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结束于哪一年推荐文章1:清政府什么时候灭亡的?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

  清政府,全称清朝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清朝自公元1644年建立以来,经历了近300年的统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逐渐陷入衰落,最终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清政府的灭亡时刻及其背后的故事。


  清政府灭亡的标志性时刻是辛亥革命,该革命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推翻封建君主制度的运动。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联合发动的,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共和国。


  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是武昌起义,起义部队在湖北武昌推翻了清朝的军事统治,随后许多地方纷纷响应,掀起了全国性的革命潮流。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革命势力迅速扩大,辛亥革命的核心领导者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清政府的统治已经结束。这标志着清政府的正式灭亡,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辛亥革命的成功背后有多个原因。首先,清政府内部的腐败和不作为导致了人民的不满和对革命的支持。其次,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剥削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此外,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觉醒和对民主自由的呼声也为革命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推翻了清政府,但接下来的中国历史却并非一帆风顺。在灭亡清政府后,中国陷入了割据混乱的局面,各地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北洋混战"时期。


  清朝结束于哪一年推荐文章2:1995年,大清历史终结于此

  野史中的雍正帝,死得比任何一位清代同 行都惨。


  相传,雍正十三年(1735)的某夜,一个叫吕四娘的女刺客为家仇,乔装打扮潜入了紫禁城。趁着雍正不备,这位女侠一剑封喉,并割下了皇帝的脑袋。大仇得后,吕四娘带上皇帝首级,施展轻功飘然离去,从此在江湖中销声匿迹。


  堂堂大清皇帝,却在戒备森严的皇宫里遇刺身亡,身首异处。这是大清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儿子弘历(乾隆帝)只能命人用黄金仿制了一个假头,勉强给父亲凑了个“全尸”,无头雍正才得以体面下葬。


  作为雍正王朝的收官轶事之一,“吕四娘刺杀雍正帝”充满了武侠小说里的快意恩仇。不过,诸如此类的记述,多出自于《满清外史》《清宫遗闻》等野史著述之中,本就不足为信。


  奈何,杀人偿命的剧情设定,向来为国人所喜闻乐见。这让饱受争议的雍正帝,在死因方面又多了几分神秘感。


  ▲雍正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艺术源于生活,“吕四娘刺杀雍正帝”的剧情并非空穴来风,这还要从一起文字狱说起。


  雍正年间,湖南书生曾静屡试不第,无奈当起了教书先生。和历史上不少落榜生一样,曾静怨气很大,逐渐发酵成了造反。


  雍正六年(1728)九月,曾静派学生张熙远赴西安,截住了川陕总督岳钟琪的车轿,秘密递上一封信。岳钟琪查阅来信后,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原来,这老小子是有的放矢,意图搞策反。


  曾静挑人的眼光很独到。当时的岳钟琪不光手握重兵,节制川陕,据说还是岳飞的后人。曾静一伙人想搞革命,显然是看中了他的身份与兵权,臆想着借南宋抗金名将后裔的大旗(清初自称“后金”),来个振臂一呼而天下应。


  ▲雍正时期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图源:网络


  不过,曾静这回算是看走眼了。捧着烫手山芋的岳钟琪求生欲极强,转头就把这事汇给了雍正。经查,曾静原来是读了明末遗民吕留良的著述,被书中“华夷之别”等反清主张所影响,这才起了造反的念头。


  这一查,拔出萝卜带出泥,竟然还有意外收获。于是,雍正下令清算吕氏一族,族人、门生或处斩,或流放。即便吕留良已经去世多年,仍不免被开棺戮尸。


  出于最朴素的情感,民间对吕家的惨状表示同情,一个“吕氏孤儿”形象逐渐形成,进而踏上复仇之路。这才有了吕四娘刺杀雍正帝的民间传说。


  在清廷官方文献与近侍的回忆里,雍正之死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作为皇帝的生活日记,《雍正朝起居注册》是这样描述的:


  “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戌时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寝宫发布遗诏给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龙驭上宾于二十三日子时。由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继位。”


  在这份记录中,没有女刺客,也没有无头尸,只有一个突然发病、三日暴亡的皇帝。但,正因为是暴毙,才导致真相扑朔迷离。


  关于雍正死因,有种说法是“过劳死”。


  康熙去世后,留给雍正的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烂摊子。官僚腐败,国库亏空,制度崩坏,边疆还有准噶尔作乱……雍正一上台,就面临着王朝随时可能爆雷的风险。为了革除康熙晚年留下的朝局积弊,雍正对症下药,制定了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与此同时,为方便沟通地方,雍正还给予了更多低级别官员直接上奏皇帝的权利。于是,皇帝案前的奏牍、密折大幅增加。雍正曾对大臣们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皆朕亲自阅览批发,从无滞留。”


  雍正对奏折的批复,可不是寥寥数语就完事,而是“每折或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


  为了确保新政顺利推行,雍正经常开启加班模式。清史学家孟森评价雍正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雍正)者。至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堪称帝王界的劳模。


  在近乎全年无休的状态下,工作狂雍正最终力挽狂澜,将清王朝拉回了正轨,并为之重新打造了一套新的财政与行政系统。此时,雍正才稍微松了口气,对大臣说:“近年以来,天下庶政渐次就理,下情稍觉洞达,臣工之奏折较前减少,而朕躬精力亦不如前,批答之事始从简便。”


