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的作者
清明上河图的推荐文章1:在这幅名作中,品味当年的人间烟火
:陈俊珺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谓是最受欢迎的国宝级画作之一,历代模仿者不绝。明代大画家仇英也画过一幅《清明上河图》,许多人对这幅画却知之甚少。
这两幅相距400余年的同名画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书画鉴定专家、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原主任单国霖对此进行了一番考辨与研究。
仇英《清明上河图》中“春台戏”场景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从张择端到仇英
在中国绘画史上,几乎没有哪张画有《清明上河图》那样的“超人气”待遇,不仅受到历代皇室、官员与老百姓的喜爱,而且仿摹本不绝。
据单国霖研究,《清明上河图》现存的各种摹本、异体本和新创本共有117本之多,流传于全世界各地。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中国绘画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实属罕见。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对《清明上河图》的讨论就延续不绝,这在艺术研究史上也是少有的,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清明上河图学”。
《清明上河图》的模仿者虽多,但艺术水平参差不齐,其中画技最精湛的要数明代大画家仇英。据记载,仇英在明嘉靖年间的1542年开始动笔,历时近3年完成了这一浩瀚工程。在这幅高0.34米、长7.97米的《清明上河图》中,他以工笔重彩精心描绘了明代苏州地区的上百个场景。它们既相对独立,又整体融合,1497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可谓一卷百幅,气势如虹。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也有许多仿本。2011年之前,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简称“石渠本”《清明上河图》,一直被认定为仇英的真迹。2010上海世博会上还曾展出过这幅作品。近年来,一本原由吴荣光、裴景福等藏家收藏,著录于《辛丑销夏记》《壮陶阁书画录》的“辛丑本”《清明上河图》面世,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众多专家学者对此图进行了精细的艺术分析和缜密的资料考证,最终,“辛丑本”被认定为仇英《清明上河图》的真迹。
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比,人们对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知之甚少。在鉴定真本的过程中,学界对这幅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仇英的这幅画其实并不是对张择端同名画作的简单重复,两图是各自独立的原创作品”,单国霖告诉记者。仇英并未在画中自题“清明上河图”或“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字样,他的本意并非照仿或照摹张择端的作品。尽管在画作的总体构图布局上,仇英沿袭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结构,即从郊外到虹桥、城门、城内大街,再到城外的顺序,但仇英所画的是明代中期的苏州,而张择端所绘的是北宋神宗、哲宗朝汴京的市井风貌。两幅作品的社会背景、内容及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也不尽相同。
包罗万象的明代图景
据考证,仇英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事物与景象几乎都有历史依据可循,他并非凭空虚构,而是真实地再现了明代中期苏州地区的“人间烟火”。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比,仇英的这幅画究竟有哪些独有的看点呢?
从右至左逐步展开长卷,城外郊野最先引人注目的是热闹的“迎娶图”。前引有扛彩灯的队伍和吹喇叭、敲鼓、吹箫的乐队。紧随着持灯笼、披红带的是当傧相的童男、童女。披红戴花轿内坐着的是新娘,有四人抬轿,轿旁随行的女子为伴娘。轿后的仆从拿着结婚物品。最后两位是骑马者,红衣戴冠的是新郎,另一位是伴郎。这一迎亲的场面真实地反映了明代苏州婚嫁的迎娶习俗。
“春台戏”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明代中期,南戏十分盛行,《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被称为南戏四大名剧,亦称“四大奇观”。南戏后来逐渐发展为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与昆山腔。《清明上河图》中正在演出的是《白兔记》。仇英笔下的戏棚十分讲究,木桩席顶、围栏幔帐,隶书“今古奇观”的匾额横挂于檐下。台上的演出精彩,台下的戏迷看得津津有味。上百位观众神态各异,他们大部分在专注地看戏,也有议论的、举手叫好的、与熟人打招呼的,还有抱着孩子远道赶来看戏的。
在城外的大运河上,有许多行驶或停泊的漕运船、载客船、小快船等。最醒目的是一艘官船,在它前后有三艘护航船鸣锣开道,中间的主船高轩宽敞,船身绘有龙纹,场面宏大威风,前舱挂的红牌上写有“大学士”几个字。中舱内端坐着一名官员,神情肃穆,后舱的家眷正在喝茶。单国霖解释说,明代中期,苏州有不少文人进京为官,据时间推算,船中所坐的应当是文渊阁大学士王鏊。仇英很有可能见过王鏊船队的排场,因而描绘得细致生动。
岸边“论辩”的人群也颇有看点。虽然观者不知他们在论辩什么,但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是因发生纠纷而争执。仇英在论辩人群的背后绘有一处乡绅院落,茅舍内有一乡绅与一位白发老人在谈话。这是在告诉观者,乡绅、老者正在解决论辩的事件,这是明代民间的一种“调解”机制。
明代苏州地区的商业、手工业十分发达,仇英笔下描绘了各色店铺,其中有多处描绘了售画、作画、书画装裱的场景。当时苏州的字画装裱手艺高超,号称“吴装”,有“装潢能事,普天下之,独逊吴中”之说。这幅包罗万象的作品还反映了明代苏州政治、军事、艺术、宗教、科技各方面的图景。如图中的巡检司衙门、兵戎练武场等场景,均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未见的。
色彩大师与界画高手
