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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蒋经国健康状况的明显恶化，海内外对于他是否会效法乃父继续传子十分关注，并将焦点集中到他的次子蒋孝武身上。


　　此时，蒋孝武几乎已走遍了国民党的一切要害部门，特别是出任“国家安全会议”执行秘书，颇有走他老子旧路，由情治系统入手登上最高权力舞台的架势。


　　加上蒋经国本人对于岛内外关于他将传子的传言一直没有任何“说法”，更加重了人们的猜疑。


　　如果说，蒋经国曾一度在是否传子问题上态度犹豫，但是，经过江南命案，尤其是各界关于蒋孝武涉案的传言，却使他切身感受到岛内外的压力，特别是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只得知难而退，改变原先培养蒋孝武的计划。


1、蒋孝武其人

　　蒋孝武，1945年4月25日生于浙江奉化。作为蒋经国二子，他的地位原本并不重要，但是自从长子孝文瘫痪在床，蒋介石、蒋经国便将心血倾注在他的身上，使之迅速上升为蒋家王朝的“太子”。


　　与叔叔蒋纬国一样，蒋孝武也被蒋介石送往德国学习军事，但是蒋孝武对军事的兴趣并不浓厚，在到西德之后，竟自作主张，改进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回台湾后，他又被其父送往设在阳明山的中国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1969年，蒋孝武与瑞士籍华侨女子汪长诗在美国结婚。次年，夫妇返台。1972年1月，汪长诗为蒋家生下一女，蒋介石为其取名蒋友兰；次年7月又生下一男，蒋介石又为其取名蒋友松。但是，由于蒋孝武个性乖戾，花天酒气，风流韵事不断，导致两人感情破裂，结婚7年后两人离了婚。


　　离婚后，蒋孝武生活更加放荡不羁，终日周旋于声色犬马之中。


　　1986年4月11日，他又与出身台中县清水的蔡惠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再婚典礼。


　　蒋孝武研究生毕业后，就被其父安排到党、政、军、特各界出任秘书之职，了解国民党当局内部决策程序。


　　此后，他又插足文艺界，并从1976年7月起担任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主任，不久后又担任“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


　　由于蒋经国培养蒋孝武的意图十分明显，国民党内一批官宦子弟开始在蒋孝武的身上押宝，并集结成一股政治力量，为蒋孝武接班推波助澜。


　　在1981年的国民党“十二全”上，党务系统提出的中央委员名单中即将蒋孝武及其弟孝勇的名字列入，但蒋经国权衡再三，将兄弟两人的名字全部删去。


　　就在此时，蒋孝武涉嫌江南命案，使蒋家十分被动。


2、江南命案的经过

　　在美国旧金山市的郊区，有一个叫做大理市(Daly City)的社区。这个社区的尽头，有一条通向海边悬崖的街，名叫山望广场。就在广场临近海边的第74号住宅里，住着一对华裔夫妇，男的约40多岁，夫妻俩在不远处的渔人码头开有一家瓷器店，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


　　1984年10月15日清晨，这里的一切仍像以往一样的宁静。大约9点10分，女主人目送着丈夫从楼上下去，准备等他将车从车库中倒出来，再下楼一起驱车去海边的瓷器店。


　　一会儿，她隐约听见车库内有响动声，以为是丈夫搬动东西发出的，便不在意。可是又等了一会儿，仍听不见车子发动的声音，她便匆忙下楼想去看个究竟。


　　一进车库，她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丈夫仰面倒地，面部血肉模糊，腹部血如泉涌。她急忙返身，先拨通了要救护车的电话，然后又向警方了案。


　　然而，一切都已太晚了，受害者在送到医院时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这家的男主人是谁呢？又为什么引来如此杀身之祸呢？


　　男人便是著名作家江南，他的妻子叫崔蓉芝。


　　江南本名刘宜良，江苏靖江人。


　　1949年，年仅17岁的他只身来到台湾，先后在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政战部干部训练班”和政工干校接受特殊训练，后被派往国民党空军服役。


　　1954年，刘宜良赴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求学，随后应聘担任《台湾日》记者。1967年，他被社派驻美国华盛顿，在那里他结识了崔蓉芝，两人一见倾心，结成夫妇。后来，他辞去记者职务，申请加入了美国国籍，并与妻子迁往西部的旧金山，在大理市定居下来。


　　刘宜良对政治十分关心，并以“江南”的笔名在各大刊撰写政论文章，渐有名气。


　　1973年，他搜集大量资料，写就《蒋经国传》，次年在香港《南北极》月刊上以“丁依”的笔名连载。1975年发行单行本。后来，他又对作品进行较大修改，交由美国《加州论坛》，以“江南”的笔名发表。


