年后，《时代》杂志将《女装日》描述为“充满礼仪、朋友和丑闻、流言蜚语的恶毒纸”。Fairchild的回应是指出时尚是一种“八卦、戏剧化、肆无忌惮、教条主义和固执己见的行业”。正是这种洞察力，让他把《女装日》变成了设计师、好莱坞、零售商以及那些被《纽约时》记录在案的有钱女人的“必读”。


　　《优雅的野蛮人》如今是一件收藏级读物，其价格也相应地被抬高了，但它仍然是一座专业技术灯塔，其尖锐、略带毒害的评价，仍然会让受害者落泪，而Fairchild正在天上微笑。他是一个天生的大内密探，在这个行业里，愚蠢和虚假的价值观让讽刺盛行，这让他靠自己赚了大钱。在时尚和上流社会这样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他怎么能不这样做呢？


　　《优雅的野蛮人》是一本由专业的观察家写的，充满了智慧、常识、偏见和大笑的评论。它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过时。Fairchild在1965年出版的早期著作《时髦的野蛮人》（The Fashionable Savages）也是如此。这本书也很稀缺，但值得那些像我一样热爱时尚和疯狂的人去寻找。


　　最后，Alexandra Schulman的《衣服和其他重要的东西》（Clothes and Other Things that Matter）一书，采取了一个聪明的题目。她是一名来自新闻世家的聪明女人，其父亲是20世纪5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戏剧评论家Milton Schulman。这位在英国版《Vogue》杂志担任了25年主编的女性，在读者打开她的书之前，已经把她因为肤色问题钉在柱子上了，这似乎完全合理。


　　但是，这不仅仅是另一本关于高级时尚的书，甚至也不仅仅是关于在最艰难、最不安全的时尚角色中获得成功所带来的特权的生活方式——一个杂志主编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份工作还有额外津贴，而且经常是衣服。Schulman的书不仅描述了她所欣赏的设计师的作品，还描述了她在高街上为自己买的衣服。


　　不管这些衣服的出处是什么，舒尔曼的衣橱里显然有很多，她用精选的衣服讲述了她在工作和社交生活中不同场合穿什么的迷人故事。这本书的38个条目讨论了她选择保留衣服的时间、原因、对象和方式，或者出于实际的、浪漫的原因，或者两者都有。2018年冬天，她列举了自己的衣橱，从中挑选出了大量的衣服: 22件外套、35件连衣裙、31条短裤、34双高跟鞋和37个手提包。对于每个类别，她不仅讲述了衣服的故事，还讲述了穿着它们的感觉。


　　这使得这本书成为一本非常个人化和娱乐性的书，通过许多其自己和女英雌的照片，如Patti Smith、Alexa Chang和Diane von Furstenburg，她突出了其对行业的看法。因此，这本书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年轻的时尚爱好者而言。


　　然而，Schulman的书绝对不是“全盘托出”。作为一名业内人士，她远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这并不重要。我怀疑，这本书最有可能吸引的读者，是那些迫切需要更多、更多、甚至更多新衣服的人，就像安徒生小说中的皇帝那样。这些读者全心全意地相信时尚产业的魅力，对于那些可能会玷污他们理想的那些抱怨和暗箭伤人的细节兴趣有限。他们可能也会对这种温暖而个人化的生活感到失望，这种生活与其他国际顶级时尚编辑的生活截然不同，没有光鲜靓丽的美丽，也没有放肆疯狂的污秽。


　　mirabell推荐文章4：鞋王百丽欲重新回港上市，高瓴张磊的得意之作如何？

　　退市五年之后，昔日鞋王百丽又一次站到了港交所的门前。


　　3月16日，百丽时尚集团（以下简称“百丽时尚”）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美银和摩根士丹利担任联席保荐人。