  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虽然让天下逐渐大治,却也让年过半百的雍正身体透支,状态大不如前。在现代医学看来,过劳极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从而危及生命。这为雍正的暴毙埋下了根子。


  此外,丹药中毒,则被认为是雍正暴亡的另一种可能。


  ▲《雍正行乐图》,皇帝一身道士装扮。图源:网络


  和明世宗嘉靖一样,这位清世宗同样崇道、喜欢嗑药。雍正曾给全国封疆大吏下过一道密旨,要他们替自己寻觅良医名道。雍正素来以严酷出名,但在求医寻道这件事上,却展现了少有的宽容,他告诉大臣们:“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让地方大员们放宽心,尽量去找就行了。


  在召集到一批道士之后,雍正便组织他们在宫苑中炼制丹药,诺大的圆明园,一度变成了皇家制药厂。在“药厂”出品里,有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雍正不仅自己服用,还经常赏赐给信赖的几个大臣,君臣一齐嗑药。


  但传统丹药里富含铅、汞、硫、砷等有毒成分,对人体伤害甚大。长期服用道家丹药,究竟对雍正的身体造成了什么影响,现代人无从得知,只能根据过往帝王服食丹药致命的记载推测其或许也死于丹药中毒。


  无论是过劳,还是中毒,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的的确确是死了。


  雍正暴毙之后,清廷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安葬这位皇帝。


  清初,顺治皇帝在河北遵化开辟了清东陵,并长眠于此。康熙驾崩后,按《周礼》“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葬于顺治孝陵东南侧,形成了清代“子随父葬”的传统。按照这一惯例,雍正应当响应昭穆制度,在顺治孝陵的西侧建陵。然而,事实却是,雍正陵寝放弃了清东陵,转而向西,到数百里外的河北易县落了户。


  ▲清东陵与清西陵位置关系。图源:最爱历史自制


  关于远离父祖、到易县“另起炉灶”这件事,其实是雍正反复思虑后的结果。


  早在雍正五年(1727),雍正就开始为自己筹划预建寿陵。一开始,雍正派自己最为信赖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带人到清东陵卜陵。卜陵团队本想按昭穆葬法,在顺治孝陵周边找一块吉壤,奈何目标区域无好穴。得知此事后,雍正下令放宽条件限制——可以扩大范围,在清东陵周边再找找。


  经过实地踏勘,卜陵团队相中了清东陵以东、遵化城北的九凤朝阳山。雍正大喜过望,差点半场开香槟。


  然而,实地勘测复核后,九凤朝阳山的缺陷暴露了。堪舆精英们认为此地风水“规模虽大,形局未全”。更严重的是,施工人员也发现“穴中之土带砂石”,强行施工会有渗水塌方的风险。对于有着完美主义倾向的雍正而言,这些新发现已经意味着九凤朝阳山选址成了废案。


  经此一事,雍正继续放宽范围限制,新陵址只要在京师周边即可。条件放宽之后,卜陵队伍终于相中了一处风水宝地——河北易县永宁山。他们称赞此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类似于九凤朝阳山的缺陷,一个都没有。雍正派人复核之后,也认为此地“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


  尽管已经寻得风水宝地,但雍正犹豫了,迟迟不肯表态。个中原因无他,唯有一个顾虑——“(易县永宁山)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意思是,自己的新陵址离父祖所在的清东陵太远了,这会显得自己很不孝。


  雍正这么一说,无疑是把难题直接抛给了群臣。


  大臣们很清楚,皇帝就是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于是,众人纷纷举例,称“夏禹在浙江之会稽,而自启以下在山西之夏县,少康又在河南之太康,其间相去奚止千里”。众臣又拿关中汉、唐帝陵来佐证,称“其间相去远者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


  这么一对比,易县到遵化这几百里路还算远吗?


  最后,大臣们劝慰皇帝:“易州及遵化州地界与京师密迩,同居畿辅,并列神州,其地实未为遥远。”又称永宁山“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干百里蟠结之福区,开亿万斯年之厚泽”,埋在那里,对清朝延续大有裨益。


  至此,雍正终于下定决心,死后就长眠在这永宁山下。


  雍正八年(1730),泰陵于永宁山下的天平峪开工兴建。


  不过,未及工程完工,雍正便在执政的第十三个年头里突然驾崩,只得停灵暂厝。直到乾隆二年(1737),雍正才和孝敬宪皇后乌拉那拉氏、敦肃皇贵妃年氏一并葬入泰陵地宫。


  雍正泰陵的修建,也标志着清朝在关内的第二个皇家公墓群——清西陵开始形成。


  雍正到河北易县开辟清西陵,却给继位者留下了一个难题。


  等到乾隆为自己卜陵选址时,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沿用“子随父葬”的规矩,自己跟子孙后代们死后都躺进清西陵去陪伴雍正,那么远在遵化的清东陵必然被冷落。