　　遇刺之前，他正在搜集资料，准备撰写《吴国桢传》，内容将涉及吴与蒋经国在50年代的冲突。


　　大理市警方对案发现场进行了认真搜索，但凶手似乎是老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当天下午，有人打电话给警察，说在案发前一天，曾看到两名骑自行车的华裔男子在刘宅附近徘徊。警察随后在三个街口外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发现了两辆被丢弃的自行车。警方对留在车上的两个指纹迅速进行电脑查询，全美国没有与之吻合的。


　　就在当天，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讯监听机构，也监听到一通由旧金山国际机场打往台湾的神秘电话，通话内容为“交易已成”。


　　事后查明，打电话者为台湾来的黑社会组织“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接电话者则为台湾“国防部情局”上校副处长陈虎门。


　　警方依据江南撰写《蒋经国传》、开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的情况，断定江南案为政治性谋杀，并判断凶手可能来自台湾。


3、案件的发酵

　　江南遇刺在美国华人社会及港澳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世界各地的中文纸都对案情详加道，大多推测江南遇害当为政治谋杀，纷纷要求美国司法当局尽快破案，严惩凶手。江南的生前好友也在美发起“江南事件委员会”，推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王灵智教授为代表，致信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司法部长史密斯，要求当局尽快破案，并及时公布有关案情。


　　而在台湾岛内，国民党当局对江南案则刻意作了淡化处理，只由“中央社”发了一条百余字的简短消息，并绝口不提江南著有《蒋经国传》一事。


　　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在纽约办的《中国时》用大字标题道江南案后，不久即被迫停刊。岛内的若干党外刊物，如《夏潮论坛》，也因对江南案作了较详尽的道，被“警总”没收。


　　10月20日，美联邦调查局又截获了陈启礼在达拉斯机场打给陈虎门的电话。于是，警方正式将目标锁定在竹联帮成员身上。美国政府也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提供有关竹联帮的资料。


　　在美方加紧破案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先下手为强，发动以“一清专案”为名的大规模“扫黑”行动。


　　11月12日晚，一个警察中队包围了已逃回台湾的陈启礼的住宅，将其当场抓获。一同涉案的竹联帮“总护法”吴敦一度逃脱，后来也被警方拿下。另一涉案人、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在帮会分子掩护下潜逃出境，很久以后才在巴西落网。


　　在华人社区的大力协助下，美国警方于11月27日在加利福尼亚，寻线拘捕了当地的竹联帮分子俞大钧。


　　俞很快供认，杀害江南的凶手就是陈启礼、吴敦、董桂森3人。29日，联邦调查局和大理市警方发表声明，宜布江南命案已经侦破。当地的检察官随即签发了逮捕陈启礼等人的拘票。


　　在此情况下，台湾警方也不得不承认从“一清专案”嫌犯的口供里得知，陈启礼等是杀害江南的凶手。“新闻局”还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配合美方破案。


4、一石激起千层浪

　　然而，江南与竹联帮从来没有任何瓜葛，竹联帮何以要对他痛下杀手、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美国警方根据竹联帮分子的暗示，经过多方查找，掌握了陈启礼留下的一盘录音带，并通过新闻媒介暗示有台湾的情官员卷入此案。美方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派人赴台面审陈启礼、吴敦的要求。


　　1985年1月8日，香港《文汇》独家道内幕消息，称陈启礼在美国作案后，确实录有两盘录音带，以防国民党当局杀他灭口。


　　这篇爆炸性的消息一发表，江南命案立即峰回路转。


　　两天后，蒋经国获悉有台湾当局的情官员涉入江南命案后，勃然大怒，召集高层会议，并在会后以“总统”名义直接下令“国家安全局”速捕“情局局长”汪希苓（海军中将）、副局长胡仪敏（陆军少将）、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陆军上校）。


　　据说，他还亲自指示：


　　“务使全案水落石出，而且不论职级如何，涉案者一律不得苟免。调查完毕之后，将案情公开让民众知道。”


　　1月15日，美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称台湾“情机构人员参与其事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台湾当局显已体会到本案的严重性”。


　　22日，美国办案人员赴台面审陈启礼、吴敦，但他们会见汪希苓等“情局”涉嫌官员的要求却被台湾当局婉拒。


　　江南命案一经传出，台湾岛内各界哗然一片。


　　不仅党外人士借机向当局施压，要求制裁有关人员，钱煦等十几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也联名致电蒋经国，要求严惩真凶，否则他们将联名登，公开与当局划清界限。