　　而在这之前，昔日风头无两的鞋王百丽在电商潮流的冲击之下，业绩年年走低，沦落到退市的境地。


　　2017年，高瓴资本张磊豪掷531亿港元收购了百丽国际53%的股份并私有化退市。百丽83岁的创始人邓耀和65岁的CEO盛百椒售出全部的股份，套现130亿港元退场。


　　当时，百丽的创始人邓耀更是哀叹：“百丽气数已尽，再无回转的可能。”


　　一代女鞋之王被电商时代抛弃，一度让人唏嘘不已。然而经过5年的改造，高瓴资本带领新百丽重返港交所，交出了一份不太一样的答卷。


　　曾被电商时代“抛弃”的鞋王


　　百丽于1981年在香港成立，1992年进入内地发展。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百丽的发展一度顺风顺水。进入内地后，百丽先后推出STACCATO、Teenmix、TATA等品牌，依托各类渠道快速扩张销售网点。


　　2007年，百丽国际在港交所敲钟上市，上市时，百丽的市值高达670亿港元，在这之后，百丽便开启了加速扩张。


　　据百丽以往的财务数据显示，从门店的数据来看，2007年至2011年5年间，百丽国际在内地的零售店从3828家扩大至14950家。这等于百丽每年开店2200家、每天开店6家。并且，在这段时期，百丽还收购了millies、Mirabell、森达、SKAP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品牌队伍。


　　2013年，百丽市值一度突破1500亿港元，那时百丽已经一举成为当时内地最大的鞋履零售商。


　　然而，电商时代的来临使得百货商场遭遇冲击，与百货商场命运深度捆绑的百丽也遭受影响，加之百丽对线上渠道的漠视百丽线下门店的营收不断下降，净利润也随之下滑。


　　百丽过往财数据显示，2012年开始，百丽国际的净利润仅能达到个位数的增长，2015年，百丽出现了上市9年以来净利润的首次大幅下滑，跌了38%，2016年又下滑了18%。到了2017年，百丽国际净利润已由2015年的47.64亿元下跌至24.03亿元。


　　从门店数量上来看，2015年，百丽国际在内地的零售网点减少了366家，相当于每天关店1家。百丽国际私有化前的最后一份年显示，2016年度，公司鞋类零售网点减少了700家，相当于每天关店2家。截至2017年2月28日，百丽国际自营零售网点总数为20841家。


　　持续恶化的经营情况，最终让一代鞋王被高瓴资本收购退市。


　　被高瓴大改造后，“女鞋之王”现下如何？


　　此次百丽递交的招股书显示，2020财年、2021财年及2022财年前九个月，百丽时尚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01.14亿元、217.37亿元和176.27亿元；同期净利润分别为16.65亿元、26.16亿元和22.97亿元。


　　业绩扭转，高瓴资本对百丽的改造计划功不可没。


　　退市之后，高瓴资本将百丽国际拆分成百丽时尚和滔搏运动，后者已经上市。而此次谋求上市的百丽时尚继承了原百丽国际的大部分业务。


　　被高瓴资本改造后的百丽时尚，带上了浓浓的互联网味儿。


　　高瓴对百丽的改造，首先就是从线上业务切入——调整线上与线下渠道的比例，投入大量资源发展在线业务。


　　这也在此次百丽时尚的招股书中有所体现。招股书显示，百丽的互联网销售占比有了极大的提升。截至2021年11月30日，百丽时尚线下营销渠道收入为131.22亿元；线上营销渠道收入为 45.05亿元，营业收入占比分别为74.4%、25.6%。线上渠道的收入贡献从截至2017年2月28日止年度占比不足7%，大幅增加至2021年11月30日止九个月的超过25%。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百丽时尚的线上营收中，直播占据了30%。百丽在招股书中表示，已聘请超过60名关键意见领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约150名成员的自有专职直播团队，以及超过120名直播主播以进行直播带货。