仇英画人物可谓一绝,他最知名的作品莫过于《汉宫春晓图》。在《清明上河图》中,他一共画了1497个人物,大部分是辛勤劳动着的平民百姓,还有丰衣足食的官宦商人、皇亲国戚。仇英是漆彩工出身,从小浸润于市井生活,对民间的人物风情十分了解,无论描绘哪一种人,都动感传神、惟妙惟肖。
仇英还是一位界画高手。在山水画中画好建筑物并非易事,有时需用界笔、直尺等工具来描绘。以建筑物为主体的画又称为“界画”。仇英在界画领域有着很高的造诣,他将界画很自然地与山水画融合在一起。《清明上河图》中的界画主要集中在第三段,仇英一共画了三组宫廷楼宇,线条流畅明快,工整细密且华丽端庄,有一种古雅厚实的风趣。
仇英绘画的最大特色是讲究青绿山水。青绿山水是一种高古的画法,使用的主要材料是石青与石绿,再配以其他颜料。漆彩工出身的仇英十分擅长调配颜色,创造出适合自己需要的绘画色彩,这是一般画家所难以掌握的,也是仿造仇英作品最难之处。
青绿山水的代表人物是唐代的李思训父子。到了明代,几乎无人接过青绿山水的衣钵,文徴明也画青绿,但以“小青绿”为主。仇英不仅将青绿山水的原韵原味继承了下来,还将工笔、设色融为一体加以创新。在《清明上河图》中,仇英将大青绿的特色表达得恰好处,用七八十种色彩将这幅巨图描绘得艳丽而不媚俗,富丽堂皇又精巧细密。(陈俊珺)
清明上河图的推荐文章2:《清明上河图》的矛盾与统一
:祝勇(散文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研究所所长)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属国宝级文物,历次展出皆引发“万人空巷”盛况。然而,关于这幅名画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存在争议,如:《清明上河图》卷所绘,是否就是汴京清明时节的景象,画面所表现的究竟是“春景”还是“秋景”?而画面中导致学者产生相异看法的细节矛盾之处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图①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②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③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一
有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嘛,所绘的自然是清明时汴京人“上河”的景象。“清明”指清明节,郑振铎先生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的三月三日,许多树木还是秃枝光杈,并未长叶,只有杨柳的细条已经浅浅地泛出嫩黄色来,天气是还有点凉意,可是严冬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画家张择端就选择了这个清明节,布置着他的人物和景色。”
而“上河”,就是到汴河去,这里的“河”,是指汴河。我们今天把到街上去叫“上街”,到学校去叫“上学”,到单位去叫“上班”,这个“上”,其实等同于“上河”的“上”。
作为时间的“清明”,与作为事件的“上河”,是怎样连接的呢?对此,“清明上河学”首倡者、河南大学周宝珠教授有细致的阐述:
为什么要清明上河?这是研究《清明上河图》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即使普通观众也会首先问及这一点。汴河牵动黄河三分之一的流量,一年之中,自农历三月始,至入冬前,均可通航。黄河在冬季进入枯水季节,水少断流,或者水浅结冰,无法保证汴河用水。再者,汴河引用黄河水,泥沙沉积严重,河床日益增高,每年冬季的枯水断流之时,都要趁机进行清淤,以保证来年通航,这在宋代已形成一种制度。正由于此,汴河在春季通航时,按宋制规定:“发运司岁发头运粮纲入汴,旧以清明日。”神宗元丰时,导洛入汴成功,又称清汴工程,目的在于使汴河延长通航时间,头运纲船可以提前到二月初前后。由于洛水流量小,还需要黄河水作补充,老问题依然存在。开封冬季天寒,汴河之水也经常结冰,要通航就得破冰而行,颇多不便,终难使汴河一年四季都可使用,故在北宋末不得不恢复旧制。总而言之,在清明前后纲船到来之时,“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形势非常壮观。物资百货源源不断运到东京,商业贸易顿时活跃起来,甚至一个冬季不曾通信或往来的亲友,也在这个时候接通关系,汴河桥头就成为人接亲送友的地方。本来,清明节习俗很多。张择端在画中仅用很少画面去反映上坟、纸马店之类的事物,点明是清明时节即可,而把大量篇幅着重描绘“上河”,这在东京是时俗,也是最能反映东京神韵之所在。如果说,没有对东京生活的高度洞察力,那是绝对画不出《清明上河图》来的。
曾经撰写过专著《宋代东京研究》、对宋代之东京了如指掌的周宝珠教授,从航运的角度解读汴河在清明通航时汴京城的盛大景象,颇有说服力。许多学者也确信,《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汴京人“上河”的景象无疑。张安治先生说:“选择清明节这一天的活动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一个青春的节日给广大人民带来了蓬勃的活力和希望;清明‘踏青’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是为了纪念先人或亲人进行一年一度的扫墓,使长久禁闭在小天地中的封建社会的妇女和儿童也能够得到一次郊游的机会。中下层的工商业者和小市民也都呼朋唤友,在柳绿杏红、春水微波、芳草如茵的郊野去呼吸一下春天的气息。”
总之,把《清明上河图》卷表现的内容定位于清明时节,几乎成为艺术史家们的共识,甚至常识,比如薄松年在《中国绘画史》中说,《清明上河图》“反映了12世纪初期北宋首都开封清明节时的景况”。
二
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长卷中有许多细节,并非指向清明节,而是其他时节。这一点,也曾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疑点:
疑点一:孔宪易指出,在《清明上河图》卷的开场,画着两个赶脚者,赶着五匹驴子,穿过一片枯枝寒树,踽踽而行,而驴子驮负的物资,是过冬用的木炭。《东京梦华录》记:“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也”,这是每年“十月一日”的事。农历十月,相当公历的十一月,此时天气已寒,“宰臣已下受衣着锦袄”了,所以才会烧暖炉以御寒冬。假如像郑振铎先生所说,“严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然到来,为什么还要运输木炭呢?假如有人要在春季就囤积木炭,不仅要支付春、夏、秋三季的库存费用,而且在秋季出售或者使用的木炭都已经折旧,岂不“脑残”?而且,北宋已经使用煤炭(当时称石炭),煤的价格是每斤四文钱,而木炭的价格是每斤五六文钱,有谁会在这个天气转暖的季节,去做木炭生意呢?