  最终,乾隆采用了一个折中之法——昭穆次序,隔代安葬。也就是把“子随父葬”改成了“爷孙相伴”。


  就这样,乾隆陵寝去了清东陵,而留在清西陵的,便是为雍正之孙——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嘉庆是乾隆的第十五子。有十四个哥哥排在前头,本来继位的概率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奈何自己的兄弟们要么短命夭折,要么风评太差。乾隆只能矮个子里拔高个,选中了没有什么明显缺点的嘉庆。


  作为清代皇帝里的小透明,嘉庆的存在感实在不高。一方面是因父亲乾隆的权势光芒太耀眼,另一方面是嘉庆的确也没什么可以称道的政绩作为。


  乾隆六十年(1795),为了兑现诺言,致敬康熙,乾隆宣布禅位给儿子嘉庆。然而,太上皇退位不放权,依旧将皇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里,这就把新皇帝嘉庆完全架空了。直到嘉庆四年(1799),乾隆去世,嘉庆皇帝才算熬出了头,有了实权。


  按照历史惯性,早期被压制的君主一旦咸鱼翻身,大多会有一番作为。比如汉武帝在祖母窦太后去世后,便放开手脚,干出了一番宏图伟业。然而,嘉庆并没有汉武帝那般雄才大略。他执掌权柄后,所做唯一值得称道的事,仅仅是惩治前朝遗留的贪官和珅。


  嘉庆对和珅的厌恶,早在当皇子时就已经产生。当时的和珅以善于逢迎而官运亨通,原本连乡试都考不过,却仅用六年时间就从宫廷侍卫变成了军机大臣,堪称升迁奇迹。后来,嘉庆被秘密立为皇储。提前得知消息的和珅又故技重施,献上一把玉如意以讨好嘉庆,并暗示自己有拥立之功,这让嘉庆打心底里厌恶此人。


  ▲和珅,嘉庆上台后的第一个处置对象。图源:影视剧照


  太上皇乾隆停灵期间,嘉庆皇帝就开始对和珅发难。


  他先是假意命和珅守灵,然后私下找人发起了弹劾。在一番师出有名的清算后,和珅被一撸到底,于狱中自尽。和珅倒台后,嘉庆对其抄家,查抄出了巨额财富。这笔钱属实来得及时——在乾隆朝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后,雪中送炭般地给嘉庆朝回了一次血,以至于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惩治完和珅,嘉庆又变回了原来平庸的样子。可即便是做个守成之君,嘉庆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康乾盛世”结束后,社会积累的矛盾在嘉庆一朝集中爆发。嘉庆元年(1796),湖北宜都官员在搜捕白莲教逃犯时大搞株连,许多无辜百姓受难。最终,官逼民反,受迫害的白莲教徒和百姓一同起事,掀起了波及鄂、豫、川、陕等地的白莲教起义。面对声势浩大的叛乱,嘉庆皇帝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连续六次变更前线主帅,犯了用人不专、临阵换将的忌讳,导致白莲教起义如滚雪球一般,越闹越大。


  嘉庆九年(1804),在耗费白银超过二亿两、投入大量兵力之后,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才得以平定。


  经过这次民变,嘉庆得出了一个结论——清朝腐败的吏治,是官逼民反的祸源。尽管嘉庆有心解决乾隆晚年遗留的种种社会问题,但受制于自己的能力和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他已经无法像爷爷雍正那样力挽狂澜。


  清王朝最大的悲剧在于,在最需要锐意进取、具有魄力的非常之人主政时,偏偏安排了平凡之辈上台。这也意味着逆风翻盘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局势不可逆转。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61岁的嘉庆皇帝在前往承德避暑山庄途中偶感风寒,病情逐渐加重,于烟波致爽殿驾崩,后葬于昌陵。


  嘉庆昌陵位于清西陵界内、雍正泰陵西侧,相距仅两里。昌陵所在地原是乾隆留给自己的陵址,但在立下“隔代安葬”的规矩后,乾隆将其赐给了嘉庆。嘉庆四年(1796),昌陵动土,在“外仿雍正泰陵,内仿乾隆裕陵”的设计要求下,历时四年完工。


  道光元年(1821),嘉庆棺椁葬入昌陵地宫。和早已葬入的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聚首长眠。


  越过嘉庆朝这座分水岭后,清朝在下坡路上越走越快。


  和父亲一样,道光也是才具平平之人,没能让清王朝及时刹住车,以至于整个国家颓势愈发严重。仅仅一场鸦片战争,清王朝就被洋人撕下了遮羞布。不仅国门被枪炮轰开,还要割地赔款。这一败,道光心态都崩了,跑到太庙跪了一天一夜,求祖宗原谅。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图源:网络


  打了败仗,割地赔款,道光自然是有愧于先祖。然而,在处理自己的身后事时,道光又展现了双标的一面——不怎么把祖宗的话当回事。


  乾隆在世时,曾给后人定下了一条规矩——“遵化、易州两处山川灵秀宽广,其中吉地甚多,我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断不必另择他处,有妨民业”。往后的嗣皇帝,死后要么去清东陵,要么去清西陵,其他地方一概不准去。


  道光即位后不久,就为自己准备寿陵。按照乾隆立下的规矩,道光本该前往遵化清东陵择地建陵,但他却有自己的坚持——自己死后要葬在京城西南的王佐村,哪怕陵寝简朴一些也都无妨。