　　虽然线上渠道增速惊人，但百丽的营收结构中仍旧是线下占了大头。这也决定了百丽时尚的线下成本占比不小。


　　招股书显示，截至2021年11月30日，百丽时尚租赁相关开支为24.1亿元，占相应期间线下销售收入的18.4%。数据显示，百丽在中国共有9153家直营门店，此前几年每年净减少数百家门店。


　　“总体而言，联营及租赁开支在我们的经营开支所占的比例巨大，租赁相关开支占线下销售收入百分比的变动将继续影响我们的经营业绩。”百丽时尚在招股书中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高瓴资本收购百丽国际的2017年，恰恰是女鞋市场从低估反弹的一年。百丽时尚的表现也有市场恢复转暖的助攻。


　　另外，重新梳理定位品牌并进行品牌升级，也是高瓴对百丽“大改造”的一个重要部分。


　　近几年，百丽时尚陆续收购小众时装品牌“Initial”、轻奢女鞋品牌“73hours”以及高跟鞋品牌“7or9”等，并拿下“Champion”等国际品牌分销权。


　　在品牌布局上，百丽时尚已经拥有20个多元布局的自有品牌及合作品牌，覆盖女鞋、男鞋和童鞋以及服装、包袋和配饰等品类，由13个自有品牌及7个合作品牌组成。


　　虽然品牌分布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鞋类业务依旧是百丽时尚的核心营收。截至2021年11月30日止9个月，百丽时尚鞋履业务收入为152.63亿元，占总收入的86.6%；服装类收入则为23.64亿元，占总收入的13.4%。


　　值得一提的是，百丽的服装业务的增速表现非常迅猛，占比快速扩大。招股书中称服装业务是公司营收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可以看出，百丽正在努力调整自身的品牌业务。在保证鞋履基本盘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服饰营收。


　　由于运动休闲风格的快速推广，传统女鞋市场增长率一直不高。百丽的一系列调整主要围绕品牌高端化，以及重视运动休闲类风格。


　　而百丽旗下快速增长的服装业务代表品牌便是champion，主打运动休闲风，可以看出百丽时尚后续发力重点会集中在运动休闲品类。


　　虽然如此，百丽的主营鞋履业务仍然导致自身存在不小的存货压力。截至2020年2月29日及2021年2月28日，百丽时尚的存货分别为37.46亿元、36.68亿元，最新截至2021年11月30日，存货增加至46.71亿元，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为188.1天。


　　相比之下，安踏2021年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为127天，主打国潮的李宁平均存货周转天数则为54天。可见运动休闲潮牌在经营上的巨大优势。


　　另外，存货包袱加上重线下的DTC（直接面对消费者）业务，让百丽时尚面临不小的现金流压力。


　　百丽在招股书中表示，IPO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短期银行借款。目前百丽时尚有约37.96亿港元的短期银行贷款，将有可能寻求其他外部债务融资。据招股书，截至2021年2月底，百丽时尚资产负债率为85.78%。


　　曾经的女鞋之王转向互联网和综合时尚集团，百丽时尚此次赴港上市交出了一份差强人意的答卷。对百丽而言，上市后如何实现自身品牌高端化，切入更多运动休闲市场份额，仍然是百丽须待解决的问题。


　　mirabell推荐文章5：杨靖︱风俗喜剧消亡史

　　1700年5月，英国王政复辟时期（1660-1688）最伟大的诗人、剧作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去世。根据传记作家的说法，他死于痛风，亦死于“最近的一次心碎”：同年3月，他最得意的门徒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创作的风俗喜剧（Comedy of Manners）《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在伦敦上演，结果遭受冷遇。这部被德莱顿及后世评论家交口称赞的剧作，不仅未能像德莱顿当年《爱情至上》（All for Love，1677）——改编自莎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那样引发轰动，反而因“道德问题”受到观众质疑和抵制。失意之下，康格里夫以而立之年（时年三十）愤然退出剧坛。这一年也被文学史家视为英国风俗喜剧的谢幕之年。