疑点二:接下来看到一个村庄,茅屋错落,可谓“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中间的空场上,放着三只石磙,似乎刚刚打过庄稼(图④),而画面上广阔的田垅之间,并无禾麦青青,这不符合汴京为北宋产麦区的情况,如此“踏青”,实在是无“青”可“踏”。
疑点三:孔宪易、高木森等学者都注意到,就是虹桥之南,那座高高耸立的彩楼欢门上悬挂着一面写有“新酒”广告的酒旗。对照《东京梦华录》,可知“诸店皆卖新酒”的时间是在“中秋节前”。《都城纪胜》等书说“中秋前后沽新酒”,可以佐证,“新酒”上市的时间,当在中秋前后。
韩顺发在《〈清明上河图〉中的酒店》一文中说:“宋代除饮新酒外,又有‘老酒’‘小酒’‘大酒’之别。”其中,“老酒”是以麦曲酿酒,密封藏之,可数年。“小酒”是一种春秋两季随酿随售的酒。“大酒”则是比小酒酿造质高味醇的酒。因此,新酒、老酒、小酒、大酒,各自有别。《清明上河图》卷中标出了卖新酒、小酒的酒家,那些没有标出的,像孙羊正店,售卖的就可能是大酒和老酒。
疑点四:在虹桥附近,人群熙攘之处,有许多持扇子的人,比如“十千脚店”里的食客、头戴笠帽骑着马匹的官员、站着听说评词的老人、以扇遮脸的落魄文人……总共不下十位。此外画中有多人头戴草帽、笠帽以遮阳。在画中,还散布着兜售解暑饮料的小店,比如在虹桥之南,有售卖“饮子”的小摊……这些都说明当时天气暑热,并非春寒料峭时节。
有关《清明上河图》卷画名画意的争论就此展开,“春景论”和“秋景论”都没有妥协的意思,且旁征博引,不断夯实自己的论点。这些争论的好处,是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清明上河图》的细节,也引向宋代的市井民情,使“清明上河学”沿着“微观研究”的路径一路挺进。“春景说”认为:木炭为一年四季必备之燃料;村庄的空场上未见丰收之谷物,因此不是秋季;卖“新酒”的时间不仅是中秋节,其余节令甚至岁末均有新酒,如赵抃诗云:“更上高峰尽高处,黄花新酒醉重阳”,这是重阳节饮新酒,张耒诗云:“家家新酒滴新醅,残岁峥嵘春欲回”,这是岁末饮新酒;关于《清明上河图》卷中的扇子,北宋寒食节、清明节都有以扇子“扑搏”(一种赌博或类似的游戏)和“便面”(文人雅士以扇障面避免寒暄)的习俗,图中的落魄文人与得意官员狭路相逢,他只好以扇遮面,以免显得尴尬,因此,北宋的扇子具有多种用途,并非只为拂暑扇凉之用。
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艺术史博士彭慧萍引述气象史文献来考察《清明上河图》卷的季节范围,把孔宪易等人曾经指出的《清明上河图》卷中人物穿着问题引向深入,从而出现了一个更深的疑点。
疑点五:画中穿单衣短褐者多达55人,其中仅着短裤者多达47人(图①),更有多人上身赤膊或赤臂(图②③)。无论是赤膊上阵,还是轻衫短袖,都不是乍暖还寒时节的穿着。这是否意味着北宋末年,清明节的气温较高,让老百姓纷纷脱下长衫,换上短打?