　　王世宪等一批“中央研究院”海外院士还带着在海外搜集的有关资料，要求面见蒋经国，并在与蒋指派的代表“副总统”李登辉见面时，让李转告蒋，唯一的出路是“壮士断腕、大义灭亲”。


　　然而，案情至此并没有完全明朗。


5、案中案

　　3月1日晚，当美国洛杉矶华人社团正在召开“江南命案演讲座谈会”时，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是陈启礼的好友、竹联帮在美国的头目之一张安乐（外号“白狼”）；另一位则声称是替陈启礼保存录音带的人，因不愿透露姓名而被人称为“背影”。


　　张安乐在会上宣布了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消息：谋杀江南的元凶就是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


　　至此，江南命案系台情机构越洋杀人，已成定论。


　　同一天，台北地方法院也公开审理陈启礼、吴敦刺杀江南一案。4月2日，法庭进行庭审辩论。9日，法院作出判决，以“共同杀人罪”判处陈启礼、吴敦无期徒刑，同案犯董桂森在逃，待缉拿后另行审判。二人不服，提出上诉。6月3日，“高等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月4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汪希苓等三人，并在半个月后作出判决：汪希苓依“共同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胡仪敏及陈虎门因“帮助杀人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汪、胡、陈均不服判决，要求复判。5月30日，军事法庭对三人做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陈启礼、吴敦相继被捕后，董桂森知道被当局出卖，便于12月30日潜逃到菲律宾。


　　为了灭口，台湾当局派出另一黑道帮派“四海帮”老大刘伟民到菲律宾找他，董得知消息后，突然直接在刘伟民面前现身，刘伟民非常害怕，但是董桂森告诉他不要被人利用了，“看看我今天的下场，你难道不警惕吗？”然后放掉了刘伟民。


　　刘伟民只得违背当局旨意，对董桂森不再追杀。1985年9月，董桂森在巴西被捕，然后被引渡到美国。


　　1987年12月7日，董桂森看知道，刘伟民已在日本被台湾黑道分子所杀。


　　董桂森最后还声明，他对枪杀江南的行为非常后悔，同时强调杀人的动机是为了“爱国”，而不是为了钱，并表示：“案子的主凶从未受审，我不应成为替罪的羔羊。”


　　当年5月，董桂森被加州法院以“一级谋杀罪”判处27年徒刑，以贩毒罪判处20年徒刑，两罪并罚，刑期长达47年。1991年2月21日，董桂森突然在路易斯堡的联邦监狱遭刺客袭击丧生，成为江南命案中的案中案。


6、不得已的政治澄清

　　在“江南命案”中，经过舆论发酵，当时蒋经国二子蒋孝武是此案幕后黑手，已经成为当时岛内外的共识。


　　为此，蒋经国不得不出面澄清。


　　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打破沉默，第一次就接班人问题作了表态。


　　他说：


　　“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一直依据宪法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之规定，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今后亦当如此…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士继任一节，本人从未有此考虑。”


　　12月25日，蒋经国在“国民大会”上致词说：


　　“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只存在于专制和独裁的国家。在我们…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那就是，由贵会代表先生们代表全国国民来选举产生之。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等于明确表示将在自己身后结束蒋家王朝。


　　此后，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1987年夏秋，他因糖尿病引发足部末梢神经炎，医生只得为他切除一部分脚趾，甚至一度考虑截去他的下肢，以免坏死组织引发其他器官病变。手术后，蒋经国只能以轮椅代步，开始他的“轮椅治台”时期。


　　当年年底，蒋经国因糖尿病并发症，几次发作内出血，经急救后脱险，只是这一切都在蒋的官邸中进行，而蒋经国的病情又属高度保密范围，“新闻局”对外公布他的病况从来都是“喜不忧”，因而外界并不知情。


　　1986年3月，蒋经国突然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出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后升任代表），引起岛内外的极大关注。


7、身后事

　　1988年1月5日，蒋经国在病中立下遗嘱，作为政治交代。12日，他最后一次来到“总统府”办公室。


　　当天下午，他召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李焕，询问一些日常工作。李焕在简短的谈话后，劝蒋经国好好休息，以便能参加下星期的国民党中常会。


　　13日早晨7时30分，蒋经国起床后突感身体不适，并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但经保健医生检查后未发现恶化症状，经一般性保健治疗后，病人恢复平静。