　　最早对风俗喜剧的道德立场提出质疑的是英国剧评家杰里米·柯里尔（Jeremy Collier，1650-1726）。有感于英国剧场的腐化堕落，身为国教会教士的柯里尔发表长篇雄文《简论英国舞台的道德失落》（“A 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1698），点名批评了威彻利（William Wycherly）、埃瑟里奇（George Etherege）和康格里夫三位当世戏剧名家，由此也拉开了一场聚焦于道德维度的文艺美学论战。


　　柯里尔在《简论》“序言”部分首先定义戏剧的功能：“戏剧之旨，在于弘扬美德，抨击恶行（Infamy）……剧作家对名节（Honour）和恶行一视同仁，既是对美德的伤害，也是道德降维（Levelling）。”紧接着，柯里尔谴责了英国舞台泛滥的诸般“恶行”：格调低下、言辞鄙俗、亵渎宗教、诅咒上帝，不一而足。由此，“戏剧已构成对公共道德的一种威胁”——它打击了原则的根源，剥夺了美德的倾向，破坏了良好的教育，一言以蔽之，当下的戏剧已沦为腐蚀民众精神、败坏风俗礼仪进而颠覆社会秩序的“污染源”。在这位教士评论家看来，宗教是政府的基础，而上述剧作恶意嘲讽教士，亵渎圣经，根本目的乃是在于摧毁政府统治的道德根基，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发指。最后，柯里尔呼吁国王和政府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对剧场进行道德整肃，旨在净化毒素，提升全民道德水准，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


　　首当其冲的威彻利是著名讽刺诗人，诗作多以贵族女性为题材。如《楼梯》（“The Stair”）：“一位女士从阶梯上摔下来，（从她的情人那里逃开）；她展示出美丽的后背，这是她最好的一面。”再如《咏丰乳》（“Upon a Fine Woman's Fine Breasts”）：“温柔的女士，为何要怀抱一条肮脏的毒蛇？”回答：“为了阻止更肮脏的东西——他的毒手。”在另一首《致一位倡导婚姻的女士》诗中，威彻利宣称婚姻只是一种以物易物的爱情模式，是教会出售的一种“乏味的保有权”（dull tenure），而他主张的“自由爱情比奴性的、唯利是图的（mercenary）婚姻更尊贵”。从哲学思想看，威彻利是享乐主义（Hedonism）的忠实信徒，同时也奉行霍布斯的相对主义——他的名言是，“对我们来说，事物没有什么好坏，它本身就在那里，关键看我们如何处置”。威彻采用格言体讥讽包括柯里尔在内的“假正经”，称之为“伪斯多葛派”：“他们似乎是老丢卡利翁（Deucalion）寓言的反面——后者把石头变成人；而前者则把人变成石头。”对威彻利而言，他一生的事业（business）就是纵情享乐——他曾在宴席间向邻座局促不安的女士坦白，声称自己是“一个恋爱中的马基雅维利”（a Machiavelli in love），并调侃“婚姻的盟誓就像赌徒的忏悔”，吓得对方赶忙移步换位。


　　威彻利名剧《乡村主妇》（The Country Wife）以莫里哀的《太太学堂》为蓝本，其中男主霍纳（Horner）则以臭名昭著的浪荡子罗切斯特伯爵（Earl of Rochester）为原型。风流才子罗切斯特是查理二世的宠臣，也是著名的双性恋者（三十三岁时，因感染性病去世），同时代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称之为“英国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乡村主妇》的主要情节围绕浪荡子霍纳的骗术展开：为了“修补”自己玩弄女人的恶劣名声，他请人四处散布消息（并持医生诊断证明），宣称自己已完全丧失性功能——其实这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为他勾引邻人之妻大开方便之门。霍纳的台词“女人就像士兵，通过优厚的酬（by good pay）而不是誓言和契约来保持稳定和忠诚”一经说出，台下掌声雷动——这也是该剧被柯里尔树为靶心的主要原因。