东、西方历史气象学家对于宋代气候的研究结果却与上面的猜测相悖,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在北宋徽宗末年到南宋中期的1110年至12世纪90年代这段时间里,正处于一个此前数百年罕见的低温寒潮期,这一时期的异常低温,在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我在《故宫的古画之美》一书中写到《张择端的春天之旅》,开篇即从北宋末年的那场大雪写起。那是因为我在史料中查到了关于当时气候的大量记载。而那时的气候条件,从宋代绘画上也可见端倪。所以我在《风雪》一文中说:“一入宋代,中国绘画就呈现出大雪凝寒的气象。”故宫博物院藏《渔村小雪图》《江山归棹图》《芦汀密雪图》这些宋代绘画,无不透露出彻骨的寒意。彭慧萍提示:“宣和末至南宋初正好为极冷低温时段,然《清明上河图》却描绘多人赤膊、赤臂或仅着短裤。故凡认为《清明上河图》成绘于宣和末或南宋初清明节者须格外考虑此一问题。”她结合宋代文献中对气象的记录,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情境中1100—1186年间的寒食节、清明节应较当今更冷更低寒。张择端于初春时节体验目睹的人物穿着,应较《清明上河图》画中所见的赤膊、短袖更为厚实。”
在林林总总的疑点之上,高木森对《清明上河图》卷的画名和画意提出新解:所谓“清明”,非指时间,而是一个地名——清明坊。据《宋会要辑稿》,汴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之郊区共分作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即东水门地区,这正是《清明上河图》所绘制的地区。《东京梦华录》有这样的记载:“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场景完全吻合。而“上河”,也不是“上河边去”,“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名词解释,金维诺先生认为,“上河”是“汴河”的别称,“上河”就是“汴河”,“汴河”就是“上河”。如此,《清明上河图》的意思,就是“在清明坊附近的汴河景象”。
还有一种解读,认为“清明”两字既与时间(清明节)无关,也与地点(清明坊)无关,而是一种政治寓意,代表着“政治清明”,是对盛世王朝的歌功颂德。但故宫博物院余辉多次在有关《清明上河图》卷的专著中指出,《清明上河图》卷里暗藏着许多社会危机,因此,《清明上河图》卷非但不是歌功颂德,反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盛世危言”。如果把“清明”两字非要往“政治清明”的方向上扯,那么,《清明上河图》卷上描绘的受惊奔逃的马、街上的乞丐、即将撞向桥头的船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隐含着忧患意识的图景,又该作何解释呢?
三
在《清明上河图》卷上,主张“春景论”的学者们看见了春景,认同“秋景论”的学者们则看见了秋景。《清明上河图》引起纷繁的争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清明上河图》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画卷。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林黛玉,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张《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给后世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各取所需的可能。
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我们自会发现,图上不只有春景和秋景,还有冬景和夏景:画卷伊始,枯树寒柳之间,那五只驴子,驮的是过冬的木炭,前面说了,对照《东京梦华录》,知道那是十月,在农历里,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季;在城乡接合部,有五人在寒风中前行,女主人和男主人骑在驴上,裹着厚衣,头戴风帽,其余几人亦将双手蜷入袖内,一副瑟缩怕冷的样子,这无疑是冬季的景象,至少是冬日将尽,春暖花开的日子还没有到来(或者秋天已过,冬日已经来临);随着画幅的展开,人们的衣衫愈发单薄,道路两边,雨棚、雨伞渐渐多了起来;而当乡村远去,河流横亘,人们看到的却是水流湍急,尤其在虹桥之下,急流裹挟着一艘大船,即将撞向桥头,成就了全画最紧张、最高潮的段落。那绝然不是河水刚刚解冻时的景象,而分明是夏季涨水季的景象。更不用说,画面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赤膊或赤臂、仅着短裤者,在衙门外,甚至有衙役脱下裤子,在大树下酣睡纳凉(图①)……
如果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分解来看,它的每一个局部都是各自成立的,但放在一起,就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有如“剪辑错了的故事”,出现了太多的“自相矛盾”。画面上的景物与人物,不像处在一个相同的时间之内,而是分散在各自的时间里,一如林木所言:“(对)每一个局部的考证大都能成立,这使得各行各业专家们的《清明上河图》研究都十分成功。但当我们要把这些真实的局部完全拼凑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方位环境图像时,运气就不如前者了,因为很难完全符合文献的记载。《东京梦华录》等古代文献用于全景式考证的原型意义在《清明上河图》研究时往往要失去作用,甚至连以前似乎正确的局部考证也往往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而让这种研究陷入混乱和无意义。”
我们知道,《清明上河图》卷被称为“写实之终极”,画家张择端对于现实的捕捉与再现能力,可以说古今无二。举一个细小的例子:我们看《清明上河图》卷中的缆绳,张择端不是简单地画成一条线,而是画成两条平行线,在这样一幅宏观全景式的巨作之上,人众如蚁,场面宏大,用两条线勾出缆绳的外廓,粗细要均匀,还要带出重量和质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条船船尾的篷顶上,还散落着几圈缠绕的绳子,也一律是双线勾勒,缠绕的顺序有条不紊,足见画家对于细节拿捏得多么精准自如,纤毫毕现。