  道光帝旻宁的执拗不为别的,仅仅是因为此地埋葬着他的白月光——孝穆皇后钮祜禄氏。


  嘉庆元年(1796),当时还是皇子的绵宁(继位后改名旻宁)迎娶了户部尚书布彦达赉的女儿钮祜禄氏为妻。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两人却是互相看对眼了,成了天作之合。只是造化弄人,成婚十三年后,钮祜禄氏就因病香消玉殒。嘉庆对这个儿媳的早逝也感到很惋惜,特意命人在王佐村择地修建陵寝进行安葬。


  多年后,成为皇帝的旻宁仍难忘旧爱,在为自己的寿陵选址时摆出一副“死了都要爱”的姿态,坚持要与钮祜禄氏葬在一起。这可把大臣们给整无语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可不能随意更改。


  眼见皇帝视祖训如无物,大臣立马对王佐村进行各种“批判”,罗列了一大堆风水缺陷和施工困难等客观上的不足,并建议皇帝更换新址建陵之后,再将孝穆皇后移棺合葬即可。


  话说到这个份上,道光只好知难而退,回归祖训,在清东陵地界内相中了宝华峪,开始建陵。若非大臣们的坚持,道光恐怕会继雍正之后,再给大清弄出一个“清南陵”。


  宝华峪寿陵进展很顺利。经过六年的施工,陵寝工程于道光七年(1827)秋全面竣工。同年,孝穆皇后由王佐村陵园迁入宝华峪寿陵地宫,道光的一桩心事看似完美解决了。可是,在第二年的一次祭祖之行后,道光帝打破了对清东陵宝华峪的期待。


  道光八年(1828),道光宣布将于九月到遵化祭祖,顺带祭奠亡妻。得知皇帝将要大驾光临,清东陵的官员们不敢懈怠,赶紧进行大扫除。在此过程中,官员们发现了问题——地宫墙面竟然出现了水迹。


  接到奏后,道光赶紧派人重启地宫封门入内检查,不料,情况比想象中更严重——积水已经漫上棺床,孝穆皇后的梓宫都被积水浸湿了两寸。


  看到亡妻几近被水浸泡,亲自下到地宫检查的道光破口大骂修陵官员“丧尽天良”,并降旨将所有参与督造陵寝的官员进行严惩。


  有官员建议,帝陵修一修也许还能用。对此,道光嗤之以鼻:“尚云设法修理者,是何肺腑之言,可笑之至!”


  自从听了大臣的劝,于此地建陵,却惨遇积水泡棺。每每想到此处,道光就窝了一肚子的火气。无论如何,这次他都不愿再听劝了——放弃宝华峪,另择福地重新建陵。


  宝华峪地宫渗水一事给道光的触动很大,以至于他对整个清东陵的地理印象都很差。热河都统松筠事后曾建议皇帝把新的陵址换到顺治孝陵之右、乾隆裕陵东北一带。但道光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朕自有主见。”


  ▲道光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道光对于长眠清东陵,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


  他又发起了新一轮卜陵。堪舆人马一拨接着一拨,不停地在为皇帝的万年吉壤奔波。结果却是,每次努力踏勘得到的方案,呈皇帝之后,都没有回应。显然,它们都不合道光的意。


  这块地不行,那块地也不行。谁也搞不清楚,皇帝将来要葬在哪里。


  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随着一支堪舆队伍呈上清西陵界内的一处吉壤选址,道光脸上终于露出了喜悦之色。当月,趁着拜谒清西陵之机,道光亲自查看这块地后,更是大喜过望,直接下诏:


  “禧恩等于西陵红桩界内选勘万年吉地,朕本日亲临阅看形势,甚合朕意,著名为龙泉峪。将来建立规模,因地制宜,一切俱从俭约,以副朕之素志。著派尚书穆彰阿、侍郎敬徵、宝兴、阿尔邦阿敬谨办理,于今岁诹吉开工。钦此。”


  道光为何对清西陵龙泉峪情有独钟?难不成真是因为风水极佳?


  答案不完全如此。道光事后作诗解释,在诗的注释中坦言:


  “予因宝华峪办理不善,规制又拂朕意,不能不改图吉址,特命禧恩等遍行相度,再历春秋,始得兹地……皇考仁宗(嘉庆)睿皇帝、皇妣孝淑睿皇后奉安昌陵……兹龙泉峪在昌陵之西,相去八里许。五云在望,一脉相承,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也。”


  原来,道光皇帝怀念双亲,想葬在父母身边。


  既然早有此意,为何不提前言明,而白白浪费人力?答案是,祖制不允许子随父葬,道光更不想重现当年“建陵王佐村”被群臣投反对票的经历。


  于是,道光故意折腾近两年。参与卜陵的大臣们个个身心俱疲,再也不敢、也不愿提反对意见,道光终于能无所顾忌,把自己的身后事给定下来了。


  新陵址选定并开工后,清东陵的宝华峪陵寝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道光十二年(1832)开始拆除。部分建材被运到清西陵龙泉峪,供新陵工程使用。