　　其次被点名的埃瑟里奇是风俗喜剧的始作俑者，号称文坛“鬼才”（the worst-natur'd Muse）。他在名诗《致一位女士，问他爱她多久》中宣称，男欢女爱必须以自然和自由为前提——任何类似婚姻这样的枷锁都是对人性不自然的“强扭”，是口是心非的“虚伪承诺”。对手讥讽埃瑟里奇是“肤浅的花蝴蝶”（superficial butterfly），热衷于捉弄寡妇、追逐女仆、酒后滋事，过度沉湎于肉欲享受，对女性的智慧和优雅品味却“一无所知”。然而，熟识的老友却恭维埃瑟里奇是一名“伟大的放荡者”——这种放荡主义（Libertinism）本质上是一个不稳定时代的必然产物（从内战到克伦威尔共和国再到查理二世复辟和光荣革命），城头变幻大王旗，造成动荡的社会和政治局面，纲常不存，礼乐崩坏，而个人在此时代大潮之下无能为力，故唯有放浪形骸，及时行乐（carpe diem）。埃瑟里奇题为《浪荡子》（“The Libertine”）的诗作最能体现他的生存哲学：“既然死亡伸出公正之手，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号令，/斯多葛派和我皆是如此，再怎么严肃也难逃一死：/人生苦短，让我们明智地管理最后的时间，/将白天交给朋友，夜晚留给我们去做爱。”


　　埃瑟里奇的名作《桶中情爱》（Love in a Tub，1664）是一部喜剧，风流倜傥的男主自作聪明，不料却落入陷阱，在戏剧高潮部分上演了一出当众脱裤的闹剧；另一部喜剧《时尚人物》（1676）与前一年上演的《乡村主妇》一样，以罗切斯特伯爵为原型，塑造出一位学识渊博、机智幽默、性欲旺盛且善解人意的贵族形象，这一形象日后也定格为复辟才子（Wits）的标配。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的伯爵的确曾化身为医学博士，号称专治各种不孕不育症，以此出入达官显贵之家，阅女无数，甚至一度得以自由行走于宫廷，并将此“业绩”（merit）写入诗中，大肆自吹自擂——结果以“诽谤朝廷罪”被流放。柯里尔指责这类剧作意在诲淫（scabrous）、有伤风化，道理正在于此。


　　三位剧作家当中，康格里夫年龄最小，但名气最大，因此理所当然成了柯里尔的重点打击对象。在柯里尔看来，女性是道德的捍卫者和传承者，而康格里夫的首要罪状便是肆意丑化女性形象，将女性一体塑造成诡计多端、满口谎言的“性瘾者”。例如在喜剧《风流人物》（第一幕第一场）中，鞋匠抱怨他的妻子：“我敢说，城里没有一个男人和他太太相处得比我更像一位绅士了。我从来不过问她的行踪，她也不打听我的。我们两个讲起话来客客气气，但打心眼里讨厌对方。”在悲剧《悲伤的新娘》（1697年）中，剧作家断言“女人受到轻蔑，怒火比地狱之火还要可怕”——据说在演出现场，部分女性观众以中途退场表示抗议，一是不满对于女性的污蔑，一是台词有亵渎宗教之嫌。无独有偶，在另一部名剧《老光棍》中，女主向男主发问：“你若能上天堂，是否心满意足？”回答是一句土味情话：“有你的地方才是天堂，没有你的则是地狱。”相对于之前的地狱之火，这更是赤裸裸的亵渎。此外，和前两位剧作家一样，康格里夫笔下充斥各类色情双关语（double entendre），无异于公然冒犯淑女。比如在一部喜剧中，女主附庸风雅，高声背诵骑士派（Cavaliers）诗人约翰·萨克林爵士（Sir John Suckling）的诗句，结果被一旁的男主借题发挥，曲解为吮吸乳汁（suckling一词意为哺乳）。诸如此类，在柯里尔眼中是厚颜无耻的“挑逗情欲”，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回应，康格里夫先是于1698年7月发表《对柯里尔断章取义的修正》（“Amendments of Mr. Collier’s False and Imperfect Citations”），随后，又写出被后世誉为“广义复辟戏剧（1660-1710）最杰出代表”的剧作《如此世道》，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反驳柯里尔的谬论。在《修正》一文中，康格里夫首先驳斥柯里尔对原作的“曲解”：“我希望公正的读者不要割裂剧中任何表达或段落，也不要对其进行任何脱离其适当场景的判决或谴责：因为只有在特定上下文中，只有在特定的人物口里，它才具有适当和真实的含义。”他将柯里尔称为“清教徒扫兴者”（Puritan killjoy），对艺术审美的特殊性缺乏了解，将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混为一谈。戏剧舞台上“用一面鼓及其后的三五个人来表现一支军队”，这是艺术的“惯习”（convention），约定俗成，观众也乐见其成，除了少数偏执狂，无人对此产生怀疑——一个多世纪后，文艺理论家柯尔律治在《文学传记》（1817）中将此升华为一条文艺法则：“愿意暂时搁置怀疑（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这构成了一种诗意的信仰。”