类似的细节,在《清明上河图》卷上不知能找出多少。像《清明上河图》卷这样一幅史诗级的图卷,是由无数个局部的图像汇集成的,每一个局部都是一幅单独的画面,向观者提供丰富动人的细节。《清明上河图》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那些看似微小的细节,让整卷绘画流动起来,生动起来,宛如一条浩荡不息的大河,不知汇进了多少细小的水滴。像张择端这样一位功力深厚的画家,在完成《清明上河图》这样一件浩大而精微的伟大作品之前,必定是经过了漫长的准备、缜密的规划、耐心的经营的,不可能出现如此众多的、没心没肺的“错误”。因此,在我看来,上述这些“混乱”并非来自《清明上河图》卷本身,而是来自我们这些观者。假如画面上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错误”,这很可能说明它们原本就不是什么“错误”,而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读懂。
在我看来,《清明上河图》卷是一部含纳了春夏秋冬四时(古人不说“四季”,只说“四时”)的画卷,有如《诗经》里的《七月》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随着时令季节的推进,排布出人世间的沧桑与繁华。
四
我这样讲,不是要当和事佬,为《清明上河图》卷的画名画意之辩和稀泥。我这样说,是基于中国绘画特殊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延展出中国画家特有的时空意识。
我在《故宫的古画之美》一书中开篇即说:“中国早期找得出画家名字的绘画,大抵上都采取了横卷的形式。”关于“卷”,徐邦达有这样的定义:“裱成横长的样式,放在桌上边卷边看的叫作‘卷’。”而竖长的挂轴、条屏,大约到北宋时代才渐渐流行。
也就是说,这种“横卷的形式”,亦即“手卷”,在晋唐之际的绢本或纸本绘画中,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形式。这种横卷或者手卷,又带来了中国人观看绘画的方式的不同:当一个观画者观赏一幅手卷时,他要用左手展放,同时用右手来收卷,于是,他能够看到的画幅,相当于双手之间的长度(约一米左右),不像现在博物馆的画展那样,把古代绘画抻平拉直,放在展厅里,以方便大家观看。因为手卷是在手中一节节地展开的,因此观者看到的画面,永远只是一个局部(这或许就是张择端特别强调局部的原因),而那展露的局部,又随着他双手的放-收动作一点点地移动,就像电影的镜头一样。所以,中国人看手卷与欣赏西方绘画不一样。西方的油画,无论画幅多么巨大,都是一览无余的。观者的目光可以覆盖绘画的全部,因此对油画的观看是一种“共时性”(synchronic)观看,而中国人对于一幅手卷的观赏则不是“共时性”的,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里一览无余,而是“历时性”(diachronic)的,就像我们今天看电影那样,要经历一个时间的跨度才能完成,因此我把手卷称为古代的“电影”。
中国古代许多绘画长卷,里面都包含了一个时间的长度,这使绘画长卷有了很强的叙事性,可以完整讲述某个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们不是像一张照片、一个镜头,只抓取瞬间的影像,而是像电影(纪录片)一样,记录了一个较长时段的影像。西方古典绘画,无论其透视学多么发达,也只描绘一个“3D”(三维)的世界,只能包含事物的长、宽、高,而中国古代绘画,不只是“3D”(三维)的,更是“4D”(四维)的,那多出来的一“D”(一个维度),就是时间。至于哪种绘画更加优越,已经无须多言了。这正是中国古代艺术赋予我们文化自豪感的原因之一。因此,只有通过“历时性”的观看,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内容,否则,画中的人物(如《洛神赋图》卷里的曹植与洛神、《韩熙载夜宴图》卷里的韩熙载)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对时间的暗示为什么不一致,就显得不可理解了。
因此,当我们面对长达5.28米、包含着684个人物、122座房屋、29艘船艇的《清明上河图》卷时,我们不应当仅从“规模宏大”的意义上去理解它,而且要把它放在“历时性”观看的原则下去解读。也就是说,这一长卷的长度,所展现的不只是物理的长度,还是时间的长度。它是一部电影,更准确地说,是一部纪录片。就像《韩熙载夜宴图》卷的镜头从夜宴初起持续到意兴阑珊,就像《洛神赋图》卷的故事贯穿了相遇与别离一样,这部名叫《清明上河图》的“纪录片”,记录的不是某一天(如清明节)的生活,而是包含了一年的四时,记录了汴河两岸各阶层百姓的劳作与生息、光荣与苦难。在此,我不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卷首的枯木寒林,描绘的是一片荒芜的冬景;从踏青返城的队伍(轿上插柳是清明节的标志)到木船在汴河中平稳航行,杨柳依依,春水漫漫,是清明前后的图景;从水流湍急的虹桥一直到画尾,是喧嚣热闹的夏日(当然,《清明上河图》卷的时节转换是渐变的,不宜寻找一个准确的地标,在此姑妄言之);而长卷在赵太丞家附近戛然而止,结束得甚为唐突,我相信《清明上河图》卷的结尾是被截去的,而那截去的部分,应当是汴京城的秋天。
五
关于《清明上河图》卷尾是否有被截去的部分,也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郑振铎认为:“这个长卷到了这里截然中止,令人有‘不足’之感。”孙机说:“(《清明上河图》卷)经过一处十字路口,画卷就戛然而止,分明是一个残卷。”余辉则认为《清明上河图》全卷基本完整,缺少的是卷首部分,约在一尺以内,“由于该卷在北宋装裱后又经过数次重裱,这种被装裱师数次切边造成卷首、卷尾有残缺的现象是比较多见的,树干虽有残缺,但树的重心特别是树枝纷纷向画幅内斜倚,显然,这里已经是结尾了。”
在这里,我与余辉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清明上河图》卷尾是被裁切截断的,因为《清明上河图》卷从荒疏到繁密,从寂静到热烈,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无论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卷当作一首交响曲还是一部电影,它的整个叙事是有节奏、有线条感的。这个节奏,在整幅画卷进入到高潮部分的时候突然中止,这是不正常的。赵太丞家门口的街巷,怎么看怎么不像整个长卷的结尾。至于余辉说到“树枝纷纷向画幅内斜倚”,那也只是整棵树被截去一半之后的残余姿态而已,并不像是画家有意的收尾。