  道光十五年(1835)八月,耗时四年的龙泉峪陵寝大体完工,改称“慕陵”。


  作为大清最“抠门”皇帝的陵寝,慕陵配置被道光“砍”得七零八落:以往清代帝陵标配的神功圣德碑、石像生、方城明楼、二柱门,全部取消,慕陵大殿(隆恩殿)也从重檐降为单檐。细微降标之处,更是不胜枚举。


  然而,道光慕陵的建设,于节俭之中,又不乏奢侈浪费。慕陵大殿虽然外形降标,但全屋采用昂贵的金丝楠木打造。陵寝工程两度大拆大建,无异于花了两座陵寝的预算,却只建成了一座帝陵。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皇帝在割地赔款的耻辱中驾崩,葬入了这座“高价低配”的慕陵。与先前迁葬的三位皇后,一同长眠在了清西陵。


  而当道光将陵寝西迁至河北易县清西陵,乾隆定下的祖制也就形同虚设了。


  如果说道光只是初尝“道咸衰世”的苦酒,那么,光绪就相当于接连续杯。


  尽管顶着个“同光中兴”的帽子,但随着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的发生,清朝所谓的“自强”改革被现实接连打了脸。作为一国之君,光绪承受着历代清帝都未尝经历过的耻辱——丧更多的权,割更多的地,赔更多的款。他虽然只是个政治傀儡,但皇帝的头衔决定了他必须背锅。


  而这一切,本不该由他来承担。只因在那一年,他稀里糊涂地被抱进了皇宫,“逆天改命”。


  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帝暴毙,未留子嗣,皇位继承成了个难题。慈禧为了能继续当太后垂帘听政,于是赶鸭子上架,硬是把同治的堂弟载湉定为了储君。当这个人事决定开始执行时,年仅三、四岁的小载湉在进宫的轿子里一直哭闹,直到累趴睡着。


  载湉的继位虽然身不由己,但他变身为光绪皇帝一事已成定局,人生只能按照皇帝的方向,按部就班地前行。这其中,也包括提前为自己筹备陵寝。


  在慈禧的主持下,光绪在继位的第十三个年头(1887)到河北易县祭祖,顺带卜陵寻找吉壤。堪舆人员觉得清西陵界内的“九龙峪”风水不错,就给了皇帝和太后,于是九龙峪成了光绪陵寝的备选地址之一。


  偏偏在此之后,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甚至逐渐形成了“帝党”和“后党”之争。甲午战争过后,居安思危的光绪尝试变法图强,终于硬气了一把,直接把话挑明:“太后若仍不给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对于光绪发出的“挑战”,慈禧仅用一招“戊戌政变”就将根基薄弱的光绪彻底打趴,并且当着皇帝的面痛斥:“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抗争失败的后果也很严重,光绪被软禁,成了囚徒天子。


  ▲一生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图源:网络


  得罪慈禧之后,修陵一事自然也是不了了之。这一搁置,就是将近二十年。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皇帝驾崩,陵寝位置都还没确定。


  这一年,摄政王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紧急命溥伦、陈璧带上堪舆人员到清东和清西两大陵区为光绪皇帝卜选吉地。兜兜转转之后,当年的九龙峪最终被定为光绪的葬地。


  宣统元年(1909),光绪崇陵正式兴工建造,但陵如其主,建造过程一波三折。


  由于崇陵工程匆忙上马,前期工作没有做到位,以至于施工期间问题不断。动工没多久,承修大臣载洵就跟朝廷打告称“刨深之处,渐露巨石多处,凿打颇觉费力……多有砂石积水”,意思是说,工区下方没有一块好地,土质条件很差。


  对此,摄政王载沣也很无奈,表示“即著承修大臣妥筹善法,以期巩固而昭敬慎”,让载洵自己想办法解决,临时换地是不可能的。


  当崇陵修到一半时,又一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甲方业主资金链断裂,光绪崇陵一度陷入了停工状态。直到清皇室签下和平退位的协议,作为交换,民国政府开出了《优待清室八条》,明确表示“德宗(光绪)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并派国务总理赵秉钧接手这个烂尾工程。


  变换“投资方”后,光绪崇陵总算得以复工。1914年,工程竣工,光绪和隆裕皇后一并葬入。


  抗战期间,光绪崇陵惨遭盗墓贼挖掘。这伙贼人手段高明,在不借助炸药的情况下,绕过金刚墙,打开了地宫多道石门,对光绪陵寝展开偷盗。针对光绪崇陵已被破坏的现实,国家文物部门于1980年对崇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对光绪遗骸重新收殓安葬。


  光绪崇陵的打开实属乱世中的不幸,但也给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便利。在对光绪遗体的检测中,研究人员发现其头发、尸骨中含有的砒霜成分明显高于随葬的衣物。2008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根据多个权威单位联合检测的成果,发布了《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告》,认定光绪皇帝并非因病亡故,而是死于砒霜中毒。


  尽管结论仍有争议,但这让光绪本就坎坷的命运,又平添了几分悲凉。


  光绪崇陵成了清代帝王陵寝的绝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光绪就是入葬清西陵的最后一位皇帝。在崇陵西北数百米开外的华龙陵园,末代皇帝溥仪正长眠于此。