　　再以戏剧中女性形象为例，正如康格里夫在《如此世道》“开场白”中所言：“我无意道德说教，以免冒犯（give offence）列位看官。”他所做的只是人物的典型化和艺术的夸张（“邻居太太的一切她们都想要”“当外科医生给她们放血时，她们却误以为医生意在挠痒”“贞洁女人世间难觅，几率堪比彩票中奖”），自古以来，这是“诗家的特权”（poetic license），然而这并不能代表剧作家本人的态度。事实上，权衡两性的道德水准，康格里夫更倾向于弱势（the weaker sex）一方：“我们可能称她们为弱者，但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恶行更暴烈，我们的错误更普遍。”剧中的女主米拉曼特（Millamant）善良聪慧、活力四射，比浮夸的男主米拉贝尔（Mirabell）更切合实际——她在和男主商量婚约时并未沉醉于“玫瑰（rosy）梦”中，而是逐一提出各项“附带”（proviso）条款，比如婚前财产如何处置，婚后各自权利职责为何，等等。米拉贝尔对朋友解释他为何爱上米拉曼特时说：“我喜欢她，包括她的各种缺点……那些矫揉造作，在另一个女人身上会令人厌恶，而在她身上却显得自然而然，魅力无限。”米拉曼特的主要“缺点”，据剧作家交待，在于她无论婚前婚后皆不愿放弃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正如她在“婚约”一幕中所说：“结婚后我的名字不会再被人提起。嗯，取代它的将是爱妻，配偶，乔伊（Joy），宝贝，甜心，以及诸如此类令人作呕的黑话（cant）。”她拒绝充当“人妻”，因为这意味着她将丧失“自我”（Self）。在她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婚姻，使得“丈夫”和“妻子”的名号“除了无尽的冲突和令人厌倦的乏味之外，别无所有”，因此她大胆建议，“在我们之间，这一名号将被永远废除——我们将采用‘情妇’（Mistress）和‘登徒子’（Gallant）这样更讨喜的名字来举行婚礼”。


　　如此直白的台词，不仅是对清教批评家柯里尔的正面回击，更是对上流社会虚伪道德的一记重锤。康格里夫崇拜的文学前辈本·琼森在《巴塞洛缪集市》（Bartholomew Fair，1614）中曾写道，对戏剧的道德谴责最有效的回应就是“揭开木偶的面纱”（bare the puppet），展示“戏剧的戏剧性”（the theatricality of the theatre），但遗憾的是，这种艺术的展示却难入批评家的法眼，也难以为观众所接受，更无法改变以道德警察自居的柯里尔之流的顽固立场。诚如约翰逊博士在《诗人传》中指出的那样，康格里夫注定要输掉这场论战，因为他必须“在十七世纪批判性语言的道德限制（moralistic strictures）下”进行战斗，戏剧中的“不道德”元素宛如剧作家的“原罪”——除非他停止写作，否则将终身背负骂名。