之所以说“略有不同”,是因为我认为《清明上河图》卷尾虽被裁掉了,但裁掉的部分,并不像郑振铎、孙机估计的那么多。郑振铎、孙机认为,“《清明上河图》的场面还应该向前展开,要画到金明池为止”,那样,《清明上河图》就会变成一幅没有边际、包罗万象的超级长卷,是不现实的。明代李东阳一生中曾三次观览《清明上河图》卷,并且两次留下跋文。他在公元1510年所写的跋文上已经写明了,《清明上河图》“长二丈有奇……其卷轴完整如故”,也就是说,李东阳看到过《清明上河图》的“完整版”,它的长度是二丈多,按明代一裁尺约合今34.1厘米计算,二丈就是682厘米,“二丈有奇”,有可能达到7米多,比目前残存的5.28米《清明上河图》卷要长1米多。
如此算来,《清明上河图》卷是少了一段的。至于它何时被截断,为什么要截断,已经无法知道,那被截掉的一段,也在岁月中消失了。被截断的长度,不算长也不算短,大约1米多。那消失的1米多,很可能就是一段被裁掉的秋天。有了那个秋天,汴河岸边那座大城就有了完整的四季,画中因季节而出现的矛盾,都因为我们把时间尺度由“一天”放大到了“一年”,而不再成为矛盾。
《清明上河图》容纳了汴京城一年中的季节变换,它可以是某一个特定的年份,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年份。假若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卷首和(已消失的)卷尾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闭环,像一圈完整的年轮,让汴京城的春夏秋冬运转轮回,永无止境。仿佛张择端已经预见了后来的灾患,于是以这样的方式,让这座喧嚣盛大、繁华耀眼的大城,在绢上得以永恒。
《光明日》( 2021年10月22日13版)
: 光明网-《光明日》
清明上河图的推荐文章3:《梦华录》:好一幅清明上河图
:张冬梅
近日,制作精良的古装剧《梦华录》开播,引爆国内电视剧市场。这部由刘亦菲和陈晓主演的古装爱情剧,自开播以来总播放量已超过10亿次,目前豆瓣评分8.8,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爆款古装剧。
从《救风尘》到《梦华录》
不同于以往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爆款网剧,《梦华录》的部分情节于关汉卿的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简称《救风尘》)。
关汉卿是我国最有名的元代戏曲作家之一,与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人们耳熟能详的《窦娥冤》《单刀会》《望江亭》均出自他手。关汉卿擅长刻画女性人物形象,他一生创作杂剧60多部,今存18部,其中以女性为主角的旦本戏便占了12部。他笔下塑造的女子个性鲜明、千人千面——恪守贞节孝道的窦娥、心高气傲的杜蕊娘、才思敏捷的谢天香、温柔端庄的王瑞兰、敢作敢当的谭记儿……她们境遇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具有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和反抗精神。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讲述了一个“女子救女子”的故事。剧中的汴梁歌姬宋引章,轻信富家子弟周舍的甜言蜜语,不顾阻拦嫁给了他。不料,她婚后受到周舍的百般欺凌,无奈之下只能通过书信向好友赵盼儿求救。赵盼儿巧用计谋从周舍手中骗得休书,成功将宋引章解救出来。
事实上,《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的故事早在2002年就曾被搬上荧屏,是电视剧《爱情宝典》的五个单元故事之一。该剧基本遵循原著情节,重点刻画了女性的情义与谋略。
电视剧《梦华录》在《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故事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拓展,对原著人设进行扩充,并增加了主人公的感情戏和事业线。《梦华录》中,赵盼儿施计解救宋引章的剧情只占全剧前几集,此后的三十多集都是原创剧情。该剧主要讲述了赵盼儿与顾千帆“双向奔赴”的爱情,以及赵盼儿与宋引章、孙三娘三人在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开茶坊的故事。
《梦华录》除了对《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的故事细节进行了更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处理,还对原著的故事内核予以最大程度的保留。剧中赵盼儿等人侠义、刚烈、聪慧、机敏的性格和神韵都没有变化。
宋代女子“北漂”图鉴
《梦华录》以赵盼儿姐妹三人的成长为一大主线,通过一幅宋代女子“北漂”图鉴,塑造了三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形象。
剧中,赵盼儿虽已脱离乐籍,但仍被许多人视为身份低贱的女子。高中探花的未婚夫欧阳旭为了另娶高官之女抛弃了她;宋引章为了脱离乐籍大费周章,遭遇了纨绔子弟的感情欺骗;孙三娘勤勤恳恳、相夫教子却不幸被休,落水轻生后获救。遭遇情伤的姐妹三人从钱塘来到繁华的东京城开茶坊,相互扶持。这种互助互爱的女性友谊,让她们在“京城居、大不易”的环境里成功立足。
《梦华录》中的另一条主线是赵盼儿和顾千帆的爱情线,“顾盼生辉CP”的相关话题多次冲上微博热搜榜。剧中两场爱情戏让人印象深刻,一场戏是衙门重逢,赵盼儿穿越拥挤的人群,透过薄薄的屏风,满心欢喜地看到顾千帆的身影。两人眼神交汇,情愫暗生;另一场戏是香云楼送别。顾千帆乘船而去,从灯火辉煌之地奔赴充满未知的未来,眼神却一直停留在目送他离开的赵盼儿身上……一人衣香鬓影、凭栏远眺;一人莲叶泛舟、默默回望,多少欲语还休尽在其中。
宋“潮”文化 气象万千
《梦华录》引发热议的一大原因,是该剧对宋代市井风貌、生活美学、历史文化充满“烟火气”的展现。该剧取名为《梦华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是一本讲述北宋都城东京风俗人情的书,描绘了北宋时期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的生活场景,堪称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在许多史学家眼中,宋代是一个文化繁荣、令人向往的朝代。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史学家陈寅恪也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江南水乡、轻舟便楫、轻罗小扇、焚香点茶……《梦华录》开场的几帧画面,就勾勒出一幅北宋钱塘市井风俗画卷。当赵盼儿一行初到东京时,夜幕下,灯火通明、烟花璀璨、商铺林立、人头攒动,一派商贾繁荣景象。她们感慨道:“东京人舍得花钱,这里又没有宵禁,大大小小的商家上万家,百行百业什么都有。”宋朝东京城的夜市熙熙攘攘,酒肆彻夜不眠,用剧中人的话说便是“富贵迷人眼”。