  和光绪一样,作为皇室旁支的溥仪,幼年时同样是身不由己,稀里糊涂地被人扶上了皇帝位,成了所谓的宣统皇帝。


  辛亥革命爆发后,即位三载、年仅六岁的溥仪被迫退位。作为交换条件,民国政府允许他继续居住在皇宫内。到了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寓居天津张园。之后的日子里,溥仪和日本人互相利用,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随着日本战败,失去靠山的溥仪在出逃日本的途中又被苏联红军俘获。后来,溥仪被移交新中国政府,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接受了近十年的劳动改造。


  1959年,新中国实行特赦,溥仪获得了自由身。出狱后,他以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先后在中科院植物园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并与护士李淑贤结婚,组建新家庭,开启了一段新生活。


  ▲末代皇帝溥仪。图源:网络


  1967年,溥仪因病去世,遗体实行火化。新中国政府以死者为大,给了这位末代皇帝应有的尊重,将其骨灰安置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不出意外的话,这位末代皇帝以后将长眠于此。然而,一个香港商人的到来,让溥仪墓址出现了变数。


  1994年,张世义来到河北易县投资,在崇陵西北部开辟了一处公墓。由于陵园带有商业性质,自然需要吸引更多客户到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利用名人效应。于是,张世义找到溥仪的遗孀李淑贤,希望能将溥仪迁葬至自己新开辟的华龙陵园。尽管这其中夹带着利用“末代皇帝”打广告的意图,但一想到华龙陵园毗邻清皇室所在的清西陵,李淑贤还是同意了迁葬,让亡夫就近陪伴先祖。


  1995年,溥仪的骨灰盒从八宝山公墓迁出,葬入了华龙陵园。后来,曾经的皇后婉容(死后尸体下落不明,以相片替代)和祥贵人谭玉龄的骨灰,也先后迁葬于此,陪葬于溥仪墓两侧。至此,清朝最后一个帝后妃组合,也算是在名义上葬入了清西陵。


  半部清史里的跌宕起伏,夹杂着时代风云,最终统统归寂于此。


  参考文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


  孟凡人:《宋代至清代帝陵形制布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阎崇年:《清朝十二帝》,故宫出版社,2010


  清朝结束于哪一年推荐文章3:旧纸上的重大新闻:清政府下台那一天

  本文系时拾史事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高成儿


  上一篇:旧纸里的重大新闻:光绪、慈禧相继去世,中国前途不明


  每当看见"倒闭""关门"这些字眼,脑海里便会响起某种熟悉的声音……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王八蛋老板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我们没有办法,拿着钱包抵工资。原价都是一百多、两百多、三百多的钱包,通通二十块!通通二十块!"


  一百多年前,大清朝关门、倒闭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可以翻阅已经发黄的旧纸,重新见证那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时间应该从1911年的10月10日开始,民国政府常常会纪念双十节,因为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日子。


  和之前一样,《申》在第一版的左上角和右上角注明了时间,当时中国使用年号纪年:"大清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西方采用的是公历纪年,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的开始:"西历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号礼拜二",即1911年10月10日。学过近代史的人,对这个年份都比较敏感。


  接下来是公告与广告,能够刊登在头版,商家、个人也是花了不少钱的。我们可以看到正中间,华商福和烟厂招募工人的广告,需求:男工六百名;任职资格:身强力壮无不良嗜好者,招满即止。右边是招商局的广告,新铭快轮准于十月十九日开往烟台、天津,有出行需求的抓紧买票;左侧比较大的漫画,是保健品爱罗补脑汁的广告,大瓶2元,小瓶1.25元,"辅助通脑学进行之圣药",瞧瞧大清朝的文案,多么朴素,一看就觉得不靠谱。最眼熟的应该是商务印书馆的广告了,历经百年沧桑,这家公司依然存在,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当时贩卖的产品是新镌铜版《康熙字典》,装潢华美,校对仔细,单价三元,如果批发还有优惠哦!


  正文部分,首先刊登一篇时评:《今之执政者之心理》,清朝执政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呢?"今之执政者,其心思惟欲保全现在之禄位而已,或则欲超越现在之禄位而已,其外固一无用心者""于其利禄有利者,则听从之;于其利禄有害者,则反对之",公开讽刺清政府的官员只知道升官发财,谋求个人利益,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那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禄位呢?"惟有二:要上迎下",好好地巴结上级,研究他们的喜好,把领导给伺候舒服了,自然可以得到提拔;对于民众,要投其所好,多开空头支票,"以结下民之欢心"。如此这般,无论是上级官员还是底层百姓,都会说你是个好干部,乌纱帽、俸禄不就来了。该文在《申》发表如此有态度的文章,说明他对大清官场的不作为、谄媚之风已经无法忍受;《申》敢在帝制时代发出这篇时评,也可以看出编辑的胆识。