　　回顾这一场道德之争，康格里夫其实并未将柯里尔视为真正的对手。他在《修正》一文中曾嘲讽柯里尔是艺术门外汉（layman），他的道德审查太过夸张，以致显得荒唐可笑，而事实上根本不可能造成伤害：“他本来会毒死我，但他下药过猛（overdosed）——他的过度恶意反而成为我的安全保障。”言下之意，对他构成致命打击的另有其人。作为真正的艺术家，康格里夫坚信戏剧的情节、人物和对话构成一种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妙语连珠”（“the glittering beads of his repartee”）是其中的重要元素，而剧作家本人的风格及批判性智慧则是一部剧作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康格里夫十余年戏剧创作实践中，他一直谨遵德莱顿在《论戏剧诗》（1668）倡导的法则：“戏剧的首要功能是娱乐（pleasure）”——恰如他在《如此世道》中借剧中人物之口所言：“如果你需要说教，就应当上教堂，而不是上剧场。”其矛头所指，隐然已有针对现场观众的意味。照一位诗人的看法，当时剧场的观众普遍缺乏素质：“前半场他们在喧嚷吵闹中度过/后半场睡醒后又把全剧骂得一无是处。”身为剧作家的康格里夫既无力唤醒民众，则只能自行告退如仪。


　　康格里夫的文友蒲柏在《群愚史诗》（或译《文丑传》）中将柯里尔之徒贬斥为“文匪”（cultural vandalism），认为此辈是造成英国文艺“衰颓”（decay）、“弱智”（imbecility）和“无趣”（tastelessness）的罪魁祸首，然而柯里尔在《简评》结尾处“恳求”当局出手（整顿剧场）的建言，却正中威廉国王下怀。与前朝性喜游冶的查理二世（在位二十五年，观戏四百余场）不同，威廉和玛丽两位君主（“共主”）向来以道德自律，对剧场深恶痛疾。由于英国深度卷入欧陆战争，导致民怨沸腾，国王认为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封堵（gagged）悠悠众口——于是，以道德革新为己任的“风俗改良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应运而生。在道德改革的万众欢呼声中，带有浓厚道德说教色彩的感伤喜剧（sentimental comedy）闪亮登场，以诙谐幽默（插科打诨）的两性智斗（调笑）为主题的风俗喜剧遂正式让位于模范道德剧——三俗题材一律禁绝，剧中的涉性内容被降至最低点（非必要，不出现），而故事结局无一例外：美德有（reward for virtue），皆大欢喜，以此实现所谓“诗学的正义”（poetic justice）。看上去很美。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剔除各种敏感词和禁忌语之后，“纯净”的戏剧台词失去了应有的锋芒，其讽刺色彩被大大淡化，以至于批量生产的喜剧竟丝毫不能“引人发笑”——这一现象本身也成为一个特定历史年代最大的笑话。


　　1702年，安妮女王登基。女王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对教堂祈祷的兴趣远过于治国理政——据说她每天花费相当时间在圣座之前喃喃呓语，除了上帝，无人能懂。1704年，女王任命康格里夫为剧场专员（Commissioner），负责监督舞台道德净化这一重大项目。传记通常将此任命视为剧作家对柯里尔的道德之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事实上，这堪称剧作家最后的“败招”：此举彻底终结了康格里夫再次握笔创作风俗喜剧的可能性——很显然，他不是败给柯里尔，而是败给时代本身。


　　mirabell推荐搜索词：

　　

　　1.mirabell是什么牌子

　　

　　2.mirabelle英文名的寓意

　　

　　3.mirabell鞋的档次

　　

本文标题：mirab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