宋代饮茶之风盛行,茶坊茶肆遍地。在《梦华录》首集,赵盼儿就行云流水地进行了一套茶百戏表演。她宛若画匠,进行“碾茶、热盏、击拂、水痕”等表演,茶汤之上赫然浮现出一朵花的图案,引得围观群众连连称赞。茶百戏是在“点茶”技艺的基础上形成的,受到宋代文人的追捧。北宋初年的《荈茗录》中便有关于茶百戏的记录:“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梦华录》中的“服化道”和布景等水准都很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宋朝别致淡雅之美。无论是烟雨江南还是繁华汴京,都像一幅幅山水画卷徐徐展开。宋代文人生活四雅“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在剧中比比皆是,展现了气象万千的宋“潮”文化。(张冬梅)
: 海南日
清明上河图的推荐文章4:张择端的他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约1085年—1145年),字正道,又字文友,东武(今山东省诸城市岔道口村)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0年—1126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
少年时在家乡潜心读书、画画,青年时期到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游学,后改工绘事,因画艺精湛得徽宗赏识,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经考试被选入翰林图画院,成为宫廷画家。张择端绘画长于楼阁建筑、舟车桥梁、市井风情,善于构筑宏大的场景与复杂多变的构图,手法写实精细,自成一家,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存世作品有《清明上河图》《金明池争标图》等,皆为中国古代的艺术珍品。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清明上河图》局部1
《清明上河图》卷为绢本,水墨淡设色,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后幅有金张著、明吴宽等13家题记,钤96方印。是一幅表现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城市景观的画幅。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的画卷本幅上,并无画家本人的款印,确认其为张择端,是根据画幅后面跋文中金代张著的一段题记。《清明上河图》尚存,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不只继承发展了久已经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尤其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
《清明上河图》局部2
《清明上河图》 本是进献给宋徽宗的贡品。其主题主要是描写北宋都城东京市民的生活状况和汴河上店铺林立、市民熙来攘往的热闹场面,描绘了运载东南粮米财货的漕船通过汴河桥涵紧张繁忙的景象。画有587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个个形神兼备,并画有13种动物、9种植物,其态无不惟妙惟肖。这件现实主义的杰作,是研究北宋东京城市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宝贵历史资料 。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稀世奇珍,画之瑰宝。画中城郭、市肆、桥梁、街道之远近高下,草树、马牛、驴驼之大小出没,居者、行者、舟车之往还先后,皆曲尽其态。此画今存,为稀世珍品,系研究宋代都市生活以及建筑、绘画等绝好材料 。它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 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王都开封汴京时的舟船往复,飞虹卧波,店铺林立,人烟稠密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
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密,构图起伏有序,其笔墨技巧,兼工带写,活泼简练,人物生动传神, 牲畜形态,房舍、舟车、城郭、树木桥梁、河流、无一不至臻至妙,称得上妙笔神工。综数我国古代绘画,多有那种士大夫的孤芳自赏,实难找到类似“清明上河图”这样不惜以大量的笔墨,描绘数以百计的民众市俗生活与商业经济活动,将民众置于主人翁地位,并加以正确地艺术概括,这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是不多见的,就是在现代绘画中也是罕见的。
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是宋徽宗,是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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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的推荐文章5:张择端版《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北宋社会隐患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2月28日电(记者上官云)最近,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的新作《<清明上河图>面面观》受到广泛关注。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开封城内外的热闹景象,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在余辉的讲述中,《清明上河图》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性,而且隐藏着很深的思想性。张择端在表现开封城繁华的背后,揭示了当时的一些社会弊病,他以这幅画为契机,委婉地劝谏宋徽宗。