  接下来是专电、要闻部分,当天的主要新闻有:"内务府遵旨裁汰司员已定议书稿,计裁去十分之四",内务府要进行人员优化了;"赵尔丰密电内阁:省城安静可保无虞,惟各□乱势蔓延,到处响应,城中兵力既单且恐鞭长莫及,请饬鄂省迅速催兵入川会同剿抚",这条专电是关于保路运动的,清政府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招致各地纷纷反抗,尤以四川的反抗最为激烈。之前商人、地主、农民出钱购买了铁路股份,清政府说收走就收走,也不给予经济补偿,还要把路权出卖给西方列强。老百姓无论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己,都不能听之任之。面对反抗,"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清政府下令镇压,赵尔丰身为四川总督,刽子手的角色当然由他来扮演,10月10日他就给中央打告,说成都的局势还算稳定,就是兵力太少,恐无法剿灭所有保路人士,希望湖北赶快派兵增援。他们万万没想到,湖北新军一入川,武昌就空虚了,为辛亥革命爆发提供了良机。


  下一条:"阁臣以赵岑颇有意见,拟俟岑假满后勿再入川之请,惟某大臣主张令岑进驻宜昌,如果假满乱尚未平,即命专办剿匪事宜。"清政府命令岑春煊与赵尔丰一起镇压保路运动,岑春煊不愿意,坚决反对"铁路国有"政策。人到了武昌以后没有入川,而是请了病假。对此,北京的内阁大臣不打算让岑春煊去成都了,去了也没用,但也有某位大臣认为:应该让岑春煊待在宜昌,如果病假结束后,保路运动还没有平息,再命令他入川。


  在要闻部分,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消息:《呜呼库伦非我所有》,库伦就是今天外蒙古的首都乌拉巴托。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外蒙古上层人士决定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成为一个国家。在文章中,怒斥俄国人贿赂库伦活佛,散布谣言,想要实现分裂中国领土的图谋。


  由此可见,10月10日的纸并没有提及辛亥革命,因为当时信息传递的速度比较慢,不像现在有互联网,哪个地方风吹草动,全世界立马就知道了。而且就算获得了消息,编辑整理文章、馆印制纸也需要时间,新闻有一两天的滞后很正常。但保路运动、外蒙酝酿独立等大事,可以作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加以了解。


  此期《申》最后一页又有艾罗补脑汁的广告,不得不说,这家公司真有钱,吹牛本领还特别厉害:"吃下去,赛神仙;身体强,面色好,既却病,还不老"。今天的我们会感觉到荒谬,是虚假宣传,可是一百多年前,中法大药房的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艾罗补脑汁供不应求。广告下方还有火车时刻表,有上海到南京的,途经上海、南翔、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和现在的站点基本一致。还有从浦口到蚌埠的,上海到杭州两条铁路线,没有12306的时代,人们想坐火车就得看纸质的时刻表。


  《申》第一次道武昌起义是在十月十二日,革命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药时发生事故,俄国巡捕赶来检查,发现了许多起义用的文件。湖广总督瑞澄得知此事,下令搜捕革命党,处死了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在严峻的形势下,革命人士于十日夜晚发动起义,并控制了武昌。十二日的《申》在最上端刊登清廷上谕,瑞澄把消息告给中央后,中央回复说"地方文武严密查拿",但也不要把事态扩大:"如有被胁勉从者准其改悔"。


  上谕之后是时评,题目叫《革命党又事泄》,感慨每次革命党起义,消息都败露,说明清政府的情人员功力了得,或者革命党内部叛徒太多。文章对革命人士十分赞赏:"革命党人每次被获而被杀,非特有伤革命党之元气,而于中国元气亦大有伤焉。何则彼党人者,虽其所抱之主义不同,而其不畏杀戮,不畏艰难,勇往任事,则固中国难得之少年也。"


  专电部分用简短的文字描述了此时的局势,第一条:"武昌失守",已经被起义军占领了;第二条:"鄂垣节前即传革命党起事,初定十六日,因严防未得逞;旋改十八日,又为密探侦悉,捕获革党二十余人,起出炸药数十箱。党人知事败,十九日即约同新军仓卒起事,城中兵单遂失守",大致概括了起义发生的经过;第三条:"昨日武昌革命党起事总督衙门全被轰毁,电局各营房亦毁,瑞督逃入兵舰,张彪带队出衙为兵士倒戈戕毙。"这是清政府湖北高级官员的情况。还有一条专电盛赞革命党人的勇敢:"革党轰攻各署,传系黄兴为首,各党人均勇猛力前,虽死弗郤。"


  辛亥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便是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任的日子。这一天,《申》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头版刊登许多广告,而是用较大版面表达了对民国的祝福:"恭祝中华民国万岁""恭祝孙大总统万岁",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满清王朝即将走向尽头,当年读过这份纸的人,可以说见证了政权交替。可是民国虽然建立了,北京政府依然在做困兽之斗,满清贵族载涛等人出资十万元雇佣刺客,想要杀害程德全、武廷芳、黄兴、汪兆铭等人,其中汪兆铭就是我们熟知的汪精卫。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退位。次日,《申》对此进行了大篇幅道。编辑分别刊登孙中山、袁世凯、溥仪的照片,孙中山照片上方写着"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袁世凯照片上方写着"南北统一临时大总统",而溥仪的照片上方写着"退位之清帝",下方写"专制末日"。纸刊载了《逊位诏书》全文,两千年君主专制,就这样结束了。在专电中,还有两条国外的消息,纽约的中国学生会上书美国总统,请他承认中华民国;柏林的中国驻德公使梁诫,以正式公文告知德国政府:中国已经是共和政体。


