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是尤为反对教条主义的，这一点在《反对本本主义》里就着重强调过。教条主义者把书本上的条条框框奉为圭臬，只会生搬硬套，当实际与预期不符时他们不去反思方法，反而拿着教条去否定实践。教员当时是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着重批判过的。


　　而如今却仍有不少本本主义者，拿着书上的、规定上白纸黑字写着的教条，在面对理论与实际相违背时，他们不顾实际情况拿着教条大肆指责批判。比如一些学校的领导为了方便管理而搞的野蛮的“一刀切”政策，不懂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高中时期，疫情严重封校时，正好赶上雨季，洗好的衣服很难干，我们不得不把衣服放在宿舍里晾，而校领导看见了，以“不美观”“不合规定”为由禁止我们这么做，丝毫不考虑当时情况下我们学生的难处；又比如，如今网络上不少年轻人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读《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哲著作，然而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与脱产性，这部分群体中的一部分教条主义者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只会机械地搬用马哲理论，因此这类人的行为往往被人戏称“辩马经”，而这样往往加深了大部分人对读马哲的年轻人的误解（误把这少数部分当作全体去对待），结果就是阻碍了马哲的普及，间接地加深资产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与其糖衣炮弹对人民思想上的毒害。


　　这些教条主义者，有三宗罪。


　　其一，脱离生产斗争，实践决心不彻底。他们的心底里，还保留着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公主病”，一方面出于朴素的责任感（或出于显摆理论高超或领导才能等）想指导生产实践，而另一方面却怕脏怕累怕麻烦，不肯真正的投入生产投入实践。他们的脱产性决定了他们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脱离实践的，结果就是非但没能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反而激化矛盾，阻碍进步。


　　其二，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比起深入人民群众，认真调查研究群众实践，将理论与群众需求相结合，他们更愿意钻进他们为自己打造的象牙塔里“兢兢业业”地啃着他们的“圣贤书”，遇到群众反映问题却反过来斥责群众愚蠢，不懂理论。在他们不得势时，仍不反思自己，只会感叹“生不逢时”，教条主义者们似乎往往抱有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想法，认为自己才是聪明绝顶的那一个。


　　其三，世界观停滞不前，却不自知。如果说前两者是教条主义者的“表”，那么他们的世界观就是造成他们这些表现的“根”。教条主义者（尤其是喜欢生搬硬套马列主义的）往往以唯物主义者自居，殊不知，他们的那一套是很机械的唯物论。他们引用理论可谓“旁征博引”，却忽略了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用一种静止、孤立的眼光看待事物。列宁的确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前提是这一理论需是科学的。他们不晓得，存在决定意识，文化、理论往往是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环境或某一特定条件下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而文化与理论能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原有的理论未必就能正确指导实践，如果理论不经过创新发展，只会因为不适应于实践所需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实践论》里早已指出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实践是得出认识与检验认识的途径，认识的目的又是为着更好地实践。而教条主义者却本末倒置。“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就是对他们最好的驳斥与治病药方。


本文标题：反对教条主义