　　下午1时55分，蒋经国突然开始大口吐血，迅即引发休克与心脏呼吸衰竭，为他专门成立的“特护小组”立即进行抢救，“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和台中医院院长、著名肠胃专家罗光瑞，接到电话后也迅速从台中赶来指导抢救。


　　但是，当李登辉、俞国华、李焕、蒋纬国等赶到官邸抢救现场时，蒋经国已昏迷多时。由于病情恶化太快，除了以人工心肺机进行急救外，根本来不及作任何处理。2个小时以后，蒋经国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79岁。


　　当晚8时，“副总统”李登辉宣誓就任“第七任总统”，就任后发布的第一号令，便是“遗嘱令”。


　　台湾当局并公布蒋经国立于1月5日的那份遗嘱。然而“遗嘱”并未涉及任何蒋家人物的政治安排。


　　30日，台湾当局在台北园山忠烈祠为蒋经国举行大殓仪式。


　　蒋孝武赶回台湾奔丧。2月4日，蒋孝武在当局规定的三周丧假刚满之时，即偕夫人蔡惠媚回到新加坡。


　　整个奔丧期间，他没有卷入蒋家与李登辉围绕继任党主席问题的争斗，并主动拜会时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章孝严，与这位同父异母的兄弟改善原本比较紧张的关系。


8、最后的权力斗争

　　1986年，蒋经国身体状况恶化，自感来日无多，不得不考虑接班部署，便于当年6月任命蒋纬国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蒋纬国与时任“副总统”的李登辉、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行政院长”俞国华、“参谋总长”郝柏村一起，被人称为“五套马车”，形成集体接班的态势。


　　李登辉上台后，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地位，将俞国华、李焕、郝柏村、蒋纬国一一排除出权力中心，导致蒋经国生前安排的，以蒋氏家族及其亲信重臣为核心的领导体制迅速瓦解，在此过程中，李登辉不可避免地与蒋家发生冲突。


　　当年7月7日，国民党举行十三届全会。在宋美龄的支持下，蒋家联合元老派，准备提出修改党章、增设副主席的提案，企图为蒋纬国争取副主席的位置。


　　蒋纬国本人也称：“我不争什么，但不代表我什么都不要”，显示出很强的权欲心。


　　但是，在李登辉的抵制下，拥蒋派的主张被否决，而原来内定为中常委候选人的蒋纬国，甚至连中央委员的规划名单都没有进人，只是与宋美龄一样列名于二线的“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遭到很大挫败。


　　此后，蒋纬国虽然仍担任“国安会”秘书长，但其权力基础却受到了削弱，李登辉刻意将其摒弃于国民党决策中心的意图十分明显。


　　1990年3月，台湾举行“第八届总统选举”时，国民党非主流派推动时任“司法院长”的林洋港和蒋纬国搭档，与李登辉、李元簇的组合竞争党内“正、副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2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临时全会讨论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党内提名办法时，拥蒋派提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便于林、蒋私下的运作，李登辉一方则坚持采用传统的“起立赞成方式”，双方爆发了激烈斗争。


　　直到下午，国民党中央全会才决定采用后一种方式，李登辉、李元簇经全体中央委员举手通过，顺利成为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


　　但在会后，蒋纬国仍持“候选而不竞选”的态度。25日，部分拥蒋“国代”举行家庭式餐会，决定自下月12日起，连署推举蒋纬国为“副总统”候选人。


　　一位拥蒋“国代”提出，如果林洋港、蒋纬国能以“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组合方式联袂参选，绝对比执政党提名的“双李”高明，保证可以获得150位代表连署推举，并在正式选举中居于优势。


　　3月3日，李登辉约见陈立夫、谢东闵、黄少谷、袁守谦、倪文亚、李国鼎、蒋彦士与辜振甫等8位“党国大老”，承认选择李元簇搭档参选确有不周延之处，允诺将积极进行政治体制的革新与党的改革，央请他们出面劝退林、蒋放弃“正、副总统”选举。


　　9日，林洋港宣布退出“总统”选举。就在林洋港发表退选声明半小时之后，在李登辉的授意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向新闻媒介发表《致中国国民党诸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严词批评叔叔蒋纬国“明明想当选却扬言不竞选”，并在记者问及他是否会劝退蒋纬国时回答：“有些人我连花一秒钟都觉得是多余、浪费时间”。


　　在此情况下，蒋纬国不得不于次日宣布退出“副总统”选举。这是蒋纬国在政治舞台上的最后一战。


　　经此一役，蒋家实际上却已远离权力中心，逐渐淡出政坛。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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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江南案始末：一华人作家之死，如何断送蒋经国"让儿子接班"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