  评论文章的标题是《勗哉新共和之国民》,开篇写道:"武汉起义未及匝月,而薄海响应,虏廷震慑,谴使乞和,於以知人心之已去,鉴大势之难违。毅然退位,五族共和,踵法美之成例,开东亚之先导。事机幅辏,可谓至顺。然而制治未乱,保邦未危,古先哲言历有明训,汉族诸同胞既欣逢此唐虞以来生民未有之光荣。"武昌起义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貌似强大的清政府便土崩瓦解,背后反映的是人心向背。对于汉族同胞来说,中国走向共和,是三皇五帝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光荣。以前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必须有一个皇帝代表上天来统治老百姓,如今时代进步了,皇帝这个职位终究成了过去。


  END


  图片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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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结束于哪一年推荐文章4: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在中国的最后一天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地万物自然运行皆有其序,凡事有其因必有其果,对于一国而言亦是如此。


  得民心者自然长治久安,违逆万物运行之理者自然分崩离析,逐渐覆灭。因此,清王朝的陨落并非毫无缘由,究其本质一切亦在于咎由自取,不得民心所致使。彼时内忧外患,人民流离失所,革命火焰四处燃烧沸腾,千疮百孔的清王朝覆灭实属历史的必然,亦是天地依序运行的必然。


  一、清王朝存在的最后一天


  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在中国的最后一天,这一庞然大物结束了对于中国二百余年的统治,自此沉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因此,这一天对于历史进程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么弥留之际的清王朝在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伴随清政府二百余年的早朝制度在这一天如期举行,但也于这一天作为结束。一大早,供皇帝日理万机的乾清宫早已挤满了各位大臣。


  他们按照惯例分列两行,唯有外务大臣胡惟德居于中位,直面那座象征九五至尊、一国之权的帝王宝座。


  顾首接耳之声随着隆裕皇太后以及小皇帝溥仪的到来戛然而止,这些大臣拂去衣衫上的风尘,下意识的毕恭毕敬复又挺了挺身躯。无论有心或是无意,唯有他们清楚此行的目的以及其中的意义。


  溥仪


  面对隆裕皇太后以及小皇帝溥仪,他们并未依照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之上延续无数年的制度与惯例,施以三拜九叩之礼。而是简简单单的三度鞠躬以示尊敬。


  以往他们跪的是皇权,而今日口有其名的清王室手中已然空无一物,自然不值他们一跪。而对此,不明世事的幼年皇帝溥仪自然不明白这些大臣为何与往日里不一,但是隆裕皇太后面无波动,心底酸楚沉痛惟其自知。


  太监将早已拟好的退位诏书递至隆裕皇太后身前,她颤巍巍的伸手接过,终于内心崩溃小声抽泣,复又嚎啕大哭。


  一度令台下群臣不免生出几分悲凉之感,但是他们清楚即便哭塌了这座大殿也无济于事,清王朝的覆灭已然注定,而他们此时的心底又哪里顾得上清王朝的死活?


  树倒猢狲散,他们亦在为自己的前程堪忧,其中不乏等着这道退位诏书,好去袁世凯那里请赏的人。纵然心如刀割但隆裕皇太后自知无用,将退位诏书交给大臣盖上玉玺,继而转交给了台下的诸位。


  隆裕皇太后


  一众大臣一如来时模样,任务完成之后朝着隆裕皇太后以及皇帝溥仪再度三鞠躬,继而转身离去。在隆裕皇太后眼中,相较于往日身处于朝堂之上,慷慨激昂抑或忧国忧民的样子,这些背影那般决绝无情。


  而随着这些人走出皇宫将退位诏书交给了等候多时的袁世凯,清王朝已然作古成为了历史。


  纵观清王朝之衰落,一切实属必然,而对于“1912年2月12日作为清王朝在中国的最后一天”而言,一切早已埋下了伏笔,而这一天只是棋局之中的收官。


  二、清王朝的分崩离析


  随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的两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十五个省市先后脱离清王朝的掌控,成功实现独立,清政府对于中华大地的掌控已然摇摇欲坠。至此时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名存实亡。


  而在此前,清政府的暴行已经为这一切不知不觉间埋下了伏笔,从清朝整体兴衰来看,清朝的衰落早在很久之前便已经注定无法扭转了。


  清王朝的陨落与它的军事力量悉数被袁世凯所掌控不无关系,而袁世凯亦是清王朝亲手缔造的,其间因果循环,应不爽。


  辛亥革命期间,掌控清王朝绝大部分军事实力的袁世凯,一边对清政府抛出革命军实力强横的夸大言辞,促使清廷的紧张,为退位事宜埋下伏笔,继而面向革命人士一边采用武力恐吓另一方面积极与革命党人接触,寻求“和谈”。


  由此来看,袁世凯所寻求的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因此,南北和谈发生了。


  在外国列强的干涉之下,1911年12月初双方签订了武汉停火协议。继而双方各自派出代表进行和谈。孙中山于谈判期间回国,在南京组成临时政府。眼见利益悉数流失的袁世凯顿时恼羞成怒,撤销了北方代表的资格,和谈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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