一位神秘的
《清明上河图》的是张择端。说他“神秘”,是因为他流传下来的资料和故事很少,人们只能从中得到一些零散的信息。
资料图:游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观看石渠宝笈特展上的《清明上河图》,该展共包括283件书画藏品。 中新社发 张浩 摄
在金人张著的跋文中,对张择端的生平有过一个介绍。但也不过寥寥数语,很难勾画出这位画家详细的人生轨迹。
但综合起来,可以知道的是,张择端字正道,幼年熟读诗书。在年轻的时候,游学于京师,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命运。不过,张择端后来转而学习绘画。如今看起来,这像是考试失利后的谋生之举。
张择端很有点绘画天赋,还如愿考入翰林图画院,他擅长描绘舟车、市桥郭径,细致无比,自成风格。后来,他完成了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
遗憾的是,有关张择端的下落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点资料。余辉推测,张择端生活在北宋末年,很可能在北宋灭亡后滞留北方,才会“踪迹全无”。
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
如今提到《清明上河图》,许多人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张择端的作品。他确实是“清明上河”此类题材的开拓者,不过,后世其实还有很多临摹之作或者说同题之作。
时至南宋,因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完美表现了北宋汴京的繁华街市,有传本在南宋市民阶层流传。明代,这个题材在江南成为一种专门用来表现城市生活的绘画,清代更是如此。
余辉说,在众多同类之作中,比较有名的要数明代落款为“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卷以及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卷。
《<清明上河图>面面观》书封。出版社供图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明仇英本和清院本只是借用了《清明上河图》的构图、表现程式,如果仔细比较,虽然题材、名字一致,但目的、内容却有很多不同之处。
比如,张择端版的《清明上河图》,画中街上卖的大多是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人们为挣钱糊口,十分辛苦;可到了明本、清院本,画中街上大多是售卖的是“奢侈品”,如古玩等。
名画中的北宋社会隐患
不同时期的《清明上河图》各有特点。但最知名的,无疑还是张择端这一版。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画中描绘了汴京繁华的街市、商贸、运输,也表现出一些当时的社会弊病。
这幅画大约绘于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后期。以文献记载来看,北宋时汴京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防火措施很严格:每个坊设有一座望火楼,楼下有被称为“潜火兵”的士兵守着。
然而,余辉在研究中却发现,张择端倒是画了望火楼,已经被改建成小憩亭,下面的两排兵营竟然被改作了饭铺之类。
画卷中还有很多漕船,这似乎说明了商贸的繁盛,粮食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汴京。但问题在于,那些船是私人的,并非官船:画面上,船老板坐在地上吆三喝四指挥运粮,不见官员、士兵的影子。
余辉说,当时不允许私家漕运粮食到京城,朝廷要掌控京畿一带的粮食市场。但到了徽宗时期,蔡京出了很多馊主意,买、运花石纲,没人运粮食了,私家船趁机而入,渐渐把持粮食市场,后来导致汴京粮价暴涨。
那个时候,饮酒更是成风。许多粮食被用来造酒,街上跑着运酒的车辆,酒店后码放着许多酿酒用的缸……仿佛整条街上都在为喝酒忙碌着。
张择端还来了个“黑色幽默”:画中有一家挂着“赵太丞家”牌匾的高档医馆,门口招牌上写着“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以及医肠胃病字样,表明这家主治饮酒过量造成的肠胃损伤。
“总之,开封城处在管理失控的状态,城门口连个站岗的士兵都没有。画家特意画了一群来自域外的骆驼队,扬长而去,无人看管。消防、安防、城防如此松懈,城市缺乏管理。”余辉认为,这恰恰是张择端想通过一幅画呈现北宋当时社会的状态和隐患,委婉劝谏宋徽宗解决社会时弊。
资料图:此前,重庆男子花两年半时间在崖柏上雕刻的立体版《清明上河图》完工。钟欣 摄
传世佳作的艺术性
从宋徽宗此后的行为和结局来看,张择端显然没达到目的。但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清明上河图》,却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
这幅长卷采用散点透视的技法,画面繁而不乱,描绘了汴京市郊景色、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及两岸风光、繁华的市区街道。
他说,从主题来说,张择端在画里绘制了很多并不太适合欣赏的场景,比如一些险情:漕船上的船夫正急忙放倒桅杆,想要穿过桥孔等等,但细节处理很巧妙,事态发展将转化为有惊无险,符合欣赏者的审美心理。
“毕竟《清明上河图》是让人欣赏的艺术品,绘制一个转危为安的过程,很有艺术性。”余辉觉得,对这幅名作,我们得学会“读图”,穿越到当时的时代、社会环境来剖析其思想内涵。
900多年时光已逝,也许,这幅《清明上河图》还有很多秘密,等着人们去发现。(完)
: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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